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2024 年 6 月，頁 173-221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唐 屹軒 **

摘 要

近三百多年來東北形象的變化，從清朝龍興之地到民國人民心中失土的重要象徵， 或可以「從聖地到失土」一語概括。倘以後見之明觀之，十九世紀上半葉，即嘉道兩朝， 清朝諸帝與士人對東北逐漸喪失主導力、失語已有萌兆。因東北地區係清朝龍興之地， 故自清廷入關伊始便蒙上一層神秘面紗。但東北形象卻一直呈現著多重定位：既是故 土、帝鄉／根本重地，也是流放罪犯之所／邊境地域。本文嘗試透過隨扈東巡、遣戍流 人、私纂志書與士人著作等四大面向，聚焦嘉道兩朝士人文字，探問滿、漢士人如何記 述、描繪東北地域的樣貌及其相應態度。綜合相關史料可知，即便時序已然進入嘉道時 期，但東北相關記述的視野仍凝結在康乾之際，隨扈記述或地方志書文字皆有獵奇意 味，且無不交相讚譽東北的良風美俗。倘若對照朝鮮燕行使的文字和視角，更可凸顯清 中葉士人仍舊依循清初以降的敘述主軸，未有太多變化。清中葉士人以「不變」的東北 論述，對應瞬息「萬變」的東北亞國際局勢，已讓清朝失去東北整體戰略先機。

關鍵詞：十九世紀上半葉、東北地域、東北論述、根本重地、邊境地域

∗本文為科技部新進人員研究計畫案，〈「根本重地」與「邊境地域」的二重奏：19 世紀清朝皇帝與士 人的東北論述〉（MOST 110-2410-H-167-001-MY3），第一年的研究成果。執行期間，獲國立臺北大 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張以璇同學協助蒐集資料，特此感謝。初稿曾宣讀於 2021 年「中央研究院明清 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得到評論人與多位師友指正，獲益良多。其後，承蒙審查者與編委會提供寶 貴意見，並糾正文中多處舛誤和文字謬誤，謹此敬致謝悃。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173

Cheng Kung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Vol. 66, June 2024, pp. 173-221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he Qing Literati’s Discussions on Northeast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ang, Yi-hsuan*

Abstract

The change in the image of northeast China over the past three hundred years is from the birthplace of Qing dynasty to an important symbol of lost land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of R.O.C. It could also be summed up in the phrase “from holy land to lost land.” If you look at it with hindsight bia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emperors and literati of the Qing dynasty gradually lost their dominance in northeast China. Because the northeast region is the birthplace of Qing dynasty, it has been covered with a veil of mystery since 1644. However, the image of northeast China has always shown multiple positionings: it is not only the hometown of emperors, but also the place where criminals were exiled. How to understand and clarify such a descrip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cannot be avoided, and only by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relevant discourses can we further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From the Qianlong period onwards, whether Manchu or Han rarely had the opportunity to go to the northeast region, which became a major challenge to inquire about the theories of the northeast by the literati of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focus on the writings of literati in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s through the four major aspects of following the east tour, dispatching exiles, privately compiling chorographies and literati’s writings, and inquiring how Manchu and Han literati described the northeast region and its corresponding attitude. Under the deliberate operation of emperors, even in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s, the vision of related records is still condensed in Kangxi and Qianlong periods. If we compare the records and perspectives used by Joseon’s diplomatic envoys, it could be highlighted that the literati in mid-Qing period still followed the main axis of narrative from early Qing period, without much change. Literati in mid-Qing period used unchanged northeast theories to respond to the ever-changing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northeast Asia, which made emperors lose the overall strategic opportunity for confronting northeast China.

Keywords: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ortheast China, discussion on

Northeast China, fundamental areas, frontier area

• Associate Professor, Fundament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174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壹、 前言

1934 年，馮家昇（1904-1970）提及自己計畫投入東北史地研究的緣由，首先 即是整體時代背景，日本對東北的侵略占領，以及學術研究上的挑戰；其次，便談

到清代東北相關研究的空白與高壓統治、滿清忌諱不無關連；最後，儘管日本學者 已有諸多研究，但仍不應放棄對東北史地的研究，方可表述中國立場。 1 在孟森 （1868-1938）、金毓黻（1887-1962）、謝國楨（1901-1982）等學者努力下，東北 相關研究逐漸獲得重視，但多數研究係聚焦乾隆朝（1735-1796）以前發展。2 時至 今日，十九世紀上半葉，即嘉道兩朝對東北論述之研究，3與馮家昇描述的困境依舊

相似，且未獲應有關注，相關研究成果亦頗為罕見。

近三百多年來東北形象的變化，從清朝龍興之地到民國人民心中失土的重要象

徵，或可以「從聖地到失土」一語概括。倘以後見之明觀之，十九世紀上半葉，即

嘉道兩朝，清朝諸帝與士人對東北逐漸喪失主導力、失語已有萌兆。因東北地區係

清朝龍興之地，故自清廷入關伊始便蒙上一層神秘面紗。但歷經有清近三百年的歷

史，東北形象卻一直呈現著多重定位：既是故土、帝鄉／根本重地，也是流放罪犯

之所／邊境地域。「根本重地」與「邊境地域」看似矛盾，但在有清一代，卻同時

1 馮家昇，〈我的研究東北史地的計劃〉，《禹貢半月刊》，第 1 卷第 10 期（1934），頁 2-6。 2 相關研究如：孟森，《心史叢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6-1917）；金毓黻，《東北文獻零拾》（潼 川：東北大學，1942）；謝國楨，《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謝國 楨，〈清初東北流人考〉，《明末清初的學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 105-181。

3 據中見立夫、古市大輔教授研究，終清一朝未有用於指涉東北地域的專有名詞，而「滿洲」一詞最初 係用於指稱清朝的統治集團和民族，直到清代後期始用於指稱東北地域。而古市大輔教授考證在十八 世紀時《清實錄》已出現「東三省」一詞，然隨著滿洲的漢化、內地化與時局轉變等多重因素影響， 「東三省」的指涉也從人、士兵、民族等變成帶有地域意涵的名詞。而何秋濤在《朔方備乘》中即使 用「東北」、「西北」等詞，用於指涉相關地域。由此可知，如何稱呼東北地域實為一大難題，然為 求行文簡便、讀者易於瞭解，本文擬用「東北」一詞以稱呼東北地域。詳細討論請參閱：中見立夫， 〈歴史のなかの「満洲」像〉，《満洲とは何だったのか（新装版）》（東京：藤原書店，2009）， 頁 13-26；古市大輔，〈『清実録』のなかの「東三省」の語とその用例．用法－18 世紀清朝の対マ ンチュリア認識との関わりにも触れながら－〉，《金沢大学歴史言語文化学系論集．史学．考古学 篇》，第 4 號（2012），頁 1-58；古市大輔，〈清代嘉慶．道光年間における「東三省」の語とその 用例．用法：19 世紀前半の清朝の対マンチュリア認識の特徴にも触れながら〉，《金沢大学歴史言 語文化学系論集．史学．考古学篇》，第 6 號（2014），頁 1-42；古市大輔，〈19 世紀後半におけ る清朝の対マンチュリア認識とその変化：「東三省」の語の用法の変化にみるマンチュリアの「辺 境化」〉，《金沢大学歴史言語文化学系論集．史学考古学篇》，第 7 號（2015），頁 1-52；（清） 何秋濤，《朔方備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74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 11， 〈俄羅斯形勢考中〉，頁 143-145。

175

唐屹軒／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用在形容滿人的龍興之地，東北地區。因此，如何瞭解和釐清這樣的描述，係吾人

審視清朝東北地域時不容迴避的重要問題。何秋濤（1824-1862）在咸豐（1850-1861） 之際刊刻《朔方備乘》，評斷：自〈尼布楚條約〉後，「俄羅斯謹守和約，東北無 毫髮之警」，4顯然對東北整體形勢的嚴重錯估。何氏立論基礎應與嘉道兩朝時代氛

圍和士人的東北論述密切相關，是故，釐清清中葉士人對東北地域的相關記述，方

可進一步探索十九世紀下半葉的發展。

本文嘗試透過隨扈東巡、遣戍流人、私纂志書與士人著作等四大面向，聚焦嘉

道兩朝士人文字，探問滿、漢士人如何記述、描繪東北地域的樣貌及其相應態度。

此四大面向代表著士人短期任務性質的遊歷走訪、自願或被迫的中長期居留觀察，

以及學術研究的角度等不同情況，儘管文中所論士人身分或地方志書略有相仿之

處，然綜合著作體例、內容性質與作者自我表述等多重考量，仍將依據隨扈士人著

述、流人記述、私修志書與士人著作等分成四小節進行論述，藉以呈顯十九世紀上

半葉士人東北論述的時代意義。此外，因咸豐八年（1858）中俄簽署璦琿條約後， 促發士人對東北相關議題的強烈關注，開啟東北研究的嶄新階段，整體氛圍明顯有

別於嘉道兩朝，擬在另文深入討論。時序進入嘉慶朝（1796-1820）後，一個重大時 代背景即：乾隆朝後發遣東北的漢人大幅減少，西北新闢疆土成為罪犯遣戍之地。

緣此，漢人能親履東北進而記述的機會已大幅減少，雖仍有宗室獲罪流戍東北，但

也少見相關文字記載。凡此種種，皆對吾人探問清中葉士人東北論述產生不小挑戰。

是故，在此時代背景基礎下，藉由上述四大面向內容，條分縷析清中葉士人的東北

論述，並解釋研究上空白的原由。

貳、嘉道士人隨扈東巡的懷想和紀實

順治元年（1644），在多爾袞（1612-1650）與吳三桂（1612-1678）協力合作 下，成功抗擊占領北京的李自成（1606-1645）勢力，隨後清廷正式將首都從盛京移 至北京，告別故鄉東北地區。然盛京並未因此喪失其地位，順治帝（1638-1661，1643-

4 （清）何秋濤，《朔方備乘》，卷 11，〈俄羅斯形勢考中〉，頁 144。

176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1661 在位）旋及宣告盛京為「留都」，強調「陪都重地，根本所關」，始終沒有放 棄東北地區的特殊定位，甚至採取封禁政策，確保東北地區的隔離地位。5 然不僅 盛京，祭祀愛新覺羅先祖、努爾哈齊（1559-1626，1616-1626 在位）、皇太極（1592- 1643，1626-1643 在位）等諸帝與后妃的關外三陵也是頗具象徵意涵之處。6 是故， 論及清朝諸帝與東北地區最實際的連結，莫過於兼具儀式性、實務巡視、地方考察 等多重寓意的東巡祭祖活動。7

清帝東巡雖達十次，8然士人隨扈東巡記錄卻僅留下四種，其中高士奇（1645- 1703）《扈從東巡日錄》與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韃靼旅行記》 皆係康熙二十一年（1682）東巡之事，嘉慶十年（1805）東巡有《嘉慶東巡紀事》， 何汝霖（1781-1852）《瀋陽紀程》則係道光九年（1829）東巡故事。園田一龜（1894- 1962）在清帝東巡研究中已特別指出：嘉道二帝東巡僅係遵循祖制而已，並無康乾 時期的戰略、政治意圖。9 輔以林士鉉教授的研究：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刻意 被遺忘，或與其中特色已被解構重新編排進入帝王論述之中有關。尤有甚者，在乾 隆朝更有官方論述將東北意象確定下來。10 緣此，僅存之清中葉東巡活動記錄《嘉 慶東巡紀事》和《瀋陽紀程》更顯彌足珍貴。

5 （清）伊把漢、董秉忠等修，孫成等纂，《盛京通志》（清康熙 23 年修刊本，藏於美國哈佛大學圖書 館），卷 6，頁 3b。相關研究討論請參閱：林士鉉，《清季東北移民實邊政策之研究》（臺北：國立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1）。

6 關外三陵或稱盛京三陵，包括：撫順永陵、瀋陽福陵、瀋陽昭陵等。相關研究請參閱：陸海英、王豔 春，《盛京三陵》（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2）；陸海英編著，《盛京永陵》（瀋陽：瀋陽出版 社，2004）；王豔春編著，《盛京福陵》（瀋陽：瀋陽出版社，2004）；王佩環編著，《盛京昭陵》 （瀋陽：瀋陽出版社，2004）。

7 清帝東巡祭祖活動早已深受學者關注，相關研究請參閱：園田一龜，《清朝皇帝東巡の研究》（大阪： 大和書院，1944）；王佩環編著，《清帝東巡》（瀋陽：瀋陽出版社，2004）；趙秉忠，〈論清帝東 巡〉，《社會科學輯刊》，第 5 期（1994），頁 121-127；管珮文，〈記憶與實踐：清帝東巡〉（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8 包括：康熙十年（1671），康熙帝以完成先帝遺願、祭告天下一統為由，展開為期 60 天的首次東巡祭 祖。其後，尚有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十七年（1698）；乾隆八年（1743）、十九年（1754）、 四十三年（1778）、四十八年（1783）；嘉慶十年（1805）、二十三年（1818）；道光九年（1829） 等，共計十次的東巡活動。

9 園田一龜，《清朝皇帝東巡の研究》，頁 139-140、155-157。 10 林士鉉，〈絕塞山泉煮龍井——高士奇扈從東巡及其東北見聞〉，藍美華編，《漢人在邊疆》（臺北： 政大出版社，2014），頁 51-52；林士鉉，〈皇矣陪都，實惟帝鄉——乾隆皇帝與滿、漢文《御製盛 京賦》〉，《故宮文物月刊》，第 367 期（2013），頁 52-67。

177

唐屹軒／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一、紹述祖制下的嘉慶朝東巡

嘉慶朝計有十、二十三年（1818）兩回東巡，據學者研究：儘管嘉慶朝已有衰 亂之兆，且國庫略有空虛之虞，但嘉慶帝（1760-1820，1796-1820 在位）仍執意舉 辦東巡祭祖活動，與其紹述祖制之心頗有關係，11故在川楚教亂甫告平定後，展開

首次東巡祭祖，但刻意取消操兵行圍與后妃隨行，且未繞行吉林、蒙古等地，僅至

盛京謁陵，前後共六十五日，日數之少僅次於康熙帝（1654-1722，1661-1722 在位） 首次東巡的六十日。12 第二回東巡，也是選在平定天理教亂後，行程與第一回並無 太大差異。

嘉慶朝雖有二回東巡活動，卻未見隨扈士人留下太多相關文字記述，僅有不著

撰人的三卷本《嘉慶東巡紀事》，記述嘉慶十年東巡之事。然書中所述率皆駐蹕地

點、皇帝起居活動、行程道里記錄、祭祀儀式與行營條例等，未有其他詩詞描繪或

文字抒發，殊為可惜。若有值得深入探究之處，應是書中提及嘉慶帝在大營中接見

官員之事。從文字記述可見，東巡途中各級官員奉召面見嘉慶帝，特別是盛京將軍

富俊（1748-1834）、吉林將軍秀林（?-1810）、盛京戶部侍郎花尚阿（1744-1826）、 禮部右侍郎多慶（1761-?）、兵部侍郎榮麟（1755-1835）等人，但並未詳載奏對內 容。此外，書中也略略提及滿人官兵騎射水準大不如前、道路環境年久失修等。

整體而言，《嘉慶東巡紀事》與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文字內容極為不同。

高士奇的隨扈記錄，隨處可見高氏站在漢人角度出發，欣賞邊疆風光，進而將歷史

與建築、實景結合記述或頌揚，如：春秋戰國、唐太宗（598-649，626-649 在位） 征伐朝鮮路線與古戰場；明清鼎革之際山海關、姜女祠、李自成等故事與松山、杏 山諸戰場。13 高氏另有附錄考辯日用飲食的滿漢語言差異，由此可知，滿漢語言不 通、對東北舊俗多有不解，實為清朝重要大事。14 未知《嘉慶東巡紀事》作者是漢 人或滿人，但文字記述內容泰半無涉東北風俗、景緻，乃至於明清戰事等，皆鮮少

