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構建及其意義——史記·太史公自序相關內容解讀

第十一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9 年 7 月 311-322 頁

傳統的構建及其意義

─《史記•太史公自序》相關內容解讀

過常寶

摘 要

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追溯了自己史官家族的譜系，並 將孔子撰《春秋》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統系聯繫起來，從而為《史 記》的撰述，建構了一個深厚而強大的話語傳統。重新清理這些內容， 對我們理解司馬遷的職事觀念、文化使命意識、撰史方法，都有著重要的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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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始祖重黎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將自己家族追述到遙遠的五帝時代：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 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 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

顓頊，是五帝之一，五帝在中國文化中都是半人半神的身分。《莊子•大宗 師》云：「夫道……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呂氏 春秋•古樂》云：「（顓頊）乃登為帝，惟天之合」。五帝在中國文化中具 有發端的意義，它同時也是文化發展的目標，所以，將一個傳統追溯到五 帝，就說明了這個傳統具有神聖的價值。《呂氏春秋•序意》載文信侯曰： 「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 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亂存亡也， 所以知壽殀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 無所遁突」。這一段話是說《呂氏春秋》「十二紀」乃效法黃帝、顓頊，體 現的是鑒往知來、使天人相應、趨吉避禍的理想和法則。這也體現了人們 對顓頊神性品質的理解。

重、黎，從〈自序〉描述可知為顓頊臣子。《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說 重為少皞氏「四叔」之一，與司馬遷無關，司馬遷實際認為黎是自己的始 祖。《國語•鄭語》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 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韋昭《解》：「淳，大也。耀，明 也。敦，厚也。言黎為火正，能理其職以大明厚大天明、地德，故命之曰 祝融。祝，始也。融，明也。大明天明，若『曆象三辰』也，『厚大地德』， 若『敬授民時』也。『光照四海』，使上下有章也。」則黎有授民時之職， 並且也能夠昌明天地之德，繼承了顓頊溝通天人之職。

司馬遷關於始祖重黎的描述來自《國語•楚語下》：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 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 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而 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 而為司馬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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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是觀射父答楚昭王問「重、黎使天地不通」之事。觀射父所說，乃 是一種職事傳統的形成。上古職事傳承與家族譜系有吻合之處，兩者並不 能截然分開。在這段話中，譜系不是重點，所以在說及人物時有些含混， 如文中的「重」和「黎」是兩人，若論氏族則需分開來談，「重黎之後」就 有些籠統，程伯休父為誰氏之後亦不清楚。但這一段話談到「司馬氏」，遂 被司馬遷轉接上族譜，並將家族的源頭上溯到重黎。這一轉接雖然含混， 卻隱含著一項重要的文化轉變。

周朝行宗法制度，血緣宗親等級關係和代際傳承成為社會組織的重要 方式，因此，宗族譜系有著重要的意義。周人對宗族譜系的認識有個過程。 在西周剛剛成立的時期，所祭祀的主要是周文王、周武王。如《尚書•洛 誥》云：「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 武王騂牛一。」這在《詩經》中也有顯示，如《周頌》中最早的作品〈大 武〉六章所祭祀的除了天地外，主要是周文王和周武王。後來，〈天作〉、 〈思文〉進一步上溯到太王乃至始祖後稷。周天子作為周民族之大宗，有 祭祀始祖的義務，所以，要將宗族譜系追溯到始祖，並使譜系完整。但對 於諸侯而言，他只能祭祀自己氏族之祖，所以譜系只需追溯到受封立國的 那位祖先。

