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山志的修撰過程及其宗教意義

《普門學報》第 15 期 / 2003 年 5 月 第 1 頁，共 24 頁

論文 / 「四大名山志」的修撰過程及其宗教意義

ISSN：1609-476X

「四大名山志」的修撰過程及其宗教意義

陳劍鍠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

我國四大名山──山西五台山（又名清涼山）、四川峨嵋山、浙江普陀山及安徽九華山，

自明代（一三六八－一六四四）以降各有志書修撰，書中通常收輯有關歷史地理、菩薩聖迹、

高僧事迹、護法、塔銘、詩文等。民國十九年（一九三○）至二十六年（一九三七）間，佛

教界的蓮宗十三祖師印光（一八六一－一九四○）根據舊志，主持重新修撰，名為「四大名

山志」。這四部山志在佛教人士手中修成，內容雖不免偏重於其教義，但因它為近代最新完

成的著作，且質優於以往所修撰的各部山志，故值得加以引介。以下依序對其修撰原因、過 程、依據版本，及其宗教意義等作出檢討。

一、促成修撰四大山志的原因

印光修撰山志的想法早於光緒十二、三年間（一八八六－一八八七）即已萌芽，當時年

僅二十七歲，且修行於紅螺山資福寺。他在紅螺山時曾告假朝禮五台山，出發前曾至北京琉

璃廠購買《清涼山志》以作為行前參考，遍尋各舊書店之後僅得一部，他有見佛教山志的流

失而有意重修，廣為流通。[註 1]後來印光於三十三歲（一八九三）移住普陀山，又見普陀舊

志所記載的皆是道場興廢及一般尋常之事，對於觀音大士往劫本迹之事理，以及在此地之感

應因緣等，悉皆闕略。[註 2]因此有意遍閱群籍，詳悉會萃，以重新輯錄該志。[註 3]直至民國

六年（一九一七），陳錫周到普陀山拜訪印光，提及山志久未修訂，而且板模已模糊，如果 印光願意重修，他將負刊刻之資，於是印光應允。此時修撰的因緣大致成熟，但印光認為自

己因宿業關係，罹患眼疾，須先再懺悔十二年，待業消智朗，障盡目明時才能著手進行。如

果業重不能感格，希望陳錫周另請江西黎端甫代了此公案。及後黎氏不幸於民國八年（一九

一九）去世，致使先前與陳錫周商議之事，皆成空談。逮至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春，定

海縣縣長陶鏞至普陀拜會印光，談及山志流通能令人由信向而改惡遷善，實為挽回世道人心 之根本要務，所以急宜重修。[註 4]印光樂助其成，並從旁助理（印光未親自主理，後來又重

新修撰，其中原委詳見下文）。至於其他三部山志，乃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經李圓

淨（李榮祥，生卒年不詳）建議而陸續修撰，[註 5]其體例皆承襲第一部修撰的《普陀山志》， 且於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依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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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例的爭議及修撰過程

陶鏞縣長在普陀山會見印光之後，印光因陶縣長護法心切，救世情殷，隨即叫普濟、法

雨兩寺住持出面，邀請陶縣長親任修志之事。但陶縣長以公事繁忙，無法顧及而請辭，建議

由邑紳王亨彥（王雅三）主其事。[註 6]陶縣長的理由是，王亨彥剛於去年（一九二一）主修

縣志，並在修縣志時留意普陀山志，所以延聘他最為合宜；[註 7]此外，王亨彥亦自言早在宣

統元年（一九○九）已經有意要重修該志。[註 8]基於以上兩項有利的因素，延聘王亨彥來修

撰普陀山志，已是陶縣長心中決定之事。因此他致書印光說：「師長西序，僕宰地方。對於 此事，只可居於提倡之列。」[註 9]這即是造成印光未親自主理其事的原因之一。

另外印光未主理其事的一個原因，乃修撰內容彼此意見不合。前言印光曾應允陳錫周修

撰普陀山志，當時印光已說出自己對內容的處理方式：

此事頗不容易，若照舊例，則文人皆能為之。若將大士往劫本修證，及此方感應事迹，

一一略敘大端，令閱者咸知大士恩周沙界，慈濟無疆，……若不發揮大士本迹感應諸

事理，則成遺主志賓，捨本逐末，與尋常山經、水志何異！何以顯普陀為大士應化道

場，又何以顯大士為法界眾生之大慈悲父母，而與娑婆眾生因緣最深也。[註 10]

印光希望以觀世音菩薩為山志的主體，圍繞觀音大士來撰寫該志，以收信仰感應之效。

無可置疑，這是就自身宗教立場來發揮，也得到陶縣長的贊同。不過陶縣長擔心的是，如果

只輯錄感應等事迹，恐怕僅成「觀音世家」，而非山志了。於是採取折衷辦法，將山志分內 外兩篇，[註 11]這是一種創新的體例，對歷來山志的撰寫而言，非常新穎。

其實陶縣長並不贊成印光的修撰意見，他曾致書會稽道尹黃慶瀾云：「印光法師佛學精

深，而於修訂體例，與鏞見，尚未臻密合。」[註 12]為了對印光表示敬重，只好採取折衷辦法。

他又曾致書王亨彥說：「竊維志普陀以觀音為主，自屬言之成理，與各門編纂，事不相妨。」

[註 13]這已充分顯出他牽就於印光；另方面折衷辦法是為了符合志書體例，這點是陶縣長及王

亨彥所不能讓步的，王亨彥在回覆陶縣長的信中說及：「印師身入空門，導揚宗風。修山志

以觀音為主體，亦固其所。但既名為志，將以顯山川之名勝，表創造之功勳，以及建革之由，

中興之業，自應詳為羅列，俾無遺憾。我公（指陶鏞）答以折衷辦法，分內外兩篇，始有志

例可言。」[註 14]王亨彥的說法，正中陶縣長下懷，因此他回信說：「印光佛學極深，而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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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非所長。然為人坦白，肯受商量。志之體例，因徇其觀音為主之義，略分內外篇，即弟（指

王亨彥）所擬。將來即照此意做去，但仍宜隨時與渠（指印光）商之。」[註 15]然而，印光因

此而生不悅，對此志書的修撰工作「絕不過問」。[註 16]其後於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

印光又重新修撰《普陀山志》時，曾如此回憶：「《普陀志》，從前係請一不知佛法，不信

佛者所修。而且為光（指印光自己）亦作一傳以附之，光極斥其非。後以一二事，彼不依光，

光遂完全辭之，不過問。及彼修好，交與法雨（寺）退居（法師），放大半年，才求光鑑訂。

光以無暇，故遲幾年。故此書絕無光之名字，以彼所錄光之書，並名者，通去之不存。」

[註 17]不信佛教對於修山志倒無妨礙，至於不知佛法恐有些阻礙，王亨彥自己也曾坦誠自己的

佛學造諧不足，[註 18]這對性情方直嚴謹的印光來說，是無法接受的，因此在他感到王亨彥不 依他的指示去做時，遂掛冠求去，不再理會修志的事。

印光雖然未參與修撰工作，但該志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修成時，印光亦為之作序，

名為〈普陀洛迦新志序〉。此序的文字雖與〈觀世音菩薩本感應頌緣起序〉一文完全相同， [註 19]但也符合《普陀洛迦新志》的內容，因為該志的體例分內外篇，而內篇的資料就是採自

《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一書。[註 20]綜觀該志卷首所列的諸篇序文，除了陸軍中將李根源

（一八七九－一九六五）一篇外，其餘都與《觀世音菩薩本感應頌》一書的序文相同，亦可 明白個中背景。

關於《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這個部分，乃印光於民國十一年與陶縣長議成修志之後

不到一個月，適有江西許止淨（？－一九三八，清光緒甲辰﹝一九○四﹞翰林）攜帶所著〈禮

觀世音菩薩疏〉至普陀山拜見印光，[註 21]而與印光一見如故，成為莫逆之交。當時印光跟許

止淨談論修撰山志之事，託他編撰有關觀世音菩薩的本迹、感應等頌。[註 22]此頌文兩年後（一

九二四）完成，原文近兩萬言（《普陀洛迦新志》即採用此部分），並在原文各聯之後註釋

其義（共三卷），讓閱者知其所以，且節錄各種經文（一卷），以為證言。[註 23]許止淨在卷

首說：「山志加修大士頌一篇，師（指印光）蓋懷之數年矣。」[註 24]而印光在給許止淨的信

中也曾表示欲親自編纂，他說：「願盡五六年力，將《大藏》所有觀音事迹，悉分門別類，

排成賦式，詳錄本文於（山志）下。」[註 25]足見印光對於大士本迹、感應等事理異常重視。 他又請許止淨編纂《歷史感應統紀》，[註 26]難怪他要堅持山志須加修大士頌，這種堅持促使 陶縣長等人不得不屈就，而採內外篇同修的折衷辦法。

