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聽途說之後──宋元類書和醫書中旅行實用知識的探索
DOI: 10.6503/THJCS.20210351(1).0004 道聽途說之後 ──宋元類書和醫書中旅行實用知識的探索∗ 吳雅婷∗∗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摘 要 本研究探尋宋元時期長程旅行的實用知識,主要取材於日用類書和醫書。經梳理後 先提取較為明顯的三類知識內容進行分析:一、旅行須知:幫助完成旅行的注意事項; 二、做為啟程前提的吉時吉方推算;三、旅行備急醫方,其中北宋晚期董汲專為旅行編 纂的《旅舍備要方》特別值得注目。 析論所得,在釐清旅行知識的部分樣貌之餘,也得以推知這些知識所承載的旅行活 動。更重要的是,經由討論這些知識的載體,以及潛在的閱讀、流傳、使用等相關行 為,有助於了解一個時代支撐人們移動的力量與網絡。 關鍵詞:旅行,知識史,旅行知識,類書,醫書,《旅舍備要方》 ∗ 本文為科技部整合型研究計畫「知無涯︰近世中國的士人活動與知識建構」項下子計畫「瞻望遠 方:宋人旅行知識的組建與新知的化成」(107-2410-H-260-001) 部分研究成果。寫作期間為北京大 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2019 年秋季第七期邀訪學者,亦得益於同期師長學友之間的切磋。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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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6503/THJCS.202103_51(1).0004
道聽途說之後
──宋元類書和醫書中旅行實用知識的探索∗
吳雅婷∗∗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摘 要
本研究探尋宋元時期長程旅行的實用知識,主要取材於日用類書和醫書。經梳理後 先提取較為明顯的三類知識內容進行分析:一、旅行須知:幫助完成旅行的注意事項; 二、做為啟程前提的吉時吉方推算;三、旅行備急醫方,其中北宋晚期董汲專為旅行編 纂的《旅舍備要方》特別值得注目。
析論所得,在釐清旅行知識的部分樣貌之餘,也得以推知這些知識所承載的旅行活 動。更重要的是,經由討論這些知識的載體,以及潛在的閱讀、流傳、使用等相關行 為,有助於了解一個時代支撐人們移動的力量與網絡。
關鍵詞:旅行,知識史,旅行知識,類書,醫書,《旅舍備要方》
∗ 本文為科技部整合型研究計畫「知無涯︰近世中國的士人活動與知識建構」項下子計畫「瞻望遠 方:宋人旅行知識的組建與新知的化成」(107-2410-H-260-001) 部分研究成果。寫作期間為北京大 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2019 年秋季第七期邀訪學者,亦得益於同期師長學友之間的切磋。本文初 稿曾於 2019 年 12 月 22 日在國立清華大學主辦「宋代文獻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宣讀,承評 論人及與會學者惠賜意見,投稿後得匿名審查人、編輯委員不吝指正,於此一併致謝。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電子郵件信箱:[email protected]
清華學報 新 51 卷第 1 期(民國 110 年 3 月)第 159~1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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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旅行」之可行,有賴於幾個條件的具備,並有層次地構築成適當的環境。一
是意念上的動力,願意脫離日常,希望移動,甚至不得不移動。1 二是技術性能
力,比方人的身體具有移動的能力即為最基礎的條件,再來則是道路出現、交通工
具發展,乃至形成繁密的移動網絡。三是跨出常態與熟悉,邁向未知時,擁有所需
要的相關「資訊」或「知識」,像是如何朝預定的目的地邁進。特別是具明確目的
或路線設定,非任意浪遊的旅行,之所以能夠做出設想、規劃,使旅行得到相當程
度的掌控,應是得力於人們從事此類活動長足的經驗、對沿途和目的地的所知,與
統合過後形成的知識。我們在了解旅行活動時,往往著重實質的進行方式,如交通
媒介、住宿型態、目的地選擇、旅人裝備,亦即集中於第一、第二層次,藉以描繪
出一時一地之旅行──甚至旅遊──文化。
本文以「旅行」所需要的「知識」為出發點,探尋旅行之所以得以成行,隱含
於前述三個層次內的「知識」因子,其狀態與作用,以及其中蘊含的「旅行觀」。
亦即以「旅行知識」為探索對象;取徑「知識」,繼續落實對於宋代、宋代旅行、
移動視野中的傳統中國之了解。所謂「旅行知識」蘊含兩個層次。表層為實踐一趟
旅行所需要的知識,直接關係旅行活動成立與否。深層則涉及旅者的異地經驗,所
投射的視線、接收的資訊和知識,且蘊藏旅者與旅行地間互為主客體的關係,而此
又將成為個人或群體重新認知外在的潛在力量。
Mary Louise Pratt 於 1992 年出版的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析論十八世紀歐洲的中南美洲和非洲旅行書寫。透過內陸探險,世界被認知成西歐
學者腦中的模樣;由旅人引入的、創造的「新知」也反饋到旅行地那裡被觀看/觀
察的人們身上,從此改變了他們。《帝國之眼》以旅行書寫為對象從事的文類研
究,揭示了「知識」與旅行之間深層的關係,並帶有批判歐洲中心主義的用心。2
1 英文世界的旅行作家 Robert Moor 對於各種「路」的追究即溯及目前所知最早決定要移動自己的埃 迪卡拉生物群 (Ediacaran biota) 移跡化石。而他的疑問便是:為什麼我們要離鄉背井前往未知的 他 處 ? 羅 伯 特 . 摩 爾 (Robert Moor) 著 , 駱 香 潔 譯 , 《 路 : 行 跡 的 探 索 》 ( 臺 北 : 行 路 , 2018),頁 48-70。
2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7); 瑪 麗.路易斯.普拉特 (Mary Louise Pratt) 著,方傑、方宸譯,《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文化互 化》(南京:譯林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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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的研究多從「區域」著眼,Edward Hetzel Schafer 將眼光置於唐代的南
方,胡曉真則轉進至明清的西南。不過在他們的論述中,旅行是後臺式的元素,主
要仍在解明 Mary Louise Pratt 所言「接觸地帶」(contact zone) 的「意象」和「敘 事」。3 我自己也曾留意宋代士大夫旅行書寫中的異域書寫與知識建構特質,企圖
藉以了解宋代文人如何觀看和理解外在世界與新經驗。4 不過即使各種旅行書寫及
其延展出來的討論令人目眩神迷,一旦問題的核心放在「旅行」,為掌握旅行活動
的樣貌,仍須釐清直接支撐旅行之舉的知識。此即本研究的初衷,希望捕捉一時代
中如紛飛柳絮的旅行知識,端詳其形貌。
旅行是離開熟悉的地方前往陌生之處的過程。不僅目的地是異地,更成問題
的,恐怕還在於比目的地更要來得陌生的沿路途程。反倒是目的地,旅人可能已經
掌握某些狀況或已有所想像。故旅行最主要的挑戰之一,應該是出發地與目的地之
間要由怎麼樣的一條線聯繫起來。宋代旅行研究累積至今,透過文本分析,大致已
可掌握主要的旅行型態與旅行書寫樣式。對於其中位居首要的宦遊文化,也有一定 程度的了解。5 可惜這些對於宋代旅行的掌握,與現下明代旅行研究所知,仍難滑
3 薛愛華 (Edward Hetzel Schafer) 著,程章燦、葉蕾蕾譯,《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北京:三 聯 書 店 , 2014 ) ; 胡 曉 真 , 《 明 清 文 學 中 的 西 南 敘 事 》 ( 臺 北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出 版 中 心 , 2017)。書寫研究之外,以主客關係為結構的旅行研究可以英國社會學家 John Urry 為代表。他使 用 gaze 一字指涉旅人與旅地之間基於「觀看」而來的關係,並以之為分析概念,解析因「觀光」 衍生的舉止活動,如:度假、服務、參觀、攝影等。不過,其討論乃是在「觀光」為全球化下消 費活動的背景中進行。參見約翰.厄里 (John Urry)、約拿斯.拉森 (Jonas Larsen) 著,黃宛瑜 譯,《觀光客的凝視 3.0》(臺北:書林出版,2016)。
5
4 吳雅婷,《移動的風貌:宋代旅行活動的社會文化內涵》(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 文,2007),〈掃千里於咫尺,寫萬趣於指下:宋人的旅行書寫〉,頁 275-324;〈三蘇《南行 集》所見宋代士大夫的行旅活動與旅行書寫〉,《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廣州: 2017),頁 89-99;〈題材與體裁所見北宋前期的物類書寫〉,收入包偉民、曹家齊主編,《10 至 13 世紀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十七屆年會宋史研究論文集 (2016)》(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2018),頁 346-359。 James M. Hargett 在 1989 年討論范成大水路日記時已指出宋代旅行文學的重要成就即在於三類旅行 記的興盛。James M. Hargett, On the Road in Twelfth Century China: The Travel Diaries of Fan Chengda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89). 對於書寫類型的說明其實也同時具有釐清旅行型態的意義。 Richard E. Strassberg 論述傳統中國旅行書寫的昇起,宋代是其下限。Strassberg 放眼整體,留意到 士人、士人的旅行、士人的書寫乃是架構起傳統旅行寫作的要件。而論及宋代,他更強調儒家追 求普世原理的思維對於景物紀錄描寫的潛在影響。Richard E. Strassberg, Inscribed Landscapes: Travel Writing from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47-56. 我曾經以蘇 軾為例,論述宋代士人的宦遊生活。吳雅婷,《北宋士大夫的宦遊生活──蘇軾個案研究》(新竹: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之後美國學者張聰和我不約而同在同時期直接處理 宋代旅行文化,主要仍借助士大夫筆下留存的材料討論。我試圖跨越士大夫旅行的論述框架,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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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銜接。明代各種精巧的旅行裝備(如《遵生八牋》中的出行用具、《天下水陸路
程》、《士商類要》等旅行指南),因著宋元相似功能記載的闕如,彷似橫空出
世。6 本文即嘗試彌補這道裂縫,勾勒無法騰空,未能高速,必得一里一里親身行
過途程的宋元時期,使旅程能夠順利推進的實用知識型態。
我長期關注的宋代這類知識,幾乎未見到以旅行專用出版品的樣態留存者,但
可在類書和醫書中找到較集中的線索。然而由於類書與醫書文本層累的特質,使得
材料呈現跨越宋元兩代的傾向,難以政權為限切割討論,故將論說時段展延為宋
元。即從《事林廣記》與《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兩部被定位為日常所用的「日用」
類書、以及可用為旅途急救手冊的醫方書《旅舍備要方》中,尋找旅行實用知識的
痕跡,梳理、解讀其意涵,循旅行的步驟分為行前須知、出行擇吉和備用藥方三個
部分。
值得留意的是,「類書」本身其實是知識整理的末端,選錄進類書的宋元旅行
實用知識可能都已歷經一段做為知識的旅程。7 而醫方結輯成書,將知識系統化的
聰則對宦遊文化有更細緻的處理。吳雅婷,《移動的風貌:宋代旅行活動的社會文化內涵》; Cong Ellen Zhang, Transformative Journeys: Travel and Culture in Song China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0). Hargett 在 2018 年出版的《玉山與丹池》一書融會了他多年來的中國旅行文學 史心得,論述旅行做為中國寫作文類理路與質性的發展。宋金元部分除承襲此前的看法,更進一 步論及「遊覽」的社交性,旅人們對於人文遺址的關注,與對見聞、細節記述的投入。James M. Hargett, Jade Mountains & Cinnabar Pools: The History of Travel Literature in Imperi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8), pp. 90-121.
