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CHI 4655

畢業論文

「以史識為詩」——

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學員姓名：盧真瑜

學生編號：

指導導師：陳國球教授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目錄：

1. 導論

1.1 研究動機 1.2 研究方法及研究焦點 1.3 研究對象簡介 1.4 文獻回顧

1.4.1 研究專著 1.4.2 期刊及學位論文

2 正文

2.1 清代抒情詩學的學問化

2.1.1 詩歌理論批評： 2.1.2 詩歌創作 2.2 龔自珍作為典型：以史識為詩 2.3 「史」觀與「詩」觀

2.3.1 詩與史觀 2.3.2 詩與史觀背後的心與情

2.3.2.1 尊心觀：史與心之關係 2.3.2.2 尊情觀：知識與創作主體感情的連結

2.4 在抒情詩中的體現：個案考察

2.4.1 編年詩 2.4.2 己亥雜詩 2.4.3 創作實踐：「史識為詩」在抒情詩中的體現

2.4.3.1 咏史：對社會現實觀察與反映 2.4.3.2 日之將夕：對社會潛伏危機的識見 2.4.3.3 微言大義：以史識運用典故與知識的手法 2.4.3.4 以史識為詩的目的與方法

2.5 知識與抒情：從〈己亥雜詩〉看龔自珍的史識與抒情性

對立與統一：理性、感性與史識為詩

2.5.1 2.5.2 記實與言情：在理性下的情感展現 2.5.3 詩史與自白：自敘作為抒情方法 2.5.4 形式與目的：〈己亥雜詩〉的抒情特點 2.5.5 位置與功能：「以史識為詩」的抒情意義

3 總結 4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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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導論

4.1 研究動機

龔自珍是中國文學史中一位重要人物1，也是「近代文學的開山」2，認

為他「以深遽的史識為詩」有揭示現實的理性功用；然而，王國維卻以「其言

可以情感，而不能盡以理究」3來評價龔自珍詩的感性特點。將之置放在清代抒

情傳統的詩學已有部分知識化的情況下，龔自珍正可以反映知識與抒情在清代

結合或分離的實貌。

因而，本文將會分析他的詩觀與史觀，附以他的抒情詩體為分析對象，

並將之置入清代抒情詩學的變化之中以討論他的「詩史」所具有的抒情性。

1.2 研究方法及研究焦點

本文主要選用樊克政所編《龔自珍卷 》及劉逸生、周錫䪖校注《龔自珍詩集

編年校注》之版本，輔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龔自珍全集》4。

本文將先簡述清代詩歌的潮流，然後以後人評價龔自珍「以史識為詩」為切

入，透過分析他的史觀與詩觀，結合他的抒情詩作個案考察，如其大型組詩

《己亥雜詩》，以作具體討論他的「史」、「詩」在抒情傳統下的位置與功

能。

1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頁 205 2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頁 205 3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觀堂集林》卷十九，轉引自孫文光、王世芸：《龔自珍 研究資料集》（安徽：黃山書社，1984 年），頁 172 4 （「龔自珍的著作版本紛繁，先是其有不少自刻本，如道光三年（1823）自刻本《定盦文 集》、《定盦餘集•附少作」，道光間自刻本《破戒草》等，而又多散佚，而後人所編全集至 今又有超過十個版本。當中樊克政於 2015 年所編的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龔自珍卷 》為暫時 最新，亦較全面之版本，其補全王佩諍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校點的《龔自珍全集》中些許疏失 （王佩諍校點的《龔自珍全集》為之前影響力最大亦最為通行之版本），亦參考道光三年之自 刻本而加而修正。然而由於此書為文選，對部分輯佚未予收納，故以王佩諍之版本為補充，其 它版本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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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對象簡介

龔自珍（1792-1841）是清代著名的文學家、詩人與思想家。

在衰亂將至的嘉道時期，乾清盛世所潛伏的問題當時已逐漸浮現，如和

珅因貪腐而被抄家、川陝等地的教匪之亂、東南海防危機，也突顯了當時社會

的內憂外患。而龔自珍正生於此危機漸萌的時代。他因社會背景、家學、師

承、友朋的緣故，受到不同思想的影響，如漢學、史學、公羊經學、佛學等5。

現存有三百多篇散文及近八百多首詩詞6。《中國文學史》謂之「首開近

代新詩風之傑出詩人」7，但自古評價不一8。今存約六百多首詩，均為三十歲

以後所寫，而少作多已散佚。9

1.4 文獻回顧

按孫康宜之說法：「多年來對龔自珍的研究早已成了一門顯學，研究龔

自珍的專著、年譜、傳記資料、詩話、筆記、報刊文章早已數不勝數」10。筆

者曾蒐集及閱讀龔自珍的研究及文獻，發現不少學者因留意龔氏的家學淵源與

師承，而關注他的漢學、史學和經學觀，此正與孫氏的結論：「一般研究龔自

5 參考張壽安的意見，他云： 「自珍乃段玉裁之外孫，故有其『文字音韻』的家學；又嘗治史 學，頗受章學誠『六經皆史』說之啟示；及壯歲居京師，又從劉逢祿習『公羊春秋』，是又受 常州公羊學治經重微言大義以期經世之影響。」（張壽安：《龔自珍學術思想研究》（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97 年）頁 1-3）以上可見龔氏所受的學術思想，而佛學則是由於他「幼信轉 輪」，而且於三十二歲，即道光三年（1823 年）時寫信感謝當時知名的佛教居士江沅，並向他 表明學佛之心；兼之在他的詩詞中見佛教影子，文論中具佛學因明學的形式邏輯方法，故也可 謂其深受佛學所影響。具體其與佛教之淵源，可見於陳銘： 《龔自珍綜述》（廣西：漓江出版 社， 1991 年）頁 42-59） 6 清•龔自珍著：《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頁 1-2 7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頁 37 8 近代的南社詩人柳亞子譽其詩為「三百年來第一流」（孫康宜：《文學的聲音》（台北：三民 書局， 2001 年）頁 221），但也有學者質疑他的地位，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形容其人 「涼薄無行」，其詞更為「儇薄語」。對此，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分析最為透 澈：「大抵定庵性格，熱中傲物，偏宕奇誕，又兼之輕狂」。筆者認為錢公的說法最為公正， 因龔自珍既有才學，也有其獨特傲然的稟性，兼之重情之餘又將之反映在作品中，「下筆情深 不自持」，故在感人至深，得到欣賞的同時也易招來批評。 9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頁 378 10 孫康宜：《文學的聲音》（台北：三民書局， 2001 年）頁 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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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的人都側重其作品的政治意義」11相同；亦有文論家評論是從詩詞中的藝術

特色為切入點，但相對數量較少。由於本文關注龔自珍的詩觀與史觀，故以下

只列出較有關之文獻：

1.4.1 在研究專著方面：

孫康宜在《文學的聲音》中討論龔自珍寫給妓女靈蕭一系列的自傳性情

詩，來討論他的情觀。當中，孫氏發現龔自珍的情詩是在不斷的自我體驗和述

說中，把個人內心的存在經驗逐漸公開出來的寫作過程，具有審視自我、疏離

自己存在意義的特質。12

吳曉番的《現代自我的興起——龔自珍思想的哲學闡釋》對龔自珍的自

我觀以及歷史意識作出分析，認為他的尊情、有私等思想與其自我有關。13

孫靜在《中國近代文學論集》中輯錄了他在袁行霈《中國文學史》中的

〈論近代文學〉，亦有以不同角度研究龔自珍的論文，當中討論了龔氏的評

傳、歷史哲學、「尊史」觀，文學思想及時代意義等。14

樊克政將二十篇對龔自珍的考證文章匯集成篇，結成《龔自珍生平與詩

文新探》一書，共有三個重點：考證龔自珍家世及生平事蹟；考證作品繫年與

其他問題及其郊遊；以及考證他的著作版本。15

孫文光、王世芸編的《龔自珍研究論文集》輯錄了九十年代以前對龔自

珍詩文創作的評論，以及對其生平之考辯16；而《龔自珍研究資料集》輯錄了

由 1796 年至 1820 年間，有關龔自珍的家世、生平、思想、交遊、創作等方面

的記載和評論資料。17

11 孫康宜：《文學的聲音》（台北：三民書局， 2001 年）頁 221-222 12 孫康宜：《文學的聲音》（台北：三民書局， 2001 年） 13 吳曉番：《現代自我的興起——龔自珍思想的哲學闡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4 年） 14 孫靜：《中國近代文學論集》（北京路號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 年） 15 樊克政：《龔自珍生平與詩文新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16 孫文光、王世芸：《龔自珍研究論文集》（上海：上海書店， 1992 年 17 孫文光、王世芸：《龔自珍研究資料集》（安徽：黃山書社，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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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暉的《中國「詩史」傳統》透過分析不同史料及特定歷史語境中，不

同時代中不同的「詩史」理解，以說明「詩史」的概念，並將之置放於「抒情

傳統」中加以觀察及思考。18

陳廣宏在《文學史的文化敘事——中國文學演變論集》以整整一個章節

討論龔自珍，將龔氏視為中國抒情文學的前現代轉型的一個案例。透過作品分

析及後人所賦予的現代性解讀，討論抒情文學在前現代的轉型，以重新考察中

國抒情傳統中的結構變化。19

張壽安所寫的《龔自珍學術思想研究》透過討論他的生平及思想背景，

分析他的治經態度、尊史思想、公羊學、以及他的經世思想， 從而說明他如何

建立其思想體系，為晚清學術開風氣。20

1.4.2 期刊及學位論文：

李玉珍的〈范曄「史識」對「文觀」的影響〉整理「史識」的由來，並

以范曄的史識觀及其對自己作品《後漢書》的評價，說明「史識」對「文觀」

的影響。21

魏中林在〈古典詩學的學問化問題與清詩研究〉討論了古典詩學的學問

化問題，同時亦將此概念置放在清代的文人社會及詩歌中加以研究。22

王成的〈晚清詩學的演變研究——以「今文學」與詩學之關聯為中

心〉，山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11 年。這篇論文梳理了晚清詩學中的歷

18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北京：三聯書店，2016 年） 19 陳廣宏：《文學史的文化敘事——中國文學演變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 年） 20 張壽安：《龔自珍學術思想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7 年） 21 李玉珍：〈范曄「史識」對「文觀」的影響〉，《中華科技大學學報》，第 60 期 （2014 年 10 月）， 頁 109-120 22 魏中林：〈古典詩學的學問化問題與清詩研究〉，《蘇州大學學報》，2005 年第三期，頁 53 至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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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背景、文化狀況、觀念轉變和整體演變情況，同時亦討論了龔自珍的經學批