11 有關嘉慶帝紹述祖制、守成之心的相關討論請參閱：唐屹軒，〈嘉慶皇帝的國家治理及其自我論述〉，

《東吳歷史學報》，第 28 期（2012），頁 117-148。

12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二）》（第 29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856- 857；園田一龜，《清朝皇帝東巡の研究》，頁 141-143；王佩環編著，《清帝東巡》，頁 64-69。另， 有關清帝東巡日數請參閱：管珮文，〈記憶與實踐：清帝東巡〉，頁 55-56。

13 （清）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瀋陽：遼海書社，1934），頁 6a-8a、13a-14a。 14 （清）高士奇，《扈從東巡附錄》（瀋陽：遼海書社，1934），頁 1a-4b。

178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提及。

二、平亂後告慰祖陵的道光朝東巡

道光九年，因張格爾（1790-1828）之亂甫告平定，且距嘉慶帝最後一次東巡已 逾十年，為告慰祖陵、護佑平亂，緬懷故里、敬仰祖先創業功德，遂有道光朝唯一 一回東巡祭祖之舉。15 時任軍機章京何汝霖（1781-1852）、方略館纂修官張祥河 （1785-1862）等一同隨扈東巡，雖有相關詩文記述，但與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 相較仍略顯簡略，和《嘉慶東巡紀事》的文字內容也頗為不同。

張祥河特為何汝霖所著《瀋陽紀程》題寫序文，紀念兩人同寅與一起隨扈東巡

的情誼，並懷念當日隨駕時光。何氏《瀋陽紀程》自啟程伊始即有記述，文字中可

見何汝霖、張祥河、傅繩勛（1793-1865）、喬用遷（1788-1851）等人，抽空小飲 聚會；路途上環境惡臭、髒亂，且因行帳與宦官相鄰，宦官之聲聒噪難聽，頗為困 擾。此外，也和前人隨扈記錄相似，對東北風光景緻、殿宇建築頗多讚嘆。16 張祥 河雖未有遊記、日錄的專門著述，然詩文中也有若干記錄，從離京出關後的延途風 光，乃至於薩爾滸、地藏寺、上夾河等古戰場、名勝古蹟等，皆有賦詩記述。17 可 惜不論何、張兩人所著，皆係輕描淡寫而已。

道光九年東巡共計六十六日，18何氏《瀋陽紀程》逐日記錄行程見聞、景物建

築、隨扈士人往來情形等，內容極為珍貴，可惜文字過於簡略，泰半點到為止。若

進一步細察《嘉慶東巡紀事》與《瀋陽紀程》兩書行文筆法即可發現，《嘉慶東巡

紀事》如同官方記錄，所記多從嘉慶帝立場出發，記述駐蹕處所、接見與賞罰官員、

處理行政事務等，自然無涉東北記憶的情感抒發。此外，《嘉慶東巡紀事》卷二詳

實記載每日路程道里；卷三記錄各式祭祀禮儀、行營條例等，顯見作者對東巡隊伍

路線、每日路程、相關儀式和條例規範等特別重視，遂有《嘉慶東巡紀事》的文字

內容。而《瀋陽紀程》係由士人出發，記錄隨扈士人在東巡過程中，如何隨侍皇帝

15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三）》（第 3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121。 16 （清）何汝霖，《瀋陽紀程》（收入《晚清軍機大臣日記五種（下）》，北京：中華書局，2019），

頁 699-707。

17 相關詩詞繁多，此處無法盡舉，請參閱：（清）張祥河，《小重山房詩詞全集》（收入《清代詩文集

彙編》，第 55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 5，頁 60-62。 18 道光帝東巡日數請參閱：管珮文，〈記憶與實踐：清帝東巡〉，頁 56。

179

唐屹軒／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身旁、隨扈士人間的交遊互動等。此外，從何氏文字記述可進一步窺知，士人已無

康乾之際對東北充滿想像或高度評價，剩下的只有行禮如儀的態度。何氏書中所記，

除了一二句對東北景緻、建物與往昔聖武功績的讚嘆外，每日士人偷閒聚飲、散步、

尋思參訪古蹟名勝等，反倒更引人矚目。

參、嘉道東北流人的境遇、記述和貢獻

東北地區獨特的多重象徵，自滿人崛起伊始便已顯現，不僅是龍興神聖之地，

也是官員貶職、罪犯遣戍的懲處之所。是故，包括瀋陽、盛京、遼寧鐵嶺、尚陽堡、

吉林、寧古塔、黑龍江與齊齊哈爾等，皆是遣戍流放地點，除了以極端惡劣天候、

艱苦卓絕之生活條件磨難遣戍至此的流人外，協助當地屯駐軍民墾荒開發也是任務 之一。19 謝國楨早有相關著述明確指出：清初東北地區的開發泰半受益於獲罪徙邊 之流人，20包括順治四年（1647）僧人函可（1612-1660）《再變記》文字獄案，函 可與四位徒弟定罪謫戍盛京，係清廷入關後，最早進入盛京的漢人。21 順治十四年 （1657），方拱乾（1596-1666）、方章鉞（生卒年不詳）父子與吳兆騫（1631-1684） 皆因「丁酉江南鄉試案」，獲罪遣戍寧古塔。吳兆騫之子吳桭臣（1664-?）更出生 於寧古塔戍所。順治十七年（1660），張縉彥（1600-1672）也因文字獄被捕，判處 流徙寧古塔。順治十八年（1661），楊越（?-1691）受「通海案」牽連，流放寧古 塔，其子楊賓（1650-1720）藉康熙帝南巡犯顏直諫欲代父戍邊，仍不獲恩准，遂兩 度赴東北探親。22

19 李興盛，《東北流人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頁 111-115；另《清史稿》，〈刑 法二〉亦有記述：「初第發尚陽堡、寧古塔，或烏喇地方安插，後并發齊齊哈爾、黑龍江、三姓、喀 爾喀、科布多，或各省駐防為奴」。請參閱：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 卷 143，〈刑法二〉，頁 4195。相關研究另請參閱：川久保悌郎，〈清代に於ける辺疆への罪徒配流 について——清朝の流刑政策と辺疆 その一〉，《弘前大学人文社会》，第 15 號（1958），頁 27- 60；川久保悌郎，〈清代満洲の辺疆社会——清朝の流刑政策と辺疆 その二〉，《弘前大学人文社 会》，第 27 號（1962），頁 54-82。

20 謝國楨，《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頁 1-9、83-92。 21 （清）釋函可，《千山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卷 6，〈初至瀋陽〉，頁 243。

22 陳康祺在《郎潛紀聞四筆》載及：「康熙二十八年春，聖駕南巡至蘇州，有紹興人士楊賓及其弟寶， 以父得罪徙甯古塔久，泣血奔叩行在，願身率妻子代父戍。上駐輦問之，以其罪名重，非舊制，不允。 又沿御舟行數百里，呼號竄突騎從間，人馬蹂踐，衛士執鞭箠雨下，賓兄弟強詞與抗，幾斃，終不得 越二十八年，始得往視之」。請參閱：（清）陳康祺著，褚家偉、 達。見者皆感泣，稱為孝子。

⋯⋯

180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此外，康熙晚年因「南山案」而獲罪遭遣至黑龍江的方登嶧（1659-1728）一族， 亦頗值得關注。23 方登嶧因涉入康熙五十二年（1713）戴名世（1653-1713）《南山 集》文字獄案，與其子方式濟（?-1717）同遭流放至黑龍江卜魁（今齊齊哈爾）。 方式濟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病殁於卜魁城。雍正六年（1728），方登嶧也卒 於戍所。方式濟子方觀承（1696-1768），嘗隨兄方觀永（生卒年不詳）多次步行至 黑龍江探親，其辛苦處實不足為外人道。24

綜上所述，可知清初遣戍流人或其子侄等不乏文人學者，故以詩文記述景物風

俗、經歷與心境起伏所在多有，更成後人引述的重要範例，包括：《絕域紀略》、

《寧古塔誌》、《寧古塔山水記》、《寧古塔紀略》、《柳邊紀略》、《龍沙紀略》 等。25 然隨著乾隆二十四年（1759），準噶爾之役、大小和卓之亂次第宣告平定後， 罪犯改戍西北地區以緩解東北地區流人遣戍壓力的建議，正式獲得首肯。26 是故， 乾嘉以降流刑的主要遣戍地點遂以西北地區為主，因遣戍得以親歷東北的士人也大

幅減少。但在嘉道時期仍有若干值得關注的遣戍東北事件，以下將簡單分述其相關

記述，並進一步析論其東北論述與前人之間的延續與裂變。

一、清中葉遣戍東北案件舉隅

時序進入嘉慶朝後，遣戍東北案件較清初順康時期已大幅減少，且遭流戍者多

張文玲點校，《郎潛紀聞四筆》（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92。

23 有關桐城方氏一族與《南山集》文字獄案的關連，請參閱：李興盛，〈《南山集》文字獄案及桐城方 氏向東北的遣戍〉，李興盛、安春杰主編，《何陋居集（外二十一種）》（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 社，1997），頁 812-821。

24 陳其元在《庸閒齋筆記》中記有軼事，云：「先大父嘗言，高祖旉南公，雍正丁未會試，與仁和沈椒 園先生共坐一車。每日恒見一少年步隨車後，異而問之，自言桐城方氏子，將省親塞外，乏資，故徒 步耳」。請參閱：（清）陳其元撰，楊璐點校，《庸閒齋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246- 248。而有關方觀承的生平記述請參閱：馬其昶，《桐城耆舊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54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616-618；黨武彦，〈方観承とその時代：乾隆期における 一知識人官僚の生涯〉，《東洋文化研究》，第 7 卷（2005），頁 67-96。

25 王學玲教授已有多篇論文涉及相關議題請參閱：王學玲，〈在地景上書寫帝國圖像——清初賦中的「長 白山」〉，《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7 期（2005），頁 91-121；王學玲，〈是地即成土——清初 流放東北文士之「絕域」紀游〉，《漢學研究》，第 24 卷第 2 期（2006），頁 255-288；王學玲， 〈一個流放地的考察——論清初東北寧古塔的史地建構〉，《文與哲》，第 11 期（2007），頁 371- 408；王學玲，〈從鼎革際遇重探清初遣戍東北文士的出處認同〉，《淡江中文學報》，第 18 期（2008）， 頁 185-223。

26 尹子玉，〈論嘉慶朝的遣犯改發〉，《清史研究》，第 3 期（2020），頁 77-91。

181

唐屹軒／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為滿籍官員或宗室，27故相關記述明顯闕如，但仍有若干指標性案件值得關注。28

（一）貶職、遣戍東北的滿人文士鐵保

鐵保（1752-1824）堪稱乾嘉時期最著名的滿人文士之一，然綜觀鐵保一生宦途 起伏不定，乾隆壬辰科（1772）進士，散館後旋授為吏部主事，頗得阿桂（1717-1797） 賞識，屢獲薦舉、擢升，頗得乾隆帝（1711-1799，1735-1796 在位）、嘉慶帝器重， 但鐵保也二度獲罪遣戍，一次貶職至盛京。

嘉慶四年（1799），鐵保時任吏部侍郎、正白旗滿洲副都統等，因彈劾官員過 當，遭嘉慶帝斥責，遂左遷為盛京兵部、刑部侍郎，兼奉天府尹。由此可知，即便

是尊為「根本重地」的盛京，若自北京調任而去乃係貶職，帶有懲罰之意。故東北

地區不僅是罪犯流徙之所，也可作為官員貶職左遷之地。嘉慶十四年（1809），因 審理江蘇山陽縣王伸漢（1757-1809）冒賑案，誤殺查賑委員李毓昌（1772-1808）， 嘉慶帝獲悉案件全貌後大為震怒，諭令褫職，遣戍烏魯木齊。嘉慶十八年（1813）， 天理教亂平定後，鐵保於召對之際，極言內監通匪之罪，力主嚴懲，內監銜恨四處 散播謗言。適逢伊犁將軍松筠（1752-1835）奏劾鐵保又因審案不察，枉殺回民。29 為此，嘉慶帝嚴斥鐵保係重蹈覆轍，再度諭令褫職，發往吉林效力，直至嘉慶二十

三年（1818）始回京重新啟用。

因鐵保不論文章和書法皆有極高造詣，且積極從事旗人詩文總集的纂輯事業，

遣戍吉林前已纂輯完成《白山詩介》、《欽定八旗通志》、《熙朝雅頌集》等，個

人詩詞作品數量也頗為豐碩。緣此，雖遭發遣吉林，然當地各級官員均禮遇有加，

據鐵保之子瑞元（1794-1852）在《梅庵年譜》補記：謫戍吉林後，「閉門思過，日 惟以學書自遣，几古人字跡無論大草細書無不臨摹，不下數十過至百餘過」，30然

鐵保也積極參與地方書院教育、學術文化等事業。

27 相關研究請參閱：孟繁勇，〈清代宗室覺羅發遣東北述略〉，《社會科學戰線》，第 8 期（2016），

頁 122-131。

28 有關清中葉嘉道咸三朝遣戍東北的相關資料請參閱文末〈附錄一：清中葉遣戍東北事件表〉。 29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四）》（第 3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897- 899；（清）昭槤撰，何英芳點校，《嘯亭雜錄．嘯亭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鐵冶亭 尚書」條，頁 442。

30 （清）鐵保，《梅庵年譜》（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43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頁 391。

182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二）劉鳳誥流徙黑龍江的曲折心跡

劉鳳誥（1762-1830），字丞牧，江西萍鄉人，乾隆己酉科（1789）進士，當年 會試副考官即為鐵保。31 嘉慶十四年，提督浙江學政時，代浙江巡撫阮元（1764- 1849）監考鄉試，科考結束後，御史上奏有洩題弊案，致使江南考生閙事，經調查 後證實劉鳳誥雖未收賄但確有請託之弊，嘉慶帝下詔嚴斥，阮元禠職調為編修在文

穎館行走，劉鳳誥遭革職，原擬發配伊犁，然因伊犁較為繁榮諭令改戍黑龍江，安 置於齊齊哈爾。 32 劉鳳誥久負文名，雖係獲罪遣戍，然抵達後，黑龍江將軍斌靜 （1754-1832）禮遇有加，嘉慶十七年（1812），更曾因幫斌靜捉刀〈欽頒御製南苑 大閱詩墨刻謝摺〉被識破。33 其後，斌靜也在道光初年獲罪發遣至黑龍江，然旋釋 回。34 此外，劉鳳誥與將軍衙門銀庫主事西清（生卒年不詳）、流人程煐（1746- 1812）、戴襄谷（生卒年不詳）等人結為好友，詩酒唱和，交流往來頗為密切。嘉 慶十八年，劉鳳誥受命查辦黑龍江墨爾根城遣奴糾眾行劫案，35同年五月赦歸，後

以編修啟用。

劉鳳誥流徙黑龍江期間與西清、程煐、戴襄谷等人，詩文唱和酬答頻繁，36劉

氏本人也對遣戍生活略有記述，然卻非一般詩詞吟詠創作，而係透過編集杜甫（712- 770）文字的方式委婉曲折的表露心跡、寫景抒情。劉氏之舉除了突出其對杜甫詩 的喜愛與集杜詩在清代發展盛況，也略略呈現士人的避禍心態。37

31 劉鳳誥曾在道光元年為鐵保《惟清齋全集》（即《梅庵全集》）題寫序文，見：（清）劉鳳誥，〈序〉， （清）鐵保著，《惟清齋全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43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頁 350-351。另，鐵保在自訂年譜中，也自豪乾隆己酉科取得劉鳳誥等士人，謂「會試得人 之盛無逾此科」。見：（清）鐵保，《梅庵年譜》，頁 361。

