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陣圖問題再檢討

《漢學研究》0254-4466 第 37 卷第 2 期 民國 108 年 6 月（2019.6）頁 95-131 漢學研究中心

北宋陣圖問題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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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安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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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傳統上關於北宋陣圖問題的討論，往往沿襲上個世紀吳 先生在《陣 圖與宋遼戰爭》一文中的觀點，將之視為宋代統治者懲五代之亂而行的將 從中御的手段，並認為這種御將方式是造成宋代積弱的重要原因之一。然 而詳考史實，並將陣圖之本意納入考察後可以發現，北宋陣圖問題在不同 時間段的內涵並不相同，前期之御賜陣圖確有控馭武將之效，然而君主的 動機卻未必是為了防範武將，後期對陣圖的講求則屬對於軍事技術的探 討，其興起的原因與當時的軍事形勢以及文武關係有關。脫離將從中御等 祖宗之法的觀念考察這一問題，或有助於得出更接近事實的結論。

關鍵詞：陣圖、御將、廟算、文武、術數

一、引 言

所謂「有兵須有陣」，1 排列卒伍、「陣而後戰」2 是古代基本的作戰 方式。《逸周書》記武王克殷之役，謂「周車三百五十乘，陣於牧野」，3

2017 年 1 月 27 日收稿，2019 年 1 月 11 日修訂完成，2019 年 4 月 19 日通過刊登。

∗ 本文寫作之初，有資料難得，蒙李訓詳先生撥冗函寄，特此致謝。 ∗∗ 作者係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1 宋．朱熹，〈歷代三〉，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卷 136，頁 3239。按「陳」、「陣」古語相通，為免混淆，今皆作「陣」。

2 宋．岳珂編，王曾瑜校注，《鄂國金佗稡編續編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9），

卷 4〈行實編年〉，頁 73。

3 清．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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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載晉大原之勝，稱魏舒「為五陣以相離」，4 大敗群狄。早期兵 學文獻《孫臏兵法》有八陣之章述用陣之理；5 銀雀山簡《論陣論兵之類》 有十陣之篇講陣法應用之道，6 其餘諸兵書中散見的對陣的討論不勝枚 舉。作為傳統的軍事技術，對陣法的實踐運用與理論探討既淵源久遠，亦 不曾絕於後世。較著名者，有漢末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7 「自 今行師庶不覆敗」；8 晉馬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9 平涼州；宋神宗創 九軍營陣法教閱士卒；明戚繼光「製鴛鴦陣以破倭」。10 詳細記載了各式 各樣陣法的兵學著作則更是數不勝數，唐李荃之《太白陰經》、宋曾公亮 等所編之《武經總要》、明代茅説元儀之《武備志》，都有專門章節討論陣

法。

而陣圖，顧名思義，是依據陣法所繪之圖。單以文字描述一種陣法之

排列，未必能讓人知其實際，但若輔以圖像，則可以讓人直觀地瞭解陣法

的排布方法。《漢書》〈藝文志〉錄兵家之著時，篇章之外亦常載圖之卷

數，只是因史籍散佚，所附之圖是否為陣圖，是何陣之圖已經不得而知。 唐以後之兵書所附陣圖則多有留存，其中略者如《武備志》所載之《李荃 演諸葛亮天覆陣圖》，11 僅以簡單圖形示意大體布局；詳者如《武經總要》 所載之《牝陣圖》，12 詳細畫出了陣法組成的各小部分並標明了兵種。無

論詳略，這些陣圖都與特定的陣法對應，是陣法的圖形化。

4 周．左丘明著，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昭公元年

六月〉，頁 1216。

5 張震澤校理，《孫臏兵法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84），上編〈八陣〉，頁 64-65。 6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卷 1〈論政論兵之類〉，頁 188-190。

7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35〈諸葛亮傳〉，頁 927。 8 北魏．酈道元著，王國維校，《水經注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卷 33 〈江水〉，為酈道元於注中引諸葛亮之言，頁 1061。 9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57〈馬隆傳〉，頁 1555。 10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91〈兵三〉，頁 2252。 11 明．茅元儀，〈陣練制〉，《武備志》（《中國兵書集成》第 29 冊，北京：解放軍

出版社，瀋陽：遼瀋書社，1989），卷 57，頁 2218。

12 宋．曾公亮等，〈本朝八陣法〉，《武經總要》前集（《中國兵書集成》第 3 冊，北

京：解放軍出版社，瀋陽：遼瀋書社，1989），卷 7，頁 28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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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北宋的陣圖問題會引起相關學者關注，卻並非是因為陣圖在軍事 技術領域所扮演的角色。上世紀五十年代，吳晗注意到北宋對遼戰爭中太 宗與真宗常以陣圖御將的現象，撰下《陣圖與宋遼戰爭》一文。該文把陣

圖定義為「把隊形、部署用符號標識」製成的「作戰方案」，將宋在戰爭 中的敗因之一歸結為陣圖，並認為宋代統治者不顧反對也要堅持頒賜陣圖 的原因在於「對爪牙的不信任」。13 在此之後的學者談及北宋陣圖問題時 大抵沿襲了這一觀點，一方面將君主御賜陣圖以及陣圖創製不當作為宋代 軍事能力軟弱的重要解釋，另一方面對君主御賜陣圖體現的「將從中御」

的祖宗之法以及「消極防禦」的國防戰略等問題進行了批判性討論。如王

曾瑜在《宋朝軍制初探》中將御賜陣圖作為宋代將從中御的典型手段而 提出批評，認為御賜陣圖此類行為對將帥指揮權的削弱是宋代積弱的主 要原因之一。14 陳峰在《「平戎萬全陣」與宋太宗》一文中，依《武經總 要》所載考證了平戎萬全陣的具體排布方法，認為此陣並無實效，反而暴 露出諸多問題，而太宗堅持用陣圖指揮前線作戰的原因在於他對臣下刻意 防範，以及當時的邊防戰略已轉向消極防禦。15 還有學者試圖填補太宗與 真宗朝之後陣圖研究的空白，在梳理了仁宗神宗等朝創製、研究陣圖的相

關史實之後，認為是製陣圖者多為不諳軍事的文臣，以及君主將從中御這 一創製陣圖的動因有問題從而導致了陣法建設徒勞無功，同時批判了文臣 擔綱陣圖創製所體現的崇文抑武政策。16 可以説，在關於北宋陣圖問題的 研究中，陣圖所體現的將從中御、崇文抑武等有宋一代的祖宗之法才是相