民國十三年，《普陀洛迦新志》與《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二書相繼編成，印光本來

打算於翌年（一九二五）秋季開始校改訂正《普陀洛迦新志》，預計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

付梓流通，[註 27]然而此事後來一直拖延。此外，〈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緣起序〉是設計置

於山志之前，但因卷帙繁多，為了使它能夠廣布，故先於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秋季以單 本印行。[註 28]

及至民國十九年（一九三○），印光暫時撇開刻排其他經書的繁忙事務，著手重修《普

陀洛迦新志》，[註 29]翌年（一九三一）十月出書，[註 30]名為《重修普陀山志》。民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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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九三二）李圓淨建議印光說，既已改修王亨彥之普陀志，何不將四大名山志的其餘

三部，按照此體例而一併重修。[註 31]印光遂請許止淨標示綱要，預計內容由自己著手修撰，

校對請德森法師（一八八三－一九六二）與陳无我擔任。[註 32]由是陸續於民國二十二年（一 九三三）、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完成清涼、峨眉及九華等山志。

三、修撰的版本依據

(一)普陀山志

有關普陀山的志傳，現在可知者最早要為元代（一二○六－一三六八）盛熙明（生卒年

不詳）的《補陀洛迦山傳》一卷，[註 33]及明代（一三六八－一六四四）侯繼高（生卒年不詳）

所續撰的山志，惜皆未通行。[註 34]明萬曆年間（一五七三－一六一九），雲棲袾宏（一五三 二－一六一二）的弟子周應賓（生卒年不詳）以侯志重山而略於寺，因此加以重修，名為《重

修普陀山志》。[註 35]該志凡六卷，分為宸翰、圖考、山水、殿宇、規制、建制、靈異、頒賜、

命使、釋子、物產、藝文、事略、詩，共十四門。《佛光大辭典》「重修普陀山志」條，推

許此志「體例嚴謹，搜羅宏富，有為後志所不及者」[註 36]。本書由沈泰鴻、邵輔忠校對，張 隨刊行於萬曆三十五年（一六○七），但流通不廣。[註 37]

普陀山志自明代周應賓重修以來，有清（一六一六－一九一一）一代，新志迭出，可考

者計有四本：

1.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裘璉所編之十五卷本；

2.康熙四十四年（一七○五）朱謹、陳璿增修之十五卷本；

3.乾隆四年（一七三九）許琰重修之二十卷本；

4.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秦耀曾所修二十卷本。[註 38]

乾隆之許志為法雨寺所延修，道光之秦志為普濟寺所延修。二志各有所偏袒，其比事屬

辭，往往詳述主寺而疏略他寺，而秦志尤甚。[註 39]以上四部舊志，民國以來流通不廣，據王 亨彥的《普陀洛迦新志》所言，今所流傳者僅秦志，但其體例可議之處甚多；[註 40]而許志已

不概見，裘志、朱志僅存孤本。[註 41]他編撰該志時，除了秦志、裘志（得自法雨寺住持開如 法師處）外，[註 42]其餘僅能引用朱緒曾所著《昌國典詠》一書裡的間接資料。[註 43]

王亨彥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四月修撰完成的《普陀洛迦新志》，[註 44]凡十二卷，

分為本迹、形勝、靈異、檀施、梵剎、禪德、營建、規制、流寓、藝文、志餘、敘錄，共十

二門。該志編撰主旨講求公正，不存偏私之見，「凡關於普陀者，應有盡有，應無盡無」 [註 45]，一洗舊志之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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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光於民國十九年（一九三○），以《普陀洛迦新志》為底本，重新修撰，於民國二十

年十月印行流通。但值得附帶一提的是，該志修訂完成後，印光只署名「許止淨述，王亨彥

輯」，未將自己名字列入。實則應再加上「釋印光修訂」，才符合原來的創作情形。現今坊 間出版的《普陀洛迦新志》，作者署名常混淆不一，茲列表如下：

出版者

封面書名

內頁書名 封面署名 內頁署名

備註

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一九七五年 台北：文海出版社 無出版日期 台北：明文書局 一九八○年 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 一九九三年 台北：佛教書局 一九七八年 台南：和裕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

《普陀洛迦新志》

《普陀洛迦新志》

《普陀洛迦新志》

王亨彥輯

許止淨述 王亨彥輯 許止淨述 王亨彥輯

許止淨述 王亨彥輯 許止淨述 王亨彥輯 許止淨述 王亨彥輯

收入中國名山勝蹟 志叢刊第一輯 收入中國佛寺史志 彙刊第一輯

《普陀洛迦新志》

《普陀山志》

王亨彥輯 王亨彥輯

《普陀洛迦新志》

印光修訂 印光修訂

《普陀洛迦新志》

印光修訂 印光修訂

收入《四大名山志》 第二冊 收入《四大名山志》 第一冊

此志業經印光重新修訂，應署名許止淨述、王亨彥輯、印光修訂，才符合原創情形。僅署名

王亨彥，與事實不符。又列入許止淨，乃因前已述及該志的內篇是採用許止淨的《觀世音菩 薩本迹感應頌》，故列入其名亦算合理。

(二)清涼山志

清涼山位於山西省的五台山，[註 46]名清涼者，因終年積聚堅冰，即使時值夏季，仍有飛

雪，毫無炎暑之感；稱五台者，因該地聳立著五個山峰，山頂為不生長樹木的平台。歷代以

清涼山為主題的著作，最早為唐代（六一八－九○七）慧祥法師（生卒年不詳）所撰《古清

涼傳》。[註 47]宋代（九六○－一二七九）延一法師（生卒年不詳）又以前傳為基礎，作《廣

清涼傳》。此外，宋代張商英（無盡居士，一○四三－一一二一）又以個人所目睹的靈蹟， 寫就《續清涼傳》。[註 48]逮至明代始有志書，可考者計有：

1.明正德年間（一五○六－一五二一），秋崖法師（生卒年不詳）之手稿本二十卷；

2.明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鎮澄法師（一五四六－一六一七）之十卷本；

3.清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史震林（生卒年不詳）之十卷本；

4.清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丹巴（生卒年不詳）之《清涼山新志》。[註 49]

秋崖法師之手稿本雖細搜今古紀錄傳聞，但收採過於泛濫，未足可傳。[註 50]萬曆十年（一

五八三）鎮澄法師和憨山德清（一五四六－一六二三）、妙峰福登（？－一六一二）兩位大

師於五台建無遮法會，塔院寺住持大方廣和尚（生卒年不詳）請他撰《清涼山志》，澄鎮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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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秋崖法師手稿，經過增刪和重新編目，而成十卷本。[註 51]此原刊本流傳得非常少。清順

治（一六四四－一六六一）、康熙（一六六二－一七二二）二朝以降，常有增補本刊行， [註 52]其中較著名的有史震林之《清涼山志》，[註 53]及丹巴之《清涼山新志》。

印光之八卷本乃依據鎮澄法師所著（印光稱它為「舊志」）而修撰，[註 54]增補乾隆朝以

後的相關記事，於民國二十二年由蘇州弘化社印行。

(三)峨眉山志

峨眉山的山志早於元代即有撰述，今可考者共計八種，但多已亡佚。茲列舉如下：

1.張開（生卒年不詳）撰，《峨眉山志》三卷，已亡佚。

2.袁子讓（生卒年不詳）撰，《峨眉、淩雲二山志》，已亡佚。

3.喻廣文（字志祥，生卒年不詳）撰，《峨眉山志》十卷，未刊。

4.張能麟（清順治丁亥［一六四七］進士）撰，《峨眉志略》一卷，已亡佚。

5.張能鱗（即張能麟）撰，《峨山志》。

6.胡世安（菊潭，？－一六六三）撰，《譯峨籟》。

7.蔣超（虎臣，？－一六七三）撰，《峨眉山志》十八卷，志餘一卷。

8.曹熙衡（清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任按察使）重訂，《峨眉山志》十八卷。

以上八種峨眉山志，以張開為最早出，元代馬端臨（一二五四？－一三二三）的《文獻

通考‧經籍考》記云：「峨眉，山名也。隋開皇十三年（五九三）以名其邑，奇勝冠三蜀。

郡守呂勤命（張）開考《圖經》及傳記、石刻，綴輯成書，析為十四門。宋白、吳中復詩文 附後。」[註 55]此志已經亡佚，但由此可知，早於元代已有關於峨眉山的專著問世了。