6 參見巫仁恕一系列明清旅遊文化研究:巫仁恕,〈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 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臺北:2003),頁 87-143;〈清代士大夫的 旅遊活動與論述──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0(臺北: 2005),頁 235-285;《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臺北:聯經出版,2007),頁 177-214;巫仁恕、狄雅斯 (Imma Di Biase),《游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 2010)。明代《天下水陸路程》、《士商類要》、《客商一覽醒迷》等手冊較清晰地提供了十 六、十七世紀旅行實用知識本身與載體的樣貌。參見陳學文,《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 究》(臺北:洪葉文化,1997);卜正民 (Timothy Brook) 著,方駿、王秀麗、羅天佑譯,《縱 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2004)。宋元的情況與明代顯然不同。 7 日用類書往往因應市場需求,不時重刊,內容亦隨著情勢、時事、新知的變動而或多或少有所調 整。參見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臺北:2003),頁 1-85;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 生活實錄》(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 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酒井忠夫,《中國日用類書史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会, 2011);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這種現象可用以理解中國近 世社會的知識結構與內涵,卻也造成版本與內容的紛雜。然因版本比對並非本文的重點,故討論 將直接選用所關切時代中具相關內容的清晰版本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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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也很濃厚。故本文以「道聽途說之後」為主標題,希望以此呈現原本源於經驗
的零散社會性知識逐步凝結成現今形貌結構的特質。這些使旅程成為可能的知識,
形成今日書海一隅所見的模樣,實有賴更前端活生生的行旅、生活經驗;而它們跳
脫個人經驗,結構成便於使用的旅行用知識,依靠的正是道聽途說及之後的挪動搬
用。遺憾的是,我們還未尋得歷史學家所習慣的明確書面材料,無法細細勾勒它們
進入類書前每個階段的模樣。還請大家先懷抱著觀看全景中第一、二塊拼圖的心
情,容許一些有彈性的推想空間,以理解眼下所能呈現的景況。
二、須知──《事林廣記》
《事林廣記》一般以南宋理宗左右時福建人陳元靚為作者。胡道靜 (1913-
- 根據同為陳元靚所著《歲時廣記》之朱鑑 (1190-1258)、劉純序,做了考
證,推測《歲時廣記》約成於南宋理宗寶慶、紹定之間 (1225-1233)。8《事林廣
記》之成又在《歲時廣記》後。劉純言陳元靚為「隱君子」;朱鑑則說他之前編輯
的「《博聞三錄》盛行於世」,新成之《歲時廣記》「該而不冗,雅而不俚,自當
與並」。則確如胡道靜所推測,陳元靚當未從宦,而從《博聞三錄》、《歲時廣
記》,甚至到《事林廣記》皆以市售為目標。9
雖然學者們皆認為陳元靚應於晚宋即已完成《事林廣記》,然而今日所能見最
早的版本乃是元代的泰定 (1324-1328)、至順 (1330-1333)、後至元 (1340) 刊本。
8 陳元靚其人,可參見:胡道靜,〈一九六三年中華書局影印本前言〉,收入陳元靚等編,《纂圖 增類事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99,元後至元六年 (1340) 鄭氏積誠堂刊本),頁 559- 565;王珂,〈陳元靚家世生平新證〉,《圖書館理論與實踐》,3(銀川:2011),頁 58-61, 102;金文京,〈『事林広記』の編者、陳元靚について〉,《汲古》,47(東京:2005),頁 46-51。胡道靜言其里貫為「福建崇安」,但王珂經過地方志的比對,主張修正為福建建陽。《事 林廣記》的研究除了前舉宮紀子的《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尚可參見宮紀子,《モンゴル 時代の「知」の東西》上卷(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8),〈對馬宗家舊藏の元刊本 『事林廣記』について〉、〈叡山文庫所蔵の『事林広記』写本について〉,頁 74-112、113- 166;王珂,〈《事林廣記》版本考略〉,《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南京:2016),頁 167-175;森田憲司,〈王朝交代と出版──和刻本事林広記から見たモゴル支配下中国の出版〉, 《奈良史学》,20(奈良:2002),頁 56-78。
9 陳元靚,《歲時廣記》,《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88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復旦 大學圖書館藏十萬卷樓叢書本),劉純〈歲時廣記引〉、朱鑑〈歲時廣記序〉,頁 141、142。兩 篇序的內容與語氣皆類似銷售推薦序。《博聞三錄》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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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順建安椿莊書院所刻《重編群書類要事林廣記》10 與後至元六年鄭氏積誠堂刊
《纂圖增類事林廣記》皆未見有與旅行相關的內容。但是,甲集目錄後留有「泰定
乙丑仲冬增補」牌記的元祿十二年 (1699) 京都刊行的和刻本(參圖一)卻可見關
係到旅行活動實質進行的內容。據胡道靜言,此刻本主要依元泰定二年 (1325) 本
重刻。以下即以「元代泰定增補」為立基點,脈絡性地理解這部類書中與「旅行實
用知識」相關的內容。
圖一:元祿和刻本牌記11
就像八思巴字百家姓、蒙漢詞彙對譯的出現,元祿影泰定本的地理資訊也整合
進新時代情勢,全更新為蒙元版圖和交通網絡。乙集卷一、二目錄為:
卷之一
燕京圖志
10 陳元靚等編,《重編群書類要事林廣記》,《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21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2,元至順建安椿莊書院刻本)。
11 陳元靚等編,《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類書集成》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日元祿十二年 (1699) 刊京都今井七郎兵衛、中野五郎左衛門後 印本,以下引用時稱「元祿本」),甲集,頁 176。此本各卷題名不一(參見下文註 18),然內 容看來皆是元代纂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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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都加號 到京須知 中張之間
帝京官闕 東京城圖 南官城圖
卷之二
朝京驛程
驛程序畧 經過州府 經過諸縣 經過巿鎭 經過河道12
其中「朝京驛程」起始處──即在真正進入驛程之前──有序:
昔人畫山水歌曰:「不出門庭三五步,觀盡江山平萬重。」信斯言也。
今大元皇帝奄有天下地
武廣日行千里,馬尚不能遍歷,況閭閻之民耳。自之 有限又安知京國之遠近哉。今得帝都圖志并朝京驛程,自杭州餘杭門起
到燕京,計三千九百二十四里。凡經過州縣、坊村、河道,並刻于后。 開卷瞭然如指諸掌,豈不韙歟!13
所謂「今大元皇帝奄有天下」、以燕為京,加上版圖和行政區的細節,皆說明其中
內容已更新為元帝國的景況。雖然作者謂登載新入手的「帝都圖志」與「朝京驛
程」,在使行動範圍有限者能知當今局勢;但詳盡的道里路線記載亦應在「新
聞」、「閱讀」以外,直接或間接有助於旅行的參考、準備和達成。「到京須知」
應是提供給欲至京城旅人的告示,可惜元祿翻刻時已未見。由於此書其他內容如婚
喪禮之類多具有生活實用意義,自不宜否定這些地圖、須知、路線、道里具一定程 度的實用性。14
更值得關注的是「庚集」下的「旅行雜記」門。「旅行雜記」門下有十四項子
目:
12 同前引,乙集,頁 216。 13 同前引,頁 219。文中「地武」二字原以小字並列於直排之「天下」二字之下。其意未明。 14 地圖與圖志、圖經這類文本在旅行史與空間文化中尚有其自身待討論的問題,本文暫不展開。蒙 元時期的地圖可參見藤井讓治、金田章裕、杉山正明編,《大地の肖像─絵図.地図が語る世 界》(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会,2007);宮紀子,《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図》(東 京: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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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陸 束裝 雇夫
行囊 炊爨 問館
具度 行宿 買舟
搭舟 登舟 坐舟
泊舟 關防15
它們無疑是為了長程旅行而設計的類目。這些子目,與其說是分類,毋寧更像是條
目式的注意事項。此處舉第二條「束裝」為例(全文見文末附錄):
束裝以齊整勞〔牢〕固爲佳。雇夫以少壯熟事爲尚。若官員行李須示占
牌,及到店則掛之廳外,自然可以禦侮。如刀劒之類又當隨身,庶亦可 以待暴。其他如油、燭、塩、醋料物亦須帶些,以待不時之需可也。16
此條提點旅人裝束、雇請人伕、處置行李、隨身物品的原則。「旅行雜記」十四條
均以此口吻提醒旅者。大抵「出陸」、「束裝」、「雇夫」、「行囊」四項在準備
階段,「炊爨」以降則在途程之中。
要言之,「出陸」提醒旅程起始須選吉日;路程以平坦有人跡的直徑為先。
「束裝」提及的「雇夫」於第三條進一步說明如何訂定契約;若途中換人又該如何
辦理。「行囊」一項提醒會子兌換當留意處。「炊爨」說明一日行程之中大致的餐
食節奏。「問館」和「具度」皆寫投宿。前者列舉了旅店宿房環境應檢查的項目;
後者側重在旅店的飲食資源使用。「行宿」提點每日行程起訖節奏。「買舟」以下
五條俱為舟行注意事項。由僱買、搭、登、坐到停泊,一步一步提示。如:啟程前
對河伯的祭祀;乘坐時的禁忌、訣竅;行李置備;對船家的要求等。水路交通的提
醒在十四條中占了五條,是「旅行雜記」門中最著重的狀況。最末「關防」一條則
寫夜晚動靜可疑時的對策。
這些提點皆為幫助旅人順利平安完成旅程。其中隱含了一些長程旅行的實際情
況,以及由此衍生的顧慮。一是旅行需要各種資源,人力、客店、舟車、貨幣、行
