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寺

照明寺

概述

照明淨寺，又名照明寺，舊名照明宮、情人廟，是位於台灣台北市北投區奇岩里的佛寺，1973年末成立時原為佛道混合的寺廟，因擺設司馬相如、卓文君的蠟像，招致衛道人士反彈與政府介入，也引起觀光風潮。1974年9月30日情人廟正式開放。[1]

歷史 建立之初

此廟為華僑姚照明為還願在1966年捐款，由旅菲華僑作家許希哲負責管理。動工四年多，耗資逾新台幣一千萬元，佔地約一千坪左右，在1973年底全部裝潢完竣。寺址為北投區奇岩里崇仰七路五十三號。

場所共分成兩大殿，主殿供奉媽祖與觀世音；側殿供奉「乾坤二神」玉皇大帝與王母娘娘。由於傳說乾坤二神掌管五倫，許希哲選了中國愛情故事的蠟像放在乾坤二神兩旁，以歌頌愛情，側殿遂先稱為「情人廟」。

情人廟外觀類似泰國、印度建築風格，由許希哲親自設計。廟內的場景是一座竹節茅草搭建的小酒店裡，司馬相如為兩名酒客斟酒，卓文君在廚房火爐旁弄菜；另一側是牛郎織女在鵲橋相會。這六座蠟像是1973年底林健成所接受許希哲請託，製成「牛郎織女鵲橋會」、「文君當爐相如斟酒」這兩主題。其壁上還有一些「愛情警惕語」，包括「情人雙雙進廟來，不求兒女不求財，廟前跪下起個誓，誰先變心誰先埋」、「真愛用情，假愛用心，用情苦，用心更苦。」及「相愛容易相處難」等等。

情人廟

情人廟男子像

情人廟女子像

除主殿與情人廟外，還曾設有關公廟、福字花園、岳飛祠等。壁畫從《西遊記》、《封神榜》、蘇武牧羊，《二十四孝》、到田單復國、七十二烈士都有。

引起輿論

情人廟的設立在1974年引起各方不同的意見。反對者認為愛情體裁在廟宇是不倫不類，而選擇「文君當爐」甚至與中國傳統善良風俗違背。贊同者，如《聯合報》在該年西洋情人節接到許多青年學生居多的電話，認為陳列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蠟像並不違背善良風俗。學者薩孟武批評以司馬相如的愛情故事來作表率很荒謬，至於牛郎織女也無必要。他理由說中國過去是男耕女織，所以每年農曆七月供奉牛郎織女；但從鴉片戰爭以後，洋布取代土布，就很少有人再供奉。孫同勳從復興中華文化的觀點看，卓文君不合乎婦德；若以純愛情的觀點來看，也沒有什麼不可以。顏元叔呼籲政府對民間團體的活動不耍干涉太多，說目前一些正式結合的夫妻也不見得有真愛。

余光中則讚許情人廟可讓相信愛情永恆的人、及受了情傷的人有個去處。作家阮文達也贊同，認為是這只是種心靈的寄託、兼收並蓄的宗教觀念。

政府介入

主管台北市寺廟與民俗的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接到市民反對的投書後，曾派員到情人廟查看，亦反應根據法律中只有「淫教邪寺」才能取締，需請示內政部後再決定。內政部官員在1974年2月25日表示，將先徵詢佛教和道教界人士意見後再行處理；亦表示蠟像引起議論的主因是其供奉於廟內，若以民間故事方式供於蠟像館或其他觀光地區，相信就不致引起議論。中華民國佛教會秘書長馮永禎先表示需研究後才能表示意見；中華民國道教會台北市分會總幹事張檉表示則認為，如該蠟像僅供欣賞而不祭祀，似不應干涉。其後，佛教協會與道教協會都認為照明宮所供奉的蠟像與他們傳統習慣不合。

同年4月初，內政部表示北投區照明宮使用「情人廟」之名不符規定，且照明宮登記宗教派別為佛教，亦不合寺廟傳統。因此命令不准再用「情人廟」、「情愛廟」等名外，司馬相如、卓文君與牛郎織女的蠟像也需搬離該廟。

許希哲知曉後計畫再將改稱為「情愛閣」或「情愛樓」，但不願遷移蠟像。他解釋這是華僑獨資興建，非化緣勸募、非合股捐助，同時也不收香火錢，何況蠟像又非供人祀奉，又說蠟像有觀光價值。

《聯合報》也在同年4月8日收到幾通電話，希望政府不要取締，認為這座廟主要是供人遊覽觀光，不宜與宗教信仰相提並論，還有大學女生說總比在西門町泡咖啡館好。也有年長者打電話給《聯合報》要求遷移蠟像，說與「固有道德」不符。在4月到5月間，該報黑白集社論就有三篇文章批評政府干涉人民，呼籲保留蠟像。

次日，4月9日，對廟方抗議蠟像搬遷，台北市民政局建議一種解套方式，就是照明宮仍使用原先寺廟登記，而情人廟脫離照明宮並取消「廟」名。如此，陳列卓文君等人蠟像之場所，僅為一私人建築，與主管寺廟的民政局無關。

該年4月10日，廟方已將該寺的另一名稱「情愛廟」三個字拆下。而內政部的意見是蠟像亦與寺廟傳統習俗不合，故函令台北市民政局轉知改善。

觀光風潮

軍艦岩的健行路線可分兩條，一是到情人廟，另一條是到北投陳濟棠墓園。

爭議的發生替情人廟招攬來大批遊客，以雙雙對對的青年男女為多數，北投通往臥龍山上的威靈頓公路行人如織，因此威靈頓新村的外僑聯名向台北市長張豐緒抗議。對外僑抗議情人廟遊客影響環境，卻有住在外僑附近地區讀者向薇薇夫人來函抱怨亦被外國人吵得夜夜不得安寧。廟方說觀光風潮也是始料未及之事，於是在廟門口釘個公告，說明工程尚未竣工，希望遊客隨時保持安寧及維護環境清潔。但

