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以犀角與犀牛為主體的個案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2010年5月，頁1-82

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以犀角與犀牛為主體的個案研究∗

陳元朋∗∗

本文所要提出的問題是：古人認知自然界物種的方式為何？

在古代中國的學術傳統裡，這類學問大概可以歸類在「博物知識」

的範疇裡。不過，近現代之前中國具有博物旨趣的著作雖然頗多，

但卻鮮少提及「博物」的「取徑」。然而，具有博物旨趣的文本，

長期以來還是成為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理解自然界物類的窗口。然

而，問題在於，倘若窗口原本就開得未臻完美，那倚窗瞭望的人

們又能看見多少「真實的世界」？

本文的主旨亦不在校正對錯。本文所意欲探討的，乃是一種

存在於傳統博物知識裡的形象堆疊方式，以及這種方式何以能存

續不絕的原因。本文的設想是：一種在體質上傾向於「認知世間

事物」的文本，儘管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以致與「真實」有所

落差，但它仍然能夠在長時間裡穩坐人們認知自然的主要範本。

∗ 本文之寫作，承蒙鄭金生教授、魏慈德教授、金仕起教授提供寶貴的意見與資料，

又蒙兩位審查人指正疏漏，今謹誌於此，以表謝忱。

∗∗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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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機制，使得該類文本的編者與讀者，都一

致咸信他們所認知的「真實」乃是「真正的真實」？關於這點，

由於可供研討的史料卷秩繁浩，因此本文擬以「犀角」與「犀牛」

來進行個案研究。

關鍵字：博物學、自然史、犀牛、犀角、社會生命史、形象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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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論

十二世紀時，鄭樵在〈序草木類兼論詩聲〉一文裡指出，中國「鳥獸

草木之學」在秦漢以降無以傳承的原因在於：「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

圃人又不知詩書之旨」。1鄭氏的意見，專就《詩經》的「聲歌之妙」而發。

他說〈關雎〉有「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謂，但倘若「不識雎鳩」，又焉

能領略「河洲之趣」？關於此，鄭樵提出的對策有三：首先是要具備對「飛

潛動植皆究欲其情性」的興趣，其二則是「與田夫野老往來」、再加上能夠

「與夜鶴曉猿雜處」。2鄭樵的經學評議，對本文是極具啟發性的——人類該

如何做方能對自然界中的物種有正確的認識？求知的欲望自是不可或缺，

詢之通曉也不失是另一種管道。當然，最好還是能像鄭樵所宣稱的那般，

又或是當代的珍古德(Jane Goodall)一樣，直接和他們所要觀察的生物「雜處」。

本文所要提出的問題是：古人認知自然界物種的方式為何？在古代中

國的學術傳統裡，這類學問大概可以歸類在「博物知識」的範疇裡。不過，

近現代之前中國具有博物旨趣的著作雖然頗多，但卻鮮少提及「博物」的

「取徑」。關於此，像是西晉王嘉(-390)述張華《博物志》所云「考驗神怪及

世間閭裏所說」，以及十世紀時，邢昺(932-1010)序《爾雅》所言「博覽而

不惑」、「近而取正」，就都只是基於性質或功能角度而言的。事實上，中

國具有博物興趣的知識分子，大多缺乏像是「啟蒙時代」以來西方自然史

研究者們的實證觀察經驗。換言之，中國博物文本裡的許多認知，其實未

必就是得之於寫作者本身與「鳥獸草木」的「雜處」經歷。然而，具有博

物旨趣的文本，長期以來還是成為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理解自然界物類的窗

1 鄭樵，〈序草木類兼論詩聲〉，見唐順之編，《稗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8，頁181-183。

2 鄭樵，〈序草木類兼論詩聲〉，見唐順之編，《稗論》，卷8，頁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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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顯例之一，就是每當經義詩文的內容涉及自然界的物類時，存在於這

類文本裡有關該物類形色、名義的記述，就會成為相關經注、詩注的徵引

對象。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藉由他人認知以瞭解世間物類的取徑，不獨一

般士流有之，就連博物文本的編纂者們也往往抱持著相同的態度。不過，

問題在於，倘若窗口原本就開得未臻完美，那倚窗瞭望的人們又能看見多

少「真實的世界」？

本文的主旨不在校正對錯。本文所意欲探討的，乃是一種存在於傳統

博物知識裡的形象堆疊方式，以及這種方式何以能存續不絕的原因。本文

的設想如右：一種在體質上傾向於「認知世間事物」的文本，儘管受到各

種因素的影響，以致與「真實」有所落差，但它仍然能夠在長時間裡穩坐

人們認知自然的主要範本。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機制，使得該類文本的

編者與讀者，都一致咸信他們所認知的「真實」乃是「真正的真實」？考

量到個人的學力有限，再加上研討史料的卷秩繁浩，本文擬以「犀角」與

「犀牛」來進行個案研究。

作為個案研討對象的「犀角」 與「犀牛」，在「中醫藥學」、「古生物學」、

「古文字學」與「史學」這幾個學術方域中，向來不是冷僻稀見的議題。其

中，藥學範疇的討論，除了集中在「犀角」的臨床方劑配伍與療效之外，

近年來由於野生動物保育意識的抬頭，也有許多是屬於「代用品」的研究

論述。3此外，因為廿世紀中國共出土了四屬九種的「更新世」(Pleistocene

3 周爾鳳，〈牛角代犀角的藥理研究〉，《山西醫科大學學報》，第2期(太原，1960.02)， 頁9-11；葉定江，〈犀角、牛角、羊角、豬蹄爪甲藥理作用的比較〉，《江蘇中醫

藥》，第11期(南京，1962.11)，頁1-4；李天培，〈用牛角代替犀角治療溫熱病的體

會〉，《廣東醫學》，第5期(廣州，1964.05)，頁31；安玉祥，〈在中藥代用品中存

在的一些問題〉，《中國中藥雜志》，第4期(北京，1983.8)，頁47；劉振清，〈犀

角及其代用品的鑒別〉，《河北醫藥》，第6期(石家莊，1983.12)，頁37-39；董漢

良，〈水牛角替代犀角的臨床應用〉，《中國社區醫師》，第9期(北京，2005.05)，

頁32；王斐，〈犀角及羚羊角替代資源的尋找與評價研究〉，《南京中醫藥大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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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och)犀類化石，而其中「獨角犀亞科」與「雙角犀亞科」裡的一些種類，

還一直向下延續至「全新世」(Holocene Epoch)和歷史時期。所以，這些古

生犀類也成為當代中國古生物學的研究主題之一。4在「古文字學」方面，

由於中國人對於犀牛的認知，自唐代以來就出現了與「兕」這種動物混淆

的狀況，再加上廿世紀初期殷墟出土獸骨上出現了「兕」字的甲骨文字，

因此相關的疏證研究也成為文字學家討論的議題。5根據本文的初步搜集，

除卻「史學」之外的上述三種研究論文，自 1949 年以來總計約有百餘篇左

右，其中若干研究成果亦與本文有所交集，因此在以下的章節中亦將隨文

擇要加以引述或評析。

史學研究範疇內的相關論述，主要出現在以下三種場合裡。首先是「中

報》，第1期(南京，2007.02)，頁36-39；劉華為，〈犀角地黃湯臨床應用近況〉，

《陜西中醫學院學報》，第2期(咸陽，1990.04)，頁9-12；翁曉紅，〈犀角地黃湯沿

變與功效考析〉，《福建中醫藥》，第3期(福州，2001.06)，頁50；夏小軍，〈從犀

角地黃湯談犀角的代用品〉，《甘肅中醫學院學報》，第4期(蘭州，2004.08)，頁55-56。 4 周明鎮，〈雲南宜良始新世真犀類化石〉，《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第4期(北京， 1961.12)，頁109-112；王伴月，〈山東臨朐山旺中新世犀類一新種〉，《古脊椎動

物與古人類》，第1期(北京，1965.03)，頁109-112；薑鵬，〈披毛犀新亞種〉，《古

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第3期(北京，1977.09)，頁207-210；鄭紹華，〈甘肅天祝松

山第二和第三地點化石及松山上新世哺乳動物群〉，《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第

3期(北京，1982.09)，頁216-227；邱占祥，〈記甘肅和政新發現的大唇犀類化石——

兼論中國「對鼻角犀」的性質〉，《中國科學B輯》，第5期(北京，1987.05)，頁545-554；

張明華，〈中國南方新石器時代遺址哺乳動物群初探〉，《獸類學報》，第3期(西

寧，1984.09)，頁177-185；鄭家堅，〈中國北方晚更新世哺乳類動物群的劃分及其

地理分佈〉，《地層學雜誌》，第3期(南京，1992.09)，頁171-190。

5 古文字學家對於「兕」字的討論，見於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 書局，1996)冊2，頁1602-1604；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

社，2003)冊8，頁429-435。此外，以下諸文亦有詳細的介紹：雷煥章(J.A.Lefeuvre)，

〈兕試釋〉，《中國文字》，新八期(臺北，1983)，頁84-110；楊龢之，〈中國人對

「兕」觀念的轉變〉，《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刊》，第7期(臺北，2004.04)，頁10-18；

張之傑，〈雷煥章兕試釋補遺〉，《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刊》，第7期(臺北，2004.04)，

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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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國古代動物學」所涉及的分類史，李約瑟(Joseph Needham)是其中的代表性

研究者。在〈漢代《說文解字》中的動物學〉一文中，李約瑟主要是以中

國文字的「部首」，來勾勒他所謂的「動物系統分類學」。6雖然李氏並沒有

針對犀牛進行專門的討論，但由於他已然提及《說文》中的「 」字(即「兕」

字)，而該字所指陳的生物在古代又與犀牛有一定程度的混淆，因此這篇文

章仍然可以算是較早涉及犀兕辨析的近人史學論述。除了李約瑟以外，還

有一些史學研究者也在處理中國古代動物分類學時，間接地涉及了犀牛的

物種問題。例如郭郛在《中國古代動物學史》一書中，就將甲骨文字裡所

出現的「 」字，以及《詩經》、《爾雅》中的「兕」都認知為犀牛。7第二類

有關犀牛的史學論述，主要探討的是這種生物在中國歷史時期的分佈問

題，以及導致這個物種族群產生變遷的自然環境因素，而文煥然是其中最

具影響力的研究者。在〈中國野生犀牛的滅絕〉一文中，文氏運用「出土

遺骨」、「甲骨卜辭」、「先秦諸子之說」、「漢魏賦篇」，以及唐代以降「地方

誌」裡的土貢資料，說明此一物種在中國分佈逐漸南退的事實。1989 年，

在〈中國野生犀牛的古今分佈變遷〉中，文氏又依據他在八○年代初期的

研究所得，將中國野生犀牛的分佈變遷，以地圖的形式來加以呈現。8總的

6 Joseph Needham，〈漢代《說文解字》中的動物學〉，收入郭郛編撰，《中國古代

動物學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頁119-130。 7 郭郛編撰，《中國古代動物學史》，頁24、60、116。 8 這方面的研究，以文煥然用力最深。正文部分所提及的兩篇文氏相關論文〈中國野 生犀牛的滅絕〉與〈中國野生犀牛的古今分佈變遷〉，皆請見文煥然著，文榕生整

理，《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頁216-225、

219-222。此外，還可參見以下諸文。Teihard de Chardin and C.C.Young, “On the

Mammalian Remains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of Anyang”, Pal, Sin, fasc, 1, 1936; 楊鍾健、劉東昇，〈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補遺〉，《中國考古學報》，第4期(上

海，1949.12)，頁145-152；石璋如，〈河南安陽小屯殷墓中的動物遺骸〉，《國立

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5期(臺北，1953.12)，頁1-14；王振堂，〈犀牛在中國滅

絕與人口壓力關係的初步分析〉，《生態學報》，第6期(北京，1997.12)，頁64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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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文煥然的相關研究，雖然在古代犀牛物種的判定上存在些許可以再

作商榷的空間，但他運用文獻資料探討生物空間分佈的研究取徑，卻無疑

將犀牛這個議題自以往「分類史」的層次擴張到「生態史」的高度之上，

其貢獻值得推許。至於最後一種關於本文個案研究的史學論述，則是有關

古代中國犀牛形象的討論。這部分的研究基礎，主要在於從圖版與文物所

透露的古代中國犀牛形象，存在著一種「時間愈後、愈形失真」的狀況，

因此引起許多研究者的注目。此中，孫機在 1982 年發表在《文物》中的〈古

文物中所見之犀牛〉一文是其先河，而晚近又有文榕生的〈古人眼中的犀

牛〉與〈南徼牛——古人認識的犀牛〉兩文為之深化。9不過，上述三文雖

然在相關圖版資料的搜集上屢見遞增，但卻很少對「失真」的緣由，以及

導致持續不斷「失真」的原因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事實上，「失真」的起

始或許是由於犀牛在古代中國的稀見，但持續且又全面的形象認知落差，

就很可能涉及了其它層次的文化性因素。因此，本文將對這部分進行較為

細緻的研究。

李健超，〈秦嶺地區古代獸類與環境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4期(西安，

2002.12)，頁33-44；劉毓慶，〈《詩經》地理生態背景之考察〉，《南京師大學報(社

會科學版)》，第2期(南京，2004.08)，頁107-112；朱彥民，〈關於商代中原地區野

生動物諸問題的考察〉，《殷都學刊》，第3期(安陽，2005.06)，頁1-9；王暉，〈麒

麟原型與中國古代犀牛活動南移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2期(西安，2008.06)，

頁12-22；黃家芳，〈兕非犀考〉，《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3期(樂山，2009.03)，

頁81-84。

9 孫機，〈古文物中所見之犀牛〉，《文物》，第8期(北京，1982.08)，頁80；文榕生， 〈古人眼中的犀牛〉，《中華文化畫報》，第1期(北京，2009.01)，頁34-39；文榕生，

〈南徼牛——古人認識的犀牛(上)〉，《化石》，第2期(北京，2009.06)，頁26-31；

文榕生，〈南徼牛——古人認識的犀牛(中)〉，《化石》，第3期(北京，2009.09)，

頁48-53；文榕生，〈南徼牛——古人認識的犀牛(下)〉，《化石》，第4期(北京，

2009.12)，頁66-70。又，若就圖像的搜羅而言，文榕生用力實多。他在〈南徼牛——

古人認識的犀牛〉系列文中的圖列，可說比其前研究相關課題的學界論述詳實甚

多。不過，文氏之作很少涉及觀看或認知層面的深入討論，本文因之於此再做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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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章節擬如右。首先，擬從「社會生命」 (Social Life)的角度來討論

犀牛這種動物與古人生活間所存在的互動關係。這部分論述之目的，主要

在重建古人心目中犀牛這種生物所具有的價值意涵，並進而呈現這種動物

何以能引發人們「博物」興趣的原因所在。其次，儘管犀牛在古代社會的

物質生活中佔有一席之地，但中國博物之士們對於犀牛形象的認知，卻很

意外的出現了誤差。因此本文將對這樣的狀況進行細部的描述。而由於主

題涉及了特定物種具體形象的呈現與傳衍，因此圖像史料將成為這一部分

的重要依據。最後，由於犀牛的變形，涉及的是古代博物之士認知世間物

類的方式，所以有關這個博物傳統裡「真實」與「想像」的邅遞，將會是

主要的論述議題。

二、 「犀」的社會生命史

古生物學家的研究發現，犀牛的遠祖早在「地質時期」的「第三紀」 (距

今 5500 萬-3600 萬年)便已廣泛存在，而在時序下推至現代人類出現的「第四

紀」(距今 10 萬年)，則出現了「板齒犀」(Elasmotherium)與「披毛犀」(Coelodonta

antiquitatis) 這 兩 種 現 今 已 然 滅 絕 的 物 種 。 10 根 據 「 國 際 犀 牛 基 金 會 」

(International Rhino Foundation (IRF))的調查，現代犀牛共有五種，分別是生活

在非洲大陸的「白犀」(Ceratotherium simum)、「黑犀」(Diceros bicornis)，以及

活動範疇在南亞的「印度犀」(Rhinoceros unicornis)、「爪哇犀」(Rhinoceros

sondaicus)與「蘇門答臘犀」(Dicerorhinus sumatrensis)。11而劉洪杰在綜合雲南

通海、廣西南寧、河南淅川下王崗、浙江餘姚河姆渡、安陽殷墟，以及長

10 文煥然著，文榕生整理，《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頁216。 11 “International Rhino Foundation”, 簡稱「IRF」，為犀牛保育的國際權威性組織，其