32 （清）陳康祺著，晉石點校，《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上）》（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87-88；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三）》（第 30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頁 951-952。

33 （清）劉鳳誥，《存悔齋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46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卷 6，〈代黑龍江將軍恭擬欽頒御製南苑大閱詩墨刻謝摺〉，頁 185；（清）昭槤撰，何英芳點校， 《嘯亭雜錄．嘯亭續錄》，「劉鳳誥」條，頁 424。

34 左紅衛、孟楠，〈從「斌靜案」看清代駐疆官員與新疆的穩定〉，《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16 卷

第 3 期（2006），頁 72-80。

35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四）》，第 31 冊，頁 610-611。 36 劉、西、程、戴等人之間的詩文唱和，請參閱：魏毓蘭，《龍城舊聞》（收入《程德全守江奏稿（外

十九種）．下》，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頁 2736-2738。

37 李曉川，〈清代集杜詩研究〉（河北大學文學碩士論文，2015）；李錦，〈清代劉鳳誥《集杜詩》研

究〉（西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8）。

183

唐屹軒／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三）兩度獲罪遣戍的馬瑞辰

馬瑞辰（1777-1853）38作為清中葉著名經學家，其經學研究成果早已備受肯 定，39然值得措意之處在於馬瑞辰曾兩度遣戍東北，第一回流徙盛京，第二回發配

至黑龍江。

嘉慶十三年（1808），馬瑞辰散館後，任工部營繕司主事、郎中等職，然嘉慶 二十一年（1816），御史蕭鎮（生卒年不詳）上奏馬氏在寶源局匠役滋事事件中處 理不當，遂遭牽連撤職查辦，判處遣戍盛京。馬氏抵盛京後，頗得吉林將軍富俊賞

識，委為書院山長，負責教讀課士。因成效卓著，富俊奏請賞給主事銜，曹振鏞（1755- 1835）更奏留工部擢補員外郎。俄而，道光二年（1822），馬氏又因涉入太廟工程 案核銷、賄賂等問題獲罪，雖非主犯但仍遭二度遣戍，發遣黑龍江。但不到一年，

馬氏因「家有老親，歸養情切」，以三千六百兩白銀，獲准援例納贖回籍。返鄉後， 馬氏出任江西白鹿山、東嶧山與安徽廬陽等書院講席。40 馬瑞辰雖遭遣戍東北兩回， 但頗受富俊、松箖（?-1823）等將軍賞識，得免受苦差之累，且在東北流戍期間皆 甚為短暫，從馬氏各方經歷、背景而論，實屬罕例。特別是富俊，數度委以書院教

讀課士之任，第二回遣戍黑龍江時，更奏請將馬氏改發吉林專司教讀，遭道光帝 （1782-1850，1820-1850 在位）嚴斥「實屬謬悠之見」，並傳旨嚴行申飭富俊。41 由此可見，富俊對馬氏青眼有加，但有關兩人更多的交遊史料卻不多見，加上馬氏

詩文集已盡毀於太平天國戰火之中，少數內容僅殘存在陳鴻森教授〈馬瑞辰樹萱堂

詩文輯存〉而已，故有關馬氏自敘兩度遣戍東北的心境記述和生活景況等詳細情況， 已甚難按圖索驥。42

38 有關馬瑞辰生卒年代，有部分學者進行相關考辨，請參閱：何海燕，〈馬瑞辰生卒年考辨〉，《中國 典籍與文化》，第 3 期（2009），頁 117-118；任樹民，〈《毛詩傳箋通釋》成書過程及馬瑞辰生年 考——兼與何海燕博士商榷〉，《蘭州學刊》，第 7 期（2011），頁 120-123。

39 有關馬瑞辰經學研究成果，請參閱：邱惠芬，〈胡承珙馬瑞辰陳奐三家詩經學研究〉（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2）。

40 有關馬瑞辰兩度遣戍東北的因緣及相關辨證討論，請參閱：馬其昶，《桐城耆舊傳》，頁 634-635； 任樹民、李秋，〈馬瑞辰謫戍東北考辨〉，《黃河科技大學學報》，第 3 期（2010），頁 58-60。 41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一）》（第 3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670。 42 有關馬瑞辰的生平、交遊與著述等，請參閱：馬其昶，《桐城耆舊傳》，頁 634-635；任樹民，〈馬 瑞辰與胡承珙交游考》，《綏化學院學報》，第 5 期（2011），頁 115-117；任樹民，〈馬瑞辰、姚 瑩交游考述〉，《宜賓學院學報》，第 12 卷第 1 期（2012），頁 41-43、50；陳鴻森，〈馬瑞辰樹萱 堂詩文輯存〉，《正學》，第 2 輯（2014），頁 322-349；于春莉，〈桐城經學家馬瑞辰家學淵源考 述〉，《文藝評論》，第 12 期（2014），頁 118-122；于春莉，〈桐城經學家馬瑞辰著述考〉，《安

184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四）朱履中與塗以輈流放案

朱履中（生卒年不詳），字玉堂，浙江海鹽人，僅係嘉慶元年（1796）貢生， 任龍溪縣縣令時，因械鬥案處理不當，與漳洲知府李賡芸（1756-1817）有嫌隙。嘉 慶二十年（1815），李賡芸擢升福建按察使、署布政使，旋將朱履中改任教諭，朱 氏因虧欠鹽課，為免獲罪，遂向閩浙總督汪志伊（1743-1818）、福建巡撫王紹蘭 （1760-1835）誣告李氏貪墨致使虧空，李氏遭停職查辦。在福州知府塗以輈（?-1821） 一同構陷下，李氏不屈自縊。事發後，嘉慶帝特命吏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右侍郎熙昌

（?-1818）、左副都御史王引之（1766-1834）前往調查，經查明後確認係屬朱履中 誣控、塗以輈心存迎合且代李氏敘供誣認，加上汪志伊固執苛求，遂釀成冤案。李

賡芸在任時政聲卓著，身故後「福建士民感泣祭奠者踵接於門」，且願捐貲建立專

祠。犯員懲處部分，汪志伊革職永不敘用，王紹蘭亦遭革職，朱履中與塗以輈則俱

遣戍黑龍江。

朱履中遣戍黑龍江後，受吉林將軍富俊所聘，主講白山書院，對當地書院教育

略有貢獻。朱氏在參酌《黑龍江外記》與親身見聞，撰成 105 首絕句，故名為《龍 江百五鈔》記述其心境、見聞等，可惜原稿已佚。目前僅存著錄於魏毓蘭（1876- 1949）纂輯之《龍城舊聞》中的 65 首，魏氏改題為《龍江雜咏》。43

（五）「流離仍故土」44：英和遣戍案

十九世紀上半葉，另一位遣戍至東北的滿人文士英和（1771-1840），滿洲正白 旗人，祖籍即為吉林。英和係索綽絡氏，乃滿族重要大姓之一，自努爾哈齊崛起伊

始即為開疆拓土的主力之一。然英和一族多以文才名世，家族文風頗盛。

英和係乾隆癸丑科（1793）進士，會試副考官即鐵保，多位同年在日後皆為朝 廷重臣，包括：潘世恩（1769-1854）、陳希曾（1766-1816）、戴敦元（1767-1834）、 李宗瀚（1770-1832）與魏元煜（?-1825）等。散館後，多在中樞任職，歷任侍講學

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 期（2015），頁 16-19；于春莉，〈桐城經學家馬瑞辰交游 考略〉，《蘭台世界》，第 8 期（2016），頁 43-45。

43 李興盛，〈龍江雜咏．跋〉，李興盛、安春杰主編，《何陋居集（外二十一種）》，頁 832。 44 語出（清）祁寯藻，〈讀《卜魁詩集》並賦敬題二律〉。請參閱：（清）英和，《恩福堂筆記．詩鈔．

年譜》（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頁 267。

185

唐屹軒／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士、內閣學士、禮部、戶部、吏部與工部侍郎、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等，且疊掌

文衡，屢充順天鄉試正、副考官、會試同考官、正、副總裁、江南鄉試考官等，門

生故舊遍布朝野，宦途順遂。然道光八年（1828）英和因監修道光帝梓宮不利，獲 罪遭遣至黑龍江地區，其子奎照（1790-1843）、奎耀（生卒年不詳）亦隨侍前往， 直至道光十一年（1831）始賜還。

英和謫戍黑龍江時，寓居齊齊哈爾，因得穆彰阿（1783-1856）、孫爾準（1770- 1832）與其他多位門生故舊接濟，故生活尚可維持。遣戍時期，英和撰有《卜魁集》 將其戍途、謫居見聞、心境等賦成詩文。奎照亦有〈龍沙紀事詩〉記述隨侍父親的

點滴經歷。

二、清中葉東北流人的記述型態與活動貢獻

綜上所述可知，發遣東北的文人泰半皆有詩文作品以發抒戍途和謫居的心境轉

折、見聞隨想等，然不少作品因戰火蹂躪無法傳世，殊為可惜。眾所周知，士人受

傳統文化影響下對邊疆地區的描繪、敘事都有著固定套路，且意欲藉以傳達特定思

想，以彰顯官方價值。已有部分學者針對明清時期西南、臺灣地區的文學書寫手法、 作品呈顯立場等，進行探討。45 然東北地區的相關討論卻明顯不足，但透過有限的 史料略可窺知清中葉東北流人的相關記錄及其對東北論述，或可歸納出三大主軸：

書院文化教育事業、風俗景物歌詠、歷史文化履痕等。

（一）書院文化教育的推廣

綜觀嘉道兩朝遣戍東北士人，不論滿、漢，率皆與推廣書院教育關係密切，東 北將軍往往扮演主動邀請的角色。46 道光二年，富俊與馬瑞辰之例，最能代表東北 將軍推廣書院教育的苦心，並說明清朝在面對國語騎射與儒學制藝難以抉擇的矛

盾。先後遣戍至盛京、黑龍江的馬瑞辰深得吉林將軍富俊厚愛，屢屢擢薦掌管書院

45 請參閱：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鄧津華（Emma Jinhua Teng）著，楊雅婷譯，《臺灣的想像地理：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圖像（1683-1895）》（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

46 有關清代東北地區書院教育發展及其相關研究，請參閱：馬可寧，〈銀岡書院的創始與發展〉，《北 方文物》，第 3 期（1999 年），頁 91-94；陳寧，〈清代東北書院研究〉（黑龍江大學歷史文化旅游 學院碩士論文，2019）；趙雪，〈清代吉林地區書院研究〉（廣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碩士 論文，2020）。

186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課士，且成效卓著。道光二年，富俊特地為此上奏，擬將馬氏自黑龍江調至吉林，

卻遭道光帝嚴詞斥責。道光帝的諭旨，清楚表露官方對東北的態度與定位：「東三

省為我朝根本之地，原以清語騎射為重。……富俊係滿洲大員，且在東三省年分最

久，……乃議課生徒學習文藝，必致清語日益生疏，弓馬漸形輭弱，究之書院仍屬

具文，於造就人材毫無裨益，是舍本逐末」。由此可知，在皇帝心中，「崇實黜華， 弓馬嫺熟，俾知共守淳風」47，才是東三省的最佳樣貌。

儘管東北將軍、遣戍士人紛紛投入書院教育，冀期振起文風，但對照朝鮮燕行

使的觀察記錄，仍頗有出入。早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李田秀（1759-?）出使 時特地參觀盛京文廟，一度「門鎖不得入」，後尋得「西邊一破院門，匾以『儒學』」，

方能進入。但大成殿內「階下有一碑，字蝕不堪讀」，且先賢排序「位置錯雜，凳

桌猥褻」，令李田秀等人對盛京文風大失所望，「尊敬崇奉之意，百不及於關祠、 佛宇，慨嘆可勝言哉。」48 時至道光九年，朴來謙（1780-1842）在出使途中參觀盛 京太學，現況竟仍是「蒿蓬蕪於庭中，塵埃滿於殿內，明倫堂上牛馬踐踏，大成殿 內雜人橫行」，遂慨嘆「孔子萬世之師，而崇奉之節若是其褻耶」49。

由此略可窺知，東北將軍嘗試振作文風，屢屢延聘遣戍文人主持書院，皇帝卻

視之為末節細行，且有危害東北風俗之虞，故成效極為有限。據相關研究統計，嘉

道兩朝創建的書院僅有六間，占清代東北地區所有創建的三十二間書院18.7%而已。 以地域而言，黑龍江地區皆未建置書院，其中三分之二集中於盛京地區，三分之一 在吉林地區。50 若再對照朝鮮燕行使的現地觀察實錄，更能反映出東北地區滿人國 語騎射、風俗信仰與儒學制藝之間的矛盾問題。51

47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一）》，第 33 冊，頁 670。 48 （朝鮮）李田秀，《入瀋記》（收入弘華文主編，《燕行錄全編》，第 2 輯第 10 冊，桂林：廣西師

49 （朝鮮）朴來謙，《瀋槎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69 冊，首爾：東國大學校出

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 243-245。

版部，2001），頁 68-69。

50 嘉道兩朝東北地區創建的六間書院分別是：義州聚星書院、吉林白山書院、遼陽襄平書院、錦州凌川 書院、蓋平辰州書院與寧遠柳城書院。相關研究討論請參閱：陳寧，〈清代東北書院研究〉，頁 22- 26。

51 有關東北文風、科舉考試等相關討論請參閱：張杰，〈清代科舉制度對滿族文化發展的多元影響〉， 《學習與探索》，第 4 期（2004），頁 129-133；杜祐寧，《清朝科舉考試與旗人的政治參與》（臺 北：秀威資訊，2022）。

187

唐屹軒／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二）傳統士人的風俗景物歌詠

時序進入嘉慶朝後，距離清廷入關正好超過一百五十年，就連嘉慶帝、道光帝

皆已鮮少踏足東北地區，遑論朝野滿漢士庶，再加上遣戍之地已改至西北地區，故

對東北地區的關注與康乾時期已有顯著減少。然綜觀士人對邊疆地區的描繪，首先

一定是當地特殊的風俗、景物與物產等。鐵保的經歷原可是最佳例子，因其曾在嘉

慶四年貶職至盛京、嘉慶十四年流放新疆、嘉慶十八年遣戍吉林，或能比較其對東

北與西北兩地的描繪差異。可惜據鐵保詩文集序文所撰，約成書於嘉慶十年前，故

嘉慶十四、十八年的流放相關記述皆未見於詩文集之中。鐵保在年譜中，曾自敘充

任盛京兵部侍郎、刑部侍郎兼奉天府府尹時，當地旗丁生計、吉林與黑龍江官兵騷

擾居民、東巡前東北官員整備的弊病等問題。年譜中，僅一二句提及流放新疆之事，

而年譜結束於嘉慶十六年（1811），故並未載及謫戍吉林之事，係由其子瑞元補述。 但不論遣戍新疆或吉林，鐵保皆以整理唐宋字帖、閉門習書度日為主。52

其後，朱履中在《龍江雜咏》中以紀事詩的方式，寫下他對東北風俗的觀察，

包括：貂皮形制、色澤；各月進貢之方物，有白面、鷹鷂、魚雉野豬等野味；種煙、

吃煙習俗；喜慶祭祀風俗，如熟葬、聘禮儀式等；各式特殊物產、珍稀動物等，有

海東青（雕）、秋黃（鷹）、鰉、哲綠（鱸魚）、摩順（細鱗魚）。此外，詩中也 多有引述《盛京通志》，作為佐證。53 英和也有〈龍沙物產十六詠〉，所記與朱氏 大同小異，包括貂、雕、黃魚、烏拉草、木耳、蘑菇、煙等。54 〈識俗〉一詩，特 意說明「南北氣候既殊，風俗亦異」，將祭祀、婚娶、服飾、喪葬等翔實記述。55 而〈龍沙秋日十二聲詩〉則綜述戍所軍備、整軍訓練、劇烈天候等。56 英和另有《卜 魁紀略》，簡要概述卜魁城內的官署、寺廟位置、周遭地理形勢、各式動植物特產 與貢品內容等。57