李(裝束、日用品、飲食、護身武器)。這些資源的使用與調度部分需要仰仗專
15 陳元靚等編,《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元祿本,庚集,〈重編群書事林廣記〉,卷 2,
頁 343-344。這卷版心寫作「事林廣記卷之七」。
16 同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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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如雇夫、店家、梢子,以及榷貨務之類的貨幣兌換機構。欲保順利平安,首先
便是與這些專門人士、店舖打交道時公平交易,不遭欺騙。其次是行進之時若遭逢
不測風雲或賊盜覬覦,所當掌握的訣竅,以求判斷行止節奏,護得人身周全。「旅
行雜記」中對水路交通的一再提醒,乃至「旅途遇有便水,誰吝買舟」之說,恰與
宋代行記、文集、筆記中長程旅行以水行為首選手段的紀錄相呼應。17 然而即便
如此,想在陌生的情境中完成長途旅程,仍有許多令人擔憂的細節。攜帶防身武器
的提醒、切莫貪程的警告、住店由周遭環境到房內(窗、壁、床下、地板)各處當
仔細檢查,以及疑盜入侵時的應對,皆意謂著旅程中暴力侵奪威脅的存在。
將此十四條理解為基於經驗歸納而來的注意要點,具經驗分享的性質,大約是
不成問題的。但欲置回歷史的情境與脈絡之中,尚有與其所處文本性質與脈絡糾葛
的幾重問題。由於這十四條是類書的一個章節,依類書的性質和編纂習慣來說,應
有所本;但以「中國基本古籍庫」檢索,卻未能找到對應的文本。就現有內容看,
第一條「出陸」首先提及「出陸須擇吉日」,確實帶有開宗明義「第一條」的語
感。可是現存文本的最後止於應對盜賊之法的「關防」,行文間屢次視為隱患的盜
賊惡人,其對策僅有這麼一條,相較於水路乘船事項未免過少。不由得令人生疑,
某些條目是否已在輾轉傳播之際散失或被刪去了。
另一個問題涉及時代。《事林廣記》屢經重版新刊,流傳至日本後,還發展出 和藏與和刻本,今存版本狀況十分複雜。18 本文使用的元祿十二年 (1699) 京都刊
和刻本各集、各卷的題名並不一致,如甲、戊集題〈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
記〉,乙集則有〈重編分門纂圖事林廣記〉、〈重刊群書類要事林廣記〉、〈重編
群書類要事林廣記〉的參差,丁集題〈新編群書事林廣記〉或〈新編分門圖註事林 廣記〉,庚集則為〈重編群書事林廣記〉。19 因此和刻本可能是由數個不同的版
本匯集而成。錯綜的標題及組合透露出此書重印再版及其在讀者市場中複雜的使用
情狀。然而,1699 年刊刻之前究竟曾在何時被如何處理,目前尚難一一分辨。經
過考證可知,元祿本《事林廣記》中所收的「華夷一統圖」,表現的可能是乾道四 年 (1168) 至南宋末年間的時勢。20 而且有些地方留有「西穎陳元靚」的字樣。若
17 同前引,頁 344。 18 見王珂,〈《事林廣記》版本考略〉,頁 167-175。 19 胡道靜,〈一九六三年中華書局影印本前言〉,收入陳元靚等編,《纂圖增類事林廣記》,頁
564。
20 成一農認為至順間建安椿莊書院刻本與後至元六年建陽鄭氏積誠堂刻本的「大元一統圖」可能是 基於泰定二年本或之後某一版本改繪的。成一農,〈宋元日用類書《事林廣記》《翰墨全書》中 所收全國總圖研究〉,《中國史研究》,2(北京:2018),頁 17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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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一些,完整的南宋卷帙亦可能仍夾處其間。「旅行雜記」所在的庚集目錄恰好
就有陳元靚的署名。
無論如何,「新編」或「重編」之名皆可見這個刻本當非初版重印。如前所
述,在沒有其他矛盾出現前,我們暫時採信元祿本乃(或一定比例)重刻泰定本。
但即便如此,仍然面臨如何估量「旅行雜記」門載錄知識時效的問題──元代暢銷
類書中的實用知識是否也曾為宋人所用,或者原就是宋人整理而成,甚至能否藉此
釐清宋元之時旅行知識的流變。目前可見的元至順與後至元二本並無相似內容,泰
定本又是較早的版本,以致版本比對上尚無更多線索。
所幸文本內容與遣詞的比對仍然顯出了蛛絲馬跡。初步以「中國基本古籍庫」
檢索「旅行雜記」的內容,宋元皆未見足以對應的源流文本;然條目中述及的風險
或狀況,特別是在水路行止節奏和人身安全的顧慮上,與現有對宋代旅行風險的了 解吻合。21 另外,「雇夫」、「問館」、「梢子」等詞亦見宋人使用,「行囊」
條中言及的「經由州縣兌換『官會』」,也可能為南宋文本的痕跡。據目前所能掌
握的社會經濟條件看來,宋元間即便政權遞嬗、政治疆域改變,長程旅行的環境可
能並未發生巨大的斷裂或劇烈的變化,故將這些旅行知識的出現與使用上溯至宋,
應仍具一定有效性。但在另一方面,資料庫的語彙檢查結果,雖顯示有些詞彙出現
的頻率偏重於南宋,唯「炊釁」條中所謂「俗云『小淘』、『打火』」則完全沒有 出現。22 當然文體與語體的問題也必須考慮。「旅行雜記」的語氣與文集中收錄
的散文、韻文、公文書仍有差別,也許更口語一些。不過即使有此考量,檢索結果
仍是立於同一範圍的基準之下。
這些注意事項也讓我們得以推想其所適用的旅行分類。條文中提及了諸多應當
置辦的物品;詳細提醒雇用人力契約的訂立、付款之法;還說到僕從、住店與買
舟。呈現出經濟條件比較好、較具規模的旅行狀態,且以極為理所當然的口吻極力
強調周全的事先準備。大約作者也是能有餘裕達到這些條件等級之人。「束裝」條
「若官員行李須示占牌」之語,則意謂這些「注意事項」的預設讀者──旅人──
並不限於官員,恐怕鄉紳行商也是作者的提示對象。另一方面,現有的這十四條固
21 相關情況可參見梁庚堯,〈南宋商人的旅行風險〉,《燕京學報》,新 22(北京:2007),頁 99-131;〈從旅行風險看宋代商人的宗教信仰〉,收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鄧廣 銘教授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629-657。
22 不過,「打火」一詞可見於現存最早的南戲劇本《張協狀元》中,而這部劇本被認為編於南宋, 「梢子」一詞亦見其中。見袁賓、段曉華、徐時儀、曹澂明編著,《宋語言詞典》(上海:上海 教育出版社,1997),頁 58、249。
道聽途說之後──宋元類書和醫書中旅行實用知識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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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可通用於士商,甚或地主,卻未見專門為商人所寫之項目,如:貨物安全、與牙 人的往來、23 沿途關征、倉儲處理、路線選擇等。因此,除了考慮類書收錄刪節
的可能,卻也不排除作者本意只在留下扼要的通則。
由此推想,「旅行雜記」門在錄入日用類書之前,可能曾以提綱式箴言的形
式,歸納了前輩旅者們的經驗,流播在士、商之流背景條件較佳的旅人間。宋元之
時「官箴書」的樣式與用途也許可以與之相互補充、參照。但「旅行須知」的內容
似未曾如官箴般形成具規模的體系。而其不見獨立刊刻,僅遺留於類書中,則可能
意味著,旅行心得或曾被提煉成條目式的「旅行須知」,以單行卷的樣式被使用。
這些實用的「須知」主要透過複寫,流傳於有需求的旅人之間。隨著個別的傳抄,
文本可能是浮動的。而最後既然收入著名的綜合類書,一個較具共識的版本或許也
曾成形過。
沿內外理路觀察下來,這些旅行知識長成較穩定文本的「須知」看來的確有機
會形成於南宋中期。如此評估並非意指此前人們沒有如此的旅行處境或處理方法。
由身處其境到有感於處境──系統意識到處境──處理處境──系統應對處境──
輸出系統應對之法,這些過程無疑需要時間發展,而且也未必是直線進展。在出現
更明晰的線索得以繼續追查之前,資料本身複雜的傳世脈絡、南宋自身時間與地域
的局限,都提醒我們面對這批知識應容許更活潑的理解空間。
三、擇吉──《居家必用事類全集》
前述《事林廣記》「旅行雜記」第一條「出陸」首言:「出陸須擇吉日」。若
說「旅行雜記」編寫的最大用意是在助人平安順利完成旅程,那麼擇吉日出行應就
是達成此目標的最基本前提。不過,這些出行擇日的方式則見於另一部被認為是元 代編輯的日用類書──《居家必用事類全集》。24
23 官箴書中即有發給牙人執照的約束文,針對客店戶的牓文也提到關於牙人交易的注意事項。後者 明顯呈現牙人與商旅間的密切關係。參見李元弼,《作邑自箴》,《四部叢刊廣編》第 19 冊(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上海涵芬樓借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影鈔宋淳熙本),卷 7,〈牓客 店戶〉、〈牙人付身牌約束〉,頁 38、42。
24 李仁淵近來討論《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與明代中晚期大量出現的家庭百科的關係,認為這部類書 是為商業出版編寫的「家庭百科」,「居家領域」則是編輯此書時最重要的預設使用情境。文中 也梳理了此書的版本及其在元代的出版背景。目前元刊本僅有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甲乙集和臺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壬癸集傳世。見李仁淵,〈元、明刊《居家必用》與家庭百科的誕生〉,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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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仕宦》在具官箴性質的〈文公小學書嘉言篇〉、〈四事
箴〉、〈十害箴〉之後即為一連串的曆書。第一部〈趙氏拜命曆〉,錄文前有一段
說明:
余家舊藏此書,信而有驗。略為增益,悉有據依。凡彈冠願仕,皆所欲
知。因版行,以廣其傳。若〈選日時捷法〉,尤便於剋擇,併附于後。
紹熙癸丑元夕。相[坦]庵趙師俠書。25
紹熙癸丑 (1193) 為南宋光宗年號。太祖子燕王德昭系宗室有趙師俠,說不定即是 紹熙年間刊刻這部曆書者。26 雖然基於類書質性,無法論斷這段文字是在哪個階
段進入這份文本,但看來這樣的知識於南宋中期已經存在,而且已被使用,並系統
化。這部曆書記載了各種擇吉避凶的規則、預測事態發展之法,最末則是「起程赴
任時避凶神」:
勿出金門。釋曰「門,方也。」金門者,傳送、從魁是也。假令干地守
官起程時,以月將加時,傳送、從魁臨午,即必有死喪之事。切須避
之。27
大意為赴任起程的日時需要經過選擇,萬一正逢凶時,再由午方煞區而出,必將遭 逢死喪之事。28 趙師俠於序言中提及的〈選日時捷法〉,即指明:「亥加死氣、
殺星,凶」(月份落在「死氣」和「殺星」上,又逢亥日),而會發生的諸多噩事 之一便是「船車水陸並沉蹤」。29 有意思的是,擇日法將凶噩事兩兩寫做一聯,
稿(預定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十二本)。《居家必用事類全集》雖然也 是靠推測定為元人所做,但傳承的內容要比《事林廣記》相對穩定。以下的討論取用不著撰人, 《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8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南京 圖書館藏明隆慶二年 (1568) 飛來山人刻本)。