關宋史學者討論陣圖時背後真正的關注點，陣圖之本意及其原本作用雖然

會被順帶提及，卻缺乏應有的深入思考。而治軍事史的學者從自己的專業

角度出發，在承認吳晗觀點的基礎上，往往能有更進一步的發現。曾瑞龍

在《經略幽燕》中基於陣的使用本為基本戰術，且過度限制武將導致戰敗

13 吳晗，〈陣圖和宋遼戰爭〉，《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頁 93。初載於 1959 年《新建設》第 4 期。

14 王曾瑜，《宋朝軍制初探（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524-525。 15 陳峰，〈「平戎萬全陣」與宋太宗〉，《歷史研究》6(2006.12): 182。 16 參見周榮、朱利民，〈北宋仁宗時期的陣與陣圖〉，《唐都學刊》26.5(2010.9): 103-107； 王路平，〈宋神宗時期的八陣法與陣圖〉，《長安大學學報》16.1(2014.3): 10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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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符合君主的根本利益而審慎地推測，「君主頒賜陣圖，可能為了力求 將戰術盡善盡美，不一定帶有政治目的」。17 李訓詳在他專門討論古陣法 的論文中提及了古代知識體系的變遷，在討論宋代陣法時認為陣圖與其時 圖書象數之學的知識背景有關。18 雖都未詳細論及，卻不無啟發。

北宋陣圖與將從中御等祖宗家法的關係或許確實無法迴避，然而先入

為主地預設了相關結論，然後將陣圖作為這一結論的典型例證展開討論， 未免失之片面。心存宋代軍事能力不濟的定見，而以陣圖損害了軍隊的戰

鬥力是當時人人心知肚明的常識，可能也有事後孔明之嫌。詳考史實後可

以發現，北宋陣圖所呈現的問題實際體現在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太宗真 宗時期，君主時常御賜陣圖指揮前線作戰；第二階段則是仁宗神宗時期，

這一時期罕見君主以陣圖指揮作戰的記載，取而代之的是朝野創製研討陣

圖的熱潮。以往常有研究將二者混為一談，而以「將從中御」貫穿其中討 論，19 有欠允當。北宋前期君主御賜之陣圖為「作戰方案」，其後仁宗神 宗朝對陣圖的講求則更接近陣圖之本意，二者不能一概而論。即使單就前

一階段而言，從「將從中御」等角度對御賜陣圖的解釋亦有欠全面，未必

能反映君主的真實動機。跳出固有框架，考慮具體的歷史情境，北宋陣圖

問題其實還有不少值得探討之處。今擬就北宋兩階段的陣圖問題分而論

之，對君主御賜陣圖的動因、陣圖因何獨盛於北宋等問題作更進一步的考

察，以期能有抛磚引玉之效。

二、將不能而以陣圖御之

一般認為，宋懲五代藩鎮之亂，著意崇文抑武，防制武將，以防範將

17 曾瑞龍，《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頁 169。

18 李訓詳，「古陣新探—新出史料與古代陣法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

究所博士論文，1999），頁 8。

19 如陳峰、王路平，〈北宋御製陣法、陣圖與消極國防戰略的影響〉，《文史哲》297.6 (2006.12): 119-125；以及前揭周榮、朱利民，〈北宋仁宗時期的陣與陣圖〉、王路 平，〈宋神宗時期的八陣法與陣圖〉等文都不曾區分兩者的差異，而皆以將從中御將 權不專解釋陣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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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為家規，用各種制度和方法削弱將帥的指揮權，最終造成了積弱的惡 果。20 而由太宗首開先河的以陣圖賜諸將指揮作戰的行為則為這一觀點提 供了有力的支援，但凡涉及宋代軍事不振、守內虛外等問題的研究常以之 為據，甚至有研究認為此是「影響軍隊的戰鬥力也在所不惜」21 的防範 武將的手段。

所謂君主御賜陣圖，即君主在戰前賜陣圖予將領，令其在接下來的某

場戰鬥中依圖而行。作為具體的書面形式的規制，御賜陣圖可能確實侵奪 了前線將領的指揮權，是有效的從中御將的手段，然而這一做法的背後，

是否完全是為了防範武將，避免再起武將擁兵自重的五代之亂，卻是值得 考慮的問題。

太平興國四年（979）的宋遼滿城之戰是太宗以陣圖指揮作戰的經典 戰役。是役，太宗預先「以陣圖授諸將，俾分為八陣」，而在戰場上，崔 翰等按圖布陣之後發現「陣相去百步，士眾疑懼，略無鬭志」，於是趙延 進請違背詔旨，「合而擊之」。崔翰等猶豫不決，謂：「萬一不捷，則若之 何？」此時趙延進與李繼隆都表示倘若戰敗則獨當其責，最終將大軍「分 為二陣，前後相副」，22 大破敵軍。

滿城之戰常被作為太宗陣圖指揮的「愚蠢和失敗」23 的證據之一， 亦可作為為了防範武將而不惜影響軍隊戰鬥力的佐證。然而值得注意的 是，崔翰等當時反問説「萬一不捷，則若之何」，其背後隱含著諸將對只要

能戰勝，違令也無妨這一邏輯的認可，實際上，太宗對此戰的處理也確實 是「手詔褒之」。24 非獨此戰，端拱元年（988），契丹寇唐河，「諸將欲以 詔書從事，堅壁清野勿與戰」，而定州監軍、判四方館事袁繼忠不顧中黃

門林延壽等五人「執詔書止之」，與都部署李繼隆出兵距戰，戰勝之後太

20 王曾瑜，《宋朝軍制初探（修訂本）》，頁 522。 21 陳峰、王路平，〈北宋御製陣法、陣圖與消極國防戰略的影響〉，頁 123。 22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以下簡稱《長編》），

卷 20，太平興國四年十月庚午條，頁 462-463。 23 陳峰，〈「平戎萬全陣」與宋太宗〉，頁 182。 24 《長編》，卷 20，太平興國四年十月庚午條，頁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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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降璽書褒答，賜予甚厚」。25 何以一意防範武將，以至於苦心孤詣地