官方網站有許多關於當代野生犀牛的專業資訊。詳見

http://www.rhinos-irf.org/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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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下游華中、華南的一些洞穴遺址中的犀類骨骼遺存後發現，中國「全新

世」(距今 1 萬年)——亦即「新石器石代」以降的犀牛，全都屬於「爪哇犀」

與「蘇門答臘犀」兩種。12

有關中國歷史時期犀牛的分佈問題，文煥然用力最深。文氏以為，導

致中國野生犀牛活動範疇向南退縮的因素，大致有三：其一是中國冬季氣

溫的持續降低，不利於犀牛畏寒的物種特性。其二則是犀牛棲息地的自然

環境生態，伴隨著氣溫的下降而產生變異，以致於犀牛的食物來源出現結

構性的變動。其三則是人類的過度補殺。13

在上述古代中國犀牛生長北界不斷南移的三個原因裡，要以第三個因

素與本文的關係最為密切，因為那直接涉及了人類對於這個物種的需求問

題。目前，史家在解釋西周以迄戰國時代野生犀牛分佈的人為退縮原因時，

絕大部分都將「軍事裝備」視作為一個重要的因素，而《考工記》裡的一

段說話，則是研究者們共同的依據：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

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14

在採用東方齊國度量衡制度的《考工記》裡，「函人」是專司甲冑製造的職

人，而戰國「甲士」所穿著的乃是皮革所製作的防具。15引文中的「屬」，

指的是聯綴成一幅戰甲的皮塊。「函人」之為甲共三種，有七塊皮革製成的

「犀甲」、六塊皮革製成的「兕甲」，以及使用十片皮革加工併合成五片皮塊

12 劉洪杰，〈全新世的中國犀類及其地理分佈〉，《動物學雜誌》，第6期(北京，1993.12)，

頁37-42。

13 這些觀點與【圖一】俱引自〈中國野生犀牛的古今分佈變遷〉，收入文煥然著，文

榕生整理，《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頁226-227。

14 聞人軍譯注，《考工記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123-124。 15 聞人軍譯注，《考工記譯注》，頁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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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甲」。16值得注意的是，《考工記》原文並沒有列「犀甲」為諸甲之

首的意思，而從「壽×百年」的語式看來，犀牛皮革的甲冑似乎還不及「兕

甲」、「合甲」來得經久耐用。17然而，當代許多研究者們，卻還是將這條

資料看作是導致當日犀牛滅絕的重要依據。推考其由，原因或者有二：一

是〈國殤〉與《吳越春秋》中分別中有所謂「操吳戈兮披犀甲」和「夫差

衣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的語句。18二是唐代孔穎達在《尚書》的「正義」

中曾經表達過「甲之所用，犀革為上」、「革之所美，莫過於犀」這樣的看法。19

張衛星在他的博士論文《先秦至兩漢甲冑研究》中，分析了 631 件西

周晚期至戰國晚期的考古出土甲冑，發現先秦時期的戰爭防具確實以皮革

為主流，而且時代越晚，《考工記》中「合甲」的技術使用越廣泛。20不過，

張氏的研究並未提及「犀甲」實物出土的存在。而綜觀中國近四十年來的

皮革戰甲出土，雖然提及的考古報告數量極多，但真正被判定為「犀甲」

的案例，也僅有湖南省慈利縣戰國楚大夫墓中的一件，但其報告亦僅為口

頭形式，且迄今尚未見其正式報告發表。21換言之，有關先秦時期犀牛因

人為殺戮而導至分佈線南移的假設，現在還無法與考古證據對榫。

Jared Diamond 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曾經指出，像是犀牛這

16 有關《考工記》所載先秦甲冑的形制與實物模擬，可以參考陳大威編繪，《畫說中

國歷代甲冑》(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頁32。

17 聞人軍譯注，《考工記譯注》，頁47。 18 洪興祖撰、白化文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82；趙曄，《吳

越春秋》(上海：上海書店，1989)，頁48-1。

19 《尚書注疏附校刊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頁83-1。 20 張衛星，〈先秦至兩漢甲冑研究〉(鄭州：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頁98-107。 21 相關報導，見於中國之「人民日報」之「人民網」引述該報2003年4月5日第五版訪 問「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吳順東」的新聞訪談。吳氏在該訪談中表示「慈利

縣石板村發現了一座罕見的戰國大夫級墓葬，出土了珍稀的犀甲和銅鉞，象徵著墓

主非同一般的高貴身份。」然相關考古正式報告卻迄今尚未發表。詳見該報網站

http://www.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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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能夠提供龐大獸力與肉食來源的大型野生草食哺乳動物，其所以自古即

未曾被人們馴化，主要即在於牠們有爭奪地盤的習性，再加上性情狂暴、

發育遲緩，以致於無法成為人們可利用的獸類。22Diamond 的論點，其實

在東方也有人提出。黃家芳最近發表的研究論文〈「兕」非犀考〉就認為，

「兕」是一種有著群居習性的野牛，而非許多學者所認知的「雌犀」。因此，

像是甲骨卜辭中所提及的商王焚林而獵，且一次獵殺多達 71 頭「兕」的記

載，非但無法作為「兕」即「犀」的佐證，反而只能說明「兕」是一種有

別於犀牛的群居動物。23黃氏並引用當代動物學家的調查指出，犀牛是一

種獨居動物，只有在發情期才會成偶出現，其平日的生活範圍概在 40 平方

公里上下，而商王補獲的 71 頭「兕」，如果真是犀牛，那麼「焚林」的面

積當在 1420-2840 平方公里左右(按：已超過臺北縣的面積)，商人是否具備有

效控制如此大範疇火勢的能力，實在令人懷疑。24

很明顯的，倘使思及自然界物種的生物習性，那麼春秋晚期的吳國，

就算果真是野犀遍地，十三萬吳國甲士身上的戰爭護具也未必儘是「犀

甲」。事實上，「強兵」既是先秦諸國擴張國力的主要手段；那麼，如何有

效率且大量的取得各種戰爭物資，想必將會是列國的首要考量。就這一點

而言，「犀甲」在考古出土中的稀見，或許本身就是一種無聲的史料。因為，

與其大費周張地獵殺野犀以取得製甲的皮革，還不若直接從人們可以大規

模馴養的生物上著手。

以犀皮製成的戰甲，或許不是先秦時期士兵們的制式配備，但這並不

意味著「犀甲」只是一種想像中的物品。就現存的史料看來，至遲到戰國

中晚期，這種材質的戰甲，已然在人們的腦海中成為一種具備「交換」

22 Jared Diamond著、王道還、廖月娟譯，《槍炮、病菌與鋼鐵》(臺北：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182、189。

23 黃家芳，〈「兕」非犀考〉，頁83。 24 黃家芳，〈「兕」非犀考〉，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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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意義的物品。25《管子．中匡》云：

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

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死罪以

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26

出現在管仲與桓公對話中的「犀甲」，可以有兩種理解：一是真正以「犀皮」

製作的甲衣；二是意指製作精良的皮甲。27然而，不論其所指為何，這足

以贖死保命的物品，其價值當然不菲。此處，還有一個可以被延伸觀察到

的古人觀感是：不論是在「實物」，又或是「象徵」的哪一個脈絡裡，「犀

革」都是珍稀貴重的。

春秋以來，不僅武備中的「犀皮」是重寶，就連若干取材於犀牛的物

品，也被目之為昂貴的代表。戰國末期，韓非在〈喻老〉篇中就曾經指出

習慣使用「犀玉之杯」者，必定無法「羹菽藿」。28而韓非子的寓意，也見

於同時期李斯的〈諫逐客令〉中。當秦王政有意盡逐六國之客時，李斯即

以「夜光之璧」與「犀象之器」皆非秦地所產反問「陛下說之，何也？」29

事實上，戰國晚期「視犀為貴」的認知，很可能還可以再上溯至春秋時期。

因為，在墨子譏諷執意伐宋的楚王乃是身患「竊疾」的史實裡，充盈於雲

夢大澤周邊的犀牛，正是楚國富甲天下的代表。30

倘若與人類的生活全然無涉，悠遊在自然界裡的犀牛，也不過就是一

25 Arjun Appadurai, eds.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95-140.

26 李勉注譯，《管子今註今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頁376。 27 張衛星在《先秦至兩漢甲冑研究》研究中指出，秦律中的「貲甲」之制，即是一種 罰金制度，並非由犯罪者真正繳納需要專人製作的戰爭用品。詳見氏著之頁118-128。

28 陳奇猷校注，《韓非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58)，頁400。 29 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2543。 30 孫以楷點校，《墨子》(臺北：華正書局，1987)，頁445-447。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13．

種體積龐大的動物而已。31 然而，皮可造甲，角可製器，犀牛與人類社會

生活的關係，也於焉產生。不過，先秦時期，史料難徵，文獻上徒見犀牛

身體部位加工物的價值高昂，但人們對於犀牛本身的珍視，卻只能從少數

的間接史料中進行推敲。因此，若要適切地評估古人對於這種生物所抱持

的價值評斷，大概還是要求諸漢代以降的史料。

秦漢以降，最能突顯古人觀感中犀牛價值的事類，當推朝貢一事。附

錄一中向中國各王朝進貢犀牛的國家，除了「黃支國」位於南印度、「魯迷

國」位在今阿拉伯半島東南沿海外，其餘絕大部分都位於中南半島與婆羅

洲之地。32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家的地理位置，基本說明了自紀元以來，

犀牛稀見於華夏境內的歷史事實。關於此，《江表傳》中還有一個側面的例

證是：魏文帝黃初元年(220)，當曹魏遣使向孫權索取犀角等方物時，東吳

群臣是以「荊、揚二州，貢有常典」，而「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的說辭

來加以峻拒。33此處，魏之「非禮」，概在於犀角之「貢非常典」，而這「常

典」之所指，則是漢而非魏。證之附錄一所載後漢南朝間犀牛皆貢自西南

域外的史實，則知西元三世紀時，江東已難見犀牛蹤跡。

作為貢物且來自遙遠域外的犀牛，是近現代以前國際秩序中的一種象

徵物，它有時代表著中華帝國的聲威遠及，有時也是域外諸國向中國臣服

以便求索利益的工具。例如上表中發生在北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北宋真

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明太祖洪武十年(1377)的三次犀牛進貢，就或是導

31 Appadurai, Arjun, eds.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56-58.

32 「黃支」即 kanci 之音譯，其地據考在今 Conjevaram、即印度南部之 Madras西南。 詳費瑯著，《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蘇門答剌古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2)，

頁111-112。「魯迷」則有些學者認為是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也有學者認為其地在

今日之安曼。詳見劉廣定，《中國科學史論集》(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2)，

頁361-376。

33 陳壽，《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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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源於貢奉國發生政權交替而冀求中國支持、或是受到鄰國侵略而表訴中國

仲裁，又或是尋求貿易互市的情況之下。34而像是那隻在唐德宗貞元十二

年由「南海」所貢奉，且在次年被凍斃的犀牛，以及北宋真宗年間那隻被

「縱之海旁」的犀牛，都清楚的顯示出一件事：此即，儘管舟車勞頓，但這

些貢自域外的犀牛，或許都有著被轉運至帝國首都的事實。《南史．恩倖》

中還記錄了一件有關「犀牛貢」的公案，那是梁武帝時被人們視之為奸佞

的陸驗，他因為容貌甚寢，因此被都下那些曾經目睹「大同五年扶南國貢

犀」的「閭里」謔稱為「生犀」。35

六世紀初建康城居民之所以能夠親見犀牛的樣貌，主要還是由於這種

動物的珍稀性。事實上，正是由於這種性質的存在，域外活生生的犀牛方

才得以為貢。換言之，南朝疆域範疇內的野生犀牛，應該也如三世紀時的

江東那般罕見。36關於此，齊、梁之際的陶弘景(456-536)有近實的報告。在

《本草經集注》的「犀角」條下，陶氏指出這味藥物「今出武陵、交州、寧

州諸遠山」37。此中，「交州」即是越南北部，《南齊書》言其地是「民恃

險遠，數好反叛」；「甯州」則位於雲貴高原，《南齊書》云其「蠻夷眾多，

齊民甚少」、「數有土反之虞」；38只有「武陵」所在的「郢州」，東漢以來

有較具規模的開發。不過，按照《南齊書》的記載，「郢州」的範疇極大，

34 北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占城貢馴犀事之同時，該國使城亦向宋帝國「表訴」為「交 州所攻」。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交阯貢馴犀後，黎至忠即要求邕州互市。明

太祖洪武十年(1377)之貢犀牛，乃由於三佛齊國王怛麻沙那阿者卒，其子麻那者巫

里立遣其臣生阿烈足諫奉表請印綬一事起。凡此，見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

中華書局，1957)，蕃夷4，29；蕃夷4，65。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

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114，頁1879。

35 李延壽，《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1936。 36 Appadurai, Arjun, eds.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29-41.

37 尚志鈞，《本草經集注(輯校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頁412-413 38 蕭子顯，《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266、303。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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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以來漢人群聚之地皆集中在北部「江夏郡」一帶，而「武陵郡」則僻

處該州之南部，轄地幾近全州之半，居民亦多以苗、侗等時人謂之為「蠻」

的少數民族為主。39而就這一點看來，陶氏所指陳的「犀角」產地，就算

能夠說明當日犀牛並未全然絕跡於中國，但一句「遠山」的用語，仍然足

以道出這種動物的罕見實態。

稀有，於是難得。古人之視犀牛為遠方異獸的認知脈絡，在前述以「生

犀」為貢的案例中，可說是被體現的十分清晰。不過，倘若人類全然無欲

於犀牛，那麼這種動物終究也無法介入人類的社會活動中。關於此，《三朝

北盟會編》裡的一段記錄，可以做為後續討論的起點，其云：

《宣和錄》曰：金人來取內香藥庫、市易務藥物、生熟藥，太醫院

藥，及諸處營造、彩色、樂工部頭、司天臺陰陽官，象牙、犀角三

千株，蔡京、王黼、童貫家姬四十七人，大晟樂工三十六人。40

徐夢莘 (1126–1207)繫此事於北宋欽宗靖康二年(1127)正月二十七日，是

時徽、欽二帝已淪為俘虜，金人於是大搜汴京官署與臣僚之貲財、藥物、

工匠、伎樂、婦女，內中還包括了引文中所提及的「象牙、犀角三千株」。

事實上，這並不是「犀角」第一次出現在金人的掠奪清單之上，時間稍早，

在靖康元年(1126)二月一日的那次交割給金軍的「犒軍金銀」裡，「犀角」

也佔了可觀的數量。當時，鄭之望在耶律忠的示意下為這批財貨估價，據

說是「通計價錢百萬緡」。41

北宋帝國何以有如許多的「犀角」？這些巨量的角材顯然不是取自於

區區幾次進貢活犀的鼻端。根據本文的查考，北宋年間除了野生犀牛的進

貢外，「犀角」其實也是貢物的一種。按照《宋會要輯稿》與《宋史》中的

39 魏徵等，《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1007。 40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586-1。 41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頁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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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載記，北宋自太祖開寶九年(976)至神宗元豐五年(1082)，僅是數量可計的犀