袁子讓之山志，據清嘉慶年間（一七九六－一八二○）編撰的《峨眉縣志》所云，乃袁 氏任職嘉定巡守時，將峨眉、淩雲二志合為一書，內載峨眉禦制文二章、記十首、遊記七首、 銘一首、詩若干首，其板模已燬。[註 56]

喻廣文之山志被大學士胡世安批評為「蒐羅博而未精，考核詳而不要，去取臆而附會多」

[註 57]。胡世安之名氣大，且具有影響力，該志因遭到他的批評而未流通。

張能麟《峨眉志略》未見，據《四川通志》所記，張能麟官至翰林院編修，晚年入峨眉

山出家為僧，因此編輯此志。[註 58]但《峨眉縣志》又錄有《峨山志》，題為張氏所撰， [註 59]此二書可能是同一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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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世安《譯峨籟》是胡氏數度遊覽峨眉後寫成，其自序云：「歲閱己未（一六一九）、

甲子（一六二四）、己卯（一六三九），峨遊者三。所雜著彙成帙，題曰《譯峨籟》，蓋一 家之言也。」[註 60]此書內容，大部分被採入蔣超所著之《峨眉山志》。

蔣超之《峨眉山志》，成稿於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其凡例云：「是編除原本《譯

峨籟》外，止據《四川總志》及《嘉定州（志）》、《峨眉縣志》、《蜀中廣記》等書取裁。」

[註 61]並強調「凡關係山中形勝，僧家典故，雖細必書。其有高山大川，琳宮寶剎，不係峨山

地界者，一概不敢妄入」[註 62]。此書於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由曹熙衡修訂刊行。

[註 63]又曹氏鑑於蔣超之志是在臥病的情形下寫成，不夠條理明晰，故重新修訂。[註 64]現今 常見的《峨眉山志》，即此版本。

除了上面所介紹多種外，尚有《峨眉山志圖說》亦相當重要。蔣超之《峨眉山志》中附

有山圖若干幅，但畫得頗為粗略，只標大概，而且無圖文說明。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

譚鍾嶽（生卒年不詳）受朝廷之命，遍探山勢而成山圖六十四幅，並由黃綬芙為之輯說。 [註 65]譚鍾嶽談其畫圖經過云：「（光緒）丙戊，……朝命特頒祀典，將以圖進呈也，……（鍾

嶽）遂稿筆前往。櫛風沐雨，縋險涉幽。嘗遇巨蟒大如斗，修（長）十餘丈；又虎疊經其前，

而皆不見害。形勞心曠，疑有神助。歷半載而圖成，所歷勝蹟，一水一石，未嘗遺漏，亦小

臣涓埃之効也。計總圖一幅，散圖五十三幅；又撮其景之最勝者臚為十幅，共成六十四幅。」

[註 66]譚鍾嶽所繪之圖，總圖為峨眉山全景，其餘則如同連環圖畫，於山形、首路、河流、寺 廟等，均能較準確地描繪出來。

印光於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重新修訂的《峨眉山志》，釐為八卷，分為十門。其

修訂主要根據蔣志，並加入《峨眉山志圖說》之圖說部分。

(四)九華山志

有關九華山的志書，要到明嘉靖年間（一五二二－一五六六）才有輯錄，其間經歷萬曆

（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崇禎（一六二八－一六四四），及清康熙（一六六二－一七二二）、

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光緒（一八七五－一九○八）等朝代，凡共八種，依次列舉 如下：

1.王一槐修撰，《九華山志》六卷，明嘉靖年間成書。

2.蘇萬民重修、孫檖編輯，《九華山志》六卷，明萬曆七年（一五七九）成書。

3.蔡立身重修，《九華山志》八卷，明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成書。

4.顧元鏡主持修撰，《九華山志》八卷，明崇禎二年（一六二九）成書。

5.吳光錫重修，《九華全志》十二卷，清順治九年（一六五二）成書。

6.喻成龍、李燦重修，《九華山志》十二卷，清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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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暉主修，《九華山志》十二卷，清乾隆四年（一七三八）成書。

8.周山門纂修，《九華山志》十卷，清光緒二十七年（一九○一）成書。

以上諸種《九華山志》的編撰皆由官廳主持，儒士任編輯，與一般山經、水志相較，無

甚特異之處。至於名山道場，僅作為為國祝釐、為民祈福之處所，其引發人生信的主要用意

未能彰顯出來。[註 67]因此，印光於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重新修訂該志，釐為八卷。不

過剋實言之，印光因慮及自己年邁（時年七十七歲），不再適宜修訂，最後由許止淨監訂， 德森法師編輯，而完成修訂。[註 68]

四、內容簡介

王亨彥自言其普陀山志「刷新體例」，[註 69]因其分內、外篇，與歷來各名山志的組成不

同。「外篇」等於一般山志的內容，由卷首、各門專志和卷末（包括附錄）三部分組成。卷

首部分包括題字、山圖、序、凡例等；各門專志部分則依各自特點，設立不同門類，如形勝、

靈異、建置、梵剎、人物、藝文等。至於「內篇」，則主要闡述菩薩本迹感應為內容。所謂

刷新體例，即指增置「內篇」而言。併設內、外二篇的折衷方法，一方面能使體裁合乎史法，

以免混雜無次，另方面能貫徹印光修撰山志所本之主旨。該志釐為十二卷，分為十二門，如 下：

卷一 本迹（即「內篇」）

卷二 形勝（原刊本卷首至此為第一冊）

卷三 靈異

卷四 檀施

卷五 梵剎（精藍附；茅篷再附；廢庵又附。原刊本卷三至此為第二冊）

卷六 禪德（兩寺住持表附）

卷七 營建（原刊本卷六至此為第三冊）

卷八 規制

卷九 流寓

卷十 藝文

卷十一 志餘

卷十二 敘錄（原刊本卷八至此為第四冊）[註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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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 「四大名山志」的修撰過程及其宗教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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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門之前皆附有一段小序，以闡明此門之要旨，而其要旨皆與佛門有直接關係。例

如〈形勝門〉云：「一念無明，世界於焉相續。四大假合，山河等於空花。故濁世不礙乎寂

光，金地或見為瓦礫。大士隨順眾生，穢土忽現淨境。」[註 71]〈靈異門〉云：「性具萬法，

不假外求。用徧恆沙，無勞力作。故毛端不妨現剎，塵裡可以轉輪。……佛法只度有緣，眾

生貴乎善感。故金剛石上，來南詢之善財。蓮花洋中，返東歸之慧鍔。蛤蜊現相，仁普天心。」

[註 72]〈檀施門〉云：「如來遺詔，護法託於王臣。菩薩發心，庶生首推布施。況大士建號大

悲，廣施無畏。故珞珠解頸，菩薩亦乞慈悲。珍寶捨身，眾生皆求哀湣。」[註 73]以下〈檀施

門〉至〈敘錄門〉，所闡述亦關涉佛教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這六度行門之 要旨。

此十二門所收資料，按其性質不同，編排方式亦不同，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於各門以下

設若干細目，如：

形勝門 山、峰、嶺、石、門、洞、沙 、隩、灣、澗、泉、潭、井、池、境等多目，

以及附錄。附錄包括無法歸類的十處，以及歷代各家的遊記和吟咏形勝之作。

梵剎門 以普濟禪寺、法雨禪寺、慧濟禪寺等三寺為主。以下附精藍，共八十八處（包

括「庵」、「堂」、「殿」等）；還有茅蓬一百二十八所；廢庵一百七十三所。

營建門 亭祠、坊、塔、路、橋、醫院、學校等。

第二種於各門下，以編年方式將資料逐條排次，如：

靈異門 以各事件為主題，並以編年方式逐次編排。總共有六十八條。

檀施門 亦以各事件為主，編年次之。總共有七十八條。

禪德門 此門分為四部分。一、普濟住持（共五十五傳）；二、法雨住持（共十九傳）； 三、本山出家（共二十四傳）；四、十方寄寓（共二十二傳）。後附普濟、法雨二寺住持年 表。[註 74]

