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世家、屈原賈生列傳中想見其為人一語之解析

〈孔子世家〉、〈屈原賈生列傳〉中

「想見其為人」ㄧ語之解析

摘 要

司馬遷在〈孔子世家〉、〈屈原賈生列傳〉中的論贊都提到「想見其為人」

一語，對孔子，司馬遷是以欽仰的態度來讚許，期盼見到孔子在歷史責任的繼

述中，那份偉大的襟懷與使命感；對屈原，則是垂涕想見其為人，帶有悲傷哀

慟的同情在，而這份同情，亦含有自己遭受「腐行屈辱」的成分，司馬遷因李

陵案的牽累類似屈原的生命際遇，所以，渴望見到屈原來獲得精神上的慰藉。

孔子周遊列國未獲青睞，屈原受讒而流放江、淮，司馬遷替李陵仗義執言

卻反受腐刑，三人都有一個「不遇」的共通點，本文先由孔子、屈原對司馬遷

的影響作論述，並評析贊語中「想見其為人」一語所透顯的意義，最後以「不

遇去牽繫三人的生命價值，藉此明瞭司馬遷對孔子與屈原在歷史大義與生命情

性上的認同。

關鍵詞：司馬遷、史記、孔子、屈原、孔子世家、屈原賈生列傳

一、 前言

 孔子作《春秋》之後，能接續史官職責大義的就屬司馬遷的《史記》了。《史記》 主要以人物來記錄歷史發展的脈絡，對司馬遷來說，從黃帝到漢武帝，有兩千多年

的歷史，光是篩選人物就已是浩瀚的工程，更何況還要為之詳實作傳。司馬遷費時

十多年，終於完成這艱巨的任務，魯迅以「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一語對《史 記》的讚譽，鳴發出千百年來多數人的心聲。 在《史記》敘寫人物的過程裡，司馬遷採取不同的論述方式，藉由獨到的筆法 技巧，暗含一些諷諭，比如將孔子安排在「三十世家」中，突顯對孔子的景仰與肯

定；將呂后列在「十二本紀」裡，暗諷呂后的干政與弄權。而眾多人物中，司馬遷

獨對孔子、屈原兩人，以「想見其為人」一語來作論贊，筆者認為，這句話應該也

是司馬遷刻意安排的筆法之一，雖然《史記》洋洋灑灑五十餘萬字《史記》中，內

容既廣且博，但太史公既然以《史記》祖述《春秋》，在用字遣詞上，必是字斟句酌，

效法《春秋》大義的褒貶，因此，太史公將「想見其為人」一語，特用在孔子、屈 原身上，必是凝慮而發，富有深意的。

二、 〈孔子世家〉中司馬遷對孔子歷史大義的承繼

司馬遷欲見孔子的為人，是對其人格認同的嚮往，在〈孔子世家〉中，五千多 言纚纚如貫珠，攢聚《論語》、《禮記》、《國語》、《孟子》…等先秦資料，將孔子的 生平，言論、學行、周遊列國、著述等紀錄，發而為一篇完整的人物傳記，除了是