角貢奉，就有 15 次 952 株之多。其中，大部分犀角皆貢自「交阯」、「占城」

與「三佛齊國」，也有一部分是得之於國初吳越錢俶的進奉。42事實上，就

現存的史料看來，在十世紀中葉以迄十二世紀初期的這百餘年裡，藉由「進

貢」形式進入中國的犀角，很可能還只佔其中很小的比例。這部分，南宋

孝宗隆興二年(1164)「兩浙市舶司」的一則上奏，可以作為代表性的依據：

八月十三日，兩浙市舶司申：「條具利害：一、抽解舊法，十五取

一，其後十取其一，又其後擇其良者，謂如犀象十分抽二分，又博

買四分，真珠十分抽一分，又博買六分之類。舶戶懼抽買數多，所

販止是粗色雜貨。照得象牙、珠、犀係細色，抽買比他貨至重，非

所以來遠人，欲乞十分抽解一分，更不博買。……從之。43

孝宗時期的這則公文書，雖然時間稍晚，但由於綜述了「舊法」，因此可以

作為概觀性的史料。引文中涉及兩種「市舶司」的業務：其一是「抽解」，

其二是「博買」，這兩種都是實物徵稅，前者即進口稅，後者則為國家專賣

制度。44從其內容可知，隆興二年以前，宋代官方長時間是以「十 分 抽 二

分 ， 又 博 買 四 分 」的辦法，壟斷犀角的進口利益。然而，原有十成的貨

物，一過關市便只剩下四成，海外舶商可以自由制價的空間太低，自然容

易出現「所 販 止 是 粗 色 雜 貨 」的權宜舉措。因此，「兩 浙 市 舶 司 」只

好針對象 牙 、 珠 、 犀 等「細色」商品，降低其「抽解」比例，並取消「博

買」的制度，以便招徠「遠人」。

上述南宋官方所進行的制度更革，其實只是整個宋代犀角貿易史的一

42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崇儒7，47；蕃夷7，2、3、4、6、7、8、9。 43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44，27。 44 有關宋代犀角專賣所涉及的官方制度與機構，請參考林天蔚，《宋代香藥貿易史》 (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6)，頁115-127；204-232。黃純豔，《宋代海外貿

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139-142。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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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片面。根據史料的記載，早在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宋代官方就

曾經為著犀角商販的利益，上演過一齣與民爭利的大戲。《宋會要輯稿．食

貨．榷易》云：

三月，監在京出賣香藥場大理寺丞樂沖、著作佐郎陶邴言：「乞禁

止私貯香藥、犀、 牙。」詔：「自今禁買廣南、占城、三佛齊、大

食國、交州、泉州、兩浙及諸蕃國所出香藥、犀、牙，其餘諸州府

土產藥物，即不得隨例禁斷。與限令取便貨賣，如限滿破貨未盡，

並令於本處州府中賣入官；限滿不中賣，即逐處收捉勘罪，依新條

斷遣。諸迴綱運並客旅見在香藥、犀、 牙，與限五十日，行鋪與限

一百日，令取便貨賣，如限滿，破貨不盡，即令於逐處中賣入官。

官中收買香藥、犀牙，價錢折支，仍不得支給金、銀、匹段，所折

支物並價例，三司定奪支給。……應諸處進奉香藥、犀、牙，即令

於界首州軍納下，具數聞奏，其專人即賫表赴闕。」先是，外國犀

象、香藥充牣京師，置官以鬻之，因有司上言，故有是詔。45

引文是有關北宋犀角專賣的重要史料。樂沖與陶邴奏請禁止民間「私貯」

的背景，乃是由於朝廷置官出售許多來自於外國的犀角。46然而，由於官

方原本並未禁止商人販售來自海外的犀角，因此形成了一種官民間的競價

現象。對於此，北宋官方的態度既迅速又強硬，他們一方面禁止商人繼續

購買海外輸入的犀角，二方面又限令時效，以「限滿中賣」的法令，強迫

45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36，1。 46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55，22云：「榷貨務，舊在延康坊，後徙太平坊。 掌受商人便錢、給券，及入中茶鹽，出賣香藥、象貨之類。」同條又云：「太平興

國中，以先平嶺南，及交趾、海南諸國連歲入貢，通關市，商人歲乘舶販易外國物，

自三佛齊、勃泥、占城，犀、象、香藥、珍異之物充盈府庫，始議於京師置香藥易

院，增香藥之直，聽商人市之。」是知當日官方確有專賣犀角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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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民間商人即刻出脫手中現有的存貨。47此處，要加以說明的是，這個完全

壟斷犀角買賣的政策，雖然在北宋仁宗年間出現鬆動的跡象，並演變成前

述南宋孝宗時期所謂「抽二買四」的「舊 法 」。48但是北宋官方視犀角為利

源的態度，亦於此可見一斑。

有關犀角在古代中國流通並被視之為奢侈品的史實，受限於史料的詳

簡程度不一，目前只有兩宋時期能夠有比較清晰的輪廓。然而，這並不意

味其他時段裡的相關事類，就全然是無可稽考的。例如，文煥然檢閱《舊

唐書》、《新唐書》與《太平寰宇記》中的記載就發現，唐代位於今日湖南、

湖北、四川、貴州四省交界地區若干州縣的「土貢」中，都有犀角的身影。49

而根據本文的察考，唐帝國境內的犀角流通，除了文氏所指陳的地方貢奉

外，海舶商販同樣也是一個重要的管道。晚唐蕭鄴所撰〈嶺南節度使韋公

神道碑〉即指出，凡是海外蕃賈攜帶「象犀貝珠」來到廣州者，「廣南節度

使」與「市舶使」慣例要「摟其偉異」50而從這樣的事例中看來，犀角確

47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44，2記 載 ， 北 宋 太 平 興 國 七 年 ( 9 8 2 ) 閏 十 二 月 ， 宋 政 府 宣 布 ：「 玳 瑁 、 牙 、 犀 、 賓 鐵 、 鼊 皮 、 珊 瑚 、 瑪 瑙 、 乳 香 」

八 物 禁 榷 。 同 書 食 貨 3 6， 2 則 記 載 雍 熙 四 年 ( 9 8 7 ) 六 月 之 詔 命 為 ： 「 兩

浙 、 漳 、泉 等 州 自 來 販 舶 商 旅 藏 隱 違 禁 香 藥 牙 ， 懼 罪 未 敢 將 出 。 與 限

陳 首 ， 官 場 收 買 」 。

48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44，4曾記載北宋仁宗天聖三年(1025)八月，「審刑 院」與「大理寺」上奏指出福州一地多有官員放縱商人「接便博買真珠、犀象、香

藥」等物，並言明其中「違禁寶貨不少」。而中央的做法則是「申明條貫，下本州」。 49 其中包括川南、黔北的「南州」、「黔州」、「費州」、「夷州」所轄17縣，以及 長江中游的「施州」、「溪州」、「澧州」、「朗州」、「辰州」、「錦州」、「獎

州」、「巫州」、「邵州」、「衡州」、「道州」下轄之36縣，都有作為「土貢」

的犀角——而這尚是唐帝國境內的物產貢奉。詳見文煥然著，文榕生整理，《中國

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頁220-222。又，有關唐代域外犀牛輸入中國的史

實，亦見於 Edward Schafer 著，吳玉貴譯，《唐代外來文明》(北京：中國社會出

版社，1995)，頁189-191。

50 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7945-1。按，碑文中的「韋公」 即是韋皋之姪韋正貫(782-851)，他在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因官聲甚佳而被拔擢為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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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唐代廣州「市舶司」所控海外貿易的貴重商品。

事實上，犀角自海外進入中國的歷史，不僅唐、宋可稽，元、明、清

三代更是屢見於史載。總體而言，這三個時期中國境內的犀角來源，除了

朝貢體制下的相關進奉仍然維持外，已不見疆域之內的「土貢」事例，而

海外貿易則佔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元代的《至正四明志》與《大德海南

志》都顯示，在元代的市舶制度下，犀角被認定為是一種「細色」的「舶

貨寶物」。51換言之，元代的市舶制度儘管屢有更易，但作為貴重舶來品的

犀角，始終都適用像是「雙抽」與「要舶稅」之類的稅則。52明代的狀況

則稍有異於前代，雖然犀角仍然是透過朝貢與海外貿易這兩種方式流向中

國，但由於此時期市舶司所負責的朝貢貿易奉行的是「厚往薄來」的政策，

因此很難從中評估域外輸入犀角的真實價值。53不過，此種現象在明穆宗

隆慶元年(1567)以後，由於「督餉館」的設立而有所轉變。按照張燮(1574-1670)

在《東西洋考》裡的描述，這個替代市舶司的機構，除了徵收「水餉」(即

按照船舶的大小徵收船稅)外，還徵收被稱作「陸餉」的商品進口稅。54張燮

就曾經記錄了兩次「陸餉則例」，其中明神宗萬曆十七年(1589)的那次，犀

「嶺南節度使」，居官三年卒於任上。

51 《至正四明續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6502-1。 「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元大德南海志殘本》(廣州：廣東人民出

版社，1991)，頁44。

52 有關元代犀角貿易所適徵的稅制，見黃時鑑點校，《通制條格》(杭州：浙江古籍出 版社，1986)，卷18，「市舶」，頁231。又見宋濂等撰，《元史》(臺北：鼎文書局，

1981)，頁2401。

53 關於此時期「市舶司」的職能探討，請見彭巧紅，〈明代海外貿易管理機構的演變〉， 《南洋問題研究》，第4期(廈門，2002.12)，頁78-96。又，有關歷代朝貢體系的探討，

請見簡軍波，〈中華朝貢體系——觀念、結構與功能〉，《國際政治研究》，第1

期(北京，2009.03)，頁132-143；張振，〈論明代海外貿易制度的演變〉，《法制與

經濟》，第1期(南寧，2009.01)，頁133-135。

54 張燮，《東西洋考》(臺北：正中書局，1962)，頁28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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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角稅率是「每十斤花白成器者稅銀三錢四分，烏黑不成器者稅銀一錢」；而

萬曆四十三年(1615)的那次則例，則分別調整為「二錢九分四釐」與「一錢

四釐」。55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每十斤犀角的稅率看似有限，但相對於象牙

(每百斤稅銀一兩／八錢六分四釐)、玳瑁(每百斤稅銀六錢／五錢一分八釐)、沉香

(每十斤稅銀一錢六分／一錢三分八釐)、蘇木(每百斤稅銀兩錢／四分三釐)這些進

口奢侈品的稅銀則例，犀角的稅額仍然相對高昂。56至於清代，情況則比

較特殊。首先，康熙二十三年(1684)雖然廢除海禁，但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

至雍正五年(1727)間，清廷又實施了「南洋禁令」，此時期間的海上貿易資

料未見犀角的身影。57其次，由於西方殖民帝國的東來，中國海外貿易的

對象與商品也出現變動。在「粵海關」與「十三行」方面，根據學者的研

究，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道光二十年(1840)間，西方各國主要是以呢羽、

嗶嘰、棉花、皮張、鐘錶等物來進行互易，犀角並非主要商品。58因此，

55 張燮，《東西洋考》，頁289。 56 張燮，《東西洋考》，頁293。 57 有關清代前期海外貿易問題的探討，本文參考的是：邱旺土，〈清代前期海外貿易 商的構成〉，《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4期(廈門，2007.12)，頁25-34；董凌鋒，

〈論清代南洋禁令實施的歷史背景與歷史影響〉，《柳州師專學報》，第1期(柳州，

2007.03)，頁87-91；張曉堂，〈論清朝對外貿易法及其屬性〉，《北京工商大學學

報》，第5期(北京，2008.09)，頁109-114。

58 關於「粵海關」與「十三行」問題之研究，本文參考的是：梁嘉彬，《廣東十三行 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陳國棟，《清代前期的粵海關(1683-1842)》(臺

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陳國棟，〈鴉片戰爭以前清朝政

府對進出口商品的管理〉，《大陸雜誌》，第6期(臺北，1982.06)，頁19-24；陳國

棟，〈論清代中葉廣東行商經營不善的原因〉，《新史學》，第4期(臺北，1990.12)

頁1-40；隋福民，〈清代廣東十三行的貿易制度演化〉，《社會科學戰線》，第1

期(北京，2007.02)，頁81-84；廖聲豐，〈清代前期粵海關的商品流通及稅收〉，《華

南農業大學學報》，第1期(廣州，2009.03)，頁111-118；蕭國亮，〈清代廣州行商

制度研究〉，《清史研究》，第1期(北京，2007.02)，頁32-48；王麗英，〈簡論清

代前期的外商政策〉，《惠州學院學報》，第2期(惠州，2006.04)，頁23-27；江波，

〈清代廣州十三行制度的政治考量〉，《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第5期(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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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現存的史料看來，鴉片戰爭以前 ，犀角進入清帝國的主要管道，應該

還是以朝貢為最主要的途徑。根據《大清會典事例》的記錄，自順治十八

年(1661)至同治十年(1871)，位於中南半島的暹羅、安南、南掌三國總貢進

奉了 23 次犀角。就總額上而言，得之於此種途徑的犀角，數量勢必有限，

且又集中於宮廷，因此未能據以評估其在民間的價值。不過，若干側面的

史料也顯示，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犀角或許已成為較為罕有的商品。例如，

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那次暹羅進貢中，清廷雖然准許使臣所攜「副貢」

在「廣省自行覓商變價」，但卻很不尋常的「賞收」了這批貨物中的犀角。59

而再早兩年，乾隆皇帝還曾經下旨嚴懲以陳文清為首的五名走私者，理由

是彼輩「自南掌地方攜帶象牙、犀角、鹿茸、孔雀尾」等貨物。60

上述自唐至清犀角流入中國的歷史顯示，這種生物素材確實如它們的

母體一般，被古代中國人視之為是一種來自異域的寶貨。然而，問題在於，

犀角本身並無價值，在生物學家的眼中，這根長在犀牛鼻端的長角，不過

是一堆「角蛋白」(Keratin)的聚合體。61換言之，犀角的高昂身價，其實是

來自於人類社會的賦予。關於此，《周禮．地官．掌節》或許有助於我們追

尋這種價值賦予的源頭：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

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

皆金也，以英蕩輔之。62

文中之「節」，鄭玄(127-200)認為是「圭」。不過，鄭氏對城邦時代各諸侯

2008.09)，頁52-57。

59 《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140，頁257。 60 《清實錄》，卷1080，頁507-1。 61 江蘇新醫學院編，《中藥大辭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頁2422。 62 《周禮注疏》，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刊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頁2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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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國君所持用的「玉節」雖無疑義，但對各國中那些「公 卿 大 夫 王 子 弟 於

其 采 邑 有 命 者」所使用的「角節」卻有所不解。「鄭注」云：「角 用 犀

角 ， 其 制 未 聞 」，唐代賈公彥引郭璞(276-324)《爾雅．釋獸》之注文以疏

鄭玄之意時說：「犀 角 是 角 中 之 貴 ， 故 知 不 得 用 玉 者 ， 當 用 犀 角 。

云 其 制 未 聞 者 ， 以 其 邦 國 之 玉 節 可 以 約 王 之 玉 節 ， 都 鄙 之 角 節

無 可 依 約 。 既 無 舊 制 ， 故 云 其 制 未 聞 。 」63犀、玉之別，概在區分

封建秩序的等級，但「角節」卻不若「玉節」那般可以找到化約周王與邦

國關係的內在邏輯，鄭玄於是乃對「角節」之制有所不解。此處，應該注

意到的是，面對「角節」，鄭玄疑惑的是制度的「結構」而非「材質」，賈

公彥「不得用玉，當用犀角」的疏文，確中鄭氏腦海中的價值判準。

鄭玄是東漢晚期的人，他認知中的「犀角」價值，其實有其文化上的

一貫性。在「禮儀」的脈絡裡，早在鄭玄以前的西漢時期，犀角就以其遐

方殊異的身份而在「酎 酒 」儀式中被「準 以 當 金 」。64而在東漢以來的官

員服飾上，犀角同樣有其階級性。《後漢書．輿服志》言皇帝百官印璽之制，

即以「白玉」當「乘輿、諸侯王、公、列侯」，而以「黑犀角」配屬「中二

千石以下至四百石」。65很明顯的，這種制度中隱含的是材質與職官位階的

對應觀念。證之鄭玄以犀角注釋「掌節」之語，我們基本上可以覘知後漢

經學師範的認知淵源。漢代以降，在表述身分位階的冠服禮制中，以犀角

製作而成的物品，常常也佔有其一席之地。《通典．沿革．嘉禮》云隋唐「袞

冕」之制，皇帝所戴之「袞冕」是「垂白珠十二旒」、「玉笄」，皇太子所服

者則是「垂白珠九旒」、「犀笄」。66兩宋官員每逢新除官職，朝廷即以「帶」

為賜，而按照官職尊卑，帶亦有別。例如，「宰臣」、「樞密使」、「參知政事」

63 《周禮注疏》，頁231。 64 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1448。 65 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3673。 66 杜佑，《通典》，頁1604。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23．