採取了以陣圖這種精密的方式剝奪將帥指揮權的太宗對武將違背自己的

節制不罰反褒？答案在於，在軍事戰爭中取得勝利這一結果對於太宗而

言，比將帥謹遵自己的陣圖更顯重要，而這也符合當時將帥的普遍認知。

但是既然戰勝更加重要，太宗為何還會不顧御賜陣圖對戰爭的不利影響， 而執意給將領頒賜陣圖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需要從太宗自身去探詢。 至道元年（995），折御卿奏捷，因此勝與其「遵用聖算」26 有關，太

宗謂左右曰：

用兵之法，古賢所著兵書已備，無以越其規矩焉，在人探討耳，朕粗 留心。至若漢高祖以必戰而滅楚，晉謝安以孤軍而敗秦，此用兵之妙 也。夫文武之略，天不賜全，倘使張良有韓信之武勇，韓信有張良之 沉謀，則高祖焉能駕馭之乎！朕每出兵攻伐，意頗精密，將兵之人丁 寧諭之，不聽者多至敗事。27

作為太宗晚年的自述，這段材料可謂太宗對自己的蓋棺之論，其中反映了 太宗的兩個觀念。一方面，他認為自己「意頗精密」，已經掌握了「用 兵之妙」，另一方面，則是「文武之略，天不賜全」，即長於武勇的武將

先天有智略上的缺陷。基於這兩點，其御賜陣圖的動因就很好理解了。太

宗確實不信任武將，但所不信任的卻並非他們的忠誠，而是他們的能力，

既然作為帝王的自己深諳用兵之道，那麼御賜陣圖親自指揮智略不足的武 將作戰就成了取得戰鬥勝利的有效方式。曾瑞龍關於太宗頒賜陣圖可能是 為了戰術盡善盡美而不一定帶有政治目的的揣測是頗有道理的。

但是太宗一朝對外戰爭，先有伐遼之敗，後有西夏之憂，武力不振，

似乎人所共知。既然事實如此，太宗的自信就成了無源之水，故而有學者

將太宗的自矜之語視為「自欺欺人」，「文過飾非」，之所以抱著陣圖 這種御將法寶不放拒絕進行軍政改革，「對武將的防範心理顯然是最為關

25 《長編》，卷 29，端拱元年十一月己丑條，頁 657-658。 26 清．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以下

簡稱《宋會要》），兵 14 之 13，頁 8886。

27 《宋會要》，兵 14 之 13，頁 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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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的因素」。28 然而實際上，太宗對自己的用兵能力有著切實的自信，而

且可能也並不缺乏實戰的支持。

端拱元年（988）進封諸王，太宗以自己過往事蹟手詔戒之，謂：「朕 周顯德中，年十六，時江、淮未賓，從昭武皇帝南征，屯於揚、泰等州。朕

少習弓馬，屢與賊交鋒，賊應弦而踣者甚眾，太祖駐兵六合，聞其事，拊 髀大喜。年十八，從周世宗、太祖，下瓦橋關、瀛、莫等州，亦在行陣」。29

即使以自誇視之，卻也無法否認太宗確實具有一定的軍事經驗，他對自己

的軍事能力的自信不可謂由來無因。

同年，太宗以宣徽南院使郭守文充鎮州路都部署，面命之曰：

夫用兵者，先須知敵彊弱，明於動靜，賞罰必當，但戢兵清野，此大 意也。且朝廷以鎮、定、高陽三路控扼往來咽喉，若敵無所顧，矜驕 而來，則出奇兵掩之，萬不失一。且於騎士一指揮內揀驍勇者，間以 弓矢、槍劍，分為十隊，乃至三四百隊，皆可制也。又選廷臣押隊。 敵若敢踰鎮、定，汝但勿戰，陽為怯勢，騎置其事，朕即以駕前精銳， 徑發格鬬，仍竊取敵號，俟有必勝之策，則分佈隊伍，縱兵擊殺，若 其未捷，各保城寨，皆百戰百勝之謀也。自能隨機設計，為之便宜， 即不繫此。30

單從「萬不失一」、「皆可制也」、「百戰百勝」等語言表述來看，太宗對自

己的用兵之謀的自信程度已可見一斑。此次所授之成算實際效果不得而

知，只是《長編》引《實錄》云：「契丹累歲寇邊，頗為民患，國家乃於 鎮、定、高陽關大屯兵甲，以犄角之。遣將之日，上親授以成算。至是，

果克捷焉。」即將此後的某次對遼戰勝歸因於今日所授之成算。而這一説 法縱然是史臣歸美之辭，31 其後取勝這一事實對太宗自信的增長卻是可以

28 范學輝，〈宋人本朝軍政體制論爭試探〉，《文史哲》301.4(2007.7): 72-82。 29 《長編》，卷 29，端拱元年二月庚子條，頁 648。 30 同上註，端拱元年八月甲子條，頁 656。 31 《長編》，卷 29，端拱元年十一月己丑條，頁 658。此次戰勝，似指唐河之勝，李燾 認為郭守文並未參與此戰，對於守文正傳、《會要》、《契丹傳》關於郭守文參與此 戰的記載「不知何故」，「當考」，而以《實錄》將之歸為太宗成算的記載為「歸美 之辭」，所以「不取」。但《會要》等歸美太宗，多是從宏觀上稱讚太宗「於鎮、定、 高陽關大屯兵甲」的戰略安排，從太宗的角度來說，亦確實可將之視為自己「以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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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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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至道元年折御卿之捷，太宗先令報捷之人「口陳殺虜得勝之狀，

並畫地指其山川險隘、番戎敗亡之處」，而後笑謂左右曰：「北戎小醜，輕

進易退，朕常誡邊臣不與爭鋒，待其深入，則乘便掩殺，必無遺類矣。今

果如其言」。顯是志得意滿地將此勝視作己功，而其左右也頗合時宜地「皆 呼萬歲」。32

至道二年（996），因李繼遷劫奪糧運，太宗五路伐夏。此役，太宗 非但先「以方略授諸將」，且於戰前閱兵崇政殿，「列陣為攻擊之狀， 刺射之節，且令多設強弩」。33 而後實戰之時，王超、范廷召兩路遇敵，「布 陣攻擊，一如所教，故大敗賊黨，焚蕩其巢穴」，34 卻又因李繼隆擅改行 軍路線，不俟報而便宜發兵，「故雖頻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 不能擒敵焉」。35

