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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

石窟是在山岩、崖壁中形成或開鑿的洞窟，也可由人工在崖壁、山體上開鑿為宗教空間。中國石窟多與佛教傳入及其造像、禮拜活動密切相關，亦有少數與道教修持、隱居和奉祀空間相連者。 宗教性的石窟常結合造像、壁畫、刻經與題記。中國除佛教石窟外，亦有道教石窟及儒、釋、道共存的窟寺，保存了宗教信仰、造像藝術、營建與供養活動的資料。在中國宗教史上，石窟最廣為人知者為北魏以降至唐代形成的大型佛教石窟群，如敦煌莫高窟、雲岡、龍門、麥積山等。石窟兼具宗教、藝術與地理環境的特徵，既是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遺存，也是研究宗教空間形態與石刻藝術發展的關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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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

摘要

石窟是在山岩、崖壁中形成或開鑿的洞窟，也可由人工在崖壁、山體上開鑿為宗教空間。中國石窟多與佛教傳入及其造像、禮拜活動密切相關，亦有少數與道教修持、隱居和奉祀空間相連者。

宗教性的石窟常結合造像、壁畫、刻經與題記。中國除佛教石窟外，亦有道教石窟及儒、釋、道共存的窟寺，保存了宗教信仰、造像藝術、營建與供養活動的資料。^註

在中國宗教史上，石窟最廣為人知者為北魏以降至唐代形成的大型佛教石窟群，如敦煌莫高窟、雲岡、龍門、麥積山等。石窟兼具宗教、藝術與地理環境的特徵，既是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遺存，也是研究宗教空間形態與石刻藝術發展的關鍵材料。

名稱與範圍

傳統文獻中的石窟一詞不只用於宗教造像窟寺。《大清一統志》記鄰水黃陵山崖半石窟中有泉。^註《水經注》卷五記石城山岩側有數口石窟，留有隱居遺跡。^註宗教性窟寺則有鑿石造佛的實例：《大清一統志》記鞏縣淨土寺又名石窟寺、石佛寺，建於後魏景明年間，佛像與窟體相連。^註

石窟可視為中國宗教空間中兼容自然崇拜、修道觀念與造像禮儀的重要類型。

分布與歷史發展

石窟開鑿的興起，與佛教自西域傳入中原後的造像需求密切相關。早期佛教重視佛、菩薩形像的供養與瞻禮，石窟提供了相對穩固、可持續的宗教場域，並能將壁畫、雕像、題記與供養活動結合。

印度佛教石窟具有支提堂、僧院窟等空間類型。貝德薩石窟有經狹窄走道進入的支提堂，以及橢圓形空間的僧院窟；巴賈石窟保留佛塔與供養者銘刻，並有與木構造結合的特色。石窟也見於其他宗教，例如象島石窟以印度教內容為主。^註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政權與地方豪強、僧團共同推動石窟營造，形成中國石窟藝術的高峰。

北朝是中國佛教石窟大量營造的時期，分布西起甘肅、東至河南，北達遼寧。雲岡、龍門、鞏縣、莫高窟與麥積山等石窟，在這一時期均有大量開鑿。遼寧義縣萬佛堂石窟約開鑿於494至510年，分東、西兩區，現存十七窟，並保存北魏地方官員開窟的題記。^註

北魏宮廷曾直接參與石窟營造。《春秋地名考略》記景明初宦者白整在龍門鑿二佛龕，劉騰其後又鑿一龕；熙平初，胡太后在伊闕口營建石窟寺。^註《資治通鑑》卷一四八亦記載這項工程，並載揚州刺史李崇上表，建議減少永寧、瑤光及石窟等工程的勞役，將人力用於明堂、太學與城闕等修繕，胡太后未採納其建議。^註

其後隋唐延續發展，石窟並逐漸由宗教禮拜場所擴展為藝術與歷史資料的聚合體。

唐代四川通江千佛岩的開鑿，自龍朔三年（663）延續至開元七年（719）。^註石窟營建在宋金時期仍有發展：陝北宋金石窟以延安為中心，主要發展於十一世紀六十年代至十二世紀五十年代，形制多見後壁佛壇窟與設支柱佛壇窟。當地題記顯示軍人參與開窟，部分石窟並與城寨相伴分布。^註

空間結構與造像

石窟的主要內容可從空間結構、圖像系統與宗教功能三方面理解。石窟多依山勢開鑿，形成前室、主室、甬道等不同空間，內部可塑造佛像、菩薩像、護法像、供養人像，並配以壁畫、題記與造像記。這些構成展示了宗教儀式、捐施關係與地方社會網絡。

石窟的空間形制因地而異。萬佛堂西區第一窟具有前庭後室，屬中心柱窟，中心柱上方雕刻釋迦佛初轉法輪的場景；河南安陽小南海石窟的中、西、東三窟則為方形小窟，各窟僅容一人坐禪。^註甘肅西和佛孔石窟現存七窟，均為平頂窟。^註