等賜的是「金笏頭二十五兩帶」，但「知制誥」則以「犀帶」別。67元、明

兩代亦以「犀帶」區別百官尊卑，按照《大元聖政國朝典章》與《禮部制

稿》的記錄，這兩代的一品官員皆服「玉帶」，二品官則配以「犀帶」。68清

代雖然沒有以「犀笄」或「犀帶」區別品官的制度，但根據《大清會典事

例》的記載，有清一代舉凡「覃恩誥敕」與「封贈品秩」，其書寫封敕文書

的軸頭皆是以「二品犀軸」以別於「一品」之「玉軸」，以及三、四品的「裹

金軸」。69

中國古代政權利用犀角製作各種服裝器用的史實，除了上述區別臣屬

階級的事例外，其實還包括了賞賜之用。例如，明初建文帝遣李景隆伐燕

王，大軍出征前即以「通天犀帶」賜景隆。70北宋仁宗天聖九年，仁宗皇

帝宴近臣於太清樓，亦曾以「犀帶」賞賜昔日劬勞多年，當時業已致仕的

晁迥。71事實上，這類事例自唐代以降即不絕於史冊，其數量之多直是不

可枚舉。然而，不論是百官服制，又或是上方賞賜，所有這些以犀角為器

物的官方個案，都說明了一件事——古代犀角之所以源源不絕的從域外輸

入中國，其實與各種富涵文化意義的器物製作，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的關

係。且不說臨時性用作賞物的犀帶了，單是歷代用以區別官員身分的犀角

製品，就不知要耗費多少角材。就現存的史料看來，宋代以降的歷代官方，

許多都對犀角的保管與角器的製作設有專司單位。其中，宋代的資料最為

詳盡，根據《宋會要輯稿》的記載，宋代宮廷的犀角概由「奉宸庫」掌管，

67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輿 服 5 ， 2 8。 68 不著撰人，《大元聖政國朝典章》(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頁1048。林堯 俞等纂，《禮部志稿》(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597-297-2。

69 崑岡等著，《大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210-1、831-2。 70 張廷玉，《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3746。 71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禮 4 5，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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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而「文思院」則設有「犀作」專司製作「犀玉工巧之物」。72元代保管單位

不詳，製造則有「犀象牙局」負責。73明代保管單位亦未詳，製造則應屬

「都水清吏司」之下屬單位承應。74清代專司掌管犀角儲存的單位是隸屬於

「廣儲司」的「皮庫」，惟相關器物之製造單位不詳，然就清代政書所述「內

務府」的職掌推測，或者應屬「造辦處」該管。

古人對犀角的珍視態度，除了反映在官方的服制器用之上，民間也視

犀角製品為奢侈之物。《明實錄》裡記錄著一件發生在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

(1611)的官員貪汙案，受黃山地區土豪吳養春賄賂的徽州知府鄔元會稍後被

朝廷革職拏辦，而在他受賄的清單中，以犀角製成的「犀杯」、「犀爵」就

多達二十件。75事實上，明清時期，民間頗不乏以雕製犀角器物聞名的工

匠，像是鮑天成就是一位在晚明得享大名的犀角雕刻家。王世貞在《觚不

觚錄》裡就曾經記載，鮑氏不僅因高超的犀雕技巧而得與「縉紳坐」，其作

品甚且還流入宮中。76值得一提的是，明清犀角工藝品的流行，還可以從

當代古玩交易市場上得到側面的印證。例如，根據 2009 年 10 月「佳士得

拍賣公司」(CHRISTIE’S)的官方數據，2003 年以來，該公司共經手 126 件

明清時期的犀角工藝品，其中「犀杯」就佔了 94 件，其他還有「鑲犀嘴煙

袋」以及犀角的成株雕刻。77

藥材，是犀角在古代中國社會裡的最後一種身分。根據出土兩漢醫藥

簡牘，以及北宋大觀二年(1108)的《經史證類大觀本草》的記載，犀角是《神

72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 官 2 7 ， 1 、 職 官2 9 ， 1 。 73 不著撰人，《大元聖政國朝典章》，頁209。 74 李東陽等撰，《大明會典》(臺北：國風出版社，1963)，頁2709-2。 7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卷485，頁9135。 76 王世貞，《觚不觚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叢書集成初編本)，頁17。 77 該項資料得之於 CHRISTIE’S 之拍賣網頁系統 http://www.christies.com/features/welcome。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25．

農本草經》所收藥物，其後漢魏之間的名醫們又對其療效有所增補，但在

西漢初年的「馬王堆醫方書」裡卻不見該藥物的使用例證。換言之，文獻

上犀角成為傳統中國醫學藥用素材的時間，或許還在西漢初年後。關於犀

角的療效的判定，在東漢以迄魏晉這個時段裡，大概經歷了一次比較大幅

度的調整。其中，《本經》原載藥效所主如「百毒蠱疰」、「邪鬼瘴氣」、「殺

勾吻」、「鴆羽」、「蛇毒」、「除邪」、「迷惑魔寐」等，大多屬於解毒的一類，

且不乏巫術色彩的認知。78而漢魏之際名醫們的認知，雖然仍舊承認犀角

解「諸毒氣」的功效，但像是新添入的「療傷寒溫疫」與「頭痛寒熱」之

類的藥效判定，則圍繞的是傳統醫學的寒熱用藥理論。79就傳世文獻看來，

漢唐之間醫方中使用犀角的例證頗多，像是日本成書於西元 982 年的《醫

心方》，內中就收錄了 29 首使用犀角合藥的方劑，而其來源則包含《千金

方》、《集驗方》、《廣濟方》、《如意方》、《拯要方》、《錄驗方》、《廣利方》、

《僧深方》、《肘後方》、《小品方》、《劉涓子方》、《產經》、《子母秘錄》、《崔

禹錫食經》等中世方書醫籍。總體而言，文獻上所見中世醫家對於犀角的

運用，主要都著眼於「去熱散血」與「解毒」這兩種藥效上，而其適應的

症狀則包括了腹痛、便血、癰疽、豆瘡、陰瘡，以及各種中毒症狀。80基

本上，中世犀角醫方的藥學理路，還是著眼於其「寒」的屬性，這同時也

是漢魏名醫對於這種素材所提出的藥學見解之一。

宋代醫方亦多使用犀角之例。比較突出的案例是北宋太宗淳化三年

(992)所編《太平聖惠方》，該書總共收錄了將近八百餘首使用犀角的醫方。

不過，由於這部方書所搜集的醫方，大都經過當日翰林醫官們的「校刊編

78 馬繼興主編，《神農本草經輯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頁425-426。 79 尚志鈞輯校，《名醫別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頁174。 80 丹波康賴撰，趙明山等注釋，《醫心方》(瀋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頁 310、326、339、364、471、472、473、481、532、547、551、558、615、616、629、

630、708、754、755、758、1006、1015、1024、1028、1182、1194、1198。

．2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類」，並從而衍生出許多「加減方」，再加上古代方書內容輾轉傳抄的文本

特徵，因此不能用來作為判定此時期醫家大量使用犀角製藥的史料。相較

之下，還是《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比較能夠適切反映實際的狀況。根據本

文的察考，在這部專載宋代官設「惠民和劑局」所售成藥處方的著作內，

共有 16 則醫方使用了犀角這味藥物，而其對應症狀則包括了各種「積熱」、

「邪熱」與「小兒痘疹發熱」。很明顯的，宋代官方所售成藥之所以使用犀

角，仍然是著眼於其傳統的藥性認定。81

金元以降，傳統藥學從臨床走向理論建構，而醫家對於犀角的藥性鑒

定，也走向形而上的方域。自從張元素論證犀角為「陽中之陰，入陽明經」

之後，明清有些醫家還認為犀角是「一切心經蓄熱」與「和陽療鼻血衄」

的「必用之品」。82明代李時珍綜合前人觀點，在《本草綱目．獸部》提出

藥理方面的看法，他說：

犀角，犀之精靈所聚，足陽明藥也。胃為水穀之海，飲食藥物必先

受之，故犀角能解一切諸毒。五臟六府，皆稟氣於胃，風邪熱毒，

必先幹之。故犀角能療諸血，及驚狂斑痘之證。83

李氏論述，主要建構在「足陽明胃經」的「屬胃」關係之上，而所謂「稟

氣於胃」、「水穀之海」的說法基本上都反映了此種認知。由於千百年來人

們使用犀角的臨床經驗，都顯示其在「解毒」、「清熱」、「斑痘」、「驚狂」

上具有療效，再加上這些症狀又與《靈樞經》所載「足陽明胃之脈」的「所

生病」者相符，因此李氏上承張元素的認知，乃有上引的論述。84

81 劉景源點校，《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5)，頁2、5、7、

11、13、21、209、215、219、221、284、376、386、440、460、471。

82 黃退菴，《藥籠小品》，收入《友漁齋醫話》(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

頁44。

83 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頁1975。 84 楊維傑註譯，《黃帝內經靈樞譯解》(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84)，頁110-113。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27．

值得一提的是，有別於唐宋以來犀角製劑徒見於方書記載，但卻缺乏

實用個案的現象。在此時期傳世眾多的方論類與醫案類著作中，我們除了

可以看見醫家使用這種藥物的臨床案例外，85有時還可以覘見這種素材在

當時醫療市場上所具有的高昂身價。例如，明末清初醫家喻昌(1585-1664)

在《醫門法律》中論及「碧雪」——一種專治口舌瘡腫的藥粉時，即推崇

此方「不用黃芩、犀、羚等貴重之藥」，因此至為「簡便」。86事實上，這

種顧及犀角價昂非一般庶民所可負擔，甚至因此調整配方的醫家仁心，一

直到民國初年還時可得見。1917 年，石念孫在他的《王氏醫案譯注》中述

及清代名醫王士雄以「調胃承氣散」混和「犀角地黃湯」以療「韓名諒兒

婦重身患熱病」這則醫案時，就還特別注明：「此方貧者去犀角」87。就這

一點看來，犀角之價昂，不獨存在於它作為工藝品素材的場合裡，同時也

體現在它的醫療身分上。

三、 歷代「犀牛」形象小考

有關中國古代犀牛形象的史學論述，自廿世紀八○年代以來即屢見不

鮮。一般而言，研討既然是針對事物的外在形象而發，各種圖版與文物方

面的相關資料自然也就成為學界進行相關研究時的主要素材。值得注意的

是，在犀牛這個案例的形象探討裡，研究者們的思考路徑卻經常出現以下

85 喻昌著、李懷芝校注，《寓意草》，收入劉更生主編，《醫案醫話醫論名著集成》 (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頁41-42。該醫案題為〈辨治楊季登二女奇證奇驗〉。

又程杏軒亦曾使用犀角合劑以療「陽明血脈」之病，詳見程杏軒，《程杏軒醫案續

錄》(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頁63。該醫案題為〈許月鄰翁令愛齒衄〉。

86 喻昌，《醫門法律》(臺北：文源書局，1969)，頁129。 87 有關《王氏醫案譯注》一書，本文未見紙本，此處所引乃取之於「氣網站」所收錄

的該書電子書。該書所在網站網址為

http://www.theqi.com/cmed/oldbook/book11/b11_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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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兩種可以再作商榷的特徵：一、對於文物史料的過度詮釋；二、單純地將

形象在歷史時空裡的傳衍歸因於人們的目擊與否。此中，前者可以文榕生

為代表。在〈古人眼中的犀牛〉、〈南徼牛—古人認識的犀牛(中)〉兩文中，

文氏不止一次的提及了 1977 年「中山王　墓」所出土的「犀牛器座」與「犀

形銅投壺」(見附錄二)，並以這兩件器物「角生於頂」的「犀牛」外形，指

出「這一帶曾有野犀分布」、「至晚到戰國時，野犀已經消失，以致工藝品

的造型失真」。88然而，上個世紀七○年代的中山國出土銅器本無命名，文

氏所謂的「犀牛器座」在《中國美術全集》中纔被命名為「錯金銀銅犀屏

風插座」，而被他認為具有「犀形」的「銅投壺」，在最初的發掘報告中也

只名之為「筒形器」。89換言之，「犀牛」的形象認知，其實全來自於現代

觀覽者的主觀認知。問題在於，想當然爾的文物詮解，其實是有其後續危

險性的。就像「中山國」所出土的銅器那般，倘若製作者所描摩的是另一

種生物，甚至是想像中的物類，又焉能據之以推斷華北地區犀牛的絕跡時

間？至於後者，則是目前所有討論古代中國犀牛形象變遷論述的通相。例

如，在孫機的〈古文物中所見的犀牛〉，以及上述文榕生的〈古人眼中的犀

牛〉兩文中，在臚列歷朝各代逐漸失真之犀牛形象後，兩位研究者都傾向

將「中國有否產犀」來作為「形象是否失真」的主要判斷準據。90不過，

可以再作思考的是，中世以降的古代中國，犀牛雖然幾近絕跡，但在若干

特定的狀況下，目擊活生生犀牛的機會也並不是全然無有；那麼，又何致

於出現全面失真的現象呢？而就這個層面看來，犀牛有沒有絕跡於中國，

88 文榕生，〈古人眼中的犀牛〉，頁35。文榕生，〈南徼牛——古人認識的犀牛(中)〉，

頁51。

89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篇1》(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5)，頁132；孫華，〈中山王墓銅器四題〉，《文物春秋》，第1期(石家莊，

2003.02)，頁59-60。

90 孫機，〈古文物中所見之犀牛〉，頁84；文榕生，〈古人眼中的犀牛〉，頁37。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29．

或許並非相關圖版與文物所透露錯誤形象的惟一原因。失真的形象，應該

導因於更為複雜的因素。

在以下的論述中，本文不擬對以往學界的成說逐一加以評論。本節呈

現圖象的目的概在提出以下的問題：為何在「生犀」尚可得見的前題下，

古代中國的犀牛形象還會出現誤差？本節先勾勒「失真」的貫時性輪廓，

至於「致變之因」則留待下節再作討論。

北宋仁宗嘉祐三年 (1058)，「校正醫書局」奏請朝廷仿傚唐顯慶年間編

修《本經》之例，圖繪本草諸藥之「畫圖」。當時，對於中國境內土產的藥

物，朝廷規劃由「識別人」詳認外觀並「逐件畫圖」；而「番夷所產」，則

是令有司詢問「榷場、市舶商客」，然後「封角」藥物原件賚送入京，並「照

證畫成本草圖」。91按照今存〈本草圖經奏敕〉的內容，這項大規模的全國

藥 材 圖 繪 工 作 ， 一 共 持 續 了 三 年 的 時 間 ， 並 由 學 識 淵 博 的 大 臣 蘇 頌

(1020-1101)總理其事。然而，就在如此嚴謹的編纂流程下，犀牛的寫真卻出

現了失真的狀況。

附錄三由左至右，分別出自北宋大觀二年 (1108)之《大觀經史證類備急

本草》(1211 年劉甲本)、金泰和年間(1201-1208)之《重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

(晦明軒本)，以及南宋紹興廿七年(1157)之《紹興校定經史證類備急本草》

(1836 年神穀克楨本)。92根據學者的考證，這三個版本的《證類本草》所收

藥圖數量有別，各本藥圖也時有差異。93細觀三圖影，除了犀牛的體態、

91 事見〈本草圖經奏敕〉，該文載於蘇頌編撰、尚志鈞輯校，《本草圖經》(合肥：安

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頁3。

92 唐慎微撰，艾晟刊訂、尚志鈞點校，《大觀本草》(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 頁573；唐慎微撰，尚志鈞、鄭金生、尚元藕、劉大培校點，《證類本草》(合肥：

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頁456；王繼先等撰、尚志鈞校注，《紹興本草校注》

(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7)，頁529。

93 尚志鈞、林乾良、鄭金生著，《歷代中藥文獻精華》(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1989)，頁213-214。

．3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蹄形有失真實外，最大舛誤當推那隻長錯位置的犀角。問題是，北宋時期

