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祠祿制度與文學研究—以陸游(1125-1210)為中心的考察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宋代祠祿制度與文學研究—以陸游(1125-1210)為中心的考察 羅墨軒

Date of Award: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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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load date: 17 Apr, 2026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Master of Philosophy

THESIS ACCEPTANCE

DATE: January 18, 2021

STUDENT'S NAME: LUO Moxuan

THESIS TITLE: 宋代祠祿制度與文學研究—以陸游(1125-1210)為中心的考察

A Study of Ci Lu (Temple Salary) Official System and Literature of the Song Dynasty- Exemplified by the Life and Works of Lu You (1125-1210)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e above student's thesis has been examined by the following panel members and has received full approval for acceptance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Philosophy.

Chairman:

Prof Liu Min-hua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Interpreting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HKBU (Designated by the Dean of Faculty of Arts)

Internal Members:

Prof Zhang Meil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KBU (Designated by the Head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r Chan Hon Ma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KBU

External Examiner:

Dr Tsui Wa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sued by Graduate School, HKBU

宋代祠祿制度與文學研究

——以陸游（1125-1210）為中心的考察

A Study of the Ci Lu (Temple Salary) Official System 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Song Dynasty-

Exemplified by the Life and Works of Lu You (1125-1210)

羅墨軒

哲學碩士學位課程

導師：

陳漢文博士（香港浸會大學）

2021 年 1 月

聲明

本文是本人於香港浸會大學修讀哲學碩士學位課程期間完成的論文。此論文

從未在其他學院發表作為考取文憑、學歷或其他學位之用。

我已閱畢大學現行的研究倫理指引，按照大學研究倫理委員會（REC）規定

的步驟進行研究，並為此負責。我已盡可能識別在研究中可能產生之風險，

並已取得相關的研究倫理，亦明白我在當中的責任和研究參與者之權利。

簽名：

日期：01/2021

i

提要

本文的主要研究話題是祠祿制度和文學創作的互動，陸游是文章主要的

研究對象。

本文藉助歷史與文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在釐清祠祿制度發展脈絡及陸

游個人奉祠經歷的基礎上，探討作為宋代獨有的、用以安置官員且具備優待

與懲戒雙重性質的祠祿制度對陸游的創作產生的影響。其中既包括陸游面對

祠祿的心態變化，陸游祠官書寫的藝術特徵及其奉祠心態在其他主題詩歌中

的呈現。最後以此拓展到祠祿制度與宋代文學的互動上，揭示祠祿制度在宋

代文學研究中的視角作用。這在宋代文學研究領域，是一個尚未被關注太多

的話題。

文章將以歷史的考察為基礎。第二章和第三章將分別從祠祿制度的發展

歷程及陸游本人的奉祠經歷兩個角度切入，前者探討祠祿制度發展過程中的

性質與功能變化，並著重強調其閑廢官員、打擊異黨的一面，由此產生其存

在於朝野與江湖之間的中間地位和優懲並存的雙重性質，後者則討論陸游多

次且長期擔任祠官的因由，背景和性質。

從第四章開始，文章將展開文學方面的考察。第四章討論在不同奉祠階

段，陸游的心態變化。結合具體的作品和創作的環境，並以上章討論的獲祠

性質為基礎，研究陸游面對祠祿時表現出的對抗、痛苦、失意、宣洩、接納、

欣喜、愧疚、壓力、遺憾等豐富情感。第五章探討祠官書寫的藝術特徵，從

詩題、意象、稱謂、典故四個角度，研究祠官書寫平淡與淵雅共存的風格以

及對個人情感的表達，發掘祠官書寫注重表達私情的一面，而較少有現實意

義或政治意味較強的創作。第六章將探討祠官身份與奉祠心態在其他主題作

品中的呈現，以海棠詩和評杜詩為代表，討論陸游的奉祠心態在這些作品中

的體現，以及祠祿如何影響這些同一主題的作品。

最後一章在揭示以祠祿為視角切入，對陸游的心態變化和思想觀念研究

有所助益的意義的同時，也將討論南宋其他士人面對祠祿與祠官身份表達的

豐富情感。同時，本章將進一步拓寬視野，探討祠祿與文學在科舉、黨爭、

ii

地域、傳播等方面的互動。

綜上，經由對陸游這一個案的詳細考察以及對其他士人的奉祠研究，祠

祿制度優待懲戒並存的特殊性及其在宋代文學考察中的視角作用是值得未來

繼續深入研究的話題。這一制度不同於貶謫，亦不同於隱逸，更像是一片

「灰色地帶」。士人面對這一身份表現出的情感，也因獲祠的性質和因由而

有所不同。因而通過祠祿制度這一視角，我們可以嘗試找到一條在未來研究

宋代文學與宋代士人心態的新路徑。

iii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i Lu official system

and the literary produc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life and works of Lu You will

be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This dissertation starts with the discuss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 Lu official system and how it influenced Lu You's life and

works. Chapter two and chapter three will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 Lu

official system and Lu You's experience as the Ci Lu official. Both chapters will

discuss the changes of the nature of the Ci Lu official system and emphasize its

political function of the punishment on Song literati. We will then discuss the

reason, background and nature of Lu You’s experience as the Ci Lu official.

Chapter four discusses the literary works of Lu You and investigates how he

expressed his emotions on this particular Ci Lu official system. Our research shows

that Lu You suffered painfulness, frustration, and experienced joyfulnes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his positions as the Ci Lu official. Chapter five studies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Lu You’s poems written about the Ci Lu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use of poetic titles, images, naming, and allusions. These aspects reflect the

coexistence of the poetry styles of plainness and elegance in Lu You’s works and

the intense lyricism shows that the writing of Ci Lu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oet’s personal emotions. Lu You’s attitude of being an official of the Ci Lu

affected his writings on other themes, such as the writing of haitang and the

evaluation of Du Fu.

The last chapter reveals the significance of Lu You's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the Ci Lu official system. The Ci Lu official system is a new perspective in the study

of Song literature. It opens a new area for us to examin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literature produc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other social and political topics

such as regional culture, communication systems,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factional political struggle.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Lu You and the Ci Lu official

system, we can try to find a new way to explore the literature and the mentality of

literati in the Song Dynasty.

iv

謝辭

在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攻讀哲學碩士學位期間，我經歷了收穫滿滿的兩

年。

如果說本科階段的教育重在打基礎，那麼哲學碩士學位課程則是引領我

們初步進入到學術研究殿堂中的鑰匙。在邁向學術研究的道路上，我要感謝

的人有很多。

首先要感謝的是我的論文導師陳漢文教授。陳老師寬和細緻，嚴厲而又

溫和。在入學不久，即令我開出要閱讀的書單，並加以指點，為我展開研究

鋪平了道路。在確定論文題目時，陳老師經常告誡我要有清晰的問題意識，

這包括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到了論文寫作過程中，陳老師又非常

注重論文架構的設置以及語言表達過程中的邏輯性。我在以往撰寫論文的時

候，頗有些天馬行空的味道，常常隨意揮灑，而陳老師的指導恰恰彌補了這

些缺點，讓我在以後的研究過程中學會了如何去運用縝密的邏輯和明快的語

言來組織論文，把要說的話、要表達的觀點，嚴謹而清晰地呈現給讀者。

其次也要感謝中文系的張宏生教授、盧鳴東教授、陳偉強教授、張美蘭

教授、宗靜航教授、葛亮教授以及饒宗頤國學院的陳致教授、史亞當教授等

諸多師長。在我入學伊始，諸位老師就在學術、生活以及未來發展等方面對

我關懷備至，對我承擔的系內工作也給予了大量支持，令我在中文系感受到

了家一樣的溫暖。感謝中文系的李嘉汶女士、趙嬿苡女士、鄭秀芳小姐以及

梁港兒女士，四位秘書及文員的辛勤工作，幫助我們解決了不少困難，使得

我們在中文系的學習生活可以高效運轉。感謝中文系的劉倚含、王輝、邢小

萱、李日康、孔燕君、謝冰青、徐鳳儀、黃品庭、羅進昌、龐琨、郭倩夢、

張夢如等各位學長學姐，他們在我初入學時給予了我很多幫助，幫助我快速

適應緊張而充實的讀研生活，無論是在系里一同學習、一起進步、一起幫忙

辦會和其他各種活動；還是一起出去開研討會、一起逛街、一起感受各地不

同的風俗，都將是我以後最珍貴的回憶。感謝外出參會時認識的諸多師長、

學友，他們的指點和鼓勵令我獲益匪淺，更令我堅定了繼續學術研究的信心。

v

最後要特別感謝的是我的父母。其實我早已到了為家中做出貢獻的時候，

但在求學的道路上，他們一直都支持我的夢想，並為此承擔了許多家務。如

果沒有父母的支持，我相信也不會有這篇論文的完成。若允許，我希望自己

可以在文章開頭加上「謹以此文，獻給我親愛的父母。」

在這個疫情余波尚存的夏日，我想再次把我最真摯的感激，獻給上面的

所有人。我希望自己可以在未來，用百倍的努力和更加優異的學術成果，來

回報各位對我的指點、關心與照顧。

是為記。

vi

目錄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問題綜述：陸游及其祠祿官身份 ∙∙∙∙∙∙∙∙∙∙∙∙∙∙∙∙∙∙∙∙∙∙∙∙∙∙∙∙∙∙∙∙∙∙∙∙∙∙∙∙∙∙∙∙∙∙∙∙∙1

第二節、研究對象：作為合適樣本的陸游 ∙∙∙∙∙∙∙∙∙∙∙∙∙∙∙∙∙∙∙∙∙∙∙∙∙∙∙∙∙∙∙∙∙∙∙∙∙∙∙∙∙∙∙∙∙∙∙∙∙4

第三節、回顧反思：祠祿制度與文學創作 ∙∙∙∙∙∙∙∙∙∙∙∙∙∙∙∙∙∙∙∙∙∙∙∙∙∙∙∙∙∙∙∙∙∙∙∙∙∙∙∙∙∙∙∙∙∙∙∙∙9

第四節、思路架構：方法說明與篇章安排 ∙∙∙∙∙∙∙∙∙∙∙∙∙∙∙∙∙∙∙∙∙∙∙∙∙∙∙∙∙∙∙∙∙∙∙∙∙∙∙∙∙∙∙∙∙∙∙13

第二章、祠祿制度的發展及細則 ∙∙∙∙∙∙∙∙∙∙∙∙∙∙∙∙∙∙∙∙∙∙∙∙∙∙∙∙∙∙∙∙∙∙∙∙∙∙∙∙∙∙∙∙∙∙∙∙∙∙∙∙∙∙∙∙∙∙∙∙∙∙∙∙∙∙∙∙∙∙∙16

第一節：祠祿制度的發展脈絡 ∙∙∙∙∙∙∙∙∙∙∙∙∙∙∙∙∙∙∙∙∙∙∙∙∙∙∙∙∙∙∙∙∙∙∙∙∙∙∙∙∙∙∙∙∙∙∙∙∙∙∙∙∙∙∙∙∙∙∙∙∙∙∙∙∙∙∙16

第二節、宋代祠官的任官細則 ∙∙∙∙∙∙∙∙∙∙∙∙∙∙∙∙∙∙∙∙∙∙∙∙∙∙∙∙∙∙∙∙∙∙∙∙∙∙∙∙∙∙∙∙∙∙∙∙∙∙∙∙∙∙∙∙∙∙∙∙∙∙∙∙∙∙∙22

第三章、陸游奉祠的因果與性質 ∙∙∙∙∙∙∙∙∙∙∙∙∙∙∙∙∙∙∙∙∙∙∙∙∙∙∙∙∙∙∙∙∙∙∙∙∙∙∙∙∙∙∙∙∙∙∙∙∙∙∙∙∙∙∙∙∙∙∙∙∙∙∙∙∙∙∙∙∙∙∙28

第一節、帶有懲戒閑廢性質的奉祠史實考證 ∙∙∙∙∙∙∙∙∙∙∙∙∙∙∙∙∙∙∙∙∙∙∙∙∙∙∙∙∙∙∙∙∙∙∙∙∙∙∙∙∙∙∙28

第二節、帶有保護禮遇性質的奉祠史實考證 ∙∙∙∙∙∙∙∙∙∙∙∙∙∙∙∙∙∙∙∙∙∙∙∙∙∙∙∙∙∙∙∙∙∙∙∙∙∙∙∙∙∙∙30

第四章、陸游的祠官書寫及心態變化 ∙∙∙∙∙∙∙∙∙∙∙∙∙∙∙∙∙∙∙∙∙∙∙∙∙∙∙∙∙∙∙∙∙∙∙∙∙∙∙∙∙∙∙∙∙∙∙∙∙∙∙∙∙∙∙∙∙∙∙∙∙∙∙40

第一節、諷刺與對抗：身負謗責的鬥爭 ∙∙∙∙∙∙∙∙∙∙∙∙∙∙∙∙∙∙∙∙∙∙∙∙∙∙∙∙∙∙∙∙∙∙∙∙∙∙∙∙∙∙∙∙∙∙∙∙∙∙∙40

第二節、失望與痛苦：政治失意的宣洩 ∙∙∙∙∙∙∙∙∙∙∙∙∙∙∙∙∙∙∙∙∙∙∙∙∙∙∙∙∙∙∙∙∙∙∙∙∙∙∙∙∙∙∙∙∙∙∙∙∙∙∙46

第三節、欣喜與享受：心態的逐步調整 ∙∙∙∙∙∙∙∙∙∙∙∙∙∙∙∙∙∙∙∙∙∙∙∙∙∙∙∙∙∙∙∙∙∙∙∙∙∙∙∙∙∙∙∙∙∙∙∙∙∙∙52

第四節、愧疚與負罪：絕意進取的表現 ∙∙∙∙∙∙∙∙∙∙∙∙∙∙∙∙∙∙∙∙∙∙∙∙∙∙∙∙∙∙∙∙∙∙∙∙∙∙∙∙∙∙∙∙∙∙∙∙∙∙∙56

第五節、反思與遺憾：遲暮回望的消沉 ∙∙∙∙∙∙∙∙∙∙∙∙∙∙∙∙∙∙∙∙∙∙∙∙∙∙∙∙∙∙∙∙∙∙∙∙∙∙∙∙∙∙∙∙∙∙∙∙∙∙∙60

第五章、陸游祠官書寫的藝術特徵 ∙∙∙∙∙∙∙∙∙∙∙∙∙∙∙∙∙∙∙∙∙∙∙∙∙∙∙∙∙∙∙∙∙∙∙∙∙∙∙∙∙∙∙∙∙∙∙∙∙∙∙∙∙∙∙∙∙∙∙∙∙∙∙∙∙∙∙65

第一節、詩題的創制：身份彰顯與情事兼備 ∙∙∙∙∙∙∙∙∙∙∙∙∙∙∙∙∙∙∙∙∙∙∙∙∙∙∙∙∙∙∙∙∙∙∙∙∙∙∙∙∙∙∙66

第二節、日常的書寫：瑣細意象與情感表達 ∙∙∙∙∙∙∙∙∙∙∙∙∙∙∙∙∙∙∙∙∙∙∙∙∙∙∙∙∙∙∙∙∙∙∙∙∙∙∙∙∙∙∙69

第三節、稱謂的使用：知識傾向與仕隱選擇 ∙∙∙∙∙∙∙∙∙∙∙∙∙∙∙∙∙∙∙∙∙∙∙∙∙∙∙∙∙∙∙∙∙∙∙∙∙∙∙∙∙∙∙71

第四節、典故的驅使：淵雅風格與情感寄託 ∙∙∙∙∙∙∙∙∙∙∙∙∙∙∙∙∙∙∙∙∙∙∙∙∙∙∙∙∙∙∙∙∙∙∙∙∙∙∙∙∙∙∙77

第六章、陸游的奉祠心態在其他詩歌的體現 ∙∙∙∙∙∙∙∙∙∙∙∙∙∙∙∙∙∙∙∙∙∙∙∙∙∙∙∙∙∙∙∙∙∙∙∙∙∙∙∙∙∙∙∙∙∙∙∙∙∙∙83

第一節、議海棠：情感轉換與身份調度 ∙∙∙∙∙∙∙∙∙∙∙∙∙∙∙∙∙∙∙∙∙∙∙∙∙∙∙∙∙∙∙∙∙∙∙∙∙∙∙∙∙∙∙∙∙∙∙∙∙∙∙83

第二節、評杜甫：態度轉變與心態投射 ∙∙∙∙∙∙∙∙∙∙∙∙∙∙∙∙∙∙∙∙∙∙∙∙∙∙∙∙∙∙∙∙∙∙∙∙∙∙∙∙∙∙∙∙∙∙∙∙∙∙∙90

第七章、祠官文學概念的再審視及其考察維度 ∙∙∙∙∙∙∙∙∙∙∙∙∙∙∙∙∙∙∙∙∙∙∙∙∙∙∙∙∙∙∙∙∙∙∙∙∙∙∙∙∙∙∙∙∙∙∙98

第一節、陸游祠官書寫的考察及意義 ∙∙∙∙∙∙∙∙∙∙∙∙∙∙∙∙∙∙∙∙∙∙∙∙∙∙∙∙∙∙∙∙∙∙∙∙∙∙∙∙∙∙∙∙∙∙∙∙∙∙∙∙∙∙∙98

vii

第二節、南宋士人奉祠的心態與情感 ∙∙∙∙∙∙∙∙∙∙∙∙∙∙∙∙∙∙∙∙∙∙∙∙∙∙∙∙∙∙∙∙∙∙∙∙∙∙∙∙∙∙∙∙∙∙∙∙∙∙∙∙∙104

第三節、祠官文學的考察問題及開拓 ∙∙∙∙∙∙∙∙∙∙∙∙∙∙∙∙∙∙∙∙∙∙∙∙∙∙∙∙∙∙∙∙∙∙∙∙∙∙∙∙∙∙∙∙∙∙∙∙∙∙∙∙∙111

參考書目 ∙∙∙∙∙∙∙∙∙∙∙∙∙∙∙∙∙∙∙∙∙∙∙∙∙∙∙∙∙∙∙∙∙∙∙∙∙∙∙∙∙∙∙∙∙∙∙∙∙∙∙∙∙∙∙∙∙∙∙∙∙∙∙∙∙∙∙∙∙∙∙∙∙∙∙∙∙∙∙∙∙∙∙∙∙∙∙∙∙∙∙∙∙∙∙∙∙∙∙∙∙∙∙∙∙∙∙∙∙117

履歷 ∙∙∙∙∙∙∙∙∙∙∙∙∙∙∙∙∙∙∙∙∙∙∙∙∙∙∙∙∙∙∙∙∙∙∙∙∙∙∙∙∙∙∙∙∙∙∙∙∙∙∙∙∙∙∙∙∙∙∙∙∙∙∙∙∙∙∙∙∙∙∙∙∙∙∙∙∙∙∙∙∙∙∙∙∙∙∙∙∙∙∙∙∙∙∙∙∙∙∙∙∙∙∙∙∙∙∙∙∙∙∙∙∙∙∙∙∙128

viii

圖表目錄

表 1.陸游祠官身份書寫作品表 ∙∙∙∙∙∙∙∙∙∙∙∙∙∙∙∙∙∙∙∙∙∙∙∙∙∙∙∙∙∙∙∙∙∙∙∙∙∙∙∙∙∙∙∙∙∙∙∙∙∙∙∙∙∙∙∙∙∙∙∙∙∙∙∙∙∙∙∙∙∙∙∙∙∙∙∙∙∙∙6

表 2.祠祿與祠官之稱謂表 ∙∙∙∙∙∙∙∙∙∙∙∙∙∙∙∙∙∙∙∙∙∙∙∙∙∙∙∙∙∙∙∙∙∙∙∙∙∙∙∙∙∙∙∙∙∙∙∙∙∙∙∙∙∙∙∙∙∙∙∙∙∙∙∙∙∙∙∙∙∙∙∙∙∙∙∙∙∙∙∙∙∙∙∙∙72

ix

第一章、緒論

本文在回顧陸游（1125-1210）擔任祠祿官的經歷及相關創作風貌的基

礎上，以侯體健所提之「祠官文學」的概念為切入點，1探討陸游面對這一

身份時表現出的矛盾、複雜與多樣化的情感，在研究陸游在祠官書寫中體現

出的心態的同時，也探討以祠祿作為一種觀察視角來審視南宋文學的合理性，

其中涉及的問題主要有祠官書寫本身的藝術特點以及祠官體驗在其他題材詩

歌中的影響，包括對海棠的書寫和對杜甫的評價，以對「祠官文學」這一概

念再加審視、進行補充，並發現作為一種考察視角的祠祿制度在研究南宋士

人創作時的作用。2

第一節、問題綜述：陸游及其祠祿官身份

陸游詩中首先為人稱道者，乃其經久不息的恢復之志與悲憤之情。清人

趙翼言：

宋詩以蘇、陸為兩大家，後人震於東坡之名，往往謂蘇勝於陸，

而不知陸實勝蘇也。……朝廷之上，無不以划疆守盟、息事寧人為上

策，而放翁獨以復仇雪恥，長篇短詠，寓其悲憤。3

在趙翼（1727-1814）看來，陸游與蘇軾皆為宋詩之高峰，但若要在蘇、

陸二人中分出高下，恐怕陸游要更勝一籌，其因正在於陸游詩中寄託的雪恥

之志與滿腔悲憤。與趙翼相比，與陸游時代更近的劉辰翁（1232-1297）的

評論更值得深思：

陸放翁詩萬首，今日入關，明日出塞，渡河踐華，皆如昔人想見

狼居胥伊吾北，有志無時，載馳載驅，寱語出狂徒，以資今人馬上之

1 這一概念由復旦大學侯體健先生首先提出，本文會於後就這一概念的提出與內容詳加論述。 2 這裡採用余英時的看法，將士人視為古代的知識分子。參看［美］余英時：《士與中國文 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31-33。 3 ［清］趙翼：《甌北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年），頁 79。

1

一笑。然今人馬上萬里復少此。4

劉辰翁處於宋末危亡之際，他對陸游的理解比趙翼的分析更進一步。在

劉辰翁看來，陸游詩之所以有悲憤鬱結的悲壯之美，得益於他未得其時的境

遇。這提醒我們若從反面考慮，便誠如韓愈（768-824）所講：「大凡物不

得其平則鳴。」5陸游的恢復之聲所以能感人心脾，一則自然得益於其本心

真情之流露，二則恰是因這樣的志向難以實現，從而對其愛國詩篇的成功起

到了助推作用。陸游的恢復之志難以實現，不僅表現在他難為中央所容，仕

宦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外地度過，而且還與他長期里居山陰，賦閑在家有

關。在這些理想難以實現的苦悶歲月中，有一種身份常常伴隨著陸游——祠

祿官。

開禧二年（1206）夏，八十二歲的陸游在山陰回顧一生，感慨道：「五

侍仙祠兩挂冠，此生略有半生閑。」6詩中追述自己五次奉祠，兩次致仕的

經歷，言語之間充滿唏噓。陸游生於徽宗宣和七年（1125），卒於寧宗嘉定

二年（1209），7享八十五歲高壽，歷徽、欽、高、孝、光、寧六朝帝王，

在這八十五歲的光景中，陸游的仕宦經歷非常曲折，與祠祿為伴的生活佔據

了相當大的比重。如果我們從紹興二十八年（1158）陸游以福州寧德縣主簿

入仕算起，至嘉泰三年（1203）致仕止，在他四十五年的仕宦生涯中，有至

少十七年的時間都攜帶著祠官身份。陸游常常把這一身份寫進作品當中。這

一身份的出現既影響了陸游的情感變化，也影響到了他的詩歌創作。對這一

身份的書寫體現出陸游在宦海沉浮中與朝廷或近或遠的聯繫，為我們展示了

他在雲譎波詭的政治鬥爭和清閒安逸的閒居生活中左右搖擺、起伏不定的情

感世界。

我們在這裡先就祠祿制度作簡要介紹，詳細考證則留待後文進行。所謂

4 ［宋］劉辰翁：《須溪集》，卷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 年），頁 2b。 5 ［唐］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頁 233。 6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頁 3546。 7 陸游卒於嘉定二年末，該年十二月月小，故以公元紀年法可其卒於公元 1210 年。

2

祠祿制度，即是宋朝政府委派一些官員，管理京城以及地方建造的諸多宮觀、

岳廟，並領取一定的俸祿。任官者即稱為祠祿官，亦可簡稱祠官。這一身份

的特殊性就在於其既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官員，也不同於完全落入地方的遊

士或謁客。西方漢學界曾提出南宋士人落入地方後，成為「地方精英」的過

程。8祠祿官身份便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或者說，祠祿制度成

為了一種常見的令士人落入地方的渠道。

就該制度的發展而言，北宋與南宋出現了較大的差異。梁天錫有一種分

期意見，他將祠祿制度分成雛模（真宗朝）、轉變（仁宗、英宗朝）、成長

（神宗、哲宗朝）、鼎盛（徽宗、欽宗朝）、冗濫（高宗朝）、凝固（孝、

光、寧、理、度、㬎、端、昺八朝）六個階段。9陸游五次擔任祠官，皆在

最後一個時期即凝固階段中。

南宋的祠祿制度非常特殊，這主要表現在奉祠人數的大量增加和破格予

祠的大量出現上——梁言：

南渡初，版圖縮減，百官員闕不足以應寒士需求，遂立權差與添

支之例，廣宮廟以容之。時奉祠者，在千員以上。10

按照梁天錫先生的觀點，南宋大量祠祿置官現象的出現，與版圖的縮減、

冗官冗員的增多關係密切。但不可忽略的是，祠祿官的大量出現也與祠祿制

度本身的性質變化有關係。這一官職從最開始的佚老優賢慢慢轉變成為一種

打擊異黨、安置政敵的政治工具。它一方面有貶謫的意味在其中，另一方面

也因居住的便利、俸祿的發放、仕籍的保留等特點具有一定的優待性質。對

這一身份的書寫，也就隨之呈現出與所謂的「貶謫文學」或是江湖遊士的創

作不一樣的風貌。這一制度的發展變化及其對士人心靈與情感世界的呈現以

及獨特性，我們會在後文再做闡述。

在祠祿官大量湧現的情況下，南宋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文學家如陸游、

8 ［美］包弼德（Peter K.Bol）著、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南京：江蘇人民 出版社，2001 年），頁 37。 9 梁天錫：《宋代祠祿制度考實》（臺北：學生書店，1977 年），頁 10-11。 10 同上注，頁 302。

3

楊萬里（1127-1206）、辛棄疾（1140-1207）、范成大（1126-1193）、朱熹

（ 1130-1200 ） 、 呂 祖 謙 （ 1137-1181 ） 、 周 必 大 （ 1126-1204 ） 、 尤 袤

（1127-1194 ）、樓鑰（1137-1213 ）、魏了翁（1178-1237 ）、真德秀

（1178-1235）、劉克莊（1187-1269）、文天祥（1236-1283）等皆有過擔任

祠祿官的經歷。在諸多擔任過祠祿官的文學家中，陸游以其祠祿官書寫中呈

現出的豐富情感而成為我們分析的對象。

第二節、研究對象：作為合適樣本的陸游

陸游之所以適合作為本文分析對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北宋士人對於

祠官身份並沒有強烈的自覺，且呈現出的情感世界較為單一，二是祠官身份

大量出現在陸游的詩作中，三是他本人對這一身份表現出了豐富而複雜的感

情。

從第一點來看，我們可舉蘇軾（1037-1101）為例進行分析。蘇軾曾對

祠官身份表現出一定的徘徊心理。元符三年（1100）六月，蘇軾離開海南，

踏上北歸之路，十一月經過英州，接詔命：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

外州軍任便居住。蘇軾是次奉祠至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六月致仕止，

前後歷時半年之餘。雖然時間不長，但在此期間的一些作品似有談及祠祿之

意。蘇軾的這次奉祠，是朝廷所賜，而並非自請，加之此時徽宗剛剛即位，

尚未出現韓忠彥（1038-1109）和曾布（1036-1107）同朝的居中調和之局面，

而是呈現出重新起用新黨的態勢：

凡紹聖、元符以還，惇所斥逐賢大夫士，稍稍收用之。11

可見這次予祠是帶有禮遇性質的。蘇軾也深知這一點，他寫道：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正位龍飛，對時虎變。神武不殺，豈非受命

之符；清淨無為，坐獲消兵之福。聰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草

木之微，共霑雷雨之澤。12

11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頁 8630。 12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708。

4

這已清晰地表露出自己的感激之意。但這次奉祠亦給蘇軾帶來了一些困

擾。蘇軾想要借此次祠祿之便回到故鄉眉山：「劍關西望七千里，乘興真為

玉局遊。」13但後來內心又產生矛盾：「玉局西南天一角，萬人沙苑看孤

飛。」14他也想過藉助是次祠祿前往蘇轍處：

某此行本欲居淮、浙間，近得子由書，苦勸來穎昌相聚，不忍違

之，已決從此。15

但後來終究又沒有成行，他說自己一方面是「甚省力避害也，」16另一

方面也考慮到了蘇轍的經濟問題：「又聞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諉

之。」17蘇軾此時已六十六歲，突然遇赦北返，朝中政局撲朔迷離，攻訐之

事時有所聞，他的每一步打算可能都決定了自己餘生之所向。因此雖然此次

予祠帶有禮遇性質，但蘇軾還是顯得格外小心，在出仕與退隱之間稍顯猶豫。

除了〈提舉玉局觀謝表〉這樣的例文寫作外，蘇軾並沒有在作品中直接

提及自己的祠官身份，〈過嶺二首〉與〈次韻郭功甫觀予畫雪雀有感二首〉

雖然是就祠祿一事而發，不過語氣依然很模糊，沒有對這一身份產生非常自

覺的意識。祠祿制度和祠官身份對蘇軾的影響，終究是來自外部的。蘇軾本

人並沒有對這一身份進行過多的討論或明確地表達自己的態度，因此只是一

種單向的聯繫，缺乏詩人、作品與制度之間的互動。

其他的北宋士人也曾書寫過自己的祠官身份，不過由於北宋時祠祿制度

的禮遇性質還相對比較明顯，因此他們的作品大多數流於一種較為單一的感

激之情、歌頌君恩或是對制度本身的讚頌，如宋祁（998-1061）〈和道卿舍

人奉祠太一齋宮〉云：「塵氛不可到，深注五城樓。素瑟少今韻，仙春無俗

秋。」18黃庭堅（1045-1105）〈次韻韓川奉祠西太一宮四首〉其三其四云：

13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注：《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2426。 14 同上注，頁 2455。 15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頁 1688。 16 同上注，頁 1837。 17 同上注，頁 1742。 18 ［宋］宋祁：《景文集》卷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2b。

5

紫府侍臣鳴玉，霜臺玉史生風，官燭論時未了，知秋自屬梧桐。

泰壇下瑞雲黃，雨師灑道塵香。便回猶承墜露，金䤠半吐東墻。

19

蘇轍（1039-1112）〈宣徽使張安道生日〉云：

今年見公商丘側，奉祠太一真仙官。身安氣定色如玉，脫遺世俗

心浩然。20

沈遘（1025-1067）〈奉祠西太乙宮賦〉云：

塘水散兮波已淥，野雪消兮草欲青。時嘉魚之浮躍，間好鳥之嚶

鳴。池籞嚴以望幸兮，於以見承平之多豫；耒耜載以承田兮，於以見

黎民之樂生。21

這些俱是一種感激、感念情感的表達。可見北宋奉祠士人不僅缺少了對

祠官身份的自覺意識，在奉祠期間流露的心態也並不豐富。

從第二點來看，陸游善於記錄日常生活，這得益於陸游日課的習慣，體

現了鮮明了日記式記事的特點。22這一創作特點決定了陸游大量地把自己的

祠官身份寫進詩中，同時也有因友人奉祠而寫的酬唱之作。下面根據《劍南

詩稿》加以整理，列表如下：

表 1.陸游祠官身份書寫作品表

帝王

年號

作品

高宗

紹興（1131-1162） 1.〈送李德遠寺丞奉祠歸臨川〉

孝宗

隆興（1163-1164） 無

19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山谷詩集註》（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3 年），頁 85。 20 ［宋］蘇轍：《欒城集》卷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17a。 21 ［宋］沈遘：《西溪集》卷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1a。 22 周劍之：《宋詩敘事性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年），頁 199。

6

乾道（1165-1173） 無

淳熙（1174-1189） 2.〈蒙恩奉祠桐柏〉、3.〈天台院有小閣下臨

官道予為名曰玉霄〉、4.〈暮秋〉其一、5.

〈簡譚德稱〉、6.〈初春遣興〉其二、7.〈雙

清堂醉臥〉、8.〈奏乞奉祠留衢州皇華館待

命〉、9.〈口占送岩師還大梅護聖〉、10.

〈玉局歌〉、11.〈六言〉、12.〈張時可直閣

書報已得請奉祠雲臺作長句賀之〉、13.〈上

書乞祠〉、14.〈乞祠久未報〉、15.〈上書乞

祠輒述鄙懷〉

光宗

紹熙（1190-1194） 16.〈喜事〉、17.〈縱筆〉、18.〈夜過魯

墟〉、19.〈散吏〉、20.〈次韻范參政書懷〉

其六、21.〈秋雨初晴有感〉、22.〈夜坐〉

（瘦骨倚蒲團）、23.〈上書乞再任沖佑〉、

24.〈秋晚歲登戲作〉其二、25.〈霜草〉、

26.〈奉祠〉、27.〈拜敕口號〉其一、28.

〈拜敕口號〉其二、29.〈十一月十八日蒙恩

再領沖佑鄰里來賀謝以長句〉、30.〈龍

鐘〉、31.〈新闢小園〉其六、32.〈乞奉祠未

報食且不繼〉、33.〈被命再領沖佑有感〉、

34.〈寄子虡〉、35.〈歲暮感懷以餘年諒無幾

休日愴已迫為韻〉其六

寧宗

慶元（1195-1200） 36.〈山園雜詠〉其一、37.〈雨夜書感〉其

一、38.〈七十一翁吟〉、39.〈白首〉、40.

〈夜坐〉（杳杳霜鐘十里聲）、41.〈復竊祠

祿示兒子〉、42.〈初拜再領祠宮之命有

感〉、43.〈歲暮獨酌感懷〉、44.〈夜賦〉

（簷滴新春雨）、45.〈次朱元晦韻題嚴居厚

7

溪莊圖〉、46.〈露坐〉其二、47.〈食新有感

貧居就蔬食至是方稍得肉〉、48.〈病雁〉、

49.〈龜堂自詠〉其二、50.〈新作火閣〉其

一、51.〈祠祿滿不敢復請作口號〉其一、52.

〈祠祿滿不敢復請作口號〉其二、53.〈祠祿

滿不敢復請作口號〉其三、54.〈寒雨中偶

賦〉其二、55.〈冬日出遊十韻〉、56.〈庵中

晨起書觸目〉其三、57.〈三山杜門作歌〉其

五、58.〈五月七日拜致仕敕口號〉其一、59.

〈致仕後述懷〉其四、60.〈遣興〉其二、61.

〈獨夜〉、62.〈對酒〉、63.〈讀蘇叔黨汝州

北山雜詩次其韻〉其四

嘉泰（1201-1204） 64.〈舟中作〉、65.〈近村民舍小飲〉、66.