52 （清）鐵保，《梅庵年譜》，頁 364-367、386、391。 53 （清）朱履中，《龍江雜咏》（收入李興盛、安春杰主編，《何陋居集（外二十一種）》，哈爾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7），頁 823-832。

54 （清）英和，《恩福堂筆記．詩鈔．年譜》，〈龍沙物產十六詠〉，頁 309-311。 55 （清）英和，《恩福堂筆記．詩鈔．年譜》，〈識俗南北氣候既殊，風俗亦異，刪其冗襍，得詩四首〉，

頁 295。

56 （清）英和，《恩福堂筆記．詩鈔．年譜》，〈龍沙秋日十二聲詩〉，頁 306-308。 57 （清）英和，《卜魁紀略》（收入李興盛等主編，《陳瀏集（外十六種）》，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

版社，2001），頁 1181-1187。

188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參照清初流人記述，如方拱乾在《絕域紀略》中介紹寧古塔的方式，並無太大 差異，城內設施、周遭地理、各類特產與八旗住民風俗習慣等。58 方式濟、方觀承 父子諸多詩文內容亦大體如此。59 是故，有關流人記述東北風俗的文字，歷經多年 皆未有太大變化，泰半圍繞在相似議題之上。

（三）追索歷史文化的履痕

東北作為滿族故土，嘉慶朝後滿族士人也已少有機會親履故里。緣此，儘管滿

族士人獲罪遭遣，旅途中見聞所及亦滿懷新奇，對清朝龍興歷史更係頗為關注。然

東北也是明清鼎革血戰之所，是故，字裡行間如何談論相關歷史故事，值得探究。

嘉慶四年，鐵保遭貶派任盛京時，途中詩作：〈過松山杏山作〉、〈興京道中〉等， 皆是追憶清軍入關之際的英勇戰蹟。60 道光八年，英和啟程出發往黑龍江，沿途見 聞也有賦詩抒發，如〈山海關〉強調其險要地勢，且謂「王氣東來天地長」。〈過

杏山松山〉則頌揚祖宗武勇，「雄風殺氣今猶壯」。早在嘉慶四年奉使朝鮮之際，

英和即有長詩一首高聲讚譽「雷霆震疊驅貔貅，一可當百無盡劉。……百餘年來聖

聖繼，天下不復知恫瘝」。而〈葉赫站〉對葉赫人強盛、勇猛和對清朝軍力的幫助，

予以正面肯定。〈吉林感舊〉、〈伯都訥有感〉諸詩中，也多係追懷祖宗英勇殺敵、 開疆拓土事蹟。61 英和之子奎照隨侍遣戍後，也留下一千多字的〈龍沙紀事詩〉， 記述戍途與戍所見聞，從歷史舊事著手、論及康乾之降兵馬、水師戰備、邊疆景緻、 各類動植物、戍所衙門情況、乃至於風俗文化、喜慶喪葬儀式等。62 此外，劉鳳誥 的記述在清中葉流人中最是特殊，因非直接表述而係借用時下流行的集杜詩方式，

然在杜甫詩文後，劉氏一一註解展現其見聞，進而抒發心中鬱結。其中所論不外乎：

58 （清）方拱乾，《絕域紀略》（收入李興盛等主編，《陳瀏集（外十六種）》，哈爾濱：黑龍江人民

出版社，2001），頁 1173-1180。

59 （清）方式濟，《出關詩》（收入李興盛、安春杰主編，《何陋居集（外二十一種）》，哈爾濱：黑 龍江人民出版社，1997），頁 751-774；（清）方觀承，《東閣剩稿》（收入李興盛、安春杰主編， 《何陋居集（外二十一種）》，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7），頁 775-791；（清）方觀承， 《入塞詩》（收入李興盛、安春杰主編，《何陋居集（外二十一種）》，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7），頁 793-800。

60 （清）鐵保，《惟清齋全集》，卷 3，〈過松山杏山作〉、〈興京道中〉，頁 525。 61 （清）英和，《恩福堂筆記．詩鈔．年譜》，〈杏山、松山為我太祖太宗破明兵地，道經山下，敬溯 神謨，恭紀長歌一首〉、〈山海關〉、〈過杏山松山〉、〈葉赫站〉、〈吉林感舊〉、〈伯都訥有感〉， 頁 149-150、271、273、276-277、277-278、280。

62 （清）奎照，〈龍沙紀事詩〉，（清）英和，《恩福堂筆記．詩鈔．年譜》（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1），頁 327-331。

189

唐屹軒／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明兵拒戰松山杏山太宗一舉殲滅」、「松花江一名天江發源長白山頂」、「康熙

帝平定俄羅斯戰蹟」、「索倫部人獵貂、交易」、「東北特有珍稀動植物」、「戍 所風光景緻」。63 雖與鐵保、英和等滿人相似，正面評述清軍戰功，但劉鳳誥在文 字中少有溢美之詞，係平鋪直敘記錄而已。

另一個值得參酌對照的例子來自朝鮮燕行使記錄，相較於鐵保、英和站在滿族

立場，讚揚先祖破敵入關、定鼎中原的豐功偉業，朝鮮燕行使在赴京之際，經過相

同地點時，詩文記述重點卻頗為不同。如嘉慶六年（1801），李基憲（1763-?）行 至松山堡，寫下：「凌河、松杏之間即明季百戰之塲被兵最深，民物凋弊，至今滿 目荒涼，烟臺處處殘破片甓不留，可想當時屠殺之慘也，令人徘徊感歎。」64 道光 十年（1830），洪敬謨（1774-1851）在出使途中也一一賦詩抒發延途見聞，同樣以 松山、杏山為主題之詩文，洪敬謨在詩中再三慨嘆明朝軍力此後欲振乏力，以及對 劉綎（1558-1619）力戰而亡的悲嘆。65 燕行使另一個不同的觀察點即評述祖大壽 （1579-1656）相關事物，因祖氏家鄉寧遠城係燕行使赴京必經之地，城中有兩大座 石坊，乃崇禎帝（1611-1644，1627-1644 在位）為表彰祖大壽、祖大樂（生卒年不 詳）卓著戰功特許設立。然祖大壽早歲抗清、晚年降清的轉變，卻引來燕行使議論。

李基憲諷刺祖大壽雖「百戰於凌河之間屢立奇功」，然見袁崇煥（1584-1630）遭凌 遲處死，遂甘為俘虜偷生逃死，而成天下人笑柄。66 洪敬謨在〈祖氏石牌樓〉的引 文中更直言「大壽後降於松山之戰，可耻也」。另一篇詩作中，甚至題名〈恨祖大

壽〉，謂祖大壽四世元戎、戰功無數，為求偷生竟淪為俘虜，對照祖氏石坊令人愧 赧。67

肆、私纂地方志中的東北意象

清代地方志內容自康熙朝以降即有固定體制，包含地域沿革記錄、地域行政相

63 （清）劉鳳誥，《存悔齋集》，卷 21，〈集杜詩〉，頁 351-372。 64 （朝鮮）李基憲，《燕行日記》（收入弘華文主編，《燕行錄全編》，第 3 輯第 6 冊，桂林：廣西師

範大學出版社，2013），頁 398。

65 （朝鮮）洪敬謨，《槎上韻語》（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續集》，第 130 冊，首爾：尚書院，2008），

〈大凌河遇大風〉、〈松山堡〉、〈杏山堡〉，頁 255-257、258-259。

66 （朝鮮）李基憲，《燕行日記》，頁 400。 67 （朝鮮）洪敬謨，《槎上韻語》，〈祖氏石牌樓〉、〈咏懷古蹟．恨祖大壽〉，頁 264-266、267。

190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關情報、地方相關士人記錄等。68 加上明清鼎革的重大轉變，賦予纂修地方志諸多 深遠寓意，69而東北地區作為龍興之地相關地方志的纂修工作自清初入關伊始旋即

展開，從本文〈附錄二〉中可見清中葉前，絕大多數官私地方志纂修皆完成於康乾

之際。

纂修《大清一統志》的呼聲最早始於康熙十一年（1672），保和殿大學士衛周 祚（1612-1675）的提議。70 然隔年因爆發三藩之亂，編纂之事遂寢，直至康熙二十 五年（1686）才正式開始。但期間經歷多位總裁病逝、反覆確認各省修志體例等， 直至乾隆五年（1740）初稿始告成，經乾隆帝一一過目審核後，乾隆九年（1744） 甫付梓刊印。乾隆二十九年（1764），因平定準噶爾與回部等地，御史曹學閔（1719- 1787）奏請重修，以將西北地區納入其中。乾隆帝同意其請，詔命交由和珅（1750- 1799）主持重修，乾隆四十九年（1784）續修完成，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式進 呈。嘉慶十六年，清廷諭令三修，穆彰阿負責主持，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始 完成。

《大清一統志》的內容，係從京師開始描繪，其次為直隸統部，第三即為東北

地區。而在文字敘述中，三部皆以「盛京」一詞涵蓋東北地區整體。若與古市大輔

教授對《清實錄》的統計分析相互印證，更可清楚瞭解至十九世紀上半葉為止，「盛

京」一詞更常被用於指稱東三省地區，且將盛京喻為根本重地的說法更是頻繁出 現。71

與《大清一統志》同步進行修纂的尚有《盛京通志》，且盛京乃入關前首都和

入關後陪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故康熙朝已有二十三年（1684）、五十年（1711） 兩個版本；雍正朝有十二年（1734）的鈔本；乾隆朝更有元年（1736）、十三年（1748）

68 山本英史，〈地方志の編纂と地域社会〉，《清代中国の地域支配》（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

2007），頁 303-328。

69 有關撰述地方志的意義請參閱：唐立宗，〈以觀政事：清初姚文爕的雄縣仕宦經歷與修志訴求〉，《新

亞學報》，第 35 期（2018），頁 203-248。

70 衛周祚謂：「各省通志尚多闕略，宜敕儒臣修纂。舉天下地理、形勢、戶口、田賦、風俗、人才，燦 然具列，彙為《一統志》，以備御覽」。請參閱：王鐘翰點校，《清史列傳》（第 20 冊，北京：中 華書局，2005），頁 6590。

71 古市大輔，〈19 世紀後半における清朝の対マンチュリア認識とその変化：「東三省」の語の用法の

変化にみるマンチュリアの「辺境化」〉，頁 38。

191

唐屹軒／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與四十九年三個刊本，前後正好一百年，共六個版本。72 然阿桂在乾隆四十九年完 成《盛京通志》後，清中葉近半世紀已無官方纂修東北地方志，或可佐證官方的消

極態度。然士人們卻未曾放棄，費心投入私纂地方志的事業。是故，以下將選取清 中葉有限的士人地方志纂修成果為例，包括：西清《黑龍江外記》73、薩英額（生 卒年不詳）《吉林外記》74與隋汝齡（?-1866）《遼海志略》75等，探索其中呈現的 東北意象。

一、東北的關懷與定位

士人私纂地方志的初衷，泰半對地方有著濃厚情懷或意欲凸顯地方的重要性。

正如康雍乾三朝屢屢編修《盛京通志》，且有《大清一統志》的纂修工程，但仍有

偏重盛京，忽略黑龍江、吉林之嫌，故西清、薩英額兩人深感遺憾，遂有纂輯《黑

龍江外記》、《吉林外記》的動機。另一部私纂地方志《遼海志略》，則為承續《盛 京通志》而作，故內容與官修地方志頗為相類。76 全書共 160 卷，約三百萬字，分 成二十五門，無論從時間長度或議題廣度而言，皆更為全面。然因係由隋汝齡獨力

私纂，前後費時近三十年方始完成，與其他官私修纂地方志相較，耗費更多時日。

72 康雍乾三朝的《盛京通志》版本說明、介紹，請參閱：鄭永昌，〈百年變遷：清初《盛京通志》的編 纂及其內容探析〉，《故宮學術季刊》，第 33 卷第 2 期（2015），頁 143-183；勾學海、楊艷平、金 敏求，〈東北地方志（1949 年前舊志）收藏狀況調查與校核目錄〉，《圖書館學研究》，第 8 期（2004）， 頁 74、80-90。

73 西清，字研齋，西林覺羅氏，滿洲鑲藍旗人，乃鄂爾泰（1677-1745）曾孫，漢學、滿文造詣皆頗為精 深。然因家道中落，嘉慶十一年（1806），應黑龍江將軍觀明（?-1818）之邀，前往黑龍江齊齊哈爾， 因義學缺乏教師，西清遂先被任命為義學教師，其後陸續擔任黑龍江將軍衙門銀庫主事、司榷與司法 審判官等職，並與當地流人劉鳳誥、程煐等詩文唱和、往來密切。公暇之餘，積極蒐羅史料，嘉慶十 五年（1810），纂輯成八卷本《黑龍江外記》，係清中葉少數針對黑龍江地區撰寫的誌書。有關西清 的生平記述，請參閱：趙瑞，〈《黑龍江外記》解題〉，姜維公、劉立強主編，《吉林外記．黑龍江 外記》（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頁 156-164。

74 薩英額，字吉夫，滿洲正黃旗，其餘詳細生平資料盡付闕如。僅知約在道光初年任職於吉林將軍衙門 堂主事，因通曉滿、漢文，故受吉林將軍富俊所托，纂輯《吉林外記》，據考證約完成於道光七年 （1827）。請參閱：陸穎琦、谷穎，〈《吉林外記》版本述略〉，《長春師範大學學報》，第 39 卷 第 9 期（2020），頁 73-76。

75 隋汝齡，字九薌，奉天金州人，據《定海郡侯隋氏通譜》可知，隋氏祖籍山東，後至東北拓墾，至隋 氏已五代了。道光五年（1825）拔貢，歷任盛京覺羅學漢教習、江蘇祝其、贛榆縣知縣等。據推測隋 氏約自道光十三年（1833）前後起即開始《遼海志略》編纂工作，咸豐二年（1852）大體完成，然仍 持續增訂至咸豐十年（1860）始結束，應與捻軍進攻贛榆縣，隋氏擔任江寧府督糧同知參與剿亂有關， 遂無暇繼續編纂工作。《遼海志略》一書共 160 卷，約三百萬字，分成二十五門。據隋汝齡序文可 知，纂輯動機之一係為承續《盛京通志》而作，故內容與官修地方志頗為相類。有關隋汝齡生平請參 閱：（清）隋汝齡編，《遼海志略》（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未刊稿鈔本． 方志》，第 15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頁 219-220。

76 （清）隋汝齡，《遼海志略》，第 15 冊，〈序〉，頁 233。

192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此外，對清中葉的東北地方志而言，另一個任務則是確立東北的定位。西清在 《黑龍江外記》卷一開篇伊始即云：「黑龍江，今為東三省之一」77。然據古市大

輔教授研究指出，「東三省」一詞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的官方用法上，多係指涉東三 省的官兵、人員集團等，尚未廣泛使用在作為東北三省地域的代稱。78 緣此，西清 於嘉慶十五年（1810）撰述《黑龍江外記》時，以「黑龍江，今為東三省之一」作 為開頭，與官方常用之例頗不同調。雖早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帝便因大 臣奏摺中將返回盛京一事，稱為「回省」，遂嚴詞斥責，謂「歷來稱為盛京，非各