「生犀」是曾自海外貢至中國的。仁宗嘉祐三年(1058)的宋臣們，即使來不

及見到百年前真宗朝那隻貢自交趾的犀牛，但神宗元豐年間交阯還曾進貢

了兩頭「馴犀」，相隔不過廿五年，但徽宗朝的本草藥圖，卻還是一如嘉祐

之誤。94

頭頂一隻獨角的犀牛形象，在宋代以降的諸家本草文本中，一直有其

堅軔的生命力。附錄四由左上至右下，分別出自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胡仕

可的《補增圖經節要本草歌括》(熊氏種德堂刊本)、95明佚名《宮廷寫本食物

本草》(明彩繪本)、96明萬曆卅一年(1603)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江西初刻本)、97

明萬曆四十年(1612)李中立的《本草原始》(作者手書本)、98明崇禎元年(1628)

陳嘉謨的《本草蒙荃》(劉孔敦本)、99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汪昂的《本草備

要》(文富堂刊本)。100可以清楚的看見，犀牛的身形在各家本草藥圖中的差

94 請見本文「附錄一：歷代進貢犀牛簡表」。 95 胡仕可編、熊宗立增補、鄭金生點校，《補增圖經節要本草歌括》，收入《海外回 歸中醫善本古籍叢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3)冊9，頁293。又，鄭金生所

撰該書之〈校後記〉，對於該書有深入的介紹，鄭氏並認為該書藥圖「仿畫於《證

類本草》，其質量又等而下之」，詳見該書頁344-347。

96 佚名，《宮廷寫本食物本草》，收入《中國本草全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 卷27，頁412。又，有關該書的研究，請見鄭金生，〈明代畫家彩色本草插圖研究〉，

《新史學》，第4期(臺北，2003.12)，頁65-119。

97 陳可冀、傅世垣、陳貴廷主編，《本草綱目通釋》(北京：學苑出版社，1992)下冊，

頁65。

98 李中立撰繪，鄭金生、汪惟剛、楊梅香，《本草原始》(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 頁459。又，該書鄭金生撰有〈導讀〉一篇，內中對於該書附圖有所評價，請見該

書頁1-6。

99 陳嘉謨撰、張印生、韓學杰、趙慧玲校注，《本草原始》(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 2009)，頁354。又，有關該書之評價與所附藥圖之數目，見尚志鈞、林乾良、鄭金

生著，《歷代中藥文獻精華》，頁277-279。

100 汪昂，《增批本草備要》(臺北：大方出版社，1975)，頁209。又，有關該書附圖之 評價，請見尚志鈞、林乾良、鄭金生著，《歷代中藥文獻精華》，頁327-328。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31．

距頗大，有些狀似鹿豕，也有些幾近乎牛，但所有圖象的共通點，還在頭

頂的犀角。此中，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那幅以彩繪形式呈現的 《宮廷寫本食

物本草》之犀牛圖，其所繪體態較具寫實風格。根據該書今刊本的序文考

證，其圖或為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太醫院」的「初次進呈本」。101然

而，所可怪者在於，這隻犀牛雖然是上呈給皇帝御覽的，且其繪製時間距

離明英宗天順四年(1460)的那次犀牛進貢僅四十餘年，但犀角還是長錯了地方。

角生頭頂的犀牛，其實並非兩宋以下各主、傍流本草藥圖所獨有。宋

代以前，雖然醫療文本中的圖象難尋，但實物資料仍然不乏這種疑似「犀

牛」的動物身影。2007 年 11 月 6 日倫敦「佳士得拍賣公司」(CHRISTIE’S,

King Street, London)以 102500 英磅售出的一隻青銅動物雕塑就是其中的顯

例。附錄五所示器物，根據 CHRISTIE’S 委託美國「洛杉磯郡藝術博物館」

(LACMA) Dr.Pieter Meyers 所進行的實物鑑定指出，這尊長度約 12.5 公分的

青銅雕塑，表面鏤有花紋，而從其製作工法、細部金屬溶接狀態，以及「熱

釋光法」(Thermoluminescence dating)所測得的數據，都顯示其製作時間應為

唐代。102從外觀上看來，這隻動物在體形與頭部的樣貌上都極近似自然界

中的犀牛，而如果將之認定為犀牛，則其形象亦較宋代的為寫實。不過，

長在這隻動物頭部的角，則與前列各圖有所出入，除了頭頂部分外，其鼻

端亦有一較小的角。事實上，這種形式的圖形，在唐代似乎還是一種常態。

附錄六由左上至右下，前兩圖分別是「日本奈良東大寺正倉院」所藏之「平

螺鈿背丹鏡」及其局部縮圖，後兩圖則同為「正倉院」所藏之「茶地犀連

珠文錦殘片」(局部)，以及太田英藏氏所繪之線描復原圖(局部)。103根據《正

101 請見〈影印《食物本草》彩繪本序〉，收入《宮廷寫本食物本草》，頁1-4。 102 此一文物的圖影、外觀描述、製作技法與鑑定報告，均見於該公司官網之 past lots

項下，搜尋名稱為 “BRONZE FIGURE OF A RHINOCEROS”。

103 宮內廳正倉院事務所編，《正倉院寶物》(東京：朝日新聞社，1989)，南倉 No. 5, 6；

中倉 No.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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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倉院寶物》編纂者的鑑定，「平螺鈿背丹鏡」經 X 光分析調查，發現其素

材內含銅 70%、錫 25%、鉛 5%，符合唐代中國鏡的一般化學組成；而「茶

地犀連珠文錦殘片」的花紋形式則符合初唐西域地區的風格。104因此，這

一鏡一錦應該皆是自唐帝國輸入日本之文物。可以清楚的看見，這兩隻動

物除了鼻端之角的方向與附錄五那隻「疑似」犀牛的唐代青銅雕塑相反外，

在身形與頭頂之角這兩點上，三者幾乎如出一轍。

中國古代其實不乏有關犀牛形象的正確表述。就現存的實物史料看

來，相關的文物大抵都集中在晚商以迄西漢這個時段裡，而唐初則是其時

間下限。茲以附錄七呈現其形象。根據「國際犀牛基金會」(IRF)的官方報

導，分佈在亞洲地區的犀牛有「雙角」的「蘇門答臘犀」，以及「單角」的

「爪哇犀」與「印度犀」。而當代中國古生物學家的發掘則顯示，「印度犀」

似乎並不存在於新石器時代以來的華中、華南地區。105因此，如果就現行

的古生物學調查成果而言，附錄七中所有的「雙角犀」都應該屬於「蘇門

答臘犀」，而所有的「單角犀」則應是「爪哇犀」。總體而言，圖中所列古

代犀牛形象都具有相當的寫實程度。例如製作時間被評估在戰國中晚期至

西漢的「錯金銀雲紋犀尊」，由於其「雙角」的形象，因此向來被學界認為

是「蘇門答臘犀」的擬真之作，但其實這隻犀牛體幹上所雕鏤的複雜花紋，

也可以視為是力證。106因為，這些花紋或許是「體毛」的象形之作，而「蘇

門答臘犀」則正是現存犀牛品種中惟一的「披毛犀」。107此外，座落在唐高

104 宮內廳正倉院事務所編，《正倉院寶物》，南倉個別解說，頁7-8；中倉個別解說，

頁52。

105 劉洪杰，〈全新世的中國犀類及其地理分佈〉，頁39。 106 關於這件文物，當初發掘者認為是「非洲犀一類」，見陜西省考古研究所，〈陜西 興平縣出土的古代嵌金銅犀樽〉，《文物》，第7期(北京，1965.07)，頁12。但孫機

主張為「蘇門答臘犀」，見孫機，〈古文物中所見之犀牛〉，頁80-84。

107 孫機，〈古文物中所見之犀牛〉，頁82。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33．

祖李淵墓前神道上的「石犀」，也應該是實物摹寫的產物。按照何正璜的報

告與「陜西碑林博物館」所提供的資料，這座塑成於唐太宗貞觀九年(635)，

高 2.12 公尺，長 1.82 公尺的巨大石雕，包括軀幹上的塊狀皮膚與鼻端的短

小犀角，都與現代的「爪哇犀」完全吻合。108

生物是真實的生物，形象卻是有真實、也有想像，這就是中國古代犀

牛形象史的最大特徵。學者咸認為，「未得親睹」是古人之所以錯繪犀牛外

貌的最主要原因，這當然是不簸至理。109像是附錄七所示商周犀牛形象之

所以多為真實寫真之作，就很可能正如古生物學家所指陳的——此時期黃

河和長江中下游尚為這種動物的生存區域，有著密切的關係。然而，就算

曾經有人親眼目擊，也不代表個人的獨特經驗就一定會得到同時性或貫時

性的擴散傳遞。就以附錄七中的「獻陵石犀」來說，它的雕造年代概在貞

觀九年(635)，而由於史載唐太宗貞觀初年曾有「林邑國遣使貢馴犀」事，

再加上該犀石座上有隸書銘文「高祖懷遠之德」的字樣，因之我們可以合

理推定那或許是出自親睹者之手。110不過，像是前列附錄五、附錄六裡那

三隻「疑似」犀牛的動物，它們同樣也是唐代的作品，但除了體態尚稱擬

真外，最重要的那隻犀角，就還是放錯了位置。換言之，在犀牛這個個案

裡，時代性的形象是否劃一近真，重點概在於有多少人真正看過，倘若目

擊的只是小眾，那麼失真案例的出現就勢所難免。

就現存的史料看來，自晚商以迄北宋，犀牛形象的失真步履，是緩慢

而漸進的，先是全然的擬真，再來是體幹雖真、犀角錯置，最後則是全面

性的角體皆非。北宋以降，犀牛的體幹多從牛形，而犀角則多生頭頂，甚

108 何正璜，〈石刻雙獅和犀牛〉，《文物》，第12期(北京，1961.12)，頁48-50。 109 孫機，〈古文物中所見之犀牛〉，頁83–84；文榕生，〈古人眼中的犀牛〉，頁34-39；

文榕生，〈南徼牛——古人認識的犀牛(上)〉，頁26-31；48-53。

110 何正璜，〈石刻雙獅和犀牛〉，頁49。又，何氏報告言石座之原刻文字為「□祖懷

□之德」。

．3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至還有直接將牛當作犀牛的案例。附錄八的影像資料，分別來自不同的性

質門類，其中有民間饜勝的造像、明清通俗話本，工藝文玩，以及官方的

軍旗、服補。當然，不同的類別，也意味著不同傳統的可能存在，光是獨

角牛形，也未必就一定是犀牛的形象。然而，像是第一列中的各種造像，

其作用概在鎮壓水患，雖然在民間有著「鐵牛」、「鐵犀」的混稱，但像是

鑄造於南宋理宗寶慶初年(1225-1228)的那隻造像，在清道光年間(1821-1851)

的《寶慶府志》裡就還被稱作「龍橋鐵犀」。111此外，像是于謙在開封所監

造的「鎮水鐵犀」，其名目也是來自於該造像背部所鐫刻的銘文。112再者，

像是第三列的那方明代文玩，雖然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說明其是犀而非牛，

但如果比對同列「清武官九品犀牛補」的形象，也可以清楚的辨明兩者的

形式是一致的。此中，最值得注意的，還是「清代皇帝大駕鹵簿」，以及「繡

像本」、「楊閩齋本」這兩種《西遊記》版本裡犀牛形象——在這裡，不論

是動物，還是擬人化的妖物，犀牛頭都被繪成了牛頭。

論者常以北宋以降犀牛形象的失真，來說明中國人對於這種野生動物

的陌生，並從而論證其在中國境內絕跡的生態事實。後者當然是不爭的事

實，但前者卻還有待商榷。明清時期海外進貢的「馴犀」並不在少數，這

些活生生的動物，即使民間無緣得見，但中央朝廷總還是受貢的一方，怎

麼會連稱作「犀牛」的「儀仗鹵簿」和「官員服補」都出現了形象有誤的

犀牛？在此，明代的兩種本草的犀牛藥圖，提供了後續思考的線索。附錄

九左上至右下第一圖，均摘自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的《本草品彙精要》，

111 有關「龍橋鐵犀」的源流，請見黃宅中等修，鄭顯鶴等纂，《道光寶慶府志》，收 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冊52，卷61，頁257。又，該

項在是頁「青龍橋」項下。

112 王蔚波在〈河南古代鎮河鐵犀牛考略〉，《文博》，第3期(西安，2009.06)，頁24 中指出，此造像旁立有〈鐵犀銘〉一方，為康熙三十年(1691)巡撫閻興邦所題，銘

文有「鑄犀鎮壓」之語，而該犀身背亦刻有于謙所書〈鎮河鐵犀銘〉一首。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35．

右下最後一圖則採自該書在萬曆十九年(1591)傳寫增刪的《補遺雷公炮製便

覽》。113前者，本文所採取的是該書的「羅馬本」，該本原抄者不詳，清初

為「怡親王」允祥(1688-1730)所收藏，道光廿七年(1847)被在華義大利主教

盧多維克．德貝斯攜回羅馬。114本文比對該「羅馬本」與《本草品彙精要》

的另一傳寫本《金石昆蟲草木狀》的犀牛藥圖後發現，兩者形象幾乎一致，

因此可以確定「羅馬本」中的三隻犀牛，應該都屬於弘治原本的臨摹之作。115

至於《補遺雷公炮製便覽》一書，本文採用的是「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

所藏的該書原本。鄭金生的研究指出，從抄本形式與繪圖風格研判，以上

諸書中的藥圖，應該皆出自宮廷畫師之手。116

對本文而言，明代彩繪本草裡的犀牛形象是極具啟發性質的。首先，

從附錄九中我們可以看到自初唐以降睽違已久的犀牛寫真。在「馴犀」貢

奉自國初以迄英宗、世宗兩朝不絕史書的前題下，明代宮廷畫師們筆下的

犀牛形象，就算不一定是出自於實物的寫生，至少也是依據可靠管道所進

行的訊息摹寫。其次，從 《本草品彙精要》所載犀牛圖象有三，而《補遺

雷公炮製便覽》只選擇了最近似實物的一幅來加以重繪的事實看來，明代

也未必所有人都矇眛於犀牛的真實樣貌。換言之，明清時期犀牛形象的普

遍舛錯，應該還是來自於資訊的不流通。事實上，根據學者研究，這些彩

繪本草，大多在問世後就成為私家的收藏品，而少數付梓的個案，又都挪

去圖版未刊，以故犀牛的正確形象自然難以從小眾的知識擴張普及於大

113 劉文泰編，《御製本草品彙精要》(北京：九州出版社，2002)，卷24，頁3292-3294；

佚名，《補遺雷公炮製便覽》(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1242。

114 曹暉，〈我國古代最後一部未刊藥典《本草品彙精要》的編纂及其外傳〉，收入曹

暉校注，《本草品彙精要》(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頁3-16。

115 文俶，《金石昆蟲草木狀》，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至四十八年(1620)彩繪底稿本。 此本現藏臺北國家圖書館。本書犀牛附圖載在，微卷6，頁25、26、27，其形象與

《御製本草品彙精要》完全相同。 116 鄭金生，《藥林外史》，頁245-247。

．3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眾。第三，這點也是最值得投注目光的，就是《本草品彙精要》的繪圖畫

師們，雖然畫了一張形神俱真的犀牛圖影，但是他們同時也彩繪了兩隻角

生於頭頂的犀牛。我們不可忘卻的是，題名為「胡帽犀」的犀牛，是世上

「真實」的生物，但名之為「犀牛」與「兕犀」的兩楨圖影，卻是一種「想

像」的生物。

遊移在「真實」與「想像」間的犀牛形象認知，不僅流露在明代宮廷

畫家的筆端，同時也在清代的博物典籍中展現。附錄十首兩圖取自清雍正

四至六年(1726-1728)所刊行之《古今圖書集成》(銅字版)。117第三、四圖，

則分別採擷自清康熙十三年(1674)南懷仁所編之《坤輿全圖》，以及明萬曆

卅年(1602)李之藻刊利瑪竇所繪之《坤輿萬國全圖》。118王刃餘與文榕生的

研究指出，《坤輿萬國全圖》與《坤輿全圖》裡的犀牛，基本仿繪自德國畫

家 Albrecht Dürer(1471-1528)在 1515 年的一幅犀牛版畫。119值得注意的是，

《古今圖書集成》裡的那隻體貌近真的犀牛，雖然在形象上頗有仿繪自南懷

仁《坤輿全圖》相關圖象的傾向，但繪圖者卻延襲了南懷仁的舊稱，給了

這隻動物「鼻角獸」的名稱，而將「犀」之本名保留給那隻自宋代以來便

不斷出現在各種文物中的「獨角牛形」生物。120按，《古今圖書集成》初刊

於西元 1726 至 1728 年，上距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的那次「暹羅入貢馴犀