判及其詩學思想，還有他的美學追求。23

陳夢遠的〈龔自珍的接受研究——以晚清、五四為中心的考察〉，分析了龔

自珍在生前和死後的名聲，以及晚清時期為什麼會有「龔自珍熱」的情況，並

且討論五四時期龔自珍怎樣受之前的影響而進一步被社會所接受。24

3. 正文

3.1. 清代抒情詩學的學問化

本節所論述的「清代抒情詩學的學問化」將參照魏中林的定義：「詩

學」即詩歌創作（詩歌史）和詩歌理論批評兩方面，而「學問化」即將作詩與

學問相連繫與運用25：

在龔自珍身處的時代之前，文人有「一涉筆唯恐觸礙天下國家」26的心

態。清初顧亭林、黃宗羲等人提倡通經致用，然而只是曇花一現。由於清朝是

異族入關統治漢族，其對於思想和社會風氣的箝制為歷朝之最。自康熙朝的莊

廷鑨《明史》案、戴明世的《南山案》；雍正朝的曾靜、張熙案等，均是意圖

消除漢族的抗拒思想，鎮壓反清意識。乃至乾隆一朝，朝廷苛責官吏，官吏為

23 王成的〈晚清詩學的演變研究——以「今文學」與詩學之關聯為中心〉，山東師範大學博士 學位論文， 2011 年 24 陳夢遠〈龔自珍的接受研究——以晚清、五四為中心的考察〉，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6 年。 25 「簡單地說，所謂「學問化」是指將作詩與學問連繫起來看待。學問主要由知識構成，而且 側重於「過去的」知識，但知識不能涵蓋學問，因為學問還包括對知識的運用，以知識為依托 對事理、道理的思考探求等。如果將「詩學」界定為詩歌創作（詩歌史）和詩歌理論批評兩個 基本方面的話，古典詩學的問文化具體包含這樣幾方面的內容：1.對創作主題的要求，包括修 養、積累、準備等；2.詩歌創作的學問含量，表現為用典、用事、隱括、借用前人詩意、說 理、議論、散文化、僻字、詩史等；3.學問詩——用詩來說學問；4.詩學理論對學問與詩關係的 探討；5.文人詩「以學問相高」的一種審美趣味等」. 見魏中林：〈古典詩學的學問化問題與清 詩研究〉，《蘇州大學學報》，2005 年第三期，頁 53 至 56 26 李祖陶：〈與楊蓉諸明府書〉，《邁堂文略》卷一，轉引自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 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台北：聯經出版社，2013 年）頁 463。王汎森亦在書中第八章， 透過文獻當中的刪改以及忌諱還有禁書、藏書目錄中的自我約束，說明清代文獻中可看見「自 我壓抑」的現象 ，而此風於政治上表現更為明顯。乾隆的上諭以「臣工亦從無以批鱗激切之言 奏聞者」來形容自己的臣子，可見內外臣工管束自己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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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受牽連，反而形成爭相舉報的風氣，捕風捉影、望文生義，以免殃及自身。

在這情況下，「幾乎每年都有以文字致罪」27。當時文人社會仍然流行通經之

治學方法，但致用之精神已然難尋。及至嘉道時期，許多文人仍然受之前的文

字獄所影響，不敢評議時政，逃避現實，但由於思想管制有所減弱，當時開始

出現回應現實的經世思潮，如龔自珍及其所從師的「公羊經學」均提倡文章經

世，然而終是少數。

在這種情況下，大多學者雖然承襲清初的治學方法，卻不關心當世之

務，大多缺乏經世致用的精神。此時，學術源流源於清初顧炎武的乾嘉漢學，

在上述的文化政策和社會風氣下，在許多方面影響文學，而詩學尤甚28。而李

祖陶於《邁堂文略》云：「人情望風覘景，畏避太甚，見鱔以為蛇，遇鼠而以

為虎，消剛直之氣，長柔媚之風，此於人心世道，實有關係。」29龔自珍在

〈詠史〉中形容：「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30，當時風氣亦可見

一斑。

2.1.1 詩歌理論批評：

漢學的學術思想滲透到詩歌理論及批評領域，例如翁方綱的肌理說對

「無可著手」的王士禛神韻說及沈德潛格調說的修正與別解，正是指之於包括

義理、文理的肌理，希望「理」能作為詩之本、詩之法。《石洲詩話》卷四

云：「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窮極歷代體制之變，搜討古書，穿穴異聞，作為古

律，自成一家」31；《復初齋文集》卷四《蛾術篇序》中亦言：「考據訓詁之

事與辭章之事，未可判為二途」32。因此，詩便不只是抒情、言志，亦可以用

27 出自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清代文字獄檔》，轉引自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 育出版社， 2014 年），頁 204 28 如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解釋姚鼐倡導古文時，「復與漢學溝通，而欲考據與詞章合 一」（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第 76 節（上海：商務印書館， 2012 年）。 29 李祖陶：〈與楊蓉諸明府書〉，《邁堂文略》卷一，轉引自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 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台北：聯經出版社，2013 年）頁 463。 30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347 31 轉引自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頁 205 32 轉引自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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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考據學術、明歷史得失33。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亦歸納清代的學術研

究已形成所謂的「學者社會」，故對社會風氣及不同學科有深遠影響34。

2.1.2 詩歌創作

有學人之詩在清代流行之現象及理論，許多學者已加以分析。如張健分

析了浙派的學人之詩如何從「非關學也」到「以學為本」，以及以學問為詩材

的具體表現35。在此社會氛圍下，清代詩學無可避免滲入了知識的元素。葉倬

瑋在〈文物之光的話語建構與不朽追求——論翁方綱的金石詩〉中說明在乾嘉

盛世時，文人自許文物之光，致使「考據學主宰着學術風氣。在這種氛圍下，

催生了清代獨有的考訂詩，金石詩便是考訂詩的一種」36。而葉氏引劉大杰在

《中國文學發展史》修訂版中，將翁方綱詩列入「乾嘉詩風」，說明金石詩之

中考證錯雜，是學問詩之一種。而學問詩亦於樸學盛期成為風氣37。

上文顯示了學術傳統與社會現實致令清代詩學關注的重點面向知識，而

詩學又如何在乾嘉之世進入學問與考據之中，當中學人之詩的出現，以及詩歌

批評將學問內化為詩藝的情形，正是陳廣宏所言的「作為抒情文學的詩歌領域

亦為儒家知識主義所籠罩」，說明了當時部分詩歌有知識化的現象，本為抒情

主導的詩歌中理性、知識變為其中一類主要元素。38，這亦與張健的「它使得

本來蘊含在抒情史學中的一種傾向真正獨立出來有了一種理論系統，成為與抒

情詩學相抗衡的詩學系統」39相吻合，說明以知識為核心的詩學己變成系統。

33 參考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頁 205 34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中華書局， 1954 年）頁 44-46 35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年）頁 605-621；周廣平：〈清代乾 嘉時期學人詩研究——以“嘉定三老”為個案〉（浙江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 年）；寧夏 江，魏中林：〈論學人之詩〉，《暨南學報》第三期（2009 年）頁 16 至 24。其後寧夏江在他 的著作有更詳盡的解說，見寧夏江：《晚清學人之詩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 年) 36 葉倬瑋：〈文物之光的話語建構與不朽追求——論翁方綱的金石詩〉，《政大中文學報》 （2017 年 12 月，第 28 期），頁 105 37 葉倬瑋：〈文物之光的話語建構與不朽追求——論翁方綱的金石詩〉，《政大中文學報》第 28 期（2017 年 12 月），頁 105 38 陳廣宏：《文學史的文化敘事——中國文學演變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 年） 頁 239 39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年）頁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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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氏與張氏均是說明這種以知識、義理為中心的理論系統，如何將傳統

詩學學問化，而透過討論創作主體如何運用知識，「學問」便成為當中的關注

點。張健在分析朱彝尊及浙派所強調的學問與詩的關係時，以三個方面加以歸

納：一是以學問為詩之表現對象；二是用典故作為抒情方式；三是利用對詩歌

語言出處的選擇而刻意造成某種審美風格40。及後他在整理清代詩學演變脈絡

時，將之歸納為傳統詩學系統在以情感為中心轉到以知識、義理為中心的重大

調整41。

而龔自珍正是身處於這樣的時代與社會——抒情詩學出現了學問化的現

象，而學術風氣影響著社會不同的部分。在龔自珍的詩歌裏，固然有許多學問

與知識在於其中，但被視為「別調」的他，又如何將抒情與知識結合，反而利

用知識以抒情呢？

2.2 龔自珍作為典型：以史識為詩

「史」是龔自珍其中一個最為人討論的學術思想42，而鄭吉雄、尤聖鑫

等學者亦有討論其「尊史觀」或「史」觀43。袁行霈的《中國文學史》是近年

中國大陸通行的高校教材，當中龔自珍被收於「近代文學」一節之首，云其既

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終結」，亦是「近代文學的開山」。44

40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年）頁 612 41 「詩言志的理論命題中蘊涵有情感與知識、義理的關係問題。從詩歌史看，唐以前詩歌的主 流是抒情傳統，詩學主流是抒情詩學。抒情詩學在處理情感與知識、義理的關係中，顯然是以 情感為立足點，以情感涵攝知識和義理。這種詩學傳統在面對宋詩這一「以學為詩，以理為 詩」的異質傳統時，就發生了認同危機。翁方綱將其詩學的立足點由以情感為中心轉到以知 識、義理為中上來，並以此來接納宋詩傳統。這種立足點的變化是傳統詩學系統的重大的調 整。這種調整意義重大，它使得本來蘊涵在抒情詩學中的一種傾向真正獨立出來有了一種理論 系統，成為與抒情詩學相抗衡的詩學系統。但是抒情傳統的力量是巨大的，翁方綱的詩學提出 後很快就受到袁枚等人的批判。後來的宋詩派就試圖在理論上進行調整，強調性情與學問的統 一，正是他們向抒情傳統靠攏的表現。」（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 1999 年）頁 724-725 42 如張壽安在其著作中已討論不少。見張壽安：《龔自珍學術思想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 社， 1997 年 43 見鄭吉雄：《龔自珍「尊史」思想研究》，台大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6 年；尤聖 鑫：《龔自珍經世思想之變易史觀》，輔仁大學碩士論文，2011 年 44 認為龔氏是中國古典文學之終結者，有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的《中國文學史》，書中將 龔氏列為鴉片戰爭以前的文學的最後，與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一樣，認為他 是清中葉的文學的殿軍；而將之視為近代文學的開山的，則有游國恩主編的高等學校統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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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用以說明龔自珍詩歌中如何「撕下「盛世」的面紗，把清王朝統治

