岳府福善平施相公

岳府福善平施相公：一個尊號背後的增福財神

「岳府福善平施相公」是一個很長、也很像完整神銜的名稱。拆開來看，「岳府」容易讓人想到東嶽神府，「福善平施相公」則與華北流傳的增福相公、福善平施公十分接近。現有碑記與研究確實能把後半段連到增福財神信仰，也能說明這位神後來被放進東嶽體系；但在目前核讀的可靠材料中，尚未找到早期文獻把整串名稱逐字寫在一起。

因此，本頁不把這個登錄名硬解成一位另有出生、神蹟和專屬廟宇的新神。較穩妥的理解是：它很可能是增福相公、福善平施公在後來宗教語境中加長的尊號，而「岳府」二字反映祂與東嶽神府的關係。完整尊號何時形成、最早見於哪一科本，仍待原本或碑刻證實。

曲梁李公如何進入祠廟

明代王一鶚《增福李公祠記略》講的是一位受曲梁百姓祭祀的舊邑侯李公。碑記說他家世淄川，在「魏文帝朝」任職曲梁，關心民間疾苦，又有除妖、治水的傳說；死後，地方居民為他建廟。碑文接著說，唐代封「增福相公」，元代封「福善平施公」，明代仍以名宦祭祀。

這份文字最有價值的地方，不是讓每一則神蹟都變成歷史事實，而是保存了一條地方記憶：一位造福百姓的縣令，在死後成為祠廟主人；「增福」「福善平施」等名號，又逐漸把他的官德與賜福想像連在一起。碑記還說百姓在歲時伏臘祭祀，墓在安上村，顯示這套信仰有明確的地方空間。

後世常把這位李公稱作李詭祖。不過，碑文所寫的「魏文帝」究竟指哪一位君主、唐元封號是否真有相應詔書，都不能只靠後出的碑文一句話定案。

元代碑刻留下的另一條線索

黃景春研究增福財神時，整理出兩項重要材料。至治三年（1323）的《重修曾福相公行宮碑記》只稱「增福相公」與「福祿之神」，沒有交代姓名、籍貫和生平。稍後的《福善平施公碑記》才說祂是淄川人、仕於魏文朝、出任曲梁，並把「福善平施」解釋為「福善禍淫、稱物平施」。

兩塊碑的差異說明，神明故事並非一開始就有固定版本。前一碑有神名和祠廟，後一碑補上籍貫、官職、治水除害及封號解釋。研究者認為這些材料與明代李公碑記、後來的李詭祖故事可以互相連讀，但也明白指出：不同碑記對後唐加封的年份、封號並不一致，新、舊《五代史》又沒有相關記載。

所以，「唐封增福相公、元封福善平施公」適合寫成地方碑記保存的封號傳說，而不是沒有疑問的王朝制度史。這種分法反而讓故事更清楚：我們看見的是地方官神如何在一次次重修、立碑與講述中，獲得愈來愈完整的身分。

為什麼祂後來成為財神

「增福」最初不必然只指金銀，但福祿、衣祿、食祿都很容易與生活資源連在一起。黃景春指出，元代雜劇已讓增福神處理窮人所求的衣祿食祿，也把貴賤高下、增福延壽與善惡賞罰放進祂的職司。增福相公於是既像判斷功過的官神，也逐漸成為供人祈求福祿的財神。

元代《福善平施公碑記》又用「福善禍淫、稱物平施」解釋封號。「福善」是福佑行善者，「平施」則帶有衡量而施予的意思。這不是現代公共政策中的平均分配，更不是保證人人獲得相同財富；它屬於傳統信仰中「財與福應當配合德行」的倫理想像。

研究結語還把增福神放在東嶽大帝之下，說祂既管地獄各司，也管人間衣祿食祿、貴賤高下。這項宗教位置為登錄名中的「岳府」提供了合理背景，但仍不能取代完整尊號的直接原文。

近世財神經怎樣重講祂的故事

一份網路流通的《太上老君說九天增福財神妙經》轉錄，把增福真君寫成掌善惡與天下財帛之神，並依次說祂化身為比干、范蠡與「李氏詭祖」。經文中的李詭祖日管陽間文案，夜判陰府是非，又以「福善平施」概括其職能。

這是一種把多位文財神合為同一真君化身的宗教敘事，不是三位歷史人物本來就是同一人的證明。該網頁自述經文晚於明永樂二十年、未收入《道藏》，所據為清嘉慶年間抄本，但沒有提供抄本影像與完整校勘。因此，本頁把它當成近世財神觀念的見證，不用來補造更早年代。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轉錄雖出現「福善平施」、增福真君與李詭祖，卻沒有逐字出現「岳府福善平施相公」全稱。網路文章常把完整尊號接在李詭祖名下，但若找不到可核原本，就只能列作查找方向，不能冒充已經證實的古籍引文。

今天怎樣理解這個名稱

目前可以確定的，是華北曾有增福相公、福善平施公的地方信仰，碑記把祂與曲梁李公相連，後來研究與民間傳承多以李詭祖稱呼；元代文學與後出的財神經，又逐步強化祂掌福祿、財帛與善惡的形象。研究者所述東嶽從屬關係，也解釋了後來尊號為何可能冠上「岳府」。

尚不能確定的，是「岳府福善平施相公」整串稱號最早出現的年代與文本。它很可能指向增福財神李詭祖，卻不宜把「很可能」寫成毫無疑問。對讀者而言，這個條目最重要的作用，是保留完整稱名的搜尋入口，同時把已知的增福相公故事講清楚，把尚待尋找的那一段文獻鏈明白留下。

參考資料

• 王一鶚《增福李公祠記略》。
• 黃景春〈增福財神的信仰歷史及現狀調查〉，《民俗研究》2020年第3期。
• 《太上老君說九天增福財神妙經》近世網路轉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