對孔子一生的介紹之外，其中所隱藏的思想性格，及其所擔負的歷史責任，也在太

史公的筆觸上，有所顯露，而這樣的文字組織，透露出對孔子情感上的連結，底下

就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所標舉的特點，及其對自身性格與責任的影響作一析論：

(一) 孔子性格對司馬遷的影響

與其說司馬遷完全是自發思慕孔子的人格，不如說是導因於對漢初以來儒者性 格丕變的厭惡，從高組統一天下以來，直到武帝，傳統儒家講仁重義的觀念已有所

改變，漢初以來的儒者，如：叔孫通、公孫弘之輩，多半已是外儒內法，或外儒內

道，對儒家思想的取捨，混雜有功利價值的考量，這樣的風氣當然也肇因於高組對

儒生的唾棄所致，但這些儒生矯情干譽且變本加厲的做法，似乎漸漸在當時的社會

政治上有錯向的引領，對照先秦儒者的風範，實有天壤之別，然而儘管如此，儒者

在這樣的政局中，處高位、掌實權者所在多有。司馬遷在現實中不能直指其鄙行，

只能透過文字，寓含褒貶，因此有〈劉敬叔孫通列傳〉、〈儒林列傳〉、〈酷吏列傳〉…

等篇章從不同的價直批判來影射這些道貌岸然的假儒者，而這一手法，間接也促使 司馬遷對孔子這樣一個儒家完整人物性格的追慕，在〈太史公自序〉中有云：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脩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

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1

1

載明作〈孔子世家〉的目的，對孔子欲「匡亂世反之於正」的襟懷，司馬遷銘感五

內，而孔子無私的奉獻，渴望對天下百姓仁德的澤及，在在突顯出其真正的人格精

神。此外，孔子對自己「道」的堅持，絕不隨俗妥協，即便未被國君採納，也不會 放低標準，選擇「蓋少貶焉」2，孔子在諸子百家爭鳴的時局中，獨標以禮為出發點 的思想，進而「攝禮歸仁、攝禮歸義」3，之所以特別去強調禮，主要是因為當時政 經混亂，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五倫的體制溣喪，而禮的功用恰巧在端名正分，因

此，孔子特別對名分有所堅持，甚至不惜欲以此來重振周文的疲弊，所以即便附屬

在出仕的機會上，他也不會輕易妥協，如：公山不狃叛季氏，欲召孔子相助，孔子 想去，但子路不悅，孔子說：「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4，孔子出 仕的目的很明確，欲恢復周王朝時的禮制，但現實的政治統位並不確立，在回答子

路的話就有些牽強，與他「正名」的論述有些違背，故最終孔子還是選擇不去，但

也就是如此，可以看出孔子對自己原則的堅定，孔子困於陳、蔡時，回答子路「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5，對道的付諸，孔子有更深層的價值標準，現實環境的不 如意，並不會迫使他有所卑屈，所以，孔子欲倡行仁義道德、《六經》學說，在他的

執著下，儘管屢屢被打回票，但也就如此，得以反襯出孔子的性格，更加凸顯其價 值的崇高，這也讓太史公引《詩經》之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6來作最高的禮 讚。

(二)、孔子作《春秋》給予司馬遷的啟示

〈孔子世家〉提到：

孔子曾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 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7

周公死後，孔子就以傳統文化的繼承人自居，對於天道所命定的事情，他不敢妄言，

但無形中對這理念的執著，稟含有承天而受，繼之維護道統的使命，這樣的認知，

也給與自己一種復興責任的動力，對於撥亂反正的責任，當然也就越發強烈，但孔

子周遊列國十五年，歷經齊、陳、蔡、衛、楚…等國，卻都得不到國君的賞識，最

終不得已還是返回魯國，據魯史作《春秋》，在孔子之前，因災禍戰亂的關係，造成

許多典籍散失亡伇，在這樣的文化衰頹的世風，孔子對自己是有所期許的，他曾說：

1(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3310。 2(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1931。 3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冊，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頁 112。 44(宋)朱熹集註，蔣伯潛廣解：《四書讀本 ─ 論語》，〈陽貨篇〉，台北：啟明書局，2000 年，頁 264。 5(宋)朱熹集註，蔣伯潛廣解：《四書讀本 ─ 論語》，〈衛靈公篇〉，台北：啟明書局，2000 年，頁 232。 6屈萬里：《詩經詮釋》〈小雅‧車舝〉，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 年，頁 422。 7(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1919。

2

「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8孔子在意的是後 世對其歷史地位的評判，即便本身理念下的「道」有所不行，但他還是要把積極入

世的襟懷轉換成另一種形式來影響時局，或作為後世史官品評褒貶的依據，因此，

利用殘存的歲月，發憤著述，完成《春秋》，孔子這樣的行徑和司馬遷作《史記》的

精神際遇是能遙相契合的，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談對兒子的期許已有伏筆可

循：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

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

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

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

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

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

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

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 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9