春秋時期，周天子地位下降，各種僭越行為常常發生，諸侯開始嚮往 能有個半人半神始祖，而這原本是周王的特權。比如，楚國一直自稱王， 有與周王分庭抗禮之意。《國語•鄭語》載史伯云：「夫其（楚）子孫必光 啟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 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 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 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明顯天地之光明， 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于周未有侯伯……融之興者，其在羋姓乎？」 這實際上是代楚立言，也可以認為，史伯立於西周春秋之交，敏銳地感覺 到諸侯在文化上的新追求，並代為言之。再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 季劄觀樂，「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 憂之遠也？』」周初，叔虞被封於唐地，建立晉國。陶唐氏實指堯。季劄這 句話將晉與堯聯繫在一起，但這不是季劄自己的創造。《左傳•襄公二十四 年》載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禦龍氏，在商 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范宣子是晉國執政大臣，也是一個革新人物， 他將自己的祖先追溯陶唐氏，也就是堯時。范宣子的話，也能反映了稱霸 多年的晉國的心態，並對季劄產生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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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於大多數中原姬姓諸侯而言，他們與周天子共有一個祖先， 無法像楚王那樣別尋始祖。於是，一種新的文化制度幫助他們和某個遙遠 的神靈攜起手來，這就是分野說。我們來看這個例子：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 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知之。敢問此何神 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日閼伯，季曰實沈，居於 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後帝不臧，遷閼伯于商 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 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 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 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 故晉為參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 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 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 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左傳•昭公 元年》）

子產這一段話，通過一個夢，為晉的開國之祖叔虞連接上另一個遠古神靈 實沉。實沉在分野理論中為十二星次之一，與二十八宿相配為觜、參兩宿， 分野主晉；臺駘亦是遠古神靈，為汾水神。由此，晉國國君可以依附兩個 神：實沈和臺駘。這兩個神的古老程度可以和周人祖先契相比，滿足了晉 人文化升級的精神需求。春秋是分野制度發達之時，如《左傳•昭公十年》 「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之類，差不多覆蓋到所有主 要諸侯國。分野制度，包括對所在地先祖神的祭祀義務，使得諸侯國能夠 擁有自己的神靈，在一定程度可以和周人的祖先神相抗衡。

分野制度，適應了春秋時期天子衰微、諸侯爭霸的歷史現實，體現出 割據狀態下的政治文化的特點。到司馬遷時代，社會形態發生了巨大變化， 宗法制度徹底消失，大一統集權制度基本形成。漢初雖然還有諸侯國，但 其地位大大下降，並走到了自己的盡頭，因此，分野制度的影響力也逐漸 式微。在這個歷史背景下，出現了新一輪祖先追溯情況。從《史記》來看， 新的祖先追溯有如下兩方面的特點：

始祖追溯擴展到在歷史上和當代社會中各主要階層，包括前代諸侯 國，「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秦本紀〉），「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楚 世家〉）；蠻夷民族，「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匈奴列傳〉），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後帝少康之庶子也」（〈越世家〉）；歷史 人物，「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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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興之暴也」（〈項羽本紀〉），「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皋 陶之後哉」（〈黥布列傳〉），此外，還有司馬家族的「昔在顓頊」，等等。這 些家世追溯在先秦是很少見到的，它說明社會的主體發生了變化，社會的 政治文化結構也都發生了變化。在《史記》中，我們看到各類人的祖先追 溯大多會被彙聚五帝身上，並進一步彙聚到黃帝身上。韓兆琦說：「中國的 遠古傳說中有所謂『五帝』，即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司馬遷認 為他們都是一家人。它說顓頊、帝嚳、唐堯、虞舜都是黃帝的子孫，並在 〈五帝本紀〉中給他們一一地排了世序……這種見解的產生，又有它當時 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這就是各諸侯國在互相融合、互相兼併中所造成的 那種逐漸統一的政治趨勢。」1從新文化建設來說，新一輪祖先追溯，體現 了新的社會主體和大一統集權政治的合法性需求。