25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仕宦》,丙集,〈趙氏拜命曆〉,頁 402。 26 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趙師俠曾於淳熙十四年 (1187) 為《東京夢華錄》作跋,並著有《垣 菴長短句》,且集呂大臨、胡安國、張九成、朱熹四家說,於興化軍刻《西銘集解》。見陳振孫 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9,頁 276- 277。這位趙師俠,為淳熙二年進士,他雖有作品遺世,但稱不上著名,似不具假託的條件。
27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仕宦》,丙集,〈趙氏拜命曆〉,頁 413。 28 本文涉及擇日的部分文字由永和緣修慈惠堂負責人郭貴婷女士協助解讀。 29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仕宦》,丙集,〈選日時捷法〉,頁 413-414。原文為:「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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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車水陸並沉蹤」的上聯為「上官求職難遷改」;即視交通出行與官職遷改為同
一組事務。編列於〈選日時捷法〉之後的是〈李僕射透天關擇時并方位法〉,這套
擇時日與方位的方法開宗明義說:「凡出入遠行,上官視印,看謁貴人,求財用
事,商賈嫁娶,出此三方、用此三時更不避一百二十位諸惡神殺,百事大利。」其
中,「出入遠行」列為第一。30 相對於迴避凶時凶日凶方,隨後的〈尋喜神方〉
是一組未說明任何原理的廿五字口訣,使用者非常容易對應找出喜神所在的吉方。
同樣地,雖然聲稱「萬事所為並宜」,舉出的適用範圍中仍有出入、遠行。31
以下〈行船避忌安濟法〉、〈許真君傳龍神行度風暴訣〉、〈看風色圖〉皆與
水行有關。〈行船避忌安濟法〉列舉了許多水行有所顧忌的日子,如:庚申日忌發
船;觸犯水龍之日;水象不佳如「風波日」、「白浪日」;或來自事故宜迴避的
「河伯死日」、「子胥死日」。其中「河伯日」還備註了針對商旅的「主物貨損 濕」。32〈許真君傳龍神行度風暴訣〉列出了十條以龍神為主的諸神出行日,認為
這些日子會因諸神出行而導致風暴,不宜行船。33 目前所見的〈看風色圖〉並無
圖,僅依月條列出每月幾個特別需要留意天候的日子。如:「三月」為「三日、十
七、二十七,諸靈祇朝上界,逢星,午後大風,無大雨。」其樣式和內容與〈許真 君傳龍神行度風暴訣〉有相似處,但〈風暴訣〉未明確寫出風雨狀態。34 往後尚
有〈周公出行吉日〉和〈四順〉。35 前者為一個月之中能對應到「天門」、「天
財」等吉星的出行吉日。「四順」則指「建」、「成」、「寅」、「卯」四順日,
在現今擇日法中仍是適合出行的吉日。口訣是「建 宜 行 。 成 宜 離 。 寅 宜 往 。 卯 宜 歸 。 」 四 個 移 動 的 動 詞 統 攝 了 當 日 適 宜 從 事 的 諸 般 活 動 。 36
『死氣』、『殺星』凶,凡事施為不可逢。囚禁遭刑難得免,遷移起造亦無終。上官求職難遷 改,舡車水陸並沉蹤。人見生離財帛散,立交災橫入門中。」
30 同前引,〈李僕射透天關擇時并方位法〉,頁 420。 31 同前引,〈尋喜神方〉,頁 421。內容和〈李僕射透天關擇時并方位法〉十分相近。 32 同前引,〈行船避忌安濟法〉,頁 421。 33 同前引,〈許真君傳龍神行度風暴訣〉,頁 421-422。 34 同前引,〈看風色圖〉,頁 422。這裡不能簡化理解為〈看風色圖〉較〈許真君傳龍神行度風暴 訣〉詳盡,因為在日子的選擇上兩者仍有出入。〈風暴訣〉認為應該小心的日子就比〈看風色 圖〉多。
35 同前引,〈周公出行吉日〉、〈四順〉,頁 422。 36 「建」、「成」為十二值星日中的兩日。根據 2019 年臺南良皇宮的農民曆,陽曆十二月四日即為 建日,宜出行、祭祀、沐浴、冠笄、進人口。十二月十三日為成日,宜祭祀、祈福、齋醮、出 行、剃頭、訂婚、嫁娶、會友、安機、醞釀、拆卸、上樑、安門、作灶、入宅、掛匾、入殮、除 服。而十二值星表中,建日適宜上樑、入學、結婚、動土、立柱、醫療、出行吉。掘井、乘船 凶。成日為萬事成就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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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寫夢占的〈夢寐因想〉亦見有明確指涉旅行者,如
「噀水解夢」中記「夢食梨子主離別」、「夢披刀主出行吉」、「夢入新宅主遠
行」、「夢耳環主遠行至」、「夢封書信遠行至」、「夢在水上行大吉」;37 不
過以出行為主要訴求的,還是前述擇吉時方位諸法。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在《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編輯與流行的時代,旅人們面對
未知旅程僅能盡的人事之一,便是以「良日吉時旺方出行」做為啟程的前提。即便
如「旅行雜記」所寫,做好了諸般事前準備,仍需要擇吉啟行所提供的一份心理上
的安全感。這些擇吉法以口訣、條列、札記的形式表述,顯然已是運算最後的結
果,讀者基本上只需要對照內容,趨吉避凶,十分容易取用,全然不需要理解原
理,也毋需推算。
〈行船避忌安濟法〉等關於行船的專門應對法,正呼應了「旅行雜記」對於舟
行的側重。可感受到對當時人而言,水行雖是長程旅行手段的首選,但風雲難測,
使得水路安全成為旅行順利與否的一大隱憂。而儘管這些安渡法很多時候將風浪不
靜歸咎於神鬼,卻仍可見當時人對於天候水象的觀察力。如:〈行船避忌安濟法〉
有「八風日」、「白浪日」等;〈看風色圖〉記三月「諸靈祇朝上界,逢星,午後 大風,無大雨」。38
這些趨吉避凶的法門必不是新生的知識,例如〈夢寐因想〉下各條,有出於 《周禮.春官》、《黃帝內經》,亦有見於北宋黃休復所著《茅亭客話》者;39
擇日的〈趙氏拜命曆〉則有南宋光宗時的刊刻說明。再如南宋初年周渭著《彈冠必
用集》,本為提供士大夫出行上任擇吉手冊。此書在南宋期間至少經過四次刊刻,
內容並有所增補。40 足見這類知識的實用與流行。目前所見《彈冠必用集》的南
宋刊刻活動止於紹熙五年 (1194),但陳元靚編纂的《歲時廣記》和《事林廣記》
皆曾見其痕跡。萬曆刊《事林廣記》在「龍神行風」的說明中提到此法「乃許真人
37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仕宦》,丙集,〈夢寐因想〉,頁 426、427、427、428、429、 429。共有 28 類,313 項夢兆。宋代夢占與科舉文化的關係可參見廖咸惠,〈祈求神啟:宋代科舉 考生的崇拜行為與民間信仰〉,《新史學》,15.4(臺北:2004),頁 41-92。
38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仕宦》,丙集,〈行船避忌安濟法〉、〈看風色圖〉,頁 421、
422。
39 比對現存《茅亭客話》,《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編者所引文字並不完整,顯見在抄錄、再版過程 中頗有缺漏。參見黃休復著,趙維國整理,《茅亭客話》,《全宋筆記》第 2 編第 1 冊(鄭州: 大象出版社,2006),卷 2,「費尊師」,頁 19。
40 謝輝,〈《彈冠必用集》與宋代的兀日忌諱〉,《棗莊學院學報》,34.4(棗莊:2017),頁 1-
9。
道聽途說之後──宋元類書和醫書中旅行實用知識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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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傳並見《彈冠必用》」。41《歲時廣記》則是分別轉引《趙氏拜命曆》和宋人范 正敏所著筆記《遯齋閑覽》。42 原本單行出版的《趙氏拜命曆》、《彈冠必用
集》都為類書所收編,而消融其間,或許也能說明為什麼紹熙五年後未再見到《彈
冠必用》的刊刻。並由此例推想其他相似知識其載體之起落去留。
日用類書的編輯收錄,說明上述知識在此前後確為人所常用,或說被推薦使
用。甚至旅行的相關事物本身也成為占卜的徵候之一。「噀水解夢」各種所夢物事
中有「夢船車遊行等物」、「夢道路橋梁市井」,而在「夢水火賊等事」類有一條 是「夢執火乘船貴位」。43 反映了這些設施、舉止皆為人們可意識到的生活元
素。不能忽略的是,以上所論林林總總的擇日、預知之法,皆被編輯者安排於「仕
宦」門下。或許也意謂著士人官員被設定是這些文本/活動最主要的潛在性讀者/
使用者。44
四、備方──《旅舍備要方》
(一)《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暑證諸方」
《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尚有其他旅行實用知識,零散地安插在「衛生」門
中。錄於〈治諸病經驗方〉下的「中暑證諸方」有一條載:
〈出陸須知〉云:凡行役之人,只可食蒜飲水解渴。勿服暑藥,直至臍 下,久成痼疾,為害非輕。歇定服暑藥則可。45
告誡了旅人行進中只能食蒜飲水解渴,解暑藥必須歇下安定後才能服用,以免轉成
痼疾。「中暑證諸方」共五條。這條被置於最末,既警告也總結前四條實質藥方的
41 陳元靚等編,《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收錄明萬曆 間刊本),前集,卷 2,〈曆候類〉,「雜占晴雨」,頁 41。「龍神行風」在元至順建安椿莊書 院刻本只存於壬集目錄無內文。
42 陳元靚,《歲時廣記》,卷末,頁 453、455。 43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仕宦》,丙集,〈夢寐因想〉,頁 428、430。 44 本文循「旅行」的軸線、「出行」的行為梳理出上文討論的光景,至若針對宋代士人的卜算文化 而來的卜算書籍狀態則劉祥光有專門的討論。劉祥光,《宋代日常生活中的卜算與鬼怪》(臺 北:政大出版社,2014),〈卜算書籍的流通〉,頁 149-190。
45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衛生》,壬集,〈治諸病經驗方〉,頁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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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文字十分明顯地出自一份「出陸須知」。《事林廣記》載錄的「旅行雜記」
原本極可能就是這類須知,而這條文字也讓我們可以推想宋代「旅行須知」含括的
內容,確實不只前述「旅行雜記」。且當時人已明確意識到,旅程中引起的身體不
適,起因、療治皆可能與平居不同。
「中暑證諸方」第一條為「香薷散」,這是一味用途廣泛的配方,除了可治中
暑的「煩悶昏塞」,所對應諸證中「飲食不節」、「起居不節」、「當風取涼」、
「吐痢」、「霍亂」等外侵式病症,確實皆行旅時更易罹患。46 隨後的「《活人
書》方」、「治暑證諸藥不救者」、「治暑暍」三條都是處理緊急情況。所謂
「《活人書》方」其實是「黃連香薷散」,然將「香薷散」中的白扁豆改用黃連。
《活人書》可能就是北宋朱肱《類證活人書》。《類證活人書》「香薷散」對病
理、煎製、服用方式的記載顯然較《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活人書》方」詳盡許 多。兩書中「香薷散」的敘述雖然文字有異,卻應是針對同一種病理。47 而《居