的腐朽沒落形勢，清晰地揭示給世人」而「具有警世、醒世和驚世的力量的」

45，是「以深邃的史識為詩」46。於此，「史識」明顯是評價龔自珍的一個重

點。「史識」出自唐代史學家劉知，他系統地提出史家應兼備才、學、識三長

47：

「《舊唐書ꞏ劉子玄》傳云：

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已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

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

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

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梗楠斧斤，終不能果成

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添

翼，善無可知，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復古已來，能

應斯目者，罕見其人。」48

按照這個看法，「史識」需要能「斷其義」以「好是正直」，即擁有鑒

別、分析、評價歷史的觀點，同時亦需要「善惡必書」，需有反映正確的歷史

事實的態度、原則和立場，以達到「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的目的。因此，這

牽涉到認識、分析的能力，需能分辨「闕之不足為少，書之唯益其累」，才能

有「史才」而可叨居史任。

《中國文學史》。北大中文系於 1955 年所化編的《中國文學史》都持此說。見袁行霈：《中國 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頁 392 45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頁 378 46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頁 378 47 而章學誠加以補充此三長，認為「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 （《文史通義•史德》），「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徵實存乎學」（《文史通義•說 林》） 48 轉引自姜勝利：〈劉、章《史識》論及其相互關係〉，《史學史研究》，1983 年第三期，頁 55-59

頁 11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在筆者翻查的典籍中，發現文學史中很少用「史識」評價龔自珍49。但

游國恩、張其昀等人需要描述龔自珍的作品與時代之關係時，卻有不少使用

「敏銳的眼光」來說明他詩中的特點，如游國恩：「他在鴉片戰爭前夕，以其

銳敏的眼光和批判的態度，向腐朽的清王朝和官僚士流社會進行了大膽的揭露

抨擊……發生了深遠的影響」，而張其昀則以「具有敏銳的眼光，能負起時代

的使命。因為作品是不能超越時代或脫離現實」來加以評論50。

如此看來，似乎「敏銳的眼光」與「史識」有一定關係，它與上文所言

的「鑒別、分析、評價歷史的觀點」相似，均為作品如何發現現實、選擇性地

將之呈現、批評，以求達到對時代有所影響的目的。

但何謂「以史識為詩」？袁行霈所編的《中國文學史》並無加以討論。

當筆者在搜尋兼含「龔自珍」及「史識」的論文51，亦一無所獲。然而，當只

查找「史識」，卻有少量結果，當中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李玉珍的一篇論文52。

李氏在〈范曄「史識」對「文觀」的影響〉中對「史識」的理解，有助於我們

討論「史識」與「文學作品」的關係。她以范曄的史識觀及其對自己作品《後

漢書》的評價，說明「史識」對「文觀」的影響，正是可以「融文學與史學，

融史學於文學53」，使作品具有「文史合議」，兩相交融的獨特風貌，而當

49 由於能力有限，筆者只翻查約十餘本文學史及其評傳，當中全部都没有運用史識一詞形容龔 自珍，如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林庚《中國文學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5 年）、游國恩：《中國文學史》（台北：五藍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990 年）頁 1336- 1337、張其昀等著：《中國文學史論集》（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1959 年）頁 1125 等 50 張其昀等著：《中國文學史論集》（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1959 年）頁 1125 51 筆者已在「華藝線上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兩個台灣數據庫，與「中國期刊全文數 據庫」、「萬方數據庫」、「期刊人文社科精品數據庫」、「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 庫」及「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五個中國數據庫進行搜索。 52 李玉珍認為《後漢書》「首言文意為主，首分文筆界限，首以文學審美之法撰寫歷史的傳論 贊詞，開後世的先河。發論與撰述珠聯璧合，史識與文情桴鼓相應。由此，我們可以發現，所 謂的《後漢書》在文學史上的意義，不是單從純文學文本組成的歷史視其意義，而是從集史學 與文學為一體的廣泛意義上來看待的，是文學與史學相互影響下有意義的歷史文本 」（見李玉 珍：〈范曄「史識」對「文觀」的影響〉，《中華科技大學學報》，第 60 期 （2014 年 10 月）， 頁 109-120 53見李玉珍：〈范曄「史識」對「文觀」的影響〉，《中華科技大學學報》，第 60 期 （2014 年 10 月）， 頁 10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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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史識與文情桴鼓相應54」，就使「文本具有史學和文學相互影響下的意義

55」，「不僅對歷史人物、現象加以評判，而且進行情感評價」56，並可「傳承

文學之精神於後世」57。

當理解「史識」概念之由來，以及其與文學作品之關係，回歸到袁行霈

所編的《中國文學史》的，當中雖無直接解釋何謂「以史識為詩」，但他對龔

自珍的評價，卻處處與上文「史識」概念相呼應，以下僅引四處：一是「龔自

珍面對衰世，具有深沉的憂患意識。他以當代的史官居之，激濁揚清，始終把

文學作為批評現實的武器」58；二是「在對現實問題的思考中，崇史尊史，從

歷史中汲取理性，有很高的理性自覺」59；三是「它的詩主要是圍繞社會政治

著議抒概，基本傾向是重意而多陳述的筆墨」60；四是「龔詩既是政治家、歷

史家的詩，又是真正詩人的詩」61。

上述引文結合「史識」之理解及其與文學作品之關係，筆者認為這說明

了《中國文學史》中評龔氏「以史識為詩」並非無端之筆，反而有用心所在。

「史」與「詩」本為兩種概念，但當詩人有一種針對現實的目的，而透過「史

識」的理性自覺鑒別、分析、評價，並將史與詩結合，這種「史識為詩」的詩

歌便不只是一種文學作品，而是「史與詩」相互影響下的文學與歷史文本。

在第一節清代抒情詩學的學問化中，已討論當時學人之詩、學問為詩的

時代風尚。然而，龔自珍的「以史識為詩」卻與此風尚不所盡同，亦與魏中林

54見李玉珍：〈范曄「史識」對「文觀」的影響〉，《中華科技大學學報》，第 60 期 （2014 年 10 月）， 頁 109-120 55見李玉珍：〈范曄「史識」對「文觀」的影響〉，《中華科技大學學報》，第 60 期 （2014 年 10 月）， 頁 109-120 56見李玉珍：〈范曄「史識」對「文觀」的影響〉，《中華科技大學學報》，第 60 期 （2014 年 10 月）， 頁 109-120 57見李玉珍：〈范曄「史識」對「文觀」的影響〉，《中華科技大學學報》，第 60 期 （2014 年 10 月）， 頁 109-120 58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頁 375 59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頁 375 60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頁 380 61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頁 380

頁 13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62對學問化的定義並不一致，反倒類近於張健所分析宋詩派受到抒情傳統力量

的影響，試圖調整理論，強調性情與學問的一致，以求與抒情傳統靠攏的狀

況。龔自珍透過選擇性地援引社會狀況、史實、典故等知識、學問入詩，而他

以史官自居，重意而多陳述的背後，是期望達至影響現實的史家者言的目的，

而下文的可見其亦具有回應現實的抒情意義。

2.3「史」觀與「詩」觀

2.3.1 詩與史觀

金蓉鏡在為其年譜記序時已指出他的思想上承章學誠：「定庵之學，影

接實齋，濡染雜博」63。龔自珍既尊史學，他的學問裏自然有史的影子。確

實，他的不少散文與詩歌〈古史鈎沉論〉、〈尊史〉、〈乙丙之際著議第

六〉、〈乙丙之際著議第十七〉、〈夜直〉、〈詠史〉等，都與他的史觀有

關，當中有不少有就「史」與「詩」之關係有所闡述，而亦有助於理論基礎理

解他如何「以史識為詩」。

首先是史與詩之關係：從詩之起源《詩經》觀之，龔自珍承接章學誠

「六經皆史」之論，認為「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

有人倫品目焉」64。在這裏，史已經包含了較多的內容，但不只「六經」，而

是一切皆史，而史之外並沒有語言、文字，乃至社會文化的人倫品目。「夫六

經者，周史之宗子也」65，而《詩經》自然亦是史之一種，「《風》 也者， 史

所採於民， 而編之竹帛， 付之司樂者也；《雅》、《頌》也者，史所採於士大

夫者也」66於此，他認為《詩經》屬五經之一，也是「周史之大宗也」67。而在

此理解之中，既然詩亦為史，那麼龔氏作詩時以史為方法，史識為詩，也不足

為怪。故他 1831 年時亦嘗言：「詩與史，合有說焉，分有說焉，合之分，分之

62 魏中林：〈古典詩學的學問化問題與清詩研究〉，《蘇州大學學報》，2005 年第三期，頁 53 至 56 63 （金蓉鏡在：〈定庵先生年譜外紀序〉，轉引自《龔自珍研究資料集》（孫文光、王世芸： 《龔自珍研究資料集》（安徽：黃山書社，1984 年）頁 163。 64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154 65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154 66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154 67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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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合，又有說焉」68。當中因為「作史」、「選詩」皆是「天下文獻之宗之所有