〈自嘲〉、67.〈上章納祿恩畀外祠遂以五月

初東歸〉其一、68.〈上章納祿恩畀外祠遂以

五月初東歸〉其二、69.〈上章納祿恩畀外祠

遂以五月初東歸〉其四、70.〈受外祠敕〉、

71.〈入秋遊山賦詩略無闕日戲作五字七首識

之以野店山橋送馬蹄為韻〉其三、72.〈歲晚

幽興〉其三、73.〈秋夜感遇十首以孤村一犬

吠殘月幾人行為韻〉其七

開禧（1205-1207） 74.〈夏日感舊〉、75.〈去新春才旬餘霽色可

愛〉、76.〈翦牡丹感懷〉

嘉定（1208-1210） 無

這七十六篇作品均在詩題和內容上對祠祿與祠官身份有較為直接、明顯

的交代。陸游是個高產的作家，存詩近萬，因而這個數字放之於陸游全部的

作品中，不能算佔有很大的比重，但單獨將祠官身份拈出進行創作，的確是

8

對這一身份有特別關注的一種體現。我們在後文分析祠祿書寫的詩題時，還

會談到這一點。

從第三點來看，陸游對祠官身份的直接揀選出來，運用到詩作當中，而

不是將其與致仕混為一談均體現出他有意將這一身份與其他身份如農夫、官

僚、遊士等加以區隔。最關鍵的是，陸游對這一身份表現出了非常豐富而多

樣的情感：對抗、苦悶、徘徊、享受、驚懼……不一而足。這些豐富的情感

為我們藉助祠祿來探討陸游的海棠詩創作和杜甫詩接受打下了基礎。

我們會在後文對陸游奉祠之情感的豐富性加以進一步的分析，故在此只

作對比以說明擇選陸游作為分析對象的合理性。

第三節、回顧反思：祠祿制度與文學創作

回顧過往的研究成果，我們會發現祠祿與文學的互動研究既是一個新領

域，同時也是一個薄弱領域。

學術界對祠祿制度的歷史學考察已取得了相當豐富的成果，其中既有針

對祠祿制度本身的研究，也涉及到了這一制度在當時產生的影響。梁天錫的

《宋代祠祿制度考實》從祠祿制度之產生、名稱、置官沿革、祠官分佈、奉

祠居止、奉祠資歷、祠官任期與遷轉、祠祿影響等方面對祠祿制度進行了全

方位的考察。其餘另有許多研究成果，或在梁著的基礎上補充細節，或旁涉

其他問題，但整體而言，深度和廣度都沒有超過梁著。23在制度的影響方面，

學界則多著眼於吏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24但是，對祠祿制度與文

學創作的探討，目前在學術界而言是一個相對薄弱的環節，只有一些研究成

果以單篇論文的形式發表，下面對這些成果進行評述並探求圍繞這一話題進

23 除梁天錫《宋代祠祿制度考實》外，其餘研究成果散見於各類期刊，如白文固：〈宋代 祠祿制度再探〉，《中州學刊》，1989 年第 6 期；馮千山：〈宋代祠祿與宮觀〉上下， 《宗教學研究》，1995 年第 3、4 期；汪聖鐸：〈關於宋代祠祿制度的幾個問題〉，《中國 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張振謙：〈北宋宮觀官制度流變考述〉，《北方論叢》，2010 年第 4 期等。 24 該類成果如魏天安、劉坤太：〈宋代閑官制度述略〉，《中州學刊》，1983 年第 6 期； 周永健：〈宋代祠祿制度對士大夫的影響〉，《湖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7 年第 3 期； 李光生：〈南宋書院與祠官關係的文化考察〉，《河北大學學報》，2012 年第 5 期。

9

行進一步研究的可能。

劉蔚在〈宋代田園詩的政治因緣〉中指出黨禁黨爭、勸農制度和祠祿制

度是促成田園詩創作興盛的政治機制，在分析祠祿制度對田園詩的影響時，

她指出奉祠歸鄉士人的田園詩精神與陶淵明是有本質區別的，一方面罕有批

判和諷喻意味，另一方面也將閒適悠然之意發揮到了極致。25應當指出，劉

蔚將祠祿制度單獨篩出作為促成田園詩創作興盛的一個政治動因，這本身就

已有了重視祠祿制度影響文學創作的意味，在視角上是較新的。不過，士人

們對自身的祠官身份並非皆持認可態度，而是呈現出多樣的情感，比如徘徊、

彷徨、苦悶、猶疑等，因此考察士人們對祠官身份的態度、剖析他們祠官身

份書寫的情感，是展開研究的第一步。另外既然士人們奉祠期間的創作體現

出了這樣的精神風貌，那麼奉祠之外的創作是否也是如此呢？就心態而言，

致仕後或閑廢期間的創作與奉祠期間的創作是否有不同呢？如果不進行比較，

那麼祠祿制度對詩歌創作產生影響的特殊性便被削弱了。

侯體健是近來在祠祿制度與文學創作的互動研究中頗有創獲的學者。他

以劉克莊為例，除了指出祠祿制度帶來的長期里居為劉克莊提供了創作的時

間和空間外，還指出了長期里居帶來的遊戲詩文現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種閑於詩文創作的人生狀態催生了一批遊

戲色彩極濃的作品……在技巧上更注重鍛煉琢磨，並進一步地發揮出

文學的宣洩功能與愉悅功能……這種遊戲之作也是其里居時期解脫精

神困境、淡化放逐之悲的特殊渠道，有撫慰心靈、安頓生命的作用。

26

這個看法概括出了祠官身份下大多數士人在詩歌中流露出的心態，他單

獨拈出劉克莊的獲祠謝表加以分析，指出他在謝表中表達出的曠達情懷是漸

次增強的。27這實際上也反映出在複雜的朝局中，祠祿給了劉克莊一個反思、

25 劉蔚：〈宋代田園詩的政治因緣〉，《文學評論》，2011 年第 6 期，頁 183-184。 26 侯體健：〈劉克莊的鄉紳身份與其文學總體風貌的形成——兼及「江湖詩派」的再認 識〉，《中山大學學報》，2011 年第 3 期，頁 26-27。 27 侯體健：《劉克莊的文學世界：晚宋文學生態的一種考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3 年），頁 194。

10

淨化、升華內心，化解苦痛的機會。

在此基礎上，他分別於 2015 年和 2018 年發表了〈南宋祠祿官制與地域

詩人群體：以福建為中心的考察〉和〈論南宋祠官文學的多維面相：以周必

大為例〉。在第一篇論文中，他正式提出了專門的「祠官文學」概念。有別

於純粹的貶謫文學或隱逸文學，他將「祠官文學」視為一種觀察南宋文學的

視角，具體而言，從制度的角度講，「祠官文學」包括請祠、奉祠、歸祠、

罷祠等一系列書寫祠官狀態的作品，從文體的角度講，「祠官文學」又包括

與祠祿相關的詩歌、奏劄、謝表等。在感情上，則呈現出較為豐富的狀態：

理想放逐的悲傷、報國無門的遺憾、掙脫政爭的輕鬆、閒居故里的愉悅等。

28在這篇論文中，他強調從他者角度去認識「祠官文學」，一方面，祠祿制

度帶來的士人居鄉造成了地域文人群的聚集；另一方面，旁人圍繞奉祠者祠

官身份的創作也構成了這一概念的重要組成部分。他以以方信孺為核心的福

建士人群體為例進行了更進一步的說明，發掘這一群體因祠祿而聚集的詩歌

酬唱現象，呈現出互相安慰、同氣相應之感，並指出劉克莊作為這一地域文

人的組成之一，詩風受方信孺影響，由纖弱轉為狂放的過程。29

在第二篇論文中，他舉周必大為例，主要討論了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

隆興請祠與乾道請祠之別，前者飽含與佞倖鬥爭的書生意氣，後者則體現其

政治手段逐漸圓熟的一面；二是為胡憲（1085-1162）、李浩（1116-1176）

及從兄周必正（1125-1205）所作的相送唱和之詩，體現出領祠詩文宣洩情

感、互相安慰的作用；三是廬陵文人的聚集，主要是周必大與胡銓、楊萬里

的酬唱之作，均表現出奉祠里居期間淡化政治分歧、強調私誼的傾向。30

這兩篇論文確立了「祠官文學」的基本內涵、研究範圍和認識維度。從

基本內涵上講，侯體健一再強調「祠官文學」並不是獨立的文學概念，而是

對一類文學作品的指稱，具體而言即是指與祠官身份相關的文學作品。從研

28 侯體健：〈南宋祠祿官制與地域詩人群體：以福建為中心的考察〉，《復旦學報》， 2015 年第 3 期，頁 45、47。 29 同上注，頁 44。 30 侯體健：〈論南宋祠官文學的多維面相：以周必大為例〉，《文學遺產》，2018 年第 3 期，頁 71-80。

11

究範圍上講，「祠官文學」包括了奉祠者個人的創作，也包括他人為自己的

祠官身份而作的作品。它既牽扯到對士人個人心態的探析，也包括圍繞奉祠

而產生的同氣相應的唱和。從認識維度上講，則有奉祠、領祠、歸祠、罷祠

等角度。由於乞祠表文屬於應用類公文，自有一些程式化的套語，因而難免

言不由衷。在這一方面，侯體健尤其注重文學文本與歷史環境的結合，進而

挖掘士人乞祠文字背後更深層次的心理誘因。有鑒於此，本文可以繼續沿用

「祠官文學」這一概念。

侯體健的研究具有啟發意義，也為我們留下了更多可開拓的空間。

這首先表現為針對奉祠者的個案研究。侯體健在兩篇論文中較多關注地

域人文的聚合以及他者對祠官身份的書寫，但對士人自身的祠官書寫考察得

相對較少。文人酬唱與聚合是這一制度帶給士人的影響，而奉祠主體自身對

祠官身份的態度及隱匿心態，同樣是我們要關照的對象。侯的研究，對周必

大本人的分析側重於乞祠話語，這是因為周必大本人並不是一個像陸游、楊

萬里這樣的詩人，他更多的時候還是以一個官僚的身份出現，並不太工於詩

歌創作，因此作品的情感表達力度終究是有限的。即便是侯對朱熹、陸游等

人奉祠心態的研究，也只是在論文結尾略有提及，尚不系統。這提示我們在

選擇研究樣本時，一定要選擇既身陷政爭、與當時的歷史環境有互動，同時

又能在文學創作上取得相當成就的士人。

其次表現為祠祿制度特殊性的缺失。這亦是對所謂「祠官文學」概念的

進一步闡釋，即對祠祿的書寫何以能夠成為一個單獨的門類加以審視，值得

更進一步說明。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祠祿制度的特殊性在作品的情

感表達中起到的作用必須得到說明，這種影響可能並不局限於那些專寫祠官

身份的作品中，而同樣表現在其他題材的作品中，由是祠官文學才能因其獨

有的特點而被提出，成為一種可以獨立審視的文學概念。二是士人獲祠後書

寫祠官身份的作品本身有哪些藝術特徵，從而使得這一批作品呈現出較為獨

特的藝術風貌，因而可以被視為獨立的「祠官文學」概念，這一問題在過去

的研究中並沒有太多涉及。這兩點亦是本文力求補充的話題。

實際上，身份（Identity）一詞的性質，可粗略地被分為個人屬性和社

12

會屬性。個人屬性偏重於對自我的認知，社會屬性則是人與社會、他者之間

的情感共鳴或是個體如何被他者認同和接受。31這恰恰就是侯體健的「祠官

文學」概念包含的兩方面內容。

以此理論審視該課題，筆者認為「祠官文學」的社會屬性已經有了較為

深入的討論，而個人屬性方面尚可開拓：在了解祠祿制度的發展脈絡及奉祠

主體獲祠性質的基礎上，考察作者圍繞自己的祠官身份展開的創作。這一討

論大致可分兩個方向，一是奉祠主體對祠官身份的態度，包括猶豫、接納、

無奈、遺憾等種種，也可能兼而有之，較為複雜；二是由此拓展開去，考察

祠官身份對南宋士人詩歌創作產生的影響，比如詩藝的錘煉、遊戲詩文的心

態，亦或是在某一種特定類型的作品如詠物、懷古、讀書詩中產生特殊的情

感，而這種情感的產生正與其祠官身份有關。

第四節、思路架構：方法說明與篇章安排

下面對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和篇章安排作一說明。

首先，本文以歷史研究為基礎，將文學研究與歷史研究相結合。歷史考

察一是指研究制度本身之產生、發展、流變及具體規定；二是指考察陸游奉

祠的誘因、性質及相關政治環境。不過，對歷史的研究並不意味著放棄文學

的本位，本文依然會在歷史研究的基礎上，將落腳點置於文學。在進行文本

細讀時，本文會注意從整體上關懷詩歌思想意旨的表達，並結合創作的歷史

環境，對陸游的心態予以關懷。

如果說上述之論是本文研究方法之宏觀總綱，那麼下面所論則是具體到

文學研究上所要採用的方法。

31 William James.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52, p188. The original text is: The material Self, The social Self, The spiritual Self. Stuart Hall.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Stuart Hall, David Held and Tony McGrew eds.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p276. The original text is: According to this view, which has become the classic sociological conception of the issue, identity is formed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elf and society. The subject still has an inner core or essence that is ‘the real me’, but this is formed and modified in a continuous dialogue with the cultural worlds ‘outside’ and the identities which they offer.

13

第一，本文會以詩歌為主要的考察對象。同時，侯體健的論文提示我們，

圍繞祠祿的謝表、奏啓、劄子等公文也要關注。將詩歌與相關的劄文奏啓進

行對讀，可作為我們探究士人心態的一種輔助。陸游的詩歌成就無須多言，

這裡多提一句以奏啓劄文進行對讀的必要。這類文章一般用駢文寫成，劉壎

曾指出：「謂之四六，又謂之敏博之學，又謂之應用。」32這些文體的功能

性、實用性很強，且必須要在較短時間內收到切實的效果。33宋代駢文經過

王安石（1021-1086）、歐陽修（1007-1072）等人的改造，發展至南宋中前

期時達到繁榮階段，出現了大量四六名家、名作。34陸游便是其中的傑出代

表。明人吳寬評云：

大率宋多彌文，而四六之習滋甚，偶儷萎弱，士恆病之。若斯集

之渾成，讀之新妙可愛，而又何有於厭倦哉！35

這正是說陸游文章能從容地抒寫心曲，故而將這些祠祿文章與其詩歌進

行文本對讀，有助於我們挖掘陸游圍繞祠祿的真實心態。

第二，本文在考察陸游的祠官文學時，會採用縱向與橫向兩種考察維度。

所謂縱向，即注重情感的歷時性變化，找到陸游隱藏在祠官書寫中的情感脈

絡。所謂橫向，即打破一般的時間線索，對陸游的祠官書寫統而觀之，發掘

陸游這類作品不同於其他作品的藝術特色。在此基礎上，結合陸游奉祠的性

質、心態以及祠祿制度本身優待與限制並存的特點，研究祠官體驗和奉祠心

態對陸游其他題材的作品的影響，從而試圖彌補過去研究中對祠祿制度特殊

性不夠重視的缺憾。

基於這樣的思路，筆者對後文的結構安排交代如下：

第二章是制度的考察，主要梳理祠祿制度的產生、發展及流變到南宋時

期的狀況。同時，我們會結合陸游五次奉祠的經歷，對相關的任官細則進行

32 ［元］劉壎：《隱居通議》（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211。 33 周劍之：〈宋代駢文應用觀的成型與演進〉，《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17 年第 2 期， 頁 92。 34 曾棗莊：〈論宋代的四六文〉，《文學遺產》，1995 年第 3 期，頁 62。 35 ［明］吳寬：〈新刊渭南集序〉，載孔凡禮、齊治平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陸游 卷》（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121。 14

交代。

第三章是經歷的考察，主要圍繞陸游的五次奉祠經歷展開，對他奉祠的

時間、經歷、因果、性質進行交代，並對相關史實進行考證。

第四章是心態的研究，按照縱向梳理陸游在領祠詩文中的情感脈絡。本

章會以詩歌為主要解讀對象，輔以考察陸游的乞祠奏狀以及奉祠時的歷史環

境，以求呈現陸游在不同生命階段面對祠官時的豐富心靈世界。

第五章是藝術的考察，按照橫向考察陸游祠官書寫的藝術特色。張健曾

指出，整個宋代詩歌史的中心問題是知識與抒情的關係問題。36通過對詩歌

的詩題、日常化的書寫、祠官稱謂選擇、典故的使用四個方面的考察，探討

祠官書寫偏重於抒情的特質以及平淡與淵雅共存的風格，並說明祠祿在其中

起到的制度作用。

第六章是影響的研究，主要考察兩個方面的詩歌，一是陸游的詠海棠詩，

分析陸游擔任祠官時和未任祠官時詠海棠詩的情感差異，二是陸游的詠杜懷

杜詩，側重於考察陸游對杜甫（712-770）人格道德的接受，分析陸游在擔

任祠官時和未任祠官時對杜甫及其相關事跡的態度差異，以呈現祠官體驗對

陸游其他詩作的影響。

第七章是餘論，主要在總結全文的基礎上，分析祠祿制度作為一種考察

視角在南宋文學研究中發揮的作用。以楊萬里、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

姜特立（1125-約 1204）、曹彥約（1157-1228）、王十朋（1112-1171）、

劉一止（1078-1161）、廖行之（1137-1189）等人為例，說明祠祿制度與文

學創作在詩歌和文章兩方面的互動，亦以王水照先生提出的宋代文學與科舉、

黨爭、傳播、地域四方面的聯繫為基準，展望祠祿制度與南宋文學的諸多考

察維度發生的聯繫，以期引起更多討論。

36 張健：《知識與抒情：宋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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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祠祿制度的發展及細則

本章分為兩個小節，第一節釐清祠祿官的概念與始置問題，並考察其職

能與性質在制度發展過程中發生的變化。第二節著眼於祠祿置官過程中的細

則，考察其在實際任命過程中發生的變化。

第一節：祠祿制度的發展脈絡

祠祿官與宮觀官經常放在一起出現，在概念上需要得到澄清，祠祿官的

職能與性質，也在北宋中葉發生了變化。下面展開詳述。

《宋史·職官十》宮觀條目記：

宋制，設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先時員數絕少，熙寧以後乃增

置焉。37

可見，祠祿官的設置是為了表示優待或禮遇，以處理年紀頗大、即將退

休的官員。起初人數不多，熙寧後方大量置官。領祠祿者，本稱祠祿官，但

宋人亦常以祠官相稱，如周必大「祠官厚稟假，命秩畧咨考。」38朱熹「舊

京原廟久煙塵，白髮祠官感慨新。」39這些俱是比較有代表性的曾擔任祠祿

官且文學成就較高的士人與作家，還有一些作家雖未任祠官，但也以此語相

稱，如戴復古（1167-約 1248）「時於邸報上，屢見得祠官。祠官祿不多，

一貧其奈何」便是一例。40《宋史》中這一段記載基本上將祠祿置官的初衷

和性質講清，但仍有許多問題還是沒有在《宋史》的記載中得到解決，下面

試作分析。

首先要對祠祿官和宮觀官兩個概念的聯繫進行交代。這兩個概念從詞義

上講所指是相同的，宮觀官即管理宮觀的官員。祠祿之名稱，在實際的任命

37 ［元］脫脫等：《宋史》，頁 4080。 38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3b。 39 ［宋］朱熹：《晦菴先生朱文公集》，卷九，《景印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 館，1922 年），頁 13a。 40 ［宋］戴復古：《石屏詩集》，卷一，《景印四部叢刊續編》（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2 年），頁 4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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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中始見於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41其餘多以祠、宮祠、宮廟、宮觀

或宮觀岳廟中具體的職務相稱，梁天錫已指出：

宮觀、宮祠、宮廟、祠及祠祿諸詞，分別為宮、觀或岳廟諸差遣

之通稱。42

可見史官編《宋史》時將祠祿置於宮觀條目下，應當也有這樣的考量在

其中。

隨著宮觀的興建，在隋唐時就已有了管理宮觀的官員，《隋書》言：

郡縣佛寺，改為道場，道觀改為玄壇，各置監、丞。43

裴度（765-839）曾經：

以功加門下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宮使。44

楊國忠（？-756）在拜右相後，也曾：

兼文部尚書、集賢院大學士、監修國史、崇賢館大學士、太清太

微宮使。45

至宋代祠祿制度下形成的官職種類，則按照等級自高而低排列，主要有

使、副使、判官、都監、提舉、提點、管勾、監八種。46

宋代最先在宮觀設的官是使。從文獻所記時間上看，最早的記載是《宋

朝事實》中所講的宋廷在太平興國二年（977）於鳳翔上清太平宮「命常參

官一人主宮事。」47不過，《宋朝事實》所記主宮事，是否就是本文要討論

41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四七》（北京：中華書局，1957 年），頁 4011。 42 梁天錫：《宋代祠祿制度考實》，頁 32。 43 ［唐］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頁 802。 44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頁 4430。 45 ［宋］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頁 5484。 46 這裡的「監」較為特殊，梁天錫認為其「用以貶責罪臣，名位最低」，見《宋代祠祿制 度考實》頁 48。但這一觀點已被細化，汪聖鐸指出名位最低者實際上是「監岳廟」，而監 宮、觀者名位並不低，至少高過一些管勾宮觀者。見〈關於宋代祠祿制度的幾個問題〉， 頁 109。不過，監宮、觀者相對較少，因而，我們在這裡說的「監」，特指「監岳廟」。 47 ［宋］李攸：《宋朝事實》，卷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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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宮觀官，尚不能確定。較為主流的看法有兩種。第一種是王旦（957-1017）

於大中祥符五年（1012 ）十一月任玉清昭應宮使，支持這一說法的有《宋

史·真宗三》、《宋史紀事本末》、《石林燕語》。這裡舉《宋史紀事本末》

語：「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為之。」48不過《宋史·王旦傳》卻把時間記

成是大中祥符四年（1011）。49第二種說法是大中祥符五年（1012）九月趙

安仁（958-1018）任玉清昭應宮使。支持這一說法的有《宋史·趙安仁傳》、

《宋史·宰輔表》。舉宰輔表云：

九月戊子，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趙安仁以兵部侍郎仍領玉清昭應

宮使免，依前監修國史。50

兩種說法孰是孰非難以考證，姑均列於此，以待更多材料的發現。

起初，宮觀使是宰執兼任的，但在天聖七年（1029），這一情況發生了

變化。《宋朝事實類苑》記云：

天聖七年，玉清宮災，遂罷輔臣為宮觀使，而景靈、會靈、祥源

三宮觀以學士舍人管幹。51

《續資治通鑒長編》記云：

乙酉，罷輔臣所領諸宮觀使名，從呂夷簡、張旻、夏竦之請也。

52

可見，一方面因為玉清昭應宮失火，另一方面也因呂夷簡（978-1044）、

張旻（生卒年不詳）、夏竦（985-1051）的上書，宮觀使一職在天聖七年

（1029）被罷，但所謂「罷」並非取消，而是不再由宰執兼任。明道二年

（1033），錢惟演（977-1034）乞祠獲允而任景靈宮使便可證宮觀使之名並

沒有完全取消。此後宮觀使便有專任之資。

48 ［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頁 171。 49 ［元］脫脫等：《宋史》，頁 9545。 50 同上注，頁 5440。 51 ［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頁 347。 52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頁 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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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使、判官、都監僅次於使，均出現於真宗祥符年間。《宋會要輯稿》

記祥符七年（1014）事曰：

十一月八日，以修玉清昭應宮使、參知政事丁謂進工部尚書，充

玉清昭應宮副使，二十七日，以右正言、直集賢院夏竦為玉清昭應宮

判官，……內侍省押班周懷政為玉清昭應宮都監。53

其後這三種官職的流變線索相對清晰，副使、判官只在真宗、徽宗朝出

現，都監則是在天聖年間玉清昭應宮失火後便不再設立，無形而亡，南宋立

國皆不置。

再來談一下提舉、提點、管勾、監四種。在真宗朝，已有提舉宮觀者出

現，范鎮（1007-1088）記當時的東、西太一宮需「遣知制誥、舍人率祠官

往祠之。」54馬端臨（1254-1323）肯定了這一說法：

宋朝真宗時東西太一宮提舉，以兩省、兩制、丞郎官為之，掌奉

齋醮之事。55

可見宮觀提舉會處理宮觀中的祭祀、齋醮之事。提點於真宗朝未置，至

仁宗慶曆八年（1048）九月方有「徐州觀察使楊景宗提點萬壽觀」的記載。

56高宗朝紹興二十一年（1151）三月庚寅，尚能見到「直寶文閣、主管台州

崇道觀秦塤，直顯漠閣秦堪並進職二等，提點佑神觀」的記載，57孝宗以後

便很少見到提點宮觀的設置了。管勾起初由官員兼任，大中祥符八年（1015）

八月二十三日，「以同玉清昭應宮副使、戶部侍郎林特為修景靈宮使兼管勾

景靈宮會靈觀公事。」58至祥符九年（1016）九月楊億（974-1020）權管勾

景靈宮副使事， 59方罷兼任之資。到南宋又有主管之名，如紹興十三年

（1143）八月丁未，有「朱弁為右宣教郎、直秘閣，並主管佑神觀」之記載。60

53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四之二》，頁 3578。 54 ［宋］范鎮：《東齋記事》（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3。 55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551。 56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四之五》，頁 3579。 57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3068。 58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四之二》，頁 3578。 59 同上注。 60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頁 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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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則自仁宗寶元二年（1039）十二月辛未，王質因判獄失當，被罰監舒州靈

仙觀，61此為監宮觀之始。岳廟置官則自神宗熙寧三年（1070）五月癸卯始：

「詔……五嶽廟……置管內或提舉官。」62而監岳廟則哲宗元祐元年（1086）

二月己巳方見記載：「仍以（范）鎮子蔡州平西縣令百揆為宣德郎、監西京

嵩山中嶽廟。」63後直到南宋，岳廟一直都有置監的情況。

祠祿官的職責，則有有實際執掌和無實際任事之別。《東軒筆錄》記丁

謂（966-1037）任玉清昭應宮使時：

每遇醮祭，即奏有仙鶴盤舞於殿廡之上。及記真宗東封事，亦言

宿奉高宮之夕，有仙鶴飛於宮上。64

祥符九年（1016）八月，玉清昭應宮都監周懷政（？-1020）、王承勛

（生卒年不詳），景靈宮都監周懷信（生卒年不詳），會靈觀都監鄧守恩

（974-1021）皆得「並遞宿宮觀」之詔，65均是宮觀使、宮觀都監宿於觀中

處理事務的事例。提舉、管勾等職責未見實例，但卻有史料記載，比如朱熹

曾說：

本朝先未有祠祿，但有主管某宮、某觀公事者，皆大官帶之，真

個是主管本宮、本觀御容之屬。66

這些俱是對宮觀官有所職掌的證明。

葉夢得（1077-1148）《石林燕語》云：「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

皆得為提舉，因以為優閒不任事之職。」 67《宋會要輯稿》記熙寧三年

（1070）與熙寧四年（1071）事曰：

先是上以諸臣歷知州有衰老不任職者，令處閑局，令增諸道員數，

61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頁 2947。 62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四之五、六》，頁 3579-3580。 63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頁 8767。 64 ［宋］魏泰：《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18。 65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頁 2003。 66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3076。 67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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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便鄉里，示優恩也。68

徐度（生卒年不詳）《卻掃編》記：

輔臣既罷領宮觀使，其後惟以使相、節度、宣徽使為之，無所職

掌，奉朝請而已……熙寧間又有以使居外者，王荊公以使相領集禧觀，

使居金陵，張文定公以宣徽南院使領西太一宮，使居睢陽之類，皆優

禮也。69

可見不任事的祠祿官也可在外居住，不必親往觀中。這些俱是對祠祿官

無所任事的證明。

無論是有實際執掌還是無所任事，祠祿官至王安石變法時期出現了新的

性質與功能：打擊政敵與懲戒警示。《宋史》記曰：「王安石亦欲以此處異

議者……凡待庶僚者，皆於優厚之中寓閑制之意。」70《羣書考索續集》記：

「王安石乃挾祠祿以為擠屏之具。」71《燕翼詒謀錄》記：「王安石創宮觀，

以處新法之異議者，非泛施之士大夫也。」72祠祿制度的懲戒意義得到彰顯。

比 如 呂 公 著 （ 1018-1089 ） 於 熙 寧 三 年 （ 1070 ） 被 貶 出 京 ， 於 熙 寧 五 年

（1072）、熙寧七年（1074）、熙寧九年（1076）三次提舉崇福宮，皆帶有

安置異黨的性質。司馬光（1019-1086）於熙寧八年（1075）提舉崇福宮，

也帶有這樣的性質。

要之，我們整理了祠祿官的發展及類別劃分。我們可從橫縱兩個視角作

一總結。

自橫向來看，汪聖鐸按照專職與否及執事與否將祠祿官分為廣狹二義。

73我們可以進一步簡化分類。若按執掌與否分，則有實際執掌和無所任事兩

68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四之六》，頁 3580。 69 ［宋］徐度：《卻掃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7-18。 70 ［元］脫脫：《宋史》，頁 4081、4082。 71 ［宋］章如愚：《羣書考索續集·內外官》，卷三十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36a。 72 ［宋］王栐：《燕翼詒謀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31。 73 汪聖鐸：〈關於宋代祠祿制度的幾個問題〉，《中國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頁 107-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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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類，若按性質功能分，則有禮遇、優待、安置不任事和懲戒、警示、打擊

政見異者兩大類。

自縱向來看，《宋會要輯稿》、《卻掃編》的記載可以幫助我們劃定熙

寧三年（1070）作為時間節點。是年之前，祠祿置官以兼任為主，後隨著玉

清昭應宮大火和呂夷簡等人的上書，宰執兼任宮觀使遭罷，祠祿置官改為以

專職的有實際職掌的祠祿官為主。是年之後，祠祿置官出現三大特徵。一是

無所職掌而只示優禮的祠祿官出現；二是不必停留在本宮、本觀而任便居止

的祠祿官出現；三是因處置異議者而委任的祠祿官也開始出現。不過有專門

職掌的祠祿官並沒有消失，哲宗元祐六年（1091）：「詔提點管當宮觀等官，

每遇本宮觀開啟、罷散、酌獻之類，聽免赴朝會，從禮部之請也。」74這便

可證明有專門職掌的宮觀官依然是存在的。

第二節、宋代祠官的任官細則

在了解祠祿置官的類型和大致流變後，本章將結合陸游領祠的具體職位，

考察祠祿置官在資序、年齡、任數上的細則與陸游領祠的關係。這是研究陸

游領祠性質與因果的基礎。

據于北山《陸游年譜》，陸游五次所任祠祿官均為無所執掌的閑職。具

體職位分別是淳熙三年（1176）主管崇道觀、淳熙九年（1182）主管玉局觀、

紹熙二年（1191）提舉沖佑觀、嘉泰二年（1202）提舉佑神觀、嘉泰三年

（1203）提舉太平興國宮。75兩次為宮觀主管，三次為宮觀提舉。我們就從

主管和提舉的任職細則談起。

討論提舉和主管的任職資序，首先不能忽略宋代的官制改革。在諸多次

改革中，元豐改制是最為重要的一次，其核心是以階易官，在改制前，官員

職資是予祠的常見標準，而改制之後，階官等第的高下則成為了衡量祠祿的

主要標準。後來在哲宗元祐、紹聖和徽宗大觀年間均有改動，但只是略有調

74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頁 10954。 75 于北山：《陸游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頁 204、276、357、470、 484。

22

整，以階易官的方式是沒有變動的。南宋孝宗淳熙後，通行的便是大觀之制。76

因而後文討論提舉和主管的任職資序時，我們只考察元豐改制之後的相關規

定，審視陸游的任職資序時，我們參考的是大觀之制中的階官等級。

元豐改制前，提舉、管勾等職早期之任，只有具體的任命實例，尚無具

體的規定，如：

若谷罷參知政事，為提舉，自後學士、知制誥、待制皆為提舉。

77

可見任職資序漸漸擴大的趨勢。主管則自祥符九年（1016）罷兼任之資、

天聖七年（1029）玉清昭應宮失火以來，曾有以學士、中書舍人充景靈宮、

會靈觀、祥源觀管勾官的記載，78而官方規定至熙寧年間方見記載。熙寧四

年（1071）三月有敕曰：

今後應宮觀差遣，如系大卿監及職司並武臣遙郡以上及本州知州

自來帶管勾者，並充提舉，余官各充管勾。79

後熙寧五年（1072）十月與六年（1073）四月詔曰：

自來提舉、提點在京宮觀寺院文武官未有定制，應武臣橫行使並

兩省押班以上充提舉，餘官充提點。……應宮觀差遣系大卿監及職司

並本州知州自來管勾者，並充提舉，餘官管勾。80

這為我們勾勒出了元豐改制前提舉、主管任職資序的大貌。武官資序姑

且不論，在文官資序方面，至中央各寺、監等機構的長官即可任提舉，其餘

則充管勾。

元豐改制後，階官成為衡量祠祿的主要標準，具體詔令出於徽宗政和三

76 張希清：《宋朝典章制度》（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 年），頁 77。 77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四之四、五》，頁 3579。 78 ［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五十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3b。 79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四之三二》，頁 3593。 80 同上注，頁 3580。

23

年（1113）八月十五日與二十四日，但《宋會要輯稿》將二十四日詔記於前，

十五日詔記於後，若時間記載無誤，那麼為了行文方便，我們按照詔命下達

的時間引錄於下：

諸宮觀差遣，中散大夫以上及職司資序充提舉，朝奉郎以上或曾任

職事監察御史以上若曾帶貼職人充提點，餘充管勾。……中書省言：檢

會《大觀重修中書省令》，諸宮差遣，中散大夫以上及職司資序並充提

舉，餘官充管勾。……今參酌添立下條：諸宮觀差遣，中散大夫以上及

職司資序充提舉，朝奉郎以上或曾任職事官監察御史以上若曾帶貼職充

提點，餘官充管勾。從之。81

對比來看，十五日的詔令和二十四日的詔令並沒有差別，這說明改制後

的任職資序是較為穩定的，南宋基本將這一規定沿襲了下來，唯主管資序稍

有提高：應中散大夫以上充提舉，朝議大夫以上充主管。82可見南宋在任官

資序上整體繼承了北宋，只是稍作了調整。

從年齡上看，神宗朝元豐年間有詔令規定年六十以上聽差。進入南宋之

後，在年齡方面只有關於郡守乞祠的一些規定。經歷數次變動後，在紹興三

十二年（1162）得到確定，即年及七十需自請宮觀，如不請，則與宮觀。此

後皆沿其舊。這個規定只是針對郡守乞祠而作，其餘官員的奉祠年齡規定卻

不見記載，但由於南宋諸多制度直接承續北宋而來，加之到七十之後便已然

要自請祠祿了，因此筆者推測南宋官員的法定奉祠年齡，至少應在六十歲以

上。

從任數上看，最早可見關於祠祿任數之規定為元豐元年（1078）正月十

九日詔：「自令陳乞宮觀等差遣人，年六十以上，聽差仍無過兩次。」83元

豐五年（1082）九月十六日又另加細化：「應尚書、吏部陳乞留臺、宮觀、

國子監人，年六十以上兼用執政官恩例者，通不得過三任。」84此後未見相

81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四之三二、二九》，頁 3593、3591。 82 ［明］解縉、姚廣孝等主編：《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6582。 83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四之二七、二八》，頁 3590-3591。 84 同上注，頁 3591。