家必用事類全集》更強調直接對應吐痢、心腹疼痛、霍亂等症。另外,《太平惠民 和劑局方》中「香薷散」條的行文內容也幾乎一致。48 據四庫館臣考證,《太平
惠民和劑局方》盛行於宋元之間,金元四大醫家之一的朱震亨 (1281-1358) 即曾 「窮晝夜是習」。49 這也許是《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衛生方來源的一條線索。
46 同前引,頁 667。原文為:「治臟腑冷熱不調,飲食不節,或食腥鱠生冷過度。○起居不節。○露 臥濕地。○當風取凉而風凉之氣歸於三焦,傳於脾胃,脾胃得冷不能消化水穀,致令真邪相干, 腸胃虛弱。因飲食變亂於腸胃之間,便致吐痢、心腹疼痛。霍亂氣逆有心痛,而先吐者。○腹痛 而先痢者。○心腹痛而吐痢俱發者。發熱、頭痛、體疼而復吐痢虛煩者。○轉筋拘急疼痛者。○ 但嘔而無物出者。○四肢逆冷而脉欲絕者。○煩悶昏塞而欲死者。此物悉能治之。」
47 朱肱,《類證活人書》,收入田思勝主編,《朱肱龐安時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 社,2006),卷 18,「香薷散」,頁 118。據延安中醫診所關芳妍醫師說明,黃連香薷散更為針 對熱症,以現代理解來說,消炎功能更強。訪問時間:2019 年 11 月 2 日。
48 許洪編,韓剛等整理,《增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治傷寒附中 暑〉,頁 64。官方主導編纂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初成於宋元豐年間 (1078-1085),至淳祐年間 (1241-1252) 多次重修。此本之原撰者為宋人陳承、裴宗元、陳師文,許洪則係增廣者,並經日本 橘親顯、細川桃庵、望月三英、丹羽正伯等人校正。鈴木達彥由醫方選取與編輯的內在理路解釋 《和劑局方》的改編。參見鈴木達彥撰,林大楨譯,〈各種版本之《和劑局方》的檢討與江戶享 保年間《和劑局方》編纂之意圖(上、中、下)〉,《明通醫藥》,402、403、404(臺中: 2010),頁 6-8、7-10、14-17;鈴木達彥撰,林大楨譯,〈紹興、寶慶、淳祐時代編纂《和劑局 方》的方法及其意圖(上、中、下)〉,《明通醫藥》,413、414、415(臺中:2011),頁 6- 10、6-9、6-10。范家偉和韓毅則著重於考索官方體制之下的醫書編纂工程與成果。范家偉,《北 宋校正醫書局新探》(香港:中華書局,2014);韓毅,《政府治理與醫學發展:宋代醫事詔令 研究》(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宋代醫學方書的形成與傳播應用研究》(廣 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
49 永瑢等,《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清乾隆間武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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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人書》方」末所謂「此藥功效甚,不可盡述」,以及「治暑證諸藥不救
者」之「不救」,已然指出它們對於緊急狀況的適用性。而「治暑暍」條的適用狀
況也是「逡巡悶絕『不救者』」。「暑暍」即暑傷之意,救治辦法為:「以道上熱
土和大蒜上等多少,爛研,冷水和,去滓,飲之即瘥。」有意思的是,此方下有小
字說明:「此方在徐州沛縣城門上板書揭之,不知何人所施。」50 這條「治暑暍」 在《蘇沈良方》中亦見,而且也有沛縣城門上板書之說。51
觀察這份方劑的描述,一來,「『道上』熱土」和交通要道的城門板書都蘊含
旅行的脈絡。再者,出處的說明也透露出旅行知識流播的另一類途徑──透過文字
塗鴉,而非正式出版,雖源由不明,但的確來自前人經驗。52 此外,慶元二年
(1196) 刊刻,王璆所作的《是齋百一選方》中也有這帖藥方。除了相同的成分、
煉製、飲用方式,還多了一條關於使用經驗的記述:
石林《避暑錄》云:「親治一御馬之僕,立蘇。」且云:「沈存中嘗著 其說。」53
此事確實見於今本《避暑錄話》。葉夢得 (1077-1148) 記某歲「熱甚,聞道路城市
間多昏仆而死者」,因而追憶起崇寧四年 (1105) 任書局54 時,同僚曾以此法成功
殿刊嘉慶間後印本),卷 103,「太平惠民和劑局方」,頁 217。除了醫學成就,朱震亨醫學形成 的丹溪學派,其知識網絡與師弟關係的內涵歷來受到許多關注,可參見張學謙,〈從朱震亨到丹 溪學派──元明儒醫和醫學學派的社會史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6.4(臺 北:2015),頁 777-809。
50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衛生》,壬集,〈治諸病經驗方〉,「中暑證諸方」,頁 667-
668。
51 蘇軾、沈括撰,楊俊傑、王振國點校,《蘇沈良方》(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卷
3,「治暑暍逡巡悶絕不救者」,頁 26。
52 《蘇沈良方》不僅錄寫藥方成分而且說明來由,甚至描述醫案故事,具有筆記的色彩。胡道靜認 為此方出自沈括的方書。參見胡道靜,〈《蘇沈內翰良方》楚蜀判──分析本書每個方、論所屬 的作者:「沈方」抑為「蘇方」〉,《社會科學戰線》,3(長春:1980),頁 195-209。而對比 所附醫案較為詳盡的「木香丸」(治療瘴氣)、「加減理中丸」(治傷寒痞氣胸滿欲死)二條, 「以道上熱土治暑暍逡巡悶絕不救者方」的敘述明顯較為簡短,所附醫案亦無清晰細節,顯示這 個處置方式或為具口碑的民間偏方。蘇軾、沈括,《蘇沈良方》,卷 3,頁 27-28、29-30。
53 王 璆 原 輯 , 劉 耀 、 張 世 亮 、 劉 磊 點 校 , 《 是 齋 百 一 選 方 》 ( 上 海 : 上 海 科 學 技 術出 版社,
2003),頁 142。
54 根據《宋會要輯稿》的記載,「修書局凡四,曰日曆,曰玉牒,曰寔錄,曰敕令。」又「樞密院 編修官與勅令所刪定官,均為書局也。」徐松輯,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標點校勘,王德毅校 訂,《宋會要輯稿》(成都: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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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華 學 報
急救一個馳馬急至忽然仆地休克的僕從。敘事末了亦提及沛縣城門板書事,謂:
此方本徐州沛縣城門忽有板書釘其上,或傳神仙欲以救人者。55
城門板書的陳述雖無不同,但增添了坊間對於其來由的說詞。傳言為無明確來歷的
有效方劑提供了情境,既間接說明了方劑之驗效,也使我們稍稍得以捕捉當時氣
氛。筆記與醫書的書寫取向不同,筆調與側重有別,但葉夢得這則鮮活的第一人稱 逸談,確實為這帖方子的效力說了話,的確值得「醫方」編者一提。56
梳理《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暑證諸方」給了我們幾項心得。一是比起旅行
訣竅的流傳,醫藥知識流傳的痕跡明顯許多。其次,宋元之時流傳的中暑及其相關
症狀的方劑,無論數量或安排,即使僅由前文涉及的幾部醫書看來,也互有出入。
簡而言之,醫方書所載無疑大大多於《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暑證諸方」所舉五
條。而就《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衛生》整體配置看,「中暑證諸方」的篇幅也沒有
特別少。可見這部類書確實經過一番挑選和收束,藥方的成分和做法既趨向簡單、
涵蓋性高,適用情況上也特別強調緊急之時起死回生。中暑當然未必全在旅行中發
生,如葉夢得所述,天氣過熱,勞作過度,都可能讓人隨時橫倒街邊。然而〈出陸
須知〉的引用,則揭示了暑證確為旅人行旅途程中的大敵。可以想見,臨出門之
際,這五條所載的方劑與對策都十分便於即時準備,放進行囊;途中備補籌措也不
致太過困難。
2008),〈職官.中書省〉三之四二,紹興二十八年三月十一日;〈職官.輪對〉六○之九,紹 興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葉夢得於大觀之前曾自婺州教授受召為「議禮武選編修官」,所謂「書 局」不知是否即此。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445,〈葉夢得傳〉,頁 13132。「議禮武選編修官」與《會要》之書局皆為編修之官。《會要》材料蒙學友熊慧嵐提供。 55 葉夢得,《避暑錄話》(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影收清宣統元年 (1909) 葉氏觀古堂重刊本),卷 上,頁 23 下-24 上。文中「崇寧乙酉」當為「崇寧己酉」之誤。此書正文前有紹興六年 (1136) 序,據序言,《避暑錄話》為葉夢得應子棟、模和門生徐惇立之請,使葉棟據所談執筆。同前 引,頁 1 上。寓目所及,此方最早的紀錄文本是《蘇沈內翰良方》。易素梅曾藉《蘇沈良方》指 出宋代士人對於搜集、紀錄、傳遞醫方的熱衷,進而討論他們對於醫學知識的處理方式與態度。 易素梅,〈宋代的士人與醫方──以《蘇沈內翰良方》為中心的考察〉,《人文雜誌》,11(西 安:2016),頁 86-96。
56 十五世紀下半葉,朝鮮官方編成的大規模醫書集成《醫方類聚》中收有《是齋醫方》,亦見此 條。其下載錄的《瑣碎錄》、《經驗良方》、《神仙備急方》亦有類似藥方。見金禮蒙等輯,盛 增秀等重校,《醫方類聚》(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6),卷 24,〈諸暑門〉,「是齋醫 方」,頁 727。
道聽途說之後──宋元類書和醫書中旅行實用知識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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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方書所見旅行相關方劑
人身安康確實是平安的根本。一般醫方書中亦載錄了另一些旅行中需留意的健
康問題。元代流行的醫書《新編南北經驗醫方大成》論「溼」,即是以「體虛」再
加「遠行涉水」──「或為風雨所襲,或臥卑濕之地」,「或感山澤蒸氣,或汗出 衣裏冷」──為遭溼氣浸漬致傷脾腎的緣由。57《新編南北經驗醫方大成》題為元
代孫允賢所著,然根據四庫館臣所見的至正癸未(三年,1343)菊節進德書堂刊本
題識:「《醫方集成》一書,四方尚之久矣。本堂今得名醫,選取奇方,增入孫氏
方中,俾得貫通。名曰《醫方大成》。」58 書商添的既是「奇方」,那麼這一段
病候之論大抵仍是孫允賢舊文。而孫允賢《醫方集成》一書既是「四方尚之久
矣」,當也是促使書商改版再刊的動力。因此《醫方集成》的初版與流行時間或可
再推早一些。
另一部刊刻時間相近的醫書《世醫得效方》則於〈瘡腫科〉中有「手足裂腫」
一項。此項下共錄七方,其中「治久行腳心腫痛方」、「行路腳跟腫痛」、「治遠
行腳腫」三方專門針對長途行走造成的腫痛。59 它們都是外敷藥,其中,「治遠
行腳腫」還特別說明「用之可行千里,輕便甚妙」,做法是:將防風、北細辛、草
烏各等分「為末,摻鞋底內。如著草鞋,即以水微濕過,然後摻藥」。60
另外,《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中也有三條與遠行相關的記載。前文所