流寓門 以編年排次，下述各傳主。共十三人。

藝文門 以編年排次，下列各著作及著者。共三十種。

第三種，屬於文獻登錄，例如：

規制門 收入僧伽日用軌範、共住規約、山中舊規、常住規約、大總統教令〈修正管理

寺廟條例〉、縣長示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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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餘門 凡各門所未收，彙集於此門，使無遺漏。其中包括：石刻題名、海山物產；歷

代各志之例言及傳志；有關商討編此山志之來往書信。共三十八條。

綜觀其體例，包含綱目體（第一種）和紀傳體（第二種）。創置方面，包括地理設置、

人物紀年、裒錄藝文及雜錄記遺。記載詳備，要而不繁。王亨彥於其所訂〈例目〉云：

茲編凡關於普陀者，應有盡有，應無盡無，不敢存偏私之見。[註 75]

前人文字，原非一成不易。補缺正誤，修志者責也。是編援引各書，既注明於每條下， 其有疑義，或別有說者，必詳加按語。俾閱者，得以考異同，而參得失。[註 76]

舊志於藝文詩詠，居全書之大半。雖為表揚名山起見，究於志例有喧賓奪主之嫌。茲

編於舊志已錄，與有關掌故者，分別訂入各條。其登臨山水，流連光景之作於舊志後

者，概從割愛。[註 77]

印光重修王亨彥之普陀山志時，其方向即同於上述要旨，於發現可疑之處認真考證，不

輕信舊志，糾謬補缺，力求嚴謹（見下文「內容檢討」一節）。他對於其餘三部山志的修訂 亦秉持此宗旨，而且卷數皆比舊志為少。

對於此三部舊志，印光認為，《清涼志》的體裁尚好；《峨眉志》則只是志山，發揮普

賢菩薩之精神甚少；《九華志》則更令人感到痛歎。[註 78]印光認可鎮澄法師的清涼舊志，乃

因其與《普陀洛迦新志》的體例大致相同，所以在重修此志時，仍依循之。至於《峨眉山志》 與《九華山志》的體例亦以《普陀洛迦新志》為準，與舊志有顯著差別。今依次略述如下。

《重修清涼山志》，釐為八卷，分十門：

卷一

(1)總標化宇

(2) 略紀化主：（分十小目）原聖、釋名、生緣、德相、神用、法要、利行、涅槃、

釋住、 辯益

卷二 (3)五峰靈

(4) 伽藍勝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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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5)高僧懿行（原刊本卷一至此為上冊）

卷四 (6)菩薩顯應

卷五

(7)帝王崇建

卷六

(8)名公外護

卷七

(9)異眾感通

卷八

(10)名公題詠（原刊本卷四至此為下冊）

此志卷首無凡例，僅錄各序文。各門之前附有一段小序，以闡明此門要旨。卷一的〈總

標化宇〉及〈略紀化主〉可視同《普陀洛迦新志》內篇之〈本迹門〉。

《重修峨眉山志》亦釐為八卷，分十一門：

卷一

(1)星野圖說

卷二

(2)菩薩聖迹：（分六小目）釋名、修證、德相、法要、利行、應化

卷三

(3)全山形勝

卷四

(4)寺庵勝概

(5)感應靈異

卷五

(6)歷代高僧

卷六

(7)王臣外護

(8)仙隱流寓

卷七

(9)古今藝文

卷八 (10)動植物產

(11)蔣編志餘

此志留存蔣超舊志的八條凡例，並另訂新凡例四則。新訂凡例第一則指出舊志雖對山中

形勝、僧家典故等必細書之，但對為此山之主的普賢菩薩僅於〈形勝門〉列舉數則經文說明，

且篇幅極短。不但如此，其中說明之詞多係臆說訛傳，唯《楞嚴．圓通章》為實錄而已。所

以新志作出斟酌，稱引《華嚴》、《法華》等各大乘經，及僧傳所載確實可據者，將普賢菩 薩本迹感應等事表彰而出，為本志卷二之〈菩薩聖迹門〉。[註 79]該門可視同《普陀洛迦新志》 內篇之〈本迹門〉。

新訂凡例第二則指出舊志將峰巖、台石等分類錄之，缺乏連貫，令人無法瞭解前後上下

的位置如何。由是本志於卷一增列圖說五十四則，讀者可按圖探路，恍如身入其境，增加臥

遊之興。[註 80]可見印光收入譚鍾嶽之《圖說》，乃欲將普賢菩薩應化之聖道場地表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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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人民之瞻具。[註 81]又印光除將譚鍾嶽之《圖說》收入外，另配合星野之說，以成首卷，

其云：「星則在天成象，野則在地成形。郡邑諸志，皆以星野定方位。」[註 82]可見他引用諸 家星野之說，目的在顯示峨眉山之方位。[註 83]

新訂凡例第三則談及有關峨眉山的奇景──光鐙，指出峨眉山雖然未必即是《華嚴經》

所言之光明山，但其光鐙示現的景像奇特，在諸名山中實為首屈一指，故特闢靈異一門，將

遊記中之見光見鐙，及其他感應事迹等彙集收入，其目的在表示對菩薩的尊仰，繼而導引眾 生。[註 84]

此新志另外值得一提的地方是其最後〈蔣編志餘〉一門，蔣超在編輯舊志之後，特闢一

章，將未錄入本志的相關文章收入，其內容多具有鼓勵法屬及警惕愚頑等作用。印光把它們

存錄於此門，唯其間有考據失當，評論欠圓之處皆刪除。此外，又將舊志不便列於各門的數 段文獻，附於其後，並註明出處。[註 85]

《重修九華山志》亦釐為八卷，分十一門：

卷一 聖迹門第一

卷二 形勝門第二

卷三 梵剎門第三

卷四 高僧門第四（居士附）

靈應門第五

卷五 檀施門第六

流寓門第八

卷七 藝文門第九

卷八 物產門第十

志餘門第十一

該志卷首前半部分，除收錄印光及許止淨的兩篇新序外，還收有歷來舊志的六篇序文；

並有歷代修志銜名表，將各志的督修、參校、編輯，或重修、重輯等人的資料詳細列出。 [註 86]在此之後還列舉古來以《九華山》為主題的著作十三種。[註 87]

卷首的中間部分仿照《重修峨眉山志》的體例，收入圖說二種。第一種為許止淨的〈圖

說〉一篇，形容全山山脈與十處勝景。此〈圖說〉頗為詳盡，非舊志、紀勝等各書可比，只

《九華指南》〈論山脈〉一篇堪相比擬。此篇是許止淨據《九華指南．論山脈》跟光緒舊志

的〈十景圖記〉合輯而成。[註 88]第二種為清光緒周山門的〈九華全圖及十景分圖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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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89]據德森法師按語云：「山門先生學問淵博，文詞典雅，固為有目共睹。其首置山水全圖，

次列十景分圖，自是有功名山。惜其於佛法不特懜懜無知，尚且蓄意破壞。不知山水任奇，

若無佛法靈感為之啟發，又何能名聞遐邇，朝野歸心。……全不一言讚及，及斥崇奉為愚迷，

及專事形容山水，究與人心世道，國計民生，毫無裨益。」[註 90]對周山門的佛學知識不敢苟

同外，還質疑他撰寫該志的心術有待商榷。除上述二種有關九華山的地理文獻外，另附十一 則地理方面的考證。[註 91]

卷首的最後部分記錄往九華山的四條路線表。一由池州府城出發；一由寧國府城出發；

一由徽州府城出發；一由大通出發。此四路程表皆明示途經各地的名稱，及各地之間的距離

（以里計）。前面有一序文，說明各路線的情況，指出前三條為陸路，後一條為水、陸二路 皆有。[註 92]