117 曲廷鈞主編，《中國清代宮廷版畫》(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02)冊2，頁552、

649。

118 南懷仁，《坤輿全圖》「清康熙十三年刊紙本墨印」。又，此本原為國家圖書館代 管北平圖書館藏本，現移臺北故宮，今據國家圖書館微卷影印。李之藻刊，利瑪竇

繪，《坤輿萬國全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品」。 119 文榕生，〈古人眼中的犀牛〉，頁39。王刃餘，〈犀牛和地圖的故事——關于《利 瑪竇地圖學遺產》展覽〉，《中外文化交流》，第1期(北京，2002.01)，頁44-45。 120 又，《古今圖書集成》裡的「犀圖」，其實與明王圻在《三才圖會》，「鳥獸三」 中所附圖像完全相同。詳見《三才圖會》，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

書社，1995)，子192，頁402。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37．

二隻」事尚未滿十年，而清初重要博物典籍之認知若此。就這一點看來，

左右清代博物學家認知方向的主因，或許不全然是親眼之目睹與否，人們

對於傳統的堅信不疑，很可能才是箇中最重要的因素。

四、 犀牛形象與古代中國的博物傳統

古 人言犀 牛形 象最精 審者 ，當推 明代 的馬歡 。明 成祖永 樂十 四年

(1416)，馬氏在他的《瀛涯勝覽》中描述「占城國」的「犀牛」時云：

其犀牛如水牛之形，大者有七八百斤，滿身無毛，黑色，生鱗甲，

紋癩厚皮，蹄有三跲，頭有一角，生於鼻樑之中，長者有一尺四五

寸。不食草料，惟食刺樹刺葉，並食大乾木，拋糞如染坊黃櫨楂。121

馬歡是鄭和數次海外航行的通譯官，他在越南中南部國家所見到的犀牛，

既是一角無毛，當是「爪哇犀」。馬歡看得清楚，他說犀角是長在犀牛的鼻

樑上，這種動物喜食灌木枝葉，對於草料則不屑一顧。比較引人注目的是，

馬歡還觀察到野生犀牛的排便習性，他說「拋糞如染坊黃櫨楂」，是指犀牛

會以後足踐踏自己排出的坨塊狀糞便，以便藉由其爛散四濺的排洩物來區

分自身的活動領域。122

當代許多野生動物學家的研究，以及若干關於犀牛生態的影像資料，

都足以證明十五世紀初期馬歡對於中南半島犀牛觀察的正確性。123在碇泊

進行外交、商貿與補給活動之餘，占城國的犀牛肯定吸引過馬歡的目光。

121 馬歡著，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臺北：商務印書館，1970)，頁3。 122 Clutton Brock, J主編，王德華譯，《哺乳動物》(廣州：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7)，

頁318-321。

123 本文所參考的影象資料有兩種。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美國國家地理學會)製 作，The Rhino war (臺北：協和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2000)。NHK放送協會製

作，The Renaissance of the Indian Rhinoceros (臺北：協和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2005)。

．3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就像十九世紀前半葉，Darwin 在 Galapagos 群島上追隨「黑龜」 (Testudo

nigra)足跡以觀察牠們爬山飲水的習性一樣。124馬歡對於他所觀察的犀牛，

倘若不是悉心體察，那麼像是這種動物喜食的植物類別，以及處理糞便的

獨特方式，就斷不能成為《瀛涯勝覽》的內容。一個明顯的對比是，同樣

身為鄭和寶船隊通譯官的費信，也曾在《星槎勝覽》裡記錄了永樂七年(1409)

他親履「占城國」的經驗。不過，費氏的興趣顯然在商貿，在述及犀牛時，

他寫的是：「其國所產巨象、犀牛甚多，所以象牙、犀角廣貿別國」。125

馬歡與費信對於海外犀牛描寫的詳簡，其實還透露出一個重要的訊

息——不是曾經「親眼目擊」，就一定能夠正確地描述某種野生動物的形貌

與習性。人的注意力是受到興趣左右的，心不在此的外顯表現，很可能就

是「視而不見」。其實，元明以來像是費信這樣的海外風土記錄者還佔了絕

大多數。例如元代曾經兩次出洋經商的汪大淵(1311-1350)，雖然也曾在他的

《島夷志略》裡三度提及「真臘」、「羅斛」與「曼陀郎」等國的犀牛，但汪

氏的焦點都聚集在作為土產的犀角之上，絲毫未曾提及有關這種動物的任

何生物性資料。126

124 Chsrles Darwin著，周邦立譯，《小獵犬號環球航行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8)，頁479-482。

125 費信著，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頁2。又，此 點承蒙審閱先生指正，鞏珍在《西洋番國志》的「占城國」條中，亦對犀牛之外形

有所記述。不過，鞏氏其文固較費信為詳，然其對犀牛生活習性之描述，卻又未若

馬歡之詳實深刻。有鑑於鞏氏在該書〈序文〉中嘗有所謂「所紀各國之事蹟，或目

擊耳聞，或在處詢訪，漢言番語，悉憑通事轉譯而得，記錄無遺」之語，因此目前

尚無法肯定其人筆下之犀牛形貌，究竟是出自於目擊？耳聞？又或是「通事」的轉

述？又，向達也曾經指出，鞏珍在《西洋蕃國志》中對於各國風物的描述，許多都

可能採自馬歡的記錄。語見向達校注，《西洋番國志．鄭和航海圖．兩種海道針經》

(北京：中華書局，2006)之書前〈序言〉。

126 汪大淵著，蘇繼廎校釋，《島夷志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70、114、

257。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39．

古代中國一直缺乏像是西方文藝復興以來那種專注於「自然發展歷史」

的學術傳統，中國的海舶上也沒有像是英國船艦上那種受雇於官方的自然

史學者，因之馬歡和他的犀牛也就成為了鳳毛麟角。127中國古代當然也有

對於自然界事物感到興趣的「博物之士」，但他們的興趣卻常常是一種源自

於「功能」或「物質」的興趣。就像在犀牛這個案例裡，內容涉及這種動

物的史料，不論是文字性的，又或是圖像文物範疇的，就都與上述這兩種

興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問題在於，興趣產生的基礎倘若不在自然的本

體，而現實中又缺乏可供觀察研究的實物；那麼，這樣的興趣究竟又會衍

生出何種型態的知識？

從北宋大觀二年 (1108)《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的內容看來，中國博物知

識大概在西元一世紀左右，開始將犀牛的相關認知納入其範疇。最初，只

是提及如「駭雞犀」、「通天犀」之類的犀角名目。128魏晉以來則開始出現

對於前述犀角名稱的釋名之文，以及有關犀牛體貌外形的記載。唐人的言

論內容除了繼續前代對犀角名物的考辨外，也涉及犀牛的性別區分。相較

之下，北宋以來的博物家們，對於這種生物所費的筆墨最多，包含犀牛的

外形、犀角的種類、乃至於人們獲得犀角的方法，都是彼輩記錄的對象。

附錄十一是「譜系化」後的歷代主流本草之「犀牛知識」，其中除了藥學典

籍原本就強調的療效外，人們的關注焦點其實有其一致性。有關犀牛角之

數目、位置，種類的考辨佔了絕大多數，只有很少數的個案真正提及犀牛

的生物特徵。此外，還有兩種現象也是值得注意的，其一是各階段文本的

承繼性很強，這通常表現在後書考論前書言說的文脈裡；其二則是所有論

述的立論基礎都是前人的認知，而且越是後出的文本，徵引前人言論的數

127 王道還，〈達爾文與《小獵犬號環球行行記》〉，收入周邦立譯，《小獵犬號環球

航行記》，頁v-ix。

128 唐慎微撰，艾晟刊訂，尚志鈞點校，《大觀本草》，頁573、575。

．40．

量越多。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長幾隻角？生長的部位何在？有多少名目種類？這些漢宋藥學文本裡

始終圍繞犀角而存在的議題，如果擺在恪重藥物「基原」與「正名」的本

草學術中來看，其實一點也不突兀，這些原本就是古代藥學傳統的構成要

素。129然而，由於作為藥物的東西乃是生長在犀牛身上的角，而非活生生

的犀牛，於是本草裡的相關知識就距離現實中的這種生物有段距離。此外，

由於古代藥學文獻的記述方式，在西元三世紀至六世紀間逐漸形成了一種

「後書包夾前書」的標準體例，所以在這種以保存前人認知為前題的學術傳

統裡，後人增補或論辨的議題往往都與前人的知見有所關聯，並且在相當

的程度上保持著對前代專家意見的尊重，全面推翻傳統認知的個案，其實

並不多見。130

當然，對於傳統意見的尊重，並不能保證認知的確然無誤，特別是在

傳統本身就出現疑義的狀況下，尊古就只能延長錯誤的生命力。「駭雞犀」

就是一個好例子。附錄十一顯示，有關這種犀角的釋名文字，從南朝陶弘

景的《本草經集注》開始，到北宋初年的《開寶本草》，再到十二世紀初年

的《經史證類備急本草》，一直是藥學文本的注釋對象，而葛洪在《抱朴子》

裡所說的那一段話：「以角盛米置群雞中，雞欲啄之，未至數寸，即驚卻退」，

則一直為歷代釋名者深信不疑。事實上，不論是哪一種品類的「犀角」，都

不可能具有「駭雞」的功能，傳統性的認知顯然有其舛誤之處。蘇繼廎的

研究則指出，「犀」之梵文作 Khadga 、孟加拉語作 Khakke 、馬來語作

badak，故「駭雞」兩字得視為犀之梵文或孟語之對音。131換言之，葛洪之

說，實屬望字生義。

129 岡西為人，〈本草の內容とその變遷〉，《本草概說》(大阪：創元社，1977)，頁 265-326。鄭金生，〈本草學術主題與學風的變遷〉，《藥林外史》，頁39-49。 130 鄭金生，〈以《神農本草經》為核心的本草主流〉，《藥林外史》，頁13-37。 131 蘇繼廎的意見，見於他所校釋的《島夷志略校釋》，頁77。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41．

由於出錯的是範本，因此在尊重範本的學術傳統裡，一錯便會再錯。

關於此，「駭雞犀」是一例，《爾雅》又是另一例。這部據信成書於西漢時

期的辭書，在〈釋獸〉一篇中對犀的描述，最初僅僅是「犀似豕」，但在西

晉郭璞注釋《爾雅》之後，古人心目中的犀牛形象便深受其影響。郭氏釋

經說如下：

形似水牛，豬頭大腹，痺腳，腳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

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橢。好食棘，亦有

一角者。132

郭璞說犀牛動作緩慢，好食棘草，這些都是近實的描述，但他言說犀牛有

三角，分別長在頭頂、額頭、鼻端，就無疑是失真的記錄。大概西晉時期，

人們已經搞不清犀牛倒底有幾隻角，於是「三角」之外，郭氏又說還有「一

角」的犀牛存在，但確實長在那個部位，他卻略過不談。

郭璞的「三角犀牛」，西晉以下附和者寡，南朝陶弘景認為「犀有兩角」 ，

這個說法得到唐末曾任「廣州司馬」並撰寫《嶺表錄異》的劉恂的贊同。133

然而，陶弘景雖然沒有針對郭璞的「一角犀牛」再多作解釋，但他在《本

草經集注》的「陶注」裡卻又舉出「牸犀」的犀種。陶氏說，這種犀牛的

犀角「甚長」，文理也「似犀」，只是不堪藥用。134事實上，儘管陶弘景並

沒有再對「牸犀」的生物特徵多加著墨，但是唐宋時期的本草注釋者，卻

對這種犀牛提出新的見解。其中，唐代《新修本草》的修纂者指出，「牸犀」

132 《爾雅疏》，頁190-2。 133 陶弘景的描述，見於尚志鈞輯校，《本草經集注》，頁412-413。劉恂著，魯迅校勘， 《嶺表錄異》(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頁23-24。又，陶、劉二氏的說法，

亦見引於唐慎微撰，艾晟刊訂，尚志鈞點校，《大觀本草》，頁573-574。

134 陶弘景撰，尚志鈞輯校，《本草經集注》，頁413。又，此一認知亦見引於唐慎微

撰，艾晟刊訂，尚志鈞點校，《大觀本草》，頁573。

．42．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其實就是「雌犀」的別稱。135而北宋仁宗時期負責編修《嘉祐補注本草》

的掌禹錫，則在引用《爾雅》所言「兕似牛，一角」的經說之後，語帶保

留的寫下「又曰：『雌者是兕而形不同』」並承認他自己也是「未知的實」。136

值得注意的是，掌氏的說辭雖然不失稟筆直書的學術精神，但他那種立基

於性別的「雌者是兕」的記述，卻開啟了後世「以兕為犀」的觀念先河。

最明顯的例證，就是南宋時期的羅願(1136-1184)，他曾在《爾雅翼》中明確

指出「兕音近牸」，兩者指的其實都是犀牛。137羅氏的意見，後來在明代被

李時珍所接受，《本草綱目》的〈犀〉條在起始的「釋名」項下，開頭所引

用的就是這個源自於南宋博物之士的看法。138

儘管羅願的認知未必正確，但《爾雅翼》溝通犀兕差異的理路還是頗

可留心的，該書〈兕〉條有云如下：

《爾雅》曰：「兕似牛，犀似豕」。郭氏稱：「犀似水牛而豕首」。然

則犀亦似牛，與兕同，但首如豕耳。兕青而犀黑，兕一角而犀二角，

以此為異。然郭又云：「犀亦有一角者也」。但古人多言兕，今人多

言犀，北人多言兕，南人多言犀，為不同耳。139

由於《爾雅》和郭璞的注文在描述犀兕外觀時都提及「似牛」這個說法，

羅願於是據此認為犀、兕本是一物。然而，郭璞注《爾雅》時還說過兕是

一種獨角動物，這又該如何和犀牛搭上關係呢？羅願於是將郭氏銜繫在同

書「犀」條之末的那句「亦有一角者」，拿來作為犀兕同物異名的論據。至

135 蘇敬等撰，尚志鈞輯校，《新修本草》(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頁373-374。 又，此說亦見引於唐慎微撰，艾晟刊訂，尚志鈞點校，《大觀本草》，頁573。 136 掌禹錫等撰，尚志鈞輯復，《嘉祐本草》(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9)，頁351-352。 又，此說亦見引於唐慎微撰，艾晟刊訂，尚志鈞點校，《大觀本草》，頁573。 137 羅願撰，洪焱祖釋，《爾雅翼》(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叢書集成初編本)，頁

200。

138 李時珍著，《本草綱目》，頁2829。 139 羅願撰，洪焱祖釋，《爾雅翼》，頁200-201。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43．

於何以一物會有兩名？羅願則是以「古今有別」，「南北有異」為由來加以

疏通。顯然，《爾雅翼》在此全盤引錄的都是郭璞的言論，但郭氏原注除了

「一角」外，還有「三角」之說，這點羅願卻又避而不談了。

十二世紀的南宋博物之士，很可能終身都沒有見過犀牛，但這種動物

身上的角材卻不時以藥物、腰帶，又或是珍玩之姿出現在他們的日常生活

裡，這或許正是羅願為何會在《爾雅翼》中，對這種動物不吝筆墨的原因

所在。然而，現實中既無實物資料，檢證的方向就勢必得有所調整。在此，

羅願的求證脈絡是極可注意的。他的做法是：回到古典，在古代的博物典

範中，尋求疏證當下所有疑惑的依據。事實上，這種「博物」的取徑，也

並不是羅願個人所獨有的思維模式。時間回溯到北宋中期，那位被當朝同

僚詡之為「古君子」的博雅士大夫蘇頌，在他監修的《圖經本草》裡述及

犀牛時，同樣展現出類同的資料取擷格套。按照《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所

載「圖經曰」之後的文字，蘇頌之考論犀牛形象，先敘《爾雅》「三角」之

言，繼而次之以「陶注」與《嶺表錄異》的兩角之議，最終又自承「今人

多傳一角之說」，但是通貫全篇，他卻始終沒有對犀牛頭部的犀角數目與位

置再作出定論。140不單如此，在述及「兕是犀之雌者」，以及唐代吳士皋得

之於海外「舶主」傳聞的「海人取犀角之法」時，蘇頌雖然心中迷惑，但

仍然還是照錄舊說，僅以「未知的否」與「果如此否」等語來表述他存疑

的態度。141

140 蘇頌編撰，尚志鈞輯校，《本草圖經》，頁440-441。又，蘇氏之語亦見引於唐慎微

撰，艾晟刊訂，尚志鈞點校，《大觀本草》，頁573-574。

141 吳士皋言 海 外 取 犀 牛 之 法 如 右 ： 「 先 於 山 路 多 植 木 ， 如 豬 羊 棧 。 其 犀 以 前 腳 直 ， 常 依 木 而 息 。 植 木 久 必 蠹 ， 犀 忽 倚 焉 ， 即 木 折 犀 倒 ， 而 因