24

關規定，應一直沿用到南宋。

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實際任官的過程中，朝廷往往不會局限於這些

規定，以提舉之資序論，梁天錫對任官的實際情況的描述是：

然命祠祿官，多用破格，自朝奉郎（第十二階）以上，充提舉者

亦衆。高宗時，憐寒士之流離失所，僅帶奉議郎（第二十四階）資者，

亦得充提舉，其視祠祿資歷，可謂賤矣。85

這種現象在南宋初年尤為嚴重：

大批文武官員流寓江南，職事官無闕可除，遂許承務郎以上官破

格差除提舉宮觀一次……也就是說所有閑居的文官都可以充任祠祿官

一任。86

從提舉與主管之年齡上看，許多官員並沒有到達合適的年齡便被予祠。

我們可略舉幾位比較著名的人物為例。比如呂惠卿（1032-1111）於元祐元

年（1086）提舉崇福宮時是五十四歲。 87章惇（1035-1106）於元祐四年

（1089）冬提舉洞霄宮時亦是五十四歲。88紹聖元年（1094）六月范祖禹

（1041-1098）提舉明道宮，黃庭堅管勾明道宮，89兩人分別只有五十三歲和

四十九歲。在任數的破例方面，我們可查到建炎年間的規定：

曾任監察御史以上而年四十以上者，不限資序，許權差宮觀一次。

知州資序年六十以上已經兩任者，更權許差注一次，通判資序年五十

以上，若四十以上歷任曾經堂，除終滿一任者，知縣資序人年四十以

上，歷任無職司罪，曾經堂除滿一任人，並權許差一次。90

另外南宋政府還會在一些在特殊的時間點上破格予祠，比如乾道二年

85 梁天錫：《宋代祠祿制度考實》，頁 147。 86 張希清：《宋朝典章制度》，頁 91。 87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頁 9024。 88 同上注，頁 10499。 89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七之一〇》，頁 3892。 90 同上注，頁 3593。

25

（1166）有所謂「十三處戰功」。91在這個特殊的時期，朝廷特別規定：

經一十三處戰功顯著之人已經添差滿罷未曾注授岳廟，與差註岳

廟一次，已經差注岳廟，別無差遣，與差破格岳廟一次。92

再比如乾道六年（1170）、淳熙十三年（1186）、紹熙五年（1194）的

慶壽赦均有特殊的關於祠官的任命，舉淳熙十三年（1186）例：

應文、武臣宮觀岳廟任數已滿依法不應再陳乞者，該令赦年七十

以上特更許陳乞一次，八十以上特許許兩任。93

在任數方面的破格任命並不是自南宋始，北宋時期元符年間有記載：

高遵固年八十一，乞再任宮觀，高遵禮年七十六，乞再任亳州太

清宮，又從其再任之請，以待遇宣仁親屬故也。94

可見這亦屬特別優待宣仁高太后親屬的任命。只不過這種現象在北宋尚

屬罕見，到了南宋開始增多，比如洪適（1117-1184）曾七次提舉洞霄宮，

劉克莊七次任職宮觀岳廟， 95再比如葉夢得在北宋時已有過在宣和二年

（1120）、宣和五年（1123）、宣和七年（1125）提舉鴻慶宮的經歷，96但

進入南宋後依然曾多次擔任祠官，如提舉江州太平觀、提舉中太一宮、提舉

崇福宮、提舉洞霄宮等，97這樣的現象對於此前的宮觀任數來講是一種打破。

要之，宋朝政府對於宮觀主管和提舉的資序、年齡、任數均有較為明確

的規定，但在實際任命的時候，由於祠祿官已不再局限於佚老優賢之用，故

此在實際任官時常常會打破這些限制，常有破格之舉，進入到南宋之後，這

樣的現象更加普遍。這種破格既包含著對年齡規定的打破，也包含著對任數

規定的打破。侯體健在引用梁天錫統計的祠官人數之基礎上指出，高宗孝宗

91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449-450。 92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五四之三九》，頁 3596。 93 同上注，頁 3597。 94 ［元］脫脫：《宋史》，頁 4081。 95 侯體健：〈南宋祠祿官制與地域詩人群體：以福建為中心的考察〉，《復旦學報》， 2015 年第 3 期，頁 41。 96 梁天錫：《宋代祠祿制度考實》，頁 394、396、399。 97 同上注，頁 409、411、419。

26

時期均有千員以上的數據，若考慮到南宋版圖的縮小和人口的減少，其比例

增長是十分驚人的，98可見破格的大量出現一方面是迫於現實的需要，但另

一方面也將北宋自熙寧變法以來的安置官員的作用繼承了下來。這種安置既

有對那些年老疲弱不任事者的處理，也有對政見相異者的懲罰。這已不同於

過去有實際執掌的祠祿官，而是一種純粹的閑廢。

回到陸游身上。陸游五次擔任祠祿官的資序分別是先後以朝奉郎、朝散

郎主管崇道觀；以朝奉大夫主管玉局觀；以中奉大夫、中大夫提舉沖佑觀；

《南宋館閣續錄》言陸游以直華文閣提舉佑神觀；提舉太平興國宮是以太中

大夫致仕而得。99這樣看來，在陸游的奉祠經歷中，只有提舉沖佑觀和太平

興國宮是符合資序的，而主管崇道觀、玉局觀，均屬資序不足而破格委任。

提舉佑神觀是以直華文閣這一貼職而帶，我們未見南宋時期有關於貼職領祠

的規定，若以徽宗年間的詔令來看，有實際職事之官方可充提舉，曾帶貼職

可充提點，但陸游此時在京修史，實錄院並非是常設機構，不屬於宋代中央

機構的六部二十八司和九寺五監，也不能算是常設的職事官，因而陸游最多

也只能是提點宮觀，能做到提舉，應當也是一種升階破格。

陸游五次擔任祠官的年齡分別是五十一、五十七、六十六、七十七、七

十八歲，從年齡上看，有兩次都是不符合年齡規定的。從任數上看，陸游提

舉沖佑觀是較為特殊的一次，時間自紹熙二年（1191）始，至慶元四年

（1198）罷，任期每滿，即獲奉祠之新命，連續四次奉祠，已然不符合法定

的任數規定，可見也是破格而得。

經過上兩節的討論，我們可以作出如下論斷：宋代祠祿制度在熙寧變法

後，於佚老優賢之外增添懲戒閑廢、打擊政敵之功能。陸游五次奉祠，皆無

所執掌，且在年齡、資序和任數上常有破格，這一現象符合祠祿制度發展到

南宋的主要特徵。破格獲祠背後的原因是非常複雜的，我們需要結合具體的

歷史環境，分析陸游五次奉祠的性質。

98 侯體健：《劉克莊的文學世界——晚宋文學生態的一種考察》，頁 76。 99 佚名：《南宋館閣續錄》，卷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11b。

27

第三章、陸游奉祠的因果與性質

陸游五次奉祠的性質和因果都不盡相同，我們可以將其大致分為帶有懲

戒閑廢性質的奉祠和帶有保護禮遇性質的奉祠兩大類。陸游主管台州桐柏山

崇道觀和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屬於前者，而主管成都府玉局觀、提舉佑神觀和

太平興國宮則屬於後者。陸游的獲祠反映出南宋政府對陸游或貶斥、或閑廢、

或試探、或優待的態度。下面按照這樣的分類標準，對其奉祠的經過、因果、

性質及存在爭議的史實進行討論。

第一節、帶有懲戒閑廢性質的奉祠史實考證

本節將對陸游主管桐柏山崇道觀和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的因果與性質進行

分析。

陸游主管台州桐柏山崇道觀的時間是淳熙三年（1176）仕宦蜀地時。是

次奉祠的性質較為清晰，邱鳴皋已指出這次朝廷予祠與王安石變法期間以祠

祿處置異議者的作法性質相同，屬於一種令其閑廢、不得干預政事的處理。

100

這樣的性質主要體現在陸游獲祠之前的一系列遭遇中。經歷了南鄭從戎

的光輝歲月，陸游自乾道八年（1172）冬以來，便一直在蜀地逗留，直到淳

熙五年（1178）春方得詔離開。這期間陸游所任，基本都是成都府路安撫司

參議官、蜀州通判、嘉州通判等相對清閑的職位，並常隨范成大遊宴。但朝

中主和勢力依然在攻擊陸游。幾個月後他接到知嘉州之命，但很快便在言官

的彈劾聲中遭罷：

九月，新知楚州胡與可，新知嘉州陸游，並罷新命。以臣僚言與

可罷黜累月，舊愆未贖；游攝嘉州，燕飲頹放故也。101

陸游後來在一封給史浩（1106-1194）的信中回憶了這一段不斷被黜降

100 邱鳴皋：《陸游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50。 101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一五》，頁 3995。

28

的日子，並道出了自己的心跡：

士於知己，寧無管鮑之情？人之多言，誣為牛李之黨。……知者

希則我貴矣，何嫌流俗之見排；加之罪其無詞乎，至以虛名而被劾。

102

其中飽含酸楚與委屈。陸游很清楚，朝廷沒有將自己視為同黨，故而才

用祠祿安置自己這個政見相左之人。

自紹熙二年（1190）年初至慶元四年（1198）十月，是陸游第三次奉祠，

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的時間。準確地來說，這是一次連續的奉祠，包含了陸游

的三次自請祠祿與朝廷的一次予祠，103但因這四次奉祠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

故而我們歸為同一次。這一次奉祠性質同樣較為明晰。在前三次自請獲祠中，

朝廷的懲戒性質是十分明顯的。在淳熙十六年（1189）十一月底，尚在臨安

任職的陸游以喜論恢復而遭到何澹羅織罪名，以行為不端、嘲詠風月之名彈

劾，再被罷免。陸游自被劾去國到獲祠中間存在一個時間差，並沒有在被彈

劾的同時就得到祠祿，而是後來通過自請才使得祠祿得以延續。這樣的連續

予祠與獲祠，雖然是一種官員退居後常見的例行程序，並且在第二次乞祠得

允時俸祿還有所增加，但是這樣的連續准祠已證明了朝廷並沒有要起用他的

意思，其中的懲戒與閑廢性質不言自明。最後一次朝廷的予祠性質與前三次

自請獲祠相異，邱鳴皋已指出南宋政府主動送祠祿予陸游，是因當時慶元黨

禁已爆發，韓侂胄（1152-1207）為了拉攏名士、博取政治資源，故而以祠

祿為釣餌，試探陸游的立場。104

比較值得關注的是第三次自請獲祠。在上一章中我們已討論了南宋祠祿

官的任數。在任數方面，很顯然陸游在第二次乞祠獲准之後就已達到了兩任

的任數規定，而他第三次自請祠祿，按規定是不應該獲准的。邱鳴皋指出陸

102 ［宋］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第一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 社，2015 年），頁 287。 103 陸游第二、三次得祠均有乞祠作品留存，但其初次獲祠並未有乞祠作品留下，考其〈寄 子虡〉詩「五年三奉祠，每請幸聽許」句，知首次獲祠應也是自請而得。見陸游著、錢仲 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102。 104 邱鳴皋：《陸游評傳》，頁 198。

29

游的這次獲祠是因紹熙五年（1194）的慶壽赦而特別准許的。105這個說法值

得商榷——今考《宋史·職官十》，確見該年有慶壽赦之記載，但是次大赦

明文規定：「該今來慶壽恩，年八十以上，特許更陳一次。」106陸游是年七

十歲，並不符合更陳一次的規定。上節所論，郡守資序的官員年及七十，必

須自請祠祿，如不自請，則予祠。陸游此時已然去國歸鄉，其資序年齡均不

符合規定。那麼陸游為何能夠得到這次祠祿呢？我們會注意到他的〈乞奉祠

未報食且不繼〉作於是年秋，可知其乞祠應不晚於是時，宋寧宗在當年七月

即已即位，那麼陸游的破格獲祠或許正與寧宗的初登大寶有關。此時韓侂胄

尚未開始拉攏名士，因而這次破格也反映了朝廷對陸游的暫無起用之意。這

裡需要強調的是，根據現有的材料，我們只能作如上推測，其真實情況仍然

有待新材料的出現而得以還原。

以上，是陸游的兩次帶有較為明顯的閑廢意味的奉祠經歷，下面將對性

質更加微妙的帶有保護和優待意味的奉祠進行論述。

第二節、帶有保護禮遇性質的奉祠史實考證

本節將對陸游主管成都府玉局觀、提舉佑神觀及太平興國宮的相關經歷

展開考察。陸游主管成都府玉局觀所牽涉問題較多，總體來說是一次帶有保

護意味的下放，而提舉佑神觀及太平興國宮則優待意味更濃。下面試論之。

陸游主管成都府玉局觀發生於淳熙九年（1182）五月間。為獲祠祿，陸

游還曾寫過一篇〈上丞相參政乞宮觀啓〉。陸游是次奉祠前後所經歷，有許

多記載模糊的地方。《宋史》本傳對這段時間陸游之經歷的記載是：

撥義倉振濟，檄諸郡發粟以予民。召還，給事中趙汝愚駮之，遂

與祠。107

「駮」即「駁」，《宋會要輯稿》言：

105 邱鳴皋：《陸游評傳》，頁 197。 106 ［元］脫脫：《宋史》，頁 4082。 107 ［元］脫脫：《宋史》，頁 12058。

30

朝廷命令必由中書、門下省，後付之尚書省，乃謂之敕命之未下，

則有給、舍封駁。108

封駁恰是給事中趙汝愚所職，其所封駁，必為君王詔命。故而陸游在離

任撫州後一定接到了其他詔命。按陸游〈行至嚴州壽昌縣界得請許免入奏仍

除外官感恩述懷〉詩作於淳熙七年（1180）十二月，故新詔亦當下於此時。

又按《宋會要輯稿》記淳熙八年（1181）事曰：

三月二十七日，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陸游罷新任，以臣僚

論游不自檢飭，所為多越於規矩，屢遭物議故也。109

可知陸游此次新除外官為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並在三月二十七

日遭罷。罷官後的陸游便回到了山陰，直到淳熙九年（1182）五月得到祠祿。

在這些記載中，言詞簡省處甚多，造成了以下三個尚存爭議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陸游遭到彈劾的理由。按《宋會要輯稿》的說法是陸游所

作所為越於規矩，這主要肇自一段子虛烏有、張冠李戴的風流之事。方回

（1227-1305）在〈跋所抄陸放翁詩後〉中講：

予聞諸前輩，放翁入蜀，從范石湖。後出蜀，挾成都妓剃為尼而

與歸。趙汝愚嘗帥蜀，必為此事駁放翁也。110

方回的論據是趙汝愚曾經任職蜀地，因此必定是以此挾妓之事彈劾陸游。

但此二者從邏輯上講並沒有必然的聯繫，更重要的是，按《宋史·孝宗三》

言，趙汝愚（1140-1196）帥蜀在淳熙十二年（1185）十二月甲子。111時間

上晚於陸游罷官，更加不可能是因帥蜀而彈劾陸游挾妓。但是，挾妓出蜀之

事並非完全捏造，周密（1232-1298）《齊東野語》便曾說是「放翁客自蜀

挾一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112可見確有與陸游有關係的人挾妓出

蜀，更何況陸游在成都時曾因燕飲頹放故被罷官，有此先例，故而臣僚故技

108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之五十》，頁 2354。 109 同上注，頁 4002。 110 ［元］方回：《桐江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宛委別藏鈔本，1988 年），頁 255。 111 ［元］脫脫：《宋史》，頁 684。 112 ［宋］周密：《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195。

31

重施，以此為由，羅織無中生有之罪名而彈劾陸游，並非沒有可能。總之，

陸游還是吃了一個「放」字的虧。113

于北山在《陸游年譜》中提出一個疑問。他指出按《宋史》的說法，陸

游似是因在江西任上開倉救受災民眾而為趙汝愚所駁，不過，他也指出《宋

史》在此處詞涉含混，終不能確定。114筆者認為陸游絕無可能因開倉救民一

事而為趙汝愚所封駁，理由在於陸游的行為是合乎規定的。陸游在撫州提舉

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這一職位是常平司與茶鹽官之結合。早在紹興十三

年（1143）二月即有詔曰：「諸路常平司職事，令茶鹽官兼領。」115紹興十

五年（1145）又從戶部侍郎王鈇（？-1149）之言，「乃詔諸路提舉茶鹽官

改充提舉常平茶鹽公事。」116這一職務恰恰需要在災時調動義倉，賑濟災民。

《羣書考索·續集》言：

宋朝立法初意，常平所以濟民飢，茶鹽所以助國用，昔分為二，

今合為一。117

紹興九年（1139）亦有詔令規定了賑災過程中的具體分工：

檢放展閣之事則責之轉運司，粜給借貸則責之常平司，覺察妄濫

則責之提刑司，體量措置則責之安撫司。118

陸游也曾在給史浩的信中談及自己的職責：「某敢不斂散視豐兇之宜，

阜通去農務之病。」119可見開倉賑災，完全是陸游分內之事，並不是臣僚所

說的所為越於規矩。

第二個問題是《宋會要輯稿》中提到的「臣僚」是否就是《宋史》中說

的趙汝愚。筆者認為，趙汝愚參與到彈劾中的可能性並不大。原因在於南宋

113 邱鳴皋：《陸游評傳》，頁 176。 114 于北山：《陸游年譜》，頁 264。 115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五之二〇》，頁 3401。 116 ［元］脫脫：《宋史》，頁 3969。 117 ［宋］章如愚：《羣書考索續集·常平茶鹽司》，卷三十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頁 4b。 118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七〇》，頁 6288。 119 ［宋］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第一冊，頁 287。

32

官制中掌監察之官的實際職權決定了趙汝愚有較大可能性沒有參與到奏劾中，

樓鑰指出：「自來中外之臣所以畏朝廷者，以其有給舍台諫也。」120樓鑰指

出了幾種掌握監察的官職，即給事中、中書舍人和台諫。趙汝愚當時所任，

即為給事中。在南宋官制中，作為封駁官的給事中，其職能已不僅僅局限於

駁回詔命，而同時具備了奏劾百官的職能。這一現象在北宋前期尚不多見，

元豐改制後大增，到了南宋，這樣的情況一直延續下來。換句話說，趙汝愚

不僅可以封駁詔命，而且實際參與到彈劾的行列中也是有可能的。但從實際

情況來看，發展至南宋時，尤其是南宋前期，給事中的封駁權已得到了一定

程度上的削弱，121虞雲國就曾指出台諫制度的不濫用，「並不是最終取決於

行政權和監察權的制衡，而僅僅有賴於君主個人的自覺和明智。」122很顯然，

這種情況並不太符合南宋的實際，尤其是權相的出現，更令給事中敢怒不敢

言，更遑論其奏劾百官之權。123

在南宋一朝，給事中參與奏劾事務的實例並不多，且多針對武將，基於

這樣的情況，筆者認為趙汝愚參與到奏劾中的可能性並不大。除此之外，賈

玉英還指出：

宋制，封駁官以封還詞頭，繳駁詔令為主，諫官以上疏論奏或直

言極諫為主，御史則以彈劾為主。124

可見雖同有奏劾百官之權，但台諫依然是這一職責的主要負責人。且與

封駁相比，二者在執行上存在先後之序。如《羣書考索》言：

120 ［宋］樓鑰：《攻愧集》，卷二十八，《景印四部叢刊初編》，頁 7a。 121 學界已有諸多研究指出了這樣的現象，這種現象主要肇自給事中與中書舍人的混一，如 諸葛憶兵指出這「事實上取消了門下的封駁作用。」見《宋代宰輔制度研究》（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頁 44；賈玉英指出隨著諫官別置局，給事中的地位雖然提 高，職權增多，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並不如此，由於南宋初期戰爭頻繁，故而多出現先由 有司執行再交付給事中、中書舍人審閱的「先斬後奏」現象，見《宋代監察制度》（開封： 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226-227。 122 虞雲國：《宋代台諫制度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 年），頁 144。 123 張復華在討論給事中封駁權受到制約時，除了論及「給舍混一」與「兵馬倥傯」兩種大 環境的同時，也談到了封駁在實際操作中面對的重重壓力，其中就包含諸多來自宰執、權 臣的壓力，見〈南宋給事中的封駁權〉，《社會科學論叢》，2010 年第三卷第二期，頁 37-38。 124 賈玉英：《宋代監察制度》，頁 270。

33

斯言夫給、舍主封駁，台諫主論列，二者其職均也，而有先後焉。

125

宋人稱此封駁官「正於未然之前，台諫則救於已然之後。」126故而從官

方規定的行政順序上來看，趙汝愚先行封駁，後有台諫加以奏劾，應較為符

合實際情況。

第三個問題是陸游〈上丞相參政乞宮觀啓〉的寫作時間。學術界目前有

兩種看法，邱鳴皋《陸游評傳》主此啓作於淳熙九年（1182 ），而錢仲聯

《劍南詩稿校註》、涂小馬《渭南文集校註》、于北山《陸游年譜》均以此

啓作於撫州離任後。

這篇啓文作於撫州離任後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在這篇啓文中，陸游用如

泣如訴的語氣寫道：「拉朽摧枯，競為排陷；哀窮悼屈，孰借聲光。」127此

句飽含受到物議與構陷的心酸與委屈，同時寫出了構陷者之眾。這樣看來，

若事實情況如上文所述：趙汝愚的封駁和臣僚的彈劾是分開的兩個程序，那

麼彼時陸游只是遭到了詔令封駁，彈劾尚未到來，不符合陸游文中所描述的

構陷者之眾。

筆者認為，這封啓文的寫作時間，有兩種可能性較大的情況。一是罷官

之初，也就是《宋會要輯稿》說的淳熙八年（1181）三月二十七日之後。陸

游在啓文中所透露的心酸與苦悶，必然與接二連三遭到打擊有關，在罷官之

初撰寫乞祠之文，希望能夠遠離是非，這也是人之常情。

二是淳熙八年（1181）的冬天。這一年冬天，陸游的生活遇到了一些困

難。雖然他在山陰保持著老農的身份，親自耕作，並常抒寫農家之樂，不乏

悠然恬淡之意，但他自己在詩歌中也常常描述家庭生活的窘況，從「便覺此

身如在蜀，一盤籠餅是豌巢」與「莫誚蹲鸱少風味，賴渠撐拄過凶年」的對

125 ［宋］章如愚：《羣書考索續集·給舍》，卷三十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13a。 126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之八三》，頁 2371。 127 ［宋］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第二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 社，2015 年），頁 6。

34

比中，128我們看到陸游在逆境中雖然樂觀，但終究也免不了僅靠芋頭撐過凶

年的無奈，因此當家中做了籠餅（饅頭），便勾起了他在四川吃豬肉做的豌

巢的情景，這恐怕只能算是一種缺糧少食境遇下的自我安慰吧！這段時間內

陸游所食，絕少見肉，基本都是藜、莧、芋等清淡食品，他用「木盤飽藜莧，

美與玉食同」129稍稍安撫無肉可食的尷尬，卻又用「經旬止酒臥空齋，吳蟹

秦酥不容設」130來直寫自己的生活境況，並且在他吃的食品中，芋頭還是冷

芋：「凍芋濁醪邀里巷，昏煙濕雪暗郊墟。」131菜蔬還是瘦蔬：「村舍瘦蔬

供薄酒，地爐微火伴殘灰。」132他在給曾逮的信中說：「如僕輩既憂餓死，

又畏剽劫，日夜凜凜，而霪雨復未止，所謂麥，又已墮可憂境中矣。」133可

見這一年的冬天，他終究也要和萬千黎民一樣，去面對凶年帶來的困難。這

自然與他長期堅持的節儉之風有關，但同樣也包含著家境清貧的現實因素。

134因此，陸游此時上書乞祠，希望能夠藉助祠祿稍稍改變生活現狀，恐怕也

是在情理之中的。

綜上，筆者的結論是：方回認為趙汝愚因曾帥蜀，故而便認定趙汝愚一

定知道陸游挾妓出蜀之事從而以此封駁，這在邏輯和事實上都是講不通的。

不過，臣僚們為了打擊政見相異之人而移花接木，借他人挾妓之事來彈劾陸

游卻並非不可能，加之陸游在江西任上開倉賑濟災民很難授人話柄，因此借

陸游門客挾妓出蜀之事來彈劾陸游是可能性較大的一種情況。在這個過程中，

作為給事中的趙汝愚應該只參與了封駁，並沒有參與奏劾。淳熙八年（1181）

三月底與是年冬，是他撰寫〈上丞相參政乞宮觀啓〉可能性較大的時間。

陸游此次奉祠，是自請而得，觀乞祠啓文的題目能知該啓上呈丞相與參

政，在此期間，宋廷先後由趙雄（1128-1193）、王淮（1126-1189）任相，

參知政事則是錢良臣（？-1189）、謝廓然（1121-1182）、周必大。135錢良

128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090。 129 同上注，頁 1094。 130 同上注，頁 1098。 131 同上注，頁 1111。 132 同上注，頁 1126。 133 ［宋］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第四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 社，2015 年），頁 297。 134 劉麗：〈宋代飲食詩研究〉，浙江大學文學院博士論文，2017 年，頁 173。 135 ［宋］徐自明著、王瑞來校補：《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35

臣、謝廓然皆屬曾覿（1109-1180）一黨，但陸游對謝廓然十分敬重，有知

己之感，曾在〈玉局歌〉中悼其亡。136王淮非常重視陸游，《齊東野語》記

淳熙六年（1179）事曰：

時學士院闕官，上不訪之趙丞相，而訪之季海，於是以陸務觀等

數人對。137

可見王淮曾推薦陸游進入學士院，也就意味著給了陸游一個在中央任職

的機會。王淮同時又是一個善於斡旋、沉穩圓熟的政治老手，《宋史》王淮

本傳曾記其對這些才士的態度與處理意見：

嘗言跅弛之士，緩急能出死力，乃以周極知安豐軍，辛棄疾與祠。

138

對於辛棄疾這樣堅定的主戰人士，王淮能體察到他們在關鍵時刻的作用，

陸游又何嘗不是這樣的跅弛之士？類比這樣的事例，如果陸游在淳熙九年

（1182）遞交了乞祠啓文，那麼王淮准允其要求，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至於趙雄，我們並沒有發現他與陸游有直接交往的證據，陸游曾寫給趙

雄兩封信，一封作於淳熙五年（1178）冬赴閩上任前，一封作於淳熙七年

（1180）江西上任前，139但二者俱是為官上任前例行的官方謝啓，並無其他

意味。因此，我們可以嘗試通過趙雄與朱熹的關係來探究趙雄的為人，進而

推測其人對待陸游的態度。趙雄對於朱熹這樣的敢言直諫之才常有保護之舉。

淳熙五年（1178），時任宰相的史浩欲起用朱熹為中都官，時任參知政事的

趙雄對史浩說：

不若姑以外郡處之，待之出於至誠，彼自無詞。然其出必多言，

姑安以待之，可也。140

頁 1243-1247。 136 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134。 137 ［宋］周密：《齊東野語》，頁 148。 138 ［元］脫脫：《宋史》，頁 12072。 139 ［宋］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第一冊，頁 290、300。 140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頁 634。

36

趙雄了解朱熹品性正直，直言敢諫，故而很容易受到彈劾，也容易觸怒

孝宗，所以這樣的安排實際上帶有一定的保護意味。果不其然，淳熙七年

（1180），在地方任上的朱熹由賑災聯想到了國家貧弱、朝政黑暗的現實，

向孝宗上書，直陳弊病，結果孝宗大怒，朱熹本欲乞祠避難，亦未得孝宗准。

趙雄此時進言，對孝宗說：

熹狂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若天涵地育，置而不問可也。

141

這顯然是一種救朱熹的權宜之計。從這一事件中，我們能看到趙雄對於

人才的尊敬態度，同時他也是一個頗善調解各方矛盾的人，為了陸游的安全，

以祠祿實現保護的目的是非常有可能的。

周必大在很多事情上的緩進、穩妥態度與朱熹形成了鮮明對比，142但在

朱熹進言的風波中，周必大也曾幫助趙雄進言，拯救朱熹，足見其斡旋於孝

宗與朱熹之間的政治智慧，呂祖謙所言「朱元晦條具民事而及其它，不為中

節，獨賴仁人君子共保持之耳」正是對趙雄、周必大言行背後之意圖的最好

詮釋。143更何況周陸二人私交甚篤，身居宰執之位的周必大自然不願看到陸

游在虞允文去世後，主和勢力遠遠佔據上風的朝廷中受到迫害。144

這裡可再舉一例說明周必大對陸游的政治保護。淳熙十五年（1188），

結束嚴州之任的陸游方還山陰，旋即又被召入京師，除軍器少監，這是一個

閑職，陸游過著百無聊賴、無所事事的日子。在授予陸游此職前，孝宗曾咨

詢過周必大的意見，學界針對此事的性質及周必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頗有爭

論，145而筆者認為，周必大对孝宗的建議雖非要起陸游為高官，但也不至於

141 ［元］脫脫：《宋史》，頁 12074。 142 許浩然：《周必大的歷史世界：南宋高、孝、光、寧四朝士人關係之研究》（南京：鳳 凰出版社，2016 年），頁 150-151。 143 ［宋］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10a。 144 何忠禮：《南宋史稿》（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217。 145 谷敏在〈關於陸游「除軍器少監」的考證〉一文中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史進行了回顧，指 出于北山、朱東潤、邱鳴皋在談及此問題時皆指出周必大在其中起到了消極作用，陸游得 到這樣的閑職與周必大的推波助瀾密不可分。但她通過自己對文獻的解讀，提出了異議， 並指出這一次任命背後的真正操縱者是孝宗，對陸游的任命實際上是孝宗的真實意圖，見 谷敏：〈關於陸游「除軍器少監」的考證〉，《船山學刊》，2007 年第 1 期，頁 169-170。

37

刻意打壓陸游，而是一種出於保護性的安置。值得一提的是，在《奉詔錄》

的記載中，的確是孝宗先提議讓陸游作軍器少監，但這並不是孝宗有意打壓

陸游，否則他也不會在內禪前親自手批陸游遷朝議大夫、禮部郎中，葉紹翁

已很清楚地記載了這件事的性質：「上之除目，自公而止，其得上眷如此。」146

同時，陸游還兼膳部檢查和實錄院檢討官，開始修撰《高宗實錄》。雖然忙

碌，但事業上終究看到了希望。因此，孝宗在提議讓陸游擔任軍器少監的時

候所說的「恐或有議論」應當也是一種對陸游在朝可能遭遇打擊的擔憂。147

沉穩圓熟、頗有手腕的周必大自然也能明白皇帝的意思，因而順水推舟，將

陸游安排為軍器少監，這是帶有保護色彩的。

從這件事中，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在政見上存在差異，但這並不影響周必

大與陸游的私人感情，而最初賞識提拔過陸游的孝宗，雖然對陸游的態度若

即若離，但也不願看到這樣的一個人才被迫害。內禪之前將陸游提為禮部郎，

恐怕也反映出孝宗對後來的帝王能夠勵精圖治，陸游也能在這樣的平台上大

展身手所寄託的希望吧！

陸游提舉佑神觀和太平興國宮的性質相對簡單。嘉泰二年（1202）五月，

「朝廷以孝宗、光宗兩朝實錄及三朝史未就，宣召以元官提舉佑神觀兼實錄

院同修撰兼同修國史，免奉朝請。」148隨後在嘉泰三年（1203）四月，陸游

進編好的五百卷《孝宗實錄》和一百卷《光宗實錄》，而後上書致仕，朝廷

准許其致仕的同時，又除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149這兩次予祠都帶有比較

強烈的禮遇優待色彩。主要有以下三點理由。

第一，佑神觀是在京宮觀，同時也是南宋三個具備置使資格的宮觀之一，

地位較高，陸游提舉佑神觀，是附加於其史官之上的，並不似此前遭劾而空

剩其銜，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禮遇舉措，比如免奉朝請，陸游曾不止一

次地提到這一點：「鄙意慚輕出，殊恩免早朝。」150「免朝愈覺君恩厚，閒

146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65。 147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1a。 148 于北山：《陸游年譜》，頁 470。 149 同上注，頁 484。 150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3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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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庭木影移。」151很顯然是一種禮遇；第二，陸游得提舉佑神觀後，又於

同年十二月除正四品秘書監，152這樣的授官經歷是朝廷禮遇態度的昭示；第

三，陸游致仕後獲祠，可見朝廷此次予祠是將祠祿完全視為一種退休優待之

象徵的。這足以說明陸游生命中最後兩次擔任祠官，皆是朝廷優待與禮遇的

體現。

151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3052。 152 于北山：《陸游年譜》，頁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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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陸游的祠官書寫及心態變化

陸游面對祠祿的心態與情感之所以值得考察，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祠祿

制度自其性質發生變化開始，便往往昭示著朝廷觀望考察、棄而不用或是懲

戒警告的態度。這種與中央政府的疏離感造成了士人心態變化。二是陸游次

次獲祠環境及性質不盡相同，這決定了陸游在面對自己的祠官身份時，表現

出的情感也是複雜多樣的。基於此，本章擬展開縱向的歷時性考察，分析陸

游面對祠官身份的心態變化。

在展開分析之前，還要特別說明的是：由於陸游詩歌數量龐大，往往一

時所感，皆長篇短詠以記之，因此我們必須把陸游對祠祿和祠官的態度與情

感置於某一段特定的時間和環境中進行考察，而不能因為陸游面對祠祿表現

出了或失意或苦悶的情感，便認為他整個人生的方向和觀念都已發生了改變。

第一節、諷刺與對抗：身負謗責的鬥爭

淳熙三年（1176），陸游五十一歲，主管崇道觀。在對是次奉祠的相關

書寫中，陸游常表現出對奸佞的諷刺和積極的對抗心理。

我們可以從陸游最早的一篇書寫祠官身份的詩作〈送李德遠寺丞奉祠歸

臨川〉入手。這首詩寫於紹興三十一年（1161），是為李浩奉祠而作。在高

宗重新從秦檜（1090-1155）手中掌權，令朝士進言之際，朝中之士大多沉

默不言，只有「（李）浩與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始相繼言事，聞者

興起。」153李浩不安於朝，自請祠祿離開。因李浩在朝頗有聲望，故此事一

出，一時朝野震動。周必大、王十朋等皆寫詩相送，時在臨安、剛剛結束刪

定官工作的陸游也在其中，詩云：

送騎擁東城，煙帆如鳥輕。

道行端有命，身隱更須名？

153 ［元］脫脫：《宋史》，頁 11903。

40

旰食煩明主，胡沙暗舊京。

臨分一襟淚，不獨為交情。154

這是陸游首次將祠祿寫進詩作中，儘管這是就他人奉祠而作，但也是他

首次對祠官發表看法。詩之首聯描寫送別場面，頷聯中透露出拋卻浮名，轉

而避世、隱居之意。這是對李浩奉祠生活狀態的一種描述。單看前兩聯，陸

游是在安慰友人，幫助他宣洩情感，但從頸聯開始，意思便發生了轉折。頸

聯是這首詩的點睛之筆，「頗為前輩所稱。」155這句是對李浩「立朝慨然以

時事為己任，忠憤激烈，言切時弊」156之氣節的讚頌。可見陸游與李浩相知，

並非只有單純的朋友之交，更帶有一種欽佩與敬意在其中——「臨分一襟淚，

不獨為交情」絕不是送別詩的客套話，而是陸游熱烈而真誠的真心話。雖然

在頷聯中陸游用歸隱避世、豁達樂觀之意安慰友人，但他還是在頸聯中肯定

了李浩在朝為官的氣節與成就，表達了自己對友人的支持，能夠安然地藉助

祠祿隱退，終究是要建立在為國家建功立業、實踐士大夫的社會使命的基礎

上的。

陸游第一次把這樣的觀念灌注在乾道元年（1165）六月的乞祠當中，彼

時陸游並沒有真正得到祠祿，也沒有體會過奉祠的感受，但他卻藉助對祠祿

的申領表明了自己與奸佞鬥爭的精神和對時政之弊的諷刺。錄此文於下：

白首而困下吏，久安佐郡之卑；黃冠而歸故鄉，輒冀奉祠之樂。

恃廊廟并容之度，忘江湖遠屏之蹤。敬布忱誠，仰干造化。伏念某讀

書有限，與世無緣，歲月供簿領之勞，衣食奪山林之志。拊心自悼，

顧影知慚，儻少逭于饑寒，誓永投于閒散。頃以牽聯而少進，愓然恐

懼而弗寧，亟辭振鷺之廷，徑返屠羊之肆。優游食足，敢陳楚些之窮；

衰疾土思，但抱越吟之苦。伏望某官因材授任，與物為春。察其愚無

所能，乏細木侏儒之用；哀其窮不自活，捐太倉紅腐之餘。特假閑官，

使安晚節。棄竇憲如孤雛死鼠，寧足衿憐；譬杜牧以白骨遊魂，少加

154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38-39。 155 同上注，頁 2182。 156 ［元］脫脫：《宋史》，頁 1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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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恤養。某謹當收身末路，沒齒窮山，玩仙聖之微言，樂唐虞之盛化。