該志卷一的〈聖迹門〉相當於《普陀洛迦新志》內篇之〈本迹門〉，卷內指出九華山為

中國四大名山之一，其名洋溢於震旦，乃因地藏菩薩在此應化之故。此山既因地藏菩薩得以

為尊，故造九華山志應以宣揚地藏菩薩聖迹為最要，但歷來舊志均文人掌筆，對於佛法「絕

未夢見」，故對於菩薩應化事迹，半信半疑，等閒視之，以致將地藏一傳列於人物志及文苑

仙道之後。所以該志特於卷一闢〈聖迹〉一門，以廣宣禮敬、持名之功德，及指示修行之法 要。[註 93]

舊志體例有欠嚴謹之處，例如舊志將皇家敕建或賜額的寺院稱為「寺」，將私人捐造或

募建的稱為「庵」、「堂」、「林」、「院」；但其中亦有未載敕賜而逕稱「寺」者。而且

自唐至今，千有餘載，滄桑幾變，興廢不一，有稱「寺」而僧眾寥寥者，有稱「庵」、「堂」

而佛子眾多者，故新志特闢〈梵剎門〉，以十方僧眾同居者，名為「叢林」，列於前面；傳 子孫者之「子孫（寺）廟」，列於後面。[註 94]

舊志對於僧伽，肆口譏評，例如「佛門如市」、「寺僧如儈」等類之語，不一而足。新

志指出九華山是香火鼎盛的道場，各寺庵僧眾忙於應接來賓，導致修持之功多所忽略，此固

令人惋惜，但亦無可如何之事也。而且，儻非有比丘為東道主，則四方善信欲來山朝拜，必

裹足不前，善根因此無從種植；即使自命清高、怡情山水之人，亦終不能攜糧入山，竄荊棘

而棲巖穴。足見僧伽蓽路藍縷開發山林，不僅為善信男女種植福田，亦有助於遊觀者，豈可

輕心譏誚。況且山中僧伽雖多忙於香火，而刻苦潛修之眾，亦代有其人，不可一筆抹殺，信 口謗讟。所以該志特闢〈高僧〉一門，並以學佛之居士附述於後。[註 95]

新志在凡例中對〈靈應門〉作如此說明：「舊儒宗仰程朱，於因果感應之談，概削而不

書。今之青年，又震於歐美物質文明，以因果感應為野蠻時代之神話，不值一笑。致小人敢

於為惡，而為國家大亂之源。不知至誠感神，及福善禍淫之訓，不唯佛言之，佛、耶二教，

亦未嘗不以此詔人。近今科學益昌，而鬼神昭著，更信而有徵。故闢〈靈應門〉，紀舊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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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中靈異事，而加入本山靈應近聞。俾讀者堅其信仰，而誘人為善也。」[註 96]可見闢此門的 目的在強調因果感應事理，欲令人注重因果之說。

以往舊志對於創修寺院或協助齋糧都無專門記載，僅散見於藝文志各碑、記中，檀施之

功無由表彰。所以新志另闢〈檀施門〉，內分法施及財施兩部分；前者收入高僧法施之文， 後者收入上從帝王下至士庶等，凡有財施之功者的事蹟。[註 97]

關於〈藝文門〉，該志凡例云：「歷來修山志者，其主眼全在搜羅名人題詠，為山川生

色。故藝文一門，必較各門多至倍蓰。諸大名山志，莫不皆然，而《九華》、《峨眉》特甚

耳。蓋自科舉制興，學者以文章獵取功名，幾不知聖賢身心之學為何事，由來久矣。……故

今志一反前人去取之宗旨，凡有關於世道人心之記載，清淨高尚之詩歌，則則必錄之。此外

專一描寫景物，或更毀謗佛法之章句，悉加刪削。免增人綺語之過，且消彼惡口之罪也。」 [註 98]可見此門收錄藝文是以闡揚佛法，有益於世道人心者為標準。

自明嘉靖至清光緒等諸部舊志，均將方物列於人物前，認為自有此山，即有物產，故應

列方物在人物之前。新志批評云：「獨不思有物產時代，豈遂無人類。如謂茲志所載之人，

非太古之人，則今之物，豈即古之物乎！倏死攸生，新陳代謝，物固與人同也，而必以物列

於人前，何居？」[註 99]因此，該志為高僧立〈高僧門〉，為儒家、道家立〈流寓門〉，而〈物 產門〉則列於兩者之後。

五、修撰山志的宗教意義

印光對他修撰四部山志所依據的寫本評價云：「《清涼》最嘉，《普陀》次之，《峨眉》

又次之，《九華》最居其下。」[註 100]除清涼山志外，其餘三部志書皆由不通佛學的儒士所

修，因此導致「買櫝還珠，敬卒隸而慢主人」[註 101]之不當。簡言之，印光認為「志山而不

志佛，顛倒行事。雖有其志，不能令見者、聞者增長善根，種菩提因」[註 102]。一般儒士所

修的山志，往往「只在山之形勢變幻處致力，不在菩薩興慈運悲，拔苦與樂處形容」[註 103]。

宋、元以來，文人修撰志書，不是將之誤認為志理專書，即是當作文墨應酬的工具。[註 104]

長吏及邑紳的詩、賦、記、序及雜文等充斥其間；風雲月露而與懲戒創建無關者，生祠碑頌

而全無事實根據者，竟全數收入。[註 105]《四庫全書》的總纂官紀昀（一七二四－一八○五）

亦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提出相似的意見，認為元、明以後所修撰的志書，其列傳部分成

為家譜，藝文部分成為個人總集，形成末大於本的缺失。[註 106]曾經修撰過多部志書的清儒

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一）亦對山志的蕪雜表示不滿：「志名山……，彼以形勝景物為

主，描摩宛肖為工。崖顛之碑，壁陰之記，……與夫今古名流遊覽登眺之作，收無孑遺。即

徵奧博，蓋原無所用史法也。」[註 107]可見宋、元以來修撰的地方誌書，通常犯有數種弊病：

一、誤認為志理專書；二、當作應酬工具；三、缺乏懲戒與創建之舉；四、收入的藝文與本 地無關；五、人物傳成為個人式家譜。[註 108]而此五項缺失，其原因可歸之於漠視史法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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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史法體例而言，應以修志宗旨為依歸。一般咸認，「著（志）書者，以義為體，而例

從之」[註 109]。「義」指修志宗旨，欲將此宗旨呈現出來，僅由記載區域廣狹大小的沿革，

以及記載名勝以供流連觀覽，恐難達成目的。由是須將有益於世道人心的大經大法推闡開來， 以正其義。由於義正，名隨之而正，義正名正則體例可依之而舉。

印光運用大量資料，希望能在配合體例的要求下具有豐富內容，但他意識到如此修撰頗

不容易，況且如依照以往舊例，則文人皆能為之，所以他認為「非徧閱大藏，備考群籍不可」

[註 110]。今人闡述古史有賴書檔，所以考據援引，勢所必然。這是就所搜集的書籍資料進行

核實考辨而言。然而，就當時現況而言，除了《普陀洛迦新志》之外，[註 111]其餘三部則缺

少實地調查。印光對此亦坦誠不諱，他說：「至於近世之事，以身既不在其地，而以朝不保

夕之年，亦不敢託人采訪。恐事未集而人已逝，致成空談。故將近事，留與後來之哲人耳。」

[註 112]又云：「以未曾親歷其境之人（指自己），不能詳加詢訪，故只按舊志及諸經傳而為

證訂。至於近來名德及新建築，概不加入，以免逸軼名德之咎，挂一漏萬之譏。具眼知識， 當能諒之。」[註 113]足見其內容存有未實地考察的缺點。

今觀重修的四部山志，不像一般史書堆砌大量材料。新志大量刪削舊志原文，除《普陀

山志》仍本王亨彥之十二卷外，其餘三部皆刪縮成八卷本。在考訂方面，由於《普陀洛迦新

志》是依循王亨彥的版本，而王志的體例以印光的意見為主，所以德森法師說印光在重修此

志時，「全不露有改正之迹」，[註 114]因此我們無法得知印光曾考訂過些什麼資料。不過印

光曾自言修訂該志之時，凡遇自己的名字及著作通通刪除，甚至王氏為其所作的傳亦被除去。 [註 115]