戰後，以剛直敢言名傳後世的王禹偁上《賀勝捷表》，力贊太宗之指

揮，謂「此皆斷自宸衷，出於睿算，遏其橫議，授以聖謨。故得帷幄之邊，

陣圖猶展；沙場之上，捷書已來。歷考自古帝王料兵之速，未有如陛下者 也」。36 太宗本人向傅潛等評價此次戰役時也謂：

此行合戰與還師之期，悉如所料，但諸將不能盡依方略，致此賊越逸。 朕自即位以來，未嘗如此殺戮，蓋事不容已爾。師興以來，夏秋之際， 炎熱尤甚，朕躬自謀度，未嘗寧息。大抵行軍布陣，當務持重，雖有 勇者率數千人以先犯賊，亦無能損益，適足撓亂行伍。朕每深戒之， 違令者必斬，果無敢輕率者。布陣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 輕議者，甚非所宜。朕自為陣圖與王超，令勿妄示人。超回日，汝可 取圖觀之。37

定、高陽三路控扼往來咽喉」這一方略的成功。

32 《宋會要》，兵 14 之 12，頁 8885-8886。 33 《長編》，卷 40，至道二年九月乙卯條，頁 852。 34 《宋會要》，兵 14 之 14，頁 8886。 35 《長編》，卷 40，至道二年九月乙卯條，頁 851。 36 宋．王禹偁，〈賀勝捷表〉，《小畜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卷 22，頁 317。 37 《長編》，卷 40，至道二年九月乙卯條，頁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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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太宗的角度而言，這次戰役既證明了自己的用兵能力，也坐實了他 「不 聽者多至敗事」的論斷。所謂「布陣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輕

議者，甚非所宜」之小人，指的是那些不持重不聽令以至敗事的武將，而 非是對其限制將帥指揮權的行為提出批評的臣子，38 其背後的邏輯依然是 自己深明布陣之法，而武將只知恃勇爭先，無能體悟此等兵家大法，故而

不該輕議而該聽命而行。炫耀一般地讓傅潛取自己不輕易示人的陣圖觀

之，亦足見太宗此刻的自得自滿是發於真心，而非自欺欺人。

而對於那些指揮失敗的戰役，如雍熙北伐，太宗認為敗因在「將帥等 不遵成算，各騁所見」，39 並不認為責任在己，反認為責任正是在將帥不 聽調遣。另外值得注意的則是，對於滿城之戰這類違詔而勝的戰役，雖然

看似坐實了太宗指揮的「愚蠢和失敗」，但也有較為嚴謹的學者用了「執 行時有較大的危險性」40 這一表述，蓋因對於一種並未執行的方案，具體

的執行結果如何是難以斷言的，太宗或亦難以從這樣一場勝利中吸取到什

麼教訓。

在後人眼中，慣於指揮作戰的太宗既無力收復燕雲，亦未能絕西夏之

患，其軍事水準談不上優秀似乎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後人之由果定因，往 往異於其時其人之自視。「極度自信與自負」41 的太宗早年已在行伍，繼 位後也曾親率三軍，他的軍事能力既不乏左右之人的吹捧與認可，甚至也

不缺某些實戰的檢驗與支持。終其一生，他對自己軍事才能的自信都未見

動搖過。另一方面，武將欠缺智略在崇文的宋代亦並非罕見的觀念，此後 的文人群體曾多次論及「一夫之勇者，不足以為萬人之敵」，42 建議以文 臣統兵，43 認為武人作為「只有匹夫之勇、善於打鬥的鬥將不足以擔負

38 見前揭范學輝，〈宋人本朝軍政體制論爭試探〉。 39 《長編》，卷 27，雍熙三年五月丙子條，頁 617。 40 曾瑞龍，《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頁 234。 41 劉靜貞，《皇帝和他們的權力—北宋前期》（臺北：稻鄉出版社，1996），頁 65。 42 《長編》，卷 45，咸平二年十一月丙子條，頁 977。 43 關於宋代文人統兵的討論，相關研究成果頗多。可參見伍伯常，〈蘇緘仕宦生涯考述， 兼論北宋文臣參與軍事的歷史現象〉，《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6(2013.1): 101-141； 吳挺誌，〈北宋士人對「文臣統兵」的合理化論述〉，《清華學報》44.4(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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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兵重任」，44 太宗本人也一度試圖「並用文武，勘定寇亂」，許文臣換 秩。45 御賜陣圖，正是太宗在認定武將能力有欠的情況下，試圖通過這 種嚴格的御將方式讓他們能謹遵自己的成算，以更好地取得戰爭的勝利，

史料中並無可見的直接證據能證明其御賜陣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防範其 生叛。

淳化二年，李惟清引漢唐邊塞名將之例建議慎擢將帥，「以有威名者

俾安邊塞」，太宗則答以「今縱得人，未可便如古委之。此乃機事，卿所 未知也」。46 吳晗先生以此為據，認為統治者之所以不顧臣下委權於將的 勸誡，仍執意頒賜陣圖侵奪將帥指揮權，就是因為對武將的不信任，所以 即使將帥得人，也不能放棄陣圖這一節制武將的手段而授以權柄。47 但是

考察前後文則可以發現，太宗首先強調的是「今之西北變詐，與古不同，

選用將帥，亦須深體今之機宜。韓、彭雖古之名將，以彼時之見，制今之 敵，亦恐不能成功」。48 其出發點依然是將帥能力不足。《長編》對此事

的記載則更詳細，太宗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今之玁狁，群眾變詐，

與古不同。朕每計之，自有成算。至於選用將帥，亦須深體今之機宜。如

韓、彭雖古名將，若以彼時之見，便欲制今之敵，亦恐不能成功名。今縱 得其人，未可便如往時，委之能成功業。此乃機事，卿所未悉」。49 即在

太宗看來，即使韓信、彭越那樣的古時名將，也不足以應付如今的邊事，

委權給他們是無法得勝的，要得勝還是得依靠自己的「成算」。

所謂「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當「將能」這一前提不成立的時候，御

將與求勝之間的矛盾也就不一定成立了。將帥能力不足、謹遵自己成算才

589-628；宋彥陞，「以儒為帥北宋統兵文臣傳統的建立（1004-1085）」（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44 方震華，〈文武糾結的困境—宋代的武舉與武學〉，《臺大歷史學報》33(2004.6):