始祖追溯主要是通過文獻文本的相關性來進行的。如這篇〈自序〉，即

以《國語》材料來推衍自己的家族。但司馬遷與重黎的聯繫僅有「司馬氏」 三個字。《國語•楚語》說程伯休甫為「司馬氏」，是說他的官職發生了變 化，按當時姓氏命名規則，他的後人有可能以司馬為姓氏。但司馬一職並 不始於周宣王時代的程伯休甫，殷商可能設司馬，2至遲到西周初期，《尚書• 牧誓》為周武王伐殷誓詞，《尚書•梓材》為周公冊封康叔于衛的誥辭，兩 文中都提到司徒、司馬、司空。金文中還有「司馬共」、「司馬井伯」的記 載，而共、井伯都是王朝卿士，與程伯休甫並非一族。此外，西周司馬類 別較多，《周禮》所載有大司馬、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都司 馬等，諸侯國還設有「國司馬」。以上不少為出土銘文證實，如西周中期的 豆閉簋銘文所提到的「邦君司馬」即為「國司馬」。春秋時期，司馬一職更 為普遍。在這些司馬職官中，會產生不止一個以司馬氏族。而且，根據《國 語•鄭語》史伯所云，黎為祝融，後有八姓：己、董、彭、禿、妘、曹、 斟、羋，大多已經滅國，當春秋時期，中原妘姓的鄔、鄶等，曹姓的鄒、 莒等尚存，但都已衰落，只有楚王族羋姓一家獨盛。這裡已經將黎之後的 譜系梳理清楚了，司馬遷如要認黎為先人，先得攀連八姓才行。但我們看 到，司馬遷並沒有做到這一點。也就是說，司馬遷及這時對祖先的追溯目 的性很強，但在方法上卻有著相當大的主觀性和隨意性。

二、「世典周史」

在述及西周以降的家族史時，司馬遷說：

1 韓兆琦：〈司馬遷的民族觀〉，《曲靖師專學報》1983 年第 2 期，8-12 頁。 2 王貴民：〈就殷墟甲骨文所見試說「司馬」職名的起源〉，收於《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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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 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 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 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 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 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 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昂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 王，王昂於殷。漢之伐楚，昂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 無澤為漢巿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 談為太史公。（〈太史公自序〉）

重黎之後在周者為程伯休甫，也正是在程伯休甫手裡，「失其守而為司馬 氏」。所謂「守」即重黎「司天」、「司地」、「序天地」之事，也就是溝通天 人，這是宗教性職務，後世稱為天官。重和黎各有側重。重司「天」應指 祭祀、禱祝天神；黎司「地」，或指祭祀、禱告地祇，或指代民禱祝等。《索 引》：「『重』司天而『黎』司地，二氏二正，所出各別，今總稱程伯休甫是 『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 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程伯休甫，《詩經》 作程伯休父，襲程國君主，程是周畿內諸侯。南朝梁劉昭注《續漢書•郡 國志》洛陽「上程聚」云：「古程國，《史記》曰重、黎之後，伯休父之國 也。」程伯休甫時任朝廷卿士。《詩經•大雅•常武》云：「王謂尹氏，命 程伯休甫，左右陣行，戒我師旅。」《毛傳》：「尹氏，掌命卿氏，程伯休甫 始命為大司馬。」這是說周宣王讓尹氏任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隨王征討 徐方，並且大獲全勝。大司馬是最高軍事長官。此次任命是就這次軍事行 動而言，還是一個朝廷常設職務，在《詩經》中並不確切。《國語》顯然認 為這是一個固定的職務。

〈自序〉云：「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 我們來梳理一下司馬的職事。從《詩經•大雅•常武》來看，程伯休父之 司馬為軍事官員無疑。但大司馬在西周又不止於武事。《周禮•夏官•大司 馬》云：

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 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 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以小事大，以和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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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大司馬為周王重要佐官，幾乎負責一切國政軍政，地位十分重 要。這些已被出土金文所證實。3除此之外，在金文中還能看到司馬在策命 儀式中擔任「右」的載錄，如：

唯五年三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師錄宮。旦，王格大室，即位。司 馬共佑諫入門，立中廷。王呼內史先冊命諫曰……（諫簋）

隹王十又二年三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各大室，即位，司馬井伯 右走。王乎作冊尹冊命走……（走簋）