至於《清涼山志》，印光認為鎮澄法師所修撰的大體甚好，但有兩方面不理想：一、考

證方面有所缺失；二、鎮澄法師同時代的憨山、紫柏、妙峰等大師，與清涼山有絕大因緣， 對於佛法世道亦大有關係，但均未加以立傳。[註 116]此外，清康熙間之重修者，任意刪削與 清涼山有關係之重要文字，導致流通不廣。[註 117]這些都加以改正。

有關《峨眉山志》的考訂，印光認為一班不知菩薩德相者，謬引《華嚴經．諸菩薩住處

品》：「西南方有處，名光明山，從昔已來，諸菩薩眾，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曰賢勝， 與其眷屬，諸菩薩眾，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註 118]一段經文，將「光明山」

誤指為中國之峨眉；於「現有菩薩，名曰賢勝」下，妄加註曰：「即普賢也」。然而普賢亦

名「徧吉」，未見又名「賢勝」。印光深斥此種援經而深悖於經的作法，導致欲令人生信反 而起疑。[註 119]此外，舊志中所載之訛謬，如：1.記載迦葉摩騰（？－七三）、竺法蘭（生卒 年不詳，寂於洛陽）二師至中國之時間有誤；2.智者大師（五三八－五九七）一生未至西蜀， 亦未與茂真尊者、孫真人等弈棊於呼應峰下的棊盤石上；3.玄奘大師（六○二？－六六四） 往西域求經途中，未曾至峨眉九老洞，更無遇聖真說偈授經之事；4.黃帝往空同（崆峒）山， 問道於廣成子，載於《莊子．在宥篇》，何曾又往峨眉，復問道於天皇真人。[註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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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舊志中，印光認為九華山最劣（前已述及），因其妄改字句，有心滅佛。[註 121]尤

其光緒年間周山門修撰該志時，曾作許多毀謗佛教的文章，以彰顯自己知見高明，並令僧人

出資而板存縣署，不許翻刻。印光認為這種作為實令人不知其意為何？[註 122]所以重修時，

印光的助理德森法師將各門重新編輯。與他志相較，編修該志費時最多，[註 123]而且考訂的 按語極多，散置在各處。

雖然重修的新志具有不輕信舊志，發現可疑即認真考證等具有糾謬補缺的優點，但它們

的內容是以佛教立場為主，難免給人一種「護教」的印象。所以，將之視為佛教的史志，並 從中洞悉其宗教意義，也是很自然的看法。

六、結語

《普陀洛迦新志》由地方長官所提倡、主導，故修撰者無法像私撰史書般自由、靈活，

處處受到制約乃可想而知。今據上文討論得知，王亨彥受陶鏞縣長「指示」的地方甚多，雖

然他如印光所言「於儒可稱博洽，於佛未涉門徑」，[註 124]為其修撰山志的不足處，但他從

學術的立場考量，認為欲符合志書體例，只得於內篇（屬內典方面）之外加上外篇。這點是 其高明處，此優點也影響後來續修的幾部山志。

從另方面觀之，陶縣長個人對於佛教是愛護的，[註 125]否則不會倡議重修志書。[註 126]

他個人非常敬重印光，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各界呈請徐世昌總統（一八五五－一九三九）

頒贈「澈悟圓明」匾額給印光，即是陶縣長一手促成的，[註 127]他基於敬重印光，並信服印

光的學識，故不得不採納其意見而將山志分為內外篇。他說這是折衷辦法，所謂「折衷」已 意涵著退讓的意思。

再從印光方面來看，印光重修山志的目的是否僅將觀世音、地藏王、文殊、普賢諸菩薩

的本迹與感應事理彙集成冊，即算了事？果真如此，便缺乏志例，不成志書了。但印光原來

的意思是否如此？或原來如此，後來與陶、王等人的接觸而做了修正？有關這方面的資料不

足，所以無法給予詳確判斷。唯可知的是，後來印光修撰的四部山志是合乎志書的體例，而

其體例乃沿襲陶、王所主導的那部志書而有。但在外篇的內容上，印光偏重於闡發教內的典

章制度、事蹟沿革等，這或許可彌補王氏以及歷來各舊志的修撰者，對於內典不熟悉的不足 處吧！

然而，這樣的內容是否能得到大眾的認可？當然這涉及到立場問題，印光的立場明顯地

站在佛教這方面，他認為志山（尤其是對佛教勝地的此四大名山）而不志佛乃顛倒行事，這

對佛教志乘的修撰而言，是優多劣少的。但是，這樣處理志書是否可令非教內人士所接受？

仍應廣徵諸方意見，最重要者乃須合乎史實，考證詳實，這點應該是學界及教界所共尊之準 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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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 「四大名山志」的修撰過程及其宗教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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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1] 參閱釋廣定編，《印光大師全集》（台北：佛教書局，一九九一年）。按：《印光大師全集》共七冊，

以下如引用第一冊則簡稱《全一》，第二冊簡稱《全二》，第三、四……七冊，以此類推，《全二》，

〈重修清涼山志序〉，第一一七六頁；《全三上》，〈復陳伯達居士書〉，第一二五頁。

[註 2] 參閱《全二》，〈普陀洛迦新志序〉，第一一七三頁。

[註 3] 參閱《全三上》，〈復丁福保居士書〉，第八十三頁。

[註 4] 參閱 [註 2] ，第一一七四頁。

[註 5] 參閱 [註 2] ，〈重修清涼山志序〉，第一一七七頁；〈重修峨眉山志序〉，第一一八三頁。

[註 6] 參閱註 [註 2] ，第一一七四－一一七五頁。

[註 7] 參閱印光，《普陀洛迦新志》卷十二，（收入《四大名山志》第二冊，台北：佛教書局，一九七八年）

〈定海縣知事陶鏞「致普陀印光法師」函〉，第六二七頁。

[註 8] 參閱 [註 7] ，〈跋〉，第六三五頁。

[註 9] 同 [註 7] 。

[註 10] 同 [註 4] 。

[註 11] 同 [註 2] ，第六二七頁。

[註 12] 同 [註 7] ，〈陶知事鏞去任時「函請會稽道尹黃慶瀾主持三事」〉，第六三一頁。

[註 13] 同 [註 7] ，〈陶知事鏞「致雅三、樵暾、爾規、釐卿」函〉，第六二八頁。

[註 14] 同 [註 7] ，〈王亨彥「覆陶知事鏞」函〉，第六二九頁。

[註 15] 同 [註 7] ，〈陶前知事鏞「覆王亨彥」函〉，第六三三頁。

[註 16] 同 [註 2] ，第一一七五頁。

[註 17] 同 [註 3] ，〈復邵慧圓居士書一〉，第三一七頁。

[註 18] 參閱 [註 7] ，〈王亨彥「致陶前知事鏞」函〉，第六三二頁。

[註 19] 見《全一》，第五六七－五六九頁。

[註 20] 依該志〈例目〉一條所云：「普陀之名，原由大士而著，實以大士為主體。今輯山志，應先從大士本感

應敘起。故將許止淨所撰之《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列於第一，名〈本迹門〉，為一卷，是為內篇。」

（《普陀洛迦新志》，卷首，〈例目〉，第二十二頁）其實這是依照陶縣長的意思而如此為之（參閱同

[註 16] ），而陶縣長的意見是受到印光的影響而有。

[註 21] 見許止淨，《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卷首（台北：華藏佛教圖書館，一九九三年），第七頁下－八頁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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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2] 參閱 [註 19] ，〈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緣起序〉，第五六八頁；許止淨，《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

卷首，〈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序〉，第一上－下頁。

[註 23] 參閱 [註 22] ，第五六八－五六九頁。

[註 24] 許止淨，《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卷首，〈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序〉，第一頁下。

[註 25] 同 [註 19] ，〈復永嘉某居士書四〉，第一○四頁。亦可參閱註[註 19] ，〈石印普陀山志序〉，第四

四三頁。

[註 26] 許止淨，《增修歷史感應統紀》（台北：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一九九二年）民國十八年（一九二

九）成書，十九年（一九三○）增修，並印行流通。印光〈序〉云：「（該書）使世人咸知因果報應，

絲毫不差。由是而『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庶可天下太平，人民安樂。」（第

四頁）

[註 27] 參閱 [註 19] ，〈復馬舜卿居士書〉，第三五二頁。

[註 28] 參閱 [註 27] ；《全一》，〈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序〉，第五六九頁。