4-5。

45 《長編》，卷 28，雍熙四年五月乙丑條，頁 637。 46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267〈李惟清傳〉，頁 9217。 47 吳晗，〈陣圖和宋遼戰爭〉，《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第 3 卷，頁 93。 48 《宋史》，卷 267〈李惟清傳〉，頁 9217。 49 《長編》，卷 32，淳化二年四月辛巳條，頁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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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獲勝這一觀念，可謂貫穿太宗的一生，御賜陣圖或即是這位自認為通曉 兵機的帝王在不能親臨前線的情況下，所選擇的有利於取得勝利的替代方

式，關於太宗御賜陣圖的最早記載也正是見於他親征結束之後。太宗的親 征結果雖然並不理想，但從他雍熙北伐前一度試圖再度親征，50 以及晚年 自敘那段經歷時的自傲之情 51 來看，那場失敗也並沒有過多地影響他的這

一觀念。在這一觀念之下，御將與求勝非但不矛盾，反而是相輔相成的通

向軍事勝利的做法。為了力證宋代某些政治特點的典型性，過度側重陣圖 在御將方面的效果和作用，乃至將太宗的御賜陣圖視為不惜犧牲軍隊戰鬥 力，寧可打敗仗也要堅持執行的完全為政治服務的控制手段，此類觀點恐 怕並沒有充足的證據支持，同時也是有欠公允的。

三、作為廟堂之計的陣圖

太宗的高度自信使其相信自己賜下陣圖可以更好地取得戰爭勝利，然

而長於深宮且從未以軍事天才自居的真宗為何對這一做法沿襲不改？「遵 先朝成憲，守祖宗基業」52 的真宗朝對祖宗傳統的自然繼承或是一方面的

原因，另一方面卻依然可能是出於軍事勝利的考慮。

咸平四年（1001），真宗部署邊防，「詔高陽關三路兵增騎二萬為前 鋒，又命將五人，各領騎三千陣於先鋒之前；別命步軍副指揮使、莫州駐

泊都部署桑贊領萬人，居莫州、順安軍，為奇兵以備邀擊；馬步軍都軍頭、 北平寨駐泊部署荊嗣領萬人，以斷西山之路」，然後「列繪為圖，遣內侍 副都知閻承翰齎示王顯等，且戒之曰：設有未便，當極言以聞，無得有所 隱也」。53 賜下陣圖後真宗關心的並不是將帥是否聽令，而是自己所擬之 作戰方案是否得當，冀望以此取勝的意圖是較為明顯的。

50 《長編》，卷 27，雍熙三年正月戊寅條，頁 602。 51 淳化四年，太宗謂呂蒙正曰：「朕往歲既克并、汾，觀兵冀北，方年少氣銳，至桑乾 河，絕流而過，不由橋梁。往則奮銳居先，還乃勒兵殿後，靜而思之，亦可為戒。」 （見《長編》，卷 34，淳化四年十一月甲寅條，頁 758-759。）

52 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上海：三聯書店，2014），頁 294。 53 《長編》，卷 49，咸平四年十月己未條，頁 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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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第 37 卷第 2 期

咸平六年，因望都失利，真宗專意訪求禦戎之策，經自己的總覽裁定

後，「出陣圖示輔臣」，給出了一個詳細的作戰方案：

今敵勢未輯，尤須防遏。屯兵雖多，必擇精銳先據要害以制之。凡鎮、 定、高陽三路兵悉會定州，夾唐河為大陣。量寇遠近，出軍樹柵。寇 來堅守勿逐，俟信宿寇疲，則鳴鼓挑戰，勿離隊伍，令先鋒策先鋒，誘 逼大陣，則以騎卒居中，步卒環之，短兵接戰，亦勿離隊，伍貴持重， 而敵騎無以馳突也。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騎屯威虜軍，魏能、白守 素、張銳領之；五千騎屯保州，楊延朗、張延禧、李懷岊領之；五千 騎屯北平寨，田敏、張凝、石延福領之，以當敵鋒。始至，勿與鬬，待 其氣衰，背城誘戰，使其奔命不暇。若敵南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 威虜之師與延朗會，使其腹背受敵，乘便掩殺。若敵不攻定州，縱軼 南侵，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入北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虜以來互 為應援。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榮領兵八千屯寧邊軍，李重貴、 趙守倫、張繼旻領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敵將遁，則令定州大軍 與三路騎兵會擊之。又令石普統兵萬人於莫州，盧文壽、王守俊監之。 俟敵北去，則西趨順安軍襲擊，斷其西山之路。如河冰已合，賊由東 路，則命劉用、劉漢凝、田思明領兵五千會石普、孫全照犄角攻之。 自餘重兵，悉屯天雄，命石保吉領之，以張軍勢。朕雖畫此成謀，以 授將帥，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審觀可否，更共商搉。54

真宗出陣圖時所述，多為宏觀的兵力部署，包括「鎮、定、高陽三路兵悉 會定州，夾唐河為大陣」、「兵出三路」、「……領兵八千屯寧邊軍，…… 領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自餘重兵，悉屯天雄，命石保吉領之，以

張軍勢」等，但同時也稍有提及「騎卒居中，步卒環之」的戰術。《皇朝

編年綱目備要》記此事謂：「自望都失利，上日訪禦戎之策，因命兩府會

議。李沆等或請合鎮、定州、高陽三路兵據要衝，或請令三路分兵扞禦， 上總裁為陣圖，示輔臣曰……」55 考慮其所處情境，所出陣圖當為結合了 輔臣意見的戰略安排，意在使輔臣明了其部署與計畫，而並非某一臨敵的

陣型排布。

54 《長編》，卷 54，咸平六年六月己未條，頁 1195-1196。 55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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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最後稱：「朕雖畫此成謀，以授將帥，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審觀

可否，更共商搉」。其出示陣圖的目的，仍是在於力求部署得當以獲取戰

爭的勝利，而非控制防範將帥。那麼存留的問題是，既然真宗並不如太宗

般覺得將帥愚鈍唯己知兵，又是什麼讓他認為御賜陣圖會有利於取得戰爭 的勝利？答案或許可以從李沆等對真宗的回應窺得一二。

在真宗詳述了自己的計畫並要求輔臣審觀商榷後，李沆等説：「戰陣

之事，古今所難。契丹侵邊，自非陛下制勝於內，諸將各稟廟算，分禦邊 要，實恐未易驅攘。今所裁制，盡合機宜，固非臣等愚慮所及」。56 這段 話被一些學者指為諛辭，但縱然「賢宰相公」李沆們一意奉承帝王，亦不 至指鹿為馬，所謂「制勝於內」，「各稟廟算，分禦邊要」指出了一個軍 事常識，即預先制定作戰計畫，在傳統兵學中被稱作「廟算」這一行為的 合理性。