杜門掃軌，固莫望於功名；卻粒茹芝，冀粗成於道術。雖無以報，猶

不辱知。157

與常見的因病乞祠、侍親乞祠不同，陸游強調的是自己才薄智短、空享

俸祿，但實際上，「讀書有限，與世無緣」，並不是說他真的才疏學淺，無

法在朝為官，這背後的話語是一種不願意與主和派妥協而甘願自退的傲氣。

陸游此時的請祠，既不見悲觀之情，更不見妥協之意，從「棄竇憲如孤雛死

鼠，寧足衿憐；譬杜牧以白骨遊魂，少加恤養」到「某謹當收身末路，沒齒

窮山」，言下之意是指責朝廷不能識人，既不能識人，便只求一些微薄俸祿

安度晚年，自己便不再叨擾，話語節奏變化頗快，充滿了一種賭氣而去的心

理。最重要的是，這篇劄子中對朝廷的感恩之意是極其微弱的，反而充斥的

是一種因內心委屈而爆發出的抗爭話語。在公文寫作難免束手束腳的情況下，

陸游的這篇啓文實則蘊含著強烈的諷刺意味，諷刺的是這看似振鷺的朝廷難

以發現、重用賢人，最後只好使他們落入屠羊之肆，隱藏的是陸游不願與主

和派為伍的心態，外化為一種隱秘的抗爭意識和甘願自退的傲骨。

擁有這樣的思想基礎，當陸游自己在淳熙年間面對祠祿時，便呈現出了

類似的敢於與朝中奸佞繼續鬥爭的心態。

初經南鄭從戎的光輝歲月，於乾道八年（1172）歲暮到達成都的陸游，

心中是帶著無限遺憾的，一是因為王炎（1115-1178）幕僚星散，二是因為

北伐大計因「大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家」158的現實一再擱置。他懷

著極其悲憤的心情寫下了「渭水函關元不遠，著鞭無日涕空橫」159、「良時

恐作他年恨，大散關頭又一秋」160等句。因此成都當地民風雖然長於文學而

短於吏能，儼然一處天高皇帝遠的文化桃源。161但陸游始終沒有忘卻自己的

理想。

157 ［宋］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第一冊，頁 228。 158 ［元］脫脫：《宋史》，頁 11799。 159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54。 160 同上注，頁 255。 161 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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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樣的心境下，陸游在淳熙三年（1176）九月甫一獲祠，便寫下〈蒙

恩奉祠桐柏〉一詩：

少年曾綴紫宸班，晚落危途九折艱。

罪大初聞收郡印，恩寬俄許領家山。

羈鴻但自思煙渚，病驥寧容著帝閑。

回首觚稜渺何處，從今常寄夢魂間。162

詩歌前兩聯敘事，後兩聯抒情。首聯追述自己曾在京為官，但後來卻屢

屢受挫的經歷，頷聯則交代了自己遭罷與獲祠的事實。頸聯以羈鴻與病驥自

況，見其悵然若失與內心的憔悴。尾聯感歎往事不堪回首，放眼未來，象征

宮闕的「觚稜」亦虛無縹緲，只能寄託在夢中，依舊是一片迷茫。

表面讀來，詩歌的整體情感取向是較為消沉的，但細讀頷、頸兩聯，我

們會發現陸游在苦悶與憔悴之外，還隱藏著一層對朝廷弊病的諷刺之意。我

們知道，七律體因其本身富於變化的特點而難以處理形式與情感的平衡，其

頷聯和頸聯要求對仗工穩，同時好的七律又要求詩作的情感能夠渾然一體，

因而關鍵工夫，往往在頷、頸兩聯上面。陸游的七律常被冠以「熟」的評價，

這正是道出陸游的七律體存在句法稠疊、句式固定，圓密熟穩但韻味稍欠的

弊端。不過陸游那些關心國家命運和自身際遇的作品卻往往能夠避開這類問

題，而變得層次豐富、感情充沛。163這首詩便可作為一例。詩的頷、頸兩聯

對仗是十分工穩的，自不必多言，但在情感上卻呈現出多重維度。從頷聯的

內容上看，陸游完成了對獲祠的敘述，且「恩寬」也表現出一定的感念之意，

但再讀頸聯，便發現情感為之一變。

頸聯所說的羈鴻和病驥，顯然是陸游自況，也是對祠祿生活的指稱，但

羈鴻和病驥後緊跟著兩個虛詞「自」與「寧」。這兩個虛詞在具備擬人化色

162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608-609。 163 管琴：〈七律的放翁詩法——從「律熟」的評價說起〉，《文學評論》，2016 年第 4 期， 頁 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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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的同時，更重要的意義在於揭示了詩句內在的邏輯關係。羈鴻本就漂泊不

定，棲於煙渚之地，是極其平常之事，陸游用「自」，是要表達自己就像羈

鴻一樣，自會隱於無名之地，無須旁人多言，這背後帶有一些賭氣的意味。

而「豈」表示反問，即是說病馬豈會回到帝王的馬廄中，這種反問已經近乎

於一種質問，表示既不見容，便索性離去。黃奕珍已經指出陸游晚年詩作中

常常藉助「疾病」書寫來隱喻朝政，表達治國之方，傳遞和戰思想。164這種

創作風氣也可在這首詩中找到端倪。這裡所說的病驥雖然並非是對自身疾病

的描寫，但也帶有與國家時政相連接的意味，病驥自然是不堪大用的，陸游

以此自喻，正是以反語說明自己這樣的有志之士難以進身的苦楚，用來作喻

的「假病」實則來源於朝廷的「真病」，隱含著對朝廷現狀的不滿與諷刺。

陸游也會把這種對抗心理表露給友人，如〈簡譚德稱〉云：

幼輿骨相稱山岩，自要閑遊不避讒。

錦里先生為老伴，玉霄散吏是頭銜。

探春苑路花篸帽，看月江樓酒滿衫。

惟恨題詩無逸氣，愧君陣馬與風帆。165

首聯中，陸游借《世說新語》中謝鯤（281-324）一丘一壑之典表明自

己對寄情林泉的嚮往，隨後便道既是自願閑遊，又豈懼讒言？頷聯是描述自

己的身份狀態，頸聯是描述奉祠的生活狀態，突出優遊的歡樂。

僅看以上三聯，我們要特別注意「自」、「為」、「是」這幾個字。

「自」突出的是自我的意願，這次祠祿雖然是朝廷賜予，但陸游卻偏說是自

要閑遊，恰恰映襯出詩人自身的傲骨。「為」和「是」的出現，是用散文化

的語言、介紹一樣的語氣強調了自己的生活狀態是錦里先生作伴，玉霄散吏

為銜，陸游並不迴避這些，反而要把它們彰顯出來。這恰恰說明陸游並不以

164 黃奕珍：〈陸游晚年以「疾病」隱喻之和戰思想〉，《成大中文學報》，第四十期， 2013 年 3 月，頁 94-95。 165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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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祠為恥，甚而還有一些以此為榮的感覺，進而很自然地過渡到頸聯描述的

悠然自適的奉祠生活場景。這種強打精神、強作自豪的神態反映出陸游不向

奸佞低頭，敢於繼續以狂放的姿態與之鬥爭。

在結尾處，陸游自謙地說自己題詩無逸氣，不夠雄壯威猛，愧對與自己

「實兄弟如也」166的譚德稱。其實陸游對友人的自謙，意在告訴友人自己的

生活狀態非常自在，以至於讓自己題詩都少了幾分英雄氣，他強調的是奉祠

生活的優遊，而不是題詩無逸氣的無奈。結合前面的討論，我們知道陸游表

現得愈是享受祠官身份，對朝廷的不滿與奉祠便愈多一分，因而尾聯的話語

恰恰突出了陸游對自己祠官身份的彰顯，這種彰顯表明陸游對朝廷授予自己

的祠官身份不畏不避，正是一種不願妥協的對抗心理。

與〈簡譚德稱〉的頷聯近於一種口號式的呼喊不同，陸游也會用一些比

較輕鬆詼諧的方式來表示自己的對抗心態。〈天台院有小閣下臨官道予為名

曰玉霄〉便是一例。詩並小注云：「竹輿沖雨到天台，綠樹陰中小閣開。牓

作玉霄君會否？要知散吏按行來。予所領崇道觀，蓋在天台山中玉霄峰下。」167

如前所論，宋代祠祿置官，官員可任便居住，陸游身在蜀地，不需親自前往

天台山崇道觀，但他卻在詩中對天台山的景色做了一番描寫，仿佛自己就身

在天台，同時又就地為名，將天台院中小閣命名為玉霄，顯得頗為自豪。末

句言「散吏」，所指正是自己的祠祿官身份。這一身份雖然毫無實權，但陸

游依然在想象中勾勒了一幅自己巡行小閣的畫面，仿佛自成天地，別立一家，

頗顯異趣。這種方式與他明知自己是因燕飲頹放被劾卻仍要自號「放翁」的

心態是很相似的。詩中所見，皆是作者自命小閣、自得其樂的自豪之感，這

既是他排遣苦悶的方式，也說明他愈發彰明自己的祠官身份，體現的正是他

對朝中讒臣的抗議。

我們不可否認，因祠祿而帶來的理想落空一定是痛苦、寂寞的，陸游也

會把這種無奈寫進詩中，如〈暮秋〉其一詩云：「端居有微祿，不敢恨殊

166 ［宋］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第四冊，頁 68。 167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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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168但他成都期間愛國詩對北伐的策略、自我的定位、典範人物的標舉

都有深入的探討，於悲憤、失望中仍對未來充滿希望。169這也是他成都時期

整體心態的映射。因此，陸游雖然在奉祠狀態中感到過寂寞和痛苦，但大部

分奉祠詩歌表現出的是與黑暗現實鬥爭的精神。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精神特

質與他成都時期失意中蘊藏著希望與信心的心態是相通的。

第二節、失望與痛苦：政治失意的宣洩

離開成都後，先後在福建與江西擔任地方官的陸游在祠祿書寫中的心態

已由積極的對抗轉為失望與痛苦。這種變化從陸游主管玉局觀前的乞祠中便

已顯現，突出表現在他主管玉局觀後的祠官身份書寫中，也延續到他在嚴州

任上的乞祠裡。

淳熙六年（1179），在接到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的任命前，陸游曾在

衢州奏乞奉祠，啓文不得見，然觀其上表乞祠後的〈奏乞奉祠留衢州皇華館

待命〉，可知其心態已然發生變化。詩云：

世念蕭然冷欲冰，更堪衰與病相乘。

從來幸有不材木，此去真為無事僧。

耐辱豈惟容唾面，寡言端擬學銘膺。

尚餘一事猶豪舉，醉後龍蛇滿剡藤。170

從首頷兩聯看，陸游對朝中臣僚互相攻訐依然憤懣不平，但從頸聯開始，

陸游的語氣開始放緩。他用婁師德（630-699）教弟耐事與金人三緘其口之

典，說明忍辱負重、謹言慎行的必要。171這是一種自我訓誡。末句言在這樣

寂寞的日子裡，只有一件事還可算豪氣干雲，那便是醉後狂書、筆走龍蛇。

168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699。 169 黃奕珍：〈論陸游成都時期愛國詩的特色〉，《文學遺產》，2016 年第 5 期，頁 36。 170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922-923。 171 二典分別見於《新唐書》，頁 4093、［漢］劉向：《說苑》，卷十，《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頁 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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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既是對獲祠生活的想象，也是陸游痛苦的來源——作為一個矢志抗金的鬥

士，他豈會甘心在筆墨中虛老時光？在〈簡譚德稱〉中，陸游說的是閑遊不

避讒，但到了這裡，陸游卻是提醒自己要謹言慎行。這種態度的變化反映出

此時的陸游已漸漸褪去成都時期的狂放，反而表露出的是在讒言、譏評下無

可奈何的小心翼翼，他縱然是沒有完全學得圓滑處事，但這也反映出他對時

弊的態度已是失望多於憤慨了。這種心態在陸游還在福建地方任上的時候便

已初露端倪，〈雙清堂醉臥〉寫道：「末路敢貪請鶴料，微官久厭駕雞棲。

平生玉局經行地，擬乞冰銜隱剡溪。」172陸游雖未有實際的乞祠行為，但從

詩句中已可看到陸游對朝政的失望及萌生的乞祠想法。

陸游結束江西地方的任職後，於淳熙九年（1182）再次獲祠。如前所論，

陸游此次獲祠，與其自請不無關係，因而我們不妨從〈上丞相參政乞宮觀啓〉

入手分析：

年運而往，益知涉世之艱；職思其憂，獨幸侍祠之樂。惓惓微志，

懇懇自陳。伏念某臃腫凡材，聱牙曲學，既無甚高論足以嘩世，豈有

他繆巧用以致身。隨牒半生，問津萬里。雖誓圖微報，不勝狗馬之心；

而俯迫頹齡，已罹霜露之疾。壯志累然而欲盡，殘骸悴爾以難支。拉

朽摧枯，競為排陷；哀窮悼屈，孰借聲光。敢圖廊廟之尊，未棄門欄

之舊。曲憐不逮，力謂無他。至於跌宕之文，辱在褒稱之域。二百年

無此作矣，固難稱愜於獎知；萬戶侯豈足道哉，私亦激昂於衰懦。然

而揣數奇之薄命，懼徒費於鴻鈞。與其度越群材，留朱雲於東閣；曷

若稍捐薄祿，置陶令於北窗。伏望某官，仁風翱及物之恩，赫日照覆

盆之陋。念前跋胡而後疐尾，惟當自屏於江湖；方上昭天而下漏泉，

忍使獨擠於溝壑。假以毫端之潤，寵其林下之歸。某謹當刻骨戴恩，

刳心慕道。誦丹臺之蕊笈，少尉素懷；拜玉局之冰銜，用華晚景。173

與〈上二府乞宮祠啟〉類似的是，陸游在開頭就表達了請祠之意，但與

之不同的是，陸游強調的是自己經歷世道艱難，而不是一種白首困下吏的問

172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898。 173 ［宋］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第二冊，頁 6-7。

47

天呵壁——開篇時，語氣已由抱怨轉為了懇求。隨後承之以惓惓微志，懇懇

自陳，語氣突然放緩，如泣如訴，像是開啟一場對談。在論述自己才薄智短

時，儘管同為自謙之辭，但陸游在這一篇劄子中已沒有了〈上二府乞宮祠啟〉

中「與世無緣」一語所表露出的賭氣心態。他用「拉朽摧枯，競為排陷；哀

窮悼屈，孰借聲光」表明構陷者之眾和內心的委屈，又用漢時直臣朱雲之典

反告朝廷，與其留一個直言敢諫之人在朝，不如稍捐薄祿，放其歸於江湖。

174「與其」表示放棄，「曷若」一詞表示反問，陸游用這樣的關聯詞語進行

連接，便將話語轉化成一種給朝廷提出的建議，語氣平和，委婉地表達出主

動求退而非賭氣而退之意。

這種心態一直持續到陸游獲祠。主管玉局觀後，陸游於淳熙九年（1182）

五月寫道：「放翁白髮已蕭然，黃紙新除玉局仙。寄語山頭老師叔，欲分茅

舍度殘年。」175詩中敘述了已年近花甲的自己新得主管玉局觀的事實，而後

用一種對話的口吻，表示願從岩師（老師叔）那裡分得茅舍，共居深山，意

志上略顯消沉。是年八月又作〈玉局歌〉：

玉局祠官殊不惡，銜如冰清俸如鶴。

酒壺釣具常自隨，五尺新篷織青箬。

倚樓看鏡待功名，半世兒癡晚方覺。

何如醉里泛桐江，長笛一聲吹月落。

蔣公新冢石馬高，謝公飛旐凌秋濤。

微霜莫遣侵鬢綠，從今二十四考書玉局。176

開篇破題，主管玉局觀，雖然俸祿不多，但卻可以悠閒自适，遠離鬥爭。

陸游此時獲祠不久，後面的描寫應該都是陸游對奉祠生活的想象。在他的想

象中，可以常伴酒壺釣具，五尺新篷，編織青箬。他甚而自嘲說自己汲汲於

174 典出［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2916。 175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130。 176 同上注，頁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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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名，應該早一些醒悟過來，泛舟桐江，長笛邀月。

特別有趣的是最後一句。在追憶蔣芾（1117-1188）和謝廓然後，陸游

感歎微霜掩蓋不了鬢綠，自己還要像郭子儀（697-781）一樣二十四考、身

居要職而不見疑。177不過，郭子儀是中書令，考核官員，但陸游自己卻是主

管玉局觀，落得個閑廢之職。明明是這樣的閑職，他卻偏要說自己也是二十

四考，恐怕陸游心中很清楚，以主管玉局觀的形式達到二十四考而不見疑的

地步，實在是很可笑，這種自嘲的話語中說明陸游一直承受著有志難伸的痛

苦，如若不然，他也不會在看似消沉的情緒中書寫白頭建功的決心，比如淳

熙九年（1182）八、九月間所作「君王猶記孤忠在，安得英豪共此功」178和

「老子猶堪絕大漠，諸君何至泣新亭」179皆是如此。

淳熙十三年（1186），陸游再次得到了起用，只不過官職依然是他不願

做的後方工作——知嚴州軍州事。陸游是矛盾的，一方面，前些年主管玉局

觀的奉祠生活是他痛苦的來源，另一方面，在理想無法實現的時候，祠祿又

不得不成為陸游暫離官場的渠道和選擇。這兩股力量共同促成了陸游對祠祿

的再次申領，反映出在北伐這件事上，陸游對朝廷長期無所作為的失望。淳

熙十四年（1187）秋，還在嚴州任上的陸游聞聽張镃（舊字時可，生卒年不

詳）獲祠時，作詩相賀，詩中有句云：「燈前一笑拆書開，喜見冰銜洗俗埃。

丞相苦留猶不住，諸公欲挽固難回。」180友人得祠，陸游的欣喜之情溢於言

表，他能夠體會到友人獲祠的快樂，這就足以說明陸游對祠祿的渴望。因而

當淳熙十五年（1188）任期將滿時，陸游便迫不及待地向朝廷呈上了〈乞祠

祿劄子〉。這篇劄文寫得不卑不亢，為免冗長，這裡不錄，只作分析。181

陸游在文中先進行述職報告，描述了在任期間嚴州的晴雨、農收、人口

等情況，也表達了對朝廷配合自己減租工作的感激之情，而後便轉入以病請

祠的套路。陸游在淳熙十四年（1187）冬到淳熙十五年（1188）春這段時間

177 典出［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頁 4609。 178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135。 179 同上注，頁 1136。 180 同上注，頁 1467。 181 ［宋］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第一冊，頁 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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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常常寫有一些閒遊、隨感之作，「拂枕時時覓幽夢，倚闌日日聽新鶯」182

的輕鬆閒適之感與沉醉自然的自由是他真切感受到的，因而疾病或許可以成

為他的乞祠誘因，但並不是主要原因。在陸游到任嚴州之初，他寫了大量的

謝表，以示對朝廷復用之感激：「穿廷和之細仗，面咫尺天；佩新定之左符，

秩二千石。叨塵過分，感俱交懷。」183有時也會表露對自己此前一直奉祠的

愧疚：「故里投閑，久竊奉祠之祿；清時起廢，遽叨出守之榮。」184但無論

是他上的謝表，還是給梁克家（1127-1187）、王淮等人的啓文，都流於一

般的套語，他的隱秘心思，只有在面對好友周必大時才有所展露：「而某少

頗激昂，老猶矍鑠。志士弗忘在溝壑，固當堅馬革裹尸之心；薄福難與成功

名，第恐有猿臂不侯之相。」185可見，儘管陸游在嚴州任上依然為民盡心盡

力，與民同甘共苦，勸農、減租、祈風禱雨，民眾對他也愛戴有加，但這樣

的工作終究不是陸游所願，他沒有辦法忘記出兵北伐、恢復中原之事，自然

也就不能安於知嚴州軍州事的職位。因此他在任期間「困於吏役，悒然不

樂，」186其情其志之不得舒，心中的失望與痛苦可見一斑。

陸游也有詩歌談及此次乞祠。同樣作於淳熙十五年（1188）春天的〈上

書乞祠〉云：

上書又乞奉祠歸，夢到湖邊自叩扉。

此去敢辭依馬磨，向來真慣擁牛衣。

致身途遠年齡暮，報國心存氣力微。

誓墓那因一懷祖，人間處處是危機。187

在這首詩中，我們已經看不到陸游在〈和范待制秋興〉或是〈天台院有

小閣下臨官道予為名曰玉霄〉中表現出來的自豪、縱逸之氣了，取而代之的

182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522。 183 ［宋］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第一冊，頁 32。 184 ［宋］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第二冊，頁 12。 185 同上注，頁 15。 186 ［宋］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第四冊，頁 272。 187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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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種失望和無奈，甚至還帶有一些驚恐與不安。陸游因為極度的失望而迫

切地想要得到一次奉祠的機會，因此當乞祠久未得報時，他急切地寫道：

「聖朝未許領叢祠，擁褐清羸不自支。」188同年秋天，他又寫了一首〈上書

乞祠輒述鄙懷〉，從春到秋，陸游在此期間是否又上書乞祠，此詩是為新乞

所作還是仍舊就春之乞祠而發，難以考證，但從詩中「流年不貸人，白髮日

夜密，冠雖未即挂，馭已不容叱。尚覬公朝恩，養老沾散秩；閉門教子孫，

志願真永畢」189的懇切，依然可讀出陸游對於祠祿的盼望之意。這種對祠祿

的盼望，肇自他對朝廷無所作為的失望。

從淳熙五年（1178）到淳熙十五年（1188），在這十年中，陸游接連在

地方任職，北伐的理想一次次落空。朱東潤曾精確地概括過這段時期陸游的

心態：「陸游究竟是一位知識分子，不免有些忽冷忽熱，當然這一切都和朝

廷的舉棋不定有關。」190在這期間他擔任過祠官，也因不滿於現狀而請求過

祠祿，這種看似矛盾的行為恰恰反映出陸游在理想不得實現的歲月中經受的

痛苦。祠祿官的授予，令他里居山陰、遠離朝堂，他的心情是低沉、痛苦的，

他請求祠祿，內心同樣經受煎熬，因為這是他不得已而為之，是他對朝廷極

度失望之下做出的選擇，因而在乞祠作品中，同樣可見陸游失望而痛苦的心

境。陸游並不是沒有調整過自己的心態，大約在淳熙十年（1183）後，陸游

曾試著接受、適應村居生活。191他在淳熙十年（1183）寫了一首有關祠祿的

六言詩：「噉飯一簞不盡，結盧環堵猶寬。常得奉祠玉局，不須草詔金鑾。」192

六言詩有自身的發展歷程，特別是在唐宋古文運動中，六言詩逐漸脫離了寫

作主流，往往成為閒暇遊戲之作。193陸游三十八首六言，有三十七首都寫於

閒居山陰時。陸游在這首詩中表現得非常自適，一簞食尚食不盡，居環堵之

室仍覺寬，奉祠玉局多麼好啊，不必應付草詔金鑾。這樣的悠然，是他努力

調整心態，嘗試著走出之前的失望與痛苦而換來的。但這樣的悠然終究是較

188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535。 189 同上注，頁 1558-1559。 190 朱東潤：《陸游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 年），頁 161。 191 劉蔚：〈陸游的村居心態及其田園詩風的嬗變〉，《浙江社會科學》，2009 年第 11 期， 頁 101-102。 192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241。 193 俞樟華、蓋翠傑：〈論古代六言詩〉，《文學評論》，2002 年第 5 期，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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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的，祠祿官在更多時候帶給陸游的，依然是內心的痛苦和失落。

第三節、欣喜與享受：心態的逐步調整

從中年步入晚年的陸游自紹熙二年（1190）至慶元四年（1198）經歷了

人生中最長時間的奉祠。在此期間，他對祠祿的心態發生了從欣喜、享受到

愧疚、負罪的轉折，前者體現了他將祠祿視為政治上的避風港和觀望態度，

後者則體現了他對朝局的失望及絕意進取的心境，本節即對前者展開討論。

陸游在嚴州任上的乞祠不了了之，直到淳熙十六年（1189）冬，他遭彈

劾再次回到山陰。光宗改元紹熙的第一年，他便得到了祠祿官銜。陸游為此

連作兩詩，其一曰〈喜事〉，僅從詩題便可看出陸游獲祠的欣喜，詩云：

武夷老子雪垂肩，喜事何曾減少年。

鸚鵡螺深翻細浪，辟邪爐暖起微煙。

幽花滴露沾紗帽，亂絮憑風撲畫船。

虎豹九關君勿歎，未妨一笑住壺天。194

其二曰〈縱筆〉，詩共四首，其二云：

一紙除書到海邊，紫皇賜號武夷仙。

功名敢道渾無意，暫作閒人五百年。195

詩中透露出對祠祿的欣然接納，「虎豹九關」是人間險惡，但陸游對此

只付諸一笑，甘願長住「壺天」，對功名的「渾無意」之感與「閒人」之自

稱都表達出非常強烈的閒居意識。第二年冬，他又寫了〈散吏〉一詩：

拜賜明時散吏名，頭銜字字敵冰清。

194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638。 195 同上注，頁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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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有味聊忘老，賦祿無多亦代耕。

笠澤莼鱸秋向晚，缑山笙鶴月微明。

人間樂事今真得，莫恨摧頹白髮生。196

陸游對祠祿官表現得十分受用，即便俸祿微薄，但他依然調整心態，認

為祠祿可以代耕，從而讓自己有了更多時間去讀書、親近自然、感受生活，

並在結尾處點題，表現出一種脫離官場的自由與輕鬆以及及時行樂的態度。

這一時期，陸游對朝堂的黑暗依然有很清晰的認識，他寫道：

而士大夫凜凜拘拘，擇步而趨，居其位不任其事，護藏蠹萌，傳

以相諉，顧得保祿位，不蹈刑禍，為善自謀。197

又云：

予嘗患今世局於觀人，妄謂長於此者必短於彼，工於細者必略於

大。自天封觀之，其說豈不淺陋可笑也哉！198

這些文字均表達出對佞臣尸位素餐和朝廷識人不明的不滿，陸游除了對

一聲長歎之外，更無他法，這也恰恰從反面說明了祠祿生活於他而言，正是

一種絕佳的享受。在此次祠祿將滿之時，陸游還對這樣的生活念念不忘，他

主動上書，再乞祠祿，並留詩為記：

虬枝六尺藤，方屋九寸帽；人間無處著，山水歸寄傲。耳中聞淵

明，自我髮未燥，高標不可揖，七十忽已到。明窗置經龕，奧室養丹

灶，雖云迫遲暮，要足平昔好。悠然萬念空，快若河卷掃。寄聲幔亭

云，行拜散人號。199

詩之開頭用詞如「六尺」、「九寸」、「寄傲」鏗鏘有力，意象如「虬

枝」、「方屋」粗獷疏放，體現出疏狂的筆力。自「七十忽已到」一句後，

196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723。 197 ［宋］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第二冊，頁 251。 198 同上注，頁 257。 199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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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出作為一個散人的悠然自得之樂，蘊含著雖然迫近遲暮之年，但仍要及

時行樂的態度，莫礪鋒曾指出陸游在後半生對自己生命的關注已與功名大業

沒有太多聯繫了，更多的是一種作為普通人對生命的眷戀。200這首詩體現的

正是這樣的心態。這時的陸游，似乎全然不見功名大業之念，完全是一個頹

放疏狂的老人了。這次乞請很快就有了結果，陸游再次奉祠，為此他又連寫

兩首〈拜敕口號〉，另有一首〈十一月十八日蒙恩再領沖佑鄰里來賀謝以長

句〉答謝諸鄰。其中，「恭惟優老政，千古照青編」201、「人生奉祠貴，喜

色動山林」202均體現出了對君王予祠的感激之情。「便挂朝冠亦良易，金銅

茶籠本相忘」203則延續了此前的歸隱意識。在這次奉祠中，陸游變得十分安

逸，他在〈龍鍾〉一詩中寫道：

龍鍾一老寄荒村，鼎食山棲久已分。

平日氣吞雲夢澤，暮年緣在武夷君。

搶榆敢羨垂天翼，倚市從嗤刺繡文。

幸有筆床茶竈在，孤舟更入剡谿雲。204

詩之起初似有感懷平生壯志未酬、年華易逝英雄氣短之感，但一個「幸」

字便凸顯了此時的閒適與安逸——陸游已經習慣了退居生活，並將祠祿生活

視為一件拯救自己苦悶的幸事。至少，他可以在長期奉祠的過程中藉助清閒

的生活獲得一些安慰。有時，他也會感到失落：「骨相異虎頭，祠祿真雞

肋。」205他一面說自己骨相異虎頭之態，沒有建功立業之相，一面又說祠祿

是雞肋般無實際用處之物，但陸游此時又實實在在享受著祠祿的好處，因而

終究不願意捨棄這個身份，恰如朱東潤所說：「一邊是固然沒有忘卻祠祿，

一邊卻也表示自己無意起用。但這都不是他的本意。」206從他「祠祿縻人未

200 莫礪鋒：〈陸游詩中的生命意識〉，《江海學刊》2003 年第 5 期，頁 174。 201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833。 202 同上注，頁 1833-1834。 203 同上注，頁 1835。 204 同上注，頁 1880。 205 同上注，頁 1936。 206 朱東潤：《陸游傳》，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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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棄官，春深幽國有餘歡」207的話語來看，他仍是很享受祠祿生活的。所以，

陸游在是次祠滿之後再度乞祠，並且在乞祠一時未得報時用「富貴常求繫日

繩，阨窮卻羨棄家僧」208表現出一種急切想要獲祠的心態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這也與南宋中期由於政治腐敗、經濟衰退、理想無望，因而大批中下層士人

轉而在個人小世界中尋找內心適意與平衡的心境相通。209

從紹熙元年（1190）到紹熙五年（1194），整體而言陸游對於祠祿都表

現得非常受用，他在祠祿中找到了逃離現實的渠道，因此一請再請，希望能

夠藉此緩衝被彈劾攻擊的失望。但是，陸游也時常會想起自己的理想，特別

是剛剛獲得祠祿的時候，他對祠官身份還時常會表現出一些矛盾的想法。他

有時會想到將仕籍直接棄掉，就此歸隱：「微祿行當辭，沒身事幽曠。」210

不過這樣的想法還不是很明顯，他更多地時候是在自己的理想與獲祠在家之

現實的矛盾之間掙扎，比如他寫道：「祠祿恩寬亦例沾，屏居懷抱苦厭厭。」211

「軒車雖已矣，終愧食官倉。」212「乞得奉祠還自愧，猶將名姓到中朝。」

213這些詩句都非常直白地道出了詩人心中的矛盾。這說明陸游實際上是把祠

祿視為一種暫緩從政的方法，他對祠祿的一再申領，說明了他對此時的朝局

仍持觀望態度。

光宗一朝，先有周必大與留正的黨爭：「王丞相罷，留丞相為次輔，與

益公不合，擢何澹為諫長，攻益公，罷之。」214其間亦夾雜道學與反道學之

爭。215後又有圍繞姜特立的反近習運動，留正一黨也出現了分裂。216最關鍵

的是，光宗本人的精神疾病使得他喜怒無常，無法臨朝。217因而在這樣的政

207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999。 208 同上注，頁 2063。 209 劉婷婷：《南宋社會變遷、士人心態與文學走向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136-137。 210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652。 211 同上注，頁 1752。 212 同上注，頁 1804-1805。 213 同上注，頁 1831。 214 ［宋］李心傳：《道命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54。 215 沈松勤：《南宋文人與黨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12。 216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4 年），頁 661-663。 217 虞雲國：《宋光宗 宋寧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年），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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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環境中，當陸游面對祠祿時，便通過不斷自請而使自己遠離朝堂，並嘗試

調整心態使自己欣然地接納祠祿。在這一過程中，他的確有過陷入矛盾而無

法自解的尷尬，甚至還需要藉助古人的力量進行開導：「微官雖置散，束帶

終自憫。漸退用婦言，千載付一哂。」218所謂「用婦言」，指的正是白居易

（772-846）〈戊申歲暮詠懷三首〉其一中所講的聽妻兒之言，明哲保身，

求退避禍之舉。219從這些詩句中，我們能夠很清晰地讀到陸游內心的糾葛與

鬥爭。詩人心態上的細微變化，並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慢慢變化，但若一定

要劃分一個時間節點的話，那麼可以大致以紹熙三年（1192）為界，如果說

在此之前獲祠固然可喜，但陸游內心還有所掙扎的話，那麼紹熙三年（1192）

之後陸游已慢慢打開心結，開始嘗試接納安閒的祠官生活。

第四節、愧疚與負罪：絕意進取的表現

從紹熙五年（1194）請祠後的三度獲祠始，陸游對祠祿的態度由欣喜轉

為愧疚。他寫了大量的作品，表示自己久為祠官而產生的負罪感與壓力，並

在祠祿結束後，宣告自己對祠官身份的告別。

產生這種變化的原因，在於寧宗繼位之後，繼之而起的是韓侂胄党與趙

汝愚黨的爭權和後來嚴酷的黨禁。儘管這場打擊道學的黨禁運動建立在蒼白

虛構的基礎之上，註定無法長久，但一時之間嚴酷的政治空氣令陸游的北伐

之願遙遙無期，也令他徹底認清了朝廷的現實狀況。220程公許曾形容道：

「士大夫風俗一壞於嘉泰、開禧之學禁，再壞於嘉定之更化。」221對於年邁

的陸游而言，進取之志已不那麼強烈。趙翼即評曰：

然放翁自嚴州任滿東歸後，里居十二三年，已七十七八，祠祿秩

滿，亦不敢復請，是其絕意于進取可知。222

218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825。 219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頁 1869。 220 ［美］劉子健（James T.C. Liu）著、趙冬梅譯：《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向》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144。 221 ［宋］程公許：《滄州擊缶編》，卷十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11a。 222 ［清］趙翼：《甌北詩話》，頁 94-95。

56

這樣的政治環境與陸游本人的政治認知使得他面對祠祿產生了愧疚與抱

罪之感，並最終促成了放棄祠祿的行為。

必須要指出的是，陸游的愧疚感並非突然產生，而是從苦悶慢慢過渡而

來的。紹熙五年（1194）三度獲祠後，陸游寫道：「未能追鴻冥，乃復分鶴

俸。風霜舍邊柳，合抱皆手種。眼中人盡非，欲話誰與共？」223此時，曾與

陸游來往的尤袤、范成大、史浩等均已去世，物是人非之感撞擊著這位老人

的心扉，他無法建功立業，卻依然在瓜分著朝廷的俸祿，孤獨感與無力感瞬

間溢出筆尖。

還有很多類似的作品。「三釜不及親，顧為妻子留。何由洗此愧，欲挽

天河流」在感歎時光的同時，道出了微薄祠祿不得奉養雙親的無奈。224「七

十一翁心事闌，坐叨祠祿養衰殘。……吏部齒搖心悵望，將軍髀滿淚汍瀾。」225

表示出一種時光飛逝，自己卻只能靠祠祿度過殘年的苦悶。〈夜坐〉中「九

曲煙雲新散吏，百年鉛椠老諸生。頹然待旦君無笑，尚勝聞雞賦早行」之末

句則化用溫庭筠（約 812-約 866）〈商山早行〉句。226看似是在與溫庭筠懷

鄉之悲的比較中獲得了一絲慰藉，但實則是自我安慰，既然前文已說自己是

一副「頹然」之態，是一個舞弄「鉛椠」的書生，又怎會更勝溫庭筠「因思

杜陵夢，鳧雁滿回塘」的羈旅之悲呢？227「小草出山初已誤，斷云含雨欲何

施」中「小草」與「斷云含雨」意象的出現，寓意自身的淒苦悲涼。228「世

路澀如棘，祠官冷欲冰」也說祠官身份如冰一樣寒冷，映襯的是內心的失落。

229

到了慶元四年（1198）祠祿將滿之時，陸游便迫不及待地要告別自己的

祠官身份，這時的情感，已由苦悶過渡到愧疚與負罪。他在〈夏日〉其一中

223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084-2085。 224 同上注，頁 2111-2112。 225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130。 226 同上注，頁 2287。 227 ［唐］溫庭筠：〈商山早行〉，［清］曾益等箋注：《溫飛卿詩集箋注》（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0 年），頁 155-156。 228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295-2296。 229 同上注，頁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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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道：「家貧舊業元知廢，身老微官久合拋。」230〈露坐〉其二中亦言：