事也」69，而均是「畢觸吾心而赴吾志」70。這代表了詩與史對他來說皆能觸心

赴志，而兩者有很多相同之處，甚至其方法有所相通，故以史之目光可以寫

詩、選詩，甚至他形容「是職不得作史，隱之乎選詩」71，這代表了有史才之

人即使無法為史官，但仍能夠以其才選詩，使「其門庭也遠，其意思也譎，其

體裁也賅」72。

龔自珍一直抱此種看法來理解「詩與史」，早於 1815 年寫〈乙丙之際著

議第十七〉時，他已指出「詩人之指，有瞽獻曲之義，本群史之支流」73，這

代表詩人其實是史的一個分支。詩對他而言，本就有與史相似作用與目的。如

留心龔氏於此所用的字為「指」，即「指向、目的」之意，而所指向之「瞽獻

曲」出自《國語》之〈邵公諫厲王弭謗〉，當中箇然有「樂師獻曲」，「樂官

太師獻上民歌以考察民情時政」之意，意指詩人可以借詩歌反映現實74，但如

果留意全句，當中更有上文所討論「史識」有希望改變現實之目的：

「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

賦，曚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

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75

「瞽獻曲」位於「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與「史獻書」之間，而皆有考察

民情，諷喻朝政，知歷史得失之意；加上「瞽、史」亦可對王有所教誨，「瞽

獻曲之義」便是指出詩人與樂師、史官一樣，有透過協助君王斟酌施政，改善

社會問題和現實之義，故「詩人之指」便本為「群史之支流」，而詩人亦可以

有史官的能力和作用。而龔自珍的「史識為詩」便意味著詩亦可有史的作用。

68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196 69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196 70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196 71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196 72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196 73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32 74高振鐸、劉乾先譯注：《國語選譯》（四川：巴蜀書社， 1990 年，）頁 2 75徐元誥撰：《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2002 年）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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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他概然以「鉤沉古史」自任76，而於 1821 年寫的〈夜直〉亦有所反映，正是

「安得上言承漢制，詩成詩史佐評論」77。因此，在作詩時，亦需考慮詩中所

包含的知識和學問，是否可以如史書一樣反映社會民情，時政得失，同時詩人

又是否有史官之識見，在筆下著議抒概，以治史之態度治詩，而具「文章合為

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要求。

參考張暉《中國「詩史」傳統》第七節，他在疏理中國詩史傳統後，將

「詩史」說簡略概括為大約十七種的不同內涵，但當中最為核心的基本精神，

便是「強調詩歌對現實生活的記錄和描寫」78，以描寫、反映、記錄現實世

界，例如將杜甫般自覺以詩歌來記載重大歷史事件的行為， 甚至用以記載歷史

79。根據張氏所整理的理論，筆者認為根據上述分析，龔自珍「以史識為詩」

的特點，以及他以治史的態度治詩的史觀與詩觀，使他的部分詩作有記錄現實

的自覺，亦具有詩史的特點。

2.3.2 詩與史觀背後的心與情

2.3.2.1 尊心觀：史與心之關係

如果龔自珍只是將現實、學問、知識作為詩歌內容及對象以反映社會現

實的話，他便只是繼承中國一直以來的言志傳統。然而，「史識為詩」當中既

有代表知識、現實的史的部分，但亦有代表作家個人識力的識的部分。與單純

「言志」有所分別的是，龔自珍詩中的抒情特質十分明顯，如姚錫均形容龔自

珍為「艷骨奇情獨此才」80，劉逸生亦形容：「更有一股強烈的思想感情，撼

76 「夢夢我思之，如有一介故老，攘臂河洛，憫週之將亡也，與典籍之將失守也，搜三十王之 右史，拾不傳之名氏，補詩書之隙罅，逸於後之與典籍之逸於後之剔鐘彝以求之者。以超辰之 法，表不顯之年月，定歲名之所在，逸於後之布七歷以求之者。⋯⋯夢周公者何心，吾從周者何 學逸於後之譚性命以求之者。辭七逸而不居，負六失而不恤，自珍於大道不敢承，抑萬一幸而 生其世，則願為其人歟願為其人歟！」（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156） 77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329 78 78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北京：新華書店， 2016 年），頁 277 79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北京：新華書店， 2016 年），頁 276-290 80 轉引自劉逸生：〈試論龔自珍詩的藝術特色〉，《龔自珍（中國歷代詩人選集）》（香港： 三聯書店， 1990 年）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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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動人心」81。而這樣明顯的抒情性，是因為他的詩中不只有客觀的知識與學

問，更有作為創作主體的「我」在。他曾有感自己際遇，而寫詩曰：「貴人相

訊勞相護，莫作人間清議看」82。正是因為詩中有個人的「清議」，有批評議

論所在，詩人才強調不要用「清議」來看待他的詩作。

而這種「清議」是緣心而來的。「心」是龔自珍思想中一個十分重要的

概念，龔自珍自許「心史縱橫自一家」83，心和史的結合可以「縱橫」而「自

成一家之言」，而此處之「心」便是指出其詩中之「自我意識」，是將「史」

這種知識運之為詩的方法。這種看法同時反映在他的散文。在〈壬癸之際胎觀

第四〉中他說明「心」之作用，是有「心力」者才可「解大難，謀大事，學大

道」84。

「心無力者，謂之庸人！報大仇，醫大病，解大難，謀大事，學大道，

皆以心之力。」85

心力可以用以學大道，而這種作用也可見於〈尊史〉的「出乎史，入乎

道」86，而「欲知道者，必先為史」。如何知道、入道，便需要成為史官，而

怎樣才能為史？〈尊史〉一文亦給予解答：「心」既是龔自珍「尊史」之原

因，也是方法。因為只有當史官具有史之心，才可為史。「是故欲為史，若為

史之別子也者，毋寱毋喘，務尊其心。」依照龔氏之說法，心有其必要性與重

要性，因為只有尊心，才能使其言尊，官尊，人尊，「心尊則其言亦尊矣；心

尊，則其官亦尊矣；心尊，則其人亦尊矣」87 。但為甚麼心尊？龔氏則以「善

入」、「善出」來說明心的作用：「善入」是指能夠知道社會上的不同情況，

81 劉逸生：〈試論龔自珍詩的藝術特色〉，《龔自珍（中國歷代詩人選集）》（香港：三聯書 店， 1990 年）頁 236 82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314 83 劉逸生、周錫䪖校注：《龔自珍詩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頁 93 84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120 85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120 86 王佩諍版本為「善入」、「善出」，樊克政版本為「能入」 、「能出」，此處按王佩諍版 本。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255 87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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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有所洞察，亦能了解不同的知識，可以「言政、言掌故、文章」，而一切盡在

其掌握之中，「如其言家事」88；而「善出」則是能立於社會實際之上，能夠

憑着自己的了解，有自己的遠見，統觀全局，「眄睞而指點」89，針對自己所

把握社會情況和問題而加以指點。

在上述引文中，「心」明顯與其「自我」有關，是個人獨特的心之所

在，既是個人如何掌握知識，也是個人如何運用知識。在〈上大學士書〉中他

便強調了如何達致這種目的：

「夫有人必有胸肝，有胸肝則必有耳目，有耳目則必有上下百年之

見聞，有見聞則必有考訂同異之事；有考訂同異之事，則或胸以為是，胸

以為非，有是非，則必有感慨激奮。感慨激奮而居上位，有其力，則所是

者依所者去；感慨激奮而居下位無其非，而昌昌大言之。90」

「胸肝」即「心」之所在，心有所感，有其力，有其言，故有其面向社

會的用處，他曾批評那些一無己見，俯仰稱善的大臣是「委蛇貌托養元氣，所

惜內少肝與腸」91。他不願成為這種人，反而希望透過理解、運用自己的見

聞，以心來判斷其是非，是其是，非其非，則以個人的「感慨激奮」來行事。

此點與我們上文所分析的「史識」十分相近，「識」為「識見」，為「掌

握」，「心」是「心力」，亦是其「胸肝、耳目、見聞，以及考訂同異及判斷

是非的能力」，而兩者都牽涉至個人如何「鑒別、分析、評價」，以運用不同

的知識，以發現現實、批評現實乃至改變現實。

2.3.2.2 尊情觀：知識與創作主體感情的連結

88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255 89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255 90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187

91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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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己亥雜詩》編末有一位程金鳳女士為之寫跋，劉逸生認為此有可能為

龔自珍「夫子自道」之作92，即便不然，此跋寫於庚子年春，所以最少是龔自

珍所認可的看法，才能在其所編的《己亥雜詩》中作跋。而此跋中有兩句值得

留意：

「夫人讀萬卷書供驅使，璀璨瑰麗何待言」

「抑人抱不世之奇材與不世之奇情，及其為詩，情赴乎詞，而聲自異，

要亦可言者也。」

在此兩句中，知識乃至學問就是「萬卷書」，是供「人」所驅

使，為人所用，才可以「璀璨瑰麗」，有詩詞之美。而人之材亦需與人

之情所結合，將奇材與奇情相合，情與詞應，詞與情和，互相交融，才

能成為「聲自異」的詩詞。而這代表了龔自珍認為，或至少是認同，詩

詞中之學問需要為「人」所運用，而「人」如何驅使、運用則是與其創

作主體的材與情有關。在〈書湯海秋詩集後〉中，龔定庵表明了自己對

「詩」和「人」關係之看法：

「唐大家李、杜、韓及昌谷、玉溪，及宋元眉山、涪陵、遺山、當代

吳婁東，皆詩與人為一，人外無詩，詩外無人，其面目也完」93。

於此，可整理龔自珍對詩與詩人是懷有怎樣的態度：他認為詩與人一

致，故詩人是能夠在其詩中被觀察，在其人中可見其詩，在詩中亦可見其人。

詩與人為一，「我」作為創作主體，面目與聲音才能夠存活於詩歌內部，個人

的「材」與「情」才可以結合而成為如何運用、使用知識以及學問，而將之變

為詩詞的方法，因「我」是「抱不世之奇材與不世之奇情」，他詩中的知識與

學問能夠有「我」之「性情」與「情感」之色彩，而具有獨特的意義。

92 劉逸生：〈試論龔自珍詩的藝術特色〉，《龔自珍（中國歷代詩人選集）》（香港：三聯書 店， 1990 年）頁 238 93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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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而另一值得留意的是，「感慨激奮」作為個人感情、感受、甚至是受到