司馬遷擔任太史令，不單只有對父盡孝，他在創作《史記》的過程中，紹述孔子的

精神，對孔子作《春秋》的歷史使命，是以歷史輪軸的接棒者自居，《史記》又載：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於今五百歲，

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讓焉。」10

但這不單只有心嚮往之的傾慕之情，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化悲憤為力量

於創作，最主要也是希望能以史官的身分，讓《史記》的價值擔負「究天人之繼，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11的歷史責任，而這樣的精神，恰巧與孔子是不謀而合， 《春秋》內容寓含褒貶，在當時混亂的時局，對天下悖禮忘義之徒仍有所警戒，因 此有「《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12之說，而《史記》對維護道統的社會 正義也有所承繼，所論述的對象或涵蓋整個社會階層，例：〈游俠列傳〉〈龜策列傳〉、

〈貨殖列傳〉；或以夾帶的方式來凸顯某些身分低賤的人物，例：〈魏公子列傳〉中

的朱亥、侯嬴，司馬遷所要輝映的孔子精神，是以仁愛博廣的胸襟對天下百性，孔

子開平民教育之先河，司馬遷亦援引各階層人物來作傳，兩者所標舉都是史學家在

社會公義的價值層面，司馬遷的承繼與發揚確有孔子的風範。

8(宋)朱熹集註，蔣伯潛廣解：《四書讀本 ─ 論語》，〈衛靈公篇〉，台北：啟明書局，2000 年，頁 240。 9(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3295。 10(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3296。 11(東漢)班固著：《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2735。 12(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1943。

3

三、 〈屈原賈生列傳〉中司馬遷對屈原生命情性的投射

屈原本是楚國貴族，早期很受懷王的信任，年紀輕輕就受封為「三閭大夫」，但

因遭上官大夫靳尚的讒佞，使懷王對其漸漸疏遠，屈原心有所不平，故將其悵惘的

心聲，酌以楚地浪漫文風，發而為許多充滿情性的文作，因此在〈屈原賈生列傳〉

中有提及：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 愁幽思而作〈離騷〉。13

《詩經‧大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14詩人不平而鳴的情性古今皆然，屈原 將其心志寓託在〈離騷〉等作品中，是想要給自己豐富的生命情感找到一個宣洩的

窗口，因此作品中往往善用詩歌的語言，搭配天馬行空的想像力，誇張的修辭，來 呈現其豐沛的情感，但這樣的情緒，是基於對現實際遇的不順，多少帶點怨懟、無

奈的口吻，但也因此而能孕育出斐然的精神藝術作品，這一點映照於司馬遷，雷同

性相當高。在司馬遷的血液中也流淌著「不平則鳴」的詩人性格，但司馬遷不單僅

限在文字的創作上，現實生活中，他更以具體的行動來為李陵發聲，在〈報任安書〉

中提到：「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 15可見兩人交情實屬泛泛，但他卻不惜觸怒武帝，而身遭腐刑，這比起屈原的流放， 司馬遷所蘊積下來的憂憤情感，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之所以他沒有選擇仿效屈原投