「齊民一飽勤如許，坐食官倉每惕然！」231後來在〈食新有感貧居久蔬食至

是方稍得肉〉中，這樣的心態表露得更加明顯：

壯遊車轍遍天涯，晚得祠官不去家。

優老每慚千載遇，食新又嘆一年加。

出波魚美如通印，下棧羊肥抵臥沙。

捫腹笑歌仍索酒，不嫌鄰舍怪讙嘩。232

整體來看，首聯寫祠祿使自己里居在鄉，免去羈旅之悲，頸聯尾聯寫祠

祿生活的悠閒自得，感情並不十分消沉，但頷聯中「慚」、「嘆」已很明顯

地透露出陸游此時面對祠祿的壓力。同為享受快樂，陸游在此前的〈喜事〉、

〈新闢小園〉、〈拜敕口號〉中並無這樣的字眼出現，可見此時陸游在享受

快樂的同時，已經感到深深的自責和不安了。〈龜堂自詠〉其二中，陸游嘆

道：「看劍心空壯，騎驢骨本寒。病多辭酒伴，老甚解祠官。」233這裡的

「騎驢」意象十分有趣。陳元鋒曾對陸游詩中的「騎驢」意象進行過較為系

統的梳理，並且指出「騎驢」在陸游詩中體現出的典型狀態是「閒」。234張

伯偉曾指出驢一方面是詩人特有的坐騎，另一方面也是詩人清高心態的象徵。235

這確然是陸游詩中大部分「騎驢」意象所呈現出的典型狀態，但若我們結合

「看劍心空壯」一句和陸游「骨本寒」的描述，便會發現這首詩中的「騎驢」

恰恰成為了詩人心中自感辛酸與愧疚的象徵，不復閒適之感，更無清高之意。

鍾曉峰注意到陸游晚年詩作中常出現「禿尾驢」意象，既能表現出自己的貧

窮困頓，也能彰顯出脫俗高蹈、疏遠名利的人格特質，236這在表意作用上與

230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376。 231 同上注，頁 2384。 232 同上注，頁 2387-2388。 233 同上注，頁 2425。 234 陳元鋒：〈「騎驢」與「騎馬」：陸游的詩意畫像與旅泊人生〉，《社會科學戰線》， 2017 年第 5 期，頁 154。 235 張伯偉：〈再論騎驢與騎牛——漢文化圈中文人觀念比較一例〉，《清華大學學報》， 2007 年第 1 期，頁 12。 236 鍾曉峰：〈文化意象與自我形象：論陸游的騎驢詩〉，《清華學報》，2015 年新 45 卷 第 3 期，頁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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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騎驢」的失意之感或多或少有些相像。總之，這裡的「騎驢」，既

不完全是一種閒適情懷的表達，也不完全是清高心態的外露，而是一種苦悶

心境的折射。這種苦悶，最終促成了他要「老甚解祠官」。陸游面對祠祿的

愧疚與負罪感在〈病雁〉一詩中體現得最為明顯，詩並小序云：

祠祿將滿，幸粗支朝夕，遂不敢復有請，而作是詩

蘆洲有病雁，雪霜摧羽翰，不辭道路遠，置身湖海寬。

稻粱亦滿目，鳴聲自辛酸。我正與此同，百憂雙鬢殘。

東歸忽十載，四忝侍祠官。雖云幸得飽，早夜不敢安。

乃知學者心，羞愧甚饑寒。讀我病雁篇，萬鐘均一簞。237

寫作此詩時，祠祿即將期滿，陸游雖然寫到「稻粱亦滿目」、「雖云幸

得飽」，但終究還是無法說服自己再次接受這個身份，因此最終還是落腳到

「早夜不敢安」、「羞愧甚饑寒」上，表達自己的惶恐之意，這都源於他意

識到祠官身份並不能助他實現理想，反而坐吃俸祿、空耗國力，報國無門的

現實令他只能感歎一句「鳴聲自辛酸」。

當祠祿真正期滿停給之時，陸游沒有任何後悔和猶豫之意，他說：「掃

空祠祿吾何欠，陋巷簞瓢易屬厭。」238又連作三篇口號，昭示自己對祠官身

份的告別，詩中不乏脫離祠官後的自由與輕鬆：「心如脫阱奔林鹿，跡似還

山不雨雲。」「牘後落銜便手倦，月頭鐫俸喜身輕。」239同時，他也在繼續

表達著祠祿帶來的慚愧：「賴是平生憎阿堵，今年初解侍祠官。」240「寬恩

四賦仙祠祿，每忍慚顏救枵腹。」241他甚至已經在反思奉祠日久的過程中，

萌生了想要解除仕籍、致仕退隱的想法：「祠祿上還猶負愧，何功班綴冠仙

237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418。 238 同上注，頁 2430。 239 同上注，頁 2435。 240 同上注，頁 2452。 241 同上注，頁 2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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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蓬？」242「干祿雖知恥，懸車愧未能。」243在陸游於慶元五年（1199）五月

致仕後，他還依然對自己放棄祠祿之事念茲在茲：「湖海元為汗漫遊，誤恩

四領幔亭秋。掃空薄祿始無愧，閉上衡門那得愁？」244陸游不僅放棄了祠祿，

還放棄了致仕官員的半俸，他在〈獨夜〉中寫道：「兩年失微祿，始覺困羈

旅。……人觀不堪憂，意氣終自許。」245〈讀蘇叔黨汝州北山雜詩次其韻〉

其四云：「祠官粟一囊，不贍軀七赤。」246祠祿所不能贍者，並不是七尺身

軀，更多的是陸游精神上的空虛和壓力，而在放棄祠祿與半俸後，他終覺輕

鬆，內心獲得了自由。總的來說，此時的陸游，對自己的祠官身份已感到不

安與愧疚，他並不否認祠祿的確為他帶來了生活上的閒適，但相比於政治上

的失意和生活中的無為，陸游更害怕的是自己的理想不能實現卻還依然在瓜

分朝廷俸祿的做法。一直到嘉泰元年（1201），陸游還在為自己久領祠祿而

感到愧疚：「奉祠累歲慚家食，謝事終身負國恩。」247

當然，偶爾也有特例出現，比如陸游也會寫到祠祿生活的閒適：「祠祿

留人未挂冠，山園三畝著身寬。」248「白首稱祠吏，清時作幸民。招呼林下

客，遊戲夢中身。」249但一首詩往往是一時所感，若將他的祠官書寫連起來

看，便會發現他大部分寄託在祠官身份中的感情，依然是失落的，這就說明

陸游整體的心態是比較消沉的。

第五節、反思與遺憾：遲暮回望的消沉

陸游生命中最後兩次奉祠一次與自己的再度出仕挂鉤，一次則與自己的

致仕相連。從嘉泰二年（1202）陸游再度出仕到生命的盡頭，他往往以回望、

反思的態度對待祠官身份。他不僅反思生命中最後兩次奉祠的意義，也會將

目光拉長到自己整個仕宦生涯中的奉祠經歷。就前者言，陸游反思的是朝廷

242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444。 243 同上注，頁 2448。 244 同上注，頁 2539。 245 同上注，頁 2669。 246 同上注，頁 2714。 247 同上注，頁 2801。 248 同上注，頁 2123。 249 同上注，頁 2181。

60

予祠的用意；就後者言，陸游常常在嗟歎中表達久做祠官而終致理想不得實

現的遺憾。

陸游對朝廷予祠用意的思考體現在嘉泰二年（1202）冬在臨安寫的〈自

嘲〉中：「是處登臨有風月，平生敭歷半宮祠。即今箇事渾如昨，喚作朝官

卻自疑。」自注云：「予仕宦幾五十年矣，歷崇道、玉局、武夷，今又忝佑

神之命。」250詩題雖名為〈自嘲〉，但陸游並不完全是以嘲弄揶揄的態度來

寫的——他已經開始認真考慮朝廷予祠的性質問題了。在詩中，他追述自己

的經歷，發現自己常得祠祿，名目繁多，各不相同。而此次陸游在京為官，

面對突如其來的祠祿，一時也難以判斷，但他還是在結尾表明：如今發生的

一切，過去都好像存在過，我本人看起來像個朝官，但又對此感到深深的懷

疑。這就說明藉助祠祿，陸游正在反思自己的復出以及韓侂胄拉攏自己的用

意。至於反思的結果，陸游最終還是認識到為國修史雖為好事，但克復故土

之願依然遙遙無期，加之「虛名作祟，聚謗成雷」的流言，251因而再次選擇

了離開。這也直接造成陸游致仕提舉太平興國宮時寫道：「讀騷未敢稱名士，

拜賜猶應號散人。」252「萬里風波行路難，君恩尚許綴祠官。」253「屢奏乞

骸骨，寬恩許投閒，羽衣碧玉簡，尚綴仙官班。」254俱表達出陸游離開臨安

這一是非之地後內心的輕鬆。

陸游對整個仕宦生涯中奉祠經歷的反思主要體現在返鄉後於開禧年間所

作的〈去新春才旬餘霽色可愛〉和〈翦牡丹感懷〉中。這兩首詩的寫作，有

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作為背景——開禧北伐（1206-1207）。早在嘉泰四年

（1204）夏，北伐尚處於輿論準備階段，身在山陰的陸游就已經聽說了這一

消息。他滿懷希望地寫道：「頗聞王旅徂征近，敷水條山興已狂。」255但是

在開禧年間，北伐日近，對於已經步入耄耋之年的陸游來說，他是無論如何

也不可能參與到這場北伐當中了。粗略計之，從陸游首次奉祠的淳熙三年

250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3089。 251 ［宋］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第二冊，頁 71。 252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3156。 253 同上注，頁 3263。 254 同上注，頁 3179。 255 同上注，頁 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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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6）算起至開禧元年（1205）止，這二十九年間，陸游有十七年的時間

都攜帶著祠祿官身份，除去兩年以祠祿在京為史官的時間，也有十五年的奉

祠經歷。在這種遺憾當中，陸游時常會追憶自己仕宦生涯中長時間閒散奉祠

的經歷，比如前引陸游〈夏日感舊〉其二詩，詩中在追述自己「五侍仙祠」

之經歷後，末句點出「胡塵掃盡知何日，不隱箕山即華山。」256可見仍帶有

破敵殺賊、功成身退之願，只可惜陸游的現狀是功未成身已退，這樣的感慨，

皆通過陸游在追憶奉祠經歷時得以展現。

作於開禧二年（1206）冬的〈去新春才旬餘霽色可愛〉詩云：

宦遊強半侍仙祠，況是懸車耄及時。

厚薄人情窮易見，陰晴天氣病先知。

綠樽一醉真當勉，白髮千莖莫自疑。

野渡山村梅柳動，身閒何處不熙熙？257

詩篇以追憶起首，陸游敘述了自己宦遊一生，但卻有一半的時間都在奉

祠的經歷，直到將近耄耋之年時，才正式歸隱故鄉。在這個過程中，陸游深

感就像身體疾恙是天氣冷暖的反應一樣，唯有時窮途末之際，方見人情之厚

薄冷暖。以上兩聯皆是陸游的回憶與心理活動，似乎陸游已經看透了世事，

洞悉了人情，對於社會已有了很成熟的思考。當陸游從往事中走出來之後，

念及當下在山陰的生活，倒也十分悠然自得，看著山村、梅柳、野渡，陸游

在尾聯自忖，只要身閒，哪裡不是一片清靜自在之處呢？但是，詩歌頭兩聯

的敘事已經為全詩鋪設了情感基調。陸游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在祠祿中蹉跎半

生的經歷和一路走來經歷的世態人情，而後才進入到對山陰風物以及閒適心

情的描寫。這樣的一種敘事策略恰恰說明「身閒何處不熙熙」不過是一種寬

慰，陸游雖然描寫的是快樂之景，但很顯然是寄哀情於樂景，寄悲歎與遺憾

於悠閒與自得。陸游這時候想到祠祿，只剩下深深的遺憾。

256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3546。 257 同上注，頁 3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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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於開禧三年（1207）春的〈翦牡丹感懷〉則將這樣的情感表露得更加

直接：

雨聲點滴漏聲殘，短褐猶如二月寒。

閉戶自憐今伏老，聯鞍誰記舊追歡？

欲持藤榼沽春碧，自傍朱欄翦牡丹。

不為挂冠方寂寞，宦遊強半是祠官。258

詩人用雨聲漏聲相配入題，雨聲點滴，漏聲為殘，鋪設了全詩蕭條冷落

的氣氛。而後全詩都在傳達一種時光不再、往事難追的悵然，直到尾聯陸游

說自己雖然在理想還未實現之時便挂冠致仕，空老山間，但並不為此感到寂

寞和遺憾，畢竟自己宦遊的一半生涯都是在祠祿生活的碌碌無為中度過的。

單讀至「不為挂冠方寂寞」一句，我們本以為陸游或許已經慢慢走出了理想

失意的悵然，對於故鄉山陰的種種，他還是調整心態去接納的，但讀畢最後

一句，我們才會發現陸游有更大的痛苦隱藏在心底。本來做官的生涯就不算

成功，祠祿官佔據了仕宦生涯的大部，又何必在意現在的挂冠呢？客觀來講，

祠祿和挂冠是有分別的，在祠祿狀態下，畢竟還保留著仕籍，隨時都有被重

新起用的機會，而且多少也有優待的特質，對於生活也有改善的作用。但從

陸游詩意來看，挂冠和祠祿，實際上已經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因為陸游的理

想是要廓清中原、驅除金人，而這一理想無論是在仕宦生涯中還是在挂冠之

後都未能實現，那麼又何必去強分彼此呢？陸游由所見之景的蕭瑟淒冷，念

及時光飛逝，自己不覺已頹然老去，挂冠也好，奉祠也罷，都不過往事而已，

看似是在寬慰自己，但實際上卻是一種在祠祿中蹉跎半生，終致今日理想再

也不得實現的遺憾。

針對陸游晚年的作品，錢鍾書直言：「舍臨歿二十八字，無多佳什。」

259真實情況雖不至於像錢說得那樣嚴重，但陸游晚年詩的確如朱東潤所說：

258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3951。 259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三聯書店，2008 年），頁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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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描寫身邊瑣事、消極頹廢的作品，又因未經刪除而大量存在，」260由

是陸詩與此前的創作中流露出的英雄豪氣或是悲壯慷慨之風大不相同，比如

〈排悶〉中「頗思從李廣，小獵聊吐氣；復恐灞亭歸，邂逅逢醉尉」一句顯

得瞻前顧後，正是他晚年心境趨向悲觀的寫照。261我們借助〈去新春才旬餘

霽色可愛〉和〈翦牡丹感懷〉，便會發現陸游晚年所作與祠祿有關的詩，皆

是在回憶奉祠經歷的話語當中寄寓了無限感慨，並為自己常年奉祠而導致志

終不得伸感到可惜與遺憾，亦與他晚年的整體心態走向相通相合。

260 朱東潤：《陸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頁 123。 261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894-2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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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陸游祠官書寫的藝術特徵

在第四章中，本文按照時間順序，梳理了陸游在不同年齡階段、不同奉

祠階段呈現出的多樣心態，是一種縱向的考察。無論陸游對祠官身份的態度

如何，我們都一再強調，在陸游的祠官身份書寫當中，是有特例存在的——

前章梳理的，是陸游整體的思想脈絡與情感變化。因此，為了進一步考察陸

游祠官身份書寫的特色，本文擬再進行橫向的考察，拋開一般的時間線索，

探析陸游不同時間段內祠官書寫的藝術特色，從而對第四章進行補充。

總的來說，陸游的祠官書寫有四個方面的藝術特點值得討論。

首先是陸游祠官書寫的詩題創制，主要反映了詩人對祠官身份予以單獨

關照的做法，同時詩題本身也同時具有敘事和抒情上的雙重作用，反映詩人

的祠官書寫重視表達私情的特徵。

其次陸游「寫邨林、茅舍、農田、耕漁、花石、琴酒事，每逐月日記寒

暑」的創作習慣體現出宋詩在題材選擇上向日常生活的傾斜。262祠祿制度使

得陸游長期里居山陰，他的祠官書寫中也因此充滿瑣細的生活片段。這種日

常書寫在細微之處展現了作者不同階段奉祠的不同心曲，同樣具備抒情的功

能。

第三是陸游在祠官書寫中對祠祿與祠官相關概念採用了多種稱謂，這一

特點在體現作者豐富學養的同時，也寄託著作者面對祠祿的情感變化，既有

貶謫的痛苦，也有隱逸的閒適，反映出祠官仕隱共存的身份特徵以及作者本

人對這兩種狀態的思考與接受。

第四是宋詩常常體現出富有人文氣息的思想感情，而典故又是人文傳統

重要的信息載體，體現出宋人的人文情趣。263陸游在祠官書寫中同樣運用了

大量的典故，在詩歌因日常書寫而帶來的平淡意味之外更增添了一層淵雅的

262 ［清］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年），頁 43。 263 霍松林、鄧小軍：〈論宋詩〉，《文史哲》，1989 年第 2 期，頁 67。

65

風格，也彰顯了作者的才力，有助於情感的表達。

這四個特點是陸游祠官書寫的主要藝術特徵，反映出陸游的祠官書寫重

視私情書寫的一面，而絕少出現政治意味、道德意味或是現實意義較重的作

品，這種重視個人情志表達的書寫方式說明了祠祿制度不同於貶謫、隱逸等

狀態的獎懲並存的特徵，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士人面對祠祿的多變與複雜情

感，也展現了祠祿在士人退居過程中的制度通道作用。

第一節、詩題的創制：身份彰顯與情事兼備

從一首詩歌的接受層面而言，最先傳遞到作者眼中的一定是它的題目。

陸游祠官書寫的詩題創制，有兩個較為突出的特點，一是常常對祠祿與祠官

有較為明確的交代，在和詩歌內容的配合過程中，也會用代稱或是附注的方

式加以說明，體現出作者有意識地將祠官這一身份另加對待，二是詩題本身

具備情事兼備的特點，在交代詩歌創作的背景因由的同時，也具有一定的抒

情功能。

詩題就像是詩歌的眼睛，也像詩歌的門面，常常可以在第一時間奠定作

品基調、預示詩歌意旨。既然是對作品意旨的交代，那麼詩題就必然和詩歌

內容有密不可分的聯繫。若我們仔細考察陸游祠官書寫的詩題與內容的關係，

我們會發現二者的配合能夠體現出陸游對祠官身份的特別關注。若在題目中

直接涉及祠祿的相關概念或相關行為，如〈上書乞祠〉、〈乞祠久未報〉、

〈上書乞祠輒述鄙懷〉、〈上書乞再任沖佑〉、〈乞奉祠未報食且不繼〉等，

詩歌的內容基本都是圍繞祠祿展開的。專門以祠祿為題，本身就體現了陸游

有意識地將這一身份單獨拈出並加以書寫。而在一些詩題中並未言明祠官或

祠祿的作品中，對祠祿的書寫往往是作為詩歌的一部分出現。但在這些作品

中，陸游通常會直接提到祠祿、祠官等概念，亦或會以指向性非常明確的稱

謂來代指祠官，以此說明祠祿和祠官仍然是詩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有關

祠祿相關稱謂的問題，我們會在第三節另加討論。有時為了使詩意更加暢達，

陸游還會加一些附注以說明，比如〈秋晚歲登戲作〉其二中就有「時方謀祠

66

祿」的說明。264這些均體現出陸游對祠祿和祠官身份進行單獨書寫的意識，

說明這一身份對其生活狀況和心理狀態具有重要的影響。

但筆者認為詩題本身的藝術特徵，是更加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吳承學

指出，詩歌制題初盛唐時已近完備，特別是杜甫的制題，尤其值得關注，其

長題舒徐翔實，在交代作詩緣由和背景的同時，也能情敘兼備，其短題則亦

可表達一定的情感，不損詩歌原有的抒情特質。265這點明詩題具備敘事與抒

情兩方面的主要功能。陸游祠官書寫的制題便具備這樣情事兼備的特徵，能

夠起到交代詩歌創作緣由與背景的敘事作用的同時，也帶有一定的傳情達意

功能，體現了祠官書寫對私情的書寫特徵。

敘事性最強的詩題往往是包含時間、地點、人物、起因、經過、結果等

多個敘事元素的長題。從篇幅上看，陸游祠官書寫的制題倒並沒有達到像自

己〈自來福州詩酒殆廢北歸始稍稍復飲至永嘉括蒼無日不醉詩亦履作此事不

可不記也〉這樣的長度。他書寫祠祿與祠官的作品的題目，整體而言還是較

為精悍短小的，但卻能在尺幅之間點明詩歌的內容與祠祿的密切關係，從而

起到敘事的作用。

像〈送李德遠寺丞奉祠歸臨川〉、〈奏乞奉祠留衢州皇華館待命〉、

〈張時可直閣書報已得請奉祠雲臺作長句賀之〉、〈十一月十八日蒙恩再領

沖佑鄰里來賀謝以長句〉、〈五月七日拜致仕敕口號〉、〈上章納祿恩畀外

祠遂以五月初東歸〉這樣的詩題，包含了時間、地點、人物、行為、因由等

敘事要素，因此可以獨立交代詩歌創作的相關背景，展現出非常鮮明的記事

特徵。其中，像〈十一月十八日蒙恩再領沖佑鄰里來賀謝以長句〉、〈五月

七日拜致仕敕口號〉這樣的詩題，標示具體日期，具有日記體詩的特色。雖

然它們屬於馬東瑤所說的詩題與詩歌內容與日期標示關聯不大的一類，但更

偏重於私史的書寫，體現出詩人將奉祠經歷作為特殊對象加以對待的做法。

266而像〈上書乞祠〉、〈乞祠久未報〉、〈上書乞祠輒述鄙懷〉、〈上書乞

264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805。 265 吳承學：〈論古詩制題制序史〉，《文學遺產》，1996 年第 5 期，頁 13-14。 266 馬東瑤：〈論宋代的日記體詩〉，《文學遺產》，2018 年第 3 期，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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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任沖佑〉、〈乞奉祠未報食且不繼〉、〈被命再領沖佑有感〉〈祠祿滿不

敢復請作口號〉等詩題，單個題目包含的敘事要素並不齊全，但統而觀之，

卻完整地展現了陸游出入祠祿的過程，換句話說，若抽去詩歌的內容，當這

些詩題排列在一起時，就已為我們展現了陸游的祠官生涯，其敘事功能正是

由此得以展現。

有一些詩題在兼顧敘事功能的同時，也通過一些用字用詞起到傳情達意

的作用。比如〈十一月十八日蒙恩再領沖佑鄰里來賀謝以長句〉中「蒙恩」、

「鄰里來賀」、「謝以長句」這樣的字眼體現出陸游獲祠的欣喜；〈乞奉祠

未報食且不繼〉中的「食且不繼」帶有等待予祠的急迫感；〈復竊祠祿示兒

子〉雖然教育意義要大於個人心境的寫照，但詩題中的「竊」已透露出詩人

因久領祠祿而產生的愧疚；〈祠祿滿不敢復請作口號〉更是直接在詩題中表

明了詩人因奉祠日久而不敢復請之意，表達出對祠官身份的放棄；〈食新有

感貧居久蔬食至是方稍得肉〉對詩歌創作的來龍去脈交代得很清楚，但題目

中的「貧居」、「久蔬食」、「方」、「稍」等字眼同樣帶有明確的情感指

向，表露出祠祿為詩人帶來的實際便利和閒適之感。而像〈蒙恩奉祠桐柏〉

這樣的詩題則帶有倒反修辭的意味。陳望道解釋反語曰：「不止語意相反，

而且含有嘲弄譏刺等意思的，我們稱為反語。」267詩題中的「蒙恩」，說明

詩人奉祠，是蒙受恩典。但在上一章對此詩的解讀已指出，這首詩在表露出

詩人獲祠苦悶與憔悴之感的同時，也蘊藏著對朝中攻訐之聲的諷刺與對抗。

全詩只有頷聯中的「恩寬」二字能與詩題中的「蒙恩」稍稍契合，其餘並不

見陸游的感激之意。換言之，陸游在詩中傳達的主要意思，並非是對朝廷的

謝恩，在詩歌隱隱透露出對朝廷的譏刺之意的語境下，詩題中的「蒙恩」二

字便帶有強烈的反諷意味了。

陸游祠官書寫的詩題，具有敘事性和抒情性兼備的特徵。當然，並非題

題皆如此，但這的確是這些作品中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詩題的敘事性，能

夠為詩歌營造一個完整、豐滿的創作背景，具備平易曉暢、直白通達的表達

效果，而抒情性，則能起到預示意旨和情感先導的作用，為全詩的情感走向

267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 文法簡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13。

68

定下基調。而其抒情性體現在細微之處的特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詩

敘事性強、風格較為中正平淡的藝術特徵。

第二節、日常的書寫：瑣細意象與情感表達

陸游祠官書寫的第二個藝術特點是日常化。這突出表現為詩中意象的瑣

細化以及對生活片段的捕捉。這既是宋調偏向日常化書寫的體現，也在一些

瑣碎片段中寄託了作者面對祠祿的多樣情感，同樣展現了祠官書寫的抒情性。

由於祠祿制度給予了陸游一個長期里居山陰的機會，因此陸游在書寫祠

官身份和祠祿生活時，常有對日常生活片段化、瑣細化的描寫，為我們展現

了諸多生活中的細節。特別是他在紹熙、慶元年間長期蟄居山陰、出入祠祿

時，這一特點體現得尤為明顯。比如「心欲先營酒，兒言且贖琴」268，細膩

地展現了生活中兒子的語言及作者的心理變化；「芼羮菰菜珍無價，上釣魴

魚健欲飛」269、「明窗松石供琴薦，小鼎山泉煮藥苗」抓住的都是生活中非

常細微、瑣碎的意象如芼羮、菰菜、魴魚、松、石、琴、小鼎、山泉等，寫

出奉祠生活的悠閒，270「曳杖行歌里，拋書倦枕旁」則捕捉生活中一動一靜

兩個片段，寫出生活行則為歌、臥則安睡的兩種狀態，饒有趣味；271「出波

魚美如通印，下棧羊肥抵臥沙。捫腹笑歌仍索酒，不嫌鄰捨怪讙嘩」在描寫

魚美羊肥之後，又敘述自己捫腹索酒的場面，並與鄰里產生互動，畫面生動

而富有諧趣；272「吾兒哀乃翁，歲暮忍羈旅。何時得斗粟，歸舍聊共煮」在

追述宦途艱辛的語境中，追問何時才能再得斗粟以共煮，整句詩寫完，展現

出的就是一幅生活中的父子對話場景，273「客來共飯增羞澀，小摘山蔬不掩

槃」敘述了有客至家，共飯無食的窘況，實際上是借這件事寫出祠祿生活的

淒苦、苦悶和寂寞；274「翁猶羹不糝，兒固食無魚」則以無糝之羹和食無魚

這樣的生活片段寫出家中的苦寒，為後文進一步發出「簞瓢常晏如，勿替此

268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833。 269 同上注，頁 1789。 270 同上注，頁 1831。 271 同上注，頁 1804。 272 同上注，頁 2387-2388。 273 同上注，頁 2102。 274 同上注，頁 2130。

69

心初」的議論張本；275「似玉秋菰殊未老，如云宿麥不須占」同樣是揀取生

活中秋菰、宿麥這樣的瑣碎意象，為表達放棄祠祿的情感服務；276「猶幸此

身強健在，鄉鄰爭看布襦裙」又寫到與鄰里的往來，烘托出擺脫祠祿後的輕

鬆。277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湯嫩雪濤翻茗碗，火溫香縷上衣篝。」278

「藜羹若大庖，草廬如萬础。」279「藜羹闕鹽酪，豆飯雜沙墋。」280「霜蟹

初把螯，絲蓴小添豉。平生笑巨君，老嚙干肉糒。」281 「笾實傍籬收豆莢，

盤蔬臨水采芹芽。」282「歸去還騎款段馬，醉顛重岸接離巾。」283皆著眼於

日常的瑣事細物或生活中的片刻光景，甚至帶有俗化的傾向。

儘管陸游晚年，特別是淳熙十六年（1189）罷歸山陰後，創作在數量上

出現高峰的同時，也有輕忽形式、輕率落筆的弊病，284但他在祠官書寫中提

到的一些敘事元素仍然能夠體現出他的思致理路，特別是對同一件事在不同

語境下的敘述，尤見其中細微的變化和情感的表達。其中最典型的事件是陸

游對奉祠期間讀書狀態的敘述。比如在〈散吏〉中，陸游把讀書形容為「讀

書有味聊忘老」，顯然是將其視作人生一種快事。285而在〈次韻范參政書懷〉

中，陸游卻說「殘年唯有讀書癖，盡發家藏三萬簽。」286這裡的語調顯然不

如上一首鮮明暢快，而是將讀書視為一種在苦悶中聊作安慰的方式，話語中

透露出些許無奈之感。在〈秋晚歲登戲作〉中，陸游說的是「拋書倦枕旁」，

這是形容自己隨性生活的狀態，醒時讀書，倦即拋書而憩，讀書於他而言，

還是快樂的。287而到了〈乞奉祠未報食且不繼〉中，陸游形容自己的狀態是

275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292。 276 同上注，頁 2430。 277 同上注，頁 2435。 278 同上注，頁 2539。 279 同上注，頁 2669。 280 同上注，頁 2701。 281 同上注，頁 2858。 282 同上注，頁 3153。 283 同上注，頁 3156。 284 章培恆、駱玉明：《中國文學史新著》中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286。 285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723。 286 同上注，頁 1752。 287 同上注，頁 1804。

70

「讀書父子共昏燈」，這是借讀書來形容生活質量的下降，起到輔助乞祠話

語的作用。288在〈被命再領沖佑有感〉中，陸游說「讀書舊成癖，今但坐作

夢。」289論及讀書時，已成舊時之癖，格調逐漸轉為低沉頹廢，〈七十一翁

吟〉中寫「樽中無酒但清坐，架上有書猶縱觀。」290詩人在詩中感歎時光飛

逝和垂垂老矣的自己，因而這裡的讀書同樣是一種強作歡樂，就像是在寂寞

和傷感中的調劑一樣。〈夜坐〉中的「陳編欲絕猶堪讀」也是一樣的道理。

291當快要擺脫祠官身份的時候，陸游對讀書的敘述又重新回到了一種輕鬆、

愉悅的格調上，像〈新作火閣〉中的「架上堆書信手拈」；292〈遣興〉中的

「床頭亦有閒書卷，信手拈來倦即休」皆是如此。293

可見，同是敘述讀書這件事，但在不同的情境和心態下，陸游對讀書的

書寫也是不盡相同的。這種起伏不定的情緒，受到其奉祠心態的影響，或者

說是與其奉祠心態相通的。因為我們會看到，當陸游在讀書當中寄託一種較

為輕鬆愉悅、悠然自適的感情時，他都處於面對祠祿的心態調整、接納以及

最後放棄祠祿的階段，而當他將讀書視為一種治療傷痛、慰藉心靈的工具，

在其中寄託一種深深的無奈時，他都在承受著祠祿生活中帶來的寂寞、孤獨、

失意和久食官倉的壓力與愧疚。這種富於變化、細膩入微的筆觸，既真實、

生動地反映了生活中的諸多細節，保持詩歌原有的紀實性、敘事性特點，同

時也隱含著一條情感抒發的脈絡，對於詩歌情感的表達起到了暗示、助推作

用。

第三節、稱謂的使用：知識傾向與仕隱選擇

陸游在祠官書寫中對祠祿、祠官相關概念的稱謂非常多變。對稱謂的選

擇主要有三個作用，一是以多變錯綜的語辭體現出陸游寫詩求新求變的意圖；

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陸游的知識世界，體現出學問化、知識化的特徵；

288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063。 289 同上注，頁 2084。 290 同上注，頁 2130。 291 同上注，頁 2287。 292 同上注，頁 2430。 293 同上注，頁 2539。

71

三是在傳情達意的作用上反映出陸游細膩深邃的思致和對待「仕」、「隱」

觀念的理性思考。

為了方便討論，我們先將陸游對與祠祿和祠官相關概念的指稱整理如下：

表 2.祠祿與祠官之稱謂表

稱謂類型 稱謂與作品

次數

身份類

散吏：〈天台院有小閣下臨官道予為名曰玉霄〉、〈簡譚

5

德稱〉、〈散吏〉、〈秋雨初晴有感〉、〈夜坐〉

冰銜：〈雙清堂醉臥〉、〈玉局歌〉、〈張時可直閣書報

6

已得請奉祠雲臺作長句賀之〉、〈散吏〉、〈十一月十八

日蒙恩再領沖佑鄰里來賀謝以長句〉、〈五月七日拜致仕

敕口號〉其一

微官：〈霜草〉

散秩：〈上書乞祠輒述鄙懷〉

散人：〈上書乞再任沖佑〉、〈近村民舍小飲〉、〈受外

祠敕〉

榮名：〈祠祿滿不敢復請作口號〉其二

置散：〈霜草〉、〈雨夜書感〉其一、〈獨夜〉

祠吏：〈白首〉

俸祿類

俸錢：〈初春遣興〉其二

鶴俸：〈玉局歌〉、〈被命再領沖佑有感〉、〈次朱元晦

韻題嚴居厚溪莊圖〉

72

1

1

3

1

3

1

1

3

微祿：〈暮秋〉其一、〈夜過魯墟〉

鶴料：〈雙清堂醉臥〉、〈十一月十八日蒙恩再領沖佑鄰

里來賀謝以長句〉

稻粱：〈病雁〉

地點類

家山：〈蒙恩奉祠桐柏〉

玉局仙：〈口占送岩師還大梅護聖〉

武夷老子：〈喜事〉

武夷仙：〈縱筆〉其二、〈拜敕口號〉其一、〈歲暮獨酌

感懷〉、〈五月七日拜致仕敕口號〉其一

武夷君：〈龍鍾〉、〈祠祿滿不敢復請作口號〉其一

幔亭：〈上書乞再任沖佑〉、〈遣興〉其二

仙官班：〈入秋遊山賦詩略無闕日戲作五字七首識之以野

店山橋送馬蹄為韻〉其三

仙祠：〈夏日感舊〉其二、〈去新春才旬餘霽色可愛〉

2

2

1

1

1

1

4

1

1

1

2

單從修辭的方面來說，以不同的稱謂來指稱祠祿與祠官，本身就是一種

對詞面的抽換，在藝術效果上，自可使得詩人在談及祠祿時避免單調、平面，

而讓語言富於變化、同中存異。這既是陸游，也是大多數宋代詩人都在追求

的詩歌創作中的創新與求變。

回到稱謂的使用情況上來，從上表中我們會發現，陸游主要以三種類型

的稱謂來指稱祠祿與祠官。一類是身份類的名詞，比如「散吏」、「微官」、

「冰銜」等；一類是以俸祿相關的概念來指代，比如「鶴料」、「鶴俸」、

73

「微俸」等；一類是與地點相關的稱謂，特別是一些帶有遊仙、隱逸色彩的

稱呼更加常見，比如「幔亭」、「玉局仙」、「武夷仙」等。在這三類當中，

比較有趣的是第一類和第三類，前者不僅具有一定的抒情作用，亦反映出陸

游的思想世界中對仕與隱的思考和祠祿制度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後者則在反

映宋人儒釋道三家圓融會通的普遍精神體驗的同時，294也反映出陸游祠官書

寫的知識化、學問化特點。從其所涉的問題廣度而言，第一類稱謂涉及的已

是制度與文學的互動這一較大層面的問題，而第三類則是具體到詩歌特點上

的問題。為了方便討論，我們先對第三類涉及遊仙、隱逸等色彩的稱謂進行

討論。

陸游雖然服膺儒家，但也長期習道，熏染其中，對帶有道家遊仙色彩稱

謂的運用，便鮮明地反映了陸游浸潤道家的思想經歷。若說像「玉局仙」、

「武夷仙」這樣的稱呼還顯得比較普通、只是以奉祠地名加「仙」組合成詞

的話，那麼像「幔亭」這樣的代稱就顯得格外生動有趣了。

「幔亭」用在〈上書乞再任沖佑〉中是「寄聲幔亭雲，行拜散人號。」

295而用在〈遣興〉其二中則是「湖海元為汗漫遊，誤恩四領幔亭秋。」296二

者皆指向陸游奉祠武夷山沖佑觀事。「幔亭」乃是武夷山上的一座山峰，按

其本義應是設有幕布的亭子。宋人張君房的《雲笈七籤》中曾記載武夷君設

幔亭宴會鄉人事。297後遂以「幔亭」代指武夷山。陸游以「幔亭」來指稱自

己的祠官身份，既帶有隱逸色彩，同時也明晰地指出了所領祠宮之所在；既

顯示了其豐厚的道家與地理知識，也給全詩增添了一層淵重含蓄的風格。

陸游對身份類名詞的運用，首先起到的是傳情達意之效。比如他高頻率

使用的「冰銜」一詞就十分典型。按《國老談苑》卷二：「陳彭年在翰林，

所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祕之目，時人謂其署銜為一條冰。」298冰銜即由此而

來，謂清貴之官。但陸游卻用「冰銜」來形容祠祿官這樣一個閑職，其用意

294 王水照主編：《宋代文學通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20。 295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803。 296 同上注，頁 2539。 297 ［宋］張君房：《雲笈七籤》（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 年），頁 583。 298 ［宋］王君玉：《國老談苑》，卷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4a。