外在世界的刺激而在個人內心的反映，有其「發憤以抒情」的現實作用。早於

1817-1820 年，龔自珍於〈宥情〉一文中，已透過甲乙丙丁戊五個角色，說明不

同關於情的看法，並在討論中互相辨析。文末時主角龔子，即作者雖受情所

襲，云「陰氣沉沉而來襲心，不知何病」94，但最後亦表明不論甲乙丙丁戊乃

至其他人與聖人對情有何看法，他是取寬宥的態度：「姑自宥也⋯⋯作宥情」

95，以宥情為自己的選擇。文中有一情節相當意味深長，就是當他發現自己自

求於心而發現自己得病時，「龔子又嘗取錢枚長短言一卷，使江沅讀」96，當

他發現自己受情所襲而「以讅江沅」後，竟又拿出「長短言」給江沅讀，而江

浣讀後感到「聲音瀏然。如擊秋玉。予始魂魄近之而哀，遠之而益哀，莫或沉

之，若或墜之 」97，隱約指出詩詞為抒情的方法和宣洩之途徑。

在此，情感並不一定因文學作品而起，但兩者卻有一定程度的感通與感

召，同時，亦可看出此為情感宣洩的途徑。在視察龔自珍的情感與「長短言」

時，他在 1831 年至 1835 年間所寫的〈長短言自序〉亦有說焉：

情之為物也，亦嘗有意乎鋤之矣；鋤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

已，而反尊之。98

上文由鋤情、宥情到尊情，說出三者的關係。龔自珍最後自言其詞是

「其殆尊情者耶」99，是自供狀的「爰書而言矣」100。他曾有數次戒詩而又破

戒寫詩的經驗，於此又言要鋤情，鋤而不得才宥之、尊之，其實詩詞與情感在

作為創作主體的他眼中看來，便已有所等同，而就代表了詩詞，又或抒情詩體

對他的作用。陳廣宏對此有一清晰之說明101。

94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54 95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54 96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54 97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54 98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200 99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200 100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200 101 「⋯⋯進而由宥情提倡尊情，運用「無住」，「無寄」等佛學概念，認為這種先於外在事象指 涉而存在的生命情緒雖難以名狀或執定，卻可以通過「暢於聲音」而予以宣導，無論其合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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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抒情詩體對他而言，既是用以抒發議論的「感慨激奮」，亦可以是宣導

某種存在於生命本質的情緒的「生命哀情」的方法，「莊騷二靈鬼，盤踞肝腸

深」102，甚至兩相結合，使「史識與文情桴鼓相應」103，議論與情感相互交

容。而更進一步， 「知識」與「抒情」結合之餘，作家的內在生命本質以及情

感，如「感慨激奮」，便會影響如何解釋、說明及運用「知識」。因此，上文

所言的「以史識為詩」、「詩史」傳統，在他的作品之中，便兼備「知識」與

「抒情」的面貌。

2.4. 在抒情詩中的體現：個案考察

第一、二節既已分析了龔自珍在當時社會的時代潮流、「以史識為

詩」，亦說明了「詩史」傳統的特質與條件，參考張暉對明清之際「年譜」、

「編年」與「詩史」的討論，並考慮到龔自珍是少數有意識為自己的詩歌作注

與註明年份的詩人。在此情況下，本文將先說明其自作注的大型組詩《己亥雜

詩》及編年詩，再以他的文學作品為討論對象，考察其「史識為詩」在抒情詩

中的體現。

2.4.1 編年詩

龔自珍生前自編的詩集，多已散失，只有《破戒草》、《破戒草之餘》

及《己亥雜詩》較完整地流傳下來。相較於其它作家，龔自珍有意識地為自己

部分的詩留下「解碼」的方法，如〈雜詩，己卯自春伹夏，在京師作，得十有

四首〉、〈九月二十七夜夢中作〉、〈乙酉除夕，夢返故廬，見先母及潘氏姑

母〉等，在以上數例中，可看出龔詩中有不少皆有在詩題中點明時間與事情，

用詩以為記載與編年。劉逸生、周錫䪖的《龔自珍編年詩注》以「而且對於中

國近代政治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也是重要的材料」104來形容他的編年詩，

否，他只是將他的這種「倚聲之作」，視作為情所困者的自供狀寫就出來。」（陳廣宏：《文 學史的文化敘事——中國文學演變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 年）頁 244 102 〈自春徂秋，偶有所觸，拉雜書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 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363 103 李玉珍：〈范曄「史識」對「文觀」的影響〉，《中華科技大學學報》，第 60 期 （2014 年 10 月）， 頁 109-120 104 劉逸生、周錫䪖：《龔自珍編年詩注》（淅江：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5 年）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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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又以「在研究當時變革和反變革的鬥爭中，這又是龔氏給我們保存下來的一則

很好的材料」105來形容〈十月廿夜大風，不𥧌，起而抒懷〉，這可以看出他有

反映現實的特質，故可以以詩證史。

2.4.2 己亥雜詩

劉逸生在《龔自珍詩選》之序中這樣說明： 「《己亥雜詩》是很值得注

意的大型組詩。他是龔氏晚年的着力之作，有很高的藝術性，也有很重要的研

究價值。」106《己亥雜詩》是龔自珍一而再三戒詩又破戒後所寫的作品，此組

詩共三百一十五首，均為沒有詩題的七言絕句，在道光十九年（即公元 1839

年）四月。二十三日隻身出都開始，至翌年臘月二十六日抵海西別墅寫成。全

組詩寫作時間不足一年，但當中包含被回鄉期間的所見所聞、所知所感，以及

生平、著述、思想發展、政治主張、宦跡、交遊等，都在詩中有所記錄。同

時，「《己亥雜詩》佔了現存龔詩一半以上，而且有着嚴密的系統性，寫作目

的又是明確的，因此他對於我們研究龔自珍戰鬥的一生固然有重要的史料價

值，便是對於研究鴉片戰爭前夕的中國社會，也有一定的參考作用。」107根據

這種看法，這裏的詩歌的確有反映現實、回應現實、甚至有助說明當時社會現

實的參考作用。

2.4.3 創作實踐：「史識為詩」在抒情詩中的體現

不論「詩史」還是「以史識為詩」，「現實」均是一個重要的材料，是

否能真實反映社會與生活，以詩為史，承載記錄歷史的功能，其實就是詩歌如

何面向現實。上文所析的「以史識為詩」概念即是否以「鑒別、分析、評價歷

史觀點」之識力，運用不同的知識與學問材料為詩，令作品能夠發現現實、選

擇性地將之呈現、批評，以求達到對外在世界有所影響的目的。以下將於其編

年詩及〈己亥雜詩〉中選取數首加以辨析：

105 劉逸生、周錫䪖：《龔自珍編年詩注》（淅江：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5 年）頁 6 106 劉逸生著：《龔自珍己亥雜詩注》（北京：中華書局， 1980 年）頁 2 107 劉逸生著：《龔自珍己亥雜詩注》（北京：中華書局， 1980 年）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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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2.4.3.1 咏史：對社會現實觀察與反映

〈咏史〉108

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

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此詩作者寫在道光五年，當時作者因母喪而客居昆山，身在東南金粉地，然而

他環顧四周，身邊所謂名流皆是恩怨重重但求私欲之人，當時社會上只有幸

臣、營營役役的小人及奸佞能夠身居上位掌控朝政，而文人因文字獄而不敢發

言，即便著書立說也只為謀生。而即使是田橫這樣的義士，歸來亦未必為世所

容及所用。

此詩雖然名為〈詠史〉，實則卻是傷時而作。作者透過他的史識，掌握

到當時富庶的東南地區內裏的社會問題之成因與問題，加以諷刺。當時社會上

許多人因不學無術而能得高位，或者擁有學問，但無法幫助國計民生，而這些

人充斥着朝野上下，互相爭鬥，雖有「萬重恩怨」，但並非君子為天下之爭，

也並非關係到社會民生，而是因個人恩怨而相爭奪。這種觀察須先透過作者的

個人識力，留意社會現實當中的權力變化關心社會民生，從而整理、分類再援

引相關典故入詩，才能將之呈現在讀者眼前。例如龔自珍用「牢盆」此漢代特

製的煮鹽器具代指鹽鐵官吏，而中國東南方正是產鹽的地方，他便在選用此典

故時有所鑒別。如果以史家筆法思考：社會只是「金粉」地，文人沒有風骨，

著書只是為謀生。龔自珍「避席」一詞虽用得委婉，但已有一字褒貶，背後對

文字獄的不滿卻隱隱躍於紙上，暗示他對文人因為文字獄而心懷畏懼，不敢面

對社會政治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之感。

再引詩人另一首《詠史》為例，當中亦有相似看法，「猿鶴驚心悲浩

月，魚龍得意舞高秋」109，正是他總結清代社會上文人思想受壓制的情況，而

108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347 109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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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令剛直清議，願意經世致用的士風不振，佞幸之人偏卻官居要職得以弄權。而

在他寫〈咏史〉時，他的史識在散文亦展現了相近觀察，如〈績溪胡户部文集

序〉中，認為許多人為書若干只是條其義法，「劇論其業之苦與甘」110，但偏

可以強名為文章，正是與詩中文士只因生計而著書，而非發之議論、針對社會

「求建置，辨沿革」相符。作者運用不同的史例，在詩中既發表議論，同時亦

譏諷朝政；如團扇才人既代表宮中女宮，而「團扇」亦指涉《團扇歌》，即指

出王珉等終日談玄說佛，完全不懂政事但卻身居要務的親貴子弟。而龔自珍在

文末鑒別、分析之識力，使他選擇以田橫為例，既論述當今社會缺乏忠義之

士，亦呈現了現時社會不變革的話，根本連像田橫門客般的賢人也無法容納的

問題

2.4.3.2 日之將夕：對社會潛伏危機的識見

〈雜詩，己卯自春伹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其十二111

樓閣參差未上燈，菰蘆深處有人行。

憑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靄生。

此詩在己卯年（1819 年）所寫，當時龔自珍第一次科舉失利。此詩借景

寓意，透過描述「忽忽中原暮靄生」之景象，樓房高底不一而沒有人點燈，而

蘆葦等植物深處有人隱約行走，而此時的中原已經有傍晚的雲氣生起，而即將

彌漫四處，從而指出清朝統治將日益沒落。1812-1816 期間，龔自珍寫成〈尊

隱〉一文，文中所描述的「日之將夕」，正與詩中有所呼應。先引〈尊隱〉：

「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吸飲暮氣，與夢為鄰，未即於

床。」112龔自珍描述將要黃昏的時候，風驟然吹至，而周遭一片迷濛悲慘之暮

氣。兩者所描寫之景與意皆相似。

110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162 111 劉逸生、周錫䪖校注：《龔自珍詩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頁 47 112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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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時為嘉慶年間，上接乾清盛世，許多人仍以為是太平盛世，但危機已隱