[註 29] 參閱 [註 2] ，〈重修清涼山志序〉，第一一八三頁。

[註 30] 參閱 [註 2] ，〈復姚維一居士書〉，第九○七頁。

[註 31] 參閱 [註 2] ，〈重修清涼山志序〉，第一一七七頁；同 [註 29] 。

[註 32] 參閱 [註 31] ，第一一七八頁；同 [註 29] 。

[註 33] 盛熙明，《補陀洛迦山傳》，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

刊行會，一九二四－一九三五，以下簡稱《大正藏》）第五十一冊。

[註 34] 參閱方長生主編，《普陀山志》〈序一〉、〈序三〉（上海：上海書店，一九九五年）。

[註 35] 周應賓，《重修普陀山志》，收入《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一輯》第九冊（台北：明文書局，一九八○年）。

按：日本帝國圖書館藏有明萬曆三十五年（一六○七）刊行之版本。

[註 36] 釋慈怡（一九四三－）主編，《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三九八四頁。

[註 37] 參閱服部俊崖，〈「普陀山志」解說〉，載《佛教史學》第一編（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第六五五－

六六二頁。

[註 38] 參閱 [註 36] ，「普陀洛迦新志」條，第四九八九－四九九○頁。

[註 39] 參閱 [註 7] ，卷首，〈例目〉，第二十一頁。

[註 40] 參閱 [註 39] ；同 [註 8] 。

[註 41] 參閱 [註 39] 。

[註 42] 參閱 [註 7] ，〈王亨彥「致陶前知事鏞」函〉，第六三二－三三頁。文中云：「該書由前法雨（寺）

住持化聞（長老），得自日本岸吟香。」

[註 43] 參閱 [註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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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4] 參閱 [註 8] 。

[註 45] 同 [註 39] 。

[註 46] 有關此二山名，古來論者每引用《文殊師利寶藏陀羅尼經》及《八十華嚴經‧諸菩薩住處品》之經文，

來說明其與佛教之間的關係。參閱印光，《重修清涼山志》（收入《四大名山志》第四冊，卷一（台北：

佛教書局，一九七八年）第九頁；小野勝年、日比野丈夫，《五台山》（東京：座右寶刊行會，一九四

二年）第三－五頁；鎌田茂雄著，關世謙譯，《四大名山的故事》（台北：圓明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第一二六－一二九頁；程東、薛冬，《五台山》（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二頁。

[註 47] 慧祥，〈古清涼傳〉二卷，《大正藏》第五十一冊。撰於高宗永隆元年（六八○）至弘道元年（六八三），

書前附金大定辛丑年（一一八一）釋廣英之序。全傳分五節，1.立名標化；2.封域里數；3.古今勝跡；

4.遊禮感通；5.支流雜述。

[註 48] 參閱史震林，《清涼山志》（光緒十三年重刊本，《清涼山志》標點組、李裕民審訂，山西：人民出版

社，一九八九年）卷首，釋澄鎮〈序〉，第十六頁；印光，《清涼山志（點校本）》（民國二十二年刊

本，康奉等校點，北京：中國書店，一九八九年），釋澄鎮，〈序〉，第十七頁；小野勝年、日比野丈

夫，《五台山》，第九十二－九十三頁。

[註 49] 以上所論之各版本，參閱史震林，《清涼山志》，第一－三、二四八頁；印光，《清涼山志（點校本）》，

第七、十三－十八頁；小野勝年、日比野丈夫，《五台山》，第九十二頁。

[註 50] 參閱印光，《清涼山志（點校本）》，釋澄鎮，〈序〉，第一七頁。

[註 51] 參閱史震林，《清涼山志》，第一頁；印光，《清涼山志（點校本）》，〈鎮澄法師傳〉，第九十七頁；

小野勝年、日比野丈夫，《五台山》，第九十二頁。

[註 52] 參閱小野勝年、日比野丈夫，《五台山》，第九十四頁。史震林，《清涼山志》之〈點校說明〉云：「明

刊本已佚」（第二四八頁）恐怕有誤。印光早年朝五台山前，在北京琉璃廠遍尋舊書店，結果找到一部

（見前文），可見該版本仍存，只是流傳極少。

[註 53] 是書於卷三增補兩則材料，一是「娑羅樹」條，一是清聖祖的〈清涼山序〉；於卷六增補〈中貴楊公准

見神燈傳〉；於卷八增補〈闡教禪師傳〉、〈映川和尚傳〉、〈神燈記略〉。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

有重刊本。

[註 54] 參閱註 [註 2] ，〈致廣慧和尚書〉，第一一二四頁；〈重修清涼山志序〉，第一一七七頁。

[註 55] 馬端臨（一二五四？－一三二三），《文獻通考》，收入《三通》第十九冊（台北：新興書局，無出版

日）〈經籍三十二〉卷二○六，第一七○五頁。又可參閱常明、楊芳燦，《四川通志》卷一八四（景印

清嘉慶版，成都：巴蜀書社，一九八四年）〈經籍‧史部〉，第五三二七－五三二八頁。

[註 56] 參閱張希縉、張希珝，《嘉慶峨眉縣志》，收入《中國地方誌集成》第四十一冊（據清嘉慶十八年（一

八一三）刻本影印。成都：巴蜀書社，一九九二年）卷十，〈雜著〉，第五九一頁。

[註 57] 胡世安，〈題喻廣文《峨眉山志》〉，載印光，《重修峨眉山志》卷七（收入《四大名山志》第三冊，

台北：佛教書局，一九七八年）第二九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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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58] 參閱常明、楊芳燦，《四川通志》卷一八八，〈經籍志六〉，第五四六六頁。

[註 59] 參閱註[註 56] 。

[註 60] 胡世安，〈譯峨籟自序〉，《重修峨眉山志》卷七，第二九三頁。

[註 61] 蔣超，〈峨眉山舊志凡例〉，《重修峨眉山志》卷首，第十四頁。

[註 62] 同 [註 61] ，第十三頁。

[註 63] 參閱曹熙衡，〈峨眉山志舊序一〉，《重修峨眉山志》卷首，第七－九頁。

[註 64] 參閱 [註 58] 。

[註 65] 參閱黃錫燾，〈峨山志圖說序〉，《峨眉山志圖說》（收入沈雲龍主編《中國名山勝蹟志》第三輯，台

北：文海出版社，無出版日期。此書又收入台北明文書局《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一輯；四川人民出版

社亦於一九八四年影印出版）第三－十頁；譚鍾嶽；〈峨山記〉，載《峨眉山志圖說》，第十一－十三

頁；印光，《重修峨眉山志》卷一，第二十－二十三頁。

[註 66] 譚鍾嶽，〈記勝雜詩三十六首並序〉，《峨眉山志圖說》卷一，第十五頁。

[註 67] 參閱 [註 2] ，〈重修九華山志序〉，第一一八七頁。按：文中印光說九華山志的編修，自嘉靖至光緒，

凡經六次。參閱印光，《重修九華山志》（收入《四大名山志》第一冊卷首，台北：佛教書局，一九七

八年）第二十五－二十六頁；德森，〈新編後跋〉，《重修九華山志》卷八，第三七八頁。可見其收集

到的版本可能只有六種。

[註 68] 參閱 [註 67] 。

[註 69] 同 [註 39] ，第二十七頁。

[註 70] 同 [註 39] ，第二十一－二十八頁。

[註 71] 同 [註 7] ，卷二，第七十九頁。

[註 72] 同 [註 7] ，卷三，第一六九頁。

[註 73] 同 [註 7] ，卷四，第二○五頁。

[註 74] 按：〈禪德門〉實則涵蓋第一、二種之性質，但它所述及的四個部分，屬編年方式，故列於此較合宜。

[註 75] 同 [註 39] 。

[註 76] 同 [註 39] ，第二十二頁。

[註 77] 同 [註 39] ，第二十五－二十六頁。

[註 78] 參閱 [註 2] ，〈重修清涼山志序〉，第一一七七頁。

[註 79] 參閱印光，《重修峨眉山志》卷首，第十六頁。

[註 80] 參閱 [註 79] 。有關譚鍾嶽之圖說，參閱上文。

[註 81] 參閱 [註 79] ，卷一，第十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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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82] 參閱 [註 81] 。