北宋前幾朝都有不少臣僚反對御賜陣圖的言論，57 在討論宋代陣圖問

題時常被相關研究徵引在一起。這些言論的主旨往往在於，御賜陣圖影響

了將帥的臨機決斷權，而兵以奇勝，事唯變適，將帥處處掣肘，當然難以

得勝。這予人一種印象，似乎賜下陣圖限制將帥行動會導致敗戰已經屢被

臣僚所論，是大家都認可的常識，而太宗真宗為了控制防範將帥，卻故意 視而不見，執意頒賜陣圖。

但是實際上，兵以奇勝固然是一種常識，多算得勝卻也是一種常識，

同為基本的軍事原則，二者之間的取捨並不是一眼即明的。《孫子兵法》 首篇〈計篇〉在論述兵者詭道不可先傳之後緊接著就強調廟算的重要性， 宋人王皙注之曰：「此懼學者惑不可先傳之説，故復言計篇義也」。58 即從

56 《長編》，卷 54，咸平六年六月己未條，頁 1196。 57 如太宗朝之田錫謂：「況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賜以陣圖。 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長編》，卷 30，端 拱二年正月乙未條，頁 675。）仁宗朝王德用謂：「咸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 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於屢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自立 異效。」（《宋史》，卷 278〈王德用傳〉，頁 9468-9469）。但王德用之言亦另有 說法，見註 74。

58 春秋．孫武撰，三國．曹操等注，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北京：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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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第 37 卷第 2 期

純粹的理論角度來説，臨敵制宜與先行廟算的矛盾都容易讓「學者」產生

疑惑。但是這一問題在理論上畢竟還是可以説清楚的，針對「兵貴臨敵制 宜，曹公謂計於廟堂者何也」的常見疑惑，南宋人張預給出了明確的答案： 「將之賢愚，敵之強弱，地之遠近，兵之眾寡，安得不先計之？及乎兩軍 相臨，變動相應，則在於將之所裁，非可以隃度也」。59

然而在現實中，卻不可能嚴格依據這一標準來評價帝王之廟算。乾德

二年分路伐蜀，劉光義等出戰前，太祖出地圖，指圖上某處道：「泝江至

此，切勿以舟師爭勝，當先遣步騎潛擊之，俟其稍卻，乃以戰棹夾攻，可

必取也。」就理論而言，兩軍相臨之變動原在於將之所裁，不該由廟堂「隃

度」。然而太祖這一廟堂之計得到了很好的執行，劉光義等「未至鏁江三 十里許，舍舟，前奪浮梁，復引舟而上，遂頓兵白帝廟西」，60 很快實現

了戰略意圖。戰果既昭然，當然不會有人以此指責太祖廟算過當，侵奪了

將帥的臨機指揮權。而滿城之戰中太宗頒賜的「分為八陣」的陣圖，論所 計的細緻具體程度可能未必超過太祖，卻因一定程度上脫離實際，而成為 廟算過當侵奪將帥之權導致戰爭不利的重要戰例。

與太宗不同，真宗不甚專斷，常以陣圖示輔臣，尋求他們的意見，一

定程度上保證了陣圖的有效性。就內容而言，其陣圖極有可能包含宏觀戰 略層面的內容，而未必是側重於臨敵當用的具體陣型，61 同時真宗一朝也

並沒有出現過如滿城之戰般具體而典型的能證明陣圖不當的實戰例子。無

論是由理論還是實戰角度而言，真宗的陣圖是否對前線戰役產生了巨大的

危害，都是難以判斷的。所以對於真宗咸平六年的陣圖，吳晗認為「連遠

書局，1999），頁 26。

59 同上註，頁 1。 60 《長編》，卷 5，乾德二年十二月辛未條，第 137 頁。 61 真宗出陣圖時常伴隨著他對於邊防的部署和安排。如咸平四年，是將「高陽關三路兵 增騎二萬為前鋒，又命將五人，各領騎三千陣於先鋒之前；別命步軍副指揮使、莫 州駐泊都部署桑贊領萬人，居莫州、順安軍，為奇兵以備邀擊；馬步軍都軍頭、北 平寨駐泊部署荊嗣領萬人，以斷西山之路」這一部署列繪為圖，咸平六年，則是揔裁 輔臣的戰略意見然後出圖而論。在這些情況下，假如所出之圖為臨敵的具體陣型， 未免有悖具體情境，亦不知出圖之意義何在。

陳安迪∕北宋陣圖問題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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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前線部隊和敵人會戰的地點以及步外騎內的戰鬥部署都給早日規 定了」62 顯然並不可取，但也有學者認為它「有周密的推演……是戰場圖 景和書面陣圖配合最貼近的一次」。63 所謂陣圖「束縛了軍事將領的手腳， 造成了巨大的危害」64 並非無需證明的客觀事實。

然而，倘若陣圖危害巨大這一事實並不明顯，為何會有如此多的臣僚 上書反對？真宗為何又對這些反對置之不理？此時或許我們應當對真宗 所處的輿論環境做更為細緻的考察。如前所述，兵以奇勝與多算得勝同為 基本的軍事原則。在二者之間，確實有臣僚更偏重前者從而反對御賜陣

圖。咸平二年（999），朱台符曾上書指責陣圖之失，謂：「閫外之事，將 軍裁之，所以克敵而致勝也。近代動相牽制，不許便宜，兵以奇勝而節制

以陣圖，事惟變適而指蹤以宣命，勇敢無所奮，知謀無所施，是以動而奔 北也」。65

但是同年，契丹入寇，傅潛畏懦敗戰，真宗諭百官言邊事。孫何上書

指責將帥「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強兵，坐違成算」；66 趙安仁則認 為「古者用兵必有成算，諮謀籌畫，以贊戎機」。67 因實際戰爭情況的影 響，此時臣僚所強調的都已偏向成算的重要性而非將帥的自主權。咸平四