74

在於宣洩理想不得實現的苦悶與怨憤。

這種宣洩有兩種具體表現，一是反諷，比如〈玉局歌〉中「玉局祠官殊

不惡，銜如冰清俸如鶴」言玉局祠官真乃清要顯貴之官，故用反語，恰恰反

襯出陸游內心的極度失望。299〈雙清堂醉臥〉中「擬乞冰銜隱剡溪」說明陸

游政治失意的困苦和歸隱念頭，所謂冰銜，也是故用反話。300二是故作姿態，

比如〈張時可直閣書報已得請奉祠雲臺作長句賀之〉、〈散吏〉、〈十一月

十八日蒙恩再領沖佑鄰里來賀謝以長句〉中的「冰銜」皆是如此。陸游獲祠，

本寓閑廢，但他偏要將自己的祠官身份視為清貴之冰銜，這不過是陸游的故

作姿態。陸游服膺儒家「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的詩學功能觀念，終究是要

有為的。301但是彼時光宗的暗弱令他的理想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因而陸游

只能嘗試接受現實，以作觀望。

對身份類稱謂的運用的第二個作用是反映陸游對仕隱觀念的思考以及體

現祠祿在其中的制度渠道作用。比如同樣高頻出現的「散吏」就是典型。據

上表，直接用「散吏」指代祠官就有五次，而像「散秩」、「置散」這樣的

詞，與「散吏」的意思是非常接近的，若這樣算下來，次數就達到了八次。

為了方便行文，下文統一用「散吏」指稱。

稱謂使用對陸游思想方面的映射，以其情感表達為基礎。運用「散吏」

的詩篇，整體情感走向不盡相同，「散吏」在其中寄寓的情感走向也隨之而

異。這其中有較為直接的情感表露，比如〈天台院有小閣下臨官道予為名曰

玉霄〉和〈簡譚德稱〉中的「散吏」是詩人較為自豪的身份宣示。這是他奉

祠成都時期故意標榜、有意叛逆行為的產物。302〈秋雨初晴有感〉中「散吏

何功沾一飽，高眠仍聽搗秋衣」表露出詩人紹熙獲祠之初雖覺可喜、尚存遲

疑的矛盾心態，因而這裡的「散吏」強調的是無所執掌的狀態，表露出詩人

心底略有掙扎的微妙心曲。

299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133。 300 同上注，頁 898。 301 莫礪鋒：〈論陸游對儒家詩學精神的實踐〉，《學術月刊》2015 年第 8 期，頁 118。 302 呂肖奐：〈「不得體」的社交表達：陸游的人際關係詩歌論析〉，《四川大學學報》 2016 年第 1 期，頁 153。

75

「散吏」及相關稱謂表現出的豐富情感指向能夠說明什麼問題呢？

《周禮註疏》卷十六疏曰：「冗食者，冗，散也，外內朝上直諸吏，謂

之冗吏，亦曰散吏。」303可見「散吏」兼有「散」和「吏」兩種身份的狀態，

陸游以「散吏」指稱祠官，首先就說明了祠官本身具有的閑廢和優待共存的

雙重性質。其次從整體的心態走向而言，說明陸游對待祠祿共存的「仕」、

「隱」狀態常常左右搖擺，時而強調的是「散吏」中「吏」的身份，時而又

追求「散」的狀態。

陸游的思想的主體部分依然還是儒家，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指

出，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當公共服務的條件有辱人格或是參與者的原則受

到威脅時，儒家選擇隱退同樣是值得稱讚的，這反映了一個人的道德標準。

304這種心態與白居易的晚年心境非常相似。305「散吏」一詞，亦或多或少地

體現了白居易「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倡導的中隱狀態。306蔣寅曾指出

白居易的地位並不符合小官吏居官為隱的狀態，所以他只能套用了王康琚的

朝隱，獨創了中隱這一俏皮的說法。307那是因為在白居易的時代，並沒有祠

祿這樣一個特殊的制度供他選擇。而在陸游的時代，乞祠祿已經相當普遍。

因此陸游的「散吏」稱謂，正以其豐富多維的面相描述了自身在這一灰色地

帶的心態遊移。當陸游更加傾向於追求閑散時，便會用「散人」這樣的稱謂；

當陸游陷入矛盾不能自解或是對冗食狀態不甚滿意時，便會用「微官」這樣

的稱謂。相較於相對中性的「散吏」來說，前者的閒適意味更加突出，而後

者對散吏這種居中狀態的摒棄意味則更明顯。

在上一章中我們已討論過，陸游面對祠祿的心態變化頗多、情感豐富。

303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750。 304 Frederick W.Mote: 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uan Period, in Arthur F. Wright eds.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 p206. The original text is: Confucianism is normally and properly associated with the ideology of participation, of public service……but in some circumstances it is necessary and laudable. To Confucius and Mencius it was clear that a man should serve when he could maintain and actively promote his principles, and that he should withdraw when the conditions of publice service were degrading, or when his principles were threatened. A man’s personal ethical standards were to determine the decision. 305 王水照、熊海英：《南宋文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149。 306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頁 1493。 307 蔣寅：〈古典詩歌中的「吏隱」〉，《蘇州大學學報》，2004 年第 2 期，頁 54。

76

這也從某個角度說明，他的情感並不偏於一端。這一方面是宋詩重理節情的

一種表現，同時也與祠祿制度獎懲並存的雙重特性密不可分。林岩曾經對陸

游的晚年身份提出一個「退居型士大夫」的概念。308雖然他沒有單獨點明祠

官身份，但經由第二章對祠祿制度的分析，陸游的祠官身份又豈能不是「退

居型士大夫」的一種表現呢？對「仕」與「隱」觀念的辯證思考，恰恰體現

了陸游對自己仕隱共存的身份狀態的認知，使得詩歌中表達的情感並不流於

極端，面對祠祿，他對抗但不怨憤，欣喜但不得意，自愧但不恐慌，失意但

不落寞，總歸是在江湖之高與廟堂之遠中尋找著微妙的平衡點。

第四節、典故的驅使：淵雅風格與情感寄託

陸游的祠官書寫除了在稱謂選擇方面體現出鮮明的學問化寫作傾向，典

故的使用同樣是一典型方式。這一特點在顯示作者高超才力的同時，也在平

淡之外賦予詩歌以淵雅的風格。最關鍵的是，陸游的對典故的使用，縱然偶

有語言上的瑕疵，但並不妨礙詩歌私情私志的表達。

以競技的角度來看，能夠體現作者才學思致的方法有很多，比如用險韻

就是其中一個。但我們仔細考察陸游的祠官書寫，這一方法體現得並不明顯。

我們不妨以七律為例略作申說。在陸游的祠官書寫中，七律是創作最多的一

類詩體，共有四十一首，獨佔半數以上，其餘為五律、七絕、五古、七古、

六言、排律共有。但在所有的七律中，我們找不到任何一首使用了如江、佳、

咸這樣險韻的詩歌。實際上，除了用韻之外，對典故的掌握和靈活化用，同

樣是作者才學思致重要體現。特別是在以印刷術為物質基礎的前提下，宋人

積累了豐厚的知識學養，並加以內化，使得詩歌創作充滿淵雅的文藝氣象。

309在一定程度上，它緩衝了詩歌創作因追求平淡、平實的美學風格而易流於

俗的傾向。更重要的是，如葛兆光指出，典故實際上是一種藝術符號，對典

故的使用取決於讀者和作者的文化對應關係。310這一論斷說明了使事用典的

308 林岩：〈晚年陸游的鄉居身份與自我意識——兼及南宋「退居型士大夫」的提出〉， 《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16 年第 1 期，頁 30。 309 周劍之：〈印刷術與宋代文藝思想之演進〉，《文學遺產》，2020 年第 1 期，頁 163。 310 葛兆光：《漢字的魔方——中國古典詩歌語言學札記》（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32。

77

目標與追求，那就是不能妨礙詩歌的傳情達意而影響了讀者的閱讀感受。陸

游的祠官書寫便反映了上面兩個特點。

陸游在祠官書寫中的用典，有兩個主要的特點，一是典故來源非常廣，

涵蓋經、史、子、集諸多門類。莫礪鋒指出，陸游既閱讀儒家經典，也閱讀

各類子書，特別是一些道家書籍，兼涉佛經及其他巫醫百工之書，同時還重

視史籍和他人文學作品的閱讀。311可以說是無所不包，無所不讀。這樣廣闊

的閱讀面使得他在書寫祠官身份時，常常會將閱讀到的史實典故運用到詩歌

中。但更重要的一個特點是陸游可以靈活使用典故，往往能不以辭害意，妨

礙詩歌情感的表達。為了更加清晰地呈現陸游在典故使用中表現出的巧思，

我們不按照典故所屬的門類進行區分與歸納，而是按照陸游運用典故的方式

加以整理。

陸游使用典故的第一個方式是直取其意，以抒己志。比如在乞祠祿時，

陸游會借典故來完成乞祠話語的敘述。如〈上書乞祠〉中有「此去敢辭依馬

磨，向來真慣擁牛衣。……誓墓那因一懷祖，人間處處是危機」兩句。312這

兩句用《三國志》中許靖「以馬磨自給」、《漢書·王章傳》中王章「無被，

臥牛衣中，與妻訣，泣涕」和《晉書·王羲之傳》中王羲之嫌惡王述，「遂

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的典故來表達求退之意，完成乞祠話語的敘述。313

〈乞祠久未報〉中寫道：「鄧禹有靈應笑拙。」314這是用《南史·王融傳》

中「為爾寂寂，鄧禹笑人」來慨歎功名難成，最終也是為了乞祠張本。315再

比如描述自己的奉祠心態時，陸游也會選擇借用典故的寓意來完成。〈喜事〉

末句寫道：「虎豹九關君勿歎，未妨一笑住壺天。」316前句先用《楚辭·招

魂》中的「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317以此述說世道兇險，並為全詩抒發

311 莫礪鋒：〈陸游詩歌中的學者自畫像〉，《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3 年第 2 期， 頁 23-24。 312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523。 313 三典分別見於［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963；［漢］ 班固：《漢書》，頁 3238；「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頁 2101。 314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535。 315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頁 576。 316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638。 317［宋］朱熹：《楚辭集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頁 132。

78

獲祠之樂服務；後句再用出自葛洪《神仙傳》中的「壺天」，用以指代清淨、

逍遙、快樂之地，表現了作者獲祠內心的清閒與愉悅。318〈十一月十八日蒙

恩再領沖佑鄰里來賀謝以長句〉中「壺中日已不勝長」也使用了壺天事，意

義亦是同理。319再如〈散吏〉中的「笠澤莼鱸秋向晚，緱山笙鶴月微明。」

320是用《晉書·文苑列傳》中張翰見秋風而思菰菜、莼羹、鱸魚膾的典故和

《列仙傳》中王子喬事，喻指遊仙飄逸之境。321共同表達出祠祿生活的悠然、

恬適。〈龍鍾〉中有「搶榆敢羨垂天翼」一句，322亦是用了《莊子》中的典

故，委婉地傳達出退居意識。323〈初拜再領祠宮之命有感〉中的「小草出山

初已誤」是用《世說新語·排調》中的典故，324小草是遠志苗的別稱，用來

喻指自身的平庸，表露求退之意。325〈簡譚德稱〉中的「幼輿骨相稱山岩」

則是用了《世說新語·巧藝》中謝鯤置一丘一壑中的典故，326借謝鯤寄情山

水以抒自我排遣之感。327以上皆是陸游直取典故之意，以隱喻或借代的方式

來完成詩歌抒情的例子。

陸游使事用典的第二種方式是進行變通，或化用其意，或反用其意。比

如〈乞祠久未報〉中有「周公無夢固知衰」句。328這是用《論語·述而》中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之句。329這本是孔子心念周禮的體現，

但在這裡卻被用作對時光易逝和人生匆匆的感慨，與上文《南史》典相配合，

加強乞祠語氣的力度。再比如〈新闢小園〉中有〈退飛風際由來事〉句，330

是用《公羊傳·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於宋五。是月，

318 ［晉］葛洪：《神仙傳》，卷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1b。 319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835。 320 同上注，頁 1723。 321 二典分別見於［唐］房玄齡等：《晉書》，頁 2384；［漢］劉向：《列仙傳》，卷上，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14a。 322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880。 323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頁 9。 324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295-2296。 325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 中華書局，2007 年），頁 944。 326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711。 327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頁 848。 328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535。 329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頁 2481。 330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999。

79

六鷁退飛，過宋都」事。331由此引申出的「五石六鷁」（一作「石五六鷁」）

是指詩文寫作「求諸折中，簡要合理」的技法。332但陸游此詩是寫祠官生活

的清閒自在，顯然並不取此意義，而是直接用其字面意義，即水鳥為風所吹，

倒退著飛過宋國國都，喻指其退居之意。再如〈龍鍾〉中寫道：「倚市從嗤

刺繡文。」333這是用《史記·貨殖列傳》中「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來表達奉

祠日久的憔悴，從而為最終抒發能有筆床茶竈之樂做好情感上的鋪墊，是典

型的反用典故之意。334〈寄子虡〉中有「不敢犯張禹」句，335也是反用朱雲

抨擊、請斬張禹典故，來委婉地道出自己無有此等膽氣，反映絕意進取的心

思以及長久奉祠帶來的失落、孤獨與苦悶。336

以上，我們看到陸游在用典的過程中，或以古人情緒類比自身，或以古

時故事引為借代或隱喻，所指既有乞祠話語中的心態，也有對奉祠生活的描

述，它們使得詩歌語言變得淵雅含蓄，並不過分直露淺白而失去韻味，更重

要的是，典故的運用並未損害詩歌的抒情性，陸游在用典的同時，同樣寄託

了個人情志與心態，體現出明顯的書寫私志私情的傾向。

當然，我們不可忽視的是，陸游的用典，也並非都是成功的。從上面諸

多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陸游在書寫祠官身份時，雖在大多情況下都可做到

情與典兼融，但有時也會在日課一詩的高頻率的寫作下露拙，出現平庸之句。337

比如用過於晦澀的典故或是高頻率的密集用典，都可能導致詩歌的意義被淹

沒。比如上文討論過的〈上書乞祠〉中頷聯尾聯連用三典，雖不至於到全篇

用事的「博典」程度，但這樣高頻率、大範圍的密集用典，也極其容易導致

意義的淹沒與埋藏。再如〈玉局歌〉中追憶蔣芾與謝廓然，都是用的本朝士

人舊事，這樣的典故已然屬於較為生僻的一類，同樣易使詩歌顯得指向不明。

「千載伏波應太息，輸君談笑上雲臺。」338這是用《後漢書》中馬援不得列

331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頁 2254。 332 ［唐］劉知幾：《史通》，卷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14a。 333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880。 334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3274。 335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102。 336 ［漢］班固：《漢書》，頁 2915。 337 胡傳志：〈日課一詩論〉，《文學遺產》，2015 年第 1 期，頁 89。 338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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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臺二十八將的典故來表達對張鎡奉祠雲臺觀的欣喜。339兩個「雲臺」並不

是同一個意思，但陸游以二者音同，並將其運用到詩中，多少顯得有刻意湊

泊之感。

經過上文的討論，我們可以對陸游祠官書寫的藝術特徵進行如下小結：

陸游祠官書寫的詩題創制及其與詩意的配合，體現了對祠官和祠祿的有

意識書寫，同時也兼具敘事和抒情兩方面的功能。詩歌內容偏重於對日常狀

態的描摹，善於捕捉生活中瑣細的意象和片段，並在這些片段和意象中寄託

情感。從風格上講，它們更多地體現了宋詩平淡的一面。

陸游在祠官書寫中對相關概念的稱謂在寄託一定情感的同時，也體現了

詩歌知識化、學問化的傾向，對典故的運用也具有同樣的作用，既是宋詩人

文意趣的體現，也以或正用或反用或化用的方式寄託著作者的情感，做到典

故與抒情的結合。從風格上講，它們更多體現的是宋詩淵雅的一面。

放之於宋代詩學的大背景下，它們又共同體現出陸游的祠官書寫的抒情

特質。風格上平淡與淵雅的共存，使得詩歌避免了過於晦澀古奧的表達，也

避免了如朱弁所說的「詩人勝語，咸得於自然，非資博古」那樣的極端。340

周裕鍇指出，宋人既強調「自持」，必然以規範的、智性的「理」為宗旨；

既強調「自適」，必然以愉悅的、詩意的趣為歸宿。341陸游的祠官書寫以其

偏重於對內心的關照，更傾向於後者，表現出一次非常可貴的向抒情傳統的

回歸與反撥。它們並不太具備像〈關山月〉或是〈寄奉新高令〉中強烈的諷

刺意味和針砭時弊的現實功能，即使是他最初奉祠於成都的、帶有強烈對抗

意味的祠官書寫，也只是表達個人心中不平的一種怨憤，而到了紹熙、慶元

年間長期奉祠於山陰的作品中，更是轉向了私志私情的抒發。它反映出祠祿

制度在士人里居過程中起到的一種類似於「灰色地帶」的緩衝作用。這一制

度既有貶謫的性質，也帶有隱逸的色彩，陸游雖然曾在祠官書寫中寄託自己

與朝中政敵的對抗心理，但並不激烈憤慨；雖然曾嘗試接納過祠祿，但上文

339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頁 851。 340 ［宋］朱弁：《風月堂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99。 341 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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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稱謂選擇的討論已然表明他實際上是對「仕」與「隱」的觀念有辯證繼承

的；雖然曾在奉祠生活中感到孤獨和失落，但並不怨憤。恰恰相反，他利用

祠祿帶來的清閒，創作了大量的詩歌，並鑽研詩藝，在詩題創制、日常書寫、

稱謂選擇、典故使用等多個方面都力求展現自己的巧思，從而實現情感的宣

洩，獲得心理的平衡，體現出祠祿制度在士人里居、詩歌創作和心理疏導方

面的制度通道作用。

上兩章中，我們已從縱向和橫向兩個角度考察了陸游的奉祠心態和祠官

話語表達，審視的對象主要是陸游談及祠祿與祠官身份的作品。那麼，祠官

體驗和奉祠心態有沒有對陸游其他的詩歌產生影響呢？這是本文下一章要討

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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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陸游的奉祠心態在其他詩歌的體現

概括而言，祠官身份和奉祠經歷與陸游文學創作的互動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體現在心態的變化上，即面對祠祿和祠官，陸游表現出怎樣的情感變化；

二是體現在作品的藝術特色中，即祠祿制度本身的優待與懲戒並存的雙重性

質，如何影響陸游祠官書寫作品的藝術特點的形成；三則是體現在陸游其他

題材的作品中，即以奉祠為時間節點，探討詩人在奉祠前後就同一題材的作

品表現出的情感差異，並進一步挖掘這種差異的產生與奉祠心態的聯繫。在

上兩章中，我們已經論述了前兩點的相關問題，本章將圍繞第三點展開討論。

所謂「其他題材」，是指這些詩歌並不專門圍繞祠祿生活或祠官身份展

開，亦未曾在詩中提及祠祿相關概念，而是以不同的主題來呈現祠官身份和

奉祠心態對文學作品的影響。本章討論的對象，除了〈雨夜書感〉其一一首

之外，全部都是這樣的作品。陸游的海棠詩以及包含陸游對杜甫評價的詩，

是這一批作品的典型。這些詩作中表現出的心態與情感差異因與陸游的奉祠

與非奉祠時的心態差異相通，因而能夠作為一個側面補充說明陸游的祠官生

活狀態，體現陸游的奉祠心態對文學創作產生的影響。

第一節、議海棠：情感轉換與身份調度

之所以選擇海棠詩作為考察對象，第一自然是因為陸游創作的海棠詩數

量豐富。曾有研究者做過統計，陸游有三十一首詩專以海棠為題材，有四十

二首詩雖不專以海棠為題，然仍涉及海棠意象。342並且陸游在人生的不同階

段均有對海棠的書寫，既有早期在臨安因海棠而生發的與周必大的往來酬唱，

也有中年在成都欣賞海棠和晚年在山陰追憶海棠的作品。第二更重要的是，

祠官體驗影響了他寄託在海棠詩中的情感。這些作品並不圍繞祠官展開，但

詩中細微之處表現出的情感差異，卻可以反映奉祠心態在其中產生的影響，

特別是他在淳熙三年（1176）奉祠於成都和慶元年間奉祠於山陰時的海棠詩

寫作，因奉祠心態的不同而寄託的感情也不盡相同，前者為海棠翻案，體現

342 古紅瓊：〈宋代海棠詩研究〉，西華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16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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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不畏謗責的自信，後者則在追憶海棠時而生發自責之感，這兩個時期的海

棠詩寫作，與其奉祠心態相通，也與其他時段的海棠詩呈現出不同的風貌。

宋代詠花詩為詠物詩之典型，且慣以海棠與梅花為先。梅花以其不畏嚴

寒、凌雪傲立的品格，為歷代文人所重視，但獨具宋人特色者，還是要屬海

棠。有學者曾統計，宋代詠海棠詩有七百餘首，這個數字遠遠超過《全唐詩》

中題詠海棠的十八首。343海棠成為宋人獨愛之物，與海棠本身的特點有關。

歐陽修言：「梅花佔於春前，牡丹殿於春後，騷人墨客特注意焉。獨海棠一

種，風姿艷質固不在二花之下。」344海棠雖難及梅花之風骨清癯，但勝在其

色彩嬌艷，同時又不像牡丹那樣張揚，恰好符合宋人在融會理禪的境界中形

成的平淡、中和、雅潔、恬靜、穩健、內斂的心理狀態與審美觀。345同時，

宋代養花、簪花、園林經營風氣之盛，也是促成賞花、詠花之風的重要客觀

原因。

在陸游的三十一首海棠詩中，創作於淳熙四年（1177）三月的〈海棠〉、

〈張園海棠〉和慶元二年（1196）冬的〈海棠圖〉呈現出較為特殊的情感色

彩——三首詩之間存在情感上的差異，同時也與其他時段的海棠詩有所不同。

淳熙四年（1177）三月，領祠未滿一年的陸游作〈海棠〉詩，其二云：

「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氣可壓千林。譏彈更到無香處，常恨人言太刻深。」346

魏慶之（生卒年不詳）《詩人玉屑》引《小園解後錄》評價此詩云：

放翁仕於蜀，海棠詩最多，其間一絕尤精妙……此前輩所謂翻案法，蓋

反其意而用之也。347

海棠之香，頗具爭議，多有文人以海棠無香為恨，陸游在這裡正是要為

海棠無香翻案。348陸游在這首詩中將自己與海棠融為一體。他抓住了海棠自

343 張高評：《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頁 137。 344 ［宋］歐陽修等著、王雲整理點校：《洛陽牡丹記（外十三種）》（上海：上海書店出 版社，2017 年），頁 49。 345 張文利：《理禪融會與宋詩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06。 346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643。 347 ［宋］魏慶之：《詩人玉屑》（臺北：商務印書館，1938 年），頁 144。 348 張高評：《宋詩特色研究》（長春：長春出版社，2002 年），頁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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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常經受的非議與譏評，言語中在替花著想，為花鳴不平，實則也帶有自況

之意。在此前的詠海棠作品中，陸游只是以較為狂放的姿態表達賞花之樂，

或是以淡淡的愁緒表達對花謝花衰的惋惜，感歎時光匆匆，人生無常，這固

然是一種藉助花來進行的情緒宣洩，但在這首詩中，海棠即是陸游，陸游便

是海棠；海棠經受的譏彈，也正是陸游所經受的彈劾；陸游在為海棠翻案，

也正是在為自己翻案。這樣的超然自信、錚錚傲骨與不甘受屈的抗爭精神，

與他淳熙奉祠於成都時表現出的鬥爭心態非常相似。

緊隨此詩的〈張園海棠〉云：

洛陽春信久不通，姚魏開落胡塵中。

揚州千葉昔曾見，已歎造化無餘功。

西來始見海棠盛，成都第一推燕宮。

池台掃除凡木盡，天地眩轉花光紅。

慶云墮空不飛去，時有绛雪萦微風。

蜂蝶成團無出路，我亦狂走迷西東。

此園低樹猶三丈，錦繡卻在青天上。

不須更著刀尺裁，乞與齊奴開步障。349

這首詩也帶有一定的翻案色彩，但並不直言，而是在對比中將海棠的地

位凸顯出來。陸游開頭將牡丹和千葉芍藥與海棠作了對比，他說為自己未能

看到洛陽牡丹之富貴而感到遺憾，又言揚州千葉芍藥也足以讓人感歎大自然

造化之妙，其實這些皆是為海棠的出場張本，起到欲揚先抑的效果。只有見

到海棠之盛，方知花外更有名花。藉助對牡丹和芍藥的讚頌，陸游最終是為

海棠鳴不平，認為海棠才是真正值得人們去崇拜的花卉。在這樣的對比中，

我們能感受到陸游試圖與海棠站在一處，藉海棠之遭遇，將自己的不得志加

349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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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抒發，但詩歌並不停留於消沉與歎惋，而是以翻案的方式將海棠的地位凸

顯出來，也即是寓意自己的才能與抱負應該得到施展。陸游的這種自信與勇

氣，在見責遭謗之時表現得尤為明顯，這與他在祠祿書寫中的心態，又一次

不謀而合。

慶元年間，陸游一再獲祠時，已表現出對自己久做祠官、空食俸祿的愧

疚與負罪感。在此期間，他也寫有一首海棠詩，題曰〈海棠圖〉：

人間奇草木，天必付名流。菊待陶元亮，竹須王子猷。

我為西蜀客，辱與海棠遊。再見應無日，開圖特地愁。350

與淳熙奉祠於成都時的海棠詩相比，整首詩的心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轉

變——陸游用淺近直白的語言，藉海棠表達出自己的愧疚與求退之意。開頭

即言人間之奇花異草，當與高士名流為伴，此乃天作之合，而後舉陶淵明

（352-427）與菊、王徽之（338-386）與竹兩對名士與名植相伴的例子，言

下之意即只有像王子猷、陶淵明這樣的名士，才能配得上竹、菊這樣有氣節、

有風骨、如君子一樣的植物。隨後陸游把目光投向自己，追憶起曾經客居西

蜀、觀賞海棠的經歷。但與蜀地所作海棠詩不同，這首詩未見陸游的狂放與

瀟灑，更不見上引〈海棠〉詩中與海棠同甘共苦的豪氣與自信，他反而說自

己與海棠的相知相交對於海棠而言是一種辱沒。末句感歎若要再見海棠，怕

已遙遙無期，唯藉此圖，聊寄哀愁。這種心態與他在這一時段的祠祿書寫中

表現出來的情感再次相合：陸游在詩中的自貶，來自於自己長期領受祠祿、

閑居山陰、無所事事的愧疚，理想幻滅的痛苦、領受祠祿的壓力、絕意進取

的意識，種種情感都交織在「我為西蜀客，辱與海棠遊」中。

下面我們將陸游並未領祠時所作的海棠詩與上述創作進行對比，以突出

祠官體驗對陸游的深刻影響。陸游其他的海棠詩主要以下兩個突出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將海棠視為溝通媒介，寄託與友人的私誼，主要體現在陸

游在紹興三十二年（1162）於臨安所作的〈周洪道學士許折贈館中海棠以詩

350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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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之〉中。詩云：「嫋嫋柔絲不自持，更禁日炙與風吹。仙家見慣渾閑事，

乞與人間看一枝。」351時陸游臥病，周必大許以海棠二枝相贈，但遲遲未與，

陸游遂以此詩督之。

陸游在詩中形容海棠是「嫋嫋柔絲」。有學者指出陸游此詩可能是專為

一種花梗特別纖細，顯得格外柔弱嬌媚的垂絲海棠而作。352但周必大此時還

沒有送給陸游海棠，陸游何能撰出這樣的情態呢？因而詩中柔弱的海棠，應

帶有自比病況之意，但全詩格調並不消沉，在轉入三四句後，又顯得饒有趣

味，如同在與周必大對話：只要他兌現了贈送海棠之諾，自己便會好轉了。

陸周私交甚篤，在臨安時：

得居連墻，日接嘉話……從容笑語，輪寫肝肺……西湖弔古，並

轡共載。賦詩屬文，頗極奇怪。淡交如水，久而不壞。353

同居之百官宅也因此被賦予了一個迥異於朝堂的私領域性質。354周必大

一時未得花時，曾有詩云：「莫嗔芳意太矜持，曾得三郎戊觱篥吹。今日若

無工部句，慇懃猶惜最殘枝。」355後來以桃花二株相送，又有詩云：「碧雲

欲合帶紅霞，知是秦人洞裏花。俗眼只應窺燕麥，不如送與謫仙家。」356後

又復邀陸游共進酒食，寬慰友人，並有詩云：「芥辛酒苦卻多情，田舍翁成

嫵媚名。屋角風號天雨雪，胸中浩浩正春生。」357周必大的詩寫得深情款款，

暖意融融，體現出二人高誼。陸游自然也感受到了莫大的慰藉，因此也作

〈以石芥送劉韶美禮部劉比釀酒勁甚因以為戲〉二首回贈。

因此〈周洪道學士許折贈館中海棠以詩督之〉言語上看似帶有一些惆悵，

但實際上是略帶玩笑口吻的，反映出的心情也是輕鬆愉快的。海棠在詩中所

起的是一種溝通周、陸二人的媒介，並襯托出陸游與友人相知相交的寬慰與

351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53。 352 蕭翠霞：《南宋四大家詠花詩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頁 195。 353 ［宋］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第四冊，頁 242。 354 許浩然：〈地理空間與交遊場域：南宋臨安百官宅考論〉，《史林》2016 年第 1 期，頁 51。 355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12a。 356 同上注。 357 同上注，頁 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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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喜。

第二個特點是將海棠視為身外之物，藉其抒發種種個人情感。陸游面對

海棠的情感是很豐富的，其中既有奔赴南鄭前線的興奮：「醉到花殘呼馬去，

聊將俠氣壓春風。」358也有對時光匆匆的感歎：「盛時不遇誠可傷，零落逢

知更斷腸。」359「燕子歸來新社雨，海棠開後卻春寒」360既有對海棠已謝的

惋惜：「海棠已過不成春，絲竹淒涼鎖暗塵。」361也有在離開成都時依依不

捨的眷戀：「結束吾方歸，此別知幾歲？」362既有對海棠的追憶：「一梢紅

破海棠回，數蕊香新早梅動。」363「馬上難尋前夢境，樽前誰記舊歌辭？」

364「風雨春殘杜鵑哭，夜夜寒衾夢還蜀。」365也有藉助海棠抒發繁華易逝、

功名難就的人生感慨：「繁華一夢忽吹散，閉眼細思猶歷歷。」366「那知茅

簷底，白髮見花愁。花亦如病姝，掩抑向客羞。尤物終動人，要非桃杏儔。

東風萬里恨，浩蕩不可收。」367時而也會想起「杜甫不賦海棠」的文學史公

案，發表一番議論：「拾遺舊詠悲零落，瘦損腰圍擬未工。」368

陸游寫的最多的，還是成都賞花的狂態：「走馬碧雞坊裏去，市人喚作

海棠顛。」369「為愛名花抵死狂，只愁風日損紅芳。」370「花陰掃地置清尊，

爛醉歸時夜已分。」371「翩翩馬上帽簷斜，盡日尋春不到家。」372「暮歸奚

奴負錦囊，路人爭看放翁狂」373為了突出自己的熱愛，他甚至不惜貶損了一

番梅花：「絲絲紅萼弄春柔，不似疏梅只慣愁。」374對比陪同陸游的范成大

358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20。 359 同上注，頁 226。 360 同上注，頁 766。 361 同上注，頁 542。 362 同上注，頁 764-765。 363 同上注，頁 825。 364 同上注，頁 856。 365 同上注，頁 4139。 366 同上注，頁 303。 367 同上注，頁 1127。 368 同上注，頁 295。 369 同上注，頁 538。 370 同上注。 371 同上注，頁 539。 372 同上注。 373 同上注，頁 764。 374 同上注，頁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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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海棠詩如「銀燭光中萬綺霞，醉紅堆上缺蟾斜。從今勝絕西園夜，厭盡錦

官城裏花。」375「春工葉葉與絲絲，怕日嫌風不自持。曉鏡為誰粧未辦，沁

痕猶有淚臙脂。」376陸游的疏狂之氣可見一斑。這些作品並非只是單純的賞

花行樂，而是寄託著作者雖處逆境而意氣仍然不衰的壯闊胸懷。377

他在淳熙五年（1178）三月奉詔離開成都時，所寫的〈二月十六日賞海

棠〉便是對自己蜀中時期與海棠之聯繫的一種總結，詩後六句云：「欲夸絕

艷不勝說，縱欠濃香何足病。華燈銀燭搖花光，翠杓金船豪酒興。夜闌感事

獨淒然，繁枝空折誰堪贈？」378這既包含了奉祠前的賞花之樂，又有奉祠後

對海棠無香的翻案，可以說包含了陸游蜀中海棠詩的全部面貌。

但我們要注意，無論是陸游藉海棠書寫與友人的高誼，還是在海棠中寄

託自己的種種感情、抱負，亦或只是單純地抒發對海棠的懷念，海棠始終都

只是陸游眼中一種精神上值得欽佩與外表上值得欣賞的物種。這與他淳熙成

都奉祠期間的海棠詩中站在海棠的角度，試圖將自己與海棠融而一體，為之

翻案，聯通海棠在季節變化、群芳爭艷、眾人評議等環境中體現出的精神，

並以之自況的書寫方式是有很大不同的。

他將海棠視為外物，去描寫、去寄託、去懷念，這是一種「以我觀物」

的做法。而淳熙三年（1176）奉祠期間所作〈海棠〉則更加趨近於「物我為

一」。「海棠」的作用，正是意象的主觀象喻性的體現，陸游表面是寫海棠，

實則帶有強烈的自我表現意味。379他思考的是海棠無香和受到的譏評，海棠

的命運就像自己獲祠而不見用的命運，飽受委屈，因此他奉祠時為海棠的翻

案，表現海棠的自信與傲骨，正與他面對祠祿時的對抗心態相通。

而慶元年間奉祠時創作的〈海棠圖〉中表現出的不配與海棠交的心境，

更是迥異於其他時段創作的所有海棠作品。這種辱與海棠相識的心態，即不

375 ［宋］范成大著、富壽蓀標校：《范石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頁 235。 376 ［宋］范成大著、富壽蓀標校：《范石湖集》，頁 245。 377 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頁 319。 378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766。 379 陳植鍔：《詩歌意象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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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賞花的疏狂、對花的讚美，也不見為之翻案的勇氣，可以說是陸游所有海