舉的幾本醫書皆具方書性質,故編目時以方劑效用或病症分科為別。《證類本草》
則彙整各種藥材,以藥材質性分類為綱目。這三條分別為:一、「水花。平無毒。
主渴。遠行山無水處,和苦栝蔞為丸,朝預服二十丸,永無渴。」二、「茺蔚子」
(即益母草)。錄《外臺秘要》製益母草膏之法。提及「如遠行,不能稀煎去,即
更煉,可丸得。每服之,七日內則疼痛斬瘳,七日平復。」三、「青粱米」。引唐
57 孫允賢,《新編南北經驗醫方大成》,收入曹洪欣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第 23 冊 (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5,日本國宮內廳書陵部藏本),卷 1,〈濕〉,頁 44。按此書又 名《類編南北經驗醫方大成》,參見註 58。
58 永瑢等,《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3 冊,卷 105,「類編南北經驗醫方大成」,頁 261。 59 危亦林,《世醫得效方》,收入許敬生主編,《危亦林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2006),卷 19,〈瘡腫科〉,頁 502。危亦林家族累世行醫,自身曾任江西南豐州醫副提領。危 亦林於此書序文歷數歷代先祖醫術的推進,他亦費十年之力匯整積累五世的家傳十三科學理與古 醫方,於後至元三年 (1337) 成此書,後由太醫院刊行。
60 三帖藥方分別是:一、「治久行腳心腫痛方 蚯蚓糞塗腫處,高擱起腳,一夕即愈。」二、行路 腳跟腫痛「用草烏、甘遂各等分為末,新汲水調敷,露出腳爪甲。」三、「治遠行腳腫」方如正 文所述。同前引。這三劑方子所用的草本藥材皆原產於長江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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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醫家孟詵語:「青粱米,以純苦酒一斗漬之,三日出,百蒸百暴,好裹藏之。遠 行,一餐,十日不飢;重餐,四百九十日不飢。」61 益母草被認為是「治折傷內
損有瘀血每天陰則痛,兼治產婦諸疾」之「神方」。長途旅行時為便於攜帶可煉成
丸劑。水花和青粱米則可用以解決旅程中的飲食問題,一止渴一擋飢。
遠行時消渴、止渴的方法,其他醫書亦見他方,在此暫不展開。這些於醫方各
處檢出的遠行應對方劑,無論是為了急救,或是未雨綢繆,皆指出了人們確實認為
「出行」時應有其專門對策。當然,追溯醫書的軌跡,亦可知這並非到宋代才出
現。唐天寶十一年 (752) 成書的《外臺秘要》中與「救急」、「備急」有關的藥
方即值得留意,這部書在北宋初年曾由官方主導重新校定,宋代也仍流行。不過,
醫書中的這些做法並沒有規劃出獨立的「旅行」脈絡,與出行有關方劑隨醫理、分
科、效用等邏輯,散落四處。
(三)董汲《旅舍備要方》的問世
但的確有一本醫書與眾不同,即北宋中晚期醫者董汲所著之《旅舍備要方》。62
定名為《旅舍備要方》已經明白透露出這部醫籍的編纂目的──為行旅所備。這部
醫書也是我目前所見宋代之時最明確訴諸於旅行的知識手冊。它不似前文述及的各
種旅行知識夾處在龐雜的類書、醫方當中,而是以單行本流傳於世。非常可惜的
是,此書雖然時見於歷代書目中,但現存通行本其實是四庫館臣由《永樂大典》輯 出的一卷本。63 館臣說明:「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收掇排纂,得方尚幾
61 唐慎微著,張存惠改訂,《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四部叢刊初編》第 66 冊(上海:上 海書店出版社,1989,重修景上海涵芬樓藏金刊本),卷 5、6、25,頁 40 上、29 下、11 下。此 書原為醫者唐慎微於元豐五年 (1082) 編成,名《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經幾次改修,在金大定廿 九年 (1189),張存惠又將寇宗奭《本草衍義》編入,改版為《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 《證類本草》與宋代其他本草著作的比對研究可參見周云逸,《《證類本草》與宋代學術文化研 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尚志鈞點校的《大觀本草》以大觀本草為底本,政 和等本為旁校本,三道方劑的卷數和內容與文淵閣本完全相同。見唐慎微著,張存惠改訂,尚志 鈞點校,《大觀本草》(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卷 5、6、25,頁 163、188、 747。
62 文淵閣四庫全書資料庫書目資料謂書成於元祐元年 (1086),據楊金萍點校本的點校說明,董汲與 兒科名醫錢乙相交往,且同為山東東平人。錢乙曾於宣和元年 (1119) 為董汲另一部著作《小兒斑 疹備急方論》作序。董汲著,楊金萍點校,《旅舍備要方》(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3),〈點校說明〉,頁 1-3。
63 尤袤,《遂初堂書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67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474;脫脫等,《宋史》,卷 207,〈藝文 志〉,頁 5303;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國家圖書館藏民國十年 (1921)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道聽途說之後──宋元類書和醫書中旅行實用知識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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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仍舊目分為一十有二類,其觸寒、心痛、厥風、涎潮等證有錄無書,無從校 補,則亦闕焉。」64 雖然已無法見到完整的原本,但透過「舊目」與兩篇書成時
寫就的「序」,還是可以大概了解這樣一本兼具實用與專用兩項特質的旅行專門
書。以下為董汲〈自序〉全文:
汲少小多病,因習醫藥。常思世人榮辱汩馳,喜怒妄作,飲食不節,興
居無常,倐忽之間,疾起不測,迫於倉卒,不暇藥餌以斯致困,可不惜
哉!况宦游南北,客涉道途,冒觸居多,邪氣易入,方藥備急,尤當究
心。且如觸寒、心痛、冒熱、中暍、厥風、涎潮、伏暑、霍亂亟來,急
治方可安全。推類求之,不能悉數。汲自業醫以來,收經效奇方,計百
餘道,證詳而法畧,使覽之者曉然可用。目之曰:《旅舍備要方》,為 一卷,庶幾道途疾病治療有歸,不敢私隱,具錄如下。董汲序。65
多年從醫的董汲體察到生活中的「無常」、「不測」、「倉卒」等非常與不穩
定乃是人們困於疾病的重要原因。其中「宦游南北,客涉道途」,更是「冒觸居
多,邪氣易入」,「尤當究心」,明確意識到旅行對於醫療的需求──或說醫療在
旅行活動中的重要性,遂為之獨立撰著。這可說是一種意識的萌生,為前文涉及的
醫書所未見。為了在旅行這種容易出狀況的情境下可及時應對,董汲以所收驗的奇
效方,編為此書;選錄了他所知的經效奇方,詳細說明證候,扼要寫明用法,好讓
讀者(使用者)容易掌握,迅速應用。
董汲的申明,顯示《旅舍備要方》的確是一本針對旅人、旅途的急救手冊。但
要了解受眾們是如何使用這樣一本手冊,實在沒有太多實質的外部線索。只有透過
此書目前可見的內容與形式,推想它曾如何被期待與使用。「宦游南北」顯示宦遊
士大夫約是董汲所設想的首批讀者。而孟震為此書所作〈序〉,則明言「可以備旅
舍應猝之用」。66 出現在書名與孟序的「旅舍」之詞,意味著收留旅人住宿的客
本),卷 42,頁 5 下-6 上;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國家圖書館藏清光緒辛丑(二十七年, 1901)錢塘丁氏刊本),卷 16,頁 13 上,皆載有董汲此書,且書目作者應該都親眼見過,非僅由 傳抄書目而來。唯陳振孫 (1179-1262)《直齋書錄解題》雖錄有董汲另外兩部著作《小兒斑疹 論》、《腳氣治法總要》,卻不及此書,其緣由尚待查考。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 13, 頁 390。
64 永瑢等,《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3 冊,卷 103,「旅舍備要方」,頁 211-212。 65 董汲,《旅舍備要方》,〈自序〉,頁 2。 66 同前引,孟震〈序〉,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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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驛站也被期待能存有此書備用。旅人的落腳處便是落實救治的行醫空間。約莫同
一時期的《作邑自箴》,載錄了縣官約束客店戶的牓文,即呈現出旅店做為地方政
府管理、安置外來人基地的性質。67 僅一卷的篇幅或許正是為了方便攜帶檢用。
館臣曾提及且循之編輯的「舊目」是另一條重要線索。《旅舍備要方》目前的
分類為 1 斑疹(僅 1 條)、2 痰證、3 霍亂、4 腰痛、5 眼、6 耳、7 齒、8 中毒、9
婦人科、10 小兒科、11 瘡科、12 雜傷。若觀察兩部同具官方色彩的《太平聖惠
方》與《聖濟總錄》之目錄,則基本上除了「斑疹」,董汲的其餘類別皆可見於兩
書中。紹興初定本的另一部醫方書《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扼要分為 14 門,約涵蓋
了七成類別。政和八年 (1118) 序的朱肱《類證活人書》為傷寒論著,下有 61 門,而「斑疹」已明白出現在類目上。68 總之,儘管今日所見的《旅舍備要方》
為輯佚本,無法肯定類目是否齊全,但透過時代相近的綜合性醫書結構,仍然可以 看出,董汲的分類思維與它們明顯地類似。69 也就是說,雖以「旅舍」為名,也
申明了是為「宦游南北,客涉道途」而著,但實際上董汲並非依循旅行行為建構這
部醫書的綱目。他所謂的「道途疾病治療有歸」,只是以行旅途程為他施治考量的
對象場所,即孟震〈序〉所謂可備「應猝之用」,是對於非日常的應變措施。
其次,若進一步就內容的編排分類觀察宋元醫書,大體而言,本草書以藥材質
性分類,帶有生物、礦物學的性質,使用方式繫入藥材之下;此外的多數醫書則以
病候為主要的分類邏輯,先論病候原理,後列處方。以如今的殘文看來,董汲雖言
「證詳而法」,但仍維持先論後方的樣式。我約略核對了一下書中所錄方劑,相
近時代重複出現的頻率依序是:《聖濟總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太平聖
惠方》(後兩者數量只差一筆)。兒科部分所存方劑,則除了《聖濟總錄》,與錢
乙 (1032-1113)《小兒藥證真訣》的重複程度也可留意。雖然在這幾部醫書中都見
67 李元弼,《作邑自箴》,卷 7,〈牓客店戶〉,頁 37 下-38 上。其中第四條即與投宿旅人的健康 有關。而〈牓耆壯〉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榜文。同前引,頁 36 上。是書序於政和丁酉 (1117)。關於 客店做為外人與地方接觸的節點,官方所賦予的期待與作為,參見吳雅婷,〈不安的邂逅──宋 人於旅宿場所的互動與其空間印象〉,《新史學》,21.4(臺北:2010),頁 188-195。