江自盡的路途，是因為他有著超越生死的歷史責任在，但屈原不願屈從流俗，不惜

犧牲性命，一樣值得感佩，司馬遷所要肯定的是屈原對楚國百性的仁德襟懷，屈原

的行止所突顯出的自我價值，不能用現世的標準去衡量，以屈原的長才，又身處戰

國遊說之風盛行的時代，他可以擇木而棲，但屈原沒有選擇這條路，同樣的，那也

是一種使命感，這使命感也許不同孔子那樣的層次，是對全天下的百性而發，但退

而求其次，亦是對楚地的人民而發，一樣是無所偏私的。因此，屈原投江自盡是把

自我感情極致化的表現，背後所蘊含的是「孤臣無力可回天」的無奈，在這裡更可

以說，他不願讓自己對國家那份情感，最後換來一幕幕國破家亡的慘劇，所以選擇 犧牲，但也就在他犧牲的同時，生命價值的朗現達到極大化，如同文天祥的仁至義

盡，倘若司馬遷真正見到屈原，應可暢所欲言李陵案中滿腔的委屈，而屈原想必也

能心有戚戚焉，兩人在生命感性的悲嘆上，肯定是相當契合，司馬遷對屈原的垂涕，

意味在同情之餘也想要給一些安慰，同樣的，也許在司馬遷的內心深處，他也需要

這樣一個際遇雷同的知音，來給予一些慰藉的話語吧！

司馬遷對屈原的心有靈犀，感應特別獨到，他和屈原一樣在將生命價值發揮到

極致，只是採用的方式不同罷了，更扼要的來歸結，司馬遷其實就是「化悲憤為力

13(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2482。 14(西漢)毛萇傳述，(宋)朱熹辯說：《詩序》，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 15(東漢)班固著：《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2732。

4

量」，這樣的做法和孔子比較接近，即便司馬遷現實的際遇比較像屈原，但某種程度

也可以說，他有屈原豐沛的情感，但也兼有孔子理性的調和，漢初是黃老思想盛行

的時代，這種雜揉型態的風氣，不單只見於學術思想上，在調和人生態度的過程裡，

如此兼容並蓄的手法，也可適度援引在人格處世上，以當時身遭腐刑的司馬遷來說，

這樣的調和，更是其安身立命最好的方式了。

四、 司馬遷以「想見其為人」一語所要透顯的意義

司馬遷對孔子的仰慕與心嚮往之，從《史記》書中多處援引孔子的思想可窺見， 司馬遷紹述孔子的精神，欲以《史記》的著述，來承擔歷史的責任。〈孔子世家〉提

及孔子身處春秋亂世中，周遊列國，僅管曾困於陳、蔡，流於鄭、楚，被譏「喪家

之狗」，但孔子並沒有因時運不濟，便對理想輟行，反將這份信念，轉投於史料典籍

的整理與著述中，孔子精神裡所堅持的，是史官的大義，但這樣的大義未必合於流 俗的價值觀，〈孔子世家〉載：

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

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 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16

在這點上，和司馬遷本身的際遇有些暗合之處，司馬遷在李陵案中仗義直言，因而

得罪武帝，在遭受「腐刑」之後，苟延殘喘於世，之所以選擇接受這樣的屈辱，是

要肩負比死更重大的責任 ─ 撰述《史記》，在〈報任安書〉中有提及：

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

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 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17

但這樣的心跡在當時不能夸夸其詞，因此，他必須忍辱負重，獨自面對外在的質疑

與壓力，桑弘羊所影射的「無行之人」，多半也是指司馬遷了。在這樣的輿論下，司

馬遷所要承繼的是孔子亦因困厄而發憤作《春秋》的行止，因此，就有一種「感同

身受」的質愫在文章中流露，所以「想見其為人」，這不單只透顯仰慕的意思而已，

孔子的人格與堅持，也讓司馬遷內化為其性格，藉以昇華成執著著述的動力。因此，

想見孔子，是渴望在這條孤單的大道上，能有效法感召的對象，得以驅使他去擔負

完成生命的歷史責任。

至於對屈原的感懷，司馬遷則偏重在缺少知己的慨嘆，在李陵事件中，司馬遷

於〈報任安書〉有所怨懟：

16(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1932。 17(東漢)班固著：《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2733。

5

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 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18

人情的冷漠，讓司馬遷倍感孤寂，而這不就是屈原行吟澤畔時感嘆「舉世混濁而我

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的處境嗎？屈原在楚國的抑鬱不得志，雖堅執人臣之義，

但對楚王又愛又恨的心理糾葛，迫使其生命難以灑脫，故將滿腹的心志，寓託在作

品中，《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的贊語提到：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 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19