棠詩中心態最為特別的一首。

造成這種轉變的原因，正是祠祿制度禮遇與懲戒兩種性質共存的特殊性。

淳熙三年（1176）的予祠帶有閑廢之意，但陸游彼時尚存希望，充滿進取精

神，祠祿於他而言，不過是一種昭示態度的工具和手段，因而在奉祠時，他

表露出了強烈的對抗心態，這正是造成他與海棠心心相印，理解海棠飽受非

議並甘願為之打抱不平的內在原因。而紹熙到慶元年間的予祠除了最後一次

帶有拉攏、試探之意外，其餘都帶有或多或少、或明顯或隱晦的閑廢之意。

陸游對朝政的失望導致他對祠祿感到重重壓力，這種愧疚之感也影響到了面

對海棠的心境，從起初的狂放和與朝中奸佞的鬥爭精神慢慢轉而為當前由一

次又一次的政治失意而帶來的苦悶和內疚。這是因為此時的陸游，進取之意

已沒有那麼強烈，祠祿於他而言是一種壓力，是令他感到驚懼不安的一份收

入，因此他看到海棠的感受，便自然產生了巨大的反差。

以上，奉祠心態與陸游的海棠書寫的相通與影響，說明祠祿制度獎罰並

存的雙重性質在詩人其他題材的作品中打下的烙印。我們固然不能說這樣的

創作差異完全是由於祠祿，但祠祿的雙重性質和奉祠心態在其中定然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這種影響還表現在陸游對杜甫的評價中，下節將進行討論。

第二節、評杜甫：態度轉變與心態投射

對杜甫的評價變化，同樣體現出奉祠心態對陸游的影響。要注意的是，

杜甫固然是宋人寫詩時在藝術層面爭相學習、效法並試圖超越的對象，陸游

亦是宋人學杜的代表作家之一，但本節標題所示之「評杜」，並非是在藝術

層面的習杜、仿杜之詩，而是在內容中含有對杜甫的某些行為進行評價的作

品。這就決定了陸游的這一類詩歌，並不一定全部專門以杜甫為中心，亦可

能只是在某一句將杜甫的相關事跡作為典故用到詩中，並作出對杜甫的評價，

進而表達自己的心跡。陸游對杜甫的評價是很多樣的，但因為杜甫的道德楷

模作用，因此筆者認為我們並不能以單篇詩歌的評價變化而斷言陸游對杜甫

的整體評判就發生了改變。換言之，這種評價並不是線性的，而是並列的。

90

從陸游表現出的情感來看，他對杜甫的評價有同情、欽佩、批判、調侃數種，

從中我們會看到陸游對杜甫的評價變化與其奉祠心態的相互交織。

陸游不滿足于把杜甫只看成一個詩藝頗高的詩人：「後世但作詩人看，

使我撫几空嗟咨。」380他在〈澹齋居士詩序〉中言：

蓋人之情，悲憤積於中而無言，始發為詩……杜甫、李白，激於

不能自已，故其詩為百代法。381

〈遊錦屏山謁少陵祠堂〉也言：「文章垂世自一事，忠義凜凜令人思。」382

這些俱說明陸游在學習杜甫的過程中，不單單只注重推敲文字、講求句法的

技巧，亦非常注重精神、人格與道德的體悟與學習。

基於此，我們要問，祠祿與祠官身份如何影響了陸游在精神境界層面對

杜甫的學習與評價呢？總的來說，作為一個官員的杜甫，在陸游詩中完成的

形象建構是一種政治失意的典型，而祠祿的影響則體現在朝廷的予祠使得陸

游在回憶杜甫的一些政治行為時，產生了觀點差異。在奉祠與非奉祠階段，

這種觀點差異是存在的，在不同的奉祠階段，陸游對杜甫的評判也會因面對

祠祿的心態不同而發生變化。主要有兩個方面的事情引發了陸游的思考，一

是杜甫於至德二載（757）營救房琯（697-763）一事，二是杜甫與其他官吏

的諸多交往。下面逐一討論。

首先討論作為祠官的陸游對杜甫營救房琯之事的評價。我們著重關注

〈草堂拜少陵遺像〉和〈雨夜書感〉（其一） 兩首作品。

淳熙四年（1177）十一月，陸游時在成都奉祠，訪草堂，撰〈草堂拜少

陵遺像〉：

青江抱孤村，杜子昔所館。虛堂塵不掃，小徑門可款。

380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191。 381 ［宋］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第二冊，頁 147。 382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49。

91

公詩豈紙上，遺句處處滿。人皆欲拾取，志大才苦短。

計公客此時，一飽得亦罕。阨窮端有自，寧獨坐房琯？

至今壁間像，朱綬意蕭散。長安貂蟬多，死去誰復算？383

詩歌通篇圍繞杜甫生平事蹟展開討論。陸游提到了杜甫在詩作上的成就，

但隨即便轉換了筆鋒，開始談杜甫的仕宦生涯。陸游認為杜甫的生活困頓與

政治失意，不僅僅是因為營救房琯而觸怒肅宗，而是另有其因。但具體是何

種原因，陸游沒有直接點明，而是隱晦地在末句中進行說明。陸游有意用末

句與前面的文字建構出兩組對比，一是長安達官貴人之燈紅酒綠與杜甫的難

求一飽形成對比，二是他們如今的灰飛煙滅、無人憶起與杜甫詩的人皆欲取

形成對比，除了表達出對杜甫流落蜀地的同情之意外，亦委婉地諷刺了那些

醉生夢死的「長安貂蟬」們。

陸游此時以祠官身份寄居范成大幕下，常陪范成大遊宴，政治上固然是

失意與痛苦的，但祠官身份的雙重性質也意味著他隨時都有被重新擢用的可

能，因而陸游此時依然保有一份仕進的希望，我們在分析他這段時間面對祠

祿的心態時也強調他在失落中表露出了一種不甘沉淪的對抗心態，這種心態

的產生正與祠祿制度獎罰並存的雙重性質有關。這首〈草堂拜少陵遺像〉顯

然是以杜甫為論述中心的，表達的也是作者看到杜甫遺像後的所思所感，陸

游藉助杜甫救房琯之事暗諷當年的長安權貴，這與他在祠官書寫中藉助對祠

祿的態度來宣示自己的政治立場和對抗心態有異曲同工之妙。對杜甫救房琯

之事本身，陸游應當也是持贊許態度的。

不過，慶元元年（1195）春，同樣作為祠官的陸游賦閑在家，撰〈雨夜

書感〉兩首，其一曾又談及此事。前文已言明，在我們本章討論的作品中，

只有這一首是特例，即既圍繞祠官身份和祠祿生活展開，同時也涉及對杜甫

的評價。不過，這首詩雖然不似〈草堂拜少陵遺像〉專以杜甫為中心，但對

杜甫救房琯之事的態度較前發生了變化，因而也具備考察祠祿制度對陸游評

383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723。

92

杜之影響的價值。詩曰：

宦遊四十年，歸逐桑榆暖；皇恩念黎老，一官猶置散。

春殘桃李盡，風雨閉空館，有懷無與陳，萬事付酒椀。

近代固多賢，吾意終不滿。可憐杜拾遺，冒死明房琯。

慷慨詎非奇，經綸恨才短。群胡穴中原，令人歎微管。384

這首詩是陸游對慶元奉祠心境的寫照。起首八句是對祠官生活的形容，

到第八句時，陸游已將自己的生存狀態交代得非常清楚。祠官生活固然悠閒，

但陸游的心情是痛苦而寂寞的，他不願意再在這樣的無所事事中生活下去，

既然萬事都只能付之濁酒，那麼何必佔據仕籍，空享祠祿？這符合他在這段

時期內對祠祿所表現出的一貫態度。

此詩的主要爭議來自於第九句「近代固多賢」句開始後的用典，即詩中

所謂「才短」之人究竟為誰。錢仲聯整理了幾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說法。一是

清代的《唐宋詩醇》認為此句是諷刺張浚（1097-1164）不善用兵，在孝宗

一力北伐時，卻致符離之敗；二是日本學者鈴木虎雄指出這句是陸游借杜甫

救房琯典喻指自己報國的力不從心之意；三是朱東潤指出此句是喻指趙汝愚

在寧宗即位之初應對韓侂胄不當，終致失敗。筆者認為，前輩學者的意見自

然可取，但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經綸恨才短」中所謂的「才短」之人，

自然可能是張浚，也可能是趙汝愚，但陸游最終議論的落腳點，是杜甫營救

房琯而觸怒肅宗一事。

陸游所說「近代」，自然是可以指本朝前人，亦可指前代先賢，而後句

緊接杜甫救房琯遭貶之事，故「近代」一句應是議論之起首，杜甫正是陸游

所說的「多賢」中的代表。與〈草堂拜少陵遺像〉相比，對於杜甫營救房琯

之事，陸游不再予以同情和支持，而是感到可惜，可惜之處在於房琯雖素有

盛名，志向遠大，但輕薄鄙俗，言過其實，這一點史家已基本達成共識，新

384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125。

93

舊《唐書》均不乏批判之語，茲引《舊唐書》語：

琯好賓客，喜談論，用兵素非所長……琯既自無廟勝，又以虛名

擇將吏，以至於敗。385

所以陸游感到杜甫為天下計而力保之，實在不值！下句「慷慨詎非奇」

也是形容杜甫冒死救房琯之舉，「經綸恨才短」則是指房琯這樣的儒生終究

不是掌兵之才。

很顯然，針對杜甫救房琯，陸游的前後態度出現了明顯的差異，由淳熙

成都奉祠時的支持與同情，轉變為慶元奉祠時的遺憾與可惜。對杜甫表示支

持與同情，說明陸游仍然十分關注朝局變化，對詩中所謂「長安貂蟬」們的

諷刺，也即是向本朝奸佞亮明政治態度與為人氣節的表現；為杜甫感到可惜，

恰說明陸游此時逐漸走向消沉，對朝中聖意難測、各方勢力互相角逐逐漸感

到厭倦。對於慶元奉祠時的陸游而言，作為精神典範的杜甫即便心憂天下，

但力救房琯，亦無法改變唐王朝的頹勢，更何況房琯又是一個志大才短之人，

為救其人而再遭貶駁，實在可惜，就好像自己如今的境況，朝中黨爭不斷，

權相獨大，導致「群胡穴中原」，詩人面對這些除了一聲長歎，別無他法，

因而劃清界限，或許是他最好的選擇。這一變化脈絡與陸游的奉祠心態從藉

祠祿來表達對抗到因自責而力求棄祠相通。

其次討論作為祠官的陸游對杜甫與其他官吏交往的評價。我們著重關注

陸游〈飯罷戲作〉、〈讀杜詩偶成〉、〈窮居〉三首詩。

淳熙四年（1177）十月，奉祠於成都的陸游在〈飯罷戲作〉中寫道：

「杜老死牛䏑，千古懲禍敗。閉門餌朝霞，無病亦無債。」386此句提到杜甫

獻詩而得耒陽縣吏所送牛肉白酒，多飲而卒。不管此事真實與否，陸游只是

依據他看到的材料，從而引用了這一典故，重點並不在於考察真偽，而在於

表達對杜甫向官員獻詩索食的不滿。

385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頁 3321。 386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701。

94

紹熙四年（1193）秋，陸游奉祠山陰，寫有〈讀杜詩偶成〉，詩云：

「一念寧容事物侵，天魔元自是知音。拾遺大欠修行力，小吏相輕尚動心。」387

此詩末句蓋針對杜甫〈久客〉一詩中「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一句而發。388

此詩所寫乃杜甫夔州之經歷。初到夔州時，杜甫得柏茂琳（生卒年不詳）照

顧，有了良田、柑林和奴僕，生活大大改善。但杜甫實際上是在壓抑自己的

個性、感情和思想的過程中接受柏茂琳的資助。389更何況，朱東潤還從柏茂

琳實際的幫助中看出在他眼中，杜甫並不能算是上賓，最多只是接近下客的

中客。390杜甫過的，是寄人籬下、仰人鼻息的生活。391故而，在〈久客〉詩

中，杜甫把長期羈旅中知曉的人情世故都視為世俗之情，所以他只稱柏茂琳

為「小吏」，面對柏所有的賜予，杜甫在回憶的時候也只能抱以自哂，這背

後其實是內心鬱結已久的塊壘難以抒發的憤懣。陸游能感受到杜甫的苦衷，

詩中雖然形容杜甫大欠修行力，看似是嚴厲的指責，但實際上也包含著自己

的歎惋。

到慶元元年（1195），陸游依然以祠祿里居山陰，作〈窮居〉一詩。在

詩中，陸游調笑道：「大廈萬間空有志，後車千乘更無期。掩書常笑城南杜，

麻屨還朝授拾遺。」392詩歌在一種哭笑不得的情緒中表達出對杜甫窮困失意

之下依然有強烈的仕進信念的批判，甚而略帶譏諷之意。

從這三首詩的情感脈絡變化中，我們會發現陸游對杜甫的思考與評價也

與奉祠心態息息相關。〈飯罷戲作〉中對杜甫獻詩受食的不滿，與奉祠時不

願與朝中奸黨同流的心態是相似的。〈讀杜詩偶成〉作於紹熙四年（1193），

此時陸游已閑居在山陰，領祠祿三年。此時的陸游對祠官身份表現得非常順

從和接納，他不僅主動乞祠祿，而且還時常歌而頌之。他有想要藉助祠祿進

行觀望的想法，既不想直接被起用，但同時也不想完全放棄進身之機，因而，

他在〈讀杜詩偶成〉中看似是對杜甫進行了指責，但也體會到了杜甫無奈的

387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926。 388 ［唐］杜甫著、［清］楊倫箋註：《杜詩鏡銓》，頁 947。 389 張宏生：〈杜甫夔州詩中所反映的生活悲劇〉，《文學評論》，1984 年第 6 期，頁 78。 390 朱東潤：《杜甫敘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頁 157。 391 莫礪鋒：《杜甫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170。 392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164。

95

處境，因而詩中同樣包含對杜甫無奈受辱於小吏而身不由己的歎息。〈窮居〉

作於慶元奉祠時期，陸游已對祠祿無所別求，其絕意進取之心在祠官書寫中

已清晰可見，因而陸游便會以略帶調侃的口氣，認為杜甫在逃出長安、已是

窮困不堪的狀態下，仍要去尋找肅宗的做法十分可笑。這種評價與其面對祠

祿時的絕意進取之心非常類似。

我們把上文討論的五首作品串聯起來，〈草堂拜少陵畫像〉與〈飯罷戲

作〉均作於淳熙成都奉祠時，前者對杜甫心憂天下但卻終難見用的行為表示

同情，對其為天下計而進言救房琯的行為表示支持，同時也聯想到如今那些

達官貴人俱灰飛煙滅，杜甫雖然困厄，但浩氣長存，令後人瞻仰，充滿對權

貴誤國的譏諷，後者圍繞杜甫獻詩受食的行為展開議論，對杜甫乞食於官的

行為頗感不滿。當然，陸游流寓成都時那種疏狂豪放的氣度，也不免使他對

杜甫有些苛責過當。總之這種與朝中敵黨相對立的心態，恰恰也是他藉助祠

官身份抒發的感情。〈讀杜詩偶成〉作於紹熙奉祠時，在對祠祿的接納中，

陸游在調整心態的同時，表現出觀望態度，因而會對杜甫不審時度勢而受辱

於小吏的行為進行譴責。〈窮居〉和〈雨夜書感〉其一作於慶元奉祠時，陸

游此時對一再奉祠懷有歉疚，因而迫切地想要辭掉祠祿，以斬斷自己與朝廷

的一切聯繫，因而便會在詩中嘲笑杜甫竟近乎迂腐般地尋找肅宗，也對他營

救房琯的行為重新進行了思考，認為杜甫這樣做終究不值，表現出深深的遺

憾。

陸游對杜甫評價的變化，與其奉祠心態相合，那麼就必然與祠祿制度的

特點有一定的關係。我們在前文也一再強調，祠祿制度具有優待與懲戒的雙

重性質，這兩種性質根據奉祠主人公的不同和具體的奉祠因由並不是五五對

開，而是有所偏重，但一定會同時存在。也就是說，其優待之感並不似完全

隱逸那樣閒適，其懲戒之意也並不像貶謫流放那樣嚴重，而是以一種較為溫

柔、折中的方式，使閑廢官員暫時得到安置，以待進一步處理。這種性質的

雙重性，使得陸游在不同的奉祠階段中對杜甫的政治行為產生不同的思考。

淳熙間成都奉祠時，陸游顯然對朝廷予祠的懲戒之意體會更切，因而常以疏

狂奔放、大開大合的氣度，對杜甫救房琯不吝讚譽，也對他乞食於官橫加指

責，寄託了自己的抑鬱不平之氣，紹熙慶元間奉祠時，陸游雖然很清楚朝廷

96

的閑廢之意，但分別表現出了接納和負罪兩種心態，之所以接納，乃是因祠

祿畢竟寓有優待之感，陸游始終保留著一份仕籍，因而便調整心態，以作觀

望，這決定了他看到杜甫在夔州不得不仰人鼻息而活時，發出了深深的歎惋，

之所以負罪，乃是因予祠即是閑廢，陸游看清了朝廷的黑暗現實，於是便要

放棄祠祿，徹底撇清關係，不作出仕念想，這也引發了他對杜甫救房琯和求

官等一系列政治行為的再思考，並得出了幾乎與淳熙奉祠於成都時相反的結

論。

要之，陸游的祠官生涯與奉祠心態同樣體現在他的海棠詩與評杜詩兩類

作品中。在海棠詩中，陸游奉祠於成都期間的海棠詩創作體現出較強的翻案

意識，為海棠的翻案，也即是一種對自己身負謗責的不滿與抗爭心態的體現。

而慶元奉祠於山陰時的海棠詩，則呈現出與奉祠於成都時相反的心態，陸游

表示自己對海棠的辱沒，即是表明自己絕意進取的求退之意。這又與他長久

奉祠而產生的壓力與愧疚不謀而合。兩次奉祠期間的海棠詩創作，均不同於

其他時期將海棠視為一種外物，或表達賞花之樂、或表達懷念之情，說明陸

游的祠官經歷與奉祠心態在其海棠詩創作中是有所體現的。

在評杜詩中，陸游在奉祠於成都時，尚有進取之意，因而言語中充滿與

政敵的對抗之意，表現在對杜甫的評價中，則是一種對他進言救房琯的同情

和欽佩，也借助對當時權貴們的諷刺來作為一種對當朝政敵們的回應。而慶

元奉祠時，則因其長期奉祠而產生的負愧感進而為杜甫救房琯感到深深的不

值，這種微妙的變化，與陸游的奉祠心態相交織。針對杜甫與朝廷的糾葛，

包括獻詩受食、寄居於柏茂琳幕下、追尋肅宗等事，陸游的評價則是有從批

判到調侃的轉變，前者是因為他在成都奉祠時的抗爭心態，因而不滿於杜甫

的屈節，後者則是因他在慶元奉祠時的求退心理，因而對杜甫重尋肅宗的行

為以一種略帶調侃的口吻加以論說。這些均是陸游的奉祠心態在其他主題作

品中的呈現。

97

第七章、祠官文學概念的再審視及其考察維度

作為全文的結語，本章試圖在對前文所述進行簡要總結的基礎上，以更

加廣闊的視野，發掘祠祿制度與南宋文學的互動，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上找到

新的開拓方向。祠官體驗並非陸游一人獨有，而是南宋諸多士人共有的記憶，

對這一身份的書寫，映射出士人豐富、複雜、多樣的情感。祠祿作為一種宋

代獨有的制度，也與宋代的科舉、地域、傳播、黨爭有著緊密的聯繫，這些

聯繫在文學創作中均有體現，反映了南宋文學豐富多彩的面貌，成為未來可

供繼續發掘的話題。

第一節、陸游祠官書寫的考察及意義

宋寧宗嘉定二年（1209）冬，八十五歲的陸游身體每況愈下，十二月二

十九日，陸游留下了千古傳誦的絕筆詩〈示兒〉：「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

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393赍志而歿。

陸游一生五度擔任祠官，淳熙三年（1176）和紹熙慶元年間的奉祠帶有

很明顯的閑廢之意，淳熙九年（1182）的奉祠則帶有一定的保護意味，嘉泰

年間的奉祠則與陸游的職務相配合，是朝廷拉攏、優待的體現。在祠祿制度

發展的過程中，它經歷了從純粹的佚老優賢功能到打擊異己、放逐政敵的轉

變，在優待之外，多了一層觀望、閑廢、懲罰、警告的性質。陸游的奉祠經

歷，性質多變，鮮明地體現出祠祿的發展脈絡和獎懲並存的制度特徵。

淳熙年間的兩次奉祠，是陸游苦悶心境的映射。對於人到中年的陸游而

言，奉祠就意味著理想受挫和與朝廷的疏離。只不過，從陸游的祠官書寫中，

我們看到他的心態經歷了從抗爭到愁苦的轉變。在成都奉祠時，無論是自號

放翁，還是飲酒賞花，皆是陸游狂放心態之體現，其中蘊藏著與朝中政敵對

抗的精神。在山陰奉祠時，陸游雖曾嘗試著勞作耕種、求仙問道、調整心態，

適應村居生活，他的祠官書寫，雖有表露閒適悠然之意，但終究數量極少，

393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4542。

98

更多的時候，他是藉助祠官書寫宣洩政治失意、理想幻滅的痛苦和失落。

紹熙到慶元年間的奉祠是陸游擔任祠官時間最長的一段經歷，也是陸游

產生最大的一次情感波動的經歷。我們可以把這段時期分成三段。第一段，

自紹熙元年（1190）至紹熙三年（1192），陸游方罷歸山陰，心中對於祠官

身份尚有矛盾鬥爭，但已開始向逐步接受轉變；第二段，自紹熙三年（1192）

至紹熙五年（1194），陸游對祠祿表現得非常順從和接納，常常表露奉祠生

活的悠然、自適與欣喜；第三段，自紹熙五年（1194）至慶元四年（1198），

陸游態度大變，祠祿於他而言，成為了一種壓力，對祠祿的順從，成為了內

心的負罪，於是在祠祿未滿之時，陸游便開始寫詩表明心跡和立場，宣示自

己要離開祠祿，祠祿期滿後，又連續寫詩表明自己擺脫祠祿的愉悅。這是陸

游晚年心態最大的一次起伏，而這種起伏再次通過祠官書寫得以映射，可見

祠祿再次為我們提供了一條極好的體察陸游心境的渠道。

嘉泰年間的奉祠是陸游生命中最後兩次擔任祠官。在生命的最後階段，

陸游開始反思自己的祠官生涯，此時他的整體心態已經趨向悲觀。特別是當

他受韓侂胄之召，再次出仕時，他很快便認清朝中時局仍非自己所期待的那

樣，於是休官歸隱之念愈來愈強烈。回到山陰後，陸游並沒有單獨書寫自己

的最後兩次奉祠，而是把自己所有的奉祠經歷整合在一起加以追述，由是祠

祿變成了他暮年閒居山陰時常常被喚醒的記憶。宦遊強半是祠官，很顯然，

陸游的話語中帶有深深的無奈與遺憾。祠官身份對於陸游而言，是不願回憶

卻又揮之不去的。領受祠祿，意味著蹉跎了歲月、消磨了時光，因此在陸游

眼中，祠祿雖不是導致他理想不得實現的根本因素，但至少是遺恨終生的體

驗。

正如我們在緒論中強調的那樣，「祠官文學」這一概念所以能成立，其

特殊性必須要得到說明。下面我們嘗試從三個方面對這一概念再做闡釋。

第一個方面，祠祿制度優待與懲戒並存的雙重性質在作品的情感變化中

產生了影響。這是祠祿制度的特殊性對作品影響的體現。比如提舉沖佑觀雖

然有相對中性的閑置和試探之意，但對於陸游這樣一個矢志恢復、力求北伐

的戰士來說，這樣的安排無異於是一種打擊，更遑論主管崇道觀的安排中蘊

99

含的非常明顯的打擊異黨、懲戒政敵的意味。但與此同時，懲戒意味再明顯

的祠祿也終究會帶有優待的色彩，因為它一為官員保留了仕籍，也就保留了

一份再度起用的希望，二為官員帶來一定的俸祿，減輕生活上的壓力。因此

面對祠官這一帶有雙重性質的身份，陸游心中充滿了矛盾。在主管崇道觀時，

我們固然可以相信陸游本身就是一個信念堅定、堅持理想的志士，但祠祿制

度畢竟為他保留了一份仕籍，這種優待性也間接地幫助他在逆境中不甘墮落，

意氣不衰，敢於以筆為槍，繼續鬥爭，昭示著自己與朝中奸佞的對抗態度。

慶元年間提舉沖佑觀時，理想長期不得實現的陸游目睹了朝中無窮無盡的攻

訐與黨爭，祠祿的閑廢性加劇了他理想的落空，而其優待性決定了這時的祠

祿於他而言更是一種壓力，是令他感到驚懼不安的一份收入，因此陸游在書

寫祠官身份時強烈地想要放棄祠祿也就不足為奇了。也就是說，祠祿制度作

為一個文學研究的外部因素，它只有對文學創作的產生、文學作品的情感產

生影響，其與文學研究相結合的意義才能得到彰顯，祠官文學的概念也才能

夠成立。

第二個方面，祠官書寫本身的情感色彩也有獨特性。這一點我們可以在

與其性質非常相近的「貶謫文學」的對讀中加以說明。學術界已經提出過所

謂「貶謫文學」的概念：「這裡論述的貶謫文學，亦主要指此類人（指遭到

貶謫的士人）中有文學素養者在被貶之後的創作。」394從這個概念上看，既

然陸游大多數情況下的獲祠都更近乎於貶謫，那麼陸游在書寫祠官身份時的

創作也應與所謂的「貶謫文學」有交集。的確，按照當前學界認可度較高的

一種認識，「貶謫文學」的研究範圍既包括貶謫詩人謫居期間的創作，也包

含他們謫居前後送別贈答、追憶述懷時創作的與貶謫有關的作品。395這個認

識維度與侯體健所提之「祠官文學」的研究範圍非常相似，即既有奉祠主體

書寫祠官身份的創作，也有周邊文人與其圍繞祠祿展開的唱酬活動，加之二

者在性質上俱有遠離朝堂、理想破滅的相似之處，因而在情感表達上也就都

有排遣痛苦的一面。但若只以這樣的維度來考察「祠官文學」，那麼這一概

念也就因為與「貶謫文學」有難以說清的糾纏而無法單獨成立，對於祠官書

394 尚永亮：《貶謫文化與貶謫文學——以中唐元和五大詩人之貶及其創作為中心》（蘭州： 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3。 395 同上注，頁 256。

100

寫的考察也就失去了意義。為了更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就陸游貶

官後的書寫與祠官身份書寫做一個簡單的對讀。

前文曾談及，陸游在淳熙七年（1180）歲末結束了江西任上的工作到他

在淳熙九年（1182）獲祠期間，曾有一次得官但又被彈劾遭罷的經歷。這一

段時間，我們便可以稱為陸游的貶謫期。與他獲祠後的生活相同的是，陸游

都處在一個仕途失意的低潮期，承受著理想受挫的痛苦。但我們看到，陸游

在謫居期間表達理想的失落時，語氣跌宕，情感起伏，常以大開大合的筆觸

來描繪現實與理想的落差，比如「陽狂自是英豪事，村市歸來醉跨牛。」396

「少年壯氣吞殘虜，晚覺丘樊樂事多。」397「南山射虎漫豪雄，投老還鄉一

禿翁。」398他時常會想起自己南鄭從戎的光輝歲月：「恍如北戍梁州日，睡

覺清霜滿鐵衣。」399「昔在南鄭時，送客褒谷口，金羈叱撥駒，玉盌蒲萄

酒。……人生豈易料，蹭蹬十年後，蟬聲況如昔，而我已白首。」400像這些

詩句均在極長的時間跨度中，極力突出昔日意氣風發和今日冰冷現實的對比，

藉以宣洩自己仕途失意的痛苦，抒寫內心的憤懣不平。而在討論這一時期陸

游的祠官書寫時，我們提到陸游常以較為舒緩的語氣來藉助祠祿抒發內心的

痛苦，有時也用自我勸慰或是自我告誡的口吻，將政治失意的艱難寄託在稍

顯理性的思索中。在這一時期，陸游常有自請祠祿之舉，並最終通過自請而

得到了祠祿。雖然獲取祠祿同樣意味著與中央朝廷的疏離，但畢竟保留了仕

籍，也能獲取俸祿，陸游的內心還是稍感寬慰的，這種優待的特徵決定了他

在抒發對朝廷的失望之感與內心的憤懣之情時，語氣並不似謫居時期那樣強

烈。

當他在淳熙十六年（1189）十一月底被何澹彈劾而罷官時，同樣處於一

個謫官的時期。這一段時間他對謫官狀態的書寫，同樣表現出迥異於祠官身

份書寫的情感。比如罷官之初，他寫給友人道：「從今再見應無日，長與沙

鷗共釣磯。」401藉助與友人的高誼，抒發去國之悲。在回到山陰後，他寫了

396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039。 397 同上注，頁 1042。 398 同上注，頁 1051。 399 同上注，頁 1046。 400 同上注，頁 1053。 401 同上注，頁 1596。

101

許多描繪山陰風物、村景生活的作品，但終究無法拋卻受到抨擊與陷害的憤

懣，他寫道：「放逐尚非餘子比，清風明月入臺評！」402「連坐頻年到風月，

固應無客叩吾門。」403陸游此次遭罷，被羅織的罪名正是「嘲詠風月」，帶

著這樣的創作背景再讀詩句，我們便會發現陸游的語言是如此直率，他直接

將風月寫進詩中，其意再明顯不過，正是對政敵辛辣的諷刺，似要將心中因

受屈而燃燒起來的熊熊怒火一吐為快。這種話語表達，又豈見於他獲祠之後

對祠官身份或迎或拒的態度呢？我們在前文曾談到，陸游對祠祿的接納，可

以算是對朝廷的一種觀望，甚至還有對這一制度的讚頌與對君王的感恩之意，

而對祠祿的放棄，則是絕意進取的表現。這種變化本身就肇自祠祿制度獎懲

並存的兩重性，這種微妙的、試圖在仕隱之間尋求平衡的情感與陸游在謫官

時尖銳而辛辣的諷刺話語迥然相異，恰恰反映出祠官書寫在情感上並不完全

偏於一端、而是相對較為溫和的特質。即使同樣是藉助祠祿來表達與朝中奸

佞的對抗之意，陸游在成都時期的祠官書寫也並未達到情感如此強烈的程度。

我們在分析他成都時期的奉祠話語時談到，陸游會用反語、隱喻，或是用故

意將祠官身份彰顯出來並表現得十分受用的方式，來突出自己的「狂」與

「放」，表達自己對政敵打擊的抗議，這種方式相對委婉，不仔細品讀詩意，

很難發現陸游寄託在詩中的對抗心理，全然不似貶謫之初用如此辛辣、直率

的語氣來傳達自己的憤憤不平。這也正是祠官書寫的獨特之處。

第三個方面，祠官書寫有其自身的藝術特色，奉祠心態也影響了其他題

材詩歌的創作。其藝術特色主要表現在詩歌的詩題創制、日常書寫、使事用

典以及稱謂選擇上。其中，詩題創制及日常的書寫體現出詩人對祠官身份的

重視及詩歌的敘事特徵，是宋詩平淡風格的體現，稱謂選擇和使事用典則表

現出詩人廣博的知識世界，體現出宋詩知識化、學問化的創作傾向，是宋詩

淵雅風格的體現。這四方面有一個共同的藝術作用，那就是推動詩歌情感的

抒發。陸游的祠官書寫儘管有敘事性、瑣細化、日常化、學問化等特點，但

這些特點都未抹殺詩歌原有的抒情特質。無論是詩題的創制還是日常的書寫，

無論是典故運用還是稱謂選擇，都有或多或少、或強或弱的情感指向作用。

它們反映出陸游的祠官書寫並不具備極強的諷刺性、針砭時弊的教化作用或

402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同上注，頁 1612。 403 同上注，頁 1613。

102

是現實意義，而是更加強調私情私志的表達與書寫。祠祿制度在其中提供了

一個良好的制度通道，它以其獨特的獎懲並存的性質為士人提供了思索仕隱

狀態的動機，它優待的一面為他們奉祠里居、從事創作、鑽研詩藝提供了空

間；而懲戒的一面又促成他們在詩歌中書寫私情私志，宣洩奉祠時期帶來的

種種複雜情感，尋求心理平衡與自適。

祠祿制度也影響了陸游其他題材的詩歌創作，特別是他的海棠詩和評杜

詩。這兩類詩歌在奉祠時段和非奉祠時段呈現出的心態差異反映了祠祿在其

中的影響。淳熙年間奉祠於成都期間，陸游用翻案法寫下的海棠詩，為海棠

無香辯護。與其他時段儘將海棠作為一種外物去欣賞，或表達賞花之樂，或

抒發思花之情形成了對比。海棠的無香，就是陸游的失意；為海棠辯護，亦

即陸游的對抗，這迥異於其他海棠詩中表現出的歡樂、閒適甚至狂放的心態，

又與陸游的奉祠心態相合。慶元年間奉祠於山陰時，陸游又說自己辱與海棠

遊，這不僅與非奉祠時段的海棠詩情感不同，也與淳熙奉祠於成都時的心態

相異。原因在於陸游本是借海棠自況，在精神與人格上尋求與海棠的相通，

這是他成都奉祠的心態，但慶元奉祠時，陸游已表現出對祠祿的捨棄和強烈

的求退意識，因此當這種心態投射到海棠詩中時，自然就表現為一種與海棠

的疏離之感。陸游對杜甫的評價也隨著奉祠心態的不同而發生了變化。以杜

甫救房琯事論，陸游對此事的評價經歷了從同情到惋惜的轉變，反映出他從

淳熙奉祠時與政敵對抗的心態到慶元奉祠時因失望而求退的心理變化。以杜

甫和諸多官吏的交往論，陸游的評論也有從批判到歎惋再到略顯調侃的變化，

所以批判與歎惋，是因為陸游不願與朝中政敵同流，所以略顯調侃，是因為

陸游放棄祠祿、絕意進取。這種心態變化與陸游的奉祠心理同樣相通。

以祠祿為切入點去討論陸游的相關作品，意義在哪裡呢？筆者認為主要

有兩點意義值得關注。一是陸游的祠官書寫可以幫助我們確立「祠官文學」

的概念，使得這些創作可以成為一種單獨考察的門類。前文已分析過，陸游

的祠官書寫映射出他的心態變化，祠祿制度獎懲並存的特性在其中發揮著作

用，而這些作品在情感的力度、話語的表達上又與謫官期間的創作不同，同

時這些作品也有較為鮮明的藝術特徵，因此可以作為一種獨立的創作門類進

行研究。二則是回歸到對陸游個人的考察上來。通讀陸游的詩作，我們會發

103

現陸游的作品，感情常常起伏不定，甚至自相矛盾，時而滿腹牢騷，時而奮

發進取，時而流連於村居的閒適與快樂，時而又流露出深沉的愛國意識，時

而將志向毫無保留地書寫出來，時而又顯示出對社會的深深失望，時而如武

將一般馳騁疆場，時而又如隱逸的高士脫離俗務。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曾形

容陸游是一位「充滿激情的人物。」404錢鍾書也說陸游「其論詩、文，好為

大言，正如其論政事耳。」405俱言明陸游疏放、不羈之性格，在這種性格下，

感情的變動，甚至有一些情緒化的表達，都在情理之中。而祠祿官，則作為

一種宋代獨有的官職，貫穿在陸游的生命軌跡中。若以此為切入視角，我們

可以嘗試串聯起陸游在詩中表現出的多樣情感，原因在於祠祿作為陸游里居

期間與朝廷的唯一聯繫，其身份書寫清晰地體現了陸游的心態起伏之脈絡，

為我們考察陸游的心態變化提供了可行的線索。特別是他晚年長期里居山陰

的奉祠經歷，十分具有代表性，為我們呈現出陸游於愛國詩人之外的另一重

身份：退居詩人的思想與情感世界。而陸游本人也因長時間的奉祠經歷和豐

富的祠官書寫為我們考察南宋文學與祠祿制度的互動提供了絕好的樣本。

第二節、南宋士人奉祠的心態與情感

不唯陸游，統觀整個南宋，在宋代文學轉型與士人身份日趨多樣化的大

背景下，無論是對於周必大、楊萬里、范成大、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這

樣的朝中柱石，還是對於陸游、辛棄疾、朱熹、呂祖謙、劉克莊這樣的文學、

理學大家而言，祠祿都是一條聯通朝廷與山野的通道；無論他們是主動地請

祠還是被動地接受朝廷予祠，祠祿都幫助他們找到了一個在廟堂之高和江湖

之遠之間的平衡點。正因如此，宋人常常將祠官視為一種特別的身份加以書

寫，並因為祠祿官的獨特性質而表現出豐富多樣的情感。祠祿也因此成為了

一種觀察南宋文學的獨特視角。就文體而言，則詩、文俱有可觀之處。

論及詩，可舉文天祥為例。理宗開慶元年（1259）秋，蒙古軍隊南侵，

二十四歲的文天祥上書請斬提出遷都避敵的董宋臣（？-1264），並提出諸

404 吉川幸次郎著、駱玉明等譯：《宋元明詩概說》（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 頁 102。 405 錢鍾書：《管錐編》（北京：三聯書店，2008 年），頁 2243。