年十一月對遼作戰，前陣破敵，真宗與呂蒙正議功過，呂蒙正回答説：「昨

日止前陣與前鋒血戰而退。始陛下廟算防秋，於前陣之後，排先鋒策先鋒，

乃布大陣，犄角而進。苟邊臣偵候無差，遵守成算，則王師克敵，必倍往

古。屬大陣猶在中山，前陣先鋒已至威虜，秦翰等聞寇在西山，勇於先登，

率兵而出，遇戎首偕來，殺戮雖多，然違陛下本旨。臣等眾議，望未行賞 典」。68 這場戰役有取勝之實，卻並非完全依照真宗的計畫進行，戰役負

62 吳晗，〈陣圖和宋遼戰爭〉，《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第 3 卷，頁 89。 63 黃繁光，〈論宋真宗對遼作戰與陣圖使用的關係〉，《澶淵之盟新論》（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7），頁 319。

64 見前揭陳峰、王路平，〈北宋御制陣法、陣圖與消極國防戰略的影響〉。 65 《長編》，卷 44，咸平二年三月庚寅條，頁 937。 66 《長編》，卷 45，咸平二年十二月丙子條，頁 976。 67 同上註，頁 978。 68 《長編》，卷 50，咸平四年十一月戊寅條，頁 1083-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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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第 37 卷第 2 期

責人王顯為之上章待罪。然而他待罪之因其實並非是違令，69 而在於違令 以至錯失了大勝。我們可以質疑依照真宗成算就能取得大勝的可能性實際

上是否存在，但由當時宰輔的回應來看，顯然是認可甚至坐實這種可能性

的。值得一提的是，與滿城之戰類似，對於這些有違調遣但仍然取勝的將 領，真宗與太宗一樣，都是褒獎撫慰，不曾追究。70 而後到咸平六年真宗 再以陣圖示輔臣時，他所面對的已是一片「今所裁制，盡合機宜」71 的讚

頌之聲了。

自太宗朝起，確實有部分臣僚上書反對御賜陣圖，然而舉朝臣僚都反 對御賜陣圖並認為御賜陣圖是軍事行動的主要敗因，很可能是不同時期的 史料經挑揀集中後所造成的一種假像。反對者固然有之，在其所處的時期

內卻未必是主流話語，制勝於內與遵守成算從來都不乏支持者，甚至也不

乏理論和實戰的支撐。只是多數時候，後人眼中存在著諸如「宋代武力不

振」、「積貧積弱」等宏觀的「基本史實」，從這些「基本史實」倒推，頒

賜陣圖必然會敗戰，兵以奇勝才能戰勝，就成了似乎無需證明的在當時也 人人皆知的常識，而君主之所以罔顧常識寧肯戰敗也要堅持賜陣圖只能是

為了防範武將。但是如前考察具體情境後可以發現，兵以奇勝與計於廟堂 何者更能帶來戰爭的勝利，在當時恐怕並沒有理所當然的答案。

後人對歷史的宏觀性總結某些時候或許比歷史人物本身的認知更接

近問題的實質，但是卻是後者決定了他們的作為與應對。在討論行為動機 這種主觀的問題時，當時人所獲得的一場場在歷史的眼光下可能不值一提

的微小勝利，他們所面對的主流的輿論環境，都是不該忽略的方面。對於

真宗而言，有太宗御賜陣圖的先例在前，擬定作戰方案這一行為本身也具 有理論上的合理性，還有宰輔大臣對廟算於內的支持，也沒有實際戰例能

證明所賜的陣圖於戰不利，所以儘管他不像太宗般自信，但在遼國入侵的

壓力下親自擬定並與大臣商討陣圖而後授予諸將，也是為求得戰爭勝利的 自然作為。

69 吳晗，〈陣圖和宋遼戰爭〉，《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第 3 卷，頁 92。 70 《長編》，卷 50，咸平四年十一月戊寅條，頁 1084。 71 《長編》，卷 54，咸平六年六月己未條，頁 1196。

陳安迪∕北宋陣圖問題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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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御賜陣圖的現象，以太宗真宗朝為最，亦常為人所詬病。然而由 史料所能推及的主觀動因，都是為了求取戰爭勝利。需要指出的是，御賜 陣圖的客觀效果可能與太宗真宗的主觀期望並不一致，這種做法可能或多

或少影響了宋軍的戰鬥力，同時也確實是一種有效的從中御將的手段。或

許正是因為這兩點原因，對於御賜陣圖現象，防範武將的祖宗之法這一解 釋角度相比求取戰爭勝利在某種意義上會顯得更為「本質」。但是御賜陣 圖會損害軍隊戰鬥力在當時歷史情境中並不具有確然的因果關係，更為 「本質」的解釋可能是忽視了具體史實所得出的結論。

當然，有宋一代鑒於五代藩鎮之亂，收錢穀，解兵權，處處著力於防

範武將，是不容置辯的。後來神宗與王安石談及太宗用兵，説太宗「多作

大小卷付將帥，御其進退，不如太祖」，可見在兵以奇勝與計於廟堂之間，

神宗更注重前者，故而認為喜歡節制武將的太宗用兵水準不如太祖。而王 安石的回應則集中於君主不知將帥情狀導致無人肯為朝廷盡力，「此王師 所以不復振，非特中御之失而已」。王安石對於從中御將的消極影響只是

順帶提及，神宗卻頗為敏感，馬上辯解説，「祖宗時，從中御將帥，蓋以 五代時士卒或外附而叛，故懲其事而從中御」。72 即使沒有祖宗朝的直接 證據可以證明太宗和真宗的御賜陣圖是為了防範武將，卻也無法武斷地認 為其毫無此意。然而只注重可能的政治上的目的而看不到軍事上的動機， 乃至認為御賜陣圖是一種為了政治穩定而不惜犧牲軍事利益的手段，顯然

既不全面，也與歷史事實有差距。實際上，從神宗並不諱言且為將從中御

辯解來看，防範武將並非不可對人言的帝王心術，倘若太宗真宗頒賜陣圖

真是出於此一目的，從他們與陣圖相關的言論所見當不會是像現在這樣全

然與之無關，反而多是偏重於對於求勝的考慮。相比求取勝利，防範武將

終究只是御賜陣圖「可能」的目的之一，且在當時看來，這一目的與求取

勝利並不矛盾。

四、陣法之圖與經武之志

72 《長編》，卷 237，熙寧五年八月庚子條，頁 5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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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第 37 卷第 2 期