這裡想見屈原的為人，太史公是著重在知音難覓的悲嘆上，並非如同想見孔子般， 去化約擔負歷史責任的孤寂，對屈原的同情，可以說是一種自我慰藉的情感投射。

悲屈原的煢煢獨立，其實也是悲自己在腐刑屈辱後的心境，受辱後的司馬遷因為史

家責任未了，所以只能苟全性命飽受世人指摘，如此自我隱忍，吞泣這些屈辱的同

時，對屈原際遇的感知，相信是很能共鳴的。因此，一樣「想見其為人」，對孔子的

見，是滿懷歡欣期望之情，而對屈原，則是垂涕動容之情，同樣一句話所昭示出的

差異，卻也突顯太史公在《史記》篇章中所架構理性與感性的雙軸線。

五、 由「想見其為人」一語，連結出孔子、屈原、司馬遷的「不遇」

顏崑陽在〈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一文中說：

以「伯夷、叔齊」、「孔子、孟子」、「屈原」為漢以前「士不遇」的三種典型

性經驗，前兩者，君臣是建立在道義平等的對待關係上，「士」為被納入官僚

體系的主從結構中，保有自主的選擇權，後一種類型，則在橫向的一統政治 格局語縱向的官僚體系，被決定在無自主性的主從階級結構中。20

〈孔子世家〉中，孔子周遊列國多年，不被任何國君所用，其下場就是一種「不遇」

的代表，但孔子在現實上的不順，並沒有動搖他經世濟民的目標，孔子的「不遇」，

是導因時代背景的影響，在當時各國爭戰講求富國強兵的風氣下，孔子的仁義思想，

是很難在短時間立竿見影，當然也就難以被拔擢，對這樣的情形，孔子自己也明白，

但他不強求，只求遇到能有遠見的君主，因此，不需太過以現實政治上的起用來評

18(東漢)班固著：《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2730。 19(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2503。 20顏崑陽著：〈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收入《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 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頁 214。

6

定孔子的「不遇」，孔子的「遇合」需搭配他整個思想學說在當時的時代意義去看，

不然就太過窄化了。孔子的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光是了解，都已有所困難，

更何況是確切付諸實行，因此孔子「不遇」的原因，不單只如上述所說，無法建立

在君臣平等的道義對待關係上，筆者認為，即便有辦法連結這一層的關係，這樣的

遇合肯定也相當薄弱，君王勢必要從現實上去驗收孔子的思想，甚至稽核任用孔子

的效用，到那時，君王講求的就是儒家思想實效的價值，即便有再深的君臣道義關

係，也不意味著能妥協在未見效用的情況下，在〈孔子世家〉中，晏嬰對齊景公說：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

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

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 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21

可見道義的關係還須附屬有實效的成績，而這實效明顯是偏重在富國強兵上，孔子

的遇才有可能產生，不然在那種背景下的政局，孔子即便有所遇也難以長久，必須

等到政局大一統的情形下，才有可能著重在講仁取義的政策上，因此對孔子來說，

他的「不遇」是時不與我的型態。

儒家的思想不見重於當世，但卻在往後的歷史綿延兩千多年，而孔子的地位相

對也跟著攀升，因此，在現實的政治遇合上，孔子可說是個失敗者，但在歷史洪流

與時代責任的遇合上，卻是一個繼往開來的關鍵者，這也讓太史公在對政治遇合感

到無奈的同時，轉而去服膺孔子的歷史責任，尋求另一種歷史遇合的精神寄託。

至於屈原的不遇，和其本身的性格有很大的關係，看他對漁父的回答：

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 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22