[註 83] 參閱 [註 81] ，第十九－二十頁。

[註 84] 參閱 [註 79] ，第十六－十七頁。

[註 85] 參閱 [註 79] ，卷十一，第三五六頁。

[註 86] 參閱印光，《重修九華山志》，卷首，第二十五－二十六頁。

[註 87] 參閱 [註 86] ，第二十六－二十七頁。

[註 88] 參閱 [註 86] ，第三十三－三十七頁。

[註 89] 參閱 [註 86] ，第三十七－四十三頁。

[註 90] 參閱 [註 86] ，第四十三－四十四頁。

[註 91] 參閱 [註 86] ，第四十四－四十六頁。

[註 92] 參閱 [註 86] ，第四十七－五十頁。

[註 93] 參閱 [註 86] ，〈民國甲戌重新鑑訂九華山志凡例〉，第二十七－二十八頁。

[註 94] 參閱 [註 86] ，第二十八頁。

[註 95] 參閱 [註 86] ，第二十八－二十九頁。

[註 96] 同 [註 86] ，第三十頁。

[註 97] 參閱 [註 96] 。

[註 98] 同 [註 86] ，第三十－三十一頁。

[註 99] 同 [註 86] ，第三十一頁。

[註 100] 同 [註 29] 。

[註 101] 參閱 [註 29] 。

[註 102] 同 [註 29] 。

[註 103] 參閱 [註 29] 。

[註 104] 焦循（一七六三－一八二○）云：「志書以詩文為藝文，最是陋習。一開此門，而山魅、木客皆可以

七言惡詩，夤緣收入。此志之所以煩冗而不貴也。竊謂文與詩，必有關於事實者，隨類取入。」《雕

菰集》卷十三，〈覆姚秋農先生書〉（台北：鼎文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二○九頁。

[註 105] 參閱章學誠，《文史通義》卷八，〈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

五年）第八一九頁。

[註 106] 參閱紀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六十八，〈史部‧地理類序〉（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

第五九四下頁。

[註 107]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八，〈修志十議〉，第八四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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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08] 傅振倫（一九○六－）評清代方志有三點通病：一、有不得體要，無裨實用者；二、有廣徵文獻，猥

煩不節者；三、多宣揚親厚偽迹，妄希名重千古者（見氏著，《傅振倫方志論著選》，杭州：浙江人

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三十四－三十七頁）所論足供參考。

[註 109] 程廷祚（一六九一－一七六一），〈修一統志議〉，《清溪集》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

九○年）第八十七頁。

[註 110] 同 [註 4] 。

[註 111] 王亨彥修此志時曾收入不少採訪資料，而印光身居普陀三十餘年，對於普陀山的民情、風俗、人物、

地理等瞭若指掌，修訂王志時，刪改過這些採訪資料。

[註 112] 同 [註 78] ，第一一七八頁。

[註 113] 同 [註 29] ，第一一八三頁。

[註 114] 德森，〈新編後跋〉，《重修九華山志》卷八，第三七八頁。

[註 115] 參閱《全三上》，〈復邵慧圓居士書〉，第三一七頁。

[註 116] 參閱註[註 78] ；《重修清涼山志》卷三，第一四二－一四八、一五八－一六二頁。按：此志亦為鎮澄

法師立傳，見第一五七－一五八頁。

[註 117] 參閱 [註 78] ；同 [註 54] ，第一一二三－一一二四頁。印光引蓮宗四祖法照印光至清涼山竹林寺，

親見文殊菩薩，示以念佛法門之事為例。

[註 118] 《八十華嚴》，《大正藏》第十冊，第二四一頁中－下。

[註 119] 參閱同 [註 78] ，第一一七九頁。

[註 120] 參閱同 [註 78] ，第一一八○－一一八二頁。

[註 121] 參閱《重修普陀山志》，卷十二，〈定海縣知事陶鏞「致普陀印光法師」函〉，第六二六頁。

[註 122] 參閱《全二》，〈重修九華山志序〉，第一一八七頁。

[註 123] 參閱 [註 114] ，第三七九頁。

[註 124] 同 [註 113] 。

[註 125] 從陶庸兩則示諭，〈定海縣知事陶鏞「普陀香客須知示」〉（《重修普陀山志》卷八，第五一四－五

一六頁）、〈定海縣知事陶鏞示諭事〉（同上，第五一六－五一七頁），即知陶鏞對佛教的愛護甚深。

[註 126] 參閱 [註 121] 。

[註 127] 參閱真達、妙真、了然、德森，〈中興淨宗印光行業記〉，載《全五》，第二三五九頁；張一留，〈靈

巖印光略史〉，載《全三下》，第一四一頁。陶鏞，〈定海縣知事陶鏞請政府表揚印光呈文暨會稽道

尹訓令〉及〈浙江會稽道尹公署訓令第五八七號令定海縣知事陶鏞〉二文，載《全五》，第二四九五

－二四九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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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列）

1.小野勝年、日比野丈夫，《五台山》（東京：座右寶刊行會，一九四二年）。

2.方長生主編，《普陀山志》（上海：上海書店，一九九五年）。

3.王亨彥輯，《普陀洛迦新志》（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七五年）。

4.王亨彥輯，《普陀洛迦新志》（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九三年）。

5.史震林修撰，李裕民審訂，《清涼山志（標點本）》（光緒十三年重刊本，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6.周應賓，《重修普陀山志》，收入《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一輯》第九冊（台北：明文書局，一九八○年）。

7.服部俊崖，〈「普陀山志」解說〉，載《佛教史學》，第一編（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第六五五－六六二

頁。

8.紀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

9.馬端臨，《文獻通考》，收入《三通》（台北：新興書局，無出版日期）。

10.常明、楊芳燦，《四川通志》（景印清嘉慶版，成都：巴蜀書社，一九八四年）。

11.張希縉、張希珝，《嘉慶峨眉縣志》，收入《中國地方誌集成》第四十一冊（據清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

刻本影印，成都：巴蜀書社，一九九二年）。

12.盛熙明，〈補陀洛迦山傳〉，《大正藏》第五十一冊。

13.許止淨，《增修歷史感應統紀》（台北：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一九九二年）。

14.許止淨，《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台北：華藏佛教圖書館，一九九三年）。

15.許止淨述，王亨彥輯，《普陀洛迦新志》（台北：文海出版社，無出版日期）。

16.許止淨述，王亨彥輯，《普陀洛迦新志》（台北：明文書局，一九八○年）。

17.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18.傅振倫，《傅振倫方志論著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19.焦循，《雕菰集》（台北：鼎文書局，一九七七年）。

20.程廷祚，《清溪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年）。

21.程東、薛冬等著，《五台山》（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22.實叉難陀譯，《八十華嚴》，《大正藏》第十冊。

23.鎌田茂雄著，關世謙譯，《四大名山的故事》（台北：圓明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24.譚鍾嶽圖畫，黃綬芙輯說，《峨眉山志圖說》（成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影印出版）。

25.譚鍾嶽圖畫，黃綬芙輯說，《峨眉山志圖說》，收入《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一輯（台北：明文書局，一九

七九年）。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email protected]

《普門學報》第 15 期 / 2003 年 5 月 第 24 頁，共 24 頁

論文 / 「四大名山志」的修撰過程及其宗教意義

ISSN：1609-476X

26.譚鍾嶽圖畫，黃綬芙輯說，《峨眉山志圖說》，收入沈雲龍主編《中國名山勝蹟志》第三輯（台北：文海出

版社，無出版日期）。

27.釋印光修訂，《普陀洛迦新志》，收入《四大名山志》第一冊（台南：和裕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28.釋印光修撰，康奉等校點，《清涼山志》（民國二十二年刊本，北京：中國書店，一九八九年）。

29.釋印光修撰，《重修九華山志》，收入《四大名山志》第一冊（台北：佛教書局，一九七八年）。

30.釋印光修撰，《重修峨眉山志》，收入《四大名山志》第三冊（台北：佛教書局，一九七八年）。

31.釋印光修撰，《重修清涼山志》，收入《四大名山志》第四冊（台北：佛教書局，一九七八年）。

32.釋印光修撰，《普陀洛迦新志》，收入《四大名山志》第二冊（台北：佛教書局，一九七八年）。

33.釋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34.釋廣定編訂，《印光大師全集》（台北：佛教書局，一九九一年）。

35.釋慧祥，〈古清涼傳〉，《大正藏》第五十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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