石窟圖像不僅保存宗教教義，也反映時代審美、服飾制度與社會生活。佛教石窟中常見淨土變、經變、說法圖等主題；道教相關石窟或洞室則可能更重視真形圖、經像、神仙故事或修煉象徵。

佛教石窟的造像包括佛、菩薩、護法與供養人，並可組成表現特定信仰的圖像群。通江千佛岩第六龕刻阿彌陀佛與五十菩薩，構成西方淨土變，主尊兩側分層排列聽法菩薩，龕外右側壁另有兩群供養人浮雕。^註通江佛爺河石窟第二、三、六龕可見阿修羅造像，組合形式包括群像、雙尊與單尊。^註

同一宗教題材可見於不同地區與時代的石窟。《中國長江流域的華嚴三聖造像研究》所輯圖版轉引相關石窟圖錄，列有雲南劍川石鐘山第四窟、中唐四川資中重龍山第九十三龕、北宋江西通天巖，以及南宋重慶大足大佛灣第五龕等處的華嚴三聖造像。^註

石窟中的空間朝向、光線、聲響與封閉性，也常被用以營造神聖感。

刻經與題記

刻經是部分佛教石窟的重要內容。據〈北朝《華嚴經》寫經與刻經初步考察〉轉引的《唐邕寫經碑》，北響堂山南洞窟外的《維摩詰經》《勝鬘經》《孛經》與《彌勒成佛經》四部經，均為唐邕所刻。南響堂山下層第一窟華嚴洞為中心塔柱窟，右壁與前壁鐫刻《大方廣佛華嚴經》，年代約為北齊時期的568至572年，書體為隸書；窟內另有佛會與西方淨土圖像。^註

造像題記可保存營建者、供養對象與造像時間等資訊。〈通江石窟中的獨特現象〉轉引千佛岩第二龕邊沿的造像題記，記唐乾封元年四月八日，廣納縣馬明府為夫人敬造。千佛岩亦保存造像題記、重妝題記與碑刻，反映開窟造像及後續重妝活動。^註

宗教功能

石窟兼具禮拜、供養、誦經、禮懺與修行功能。對道教徒而言，洞天空間可作為入山修真的實踐場域，象徵脫離塵俗、接近清靜之境。石窟亦常成為地方宗教活動與節令祭祀的場所，具有持續的社會生命。

道教石窟與地方信仰

道教石窟雖不如佛教石窟普遍，但道教亦曾利用山崖洞天、仙窟觀念與岩居修煉傳統，形成一定的洞天福地信仰與修行實踐。

道教方面，山岳、洞天、岩居自先秦以來即具重要象徵。道教經典與傳說中，常見仙人居洞、真人棲岩、名山洞府等敘述，反映對洞天福地的想像。

部分地區的岩洞、石龕、摩崖題刻，也曾作為道士修持、祈禳或奉祀場所。尤其在名山信仰與地方廟宇體系中，石窟或洞穴空間往往與神仙、真武、三清等信仰相互交織。

大足舒成岩是南宋道教石窟，開鑿於紹興十三年至二十三年（1143至1153）。其造像題材包括淑明皇后、東嶽大帝、紫微大帝、三清與玉皇等，並保存豐富銘文，是考察宋代道教造像與信仰的實物材料。^註

據《元明清隴南地區道教研究》轉述的調查與研究，明清時期，天水、隴南一帶的部分窟寺呈現多種信仰並存的情形。仙人崖石窟有三官殿、財神殿、老君殿與無量祖師殿等道教洞窟；甘谷華蓋寺的造像與壁畫兼有儒、釋、道及祖先崇拜內容。武山木梯寺的調查則指出，明清時期佛教造像減少，道教與儒家題材增多。同書轉述王百歲的研究，將明清隴南石窟的這類組合概括為三教合一，並指出其佛教內容總體多於道教內容。^註

西和佛孔寺與佛孔石窟的營建分屬不同階段。〈甘肅西和佛孔石窟調查與研究〉依碑記與調查考證，佛孔寺始建於北魏太和年間，唐開元三年（715）及明嘉靖年間曾重修；寺後金鼎山上的石窟則開鑿於明萬曆年間。其調查記錄七窟及四通明清石碑，原有塑像與繪畫已毀。^註該研究並指出，金鼎山上石窟寺及寺外有三清殿、玉皇殿、祖師殿、孔雀明王殿等殿宇，與山下佛孔寺諸殿分屬佛教、道教、儒教或地方信仰，反映多種信仰共存的情形。^註

宗教空間的管理與奉祀內容也會隨時代改變。據《隴東道教史研究》轉述，雲崖寺石窟群中的紅崖寺，開鑿於明嘉靖十一年（1532）至萬曆初年，明代碑記留有僧人住持的記載。該研究轉引嘉慶四年（1799）的重修碑，記有三清、九皇宮殿及奉祀真武的磨針廟，並述及住持王陽壽募化重修的經過，據此指出紅崖寺清代的營建呈現道教化趨勢。^註