隱迫近。一直以來文字獄及思想的箝制，令許多文人但求明哲保身，不求文章

經世致用。如同一組詩其三云：「蠹魚無數訊平安」113，當中隱隱指出蠹魚作

為書本中的蛀蟲，但卻一切平安。

此現象同時存在於當時的科舉制度。在該詩其二，作者引用莊卿珊的話

表明社會不接受追求高古的科舉文章，所以考試應該遷就考官的品味，「文格

漸卑庸福近」114才較容易考取進士，這種「太平盛世」發展下去，只會令有識

之士都不敢發言，歌舞升平之下是千瘡百孔，日漸腐朽的社會。

其二末句亦指出當作者在二十四五歲時寫的一組主張變革的政論《乙丙

之際箸議》，並不被世人所接受，所以親近的人「勸我狂刪乙丙書」115。但

《乙丙之際箸議第九》正點出當時並非盛世，而是「衰世」，「衰世者，文類

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116。作者透過個人的識見，洞察當時平靜

的社會底下所彌漫的氛圍與危機，〈尊隱〉當中形容當時的社會是有不能任用

人才，而《乙丙之際箸議第九》也云「左無才相，右無才史」117， 社會上根本

沒有任用真正有才能的人。他形容具有「古先冊書，聖智心肝，人功精英，百

工𣁽杰」118等才學與能力的君子生在山川與郊外，當他前往京師，京師不但因

不識人才而不受，更說這並非有材之人，所以君子便入山，而朝庭則寡助失

親，情況越來越壞，就如夜之漫漫，甚至會有「山中之民」乘時而起。龔氏選

擇將他散文所描述的社會潛在而有問題的現況及比喻，透過比興手法入詩，從

而反映社會現實的情形，正可以反映其史識如何分析、判斷當時社會上潛在的

危險，發現問題並將之呈現在詩中。

2.4.3.3 微言大義：以史識運用典故與知識的手法

113 劉逸生、周錫䪖校注：《龔自珍詩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頁 36 114 劉逸生、周錫䪖校注：《龔自珍詩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頁 36 115 劉逸生、周錫䪖校注：《龔自珍詩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頁 36 116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30 117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30 118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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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己亥雜詩第五十九首〉119

端門受命有雲𧘌，一脈微言我敬承。

宿草敢祧劉禮部，東南絕學在昆陵。

（年二十有八，始從武進劉申受受《公羊春秋》。近歲成《春秋決事比》六

卷。劉先生卒十年矣。）

作者在詩中有不少典故的運用，隱含着他的識見，例如他對公羊經學在

現實世界中的社會作用。例如「端門受命」出自《春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何

休注中，何休引漢儒揑造的話，是為了證明儒家學說願意幫助漢代管治，作者

在這裏引用，暗示經學應該為改革政治服務，提倡議論政治，要求變革，與公

羊經學幫助漢朝統治是有共通之處120。

「一脈微言我敬承」亦明顯可見作者的史識所在。 一脈相承所承的是微

言，「微言」既是隱微不顯之言，代表微言大義之意。今文學家主張「經學服

務於政治」，代表龔自珍希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而胡樸安以《漢書•藝文

志》為例，指出「西漢學者求孔子之微言大意於垂絕之餘，故其於六經也，皆

以通經致用為治學之準繩」121乾嘉時的公羊經學，原本不過是清代經學的一個

分支，「最初只是學術性的，並不含有變革現實的政治內容，從孔廣深到劉逢

祿皆如此」122。但是在龔自珍詩中，「公羊經學」就是「東南絕學」。因此，

作者這裏所「敬承」，亦是這種「通經致用」的傳統。

他的史識其實在於他熟知不同的學術，而「絕學」便隱含了他對公羊經學的認

同。他曾在〈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就得十有四首〉之六云：「昨日

相逢劉禮部，高言大句快無加。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123。此詩

既隱藏他對瑣屑考據之學無法改變現實的不滿，亦代表著他因為看到社會危機

119 劉逸生、周錫䪖校注：《龔自珍詩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頁 639 120 參考劉逸生著：《龔自珍己亥雜詩注》（北京：中華書局， 1980 年）頁 82 121 劉逸生、周錫䪖校注：《龔自珍詩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頁 640 122 劉逸生著：「龔自珍己亥雜詩注」（北京：中華書局， 1980 年）頁 6 123 劉逸生、周錫䪖校注：《龔自珍詩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頁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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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日益嚴重，明白自己以前從事的學問無法「經世致用」，故想透過《公羊春

秋》的微言大義，從而推行自己的變化改制主張。雖然說他只是「藥方只販舊

時丹」124，但他「托古改制」的思想，將經學變為他變法之工具，亦使這門純

學術研究的學問本質上發生了變化。作者在兩首詩中對兩門學問的態度，正顯

示他的史識是如何鑒別兩者、分析、並評價此「東南絕學」。同時，詩中亦含

有作者的政治理念和看法，他運用不同的史料和典故為詩，正是為了呈現他的

政治理念、批評時政。

2.4.3.4. 以史識為詩的目的與方法

總結以上所分析的三首詩，在龔自珍正如劉逸生所言，抱負上希望「澄

清天下」，政治上意圖「革故鼎新」，而且目光遠大，洞察先機，他的詩中可

以看見他的文論、思想，以及他的政治理念，正是與他個人認為「詩與人為

一」的詩觀相同。同時，從他所選用的典故、例子、仍至所面向的社會現實，

亦能看見他的史識所在，使得史實或社會狀況能在詩中加以反映，並且在現實

世界中影響他人。

既然「詩人之指，有瞽獻曲之義，本群史之支流」125，在龔自珍眼內，

詩本來就有諷喻時政，反映社會現實的一面，亦與史家有相似之處，同時「詩

與史，合有說焉，分有說焉，合之分，分之合，又有說焉」126，詩史之功用和

實際應用上亦可選擇相通，那麼以史官自任的定庵在這幾首詩中的史識，反映

出他的詩中既有個人抒懷的詩人之面向，亦有諷刺時弊，將社會現實加以揭露

之史家面向。他在《文體箴》中云：「雖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審而後許其言」

127。這句話指出即使現實有怎樣的情況，當展現於自己作品的時候，乃是心所

審定而願意以之為言的抉擇。因此，在此節所分析的詩歌當中，不論龔自珍是

否因為感情而決定寫詩，當他決定以「心力」作篩選，以善入善出的原則掌握

相關知識及學問，從而自身驅使、運用相關客觀資料，主觀地對現實的看法加

124 劉逸生、周錫䪖校注：《龔自珍詩集編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頁 613 125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196 126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196 127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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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以析辨，並把現實不同的部份展現於他的詩詞之中，就展現他如何運用他的史

識。

2.5. 知識與抒情：從〈己亥雜詩〉看龔自珍的史識與抒情性

2.5.1 對立與統一：理性、感性與史識為詩

知識本來只是客觀外物，但是透過詩人的主觀自我，「心審而後許其

言」128，知識亦可以有其抒情之作用。張健在討論宋詩的知識傳統與抒情傳統

時，疏理了清人王士禎的詩歌之道，並以其理論討論這兩個「并列甚至對立的

傳統」的矛盾及統一129。

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此性情之說也。揚子云

云，「讀千賦，則能賦。」此學問之說也。二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若

無性情而侈言學問，則昔人有譏「點鬼簿」「獺祭魚」者矣。學力深始能

見性情，此一語是造微破的之論。130

於此，張健以王士禎的「學力深始能見性情」點出了抒情與知識統一的

關係。而本文所討論的龔自珍，亦有相類近的情況，他的詩中有純粹抒情的一

面，如他於道光六年寫予妻子何吉雲的〈寒月吟〉。其序云：「《寒月吟》

者，龔子與其婦何歲暮共幽憂之所作也。相喻以所懷，相勗以所尚，鬱而能暢

者也。」131詩中描述了與妻子夜晚共處，賞景，以及對未來的想像。在此詩

中，作者多用白描，直白的吟咏情性，以表達對妻子的情感。

〈其一〉132

夜起數山川，浩浩共月色。

不知何山青，不知何川白。

128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164 129 張健：《知識與抒情：宋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1-16 130 〈詩問〉，《帶經堂詩話》卷二十九。轉引自張健：《知識與抒情：宋代詩學研究》（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3 131 劉逸生、周錫䪖校注：《龔自珍詩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頁 310 132 劉逸生、周錫䪖校注：《龔自珍詩集編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頁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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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幽幽東南隅，似有偕隱宅。

下南一以望，終戀杭州路。

城裡雖無家，城外卻有墓。

相期買一丘，毋遠故鄉故。

而我屏見聞，而汝養幽素。

舟行百里間，須見墓門樹。

南向發此言，恍欲雙飛去。

同時，龔自珍也有純粹學問、知識的詩，他的〈同年生胡户部⋯⋯為韻語以諧

之〉133，詩中對鄭玄有見解精確的功過判斷、是非褒貶，遣經語入詩，句句持

平客觀以抒寫其畢生經歷，有其「經生語」之一面。

然而，在以知識為基礎和以情感為核心之中，龔自珍的詩更多呈現了他

「以史識為詩」，將知識和情感融合的一面。他自言：「欲為平易近人詩，下

筆情深不自持」134、「少年哀樂過於人，歌泣無端字字真」135。在他的詩中，

往往深遽的議論和強烈的情感是結合的，所以他筆下既是「不自持」而深刻

的、諷刺的或議論性的知識，但同時亦有傷時的、哀痛的或憤怒等不同的情感

所在，致使他就像梁啟超般，「筆鋒常帶情感」136。

2.5.2 記實與言情：在理性下的情感展現

上文展現了龔詩既有學問，亦有情感流現的特點。然而，如果依從抒情

傳統看來，龔自珍的重要性在於他運用自敘文學的形式將兩者結合，而此節本

文將集中在〈己亥雜詩〉中討論。

133 劉逸生、周錫䪖校注：《龔自珍詩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頁 323 134 劉逸生、周錫䪖校注：《龔自珍詩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頁 48 135 《己亥雜詩》其一七零，劉逸生、周錫䪖校注：《龔自珍詩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 2013 年）頁 813） 136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其二十五，（北京：人民學術出版社， 2008 年），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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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己亥雜詩〉是他在 1839 年辭官後出都時「忽破詩戒」而寫。同年年