斃 之 ， 取 其 角 。 」 又 云 ： 「 犀 每 自 蛻 角 ， 必 培 土 埋 之 。 海 人 跡 其 處 ，

潛 易 以 木 角 」。 語 見蘇頌編撰，尚志鈞輯校，《本草圖經》，頁441 。又，蘇氏

之語亦見引於唐慎微撰，艾晟刊訂，尚志鈞點校，《大觀本草》，頁574。又見於 張世南，《游宦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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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圖經本草》的編修方式，在古代中國主流藥學文本裡堪稱精審。前

文曾經提及，對於像犀角這種「番夷所產」的藥物，是必須詢之「榷場、

市舶商客」方可繪影圖形的。不過，本文第三節中所呈顯的該書犀圖，還

是被畫成了「獨角牛形」的生物。廿世紀二○年代，馮承鈞在校注《諸蕃

志》時，曾經寫下「海客談瀛，不可信也」的註腳。142事實也是如此，詢

之遐方，並不能保證資訊的真確性，因為「海客」所傳遞的很可能也只是

另一種道聽途說。就以犀角這個案例來說，「市舶商客」也可以只是轉貿的

商人，他們或許也沒有見過活生生的犀牛。然而，就算得之於海外商賈的

犀牛資訊是確然無誤的，犀之獨角還是可以長在頭頂而非鼻端，犀之身驅

還是可以龐大而神似牛形，因為先賢典範性的博物意見還是框架著後人的

認知結構。

北宋以來「頭頂犀角、身似牛型」之犀牛普遍出現在各種造像、圖版

中的事實，適足以說明上述傳統博物典範的強軔生命力。此中，最明顯的

例證又當推明代《本草品彙精要》在述及犀角時所彩繪的三幅犀牛簡圖。

在上節附錄九的前三幅彩圖裡，「角生頭頂」者概占其二，牠們分別被題名

為「犀牛」與「兕犀」，而那隻犀角長在鼻端，形象近真的犀牛，則被名之

為「胡帽犀」。後者的形象之所以寫實，雖然不能排除該書實際編纂者劉文

泰與明代宮廷畫工們對實物的記憶與臨摹，但古代博物文本的相關記述，

仍然在其間發揮其作用力。因為「胡帽」之名，其實還是始自劉恂的《嶺

表錄異》。143至於前兩者，則無疑是基礎於古代博物範本的「想像」之作。

142 趙汝适撰，馮承鈞校注，《諸蕃志》(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頁136。又，《諸 蕃志》卷上載有海外犀角產地，並於「大食國」條下載及北宋太宗問大食使臣「取

犀象」之法，本文初稿由於其內容未涉犀牛生物外形之描述，故略而未加徵引。今 蒙審閱先生指正，仍將該書與犀角相涉處臚列於此，以備其基本史料上之周全。 143 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編撰，《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冊2，頁

1602-1604。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45．

可以看見的是，這兩隻生物除了首尾的位置相反外，體態則幾近相同，而

兩者間最顯著的特徵也都在於那隻位在頭頂上的「犀角」，這明顯是依據《圖

經本草》中所謂「今人多傳一角之說」與「兕是犀之雌者」兩語而衍生出

來的形象。事實上，這兩幅圖繪其實還有更細緻的差異存在，此即名之為

「犀牛」者的「犀角」微向後彎，而「兕犀」之角則筆直矗立。本文以為，

這或許是由於掌禹錫和蘇頌都曾在他們主纂的本草文本中語帶保留的記述

了「兕是雌犀」的前人認知，因此明人在無從辨析的焦慮下，才會將所謂

的「兕犀」與「犀牛」分繪兩圖，並在頂角處刻意製造些微的差異，以滿

足古代博物記錄所提及的性別區分。

宋代以降全盤失真的犀牛形象，或許不是某一個特定時空下的某一群

人所能創造的。史料告訴我們，變形的獨角生物雖然在十一世紀中葉以後

方始大行其道，但致變的因素卻早就埋下。事實上，變形也是有歷程的，

並非一蹴而成。同樣是唐代的文物，高祖獻陵神道上的石犀造形猶真，但

今日古玩市場與東瀛寶藏的「似犀」文物，卻有著明顯的不同。再看看後

兩者的變形特徵何在？牠們是鼻角尚在，但另一隻角卻不約而同地都挪往

了頭頂。就這一點看來，變形者當是別有共通之所本。考量到西晉郭璞曾

有所謂「一在頂上」的經注，我們因之可以覘見其博物認知層面的致變源

頭。換言之，自從犀牛絕跡於華夏本土之後，人們認知這種生物的管道就

只能有二：其一是必須要有像是明代馬歡那樣的際遇與興趣；其二就是傳

統博物知識所建構的形象世界。前者有賴機緣與個人特質之媒合，當然可

遇而不可求，於是後者就自然成為認知的主要取汲場所。值得注意的是，

這種取徑下所形成的認知誤差，或許還是很難被全面扭轉的。關於此，清

代陳夢雷在《古今圖書集成》裡所流露的矛盾，還不是尾聲，古代博物傳

統的堅強桎梏力量，其實還延伸到晚近的學界。

1929 年，中央研究院在殷墟小屯掘得大型獸首一具，其上刻辭云「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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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倞彔，隻白 」，自是 字乃引起古文字學界的熱烈討論。根據于省吾主

編的《甲骨文字詁林》、李圃主編的《古文字詁林》與雷煥章〈兕試釋〉的

記述，七十年來，包括羅振玉、余永梁、王襄、董作賓、唐蘭、葉玉森、

郭沫若、商承祚、陳夢家、丁驌、方國瑜等古文字學家，以及裴文中、德

日進、楊鐘健、劉東生與 Sauveur d’Assignies 等古生物學家，有些認為該

字所指為「麟」，有些則以為其意指一種牛類的生物，也有些即以「兕」釋

之，但全都未將「兕」認知為「犀」。144只有丁山、姚孝遂、肖丁、于省吾、

馬敘倫等人，傾向以犀牛釐訂該字的字義。145不過，這些古文字學家，也

並未將論證聯繫至秦漢以降中國博物傳統裡的犀兕書寫之上，他們的走主

要還是文字、聲韻的訓詁理路。此中，丁山的論述可謂典型，他在《商周

史料考證》裡說道：「我以為犀兕是一聲之轉，二獸一物，不過是方俗的殊

名，甲骨文常見」。146

從文字象形的角度來看， 字就算意指為兕，其角的所在位置也與犀

牛的形象不符。關於 字究竟為何種生物的研究取徑，方國瑜在〈獲白麟〉

質疑〉一文中有極具啟發性的提示，他說：

我們並不認為牠是不可知的動物，因為「 」的頭骨既然得到，可

以從這頭骨的本身來研究是什麼骨，則可以定「 」為什麼字。如

果丟開「 」的本身，而就所揣測之一二點，旁徵博引的來考證，

安知考證的結果能否符合於「 」的本身呢？147

144 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編撰，《甲骨文字詁林》冊2，頁1602-1604。李圃主編， 《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冊8，頁429-435；雷煥章 (J.A.Lefeuvre)，

〈兕試釋〉，頁84-87；97-100。

145 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編撰，《甲骨文字詁林》冊2，頁1603-1604。李圃主編，

《古文字詁林》冊8，頁429-435。

146 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編撰，《甲骨文字詁林》冊2，頁1603，李圃主編，《古

文字詁林》冊8，頁434-435。

147 方國瑜的論文，原載於《師大國學叢刊》第1卷第2期(1931)。本文所引者，見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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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玉森以殷墟出土獸骨有辭者甚多，「某辭與某獸骨固絕無關係」為由，認

為方國瑜所舉研究方法「不必深究」。148但他殊不查方氏議論的價值，或許

更在於指出「旁徵博引的考證」所可能隱含的危險。馬敘倫在《說文解字

六書疏證》裡對「兕」字的討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在這篇文字中，

馬氏一方面以先秦典籍中「犀兕連文」之例頗多，認為「犀兕形似」；二方

面又引用《爾雅》郭璞之注文，認為郭氏所謂「一角在頂」者，乃「似耳

而非角」也。149事實上，馬氏是見過「法蘭西國人所畫犀形」的，但他猶

懷疑今人無緣得見實物的「兕」，乃是一種極近似犀牛的生物，其原因無它，

只在《說文解字》與郭璞在描述犀、兕兩者時，均有「一角在頂」之謂也。150

史無定法，廿世紀的史家在解析史料時講求結合各學門的相關研究成

果，這點當然也體現在晚近有關中國歷史時期野生動物的研究之上。不過，

資料取擷廣度的擴大，並不意味著研究取徑也會產生本質上的變化。1982

年孫機在《文物》中發表〈古文物中所見之犀牛〉一文，先是譏評董作賓

在〈獲白麟解〉中不識甲骨文的 字，接下來又引據唐蘭〈獲白兕考〉的

看法指出 字意指為兕，但隨即筆峰一轉，直接寫道「兕就是犀牛，所以

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冊8，頁431-432。又，方國瑜所提出的研究法，晚近已

有實踐。根據雷煥章在〈兕試釋〉一文中的報告，1929年所掘得的「大型獸首」，

已於1979年由 Sauveur d’Assignies 描測，並在1980年7月於巴黎國立生物學博物院

比對該館所藏「所有黃牛頭、水牛頭」。雷氏最終認為，該獸首為水牛類生物之頭

骨。詳見雷氏文之頁97。

148 葉玉森的看法，請見《甲骨文字詁林》冊2，頁1602-1603。不過，葉氏的看法也未 見學界認同。因為包括唐蘭在內的古文字學家，亦不見將該字與出土獸首全然脫鉤

論述者。

149 本文所舉馬敘倫的議論，見於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冊8，頁434。 150 馬氏論說先舉《說文》之言，次及郭璞之注，接下來則考辨郭氏「一角在頂」之說 實指「耳」而言，最後又據法人所傳圖繪，指出犀有一角或二角，並說「倫疑兕亦

然」。請見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冊8，頁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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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這具頭骨應即殷代犀牛的遺骨」。151孫氏所據不詳，因為他並沒有回應包括

唐蘭在內的其他學者對於 字的看法，只是直接將兕釋之為犀，以延長犀

牛在華夏世界的生存時空。事實上，這樣的研究取向並不孤獨，上個世紀

八○年代以來，許多學者都採行了類似的思維模式。文煥然對於中國古代

犀牛的研究，對晚近學界的影響極深，但在〈中國野生犀牛的滅絕〉這篇

重要的論文裡，他同樣表現出類似的史料綴集理路。在述及歷史時期的犀

牛名稱時，文氏說道：

古籍記載野犀，在不同的時期和產地用字往往不同。大約自本草著

作問世以前，人們對北方野犀常用兕稱之，而自東漢的《神農本草

經》以後多用犀角字樣代表南方的野犀。152

這明顯採用的是南宋羅願在《爾雅翼》裡的說辭。而以此建構兕犀同物的

聯繫後，文氏即又云：

甲骨文中記載狩獵野犀的情況不少。其中在殷及其以南太行山南麓

等地「獲兕」或「擒兕」的記載就有多次，甚至有「獲白兕」的記載。153

換言之，文煥然如同孫機一般，同樣都將殷代甲骨文上的 字，解釋成犀

牛。然而，所可怪者在於，他既已提及「獲白兕」之事，當不矇眛於董作

賓、唐蘭、德日進等古文字、古生物學家的相關論述，但卻絲毫未置一辭，

想來箇中自必有立論上的考量。值得注意的是，1980 年以來，上述孫、文

兩位學者所展現的古生物研究取徑及其結論，在一定程度上導引了相關研

究風向近廿年，許多研究者都直接徵引他們的研究所得，並且與古代博物

傳統裡的犀兕論說相互印證，幾乎形成有關古代中國犀牛議題的「新博物

151 孫機，〈古文物中所見之犀牛〉，頁80。 152 文煥然，〈中國野生犀牛的滅絕〉一文原載於《武漢師範學報》，第1期(武漢，1981.01)， 頁50-60。今收入文煥然著，文榕生整理，《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一

書，而引文見於該書之頁218。

153 文煥然著，文榕生整理，《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頁218。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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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154只有雷煥章、張之傑、楊龢之、黃家芳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他

們一致的意見是：兕犀並非同物。然而，他們的見解，迴響尚微，未來待

遇如何，亦未能逆料。155

本節之所以舉出當代特定學者的相關論文，其用意並不在開啟學術上

的論爭或批判。本節所要言說的，乃是一種研究方式的典型。在這個典型

裡，當代史家在面對像是古代生物的歷史變遷這類問題時，其實往往與前

文所提及的傳統中國博物學家有著類似的行為傾向—— 亦即盡可能地聯

繫、排比、疏通所有前人的成說或相關史料的內在關係，以期擴大被研究

對象的時空深度與廣度。由於人類以外的生物無法自主地留下自身曾經存

在過的證據，因此當代史家或古代博物之士的這種資料處理手法，當然在

方法論上也是無可厚非的。不過，正因為犀兕無聲，人類有言，許多意見

相左或是存在溝通窒礙的成說與史料，就很容易在有意無意之間被忽略不

論，甚至被勉強通說。在這點上，當代學界與古代博物之士，似乎有著類

同的情結。

回溯犀牛形象的變形歷史，我們可以清楚的看見古代博物認知在其間

的作用軌跡。從圖象的變遷上來看，「獻陵石犀」是個分水嶺。在此之前，

犀牛的外形是「真實」，之後則進入「想像」的方域。然而，不可忽略的是，

文本上的「想像」時間，其實早在三至四世紀時就已顯現端倪，但它真正

發揮作用的時間卻似乎要晚於實物形象上的變形。關於此，受限於史料，

目前尚無法進行細部的研究，但有兩個可能性是本文想要嘗試提出的。首

先，初唐神道造像的製作時間距離海外獻馴犀的時間頗近，執鑿雕塑的工

匠與監修的官員，也或許因此而不昧於犀牛原貌。其二「望文生義」所引

154 關於學界襲用該說的狀況，請見黃家芳，〈兕非犀考〉，頁81-82。 155 雷煥章 (J.A.Lefeuvre)，〈兕試釋〉，頁84-110；楊龢之，〈中國人對「兕」觀念的 轉變〉，頁10-18；張之傑，〈雷煥章兕試釋補遺〉，頁1-9。黃家芳，〈兕非犀考〉，

頁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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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發的變形，或許也與形象塑造者本身所從屬的文化階級有所關聯。換言之，