唯王二月既生霸辰在戊寅，王格于師戲大室。邢伯入佑豆閉，王 呼內史冊命豆閉……（豆閉簋）

「右」是引導受策命者接受策命的職事，在策命儀式中較為重要，一般由 朝廷卿士擔任，並非特定性宗教職務。

有學者根據現存各類材料，認定西周地位較高影響較大的異姓史官家 族共有四家：辛氏、尹氏、程氏、微氏。其中辛氏，《左傳》襄公 4 年引魏 絳的話說：「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尹氏，《逸周書• 世俘》載，武王克殷後返回宗周舉行燎祭，「乃俾史佚繇書於天號」。微氏， 牆盤銘說：「青幽高祖，才（在）微靈處，雩武王既 殷，微史（使）烈祖 乃來見武王。」以上每家都有多種文獻可考，唯有「程氏」，除了司馬遷根 據《國語》記載，自云「世典周史」外，無任何材料可以佐證。4

「惠襄之間」已經是春秋，若以周惠王和周襄王交替之年，則約在西 元前 651 年，當時周王朝有廢立之亂，司馬氏「去周適晉」。晉國史官可知 的有史蘇、卜偃、董狐、史墨、史趙、史龜、周舍等，5並無司馬氏任史官 者。三十年後，晉隨會亦因晉國內部廢立之亂，而逃至秦國。6當此之時， 司馬氏離開晉國入居少梁，此時少梁在秦治下。這一支包括司馬錯（為秦 將）、司馬靳（事武安君白起）、司馬昌（主鐵官）、司馬無澤（漢市長）、 司馬喜（五大夫）、司馬談（太史公）、司馬遷。司馬錯以下這個譜系應該 是司馬遷家族最為切實的家譜，司馬錯是司馬遷能夠追溯到的最遠之祖 先，所以特別述及。司馬氏其他分支有：在衛國之司馬喜（中山相）；在趙

3 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2-14。 4 胡新生：〈異姓史官與周代文化〉，《歷史研究》1994 年第 3 期，頁 43-58。 5 據樊酉佑：《晉國史官研究》（山西：山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年），頁 9-30，晉 國春秋時期見諸文獻的史官有：孫伯黶、辛有之二子、史蘇、卜偃、董因、史援、董狐、 董叔、董伯、史趙、史龜、史墨、董安于、屠黍、周舍。

6 隨會與司馬氏無關，司馬遷只是以「隨會奔秦」作為一個時間節點提出來。詳見張勝發：

〈「隨會奔秦」與「司馬氏入少梁」〉，《渭南師專學報》1993 年第 4 期，頁 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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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司馬凱（以劍術顯）、司馬蒯聵（可能是〈刺客列傳〉中的蓋聶）、司 馬卬（受項羽封）。由這個譜系可以看出，在春秋戰國乃至漢初，司馬氏無 任史職者。司馬談所謂「後世中衰」，或即指春秋戰國乃至漢初司馬氏無任 史職的事實。

由上可知，所謂「司馬氏世典周史」，實際只是司馬遷根據《國語》「其 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一句推斷出 來的，並無實據。司馬遷之所以勉強將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程伯休甫，追溯 到重黎，就是為了強調自己家族的天官或史官傳統的原生性。

下面我們根據《自序》來看看司馬遷對天官和史官的認識。從「失其 守而為司馬氏」這一句話來看，司馬遷似乎認為司馬氏的史官與重黎的天 官頗有不同。天官的主要職責是「世序天地」，也就是溝通天人，包括祭祀、 災異、祝告、敬授民時、禮樂等，為早期宗教性職務，亦即巫史。那麼， 司馬遷所理解的史官有何職責呢？我們可以從當時的史官體制來看這個問 題。有學者總結西漢太史的主要職責大致有九項：一，掌天時、星曆，議 造曆法，頒行望朔，奏時日禁忌；二，主持並參與多種祭祀儀式；三，禮 樂損益，音律改易；四，隨從封禪，事鬼神；五，掌管天下郡國計書；六， 掌術數算學與課試蒙童；七，記錄災異；八，掌靈臺，候日月星氣；九， 掌明堂、石室檔案圖籍。7比較起來，其中天時星曆、主持祭祀、記錄災異、 候日月星氣等，也都是陰陽鬼神之事，也就是說，後世史官亦有「序天地」 之職，所區別者大約在兩點：一是早期的「序天地」有著崇高的地位，《史 記•天官書》所謂「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因其職事關係到 人類的生存、規範和意義，是一項神聖的事業。而到了後代，「文史星曆， 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報任安書〉）， 天官之職已完全衰落，為統治者所蔑視；二是後世太史與重黎之「序天地」 相比，多了文獻載錄和保存等事。大約由於以上兩個原因，司馬遷才有「（程 伯休甫）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這個奇怪的說法。這其中 既有對巫史地位衰落的悲歎，也有對巫史職事的執著，體現了一種複雜的 心態。