68 北宋時期醫學分科的討論可參見張哲嘉,〈官方醫學分科與醫學發展:以北宋疾病分類與傷寒研 究為線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疾病的歷史」研討會,臺北:2000 年 6 月 17 日)。
69 若如此,則現在置於「耳」科之下的「赴筵散」,主治「心脾勞熱,口舌生瘡,或赤或白,不下 飲食」,應歸入後方「齒」,且「齒」可能應為「口齒」。董汲,《旅舍備要方》,頁 10。而如 果「瘡科」的「科」字非為後人所加,則「治打撲腫痛,傷折骨節,蹉跌脫臼,內有瘀血,疼痛 不可忍」一條應另立「傷折」,否則就是「瘡」的分類可能如《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之「瘡腫傷 折」。
道聽途說之後──宋元類書和醫書中旅行實用知識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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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可說是」相同的方劑,但文字描述或藥的材料種類、劑量上仍時見出入。而
且,完全無法忽視的是,其實約有 43% 的方劑並不見於相近時期的其他醫書。因
此,雖然確實存在知識的流動與共享,卻也仍能看出此書仍有董汲獨有的習/行醫
心得與做法。
因此,董汲這部醫療手冊,雖說是針對道途客旅需要而編寫,其組織思維仍是
基於醫學傳統一路發展出來的理路結構,維持了醫書編排的日常狀態。但這又確然
是為行旅需要所編寫,自然也有針對遠行遭遇的處置。他於序中特別指出的「觸
寒、心痛、冒熱、中暍、厥風、涎潮、伏暑、霍亂」這幾項「急治方可安全」的病
症,雖然不見得是旅行所造成,卻是路途當下必須盡早處理的高危險性病況。其
中,如心臟病、中風、癲癎、霍亂幾項,至今都仍有致命的可能。這些病症的指
明,亦有助我們理解《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暑諸證方」所挑選藥方的脈絡,至
少它們牽涉了冒熱、中暍、伏暑、霍亂。
現存《旅舍備要方》涉及旅行情境者有下列幾項。一、五苓散。其適用病症包
含「瘴氣、溫瘧、不伏水土,或吐或瀉」,即對於異地的不適應,瘴氣甚至帶著遠
行蠻荒的意味。二、眼科最後一條:「治跋涉風土或道路,誤為細塵眯目,隱痛不
能視物,隨所眯目以手分開,自以唾搽之,即愈。」三、瘡科之論引述孫思邈《千
金方》,稱:「如道途無藥,可只以大黃下之者」。此不過董汲這番引述意在提醒
讀者,以「大黃」為藥只是一種緊急應對之法,若錯用恐怕反而造成反效果。四、
雜傷的「治犬馬齧,及馬骨刺傷人,及馬血入舊瘡中方」,雖然並未多做解釋,然
而馬與行旅的關係可想而知。五、雜傷的下一條:「治在道途大醉仆地,或取涼地
臥,多為蛇入人竅方」。其情境為倒臥於道途戶外。70 這些散落於各科目中與行
旅活動較為有關的論述,意謂著董汲對於「遠行」可能帶來的健康威脅確實有所警
覺。只是相當遺憾,由於四庫館臣輯回的方劑僅 46 道,還不到董汲原著「百餘
方」的一半,加以《旅舍備要方》與其他醫方書之間,即便是同一方劑也有諸多細
節的歧異,使得欲理解董汲的選錄原則仍相當不易。
《旅舍備要方》的董汲序與孟震序都能感覺到董汲對此書所寄予的厚望,不僅
想成「旅舍方」之一家著述,也明確地「將鏤板以廣其傳」(孟序)。不過由於後
世少有提及此書者,欲判斷此書流傳應用的程度著實困難。看看《居家必用事類全
集》「衛生」門,或可揣想,比起隨身攜帶一本醫方手冊,旅人們可能更願意直接
將簡易便攜的常備藥放入行囊中。而在識字率仍有限的此時,旅店客舍主人們更感
70 諸方分見於董汲,《旅舍備要方》,頁 6-7、9、17、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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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的,或許是口傳流布的經驗、自己(才懂)的筆記;更何況,即便他們真的擁
有了董汲這本手冊,也很難在歷史洪流中留下什麼閱讀的痕跡。
宋元之時關於遠行的健康照護,其實許多醫書中都零星散落著應對之策。前人
的記述仍舊在旅行醫療上發揮著某些作用。例如《太平聖惠方》中:
夫夏月炎熱,人冒涉途路,熱毒入內,與五臟相并,客邪熾盛,鬱瘀不
宣,致陰氣卒絕,陽氣暴壅,經絡不通,故奄然悶絕,謂之暍。然此乃
外邪所擊,真藏未壞,若便遇救療,氣宣則蘇也。夫熱暍不得太冷,將
息得冷即困,此謂外卒以冷觸其熱,熱毒蘊積于內,不得宣發,故悶絕 而死也。71
這段文字源自隋代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72 暑熱、霍亂(痢)也在宋元被認
為是旅程中人體的大敵。巢元方對於熱毒的論述正可說明暑暍受到重視的學理脈
絡。然而,在這項知識的受取與流傳上,兩部醫籍間的其他節點尚有待更仔細的梳
理。
北宋中期,董汲絕無僅有的《旅舍備要方》,以「旅行」為訴求問世,確應有
其時代意義。然而儘管如此,董汲為行旅整理、著述專用急救手冊的做法似乎沒有
引起太多共鳴,既無重版,使用或被論及的痕跡也不明顯。然而其不傳並不等於旅
行備方的做法不存在。簡單有用的中暑方「逡巡悶絕『不救者』」,由城門板書而
為人所知的故事,既有著非來自專業醫家的隱喻,亦經後世醫書、筆記的屢次跨代
轉載,正提示了這些知識在系統文字化成篇章之前,或曾以幽微不定的型態與流傳
方式存在過。而《居家必用事類全書》幾帖簡要的中暑方,經過考察比對,也都可
以隱約看出旅行備方的影子。
無論是回溯日用類書中旅行相關方劑的來由,或是檢視宣稱為旅行專用的醫療
手冊,都可察覺有效方劑的預備是宋元時期出行時維持個人健康重要的策略。董汲
推出新型醫方書的努力與《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的實踐,讓我們知道,反覆獲得驗
證並且材料易得、製程簡便的便宜經驗方,要比深刻探求醫理的專門醫書更符合出
門在外隨機應變的需求。宋元之時原是學者們所認定中國醫學理論產生重要進展的
71 王懷隱等奉敕編,《太平聖惠方》,收入曹洪欣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第 5 冊
(日本國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公文書館藏本),卷 56,〈治熱暍諸方〉,頁 4032。
72 巢元方,《諸病源候論》,收入曹洪欣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第 1 冊(日本國獨
立行政法人國立公文書館藏本),卷 23,「中熱暍候」,頁 454。
道聽途說之後──宋元類書和醫書中旅行實用知識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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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婦兒科的成立更是重要里程碑。73《旅舍備要方》提出新領域的應對之策,
雖然不能說成功,但其實亦呼應了這推陳出新的時代波動。為兒科確立留下重要專
著的錢乙,正是董汲的同鄉同行好友。另一方面,經驗方的來回整理既是官方維護
公共衛生的策略,也為私家醫者們所致力。《旅舍備要方》固然是其中之一,《醫
方集成》、《新編南北經驗醫方大成》等書的編刊亦可窺其端倪。74 宋元之人對
實質經驗的重視與梳理並不只見於醫書,若能打破藩籬,與類書、譜錄、筆記、詩
話的蓬勃一同觀之,或可更上一層,於其如何認識、組織世界的問題益有所得。
五、結語:道聽途說之後
本文嘗試梳理宋元時期旅行的相關知識,初衷是為了回應自己對於宋代旅人
「憑什麼」邁向─抵達未知境域、推進旅程的疑問,故投問於驅使旅程成為可能的
知識何在,樣貌為何。
問題的基點並不複雜,但卻沒有明晰可見且成系統的材料可供直接處理。為這
個問題提供最多線索的,是晚宋至元代編輯出版的日用類書。散落於類書各門類的
旅行知識,讓我們得以一窺旅人為長程旅行所做的一些努力。雖然在實際旅程進行
時,經濟能力和資源較為充足的士商群體既有體制的協助,也有許多實質的幫手,
但既為旅行者,終究必須親身面對旅行時的種種處境,物質與心理的最基礎準備都
73 宋代婦科的確立可參見費俠莉 (Charlotte Furth) 著,甄橙譯,《繁盛之陰:中國醫學史中的性 (960-1665)》(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宋代婦科的發展〉,頁 59-93。宋元醫史的階 段性研究成果論述可參考秦玲子,〈解題 シャーロット.ファース氏の学問と欧米.台湾におけ る宋元医療史の研究動向〉,《中国:社会と文化》,23(東京:2008),頁 128-136。
74 關於個人經歷對醫療書寫的影響可參見 Chen Yun-ju, “Accounts of Treating Zhang (“miasma”) Disorders in Song Dynasty Lingnan: Remarks on Changing Literary Forms of Writing Experience,” Chinese Studies, 34.3 (2016), pp. 205-254; 張蜀蕙,〈馴化與觀看──唐、宋文人南方經驗中的疾病 經驗與國族論述〉,《東華人文學報》,7(花蓮:2005),頁 41-84。按,纂輯經驗方以求「備 要」、「備急」,其實有其傳承可以追究,甚至可上溯至葛洪的《肘後備急方》。不過亦當留意 其間差別。《肘後備急方》原名《肘後救卒方》,所謂「或不出乎垣籬之內,顧眄可具」,以及 「肘後」之名,皆可見其欲供日常隨手之用的方便性。董汲的《旅舍備要方》雖也帶有緊急處理 的用意,但更偏重於旅行/出門在外這樣非日常的情境。又南宋初年,有李朝正編刊《備急總效 方》,其序稱:「余昔鄉居,見村細民,醫藥難致……思所以濟其緩急」,故搜羅單方的想法 或許更接近「肘後備急」原有的纂輯思維。關於《備急總效方》及所引文字,參見小曾戶洋, 〈宋版《備急總效方》的文獻研究〉,《中華醫史雜誌》,35.3(北京:2005),頁 132-137;武 丹丹,《宋本《備急總效方》的文獻研究》(南京:南京中醫藥大學碩士論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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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完全免去。殘留在《事林廣記》的〈出陸須知〉即一再提醒旅人雇請幫手時
必須要有的種種留心。人身安全則是此時長程旅行中最堪憂者。〈出陸須知〉對於
各種容易發生事故情境的警告,「衛生」門類中被撿選與簡化過適用於道途的藥方
和急救之法,正為確保人身的安全。但更為全面的確保,還是對應整個時間和空間
概念的吉方吉日吉時出行選擇。出行專用的擇吉之法意謂著人們將邁向未知的遠
行,理解為將己身投諸無法迴避又不可改變,持續運轉中的天地之間。
董汲的《旅舍備要方》是筆者唯一所見宋元之時稱得上作者意念明確的旅行專
用醫書籍。然而由類目與論述看來,董汲在架構這部旅行醫療手冊時,仍是循著醫
學發展軌跡所形成的思路。至於「旅行」在診療處置上的特殊性,就只能依託於讀
者對知識的各自理解與選擇。若從董汲自身的處境考量,他大概是以醫者的身分,
自然而然地循著一般醫書的內在理路編寫,希望助大家在非日常的情境中亦得以處
理可能發生的致命狀況。而或許也是因為如此,這位受到當代兒科名醫錢乙稱許的
醫者董汲,其所著此書,並未留下受時人矚目或旅人青睞的痕跡。75 因為人們在
旅行時所遭遇的健康問題,仍然可以於其他醫書的一般分科之中梳理出中暑、霍
亂、足腫裂、止渴、馬傷等項應對措施。在此,我們看到董汲的開創性,同時也見
到了他的侷限性。
類書與醫書的書寫,都有收錄─重寫他文的習慣,總結知識的性質濃厚,而宋