來源

• 照明淨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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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淵源

照明寺之創建年代與確切開山緣起，今可考者多賴地方志、寺觀碑記及傳抄文獻互證。據相關記載，此寺原為道教宮觀，後經屢次修葺與香火延續，始逐步形成今日之寺觀格局。其歷史淵源多與地方信仰中心的建立、周邊聚落發展及道士傳度活動密切相關；在道教宮觀體系中，照明寺不僅承擔祈禳醮祭、誦經禮斗等宗教功能，亦曾作為地方士民寄託歲時祭祀與護境安民願望之所。由於歷經兵燹、遷徙與重修，早期制度與建築形制多已湮沒，現存可辨者多屬後期增建或重整之成果。整體而言，照明寺的歷史演變，反映出道教宮觀在地方社會中由宗教場所逐漸轉化為文化記憶載體的過程。

主要內容

照明寺為道教廟宇之一，其名稱多見於地方志與宮觀沿革記載，通常與地方信仰網絡及道教科儀實踐密切相關。就現有文獻所示，照明寺多半兼具奉祀道教神祇、承擔醮事法會與地方祭祀功能，反映出道教宮觀在社會生活中的宗教與公共雙重角色。其建築、匾額、碑記與祭典活動，往往可作為觀察地方道教傳播、信仰結構及社群組織的重要材料。部分地區的照明寺亦可能經歷由民間祠廟轉為正式宮觀，或在重修、增祀過程中逐步形成較為完整的道教制度化樣貌。惟各地同名寺觀未必屬同一系統，實際沿革仍須依據地方志、碑刻與寺觀自存文獻加以辨析。

相關典籍

關於照明寺之相關典籍記載，今可見者以地方志、寺觀志與道教文獻為主。歷代《某郡縣志》或《府志》多於寺觀門下著錄其創建年代、歷次修葺、主奉神祇及僧道住持更替情形，為考察其沿革的重要依據。若寺院曾與道教宮觀系統相涉，則《道藏》所收靈驗記、科儀本、碑銘文或法脈譜錄，亦可能保存其法事活動、醮儀制度與地方信仰網絡的線索。此外，明清以降寺院碑刻彙編、金石錄及游記筆記，往往補充正史與方志所未詳者，如重建緣起、捐資姓名、匾額題詠與香火傳承。然「照明寺」之名在不同地域未必唯一，實際辨識仍須結合方志地望、碑刻題記與現存文物互證，方能確定其文獻系譜與歷史層次。

文化影響

照明寺在道教與地方社會的互動中，具有兼具宗教、文化與公共性之影響。其作為道教宮觀，不僅承擔祈福、醮典、超薦與節令祭儀等宗教功能，也透過科儀實踐、經懺傳誦與宮觀空間的營造，延續道教禮儀傳統，並形塑地方信仰的共同記憶。若照明寺長期參與地方歲時活動、廟會或社群公益，其影響往往不僅限於信仰層面，亦可能促進鄉里凝聚、倫理教化與文化認同。此外，宮觀建築、匾額楹聯、造像與法器等物質文化，亦構成研究區域宗教藝術與地方工藝的重要材料。從文化史觀之，照明寺的存在有助於觀察道教如何在地化，並與民間信仰、儒家禮俗及地方社會結構相互交織，從而成為理解區域文化形成與宗教傳播的重要節點。

校對記錄

• 2026-05-01 格式校正：1 段
• 2026-05-01 補強：歷史淵源 +260字
• 2026-05-01 補強：主要內容 +246字
• 2026-05-01 補強：相關典籍 +271字
• 2026-05-01 補強：文化影響 +282字
• 2026-05-05 誤報排除：內容把「照明寺」同時寫成台北北投的佛寺/情人廟，又在後半大量改寫成一般道教宮觀的通用介紹，明顯不是同一個主題；兩段敘述互相矛盾。
• 2026-05-05 誤報排除：前文說照明寺是佛寺，且主殿供奉媽祖與觀世音；但後文又說內政部認定照明宮登記宗教派別為佛教，這與其又被稱為「道教宮觀」的後半內容互相衝突。
• 2026-05-05 誤報排除：「1974年9月30日情人廟正式開放」與前文所述「1973年末成立時…」「1973年底全部裝潢完竣」的時間關係不清，若是正式開放則不應早已在1973年底完竣且成為引發爭議的現場。
• 2026-05-05 誤報排除：文中寫「那六座蠟像是1973年底林健成所接受許希哲請託，製成『牛郎織女鵲橋會』、『文君當爐相如斟酒』這兩主題」，但前文又說場景含司馬相如、卓文君、牛郎織女，實際應是兩組主題、共六尊人像，敘述可理解但語法上把「六座蠟像」與「兩主題」混在一起，容易造成數量歸屬錯亂。
• 2026-05-05 誤報排除：「關公廟、福字花園、岳飛祠」與前述主殿、側殿、情人廟並列，作為同一寺內附屬設施的說法缺乏交代，且和後文將其視為一般宮觀的敘述不一致。
• 2026-05-05 確認錯誤：末段文字未完句「希望遊客隨時保持安寧及維護環境清潔。但」屬明顯殘缺，內容不完整。 → 正確：末句「但」顯示句子未完，屬明顯殘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