從這個家族譜系來看，司馬談是司馬氏第一個史官。史官這一職事， 在西周春秋時期達到高峰，文化地位十分突出。戰國時期，一些諸侯國甚 至大臣也還設有史官，如秦昭王與趙惠文王澠池會盟時，有秦禦史記錄曰： 「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趙王亦有史官跟隨、記錄。但秦一統天下，不但「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史

7 以上參見牛潤珍：《漢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

頁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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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秦始皇本紀》），《秦記》及其他撰述活動也都戛然而止，史官職事斷絕。 各類文獻上所謂「史」，基本上都是「吏」。東漢衛宏的《漢舊儀》記載：「舊 制尉皆居官署……更令吏曰令史，尉吏曰尉史，丞吏曰丞史」。8其中令史一 職，據秦簡，除執掌文書、監督倉嗇夫與代理官嗇夫外，還有監督穀物芻 稿出入倉、巡查府庫、負責上計事務、參與司法程式和行廟等，顯然是個 事務性吏職。漢代從朝廷到各級衙門，都設有令史一職，參與禮儀和祭祀、 護駕、宣詔、舉謠言等，雖然承擔了不少史官職事，但職位低下。9此外， 其他職務也代行史事，如《史記•張丞相列傳》載：「張蒼為計相時，緒正 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 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 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 可見秦及漢初，史事分散，並無先秦意義上的專任史官。

唐初魏徵所撰《隋書•經籍志序》曰：「至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公，命 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 《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太史的長官是太史令。《後漢書• 百官志》曰：「太史令一人，六百石。」自注曰：「掌天時、星曆。凡歲將 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 應、災異，掌記之。」由此看來，漢代太史的職責與春秋之前史官相仿， 仍以溝通天人和文獻職事為主，屬天官。這可能與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 天命觀及改正朔等建議有關。可以斷定，司馬談是漢代第一史官，也是司 馬家族的第一個史官。傳統對於史官這樣悠久的職業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而缺少這樣的傳統會使得司馬談父子深感不安。司馬談說：「余先周室之太 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 太史，則續吾祖矣。」（〈太史公自序〉）這句話不但要為自己追溯一個傳統， 還體現了延續這個傳統的激切心情。

三、王道統系

司馬遷對重、黎的追溯，一方面體現了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制度之文化 建設，但更重要的是為自己的職事尋找到一個悠久而神聖的傳統，但如我 們上面所看到的，司馬遷這個追溯其實是很勉強的，難以說服他人，也難 以說服自己。所以，司馬遷還有另一個譜系以支持自己的史官事業：

8 孫星衍等輯，周天遊點校：《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頁 82。 9 以上參見苑苑：《秦漢部分史職研究─以尹灣漢簡為考察基點》（河北：河北師範大學碩

士學位論文，2014 年），頁 7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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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 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 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太史公自序〉）

在這段話裡，司馬遷將自己的《史記》著述看成是繼承孔子的《春秋》事 業，而不是歸之於重、黎的傳統。這其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 孔子所撰《春秋》是年代史書的直接源頭，而重黎傳統並沒有這樣的史書 傳世。其次，司馬遷認為《春秋》涵蓋了重黎天官職事，他說：「夫《春秋》， 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 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所謂王道， 在儒家看來也就是天道。再次，孔子《春秋》也在一個神聖譜系或傳統之 中。所謂「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實來自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之說：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 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 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 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孟子• 盡心下》）