元之時旅行可用的知識正零散存在於這兩類書中。以如此的特質思索這一時期的旅
行活動與人們的旅行態度,我們或者可以說,彼時「旅行」的獨立性還不是那麼清
晰。旅者對於這類知識或有所求,但找到或使用它們的邏輯卻並非建立在「旅行」
之上。和刻泰定本《事林廣記》乙集由三個部分組成:一「四民常業」(士工商
農)、二「農田急務」、三「旅行雜記」;這可理解為「旅行雜記」被作者視為四
民知識之一環,或可說相對於「常業」與「農務」,「旅行」的內涵乃是逸脫於日
常之外的「非常」。這也呼應了董汲著述《旅舍備要方》用於非日常的概念。
醫方書的編纂屢屢聲稱「經驗」、「得效」,可以想見,這些由(日常/非日
常)生活需求而來的知識,透過使用一再被驗證,成為值得被傳述的應對方案。在
旅行的脈絡下,經人們「道聽途說」之後,擴展成旅行社群、醫療社群成員共有的
知識,然後藉由書寫、刊刻、流轉,長成範本型知識。至此,這些知識由於有較明
75 另一位稱許董汲的人即是葉夢得。《避暑錄話》中曾言:「至今鄆多醫,尤工傷寒,皆本高氏。 余崇寧、大觀間在京師見董汲、劉寅輩皆精曉張仲景方術,試之數驗,非江淮以來俗工可比 也。」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頁 17 上-1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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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媒體承載,或為讀物,或以備不時之需,或被實用,甚或再為談資。這樣的現
象,也暗示我們,從經驗到知識的發展過程間可能尚有諸般情形存在,徐州沛縣城
門上板書醫方的說法及其流播是一個很好的事例,既呈現「書」以外的知識載體
──城門板書與口傳,亦可見其即便由正式刊刻的書籍傳播,樣式和流傳管道仍然
多元,且隱含了口碑形成的流傳市場。也就是說,那些或可推知或無從確認的讀者
與用者即處在知識及其載體的另一端,而知識的「製作者/發送者」、傳遞於其間
的知識本身、遞送管道與知識的「受取者」也因此連結為社會結構中的一張羅網。76
「須知」、「備用藥方」等不同類型的旅行知識,以及其知識載體的多元化讓
我們看到「書籍/文字」在「擁有─閱讀」之外尚含括如實用、查閱、備用、攜
帶、抄寫、口傳等更細緻且複雜的動作。而在釐清旅行知識的部分樣貌,並藉此推
知這些知識所承載的旅行活動之餘,或也能讓我們對這些隱沒不彰的非日常性日用
知識於此一時期如何被人們取得、吸收、使用,有更立體的了解。
(責任校對:李奇鴻)
76 本文以釐清宋元旅行知識為首要,因此討論的走向遂自然地沿知識本體的脈絡(作者、載體)而 行。宋元之時,大眾做為「知識載體/知識」的「接受者/讀者」的明確影跡與反應並非顯而易 見,本文在討論時已納入對於讀者/受者反應和意義的推量。然若欲從讀者的角度考察,則須另 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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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77
旅行雜記
出陸 束裝 雇夫
行囊 炊爨 問館
具度 行宿 買舟
搭舟 登舟 坐舟
泊舟 關防
出陸
出陸須擇吉日。凢欲抵外處,去路寕无迂直,若徑趨其直以省其勞也。
須先問直路一帶平坦、有店,及无宼劫之患,方可。
束裝
束裝以齊整勞〔牢〕固爲佳。雇夫以少壯熟事爲尚。若官員行李須示占
牌,及到店則掛之廳外,自然可以禦侮。如刀劒之類又當隨身,庶亦可
以待暴。其他如油、燭、塩、醋料物亦須帶些,以待不時之需可也。
雇夫
雇夫旣擇少壯,又責保識,仍取雇契,明書行路幾程,送至何所,并雇
錢會若干,預借若干,餘錢候至日支足,如此方可分付行李。如中途或
苦疲病,要人代力,亦須託路傍店主尋雇,庶得来歷。或用分頭錢與店
主解折,切不可吝,但得前去免疎虞尔。
行囊
行得褁囊須計往返,預先凖辦。若經由州縣兌換官會,則當於未入境前
批發 照至局,方免差跌。不然可自遣人賫狀,赴監官處兌換,庶亦可
以薄助。
炊釁
五更飯早,日行又須兩飯,初曰點心俗云小淘,次曰午炊俗云打火。凢
77 陳元靚等編,《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元祿本,庚集,〈重編群書事林廣記〉,卷 2,
頁 34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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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起須約幾里點心,又幾里午炊,虽同行或分先後,至期亦知分。
問館
凢問店,須先看店之左右,又復有店,或與人家密迹,店内濟楚水清米
白,薪菜酒食,色色有之,兼以店主和顔招接,方可駐留。及入店,先
令僕從點視房内,不必有牎,更看床下空浄無物,壁堵牢固。或遇樓
閣,亦看板地完密,方可安頓行李。
具度
旅店多係貧民看守,店内器具飲食之物所畜幾何。宿者紛然,則應用不
周矣。凡到店合用柴、米、塩、菜、酒食之類,須先指揮,庶得依數供
過。若同店客多,又須令僕先占鍋竈器用等物。
行宿
大路平坦,稍有人家去處,尚可早行。候五更,聞鷄叫唱,方起炊爨,
不然失之太早。若荒僻危險,及前有津渡,須候犁〔黎〕明方可出店。
及晚,宿尤宜相度,纔見日巳〔已〕 山,即用問館,毋欲奔程以至昏
黑,則苟蕳疎虞之患多矣。
買舟
旅途遇有便水,誰吝買舟,但須訪問水路何如。若無灘險,可就店主牙
家処撲雇。纔有成就,即令冩雇契,交領上期錢會。然亦未要多支,蓋
恐橋津阻滯,或未發舟,則依舊出陸,无不可者。如舟梗撑發,勿令稍
子夾帶私貨及額外塔[搭]載人數。
搭舟
遇便舟將發,則搭附行李,及主僕幾人。雇錢每名若干,即依數先支一
半。乑待泊舟湊足,支費大省,尤爲快便。然坐處隘狹,難以寛展,若
欲自賃,小倉亦可。
登舟
登舟宜祭河伯,或止以紙錢投之水中亦可,保无驚恐。如隨行有大珠及
磈砂並宜撒去,恐致風波不虞之患。凡遇惡風大作,不可解纜。遇涉險
處,切忌戲謔及一切穢語。
坐舟
旣入舟中,行李只隨身畔安頓。向處仍靠東坐,庶免西照。及遇灘險或
駭浪入舟,濺濕衣物亦不可移身。若水程尚逺,未免就宿,則合用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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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亦須先期逐一措辦可也。
泊舟
沿途泊舟須先思之,及登岸去買物幹事,宜早了辦。毋待稍子移舟,方
欲趕逐,或恐潮至,望洋无及。及出陸,又須令僕收拾行李,毋致遺失
可也。
關防
居家夜聞外有驚,不可遽啟户,或於牎牖窺覘,恐爲盗所刺。伹起,作
勢索刀,放声佯叫,呼房中令起勿睡。盗聞自去,急則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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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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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gs Heard and Spoken along the Way: An Exploration of Practical Knowledge Related to Traveling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Wu Ya-t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protected]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practical knowledge regarding long-distance travel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periods. It relies primarily on an in-depth analysis of encyclopedias for daily use (riyong leishu 日用類書) and medical texts (yishu 醫書). After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se source materials,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ree significant categories of knowledge. The first category concerns important travel notices for completing the trip smoothly. The second deals with auspicious times and directions for starting the excursion. The third then covers various prescriptions for dealing with medical emergencies during the journey. Among medical texts,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Lüshe beiyaofang 旅舍備要方, or Essential Prescriptions for Inns, which was compiled by Dong Ji 董汲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The study not only clarifies the state of knowledge regarding travel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periods but also describes how this knowledge supported different types of travel activities. Most importantly, by discussing the means of circulating this knowledge through books, reading, passing it on and putting it into practice, the article sheds light on the networks and capabilities that enabled Song and Yuan individuals to move across different areas.
Key words: travel,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travel knowledge, encyclopedias,
medical texts, Essential Prescriptions for Inns
(收稿日期:2020. 4. 1;修正稿日期:2020. 9. 1;通過刊登日期:2020. 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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