初，他寫〈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時，可看出他仍帶有渴望改革的政治理

想，留心時政，發表演論，甚至希望能夠與林則徐同行南下戒，關注社會。但

在他辭官時，因為最終無望於革新的現實，他的心態已有所轉變。他在 1840 年

〈致吴葆晉書中〉說出在他離都以後，「固未嘗有只字與一切朋舊」，不與任

何朋友聯繫。而翻查現存的記載，亦不見他在離都後有書信往來，可見其言非

虛。同時，他自言「近來胸中怕觸動哀樂事」，暗暗隱含離官對他來說並不是

沒有心理壓力和情感上的影響，但在他不聯絡一切朋友的此段時間，他卻寫了

三百多首絕句作紀錄，現先下引其言：

弟去年出都日，忽破詩戒，每作詩一首，以逆旅雞毛筆書於帳簿紙投一

破簏中；往返九千里，至臘月二十六日抵海西別墅，發簏數之，得紙團三百十

五枚，蓋作詩三百十五首也。137

中有留別京國之詩，有關津乞食之詩，有憶虹生之詩，有過袁浦紀奇遇

之詩。刻無抄胥，然必欲抄一全分寄君讀之，則別來十閱月之心跡，乃至一坐

臥，一飲食，歷歷如繪。此詩夏日必到大川店，今日固不暇也，須排比之故

也。奇遇一節，記君餞我於時豐齋之夕，言定盦此遊，必有奇遇合。何以君能

作此讖？但遇合二字甚難，遇而不合，鏡中徒添數莖華髮，集中徒添惆悵詩，

供讀者迴腸蕩氣，虹生亦無樂乎聞此遇也。138

引文第一段廣為人知，但第二段卻較少人關注。當中有兩個重點：第

一，是他認為這些詩是他這十數月的心跡，也是記錄，故歷歷如繪。第二是他

的詩取材廣泛，有憶朋友之詩，而他有意識地將自己的詩告之並寄予朋友讀

之。此兩點代表了在他面對現實壓力，他不願聯繫朋友的時候，詩是他的心聲

的出口，也是他抒情的唯一方法。〈己亥雜詩〉是龔自珍最後一次發誓戒詩後

破戒而寫成的。他之前一次又一次戒詩的情況，學術界已有不少討論，例如將

137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293 138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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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之理解為現實政治的壓力139，又或是雖然無可避免沉迷於文字，但又強烈意識

到文字的危險，而形成對自己寫作的焦慮140。而陳廣宏將之他戒詩但又自言

「然不能堅也」延伸為現實令龔自珍感到痛苦，因為無法實現超越，所以希望

戒詩，但無法超越的掙扎與煎熬又令他破戒，並且將他於「宥情」說中的「病

於其心」理解為他的生命哀情141。他在〈宥情〉一文中，已展示出「詩詞」是

他面對情感，宣洩感受的方法。〈題紅禪室詩尾〉亦云：「不是無端悲怨深，

直將閱歷寫成吟」142。這些都表明他所「歷歷如繪」的詩歌，其實與他的感受

與人生經歷有所關連，記實與言情兩相干涉，事情相通。

2.5.3 詩史與自白：自敘作為抒情方法

參考陳廣宏的看法，龔自珍將抒情詩體當作自己人生閱歷與情感的真實

記錄，便是反映他內心揮之不去的「詩史」意識，而這種意識展現在龔自珍

〈己亥雜詩〉這種自傳詩、以雜詩寫編年史的寫作形式之中。以下先討論「詩

史」與「年譜」、「編年」之關係：

在《中國「詩史」傳統》中，「詩史」說早在形成不久便與詩人年譜、

編年詩文集等有所聯繫。而明遺民錢澄之的《生還集自序》將詩歌視為自己生

平的忠實記錄了，而此後在中國「詩史」傳統才真正與「年譜」有所關係143。

139 劉逸生：〈龔自珍和他的「己亥雜詩」〉，《龔自珍己亥雜詩注》（北京：中華書局， 1980 年） 140 孫康宜：〈寫作的焦慮：龔自珍艷情詩中的自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6 年第 4 期） 141 陳廣宏：《文學史的文化敘事——中國文學演變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 年） 頁 246 142 劉逸生、周錫䪖校注：《龔自珍詩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頁 250 143 「斷自弘光元年乙酉，迄永曆二年戊子冬止，約計四載，得詩若干篇，為六卷。付諸剞劂， 目曰《生還集》，志幸也。其間遭遇之坎壈，行役之崎嶇，以至山川之勝概，風俗之殊態，天 時人事之變移，一覽可見。披斯集者，以作予年譜可也。詩史云乎哉！」錢澄之著，湯華泉校 點，馬君驊審訂：《藏山閣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 年）之《藏山閣文存》卷三，第 400 頁。轉引自張暉：《中國「詩史」傳統》（北京：新華書店， 2016 年），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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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張暉通過疏理明清之際的「詩史」說，引用及後張煌言的《奇零草自

序》，說眀張煌言如何希望通過寫作詩歌，編寫自己的年譜，從而説明「詩

史」對他們的作用：

「對錢澄之、張煌言等南明朝臣來說，軍旅生活使得他們無法詳細記載

歷史，只好借助隨時可以吟詠的詩歌來記載上至軍國大事、下至一己之哀樂」

144

「所謂『編年』，就是就是『以詩系事，以事系年，以年系代』的思

路，自然仍是年譜的體例。可見，當時用『年譜』來理解詩史，既與前人以

及當時『編年』的論述密切相關，又根植於詩人的個人生命經驗，所以能煥

發規模，得到部分詩人的認同。」145

根據張氏的討論，可看出詩史的「編年」、「年譜」當中，在明清之際

時，開始與詩人的生命經驗相通，令他們可以透過詩歌，記錄他們的生命經歷

乃至情感。而龔自珍也有意識將詩編年，在〈己亥雜詩〉第 65 首作者自注，能

以觀察到龔自珍亦有用心於此，「詩編年，始嘉慶丙寅，終道光戊戌，勒成二

十七卷」146。雖然時至今日，這些自編年詩已然散佚， 但他這種為自己的詩編

年的用心、也可反映在他為自己的詩作注的〈己亥雜詩〉。先以張蔭麟對他的

看法以說明原因，張氏認為〈己亥雜詩〉可以當作是他的自敘傳來讀147，此代

表〈己亥雜詩〉當中有詩人的個人生命經歷所在。而孫康宜在討論他寫給妓女

靈蕭的情詩時，因為這些詩都記載在〈己亥雜詩〉此一組詩之內，也點出了

〈己亥雜詩〉的特點：「……和傳統那種充滿了隱喻寄托的情詩有所不同，因

144 而「詩史」傳統與「編年」之關係，則自董說在《文苑英華詩略序》「余欲為風雅編年而未 成，蓋以詩系事，以事系年，以年系代，古今大略，可吟咏而見也。⋯⋯故甫之詩并與時事相經 緯，而世謂之「詩史」。此編年之略例也。 」董說著：《豐草庵前集》卷六，民國吳興劉氏嘉 業堂刻《吳興叢書》本，《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 33 冊，第 130-132 頁。轉引自張暉：《中 國「詩史」傳統》（北京：新華書店， 2016 年），頁 197 145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北京：新華書店， 2016 年），頁 197 146 劉逸生、周錫䪖校注：《龔自珍詩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頁 653 147 〈龔自珍誕生百四十年紀念〉，孫文光、王世芸：《龔自珍研究資料集》（安徽：黃山書 社，1984 年），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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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為它所發出的是一種自傳式的、自白的聲音」148。此看法清晰歸納了〈己亥雜

詩〉的特點：詩人以詩揭示他對自己的自白與理解。

龔自珍〈己亥雜詩〉最為人不同的，除了他是三百多首絕句組成的大型

組詩外， 便是作者自己往往為自己的詩歌加上注釋，這是他「有意識地對前半

生經歷作一小總結而寫的」149。劉氏的看法說明了他如何透過〈己亥雜詩〉總

結自己的生命經驗，但同時他的詩歌之中，也有刻意讓讀者知曉的具體指涉：

〈己亥雜詩〉當中有大量的注釋在他的詩歌之中，孫康宜亦對此有相關理解，

「〈己亥雜詩〉最令人注目的特徵之一就是作者本人的注釋散見於行與行之

間，詩與詩之間。在閱讀龔詩時，讀者的注意力經常被導向韻文與散文、內在

情感與外在事件之間的交互作用」150。上文說明了龔自珍在他的詩與史觀當

中，詩是群史之支流，詩與史又可以合，可以分，那詩是否可以當作史來寫？

而他對自己人生的歷史又可否透過詩來表達？筆者以一個或許不完全恰當的譬

喻來形容，他是將自己的人生當成史來記載，所以他運用史家筆法於詩，在文

辭的運用中表達意見，又以史的形式為自己編年及作註解，以令讀者能夠理解

和感受具體的指涉和情感。

2.5.4 形式與目的：〈己亥雜詩〉的抒情特點

這種手法是有其抒情的目的性。呂正惠在〈中國文學形式與抒情傳統—

—從比較的觀點看中國文學〉中，透過比較，歸納中國的抒情傳統：第一是

「感情本體世界觀」151，第二是對文字感性的重視152 。呂正惠此說建基於他心

148 〈擺脫與沉溺——龔自珍的情詩細讀〉，孫康宜：《文學的聲音》（台北：三民書局， 2001 年）頁 221-222 149 劉逸生：〈龔自珍和他的「己亥雜詩」〉，《龔自珍己亥雜詩注》（北京：中華書局， 1980 年）頁 1 150 孫康宜：〈寫作的焦慮：龔自珍艷情詩中的自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6 年第 4 期） 151 呂正惠解釋，詩人將自己的感情透過詩詞，特別是律詩中的景象描寫個人化，便可構成一個 奇特的感情世界，也就是詩人特殊的生命世界，他的生命本體。而在「感情本體世界觀」中， 詩詞中的感情是人生中唯一的「真實」，是濔漫於詩歌世界唯一令人關心的「真實」，而且是 無法逃離的「真實」。見柯慶明、蕭馳所編：《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下（台北：國立台灣 大學出版中心， 2009 年）頁 502 152 呂正惠引用英國批評家李維斯（F.R.Leavis）的話，說明有的文學作品是「透過文字去感 覺」，有的是「對文字的感覺」。中國的律詩和詞中的長調因於有著對文字精細與雅致的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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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目中的美典：律詩，以律詩和長調中的意象和結構說明其抒情方法，甚至認為