省可比，……雖俗語有東三省之說，統言之尚屬無疑，乃竟稱京為省，則斷乎不可」， 強調盛京不可稱之為省。79 但在負責管轄東三省地區的將軍心中，「東三省」與其 他省分的概念已無太大歧異。如盛京將軍福康安（1754-1796）已將轄區範圍稱為「本 省」，吉林、黑龍江兩處也以「該二省」稱之。80 是故，儘管皇帝大聲禁止，然士 人或官員們早將東三省等同其他省分。

二、滿人國語、風俗的記述

在私纂地方志中，最受關注且占據主要篇幅，即在於對東北語言、風俗的記述。

西清、薩英額兩人不約而同皆提及因漢人不諳滿語，故對若干記錄會有失真之虞，

緣此，西、薩兩人充分運用精熟滿語的優勢，將黑龍江與吉林的滿族傳統風俗文化

完整載入方志。如西清介紹黑龍江地區諸多特有風俗特色，甚至是滿漢名詞的翻譯；

如交納貂皮、選貂之制、黑龍江與俄羅斯接壤的巡視察邊軍務，以及滿洲宴客習俗、 土人飲食衣著等。81 此外，文中也一一譯介：「黑龍江，國語曰『薩哈連烏喇』」、 「布特哈，譯言虞獵，故有打牲處之稱」、「外興安嶺皆俄境，稱東金山，亦曰金

阿林。阿林，國語云：『山也』」、「國語謂『江』為『烏喇』」、「前鋒，國語

曰噶布什先，轉為噶布先，俗呼噶巴什」、「領催，國語曰博碩庫，轉為撥什戶」、

77 （清）西清著，姜維公、劉立強主編，《吉林外記．黑龍江外記》（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

78 古市大輔，〈清代嘉慶．道光年間における「東三省」の語とその用例．用法：19 世紀前半の清朝の

対マンチュリア認識の特徴にも触れながら〉，頁 1-42。

79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一三）》（第 2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521-

80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一四）》（第 2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433、

頁 175。

522。

643-644。

81 （清）西清著，姜維公、劉立強主編，《吉林外記．黑龍江外記》，頁 222-227、232-233。

193

唐屹軒／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馬甲，國語曰烏克申，俗稱披甲」。82 此外，西清在《黑龍江外記》中也對當地 人民生活境遇、賦稅情況，甚或民生疾苦，多有著墨。如述及將軍、副都統按月進

獻之方物；乾隆帝八旬、嘉慶帝五旬萬壽之貢品；百姓偏好使用滿文時憲書甚於漢

文；官兵與俄羅斯的交涉、互動；發遣東北的流人生活情況；當地百姓的起居飲食、 服飾、住宅形制、婚喪喜慶習俗、各式物產等。83 倘與乾隆四十九年的《盛京通志》 相互對照，〈風俗〉中多僅一二句概括性的描述而已，84更顯西清記述詳實。

薩英額利用公暇之餘，蒐羅採訪相關資料，纂成首部以漢語編寫的《吉林外記》，

詳盡記載吉林風俗民情。薩英額通過吉林地區的疆域形勝，對滿語頗多譯介，並糾

正相關文字誤用，如「國語吉林，沿也；烏拉，江也。……今通稱吉林，從漢語之

訛，省文也，然於國語不相屬焉」、「以後吉林烏拉書吉林，布特哈烏拉書烏拉， 從漢語省文也」。85 此外，在記述吉林各處物產、藥材，如貂鼠、東珠、煙、烏拉 草、人參、膃肭臍等，不論珍稀或常見之物皆頗為詳實。86 而在記載民情物理、風 俗文化時，亦與《盛京通志》相仿，各地情況皆有觸及，然文字多僅短短一二句而

已，如吉林「性直樸，習禮讓，務農敦本。以國語、騎射為先」、烏拉「尚勤儉，

明禮讓」、寧古塔「尚淳實，耕作之餘，尤好射獵」、琿春「舊無丁民，亦無外來 民戶。皆熟國語」。87

隋汝齡同樣對風俗議題予以高度關懷，然有別於西、薩兩人僅著重記述清朝黑

龍江、吉林的內容，隋氏乃將視野拉長，在〈風俗志〉中加入《漢書．地理志》、

《金史》、《元史．地理志》等古籍對遼東風俗的評述。其後，羅列雍正十二年（1734） 各地呈報的風俗情況，如承德縣「士習醇良民風樸茂，近都邑者尤見衣冠文物之盛」；

開原縣「里有仁風，戶聞絃誦」；復州「東海遺風頗習禮讓」；錦縣「文風益茂，

民俗大醇」；吉林烏喇「精騎射，善捕捉，重誠實，尚詩書」；寧古塔「性直樸，

善佃獵」；白都訥「俗貴直誠，人精騎射」；黑龍江所屬「性質樸果決，好騎射弋

82 （清）西清著，姜維公、劉立強主編，《吉林外記．黑龍江外記》，頁 177、178、182。 83 （清）西清著，姜維公、劉立強主編，《吉林外記．黑龍江外記》，頁 218-262。 84 （清）阿桂、劉謹之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收入永瑢、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50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 105，〈風俗〉，頁 193-203。 85 （清）薩英額，《吉林外記》（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頁 31-32。 86 （清）薩英額，《吉林外記》，頁 103-108。 87 （清）薩英額，《吉林外記》，頁 112-114。

194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獵，兼習禮讓務農敦本境內大略皆同」。古今對照下，上述諸例即可看出，隋氏筆 下的東北風俗頗有古風，且是一派淳厚質樸，知書達禮，更保有滿人騎射舊俗。88 進一步與《吉林外記》相較可知，其描繪方式、用字遣詞皆頗為相近。89 在隋氏描 繪東北風俗的文字中，所述大多正面形象，且有意影射係在清廷管理下，方能維持

東北良風美俗的傳統直至今日。

三、東北歷史、文學的記錄

士人私纂東北地方志的另一個重要目的，則是記錄東北地區的歷史文化和文學

藝術等。誠如隋汝齡強調：「東北地區雖係邊塞，然人材之盛遠超中原，故不嫌卷 帙繁瑣翔實登錄。」90 隋氏先從遼東姓氏起源論起，其後，揀選漢魏以降直至明代 重要人物，載明生平事蹟。清代部分則從宗室王公開始，緊接著是輔佐元勛、文武

要員、東北出身之大小官員等。〈藝文〉部分則是廣泛收錄與東北相關之文字，包

括漢代以降歷朝帝王詔書、大臣奏疏、墓誌碑銘、序文題記、詩詞、清帝典謨諭旨

等，甚或英和、奎照謫戍黑龍江所賦詩文，盡皆編入書中。值得措意之處，隋氏收

錄康乾二帝東巡時古今體詩與多位隨扈士人作品，卻少見嘉道二帝東巡詩賦之作。

此外，也未收錄何汝霖、張祥河等隨扈道光帝東巡的詩文著作，卻特意載入彭浚

（1769-1833）、張玉綸（1789-1866）、張廷樞（1654-1729）、柳培盛（1837-?）、 陳棟（生卒年不詳）等在地士人謁陵紀事詩，然除彭浚時任奉天府府丞兼學政外，

其餘諸人皆非官員，甚或未得功名。由此略可凸顯隋氏蒐羅地方士人藝文作品的苦

心。

此外，隋氏在《遼海志略》特地編寫十二卷〈編年紀事志〉，從《尚書》、《竹

書紀年》、《史記》、《漢書》、《三國志》、《舊唐書》、《新唐書》、《元史》、

《明史》等，輯錄上古秦漢以降及至明代，涉及東北地區的政軍局勢，兼或論及與 日本、朝鮮地區的聯繫。91 同時，特闢〈考據〉，針對遼金元三史與《一統志》中 舛錯不符的內容，將積累數十年之親歷結合諸書所傳，仔細考辯，以免「名同實異，

88 （清）隋汝齡，《遼海志略》，第 17 冊，〈風俗〉，頁 31-40。 89 （清）薩英額，《吉林外記》，頁 113。 90 （清）隋汝齡，《遼海志略》，第 21 冊，〈人物志〉，頁 286。 91 （清）隋汝齡，《遼海志略》，第 17 冊，〈編年紀事志〉，頁 132-521；第 18 冊，頁 4-333；第 30

冊，頁 524-556。

195

唐屹軒／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眩惑淆混」，包括長城、城池故址、江河名稱、流域、水道、海濱形勢、關隘驛站 道里路程等。92 顯見隋氏纂輯《遼海志略》有意涵蓋古往今來，東北整體史地內容， 揆其用心不可謂少。西清在《黑龍江外記》中同樣仔細考辨《山海經》、《北史》、

《唐書》、《遼史》、《元史》、《明史》、《盛京通志》、《八旗通志》等古今

典籍，釐清訛謬，梳理東北地區相關歷史文化。且因《黑龍江外記》係以黑龍江為

主軸，故特別側重與俄羅斯的交往故事，甚至依據滿文原本的中俄尼布楚分界盟約 翻譯成漢文，以備日後參考。93

伍、士人纂修書籍中描繪的東北形象

清中葉士人除了因隨扈東巡、獲罪遭遣得以親履東北外，少有機會遠赴東北。

緣此，康乾之際遺留下的官私文獻，成為清中葉士人接續探索或描繪東北形象的重

要思想資源。誠如上述，不論主客觀條件致使清中葉士人對東北的關注皆頗為不足。

然值得措意之處，時序進入道光朝，正逢特殊的時代背景，即鴉片戰爭爆發後受外

夷入侵影響，引發士人強烈經世心態與開眼看世界的衝動，魏源（1794-1857）、鄭 光祖（1776-1866）、汪文泰（1796-1844）與陳逢衡（1778-1855）等人，皆是在此 風潮下展開資料蒐集和文本撰述工作。94 其中，魏源與鄭光祖的著述皆觸及東北相 關內容，故將藉由魏、鄭兩人編纂書籍為例，進行討論。

一、聖武榮光下的東北意象

早在道光五年（1825），魏源嘗與賀長齡（1785-1848）合作編輯《皇朝經世文 編》，旋即掀起纂輯經世文編的風潮。95 然從魏源選錄進《皇朝經世文編》的文章

92 （清）隋汝齡，《遼海志略》，第 26 冊，〈考據〉，頁 532-656。 93 有關〈尼布楚條約〉不同語言版本的比較研究，請參閱：吉田金一，《ロシアの東方進出とネルチン スク條約》（東京：近代中国研究センター，1984）；森川哲雄，〈「批評．紹介」吉田金一著《ロ シアの東方進出とネルチンスク條約》〉，《東洋史研究》，第 44 卷第 2 號（1985），頁 347-354。 94 相關討論請參閱：馬世嘉（Matthew W. Mosca）著，羅盛吉譯，《破譯邊疆．破解帝國：印度問題與

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型》（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頁 398-399。

95 有關《皇朝經世文編》與「經世文編」編纂風潮等研究討論，請參閱：劉廣京、周啟榮，〈《皇朝經 世文編》關於經世之學的理論〉，劉廣京，《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 頁 77-186；黃克武，〈《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分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 所碩士論文，1985）；龔來國，〈清「經世文編」研究——以編纂學為中心〉（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 士論文，2004）；沈豔，〈晚清經世文編現象的歷史文化透視〉，《江漢論壇》，第 1 期（2000），

196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可知，此時與東北相關的議題並非關注焦點，雖特設〈八旗生計〉一卷，但係從經

濟角度切入探討八旗問題，如若參酌魏源在〈明代食兵二政錄敘〉所論，即可發現 經濟乃其著重之事，故魏氏特地纂輯與八旗經濟、生計相關文章也就不難理解了。96 進一步細察收錄的十四篇文章，多與開邊屯墾、八旗駐防與生計產業等相關，其中

除英和〈會籌旗人疏通勸懲四條疏〉一篇係道光五年之作，其餘皆是乾隆朝以前舊

文。此外，魏源在書中收錄諸多兵政、水利文章，甚至細到幾乎各省皆有專論，但

涉及東北相關議題者，依舊極為稀少。如〈兵政〉中，僅有〈異域錄〉和〈與鄂羅

斯國議定疆界之碑〉二篇，皆與康熙朝中俄簽定〈尼布楚條約〉有關，其餘則是著

重蒙古、西北、西南、川楚陝三省邊境甚或海防。〈水利〉部分，各省皆有論述，

而東北也僅摘錄會典中〈盛京圖說〉、〈奉天府圖說〉、〈吉林水道圖說〉、〈黑

龍江圖說〉等四篇，簡要記述而已。凡此種種，略可顯見魏源未對東北議題有深入

關注。

鴉片戰爭爆發後，魏源有感於抗擊英夷失利，意欲透過纂輯清朝過往武功事蹟，

喚醒士人尚武抗夷的自信心。這種編纂以武功戰史為主軸的書籍在清朝並非罕見，

早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趙翼（1729-1814）即纂有《皇朝武功紀盛》一書，記 述清朝武功事蹟，聚焦康乾時期的重要戰爭，包括：三藩之亂、準噶爾之亂、清緬

戰事、平定兩金川、臺灣、廓爾喀等，其目的係為便利士人閱覽，簡化卷帙浩繁的 御製詩文集和《四庫全書》，有助士庶瞭解清朝武功事蹟。97 趙翼的《皇朝武功紀 盛》係從平定三藩開始談起，沒有觸及清初龍興戰事，亦未談及東北地區相關事務，

且明顯著重強調乾隆朝的武功事蹟。這或與乾隆朝已有不少針對滿洲初期發展、清

初龍興事蹟的官修著述有關，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阿桂、梁國治（1723-1786） 等纂修完成之《皇清開國方略》；乾隆五十四年，于敏中（1714-1779）、阿桂等上

頁 58-62；沈豔，〈晚清經世文編的文化特色與文化本質〉，《清史研究》，第 1 期（2000），頁 69- 74；沈豔，〈晚清獨特的文化景觀——經世文編的相與賡續〉，《孔孟學報》，第 78 期（2000）， 頁 321-344；沈豔，〈近代「經世文編」賡續潮流述論〉，《史學月刊》，第 3 期（2004），頁 108- 115；沈豔，〈試論近代續「經世文編」文化熱潮的成因〉，《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32 卷第 4 期（2005），頁 489-492；李鵬程，〈晚清「經世文編」現象研究〉，《中州學刊》，第 151 期（2006），頁 182-185。

96 （清）魏源，《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三版），〈明代食兵二政錄敘〉，頁 161-166。 97 （清）盧文弨，〈序〉，（清）趙翼著，《皇朝武功紀盛》（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頁 3-7、 9-13。有關趙翼與《皇朝武功紀盛》進一步討論請參閱：片岡一忠，〈清朝の「方略」編纂と「皇朝 武功紀盛」にみえる趙翼の清朝觀〉，《歷史人類》，第 37 號（2009），頁 192-155。

197

唐屹軒／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呈的《欽定滿洲源流考》。緣此，趙翼在《皇朝武功紀盛》一書中似乎有意避開相

關議題，且盧文弨在序文中，也特地說明，國初戰史故事可在《明史》中窺見，這

種以官方論述為依歸的情況，出現在乾隆朝也不難理解。

時序進入嘉道年間，不論官私纂輯方略的數量皆漸次減少，清代共二十五本官 修方略中，康熙、乾隆兩朝合計即有十六本，嘉慶朝有三本，道光朝僅有一本。98 眾所周知，方略數量消長與清代武功盛衰頗有關係。然魏源卻在道光十七年（1837） 起仿效前例，纂輯《聖武記》，其目的乃冀望昔日聖武榮光，喚醒當前朝野士庶抗 擊夷敵之心。99 卷一伊始即為〈開國龍興記〉，記述清朝入關前滿人在東北地區多 場關鍵戰事。行文中夾雜魏源對東北古史、山川名稱、各地之間行程道里、兵馬制