孟子在這裡構建了一個既不同於宗法也不同於職事的王道傳統，10它所謂 「王」，並非指現實的君王，而是文化締造、道統傳承之「王」，孔子以「素 王」身分傳承這個統系，這個統系的標誌就是《春秋》。司馬遷在論及《春 秋》之功用時引用董仲舒的話云：

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 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錶，貶天 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太史公自序〉）

這一神聖的社會裁決權力和支持這一權力的統系，對司馬遷有著巨大的吸 引力，他所謂「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所謂「意在斯乎」，就是對這一 傳統的自覺體認，這不是一般的精神認同，而是一種真切的身分認同，也 就是說，司馬遷確切地認為自己就是那個五百年一出的「王」。這一傳統由 於沒有宗族血緣或職事傳承的關係，對司馬遷確認自己的事業，能有更為 直接的激勵，也能彌補單薄的家世溯源給自己帶來的缺憾。

10 關於王道統系的論述，參見拙著：《原史文化及文獻研究（修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2016 年），頁 241-242。

傳統的構建及其意義─《史記•太史公自序》相關內容解讀 321

但「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統系，似乎也只能在戰國時代說說，漢代 皇帝以天子的名義一統天下，因此，他既是俗王，也是聖王，所以有壺遂 之問：「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 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 夫子所論，欲以何明？」而對於這樣的疑問，司馬遷也只能唯唯否否，顧 左右而言他。這說明，在集權政治背景下，這個王道統系是無法存在的， 更何況去實踐、延續它。司馬遷的唯唯否否，也流露出對這個統系的猶疑， 也許正是如此吧，司馬遷才同時認同兩個傳統，它們相互補充，相互支持， 給人以更踏實的感覺。

司馬遷出任史官以來，常要侍從漢武帝巡幸，參與多種祭祀活動，制 定太初曆，備皇帝諮詢，等等。這些都是史官本職，司馬遷似乎都不甚在 意。因為，這些職事只是職事，在漢代官員序列中，史官地位低下，話語 權非常有限，這些從前的神聖事務，在漢武帝時代，只能等同於倡優之事。 司馬談父子在古代巫史傳統的末端，悲哀盛時不再，而對曾經有過的輝煌 滿懷憧憬，他們不認可自己在朝廷序列中的地位，轉而認同這個悠遠的神 聖傳統，並期望從《春秋》那裡尋求天道之擔當。司馬遷將自己的家世追 溯到重黎，這是強調自己的職事有一個神聖的傳統，是天命的代言人，它 是一個很高的起點，也是某種精神皈依；將自己的《史記》撰寫追溯到孔 子《春秋》，這是強調史官裁決天下的權力和責任，是一種切合社會發展的職 事實踐。家族世系和王道統系上的歸屬，能賦予司馬遷某種神聖權利，使得 他獲得一份具有超越歷史的自信心和責任感。具體而言，巫史傳統賦予司 馬遷話語權的合法性，而孔子《春秋》則給予他獨特的話語方式。

相對於改曆、封禪、從巡等，司馬遷特別在意《史記》編撰，他對壺 遂說：「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 大焉。」（〈太史公自序〉）其實，傳統史官雖然有載錄之職，但並不撰史， 撰史的只有孔子。而《史記》亦非只載錄盛德和功業，它有著更為高遠的 理念和更為激烈的態度。如顓頊使重黎「絕地天通」，並認為顓頊之道「所 以紀亂存亡也，所以知壽殀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 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突」，這是自歷史和天人兩個層面，說明巫史的絕對 權威和至上價值；而孔子作《春秋》所顯示的價值審判之至上「王道」，以 及其「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於孔子而言，可 謂立言以不朽。這幾個加起來，就是司馬遷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 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司馬遷的《史記》在諷刺漢代皇帝這一 點上可謂不遺餘力。東漢明帝說：「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 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班固《文選•典 引序》）三國魏明帝在與王肅談論《史記》時說：「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