如杜甫那種含有大量叙事、描寫、議論成分的「新式古風」，是與「古風、

律、絕『異質』的文類」153，而且是沒有屈服於感情主義的文類，所以「比較

能建立感情主義以外的獨立世界」。呂氏形容在中國的抒情傳統中，這種「新

式古風」是「獨行傳」中的人物。但通過理解並挪用他的理論，龔自珍在〈己

亥雜詩〉所營造的，數百首絕句的詩世界，雖然仍含有敘事、描寫、議論的成

分，但反映的卻是其感情如何流轉在詩世界。絕句是「在中國古典詩型中，最

適合抒情感覺的直截式表現的詩型」154，而且可以說明他所運用的詩歌提式，

其實與「他以自我抒情為中心的宗旨」155有關，而這些每首相同中有不同的詩

歌，詩人如何用心「造景象」展現著不同的社會現實和詩人感情稟性之中不同

的面向，而且情感上是可以聯通的，所以這三百多個的詩歌感情世界又是共同

的，可以共同建構一個內部圓足的「詩史」世界，而龔自珍作為創作本體的抒

情自我，就在此有機結合的詩歌世界中得以彰顯，而情感才是這個由不同事

情、知識、現實所建構的世界中唯一的真實，「史」只為令人更理解其情感和

生命本體，以輔助的角色而存在；

而本文「以史識為詩」為切入以理解龔自珍如何運用知識、利用文字，

就是反映他對文字感性的重視156。他認為中國的抒情傳統對文字有極端的重

視，其中之一的原因是是律詩和詞的長調中對文字的講究。在龔自珍本就以史

官自任，又受公羊經學的微言大義，對史家筆法，一字褒貶有所認識。而在他

的詩歌，特別是〈己亥雜詩〉中，對文字的講究構成了他抒情的一面，例如上

文對〈咏史〉的分析中「避席」一詞的運用既代表當時情況，描繪客觀現實，

但以本為委婉的用語以描寫文字獄造成文人風氣的變化，既突出文字獄的影

究，正如第二種作品，而認為中國抒情傳統有着對文字極端重視的特質。見柯慶明、蕭馳所 編：《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9 年）頁 503-505 153 呂正惠：〈中國文學形式與抒情傳統〉，載於陳國球、王德威編：《抒情之現代性：「抒情 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北京：三聯書局，2014 年），頁 425 154 參見氏著：《中國詩歌原論》第二部，第 288-297 頁，轉引自陳廣宏：《文學史的文化敘事 ——中國文學演變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 年）頁 247 155 陳廣宏：《文學史的文化敘事——中國文學演變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 年） 頁 247 156呂正惠：〈中國文學形式與抒情傳統〉，柯慶明、蕭馳編：《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下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9 年）頁 50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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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響，反映時下文士因「畏聞」而自願不理朝政的情況，而使其哀其不幸，怒其

不爭的情感得以流露。在這個情況下，借助他的「以史識為詩」，他的「抒情

自我」、作為抒情個體獨特的聲音，他的詩人稟性中的情感特則，就與客觀的

現實與知識互相融合，而構成他富有抒情意味的詩歌自白，而使「感情」是整

組〈己亥雜詩〉中最為「本體性」的東西，不同詩歌中貌似理性的文字背後，

是極端感性的詩人目光，當個人生命、知識、歷史交錯，而在數百首詩歌中各

自呈現而又結合為一，利用這些而抒發的感情便是唯一的「實體」，也是人們

最為關注的「客觀對象」。

2.5.5 位置與功能：「以史識為詩」的抒情意義

呂正惠認為中國抒情傳統是由「感情本體主義」和「文字感性」結合而

成，而兩者有相互影響與加強的關係157。詩本來就具有指導現實，回應現實的

用處，在「詩史」傳統當中，詩歌可以是記錄，以詩佐史、以詩證史，但史往

往是在主導地位，是詩所要證明的對象。但以〈己亥雜詩〉而論，龔自珍的詩

歌既有詩與詩史的特點，但同時，以個人生命為其詩史的立足點，大量詩歌並

不是指涉外界，而指向個人的生命旅程，便使得讀者不得不關注他的個人生

命，而詩中的情感、作者個人的觀點如何能借助事件和史實中加以補全最為重

要。

可以說，「史識為詩」在此情況所體現的，是作詩人個人的識見如何借

助史實、知識與現實，而將自己的感情投放在內，利用抒情詩體的特點，透過

客觀的知識以書寫自己的個人情感。雖然當中牽涉到具體外界的真實，但詩並

不是外在歷史的補充，反而是歷史和事件作為他個人生命自白的補充。這與現

代人對抒情詩的相關定義相同：「一種較為強烈的、類似生命慾望的東西在尋

找如何自我表現、自我確認的機會」158。於此，他之所以要而這種「類自傳

157 呂正惠：「中國抒情傳統是由「感情本體主義」和「文字感性」交織而成的，甚至可以說， 這是互有關聯的兩面， 任何一方都可以加強對方既有的勢力。而他們的共同特色就是：把經驗 凝定將某一範圍內，加以深化與本體化。見柯慶明、蕭馳編：《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下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9 年）頁 518 158 松浦友久（李白詩歌抒情藝術研究》第一章〈緒論。詩歌抒情結構特徵〉，劉維治譯，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 頁，轉引自陳廣宏：《文學史的文化敘事——中國文學演變論 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 年），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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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體」的自敍形式寫〈己亥雜詩〉的原因便已呼之欲出， 他雖然受傳統「詩史」

的影響，內心有以詩記史的認知，但在此同時，他也無法避免於「執着個體獨

特的生命體驗和情感表現，尤其是自我對生活的悲劇性感受」159，同時因為個

人閱歷、際遇和思想，要以具體化，細節化來為自我作出寫照，並將此拓展為

自己對自己人生整體的回顧，從而抒發自己的生命哀情，記錄自己的真實心

聲。

4. 總結

本文透過「以史識為詩」切入，整理龔氏的詩與史觀，並且觀察他的創

作實踐，以及其在抒情傳統下的意義。

詩歌在中國傳統中，本來就有指導現實、回應現實的作用，但龔自珍由

於相信詩與人為一，他理想上的詩歌便帶有個人色彩。本文所分析的詩與史

觀、心觀、情觀，在他以〈己亥雜詩〉回應社會問題，經世致用的同時，亦用

以回應個人的客觀現實，回應壓抑着自身的現實問題。史官本來附屬於政治，

是政治系統下的工具；然而詩史卻有所不同，他既有歷史、知識的現實部份，

但在政治以外， 詩卻有屬於個人而不可被政治所覆蓋的元素，具有其個人化的

抒情面貌。詩人作為創作主體的個人特質以及抒情自我，在描述現實的時候，

未必一定消失，反而有可能與原有客觀的現實互相融合，繼而加深其情感。在

龔自珍的詩歌中，他以「史識為詩」直面現實，既是個人學治合一的實踐，但

無法否認，亦是他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之中，用以關注現實的熱情所在，以及其

安身立命的方法。

159 陳廣宏：《文學史的文化敘事——中國文學演變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 年） 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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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4.參考書目：

4.1.專書：

1.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台北：聯經出版

社，2013 年）

2. 吳曉番：《現代自我的興起——龔自珍思想的哲學闡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出版社， 2014 年）

3. 呂正惠：〈中國文學形式與抒情傳統〉，載於陳國球、王德威編：《抒情之現代

性：「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北京：三聯書局，2014 年）

4. 林庚《中國文學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5 年）、
5. 柯慶明、蕭馳編：《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

心， 2009 年）

6. 孫文光、王世芸：《龔自珍研究資料集》（安徽：黃山書社，1984 年）
7. 孫文光、王世芸：《龔自珍研究論文集》（上海：上海書店， 1992 年
8. 孫康宜：《文學的聲音》（台北：三民書局， 2001 年）
9. 孫靜：《中國近代文學論集》（北京路號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 年）
10. 徐元誥撰：《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2002 年）
11.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12. 高振鐸、劉乾先譯注：《國語選譯》（四川：巴蜀書社， 1990 年）
13. 張其昀等著：《中國文學史論集》（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1959 年）
14. 張健：《知識與抒情：宋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 年）
15.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年）頁
16.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北京：新華書店， 2016 年）
17. 張壽安：《龔自珍學術思想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7 年
18.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中華書局， 1954 年）
19. 清•龔自珍著：《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20. 陳廣宏：《文學史的文化敘事——中國文學演變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

社， 2012 年）

21. 游國恩：《中國文學史》（台北：五藍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990 年）
22. 寧夏江：《晚清學人之詩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 年)
23. 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1983 年）
24. 劉逸生、周錫䪖：《龔自珍編年詩注》（淅江：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5 年）
25. 劉逸生、周錫䪖校注：《龔自珍詩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

26. 劉逸生：《龔自珍（中國歷代詩人選集）》（香港：三聯書店， 1990 年）
27. 劉逸生著：《龔自珍己亥雜詩注》（北京：中華書局， 1980 年）
28. 樊克政編：《龔自珍卷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年）

頁 37

「以史識為詩」——論抒情傳統下龔自珍的史與詩觀

4.2.碩博論文：

1. 尤聖鑫：《龔自珍經世思想之變易史觀》，輔仁大學碩士論文，2011 年
2. 王成的〈晚清詩學的演變研究——以「今文學」與詩學之關聯為中心〉，山東師範

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11 年

3. 周廣平：〈清代乾嘉時期學人詩研究——以“嘉定三老”為個案〉（浙江師範大學碩

士論文，2006 年）

4. 陳夢遠〈龔自珍的接受研究——以晚清、五四為中心的考察〉，河南大學碩士學位

論文， 2016 年

5. 鄭吉雄：《龔自珍「尊史」思想研究》，台大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6 年

4.3.期刊論文：

1. 李玉珍：〈范曄「史識」對「文觀」的影響〉，《中華科技大學學報》，第 60 期

（2014 年 10 月）

2. 姜勝利：〈劉、章《史識》論及其相互關係〉，《史學史研究》，1983 年第三期

3. 孫康宜：〈寫作的焦慮：龔自珍艷情詩中的自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2006 年第 4 期）

4. 葉倬瑋：〈文物之光的話語建構與不朽追求——論翁方綱的金石詩〉，《政大中文

學報》（2017 年 12 月，第 28 期）

5. 寧夏江，魏中林：〈論學人之詩〉，《暨南學報》第三期（2009 年）頁 16 至 24。
6. 魏中林：〈古典詩學的學問化問題與清詩研究〉，《蘇州大學學報》，2005 年第

三期

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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