104

多禦敵之策，但均石沉大海，特別是在蒙古軍隊自亂北撤之時，賈似道

（1213-1275 ）依然屈膝求和，文天祥對此感到非常失望，遂於景定元年

（1260）二月自乞祠祿，得主管建昌軍仙都觀。

明人羅洪先（1504-1564）曾評論過文天祥早年即求祠引退的心態：

是故事寧無成，不取隱忍以諱言；言寧不用，不能觀望以全身；

身寧終廢，不欲玩愒以充位。406

對於文天祥的乞祠，羅是持反對意見的，認為這樣的方式過於消極。但

細究其間作品，則又可見文天祥早期徘徊於朝堂與江湖之間的隱秘心曲。奉

祠期間，文天祥寫下〈遊集靈觀〉，題旁小注云：「時奉祠祿。」詩云：

「小洞煙霞國，重陽風雨秋。歐公嵩嶽步，朱子武夷舟。香火真吾識，觥籌

且此遊。龍山馬臺事，糠粃舊王侯。」407詩中透露出對權貴誤國的蔑視與諷

刺，足見雖然文天祥早年的乞祠行為的確帶有一定的消極避世、以觀時變的

色彩，但他仍然心繫家國，並以這樣的不滿與諷刺表達著自己的態度。因此

我們不妨說對祠祿的申領是一種暫緩從政的考量，而非全然是有意逃離現實。

祠祿作為我們審視文天祥的早期思想與詩歌的視角作用，便由此體現出來。

除此之外，南宋士人在對祠官身份的書寫中表現出非常多面的情感，祠

祿制度的優待與避禍功能催生了不少酬唱之作，其中夾雜著或羨慕、或安慰、

或激勵等豐富的情感，如樓鑰「廩繼真祠身暫逸，班聯內閣眷方隆。且歸同

伴適齋老，便看鋒車召此翁」不乏艷羨之意，408范成大「後期淹速都難料，

相對猶憐鬢未斑」又帶有對周必大的深切安慰。409而其懲戒與閑廢性質又往

往會帶來強烈的失意與苦悶之感。如楊萬里「飽喜飢嗔笑殺儂，鳳皇未可笑

狙公。儘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表現出揶揄自嘲之意；410劉克莊

406 ［明］羅洪先：〈重刻文山先生文集序〉，載［宋］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景 印四部叢刊初編》，頁 7a。 407 ［宋］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一，《景印四部叢刊初編》，頁 38b。 408 ［宋］樓鑰：《攻媿集》，卷十二，《景印四部叢刊初編》，頁 14b-15a。 409 ［宋］范成大著、富壽蓀標校：《范石湖集》，頁 110。 410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點校：《楊萬里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1864。

105

「牢落祠官冷似秋，賴詩消遣一襟愁」是寂寥淒苦心境的直接外現；411曹彥

約「命從今日下，事比去年愁。已向祠官去，猶為講席留。誰知蝴蝶夢，栩

栩到吾州」蘊含著深深的無奈；412王十朋「此來端不為行春，欲向廬山訪隱

淪。聖主如容食祠祿，願為主管太平人」透露出宦遊之悲苦與厭逐名利之念，413

在其大多流露憂國憂民意識和摹畫山光水色的紀行詩中顯得格外特別；廖行

之「有口不自餬，誰其識莘尹。天子閔斯勞，祠官養閑冷」雖是表達身歸田

園之作，但背後寄託的是老來方中進士且仕途不順、屈沉下僚的痛苦。414祠

祿在其中，往往扮演著詩歌創作的靈感角色，它時而是詩人抒發情感的制度

動機，時而又是一種令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壓力所在。再如毀譽參半、爭議

纏身的姜特立，雖不是第一流的詩人，但卻時常提及自己的祠官身份，時而

有「便是赤城真隱吏，不須劉阮更相將」的閒適；415時而有「三載奉祠心似

水，一番挈累鬢成絲」的羈旅之苦；416時而又有一種應酬意味：「二年竊食

祠官冷，一日頒恩寶篆鮮。」417

圍繞奉祠生活的貧富質量，也有諸多不同的聲音。比如楊萬里「全家廪

食皆天賜，晚歲祠官是地仙」帶有明顯的程式感與應酬之意，418而劉一止

「祠官資薄俸，肥遯要清貧」則在勸勉友人的同時，也多少帶有一些自勉之

意。419我們很難確切地通過計算得出祠官們生活的花銷與盈餘，他們對祠官

生活或貧或富的描寫以及或感激或輕視的態度是受到具體的歷史環境和話語

環境制約的，但這卻為我們提供了一條窺探其心理的路徑，也能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祠祿對於當時士人的影響。

論及文，可舉真德秀、魏了翁諸人為例。就真、魏二人言，其在理宗即

位及史彌遠（1164-1233）矯詔殺濟王、製造霅川之變前後的乞祠尤其值得

注意。在這場政治風波以及隨後到來的江湖詩禍中，「台諫李知孝、莫澤，

411 ［宋］劉克莊：《後村集》，卷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20b。 412 ［宋］曹彥約：《昌谷集》，卷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31a。 413 ［宋］王十朋：《梅溪先生全集》後集，卷十，《景印四部叢刊初編》，頁 8b。 414 ［宋］廖行之：《省齋集》卷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14b。 415 ［宋］姜特立著：《姜特立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 年），頁 42。 416 同上注，頁 44。 417 同上注，頁 43。 418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頁 1901。 419 ［宋］劉一止著：《劉一止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頁 81。

106

奉承風旨，凡平日睚眦之怒，悉指以從偽，彈劾無虛日，朝野為之側足。」

420權相政治的重要表現之一便是宰相對台諫的把控，而這樣局面無疑意味著

以史彌遠為中心的權相政治已經接近頂峰。對於真、魏這樣的耿介忠直之士

來說，這樣的動蕩局面無疑會帶來巨大的壓力、失望甚至是恐慌。因此，兩

人在這一時段內皆有接連不斷的求退之舉。而乞祠祿則作為二人求退行動中

的重要方式，成為窺探其心境的一個視角。

兩人在求退的過程中皆表現出了強烈的對抗心態與鬥爭精神。這種精神

在魏了翁身上有兩種表現。第一，魏了翁在理宗甫一即位時便乞祠引退，但

未獲允，而後除職授官，復以祠祿相請，重申其意，以求辭官予祠。這是他

敏感的政治嗅覺的體現。但他並沒有心灰意冷，而是有上殿進劄，言濟王之

冤與朝政弊病之舉：

夫以妄言獲罪，雖其自取，然而未睹求言之詔，但聞戢謗之令，

此非初政所宜有也。昔人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蓋言以宣意，使壅

塞不通，則一旦潰裂，將不可復。421

又有激賞友人張忠恕（1168-1225）直諫之行。第二是在霅川之變後，

面對這樣一件足以令人人自危的惡性事件，魏了翁並沒有立刻選擇離開，而

是直到六月方上書乞祠，但乞祠並不意味著魏了翁的立場發生改變，他依然

會對胡夢昱（1185-1226）上書進言之事擊節歎賞：「下寮乃有斯人，吾當

端拜。」422

在真德秀身上亦有兩種表現。第一，真德秀雖然在理宗即位以來，短時

間內接連寫了大量的辭免官職之狀，但他依然在霅川之變後入都，並在史彌

遠已經給他下了「諭以勿及甲申之事」的警告的情況下，423堅持在入都後向

理宗提出了正三綱五常、收人心、「聚正人端士於朝廷，使之盡言補過者，

此內固根本之方也；布賢牧良將於方維，使之養民訓兵者，此外固根本之要

420 ［宋］周密：《齊東野語》，頁 254。 421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十七，《景印四部叢刊初編》，頁 4b。 422 ［宋］胡知柔：《象臺首末》，卷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1b。 423 ［宋］劉克莊：《後村集》，卷五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22b。

107

也」三大建議。424件件針對霅川之變而發。第二，乞祠未允之後，真德秀亦

與魏了翁一起，對胡夢昱上書史彌遠事表達了支持與讚賞。

我們可以發現，在整個事件中，真魏兩人的行為有許多共同點，他們俱

親身上表，規勸理宗正人倫、扶風化、開言路、納忠言，同時也俱對其他敢

諫之人予以支持。王夫之（1619-1692）曾經評價他們的行為道：

夫誠欲全竑以敦厚道，固當乘其未即殺竑之時，廸天良以詔理宗，

明大義以告彌遠，擇善地簡守，令以護竑，而俾遠於姦人，則竑全，

而理宗免殘忍之愆。425

在王夫之看來，真魏兩人應該及早出手，設法解救濟王，而不是在事變

發生後才向理宗大談綱常倫理與治國之道。

但我們應該看到，真、魏兩人的行為並不單單是為了濟王，而是針對權

勢熏天的史彌遠，他們要解決的，並不僅僅是濟王一事，而是如何讓理宗重

新掌握權力，以壓倒史彌遠的權相政治，因此我們無需因霅川之變的的確確

發生及其沒有得到妥善解決的事實而苛責真、魏，而應該看這些行為俱表明

真、魏二人的乞祠並不是有意求退，而是一種對抗態度的彰顯，是一種以退

為進之法。但在這一過程中，亦有一些疑點值得關注。就魏了翁而言，他若

依然保持著自己與權相抗爭的原則，那麼他在乞祠時連進五表、懇求迫切之

意顯而易見、自言「王張屢乞身，余亦五請祠」426的行為該如何解釋呢？就

真德秀而言，他既然視祠祿為以退為進之法，那麼為何會在寶慶元年（1225）

九月獲祠後又請求辭免呢？對待祠祿，真德秀前後矛盾的態度該如何解釋呢？

這取決於如何看待他們的乞祠文本。我們會注意到，魏了翁在霅川之變

後連上五道劄子乞祠，是因為「理宗之季，官以賄成，宦官、外戚用事」的

局面令他逐漸認識到理宗並非他心目中理想的帝王。427在這樣的情況下，他

424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景印四部叢刊初編》，頁 45a。 425 ［清］王夫之：《宋論》，卷十四，《景印四部備要》（北京：中華書局，1936 年）， 頁 445a。 426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景印四部叢刊初編》，頁 20b。 427 ［元］佚名著、王瑞來箋證：《宋季三朝政要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262。

108

產生求退之意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他在五篇乞祠劄文中，基本都運用了常見

的引疾、侍親乞祠之法。雖然在第四篇劄子中魏了翁曾談及人情險惡，言：

「某非不知人情多忌，謗詆百端，不謂其飾詐以沽名，則污其矯亢以要爵。」

但這更傾向於強調自己通過乞祠可能帶來的輿論壓力，並進一步表明自己的

忠心：「而某寸心耿耿，天日鑒臨，惘恤嫌疑，必祈造化，欲望朝廷察其務

實之有素，矜其自知之其篤，撿會累䟽，曲為敷奏，畀以祠廟差遣。」428並

不包含特別強烈的指向性或是隱秘心曲。魏了翁依然是希望能夠將史彌遠的

問題真正揭露出來，並促使理宗重新掌權、開放言路的，但嚴酷的政治環境

令他不得不暫時選擇祠祿，以作觀望。

相比之下，真德秀的求退更具有連貫性，從接連辭免中書舍人兼侍讀、

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等職到乞朝假、乞祠祿，再到乞黜責，這樣的引退呈現

出一個程度不斷加深的過程。而祠祿只是這個過程中的一環，是真德秀用來

昭示態度的手段。真德秀此前並不是沒有採用過這樣的方式。早在寧宗嘉定

七年（1214），二人就曾圍繞是否予金歲幣之事展開論爭。已有學者研究指

出，兩人的主張其實都有道理，都不能算是誤國之舉。429但是，從真德秀

「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的話語來看，他對史彌

遠擅權是頗為不滿的。430因而選擇轉官離開，正是這一態度的體現。此時的

真德秀，運用乞祠的手段來昭示自己的立場，是一樣的道理。而獲祠後復辭

免的行為，亦是因是次予祠之令乃因莫澤等人彈劾而下，使得真德秀察覺自

己終難為史彌遠所容，故請辭祠官，以示不受此曖昧不明之職之意。究其文

本，則既可在乞祠文本中找到帶有規勸意味的話語，如「竊見聖上虛懷忘我，

有仁皇之度；發言中理，有孝宗之風。」431亦可在與其他求退劄文的對讀中

見其心中委屈與苦悶，如「念吾君真有不世之資，在微臣當效勿欺之報，而

思慮太過，語言不倫，雖見察於淵衷，卒莫逃於公論。」432亦有對朝中攻訐

之人的諷刺：「然而未即彈劾者，蓋由有委曲保全之意，欲其自為去就故也。

428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四，《景印四部叢刊初編》，頁 4b。 429 沈松勤：《南宋文人與黨爭》，頁 137。 430 ［元］脫脫：《宋史》，頁 12959。 431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十一，《景印四部叢刊初編》，頁 38b。 432 同上注，頁 48b。

109

今若頑然不知引去，則是傲言路也；傲言路則是慢朝廷也。」433這些均體現

出了真德秀作為一個儒者的淑世情懷。

經過這樣的對比，我們可看到真、魏這樣舉足輕重的士人在面對政治高

壓時微妙的心態差異。面對史彌遠的跋扈與理宗的暗弱，兩人皆秉持忠直不

阿之性，在大的方向上均堅持了直言進諫的方式，但魏了翁接連五次乞祠求

退，且言語間皆是引疾侍親乞祠的一般套路，說明他在自己進言無果後，已

逐漸認清史彌遠把控朝政與言路的現實，因此接連的乞祠，一體現出他敏銳

的政治洞察力，二則體現出他內心對仕途的失落，但同時也帶有猶疑與觀望

的意味，而相比之下真德秀則顯得直接許多，他得祠而復辭的行為以及相關

文本中體現出的或進諫、或奉祠、或抒憤的話語表明他的乞祠是一種昭示立

場的政治行為，體現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真、魏二人皆向理宗進過奏劄，長篇巨述，論治國之道，這皆是兩人值

得稱許之處，但分析兩人對待祠祿的態度以及對讀其他請辭引退的劄文，我

們可以發現魏了翁在處理政治問題上相對緩進的態度，在面對政治風浪時，

魏了翁通過乞祠來實現觀望政治發展態勢的目的，體現出了更加圓熟的政治

手段，而真德秀則採用的是一種相對激進的方式，接連的求退和態度較為鮮

明的話語表明他個人的政治立場，祠祿並不是他真正所需，而只是一個以退

為進的工具。兩人的政治行為與相異的動機，恰恰體現了祠祿制度的特殊性。

魏了翁的選擇，說明他意識到祠祿在貶謫與進取之間的微妙位置，故而若能

得到祠祿，這將是一個暫避政治風波、以待復出時機的絕佳機會，而真德秀

對祠祿請而復棄的行為，也說明他運用了祠祿制度優厚與懲戒共存的特點，

特別是他棄祠的行為，更加說明他不願鑽制度的空子，不願領受這樣含糊不

清的虛職，體現出他不願與史彌遠為伍的心態。

可見，祠官身份書寫中包含的豐富的文體寫作門類，在一定程度上映射

了奉祠主體複雜多變的情感。結合具體的歷史環境和奉祠語境，我們能夠通

過祠祿找到一個窺探南宋士人心靈世界的渠道。

433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十一，《景印四部叢刊初編》，頁 45a。

110

第三節、祠官文學的考察問題及開拓

祠祿對我們考察南宋士人在政治鬥爭中的心靈書寫與心態變化具有重要

的意義，但聚焦於一人，終究是一種個案研究。若將視野放寬到整個南宋文

學，祠祿制度又有什麼樣的意義呢？我們以王水照的「五朵金花」論為基礎，

探討祠祿制度在科舉、黨爭、傳播、地域四大問題中的考察價值，而這既是

侯體健所謂的「祠官文學」的現行學術意義，也是這個尚未經精耕細作的領

域在未來可以開拓的幾個話題。

王水照提出了五個非常重要的宋代文學研究前沿問題，即文學與科舉、

文學與地域、文學與黨爭、文學與傳播、文學與家族，也即王先生戲稱的

「五朵金花。」434以此視角來看，祠祿制度與南宋文學的互動，除了在文學

與家族這一層面聯繫稍顯薄弱外，與其他四個話題皆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自文學與科舉的視野來看，祠祿制度與科舉制度有其相異之處，也有相

通之處。從二者相異的角度來說，我們會發現祠祿制度常常代表著一種科舉

相對甚至是相反的一種生活狀態與心理活動。

科舉制度代表著一種仕進的狀態，反映出士人在求官歷程及入仕之後普

遍經歷的情感體驗，並由此牽動其他一系列制度如館閣、翰苑、禮樂、幕府

等與文學創作的互動；與之相對地，祠祿制度更多地代表著一種在野的、江

湖的、退居的生活狀態，奉祠心態也反映出士人在魏闕與山林之間若即若離、

複雜矛盾的心理活動，亦能涉及其他制度如勸農、館驛、書院等與文學研究

的融匯。二者的對比，呈現出南宋士人豐富多樣的情感世界。

從二者相通的角度來說，則具體表現在具體的文學創作上。我們既可從

宏觀上看到文學史的發展脈絡與科舉制度的交織，比如從北宋中前期的太學

體到後來歐陽修的變革，從南宋中前期的回歸歐蘇到南宋中後期隨著理學佔

據科舉陣地而帶來的理學與文學的對撞；也可從微觀上挖掘圍繞科舉展開的

酬唱、送行以及個人因中第或落第而發出的吟詠之作。我們或許不能找到文

434 王水照：〈復旦宋代文學研究書系序〉，此文系於該書系六種著作前，此處所引為侯體 健《劉克莊的文學世界：晚宋文學生態的一種考察》書前所附之文，頁 2。

111

學史發展脈絡在祠祿狀態書寫中的反映，但相關作品卻呈現出相當可觀的考

察價值。士人們圍繞祠官身份，同樣有著相互之間的酬唱以及自抒襟懷的行

為，這說明祠官身份與科舉制度一樣，成為士人經常被喚醒的記憶，亦是我

們考察士人心態的門徑之一。

自文學與黨爭的視野來看，由於祠祿制度早在熙寧變法時就已具備了警

告、懲戒的功能，進入南宋以來，又因官多闕少而流為一種安置閒散官員的

常用手段，因此朝中士人若與主流意見不合，或在黨派相爭中失勢，便常常

不得不選擇祠祿以暫避，或是直接被朝廷予祠，更有甚者，也會直接以祠祿

遭罷的形式而落入地方，不過，祠祿終究是一種相對溫和的方式，除了罷祠

以示廢棄這樣較為極端的方式外，祠祿或多或少都帶有一定的福利性質。祠

祿制度與黨爭，便由此建立起了聯繫。而正因這種獎懲並存的矛盾性，士人

才更容易在自己的祠官身份書寫中寄託別樣的情感與幽微的心曲；正因祠祿

制度下有自請、予祠、罷祠等多種運作模式，祠祿在黨爭中起到的作用才會

十分多樣，它有時會帶來鬥爭失敗的苦悶，有時則是抗爭心態的體現，它有

時會是暫避風波的依託，有時也會帶有些許歉疚與悔恨，當然，它也會是直

截了當的懲罰。

由此在南宋黨爭的大背景下，當士人們把這些情感寄託在祠官身份中時，

祠祿便為我們呈現出了豐富的文學景觀。陸游、辛棄疾的奉祠，基本都脫離

不了對金和戰的黨爭；周必大的奉祠，則與反近習之爭密切相關；范成大擔

任參知政事僅兩月，便奉祠歸鄉，史籍只言為言官所論，簡省甚多，今據于

北山考證，此言官可能為依靠曾覿進身、時任侍御史的謝廓然，那麼依照范

成大早年曾與曾覿等不睦的情況來看，范成大的奉祠應也與以曾覿為代表的

近習相爭有關；435尤袤因勸諫光宗而遭劾獲祠，實際上也反映出在孝宗光宗

權力交替之際周必大黨和留正黨的矛盾；真德秀、魏了翁則是在與史彌遠的

黨爭中失勢而獲祠，甚至直接遭到罷祠；就連岳飛（1103-1142）這樣的武

將也不免因黨爭而獲祠，在岳飛、韓世忠（1090-1151）、張俊（1086-1154）

三大將兵權被收後，韓世忠獻錢糧以求退自保，張俊漸趨媚上，獨岳飛堅持

435 于北山：《范成大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283。

112

抗金，拒絕分解韓世忠的軍隊，不久便被免去樞密副使，充萬壽觀使，反映

出在宋金和戰的紛爭下高宗皇帝對武臣的猜忌和秦檜黨逐漸壯大的現實。

這些例子俱反映出南宋士人的奉祠與黨爭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而黨爭

又往往圍繞著對金和戰及權相政治兩大議題展開，顯示出祠祿制度與南宋政

治生態的緊密關係，這提示我們審視祠祿制度及這一制度下的創作，需要當

時的社會政治背景作為輔助，而其本身也是一個考察南宋政治生態的制度窗

口。

文學與地域和文學與傳播可以結合起來加以考察。這兩個話題與祠祿制

度的關係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祠祿制度在地域文人集團形成的過程中

所起的作用；二是藉助祠祿形成的酬唱風氣。前者主要圍繞文學與地域的話

題展開，後者則主要針對文學的傳播問題。

首先論述第一方面。祠祿制度為士人流入地方提供了良好的制度通道，

並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地方文人集團。前論祠祿制度的性質與置官狀況在南北

宋差異明顯，這種差異主要表現在性質從禮遇、優老到閑置、懲戒的變化上，

無所執掌、任便居住的祠官隨之大量出現。當有一定影響力的士人落入地方

後，便常常會圍繞他形成一個文人團體。這種現象在南宋時期的南方地區尤

為突出。這種地域性的文人集會並不是在南宋才出現，北宋時，南方地區的

文人聚集已經開始蓬勃發展，比如《澠水燕談錄》中所記呂公著、歐陽修、

趙㮣（996-1083）三人的集會就是一例。436仁宗嘉祐年間，吳孝宗（生卒年

不詳）曾言：

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

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437

這就足以看出在北宋時，已不單單只有京師的精英文人集團能夠產生影

響，地域性的文人聚集也正以良好的發展態勢迎頭趕上。南宋時，隨著北方

大片領土淪陷和政治重心南移，文化重心也更加偏向南方，加之祠祿置官的

436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48。 437 ［宋］洪邁：《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682。

113

冗濫，這樣的地域文人聚集現象也就日趨普遍。在湘贛、浙閩、川蜀諸地，

皆有地域性的文人集團聚集。如我們在前文討論的陸游，通過奉祠長期居於

山陰。從身份上看，村居的陸游生活上曾經有過面臨凶年時的狼狽，但實際

上依然維持著一個士大夫的生活狀態，有僮仆、宅院、田地，也曾貸糧收租。438

我們可以說陸游是地方士紳、精英一類的人物。在這期間陸游有不少序跋撰

寫，也曾有贈賜晚輩詩作、提點後學學詩之舉，儼然是一種主盟地方文壇的

姿態。此外，像劉克莊居於莆田、周必大居於廬陵、范成大居於石湖皆是非

常典型的例子。這亦是我們在緒論部分提到的學界目前關注較多的地方精英

化的問題，而祠祿制度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良好的助推作用。這提示我們在

審視宋代文學與地域的話題時，祠祿制度產生的外部影響是值得關注的一方

面。

下面談第二個方面：受祠祿制度影響而引發的酬唱風氣。這又有兩個方

面的體現。

一是引發一系列圍繞祠祿與祠官身份的酬唱，主要是在或送別或接風的

場景下表達安慰、鼓勵、共勉等情感，體現出宋代士人對祠官體驗的共同記

憶。這一現象與地域性的文人聚合有一定的交匯之處，因為唱和正是地域文

人聚合的一種主要活動。但這裡所要強調的，是一種打破地理空間局限的唱

和，常表現為送行、餞別、賀詩等，更多反映出的是士人之間的交誼與深厚

感情。有兩種情況較為典型。一是士人奉祠時，圍繞著該奉祠主體展開的酬

唱活動，前揭李浩奉祠時，眾人多有送行餞別之作即是此例。二是單個詩人

之間的互相唱和。這一類作品對於個人友誼的強調更加明顯。前揭張镃奉祠

時，陸游作詩相賀便是此例。張镃其人出身高貴、性情奔放、滿腹才情又十

分好客，故頗有盛名，但他廣修私家園林，沉醉詩酒，在南宋前期戰爭陰雲

籠罩的情況下，顯得過於自我，缺乏關懷現實與社會的精神。這與陸游的理

想並不相合，但從陸游的賀詩中，我們能看到陸游因友人獲祠而感到由衷的

開心，這既說明陸游此時對祠祿的渴望，也通過祠祿書寫反映出兩人僅以詩

文相交、不論出身政見的風雅。另外如姜特立遭逐奉祠，與陸游往來唱和，

438 朱東潤：《陸游研究》，頁 33-34。

114

陸游有〈奉送姜邦傑出關〉，姜特立有和作亦是此例。

二是祠祿制度作為一種外部條件，給予士人以較為寬裕的活動時間和空

間，並由此引發的交遊與唱和。其中，乾道三年（1167）冬，朱熹、張栻

（1133-1180）、林用中（生卒年不詳）同遊衡山，前後七日，相互酬唱，

得詩一百四十九首，編成《南嶽唱酬集》，便是典型的例子。時朱熹監南嶽

廟，正因制度上可以任便居住的便利，朱熹方有機會與張栻同遊衡山。鞏本

棟評其酬唱云：

雖一時感興，不暇雕琢，卻景象闊大，俊邁奔放，平易灑脫，猶

能見出宋儒笑談噓吸、心與天通的氣象。439

這便是士大夫奉祠時政治身份淡化而學者與文士的身份得到強化的一種

體現。440

要之，祠祿與祠官既可以作為一種題材和身份，成為士人唱酬中的主題，

寄託眾人面對這一身份的共同情感，也可以作為一種制度，賦予士人以較為

自由、寬松的活動空間，對士人之間的聚集、酬唱和作品的流傳產生外部影

響。祠官身份下的創作，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祠官制度在俸祿、居止等方

面優待性質。

以上我們以王水照先生提出的五個宋代文學研究的前沿論題為軸，梳理

了祠祿制度與宋代文學在研究中可以展開的幾個方向。王先生提出這樣五個

論題，是基於對宋代文學的整體關照，因此上文所論也是試圖站在對宋代文

學特別是南宋文學進行整體考察的視角上進行的。我們在上面的論述中一再

強調對祠祿制度的具體作用及其特殊性的體現，是因為祠祿制度與南宋文學

的研究，本質上屬於制度與文學的互動研究。這一類研究的首要之處在於制

度本身的研究價值。制度不僅僅是一種國家、政權的上層建築，從文學的角

度來看，它實際上囊括了政權與山林之間的種種管理模式，對於士人的文學

439 鞏本棟：《唱和詩詞研究：以唐宋為中心》（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2。 440 李光生：〈南宋書院與祠官關係的文化考察〉，《河北大學學報》，2012 年第 5 期，頁 29。

115

創作而言，制度的規定、性質、變化實際上是魏闕與江湖實現交互的紐帶。

宋代的制度有很多，而祠祿制度如何在眾多制度當中取得其特殊性，從

而能夠使其在與其他制度如館閣翰苑、台諫、詞科、禮樂、貶謫、館驛、經

筵、回授等的比較中實現其獨特的文學書寫價值，仍然值得進一步探索。比

如祠祿作為一種連接朝野與江湖的制度通道，代表了一種士人與朝廷若即若

離的狀態，它不同於貶謫的流放，意味著對朝廷的疏離，亦不同於館閣、詞

科，意味著與仕途的緊密聯繫。雖然我們在前文以陸游為考察對象，分析了

他祠官書寫的獨特性以及「祠官文學」在他身上得以實現的合理之處，但在

這些對比當中，祠祿書寫如何成為一種可以獨立審視的門類，仍然是可以進

一步探索的問題。按照侯體健先生對「祠官文學」的定義，祠官文學是任領

祠祿官的宋代文人表達請祠願望、記錄奉祠心理、書寫任祠情懷、認識祠官

身份的各類創作的總和，也包含周邊文人酬唱、體味祠官特殊精神處境的作

品。441這固然已經非常全面，但經由我們對陸游奉祠經歷和相關作品的討論，

筆者認為還可再做一點補充，那就是能夠在情感上體現祠祿官制的特殊性的

影響以及對詩人祠官心態有所映射但並不專寫這一身份的作品，也可以被納

入「祠官文學」的考察範圍。要注意的是，我們只是選擇了陸游作為一個研

究樣本，這本身是因為陸游在祠官書寫中呈現出的情感豐富性足以使其成為

一個可以審視詩人心態的窗口，祠祿制度的特殊性也由此得以顯現。但這終

究是陸游作品內部的一種比較，是一次對個體詩人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的嘗

試。我們期待這種比較可以以更為全面的視野擴大到制度層面，也擴大到不

同的奉祠主體之間，以冀其可以成為南宋文學中的獨特景觀，並與其他諸多

制度一起，共同反映南宋文學的多樣面貌。

441 侯体健：〈论南宋祠官文学的多维面相：以周必大为例〉，《文学遗产》，2018 年第 3 期，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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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敏：〈關於陸游「除軍器少監」的考證〉，《船山學刊》，2007 年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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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琴：〈七律的放翁詩法——從「律熟」的評價說起〉，《文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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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傳志：〈日課一詩論〉，《文學遺產》，2015 年第 1 期，頁 82-89。

霍松林、鄧小軍：〈論宋詩〉，《文史哲》，1989 年第 2 期，頁 66-71。

侯體健：〈劉克莊的鄉紳身份與其文學總體風貌的形成——兼及「江湖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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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體健：〈南宋祠祿官制與地域詩人群體：以福建為中心的考察〉，《復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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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體健：〈論南宋祠官文學的多維面相：以周必大為例〉，《文學遺產》，

2018 年第 3 期，頁 69-82。

黃奕珍：〈陸游晚年以「疾病」隱喻之和戰思想〉，《成大中文學報》第四

十期，2013 年 3 月，頁 75-98。

黃奕珍：〈論陸游成都時期愛國詩的特色〉，《文學遺產》，2016 年第 5

期，頁 29-37。

蔣寅：〈古典詩歌中的「吏隱」〉，《蘇州大學學報》，200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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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生：〈南宋書院與祠官關係的文化考察〉，《河北大學學報》，2012

年第 5 期，頁 29-32。

劉蔚：〈陸游的村居心態及其田園詩風的嬗變〉，《浙江社會科學》，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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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 11 期，頁 100-104。

劉蔚：〈宋代田園詩的政治因緣〉，《文學評論》，2011 年第 6 期，頁

179-185。

呂肖奐：〈「不得體」的社交表達：陸游的人際關係詩歌論析〉，《四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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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岩：〈晚年陸游的鄉居身份與自我意識——兼及南宋「退居型士大夫」的

提出〉，《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16 年第 1 期，頁 29-42。

馬東瑤：〈論宋代的日記體詩〉，《文學遺產》，2018 年第 3 期，頁 58-68。

莫礪鋒：〈陸游詩中的生命意識〉，《江海學刊》，2003 年第 5 期，頁

172-177。

莫礪鋒：〈陸游詩歌中的學者自畫像〉，《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

2003 年第 2 期，頁 20-26。

莫礪鋒：〈論陸游對儒家詩學精神的實踐〉，《學術月刊》，2015 年第 8

期，頁 118-126。

吳承學：〈論古詩制題制序史〉，《文學遺產》，1996 年第 5 期，頁 10-20。

汪聖鐸：〈關於宋代祠祿制度的幾個問題〉，《中國史研究》，1998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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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照：〈復旦宋代文學研究書系序〉，見侯體健：《劉克莊的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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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浩然：〈地理空間與交遊場域：南宋臨安百官宅考論〉，《史林》，2016

年第 1 期，頁 47-55。

俞樟華、蓋翠傑：〈論古代六言詩〉，《文學評論》，2002 年第 5 期，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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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偉：〈再論騎驢與騎牛——漢文化圈中文人觀念比較一例〉，《清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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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復華：〈南宋給事中的封駁權〉，《社會科學論叢》，2010 年第 2 期，

頁 37-42。

張宏生：〈杜甫夔州詩中所反映的生活悲劇〉，《文學評論》，1984 年第

6 期，頁 77-81。

周劍之：〈宋代駢文應用觀的成型與演進〉，《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17

年第 2 期，頁 90-98。

周劍之：〈印刷術與宋代文藝思想之演進〉，《文學遺產》，2020 年第 1

期，頁 161-164。

鍾曉峰：〈文化意象與自我形象：論陸游的騎驢詩〉，《清華學報》，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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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棗莊：〈論宋代的四六文〉，《文學遺產》，1995 年第 3 期，頁 60-69。

學位論文（按作者姓名音序）

古紅瓊：〈宋代海棠詩研究〉，西華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16 年。

劉麗：〈宋代飲食詩研究〉，浙江大學文學院博士論文，2017 年。

外文文獻（按作者姓名字母序）

Frederick W.Mote: 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uan Period, in Arthur F. Wright

eds.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

Stuart Hall.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Stuart Hall, David Held and

Tony McGrew eds.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127

履歷

Academic Qualification of the thesis author, Mr LUO Mo Xuan:

▬ Received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from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July 2018.

Januar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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