愈是出自博物之士手筆的犀牛形象，對於既有博物描述加以回應的壓力也

愈大，因之「想像」的成份也就愈高。後者尤其值得注意，因為那意味著

中國古代博物傳統裡所認知的「真實」，或許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同一個

傳統中的「想像」。

五、 結論

如果從方法論的角度，重審十二世紀南宋鄭樵的議論，那麼鄭氏言下

的「鳥獸草木之學」，其實與先秦以下建構在博物之士書寫傳統裡的自然界

動植物認知，有著本質上的差異。鄭氏之說，戒慎恐懼，認為「物之難明

者為其名之難明」，勢須透過更為實證的辦法，方能克服「五方之名不同」、

「古今之言有別」所構築的知識障蔽。156相對於鄭樵有關「鳥獸草木之學」

所進行的學術反省，由歷代博物文本所體現的知識傳統，就只能說是一種

務求廣博的「名物」之學。當然，問題也不盡在於方法而已，問題有時也

在於條件的配合與否。就像鄭樵認為可以盡得「鳥獸草木之真」的三種辦

法，北宋時期的蘇頌至少具備了兩項，但《圖經本草》裡的犀牛還是被錯

繪了。推究其因，還是在於蘇頌無法親身足履犀牛悠遊的域外。事實上，

有這種機遇的古人也不甚多，其中掌握書寫權力的「儒生家」則又或更少，

更何況就算有幸目擊，也還有賴心態的配合，否則視而不見也是極可能的事。

作為古代物質生活的一部分，中國人對於犀角這種生物素材並不陌

生。其實，在古代博物之學的文本脈絡裡，提供這種角材的動物，也很少

在博物之士的「名物」筆端下缺席。不過，知識層面的認知程度，似乎總

是無法與物質上的運用比肩齊驅。犀角是真實的犀角，犀牛卻是想像中的

156 鄭樵，〈序草木類兼論詩聲〉，見唐順之編，《稗論》，卷8，頁182-183。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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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牛——這就是古代中國犀角與犀牛歷史的最大特徵。此中可以再做思考

的是，既然現實中難以親睹生物的全豹，而野生犀牛與古代中國社會生活

的聯繫，也不過就在其所能提供的生物性素材，那又為何一定要圖繪形象？

關於這個問題，現存史料無徵，但知識上的信賴感，在此或許扮演了吃重

的角色。例如，在本草學的方域裡，藥物條文登錄的通常是犀角，但藥圖

刻畫的卻總是犀牛。這種現象說明，這類文本裡的犀牛圖形，其實目的並

不在提供人們鑒別犀角的輔助，犀牛藥圖所關涉的其實是本草學恪重藥材

原始來源的既有學術傳統。157又如，內容包總世間各種自然與人工物類的

古代類書，由於其編纂之目的帶有「人所不識當釋而釋之」的性質取向，

因此繪影圖形當然會更有助於知識正統的建構。158

然而，形象如果成為某類知識正當性的必要建構環節，想像就很可能

有其作用的空間。在犀牛這個個案裡，情況就是如此。一種生物，雖然已

經絕跡於某個特定社群的居處空間內，但是由於該社群的社會生活始終與

該生物的身體部位發生文化性的聯繫，因此關乎這些聯繫的知識文本乃有

「必須」將其納入言說範疇的壓力。在無法親睹——這個難以踰越的認知障

蔽之下，我們看到的是想像力的馳騁。不過，想像也非不著邊際的天馬行

空，它仍然有跡可循。北宋以降，有心「博物」的人們，顯然就將他們的

想像建構在時間更早的博物典範裡。

日本學者山田慶兒曾將作為古代中國博物書類之一的「本草」，當作是

體現中國人認知世界方式的範本。在《東アジアの本草と博物学の世界》

的〈序文〉中，山田氏指出：「本草不單是中國的藥物學，同時也是以藥物

的視野看待人類周邊所有物類的一種博物學」。159古代中國的博物文本，當

157 有關這種圖繪藥物基源的本草文本傳統，請見鄭金生，《藥林外史》，頁224-225。 158 鄭樵撰，《爾雅鄭注．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頁239。

159 語見山田慶兒編，《東アジアの本草と博物学の世界》之書前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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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然不限於本草典籍。然而，像山田氏那種啟發自藥學的「以某種視野看待

周邊物類」的論述，卻很能切中古人「博物」的行為內在。而如果套用山

田慶兒的概念，那麼本文所述及的中國犀牛變形歷程，大概也可以說是一

種：「以既有博物典範認知人類周邊生物」的博物產物吧。

1934 年，周作人在閱讀英國博物學家 Gilbert White 的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一書後，一方面對作者記錄「草木蟲魚」生態之精審大

為讚賞，二方面又慨歎「中國惜無此種書」。160事實上，周氏對古代中國具

有自然史旨趣的文本極為關注，也每多議論之辭。在〈蠕範〉一文中，他

說中國「除了《詩經》、《離騷》、《爾雅》、《本草》的註疏」外，沒有什麼

「動植物的學問」。161在讀完謝肇淛(1567-1624)的《五雜俎》的〈物部〉後，

他又說該書雖然比不上 White 的自然史，但終究是「無鳥之鄉」的「蝙

蝠」。162他的言下之意十分清楚：古代中國並非沒有「鳥獸草木之學」，只

是缺乏能夠衡之以西方自然史標準的生物學知識。本文同意周氏的看法。

不過本文更要強調的是，這種「欠缺」是必須要放在中西對比的脈絡下方

始有其意義。古代中國的博物之士，當然也對自然界的物類感到興味，而

他們所採取的探究策略與思考特徵，則自有其時代性的歷史意義。163而由

犀角與犀牛所進行的個案研究，則正可以突顯彼輩在面對某些「知而未詳」

160 周作人，〈塞耳彭自然史〉，收入周作人，《夜讀抄》(上海：北新書局，1934)，

頁155-167。

161 周作人，〈蠕範〉，收入周作人，《夜讀抄》，頁60-68。 162 周作人，〈五雜俎〉，收入周作人，《夜讀抄》，頁220-226。 163 陳玨在他最近一篇題名為〈高羅佩與「動物文化史」〉，《新史學》，第2期(臺北， 2009.06)，頁167-205。探討的論文中主張，當代學界在處理有關人與動物互動關係

的議題時，應當抱持跨越時代與文化的史學精神，以超越史料本身的限制。陳氏之

說，至為允當。古代中國博物文本裡的動植物學知識，確實有其必須「超越」的認

知局限。就像許多研究古代犀牛形象變遷的當代史學論著一般，不加細思的引錄古

人成說，或許會在佐證寫作者個人主觀認知的同時，錯估古代博物文獻的史料詮解

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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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時的思維模式。當然，在這個真實與想像交揉並存的認知脈絡裡，犀

牛雖非惟一的孤例，但卻絕對是一個典型的顯例。

．5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附錄一：歷代進貢犀牛簡表

中國紀年

西曆

朝貢內容

出典

1.西漢平帝元始 二年春

2CE 王莽輔政，欲燿威德，厚遺黃支

王，令遣使獻生犀牛。

《漢書．地理志》《漢 書．平帝紀》《漢書． 王莽傳》

2. 東漢章帝元 和 元年春

3. 東漢和帝永 元 六年春

4. 梁武帝大同 五 年八月

5. 唐太宗貞觀 初 年

6. 唐德宗貞元 十 二年

7. 北宋太宗淳 化 元年十月

8. 北宋真宗咸 平 四年二月

9. 北宋真宗大 中 祥符二年十二月

10.北宋神宗元豐 五年六月 11.元世祖至元十 六年六月 12.元世祖至元十 七年八月 13.元世祖至元十 八年七月 14.元世祖至元十 九年九月

84CE 日南徼外蠻夷獻生犀、白雉。 《後漢書．章帝紀》

94CE 永昌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義，遣

使譯獻犀牛、大象。

539CE 扶南國遣使獻生犀及方物。

627CE 林邑國遣使貢馴犀。

796CE 南海進馴犀。詔納苑中，至十三年

冬大寒，馴犀死矣。

990CE 占 城 新 王 楊 陀 排 自 稱 所 生 佛 逝 國，遣使李臻、副使蒲訶散來貢， 進馴犀。

1001CE 交阯黎桓遣行軍司馬黎紹、副使何 慶常，以馴犀一、象二、七寶裝金 瓶一來貢。

1009CE 交阯黎至忠遣推官阮守疆貢馴犀 一、犀角二十、象牙四十、金銀器、 紋縭等。帝以犀遠至，違性，將還 之，慮逆至忠意，令俟使回，縱之 海旁。 1082CE 交阯獻馴犀二。

《後漢書．和帝紀》、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 列傳．哀牢夷》 《梁書．武帝本紀》《梁 書．扶南國》《南史． 恩倖》 《舊唐書．南蠻》

《白氏長慶集．馴犀感 為政之難》 《宋會要輯稿．蕃夷． 占城》、《宋史．占城 國》 《宋會要輯稿．蕃夷． 交阯》、《宋史．真宗 本紀》、《宋史．交阯》 《宋會要輯稿．蕃夷． 交阯》、《宋史．真宗 本紀》

《宋史．神宗本紀》

1279CE 占城、馬八兒諸國遣使以珍物及象

《元史．世祖本紀》

犀各一來獻。

1280CE 占城、馬八兒國遣使奉表稱臣，貢

《元史．世祖本紀》

寶物犀象。 1281CE 占城國來貢象犀。

《元史．世祖本紀》

1282CE 安南國進貢犀兕。

《元史．世祖本紀》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55．

15.元仁宗皇慶元 年十一月 16.明太祖洪武十 年八月

17.明太祖洪武廿 一年十一至十二 月

18.明成祖永樂二 年七月至八月 19.明成祖永樂五 年六月

20.明成祖永樂七 年八月 21.明成祖永樂十 七年九月

22.明英宗天順四 年五月

23.明世宗嘉靖三 年 24.清康熙五十九 年

1312CE 占城國進犀象。

《元史．仁宗本紀》

1377CE 三佛齊國王麻那者巫裏遣使貢犀 牛、黑熊、火雞、紅綠鸚鵡、白猴。

1388CE 詔禮部咨諭安南國，令三歲一朝， 方物隨其所產，止許一人進送，效 其誠敬而已．犀象之屬勿或再進， 以重勞吾民。

1404CE 占城國王占巴的賴遣使部該序罷

尼來朝貢犀牛及方物。

1407CE 木邦軍民宣慰使罕的法以朝廷遣 使賚敕賞勞，遣頭目代扛零等來朝 謝恩，貢象、馬、犀牛、方物。

1409CE 占城國王占巴的賴遣使部該濟標

等奉表貢犀、象。

1419CE 滿剌加等十七國王亦思罕答兒沙 等進金鏤表文貢寶石、珊瑚、龍 涎、鶴頂、犀角、象牙、獅子、犀 牛、神鹿、天馬、駱駝。 1460CE 占城國遣陪臣究別陀樸等，陜西岷 州 高 地 平 等 簇 番 僧 頭 目 蒼 者 他 等，四川馬湖府泥溪長官司土官社 人王明德等，貢犀牛、象、馬、方 物。

《明實錄．廿一年十一 至十二月》《明史．外 國》

《明實錄．洪武十年八 月》《明史．太祖本紀》

《明實錄．永樂二年七 月至八月》 《明實錄．永樂五年六 月》

《明實錄．永樂七年八 月》 《明實錄．永樂十七年 九月》

《明實錄．天順四年五 月》

1524CE 魯迷國貢獅子、犀牛。

《明史．世宗本紀》

1720CE 國王遣陪臣恭奉金葉表文，入貢馴

犀二隻。

《海國四說．粵道貢國 說．暹羅國》、《大清 會典事例．禮部．貢物》

．5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附錄二：1977年「中山王中山王墓」出土銅器圖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57．

附錄三：宋「證類系統」本草所載犀牛藥圖

附錄四：宋以後諸家本草所載犀牛藥圖

．5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附錄五：CHRISTIE＇S承拍青銅犀牛雕塑

附錄六：日本奈良東大寺藏唐代文物裡的犀牛形象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59．

附錄七：晚商至西漢文物中的犀牛形象

第一列：「四祀邲其卣」(局部／晚商)、「小臣餘犀尊」(晚商)、「嵌紅銅狩獵紋

餖」(局部／戰國早期)、「嵌紅銅狩獵紋壺」(局部／戰國早期)。收入中

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国青銅器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7)，卷3，頁130-131。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

雕塑篇1》(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頁43。《中國美術全集．工

藝美術篇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43、45。

第二列：「錯金銀雲紋犀尊」(戰國中晚期至西漢)、「錯金銀雲紋犀尊之線描圖」。

收入《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篇1》，頁145。陜西省考古研究所，〈陜

西興平縣出土的古代嵌金銅犀樽〉，《文物》，第7期(北京，1965.07)，

頁14。

第三列：「寶輪院船棺葬出土犀形銅鉤帶」(秦至西漢)、「唐高祖獻陵石犀」(初

唐 ) 。 《 中 国 青 銅 器 全 集 》 ， 卷 13 ， 頁 165 。 陜 西 碑 林 博 物 館 ，

http://www.beilin-museum.com/skzx.asp。

．6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附錄八：宋清間文物與圖版中的犀牛形象

第一列：「湖南茶陵鐵犀」(南宋理宗紹定五年(1232)鑄)、「湖南邵陽龍橋鐵犀(南宋理宗

寶慶初年(1225-1227) 鑄)」、「河南開封鎮水鐵犀」(明正統十一年(1446)于謙

鑄)、「四川閬中鎮水石犀」(清乾隆卅四年(1769))。收入自左至右，圖影取自

「湖南省茶陵縣圖書館官網」，http://www.cllib.cn。「湖南省邵陽市雙清區人

民府官網」，www.shuangqing.gov.cn. 王蔚波，〈河南古代鎮河鐵犀牛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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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cncrb.com/。又，《南充日報》載閬中石犀，頂原有一角，今毀損。

第二列：《西遊記》第92 回〈三僧大鬧青龍山．四星挾捉犀牛怪〉插圖(明天啟年間

(1621-1627)李卓吾先生批評本)、《西遊記》第92回〈三僧大鬧青龍山．四星挾

捉犀牛怪〉插圖(繡像本)、《西遊記》第91回〈金平府元夜觀燈．玄英洞唐僧供

狀〉插圖(楊閩齋本)。收入吳承恩著，陳先行、包于飛校點，《李卓吾評本西遊

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1234。吳承恩著，《繡像西遊記》 (南

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頁148。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華陽洞天主人

校，《西遊記(楊閩齋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年不詳)，頁1119。

又是本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書林陽閩齋刊本影印。

第三列：「明代犀牛文玩」(CHRISTIE’S承拍)、「清皇帝大駕鹵簿犀牛旗」（四庫全書．

皇朝禮器圖式．犀牛旗）、「清武官九品犀牛補」(《古今圖書集成．禮儀典》)。

收入請見該公司官網之 past lots項 下，搜尋名稱為 “A CHINESE BRONZE

VASE”。允祿撰，《皇朝禮器圖式》，卷1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曲廷鈞

主編，《中國清代宮廷版畫》(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02)，頁1-713。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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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本草品彙精要》與《補遺雷公炮製便覽》裡的犀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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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附錄十：《古今圖書集成》、《坤輿全圖》與《坤輿萬國全圖》裡的犀牛形象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63．

附錄十一：北宋《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犀角》所載歷代注文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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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Meiguo guo jia di li xue hui ) zhi zuo, The Rhino

War, Taipei: Xie he guo ji duo mei ti gu fen you xian gong si, 2000.

2. NHK放送協會製作，The Renaissance of the Indian Rhinoceros，臺北：協和國際

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2005。

NHK fang song xie hui, zhi zuo. The Renaissance of the Indian Rhinoceros, Taipei:

Xie he guo ji duo mei ti gu fen you xian gong si, 2005.

．8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in the Knowledge of

Traditional Natural History: A Study Based upon the

Rhinoceros and Rhinoceros Horns

Chen, Yuan-peng

Assistant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The major issue of this article is: How did ancients identify species of the

natural world? This subject may be categorized within the scope of “natural

history” in the traditional science of ancient China. Even though huge numbers

of documents involved in natural history were produced before modern times in

China, very few mentioned their “access” to the natural history. However, for a

long time, those documents have been deemed as the “window”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 see through the various kinds of species in the world of

nature. The question is: How much people could observe if the “window” itself

had been set on an incorrect angl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not to tell right or wrong, but to study the

method of image creation in the knowledge of traditional natural history, and

the reason why such method could exist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idea of

this article is even though being affected by different kinds of elements and

having sort of gap with the so-called “reality,” a document which is applied to

identify the “nature of things” could still be used by people as a sample to

recognize the nature for such a long term. What kind of mechanism could

persuade the editors and readers of such documents to believe that the “reality”

in their perception is the true reality? Because there is enormous amount of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

．81．

documentation could be used as reference on this subject, this article will be

focus on “rhinoceros” and “rhinoceros horns” as an example.

Keywords: natural history, rhinoceros, rhinoceros horns, social lif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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