可見他是一個相當有原則的人，但在亂世中，堅持原則往往只能作孤臣，因此他的

不遇是可想而知，屈原的不遇，參雜比較多自我情性的成分，但是否離開楚國，另

謀高就，就可有不一樣的際遇，針對此點，筆者看來倒是未必，屈原將生命節操推

為極致，使公義的價值超脫於生死上，一如孔子的道是不打折扣的，以他這樣的人

格特質，能否獲得其他國家君王的知遇，應不只決定在國君的愚昧與否？在戰國的

政局中，受重用的大都是縱橫家之流，如：蘇秦、張儀、范雎一類的策士，靠馳騁

舌利，來獲取賞識，以屈原的性格，想必很難認同這類的人物，他既然會以投江自

盡來闡發生命價值，就不可能會為求得到「賞識」而不擇手段，而這不擇手段，當

然也包括「擇主而事」的策士行徑，屈原在際遇上的顛簸，是把個人和國家人民的

情感綁在一起，因此，他把本身不順遂的鬱悶，發而對楚國在戰國時局中坎坷的悲

21(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1943。 22(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2486。

7

嘆，所以他的「不遇」，也可說是楚國的「不遇」，屈原對自己，有高潔情操的堅持，

對楚國君臣，有「恨鐵不成鋼」的無奈，而這種理想與現實難以疊合的衝突卻都收

納在他的情思中，以此為基所反應在外的處世態度，必然是澎湃多情，但也容易為

情所役，因此，終致被國家大義之情所披覆，而走上絕路。

不過，屈原的「不遇」，和孔子相較是有所差別的，孔子的「不遇」受外在時局

因素影響的成分大，屈原的「不遇」，則是偏重個人的內在性格，對司馬遷來說，漢

代的政局已是大一統，即便對武帝有所不滿，他也沒有擇主而事的機會，因此，他

的「不遇」，沒有孔子周遊列國的背景條件，和屈原的「不遇」比較雷同，但司馬遷

的「不遇」相較於屈原，並沒有為情所困，他把這現實「不遇」的感情昇華為精神

層次，尋求和孔子一樣的歷史遇合，因此他要「就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

之言」，而孔子、屈原之所以是《史記》中為二司馬遷想見的人，最主要就是兩人的

「不遇」都能讓太史公感同身受，也因如此，以「不遇」的軸線去與以聯繫，可在

精神生命的脈絡上洞悉司馬遷與兩人的契合之處，進而探視出對其創作《史記》的

影響。

六、 結語

司馬遷對孔子精神的繼承，在《史記》的完成上可說是一個最好的證明，司馬

遷真正受孔子的潛移默化，是願意去肩負歷史的責任，他不單只求完成父親遺志，

對父親盡孝，更重要的是要超脫個人的現世責任，放諸到歷史洪流中的價值，除此

之外，對孔子欲匡正亂世的人格，也是希望能有所承繼，因此，司馬遷想見孔子，

孔子對他來說就像是他的偶像，那種發自內心的景仰，司馬遷也許渴望能當面跟孔

子說說。而對屈原，幾乎是同理心的寫照發揮，司馬遷感召於屈原情感的深摯，對

現世的生命價值有不同的解讀，欲藉由連結等質性的生命情感，跳脫歷史時間的限

制，渴求知音的惺惺相惜，所以，可以這樣來歸結，「想見其為人」一語用在孔子身

上，是尋求一個生命目標，存在的責任價值，用在屈原身上，則是尋求個人情感的

慰藉，生命際遇的輝映。

8

七、 參考文獻

(一)、書籍 1.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2.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3.屈萬里著：《詩經詮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 年。

4.朱熹集註，蔣伯潛廣解：《四書讀本 ─ 論語》，台北：啟明書局，2000 年。

5.李長之著：《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台北：里仁書局，1997 年 10 月。

6.張大可著：《司馬遷評傳》，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

7.勞思光著：《中國哲學史》，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局，1980 年。

(二)、期刊

1.〈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顏崑陽著，收入《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

2.〈生命的輝映 ─ 司馬遷和孔子〉顏天佑著，《國文天地》第二十八期，1987 年 9 月。

3.〈從《史記》看司馬遷的政治思想〉來新夏著，收入《文史哲》，1981 年，第 2 期。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