322 第十一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三國志•魏志•王肅傳》） 甚至到清代的王夫之也說：「司馬遷之史謗史也，無所不謗也。」又說：「司 馬遷挾私以成史，班固譏其不忠，亦允矣。」（《讀通鑒論》）他們關於《史 記》為謗書的判斷是不錯的，但說其「受刑之故」，則不夠準確，實際上， 司馬遷理解孔子著《春秋》就是為了「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其作史 的姿態就是「當一王之法」，就是裁決當世，因此，司馬遷作「謗書」與繼 承孔子王道統系有關，而與「受刑」無必然之關係。

從上我們可以看出，司馬遷將家族的歷史追溯到顓頊、重黎，又主動 承接了「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王道傳統，至少有三個方面的意義：一， 恢復史官的神聖性，重振史官的崇高地位；二，從傳統中為自己的史官職 事尋覓合法性和權威性；三，為自己的《史記》撰寫理念和方法找到歷史 性樣本。因此，司馬遷的家族追溯和職事傳統建構，對於他的史職認識和 實踐，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徵引文獻

專著

過常寶：《原史文化及文獻研究（修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6 年。

牛潤珍：《漢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變》，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 孫星衍等輯，周天遊點校:《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期刊論文

韓兆琦：〈司馬遷的民族觀〉，《曲靖師專學報》1983 年第 2 期。 胡新生：〈異姓史官與周代文化〉，《歷史研究》1994 年第 3 期。 張勝發：〈「隨會奔秦」與「司馬氏入少梁」〉，《渭南師專學報》1993 年第

4 期。

王貴民：〈就殷墟甲骨文所見試說「司馬」職名的起源〉，《甲骨文與殷商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學位論文

樊酉佑：《晉國史官研究》，山西：山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年。 苑苑：《秦漢部分史職研究─以尹灣漢簡為考察基點》，河北：河北師範

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年。

校對記錄

• 2026-05-07 確認錯誤：將顓頊稱為『五帝之一』及相關上古神話敘述基本可接受，但文中說『周朝行宗法制度，血緣宗親等級關係和代際傳承成為社會組織的重要方式，因此，宗族譜系有著重要的意義』這一概括雖不算錯誤，但後文把『分野制度』說成是『新的文化制度』且能讓諸侯擁有與周人祖先神相抗衡的神靈，表述過於推衍，缺乏明確史實支撐，屬明顯不合理的結論 → 正確：該表述屬於將周代分野觀念與地方神祇、諸侯國政治文化關係作概括性解讀，雖有推論成分，但不能直接判定為明顯不合理。分野說在先秦兩漢文獻中確實與天文、政治秩序及地域分配相關，地方祭祀與諸侯國的象徵性神靈建構
• 2026-05-07 確認錯誤：文中說『實沉在分野理論中為十二星次之一，與二十八宿相配為觜、參兩宿，分野主晉』，其中『實沉』作為歲星紀年或星次名與『晉』的對應可見於古籍，但將其說成『與二十八宿相配為觜、參兩宿』的表述不準確，『實沈』本是神名與星次相關概念，直接等同於二十八宿配對不夠嚴謹，容易造成張冠李戴 → 正確：『實沈』在傳統天文分野系統中確與晉國相配，常見說法是『實沈之次，晉分野』。原句把『實沉』與『觜、參兩宿』連在一起，屬於對星次/星官對應的簡化表述，雖不夠精確，但不能說完全錯誤；『實沈』本身也確為上古神
• 2026-05-07 確認錯誤：文中說『周初，叔虞被封於唐地，建立晉國。陶唐氏實指堯。季劄這句話將晉與堯聯繫在一起』，其中叔虞受封於唐、建立晉國是對的，但『季劄這句話將晉與堯聯繫在一起』的前提是《左傳》引文中『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這是推測性解讀，不是原句直接明示，屬於過度延伸，並非明確史實 → 正確：『季劄這句話將晉與堯聯繫在一起』屬解讀性說明，但並非無據。《左傳》相關語境中確有『陶唐氏之遺民』之說，表示晉與堯（陶唐氏）存在歷史—族源聯想。雖然這是後人根據文本作出的推斷性詮釋，但不宜視為明顯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