文學與宗教意象

道教文獻也以石窟表現仙真隱居與修煉傳授。《雲笈七籤》卷八十八的後序，以沖和子的敘述，記其遍訪名山、步入青城燕谷石窟，遇李姓真人獲授三元之術並依訣修持的故事，石窟在此是入山求道者受傳與修煉的場所。^註同書卷七十二又以石窟泉流可見而泉源難知，比喻元氣化生萬物而難見其本原。^註

石窟亦出現在神異故事與山岳詩歌中。《太平廣記》卷四二一的趙齊嵩故事，描寫石窟中雲氣旋出、龍乘雲而起的情節。^註《華銀山志》所收〈華嚴古洞〉、〈九子靈泉〉等詩，則以誦經人、洞口白雲與石窟出泉書寫山中景物。^註

文化影響

石窟在中國文化中影響深遠，不僅塑造了石刻藝術、壁畫藝術與宗教建築的發展，也成為研究中古社會、族群交流與宗教傳播的重要窗口。其藝術風格融合中原、河西、西域與南方多種傳統，呈現高度的跨文化特徵。石窟中的題記、供養人名錄與造像記，則為歷史學、考古學與宗教學提供了珍貴資料。

在道教文化裡，石窟所代表的洞天意象，強化了山中有仙、洞中別有天地的修真觀念。後世道觀、名山勝境與遊覽文化，也常借石窟、洞府、岩穴來營造清靜幽玄的宗教氛圍。石窟因此不僅是物質遺產，也是中國宗教空間觀念的重要象徵。

學界研究與保護

石窟藝術研究關注外來宗教圖像與地方文化的互動。陝北石窟課程的報導轉述陳怡安的觀點，將早期佛教造像模仿西來樣式、其後逐漸形成地方民族特徵的變化，解釋為佛教教團在地化過程中的藝術表現。^註〈通江石窟中的獨特現象〉則認為，通江石窟在龕窟形制、造像式樣與雕刻技巧上受到北方影響，相關信仰與開窟活動經米倉道等交通路線、由漢中傳入通江，同時發展出具有地方風格及世俗生活趣味的圖像。^註

舒成岩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多次進行維修保護。^註1996年，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整理其銘文，與其他石窟銘文共同彙編為《大足石刻銘文錄》；2018年，大足石刻研究院再進行全面考古調查。〈大足舒成岩石窟調查簡報〉轉述相關研究，指出方珂認為銘文所見工匠來自廂軍系統，具有官方身份背景；張勳燎則研究道士、匠師題名的銜稱與道教紀年。^註

石窟年代的判定亦有不同看法。據《覺風佛教藝術學院‧永修精舍 2014年春夏期刊》轉述，三仙洞過去曾被視為新疆早期洞窟，馬世長在〈三仙洞年代別議〉中經實地考察重新討論，認為其開鑿於唐朝控制西域、安西都護府統領四鎮的時期，年代為七世紀至八世紀中葉。^註

出處

本條目引用 25 種資料，點開查看

《元明清隴南地區道教研究》檔案頁26–26。
《大足舒成岩石窟調查簡報》檔案頁1–2。
《北朝《華嚴經》寫經與刻經初步考察》檔案頁10–10。
《通江石窟中的獨特現象》檔案頁1–3。
《大淸一統志》,。
《水經注》,05，來源。　維基文庫原文
《覺風佛教藝事多秋冬 2013》檔案頁47–48。
《覺風佛教藝術學院‧永修精舍 2014/8月~2015/2月課程行事曆》檔案頁18–18。
《春秋地名考略》,。
《資治通鑑》,卷148，來源。　維基文庫原文
《覺風佛教藝術學院‧永修精舍 2014年春夏期刊》檔案頁28–29。
《甘肅西和佛孔石窟調查與研究》檔案頁3–4。
《通江石窟中的獨特現象》檔案頁9–11。
《中國長江流域的華嚴三聖造像研究》檔案頁12–19。
《甘肅西和佛孔石窟調查與研究》檔案頁1–2。
《甘肅西和佛孔石窟調查與研究》檔案頁6–6。
《隴東道教史研究》檔案頁350–351。
《雲笈七籖》,。
《雲笈七籤》,72，來源。　維基文庫原文
《太平廣記 (四庫全書本)》,卷421，來源。　維基文庫原文
《華銀山志》，來源。　維基文庫原文
《覺風佛教藝術學院‧永修精舍 2014年春夏期刊》檔案頁27–28。
《通江石窟中的獨特現象》檔案頁11–11。
《大足舒成岩石窟調查簡報》檔案頁2–2。
《覺風佛教藝術學院‧永修精舍 2014年春夏期刊》檔案頁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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