度等考辨，並參酌《開國方略》、《滿洲氏族源流考》、瞿共美（生卒年不詳）《東

明聞見錄》、溫睿臨（生卒年不詳）《南疆佚史》等交互引證。此外，另有一篇〈附

考〉，詳細辨證吉林、黑龍江等處城池、故址、東北氣候地貌、住民風俗民情、東

北駐防兵丁情形、部落生活境況等。另，卷六中有〈國朝俄羅斯盟聘記〉也略略涉

及東北，先是概述俄羅斯立國簡史，與中俄兩國前期來往情況及康熙朝〈尼布楚條

約〉簽署過程。時序進入雍正、乾隆朝後，記述重心轉至俄羅斯在蒙古、西北等地

與清朝的互動。其後，〈俄羅斯附記〉則著重介紹俄羅斯在印度、歐亞等地與西方

諸國折衝樽俎，並未觸及東北。

魏源在《聖武記》中涉及清初東北軍政、戰史內容部分，係魏源任職內閣中書

時，整理自典籍史料，屬於紙上考證。此外，魏氏撰寫時，受益於多位士人的親身

經歷，如楊芳（1770-1846）、羅思舉（1765-1840）等人，由他們口授真實情況， 協助魏源纂修相關內容臻於完善。但值得措意的是，目前查考所知部分，多係有關

西北或四川地區的軍政、戰史內容等，鮮少涉及東北地區相關內容。且據《魏源師

友記》所載，魏源師友中也鮮少滿族士人，故難以從滿人口中得到親身經歷之驗證， 以為《聖武記》的纂輯史料。100 此外，從魏氏在書中論贊處可知，係以「東三省」

98 相關統計請參閱：片岡一忠，〈清朝の「方略」編纂と「皇朝武功紀盛」にみえる趙翼の清朝觀〉，

頁 186。

99 相關研究請參閱：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2002），頁 125-140。 100 （清）魏源，《聖武記》（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北京：琉璃廠，1844），卷 10，〈嘉慶川湖

陝鄉兵記〉，頁 41a-52b；李柏榮，《魏源師友記》（長沙：岳麓書社，1983），頁 92-94。

198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的概念概稱盛京、吉林、黑龍江等地，雖再三頌揚滿人武功事蹟，101但也不忘考辨

荒誕無稽之事，如《盛京通志》載錄薩爾滸之戰係以五百清兵大破四十萬明軍，魏 源條分縷析其中不實之處，指出應係「四萬有餘之兵，攻四萬之敵」。102

此外，進一步探問《聖武記》的纂輯初衷可知與海疆不靖密切相關，索求讀者

亦多希望與現實遭遇的英夷、西北戰事相關。如王家儉（1923-2016）即高度推崇《聖 武記》，強調該書係「談海防者所必宗」。103 且《聖武記》於道光二十二年初刊 後，旋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傳入日本，隨後節錄、摘譯者頗多，如《聖武記採 要》、《聖武記拔粹》、《十一朝聖武記》與《繪圖聖武記》等，皆係日本知識分 子意欲藉此吸取經驗，尋求解決日本困境之道。104 緣此，不論魏源或讀者的目光 泰半聚焦於海防之上，加上《聖武記》的宗旨係著重於戰史記述，而東北地區在清

代中期以後並無太多可供書寫的大規模戰事、民變等，故《聖武記》中的東北議題

僅係點綴而已，無法深入探究。

二、帝國四境中的東北一隅

鄭光祖，字念若，號史梅，室名青玉山房，以青玉山房居士自稱，江蘇常熟人， 著有《河工瑣記》、《醒世一斑錄》等，其餘生平資料盡付闕如。105 道光二十三年 （1843），《舟車所至》完成纂輯刊刻。從鄭氏序文可知，其纂輯目的係為使士人 周知世界廣博的人物、風土文化，乃至於草木鳥獸之多樣性，且期許讀者閱畢後，

能不遜於官兵諳於窮荒風俗、賈客舟工、廣聞異域事務等。對照鄭氏在《醒世一斑

錄．卷一．天地》中，特撰〈世界由來〉一節，闡述地球萬物、蟲魚鳥獸、風俗民

情、人倫禮樂、語言文字等。此外，另有〈中國〉、〈外夷〉、〈節氣〉、〈日月

星〉、〈流星〉、〈日月交食〉、〈海洋〉等，皆可看出鄭氏對天文地理應有一定 涉獵，且相關知識在同時代士人中堪稱佼佼者。106

101 （清）魏源，《聖武記》，卷 1，頁 11b-13b、72b-74a。 102 （清）魏源，《聖武記》，卷 1，頁 22b-23a。 103 王家儉，〈魏源的史學與經世史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 21 期（1993），頁

158。

104 徐興慶，〈漢學、蘭學與日本近代化之關連性〉，《東亞知識人對近代性的思考》（臺北：國立臺灣

大學出版中心，2012），頁 137-142。

105 鄭光祖相關生平，請參閱：鄭偉章，《文獻家通考（清——現代）》（北京：中華書局，1999），中 冊，頁 934；梅愷，〈鄉間的守望者：清代士紳鄭光祖研究〉（復旦大學碩士論文，2013）。 106 （清）鄭光祖編，《舟車所至》（青玉山房藏版，道光二十三年季秋鐫（1843），藏於早稻田大學圖

199

唐屹軒／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細察《舟車所至》所收內容，除《朝鮮志》一種為明人撰述外，其餘均為清人

著作：康熙朝作品居冠，達九種、乾隆朝作品八種、嘉慶朝與道光朝作品皆僅有一

種。由此略可窺知：時至鄭氏活動的道光朝，論及邊疆見聞、遊記等記述，仍仰賴

康乾兩朝士人著作，且涉及東北地區的討論也十分罕見，依舊引用明朝和康熙初期

的作品，反觀西北地區的記錄明顯較多，這或與乾嘉以後，西北成為遣戍主要地域，

以及士人研究焦點有關。且鄭氏纂輯《舟車所至》時仍選錄清初吳桭臣記述東北之

作品，或與清中葉相關著述稀少有關。其次，嘉慶朝洪亮吉（1746-1809）日記與道 光朝魏源《聖武記》等作品，在刊刻後不久即被鄭氏收錄，或可佐證洪、魏兩人作

品獲得士人關注程度，及其在道光朝迅速傳播的情形。特別是魏源《聖武記》成書

刻印於道光二十二年，翌年鄭氏完成編纂《舟車所至》，旋將魏源《聖武記》中有

關新疆與西藏的記述收錄在內，可見《聖武記》內容乃時人關注焦點。第三，《舟

車所至》雖非鄭氏親身經歷、撰述考訂而成之書，但透過鄭氏纂輯收錄的內容可知

涵蓋清朝四境與東南亞、琉球、臺灣等地，顯見作者有意傳遞較為全面的世界觀，

與其在《醒世一斑錄》中所論頗為相符。而這類介紹世界各地風俗民情、特殊物產、

語言服飾等，略有獵奇意味的作品自道光朝後蔚為一股風潮，延續至光緒年間

（1875-1908）更有王錫祺（1855-1913）主編卷帙浩繁的《小方壼齋輿地叢鈔》， 然細察《小方壼齋輿地叢鈔》中收錄涉及東北地區的文稿亦為數不同，且與鄭氏《舟 車所至》相似，多係選錄清初作品。107

序號

篇名

作者

備註

1

2

3

4

5

寧古塔紀略 （清）吳桭臣 康熙初期作品；附鄭氏評語

朝鮮志

無著書人名 明代作品

隨鑾紀恩

（清）汪灝 康熙晚期作品

出塞紀略 （清）錢良擇 康熙中期作品

塞北紀聞 （清）馬思哈 康熙中期作品

書館），〈舟車所至總序〉，頁 1a-1b；（清）鄭光祖，《醒世一斑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第 113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647-660。

107 本文篇幅有限，有關道光朝鄭氏《舟車所至》與光緒朝王氏《小方壼齋輿地叢鈔》的概念接續、討

論議題與收錄作品等問題，容或有待另文討論。

200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序號

篇名

作者

備註

6

西域舊聞 （清）七十一

兩朝作品；附鄭氏評語

7 烏魯木齊雜詩 （清）紀昀 乾隆中期作品；附鄭氏評語

輯錄《聖武記》、《西域聞見》諸書；乾隆、道光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伊犁日紀 （清）洪亮吉 嘉慶初期作品；附鄭氏評語

（清）輯諸書

輯錄《武功紀盛》、《金川紀瑣[瑣記]》諸書；乾

金川舊事

敘錄

隆朝作品；附鄭氏評語

維西見聞 （清）余慶遠 乾隆中期作品

（清）輯諸書

輯錄《聖武記》、《衛藏圖志》諸書；乾隆、道光

西藏紀聞

敘錄

兩朝作品；附鄭氏評語

容美紀游

（清）顧彩 康熙晚期作品

海國聞見 （清）陳倫烱 康熙中期作品；附鄭氏評語

中山傳信 （清）徐葆光 康熙晚期作品

採硫日紀 （清）郁滄浪 康熙中期作品

臺灣使槎錄 （清）黃叔璥 康熙晚期作品；附鄭氏評語

海島逸志 （清）王大海 乾隆晚期作品；附鄭氏評語

海錄

（清）楊炳南 乾隆晚期作品；附鄭氏評語 【表一】《舟車所至》收錄內容

資料來源：據（清）鄭光祖編，《舟車所至》整理而成。

儘管鄭氏在《舟車所至》中收錄魏源《聖武記》部分內容，然鄭、魏兩人纂修

初衷卻頗為不同。相較魏源意欲透過往昔輝煌戰蹟武功，喚醒士人抗擊外敵的信心，

鄭氏之書係著重另一個面向，即開眼看世界，而這二個面向皆係道光朝的重大主軸。

但從兩人纂輯之書的內容來看，無論魏、鄭，皆未特別重視東北地域相關論述，在

道光朝的時代氛圍下，先是聚焦西北史地研究，其後更因鴉片戰爭之故，士人目光

遂轉向海防議題。緣此，在兩部書籍中明顯可見西北與海疆內容，佔據較大篇幅，

且鄭氏在《舟車所至》中附加的評語亦不甚相同。如在《寧古塔紀略》的評語僅有

一二句而已，「評此言不足信」、「評此必無之事，殆聽傳聞記之耳」、「評此亦

201

唐屹軒／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必無之事，姑照錄之以存原本」、「評今滿洲亦有食肉之例殆即本此」、「評與琉 球風俗相似」、「趙雲崧簷曝雜記亦云如是，可見不誣」，108雖略有考證之意，卻

也未再深入評述。然在《西域舊聞》、《烏魯木齊雜詩》、《伊犁日紀》中，鄭氏

皆有短評，如讀至魏源、七十一記述有關平定西北亂事、收復新疆等，「不禁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評語中除描繪準夷、回部的殘暴外，更欣喜清朝德澤廣被。109 而收錄紀昀（1724-1805）《烏魯木齊雜詩》的目的係著眼於可供士人溯古稽考。110 但鄭氏對洪亮吉《伊犁日紀》的整體評價卻不太高，除謂洪氏乃「偏執誕妄」之人，

日記內容僅係親友故舊詩文酬答與路途距離而已，且論及伊犂地勢亦有荒謬之處， 然出塞紀事者絕少，故姑且收錄存參。111 其後，涉及金川、西藏的評語，亦多提及 開疆拓土的武功盛事、獨特風俗、景緻等。112 至於海疆地區的作品，鄭氏評語雖頗 為簡要，但字裡行間卻透露出其對相關事務早有所知，然對海外西洋諸事也多有保

留。如《海國聞見》中載及異獸，鄭氏評曰：「粵海本有是鳥見於他書，自宋時已 然，並非帶箭」。113 《海島逸志》中，特別提及「王大海身處西洋已歷多年，其書 自可作準，然彼亦多得之傳聞。姑錄存之以備攷訂可也」；另談及「天船」更評曰：

「此必無之事」；「荔枝為南海必多之物，乃竟脫漏而不之及，則其餘脫漏者應尚 多也」。114 由此可知，鄭氏纂輯書籍的重心仍呼應著道光朝時代氛圍，西北研究與 海疆議題乃關懷核心，東北地域相關論述並未成為鄭氏纂修焦點。相較於廣漠新附

的西北疆域，或戰事甫畢、外夷騷擾的海疆議題，東北乃清廷龍興之地且自清初以

降已有官方統一論述，故清中葉之際，朝野士人未能多置一詞，且仍舊不是士人關

懷重心，致使東北地域相關論述仍舊空白。

108 （清）吳桭臣，《寧古塔紀略》（收入《舟車所至》，青玉山房藏版，道光二十三年季秋鐫（1843），

藏於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頁 4a、9a、9b、12b、13a。

109 （清）七十一，《西域舊聞》（收入《舟車所至》，青玉山房藏版，道光二十三年季秋鐫（1843），

110 （清）紀昀，《烏魯木齊雜詩》（收入《舟車所至》，青玉山房藏版，道光二十三年季秋鐫（1843），

藏於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頁 9b-10a。

藏於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頁 19a-19b。

111 （清）洪亮吉，《伊犁日紀》（收入《舟車所至》，青玉山房藏版，道光二十三年季秋鐫（1843），

藏於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頁 23a。

112 （清）鄭光祖，《金川舊事》（收入《舟車所至》，青玉山房藏版，道光二十三年季秋鐫（1843）， 藏於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頁 20b-21a；（清）鄭光祖，《西藏紀聞》，（收入《舟車所至》，青玉 山房藏版，道光二十三年季秋鐫（1843），藏於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頁 67b-68a。

113 （清）陳倫烱，《海國聞見》（收入《舟車所至》，青玉山房藏版，道光二十三年季秋鐫（1843），

藏於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頁 6b。

114 （清）王大海，《海島逸志》（收入《舟車所至》，青玉山房藏版，道光二十三年季秋鐫（1843），

藏於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頁 14a、18b、25b。

202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陸、小結

乾嘉以降，因以西北新闢疆土為遣戍流人之所，與前期流放罪犯至東北的舊例

變化甚劇，致使發遣東北的漢人大幅減少，加上清廷仍以封禁政策作為管理東北的

主調，雖有開放屯墾活動，但不論滿漢皆已鮮有機會涉足東北地區，相較清初而言，

與東北人事物的相關記述明顯減少許多。即便仍有不少宗室獲罪發配至東北，但也

少有相關記錄。是故，在此時代背景下，成為探問嘉道兩朝士人東北論述的一大挑

戰。本文聚焦嘉道兩朝士人的東北記述，透過隨扈東巡、遣戍流人、私纂志書與士

人著作等四大面向，探索清中葉東北相關論述及其受忽視的原因。

綜合本文討論，有四點值得措意之處。首先，清中葉延續清初以降時代氛圍，

此前官方持續進行《大清一統志》與《盛京通志》編纂工作，但所論內容乃依循官

方既定論調，且除了《大清一統志》三修版係始於嘉慶朝、完成在道光朝，其餘皆

在乾隆朝即告結束。故東北相關議題的主調約在乾隆朝已大致確定，清中葉士人在

高壓遺緒下多不敢置喙，或僅延續清初官方、士人的論述。因此，截至十九世紀上

半葉，有限的士人記述對東北地區的空間形象論述，仍停留在十七、十八世紀。進

一步細分的話，短期隨扈走訪東北的士人，其記述多僅聚焦風景，抒發情感而已；

而獲罪遣戍或在東北為官的士人，則因長期居留當地，深入觀察東北社會現狀，故

側重風俗、文化和教育等議題。在地方志中對書院文化教育的敘述，係以沿革、制

度與先賢祭祀等為主，對東北地區的語言和風俗議題則採重點式的描繪。而流徙士

人的記述文字則偏向隨筆札記式的記錄，因此，無法像地方志能將相關內容的來龍

去脈一一記述，但以詩文歌詠歷史文化的方式闡述其在東北的見聞和感受，成為流

徙士人著作的一大特色。倘若再與朝鮮燕行使者記錄對照，可知清、朝兩國士人關

注焦點頗為相近，皆以歷史文化、民情風俗為主軸，唯時間點前後不同，一方著重

唐代、明代等遙遠故事，另一方則以清初光榮故事為核心。但即便是吾人視為學術

研究的學者，也未能親自踏足東北當地進行任何勘察，因此，若以後見之明視之，

幾乎談不上有任何突破性的學術調查、考辨工作。然無論清朝士人或燕行使者的文

字，皆鮮少觸及現實情況或諸國角力事務，故對掌握東北現實狀況幫助有限。因此，

對十九世紀上半葉的東北地區而言，官方努力將時間凝結，但空間上卻已逐步出現

203

唐屹軒／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變化，故時間和空間發生極度不協和的情況。緣此，何秋濤才會在咸豐時期刊刻的

論著中，評斷：「自〈尼布楚條約〉後，『俄羅斯謹守和約，東北無毫髮之警。』」

而誤判形勢的結果，便是造成一進入咸豐朝，俄羅斯隨即有機可趁，大舉侵吞東北 土地。115

其次，嘉道士人在其文字中，仍多將東北視為邊境地域，未有強烈的根本重地

之感，不論滿漢多係如此。且包含東北官員，不管皇帝三令五申，早將東北與中原

各省的概念相互等同。在清廷刻意將東北隔絕、封禁的情況下，即便過了百餘年，

東北諸多舊俗與清語譯介仍是士人在各類記述文字與地方志中，關注的焦點之一。

不論隨扈或流戍的士人，親履東北者仍從百餘年前的視野出發，描繪十九世紀所見

所聞，加上肩負隨扈任務或負罪之身，無法自由行動、任意訪察，遂難有任何深入

調查或認識。而無法實際前往的人，如魏源、鄭光祖一類，僅能透過古籍詩文等追

述清初榮光，或進行簡易辨析而已，也未有深入探究。因為此時西北邊塞與海防禦

夷已吸引多數士人目光，能令士人關切的只剩東北旗人生計之類的經濟議題而已。

第三，綜合各方研究：李興盛謂朱履中在戍所時，閱讀西清《黑龍江外記》，

遂有《龍江雜咏》紀事詩；劉鳳誥在遣戍之地亦有閱讀《黑龍江外記》，更為之題 寫序文。而馬瑞辰亦賦有詩文提及曾閱讀薩英額《吉林外記》之事。116 可見在東北 戍所不論流人或官員皆頗為交好，連成網絡，可惜未能見到赦還後是否仍有連結。

未來或許能針對東北相關士人編織的交遊網絡進行深入研究。

最後，在嘉慶朝階段，從諸多面向可知滿漢士人對東北的關注程度頗為不同，

滿人對保留與譯介東北文化甚為用心，故積極投入纂輯地方志書事業。反觀漢人，

儘管有部分士人能參與編修《盛京通志》工程，但多半只是例行公事而已，且東北

地區尚未完全開放，故未引發濃厚興趣，遑論深入研究調查。約至鴉片戰爭後，漢

人開始略顯露對東北的注意，但通常是附屬在西北或海疆議題之下，而非專門針對

東北進行討論，所以對東北的研究論述呈現較為空白情況。綜合本文所述可知，即

115 （清）何秋濤，《朔方備乘》，卷 11，〈俄羅斯形勢考中〉，頁 144。另有關咸豐朝以降中俄兩國在

東北的角力與士人相關記述等問題，容或有待另文討論。

116 （清）馬瑞辰，〈薩吉夫主政以所編吉林外記見示載尚書富崧巖施惠政多因題其後〉，引自陳鴻森，

〈馬瑞辰樹萱堂詩文輯存〉，頁 329。

204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便時序已進入嘉道時期，官方仍盡力維護東北獨特地位，117對東北相關記述的視野

也凝結在康乾之際，隨扈記述或地方志書文字皆有獵奇意味，且無不交相讚譽東北

的良風美俗。倘若對照朝鮮燕行使的文字和視角，更可凸顯清中葉士人仍舊依循清

初以降的敘述主軸，未有太多變化。從後見之明來看，清中葉士人以「不變」的東

北論述，對應瞬息「萬變」的東北亞國際局勢，已讓清朝失去東北整體戰略先機。

117 有關清中葉前後，官方對東北地區封禁問題的研究討論請參閱：許倩倫，〈清代東北封禁政策之研 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林士鉉，《清季東北移民實邊政策之研 究》；賈文華，〈清代封禁東北政策研究綜述〉（東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褚宏霞、姜 泓仰，〈清代乾嘉時期東北地區移民清查升科落籍方式探析〉，《泰山學院學報》，第 213 期（2019）， 頁 94-99。

205

唐屹軒／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徵引書目

一、古籍

（清）七十一，《西域舊聞》，收入《舟車所至》，青玉山房藏版，道光二十三年

季秋鐫（1843），藏於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清）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第 1-60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清）方式濟，《出關詩》，收入《何陋居集（外二十一種）》，哈爾濱：黑龍江

人民出版社，1997。

（清）方拱乾，《絕域紀略》，收入《陳瀏集（外十六種）》，哈爾濱：黑龍江人

民出版社，2001。

（清）方觀承，《入塞詩》，收入《何陋居集（外二十一種）》，哈爾濱：黑龍江

人民出版社，1997。

（清）方觀承，《東閣剩稿》，收入《何陋居集（外二十一種）》，哈爾濱：黑龍

江人民出版社，1997。

（清）王大海，《海島逸志》，收入《舟車所至》，青玉山房藏版，道光二十三年

季秋鐫（1843），藏於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清）王鐘翰點校，《清史列傳》，第 1-20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 （清）伊把漢、董秉忠等修，孫成等纂，《盛京通志》，清康熙二十三年修刊本，

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清）朱履中，《龍江雜咏》，收入《何陋居集（外二十一種）》，哈爾濱：黑龍

江人民出版社，1997。

（清）西清著，姜維公、劉立強主編，《吉林外記．黑龍江外記》，哈爾濱：黑龍

江教育出版社，2014。

（清）何汝霖，《瀋陽紀程》，收入《晚清軍機大臣日記五種（下）》，北京：中

華書局，2019。

（清）何秋濤，《朔方備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741 冊，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7。

（清）吳桭臣，《寧古塔紀略》，收入《舟車所至》，青玉山房藏版，道光二十三

年季秋鐫（1843），藏於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清）阿桂、劉謹之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501-50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清）昭槤撰，何英芳點校，《嘯亭雜錄．嘯亭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 （清）洪亮吉，《伊犁日紀》，收入《舟車所至》，青玉山房藏版，道光二十三年

季秋鐫（1843），藏於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206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清）紀昀，《烏魯木齊雜詩》，收入《舟車所至》，青玉山房藏版，道光二十三

年季秋鐫（1843），藏於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清）英和，《卜魁紀略》，收入《陳瀏集（外十六種）》，哈爾濱：黑龍江人民

出版社，2001。

（清）英和，《恩福堂筆記．詩鈔．年譜》，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 （清）馬其昶，《桐城耆舊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547 冊，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7。

（清）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瀋陽：遼海書社，1934。 （清）高士奇，《扈從東巡附錄》，瀋陽：遼海書社，1934。 （清）張祥河，《小重山房詩詞全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551 冊，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清）陳其元撰，楊璐點校，《庸閒齋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9。 （清）陳倫烱，《海國聞見》，收入《舟車所至》，青玉山房藏版，道光二十三年

季秋鐫（1843），藏於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清）陳康祺著，晉石點校，《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上、下冊，北京：

中華書局，1984。

（清）陳康祺著，褚家偉、張文玲點校，《郎潛紀聞四筆》，北京：中華書局，1990。 （清）隋汝齡編，《遼海志略》，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藏未刊稿鈔本．方志》，第 15-30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

（清）趙翼，《皇朝武功紀盛》，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清）劉鳳誥，《存悔齋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467 冊，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10。

（清）劉鳳誥，《惟清齋全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432 冊，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0。

（清）鄭光祖，《西藏紀聞》，收入《舟車所至》，青玉山房藏版，道光二十三年

季秋鐫（1843），藏於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清）鄭光祖，《金川舊事》，收入《舟車所至》，青玉山房藏版，道光二十三年

季秋鐫（1843），藏於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清）鄭光祖，《醒世一斑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139 冊，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7。

（清）鄭光祖編，《舟車所至》，青玉山房藏版，道光二十三年季秋鐫（1843），

藏於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清）魏毓蘭，《龍城舊聞》，收入李興盛、馬秀娟編，《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

九種）》，下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

（清）魏源，《聖武記》，北京：琉璃廠，1844，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207

唐屹軒／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清）魏源，《魏源集》，三版，北京：中華書局，2009。 （清）釋函可，《千山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8 冊，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10。

（清）鐵保，《梅庵年譜》，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432 冊，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10。

（朝鮮）朴來謙，《瀋槎日記》，收入《燕行錄全集》，第 69 冊，首爾서서：東

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朝鮮）李田秀，《入瀋記》，收入《燕行錄全編》，第 2 輯第 10 冊，桂林：廣西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朝鮮）李基憲，《燕行日記》，收入《燕行錄全編》，第 3 輯第 6 冊，桂林：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朝鮮）洪敬謨，《槎上韻語》，收入《燕行錄續集》，第 130 冊，首爾서서：

尚書院，2008。

二、專書

（一）中文

王佩環編著，《清帝東巡》，瀋陽：瀋陽出版社，2004。 王佩環編著，《盛京昭陵》，瀋陽：瀋陽出版社，2004。 王豔春編著，《盛京福陵》，瀋陽：瀋陽出版社，2004。 李柏榮，《魏源師友記》，長沙：岳麓書社，1983。 李興盛，《東北流人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 李興盛、安春杰主編，《何陋居集（外二十一種）》，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7。

李興盛、馬秀娟，《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種）》，上、下冊，哈爾濱：黑龍江

人民出版社，1999。

李興盛等主編，《陳瀏集（外十六種）》，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1。 杜祐寧，《清朝科舉考試與旗人的政治參與》，臺北：秀威資訊，2022。 孟森，《心史叢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6-1917。 林士鉉，《清季東北移民實邊政策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1。 金毓黻，《東北文獻零拾》，潼川：東北大學，1942。 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馬世嘉（Matthew W. Mosca）著，羅盛吉譯，《破譯邊疆．破解帝國：印度問題與

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型》，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 陸海英、王豔春，《盛京三陵》，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2。

208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陸海英編著，《盛京永陵》，瀋陽：瀋陽出版社，2004。 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2002。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 劉廣京，《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 鄧津華（Emma Jinhua Teng）著，楊雅婷譯，《臺灣的想像地理：中國殖民旅遊書

寫與圖像（1683-189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

鄭偉章，《文獻家通考（清——現代）》，上、中、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9。 謝國楨，《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二）日文

吉田金一，《ロシアの東方進出とネルチンスク條約》，東京：近代中国研究セン

ター，1984。

園田一龜，《清朝皇帝東巡の研究》，大阪：大和書院，1944。

二、期刊論文

（一）中文

于春莉，〈桐城經學家馬瑞辰交游考略〉，《蘭台世界》，第 8 期（2016），頁 43-

45。

于春莉，〈桐城經學家馬瑞辰家學淵源考述〉，《文藝評論》，第 12 期（2014），

頁 118-122。

于春莉，〈桐城經學家馬瑞辰著述考〉，《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3 期（2015），頁 16-19。

勾學海、楊艷平、金敏求，〈東北地方志（1949 年前舊志）收藏狀況調查與校核目

錄〉，《圖書館學研究》，第 8 期（2004），頁 74、80-90。

尹子玉，〈論嘉慶朝的遣犯改發〉，《清史研究》，第 3 期（2020），頁 77-91。 王家儉，〈魏源的史學與經世史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 21

期（1993），頁 155-172。

王學玲，〈一個流放地的考察——論清初東北寧古塔的史地建構〉，《文與哲》，

第 11 期（2007），頁 371-408。

王學玲，〈在地景上書寫帝國圖像——清初賦中的「長白山」〉，《中國文哲研究

集刊》，第 27 期（2005），頁 91-121。

王學玲，〈是地即成土——清初流放東北文士之「絕域」紀游〉，《漢學研究》，

24 卷 2 期（2006），頁 255-288。

王學玲，〈從鼎革際遇重探清初遣戍東北文士的出處認同〉，《淡江中文學報》，

209

唐屹軒／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第 18 期（2008），頁 185-223。

左紅衛、孟楠，〈從「斌靜案」看清代駐疆官員與新疆的穩定〉，《中國邊疆史地

研究》，第 16 卷第 3 期（2006），頁 72-80。

任樹民，〈《毛詩傳箋通釋》成書過程及馬瑞辰生年考——兼與何海燕博士商榷〉，

《蘭州學刊》，第 7 期（2011），頁 120-123。

任樹民，〈馬瑞辰、姚瑩交游考述〉，《宜賓學院學報》，第 12 卷第 1 期（2012），

頁 41-43、50。

任樹民，〈馬瑞辰與胡承珙交游考》，《綏化學院學報》，第 5 期（2011），頁 115-

117。

任樹民、李秋，〈馬瑞辰謫戍東北考辨〉，《黃河科技大學學報》，第 3 期（2010），

頁 58-60。

何海燕，〈馬瑞辰生卒年考辨〉，《中國典籍與文化》，第 3 期（2009），頁 117-

118。

李鵬程，〈晚清「經世文編」現象研究〉，《中州學刊》，第 151 期（2006），頁

182-185。

沈豔，〈近代「經世文編」賡續潮流述論〉，《史學月刊》，第 3 期（2004），頁

108-115。

沈豔，〈晚清經世文編的文化特色與文化本質〉，《清史研究》，第 1 期（2000），

頁 69-74。

沈豔，〈晚清經世文編現象的歷史文化透視〉，《江漢論壇》，第 1 期（2000），

頁 58-62。

沈豔，〈晚清獨特的文化景觀——經世文編的相與賡續〉，《孔孟學報》，第 78 期

（2000），頁 321-344。

沈豔，〈試論近代續「經世文編」文化熱潮的成因〉，《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第 32 卷第 4 期（2005），頁 489-492。

孟繁勇，〈清代宗室覺羅發遣東北述略〉，《社會科學戰線》，第 8 期（2016），

頁 122-131。

林士鉉，〈皇矣陪都，實惟帝鄉——乾隆皇帝與滿、漢文《御製盛京賦》〉，《故

宮文物月刊》，第 367 期（2013），頁 52-67。

唐立宗，〈以觀政事：清初姚文爕的雄縣仕宦經歷與修志訴求〉，《新亞學報》，

第 35 期（2018），頁 203-248。

唐屹軒，〈嘉慶皇帝的國家治理及其自我論述〉，《東吳歷史學報》，第 28 期（2012），

頁 117-148。

張杰，〈清代科舉制度對滿族文化發展的多元影響〉，《學習與探索》，第 4 期

（2004），頁 129-133。

210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陳鴻森，〈馬瑞辰樹萱堂詩文輯存〉，《正學》，第 2 輯（2014），頁 322-349。 陸穎琦、谷穎，〈《吉林外記》版本述略〉，《長春師範大學學報》，第 39 卷第 9

期（2020），頁 73-76。

馮家昇，〈我的研究東北史地的計劃〉，《禹貢半月刊》，第 1 卷第 10 期（1934），

頁 2-6。

褚宏霞、姜泓仰，〈清代乾嘉時期東北地區移民清查升科落籍方式探析〉，《泰山

學院學報》，第 213 期（2019），頁 94-99。

趙秉忠，〈論清帝東巡〉，《社會科學輯刊》，第 5 期（1994），頁 121-127。 鄭永昌，〈百年變遷：清初《盛京通志》的編纂及其內容探析〉，《故宮學術季刊》，

第 33 卷第 2 期（2015），頁 143-183。

（二）日文

古市大輔，〈19 世紀後半における清朝の対マンチュリア認識とその変化：「東三 省」の語の用法の変化にみるマンチュリアの「辺境化」〉，《金沢大学歴史 言語文化学系論集．史学．考古学篇》，第 7 號（2015），頁 1-52。

古市大輔，〈『清実録』のなかの「東三省」の語とその用例．用法－18 世紀清朝 の対マンチュリア認識との関わりにも触れながら－〉，《金沢大学歴史言語 文化学系論集．史学．考古学篇》，第 4 號（2012），頁 1-58。

古市大輔，〈清代嘉慶．道光年間における「東三省」の語とその用例．用法：19 世紀前半の清朝の対マンチュリア認識の特徴にも触れながら〉，《金沢大学 歴史言語文化学系論集．史学．考古学篇》，第 6 號（2014），頁 1-42。 森川哲雄，〈「批評．紹介」吉田金一著《ロシアの東方進出とネルチンスク條約》〉，

《東洋史研究》，第 44 卷第 2 號（1985），頁 347-354。

川久保悌郎，〈清代に於ける辺疆への罪徒配流について——清朝の流刑政策と辺 疆 その一——〉，《弘前大学人文社会》，第 15 號（1958），頁 27-60。 川久保悌郎，〈清代満洲の辺疆社会——清朝の流刑政策と辺疆 その二——〉，

《弘前大学人文社会》，第 27 號（1962），頁 54-82。

片岡一忠，〈清朝の「方略」編纂と「皇朝武功紀盛」にみえる趙翼の清朝觀〉，

《歷史人類》，第 37 號（2009），頁 192-155。

黨武彦，〈方観承とその時代：乾隆期における一知識人官僚の生涯〉，《東洋文

化研究》，第 7 卷（2005），頁 67-96。

211

唐屹軒／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三、專書論文

（一）中文

林士鉉，〈絕塞山泉煮龍井——高士奇扈從東巡及其東北見聞〉，藍美華主編，《漢

人在邊疆》，臺北：政大出版社，2014。

徐興慶，〈漢學、蘭學與日本近代化之關連性〉，《東亞知識人對近代性的思考》，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頁 137-142。

謝國楨，〈清初東北流人考〉，《明末清初的學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頁 105-181。

（二）日文

山本英史，〈地方志の編纂と地域社会〉，《清代中国の地域支配》，東京：慶應

義塾大学出版会，2007，頁 303-328。

中見立夫，〈歴史のなかの「満洲」像〉，《満洲とは何だったのか（新装版）》，

東京：藤原書店，2009，頁 13-26。

四、學位論文

李曉川，〈清代集杜詩研究〉，河北大學文學碩士論文，2015。 李錦，〈清代劉鳳誥《集杜詩》研究〉，西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8。 邱惠芬，〈胡承珙馬瑞辰陳奐三家詩經學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

論文，2002。

梅愷，〈鄉間的守望者：清代士紳鄭光祖研究〉，復旦大學碩士論文，2013。 許倩倫，〈清代東北封禁政策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9。

陳寧，〈清代東北書院研究〉，黑龍江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碩士論文，2019。 黃克武，〈《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分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

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賈文華，〈清代封禁東北政策研究綜述〉，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管珮文，〈記憶與實踐：清帝東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4。

趙雪，〈清代吉林地區書院研究〉，廣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碩士論文，

2020。

龔來國，〈清「經世文編」研究——以編纂學為中心〉，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

文，2004。

212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附錄一：清中葉遣戍東北事件表118

序

號

時間

人物

犯行

地點

赦還 時間

備註

《龍沙劍傳

1 嘉慶二年

程煐

因其父程樹榴文字

獄案牽連

齊齊哈爾

嘉慶十七

奇》、《珂雪

年卒

集》、《瑞屏

黑龍江、

詩鈔》

2 嘉慶四年 劉全、呼什圖 憑仗和珅之勢收賄

給索倫、

3 嘉慶六年

4 嘉慶七年

吉蘭泰、索費

防堵川楚白蓮教不

煐阿

力

白倫、林面、

臺灣小刀會成員悔

罪投首

5 嘉慶八年

玉、福森保等

達斡爾

吉林

嘉慶七年

黑龍江

林強、蔡献

努爾瑚訥、長

16 人

都爾嘉及其三

子三孫

都爾哈及子花

蓮布

成慶

恒伯

未能阻攔陳德闖入

拉林、阿

東華門、神武門

勒楚喀

贓私獲罪

盛京

贓私獲罪

盛京

在嘉慶帝前恣行欺

妄

黑龍江

私開煤窖

盛京

嘉慶二十

三年

6

7

嘉慶十年

8 嘉慶十一年

9

10

嘉慶十二年

陳錫鈺、魏廷

鑒、戴書培、

馬河

直隸司書王麗南侵

吞庫銀案

黑龍江

118 據李興盛《東北流人史》附錄整理而成。請參閱：李興盛，《東北流人史》，頁 308-414。

213

唐屹軒／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序

號

時間

人物

犯行

地點

赦還 時間

備註

11 嘉慶十三年

盛住、達林、

慶林、豐林、

崇喜、崇恩、

錫蘭保、

劉六、沈玉、

張受兒

司學習

邱庭漋

萬年吉地案

黑龍江、

吉林

因其父審判案件收

賄牽連

吉林

金湘

挪借庫存

嘉慶年間

卒於戍所

黑龍江

嘉慶十九

年贖罪回

籍

吉林

張鵬升

丁長齡、楊安

录、阿靈寶、

慶祿、劉雲

祥、劉七

嘉慶十四年

竊庫銀

黑龍江

愛星阿

辦事錯謬

卜魁

嘉慶十五

年

劉鳳誥

鄉試洩題

黑龍江、

嘉慶十八

齊齊哈爾

年

《存悔齋

集》、《五代

史補注》

蔡泳受、陶嘉

鼎、秦浩、錢

樹堂、祝廣

平、葉錫嘏、

陶士煜

假印冒領三庫庫銀

案

黑龍江

214

12

13

14

15

16

17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序

號

時間

人物

犯行

地點

赦還 時間

備註

18 嘉慶十六年

蔡井、高啟等

6 人

福建洋盜

黑龍江

19 嘉慶十七年

陳廷圭

行賄私和

吉林

鐵保

刑求無辜導致冤獄

吉林

李亨特

廢弛河工貽誤漕運

黑龍江

《惟清齋全

集》、《熙朝

嘉慶二十

雅頌集》、

三年

《國朝律

介》、《白山

詩介》

《紹興府志》

嘉慶二十

年卒

王樹勛

假托佛法聳惑聽聞

黑龍江 卒於戍所

吉綸

同興

虧缺錢銀廢弛貽誤

嘉慶二十

三年

吉林

盛京

馬瑞辰

寶源局匠役滋事案

盛京

嘉慶十九年

嘉慶二十年

嘉慶二十一

年

朱履中

誣陷李賡芸案

黑龍江、

吉林

嘉慶二十二

塗以輈

年

慶豐及其母妻

二子

海康之妻子女

敬征、屏翰

曾加入天理教

吉林

黑龍江

盛京

嘉慶二十

三年

《龍江百五

鈔》、《玉堂

存稿》、《葉

韵考證》

《養春齋詩

鈔》

20

21

22

23

24

25

26

215

唐屹軒／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序

號

時間

人物

犯行

地點

27 道光元年

王履泰

違制聽曲

28 道光二年

法克精額

馬瑞辰

壇廟工程貪污案

赦還 時間

備註

《雙城堡屯田

紀略》

黑龍江、

吉林

盛京

黑龍江

道光七年

吉林

盛京

盛京

黑龍江

飲酒謾罵

庇護親屬家人行賄

黑龍江 道光九年

詐騙勒索

吉林

慫恿詐騙行為

黑龍江

叩閽罪

開場窩賭

辱罵職官

盛京

吉林

黑龍江

道光九年

29 道光四年

30

31

道光五年

32 33 道光六年

34

35

道光七年

全勝

松本

貴玉

馬五

富綸

福山及其未婚

妻

大祥

萬順

寶興

碩海俞

英和

36 道光八年

道光帝梓宮工程案

吉林(齊齊

道光十一

哈爾)

年

奎照

奎耀

孟林

37 道光十年

貪汙

黑龍江

216

《卜魁集》、

《卜魁城

賦》、《恩福

堂詩鈔》、

《恩福堂筆

記》、《恩福

堂年譜》

《龍沙紀事

詩》、《使青

海草》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時間

人物

犯行

序

號

38

道光十五年

39 40 道光十八年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道光十九年

道光二十年

49 50 道光二十二

年

51 52 道光二十三

豐厚

珠隆阿

陸佳氏

奕籧

瑞珠

有麟

佟鎧、盛福伸

奕紀

佛立

奕竇

溥喜

常功

文彬

綿性

奕竇

酗酒鬧衙署

科場舞弊

汙衊他人致死

食鴉片

賭博

鄉試徇私

虧短庫錢

收受沙布朗餽贈之

銀物

違反髮禁

滋事妄為

滋事妄為

收賄

企圖革去奕彩王爵

擅娶民女為妻

地點

吉林

盛京

盛京

盛京

盛京

盛京

黑龍江

吉林

吉林

盛京

吉林

盛京

盛京

盛京

黑龍江

黑龍江

53

54

55

56

57

年

張成友

向指揮衙門滋事

道光二十四

年

道光二十六

年

道光二十八

年

溥喜

不知悔改任性妄為

吉林

祖連、代昌

武昌民人與旗人鬥

毆案

黑龍江

奕經

審判胡完案逼供

黑龍江

郭洪鵬

持刀傷人

黑龍江

赦還 時間

備註

道光二十

一年

道光三十

年

道光三十

年

道光三十

年

58 道光三十年

奕紀

隨道士薛執中學習

吉林

咸豐三年

217

唐屹軒／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序

號

時間

人物

犯行

地點

赦還 時間

備註

59 咸豐元年

60 咸豐二年

61 咸豐四年 62 咸豐五年 63 咸豐七年

64 咸豐十一年

65 咸豐十一年

慶錫

忠能

丁文瑞、希升

額

杜雙奎、袁添

喜

王喜慶

史光文

替民人求免錢糧

黑龍江

秀崐

琦善

收受史光文贓款

盛京

擅自調兵處理雍沙

番族

吉林

咸豐二年

李黑子

冒充差役收賄

貪汙

入伙搶劫

黑龍江

黑龍江

黑龍江

辱罵官員

黑龍江

與肅順交結來往

黑龍江

打牲烏拉

附錄二：清朝中前期東北地方史志、《大清一統志》資料一覽表119

序

號

1

2

3

時間

編纂者

書名

型態

現存版本

伊把漢、董秉忠

等修，孫成等纂

《盛京通志》 官修

康熙二十三年奉天府刻本；康熙五十

年奉天重刻本

康熙朝

林本裕

《遼載前集》 私修

康熙年間抄本

劉源溥、孫成

修，范勳纂

《錦州府志》 官修

康熙二十二年抄本；《遼海叢書》鉛

印本

119 據〈東北地方志（1949 年前舊志）收藏狀況調查與校核目錄〉一文整理、增補而成，朝代係以刊刻 時間為主。請參閱：勾學海、楊艷平、金敏求，〈東北地方志（1949 年前舊志）收藏狀況調查與校 核目錄〉，頁 74、80-90。

218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序

號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時間

編纂者

書名

型態

現存版本

王奕曾、劉惠宗

修，范勳纂

張文治、項蕙

修，范勳纂

馮昌奕、王琨

修，范勳纂

《錦縣志》

官修 康熙年間抄本；《遼海叢書》鉛印本

《廣寧縣志》 官修

《寧遠州志》 官修

康熙二十一年抄本；《遼海叢書》沿

印本(缺卷七、卷八)

康熙二十一年抄本；《遼海叢書》鉛

印本

駱雲修

《蓋平縣志》 官修 康熙年間抄本；《遼海叢書》鉛印本

楊鑣修，施鴻纂 《遼陽州志》 官修

康熙二十年抄本；《遼海叢書》鉛印

本

賈弘文修，董國

祥纂

賈弘文纂輯，李

廷榮補輯

劉超凡修，周志

煥補輯

《鐵嶺縣志》 官修

印本

康熙年間抄本、刻本；《遼海叢書》

《鐵嶺縣志》 官修 康熙二十二年抄本；《遼海叢書》本

《開原縣志》 官修

康熙年間抄本；《遼海叢書》本

方式濟

《龍沙紀略》 私修

刻《述本堂詩集》本；嘉慶十四年

乾隆年間《四庫全書》本；桐城方氏

方拱乾

張縉彥

《寧古塔志》／

《絕域紀略》

私修

《寧古塔山水

紀》

私修

《述本堂詩集》本

道光《昭代叢書》刻本；光緒重印

《昭代叢書》本

康熙年間松石齋刻本；1984 年黑龍江

人民出版社鉛印本

219

唐屹軒／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士人的東北論述

序

號

15

17

18

19

20

21

22

23

時間

編纂者

書名

型態

現存版本

16 雍正朝

康熙六十年刻本；道光《賜硯堂叢

書》本、《昭代叢書》本、《小方壺

吳桭臣

《寧古塔紀略》 私修

齋輿地叢鈔補編》本、《浙西村舍匯

刻》本、《浙學廬叢書》本、《知眼

齋叢書》本等

呂耀曾、王河

修，魏樞等纂

宋筠、王河修，

魏樞等

《盛京通志》 官修 雍正十二年鈔本；遼東志九卷鉛印本

《盛京通志》 官修

乾隆元年刻本；咸豐二年補刻本

蔣廷錫等

《大清一統志》 官修

汪由敦等

《盛京通志》 官修

乾隆十三年武英殿本

和珅等

續修《大清一

統志》

官修

乾隆朝

阿桂等修，劉謹

之、程維岳纂

《盛京通志》 官修

乾隆四十九年武英殿刻本；《四庫全

書》寫本；民國六年鉛印本

哈達清格修纂 《塔子溝紀略》 私修

乾隆三十八年刻本；清抄本；《遼海

叢書》鉛印本

光緒十七年《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方觀承

《卜魁風土紀》 私修

本；宣統元年《龍沙六種》本；上海

著易堂鉛印本

220

《成大歷史學報》第六十六號

序

號

時間

編纂者

書名

型態

現存版本

24 嘉慶朝

西清

《黑龍江外紀》 私修

刻》本；光緒二十六年《廣雅書局叢

嘉慶十五年抄本；光緒《漸西村舍叢

書》刻本

25

穆彰阿等

三修《大清一

統志》／《嘉

慶重修一統

志》

官修

道光朝

光緒二十一年桐廬袁氏刻《漸西村舍

匯刻》本；光緒二十三年、二十六

薩英額

《吉林外紀》 私修

年、二十九年，民國二十四至二十六

年、二十八年等刻本、印本、鉛印

本；光緒二十六年刻本二冊

英和

《卜魁紀略》 私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隋汝齡

《遼海志略》 私修

稿本；金毓黻鈔本；殘卷四冊；殘卷

五冊

咸豐朝

台隆阿修，李翰

穎纂

全祿修，張式金

等纂

《岫巖志略》 官修 咸豐七年抄本；《遼海叢書》鉛印本

《開原縣志》 官修

抄本；咸豐七年刻本；《遼海叢書》

本

26

27

28

29

30

（責任編輯：林鈺涵、洪穎亮）

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