一般認為，仁宗朝御賜陣圖的現象開始減少。論其原因，有學者認為 是仁宗接受了臣僚對陣圖的反對意見，73 可備一説，但是更值得注意的 是，部署兵力、製定計畫然後頒賜陣圖，是需要一定的軍事經驗和戰略思

考的，也與帝王的個人志趣息息相關。真宗之後，再沒有宋代帝王親臨過

前線，缺乏對於戰爭的直接感受和經驗勢必會影響陣圖的擬定，而個人志 趣上，號稱「仁厚淵嘿」、74「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75 的仁宗更為偏賴 輔臣之力，極少像太宗或真宗一樣侃侃而談自己謀畫的防秋大計。

但是陣圖問題並沒有因御賜陣圖的減少而消失，臣僚乃至帝王本身討

論並創製陣圖開始成為不可忽略的歷史現象。

需要指出的是，陣圖一詞在宋代並沒有十分精確的定義。就其內容而

言，既可能是規定了臨敵當用陣型的詳細陣圖，如太宗滿城之戰所賜之

圖，也可能是示意了山川形勢與兵力部署之圖。如咸平六年洪德寨主報

捷，謂蕃官慶桑等與入寇之李繼遷角鬬，本寨出兵應援獲勝，真宗「取陣

圖，令入奏使者指陳其狀，且言慶香等與賊對陣，而洪德寨相距千餘 步……」，76 此時之陣圖為山川形勢或軍事據點的分布之圖。而討論與創

製之陣圖，其所指當更接近陣圖一詞之本意，即一種陣型的圖像化，使人

能更直觀地瞭解陣型的排布方法。各類陣圖雖同有陣圖之名，但性質卻未

必相同。正如吳晗討論御賜陣圖時所給的定義，御賜陣圖是一種「作戰方

案」，在使人瞭解陣形排布之外，還隱含著你應依圖而行的命令性，但在

此之外的陣圖，往往只是單純的示意説明圖。簡而言之，被作為將從中御

73 見王曾瑜，《宋朝軍制初探（修訂本）》，頁 525。按王德用請勿以陣圖賜諸將後， 仁宗「以為然」。但此事實有不同說法，《長編》謂：「壬申，詔河北教閲諸軍並用 祖宗舊定陣法，其後來所易陣圖，亦令主將閑習之。時判相州王德用言河北所教陣法 已熟而輒易之，恐難以應敵也。」而「德用本傳乃云：乞不出陣圖，與此不同，當考。」 （《長編》，卷 158，慶曆六年六月壬申條，頁 3832）即其所言可能並不是在針對朝

廷賜諸將陣圖，針對的是當時朝廷在河北推行西北陣法的做法。

74 宋．蘇轍，〈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欒城集》（引自陳宏天、高秀芳校點，《蘇

轍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 36，頁 623。

75 宋．施德操，《北窗炙輠錄》，《全宋筆記》第 3 編第 8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卷上，頁 174。

76 《長編》，卷 54，咸平六年四月乙丑條，頁 1188。

陳安迪∕北宋陣圖問題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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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而討論的御賜陣圖所傳遞的資訊是「應當依此布陣或部署」，依圖

指陳之陣圖只是在示意「山川形勢、兵力據點如何」，而討論創製之陣圖

則是旨在説明「此陣該如何布」，後二者都並不具有命令或計劃性，實質 上是一種示意説明圖。

史料中出現的「陣圖」到底是何種陣圖，很多時候需要結合文意，並

基於某些常理分析而定。舉例而言，雍熙四年，「太宗出御製平戎萬全陣

圖，召美、重進及崔翰等，親授以進退攻擊之略，並書將有五才十過之説 賜之」，77 平戎萬全陣圖雖是太宗御賜，但實際上只能是陣法的示意説明 圖。一方面，此次太宗召將為訪求禦戎備邊之策，在諸將表示應由聖心裁 處後方出兵書陣圖教之，78 召將出圖並不是為了應對某場戰爭，而是在於

提高武將群體的總體才略。而在冷兵器時代，陣法作為將帥應當掌握的基

本軍事技術之一，與之相關的成果與兵書一樣，都被認為有助於將帥軍事 水準的提高，79 自創新陣並賜陣圖給武將，完全契合於此次太宗召將的意 圖。另一方面在於，平戎萬全陣總寬達二十里之遙，涉及的兵力達十四萬 人，80 實戰中要布此陣，幾乎絕無可能。是否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是區 分示意説明圖與作戰方案圖的標準之一。滿城之戰太宗「俾分為八陣」的

陣圖雖然於戰不利，然而崔翰畢竟可以「按圖布陣」，而將規模宏大、兵

種齊備、描繪細緻的如平戎萬全陣般的陣圖賜給前線將領讓其執行，既在

77 《長編》，卷 28，雍熙四年六月庚寅條，頁 638。 78 太宗召將賜圖之事，《玉海》將之列於兵法條目下，載：「雍熙四年五月，以北虜未 服，召北面諸將田重進、潘美、崔翰及殿前劉延翰對於便殿。上訪以禦戎備邊之策， 延翰曰：臣等皆鷹犬之才，奉指縱之，命猶懼不給，破虜之策，惟聖心裁處。上因手 書六韜兵法、將有五才十過之說以賜之，又內出平戎陣圖，指畫卷舒、進退、號令、 出沒以賜。」見宋．王應麟，〈雍熙賜御書六韜〉，《玉海》（京都：中文出版社， 1977），卷 141〈兵制〉，頁 2713。

79 如宗澤以為岳飛作戰非古法，為大將時無法保萬全而欲以陣圖授之。（宋．岳珂編， 王曾瑜校注，《鄂國金佗稡編續編校注》，卷 4〈行實編年〉，頁 73）除太宗將陣圖 與攻擊方略以及其他軍事心得一同授予將帥之外，神宗也曾將自己的御製攻守圖與行 軍環珠、武經總要、神武秘略、風角集占等兵書一併授予王韶。（見《長編》，卷 241，熙寧五年十二月乙亥條，頁 5874。） 80 參見前揭陳峰，〈「平戎萬全陣」與宋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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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第 37 卷第 2 期

事實上難以實現，同時也有悖常理。而以示意説明為目的的陣法之圖則不

在此限，很多兵學論著所附帶的陣法圖本為文人紙上論兵的產物，既無條

件實際上也不曾付諸過實踐。北宋咸平間進士許洞著兵書《虎鈐經》，以

為唐人李荃之陣圖名多要寡精細不足而自創長虹重覆等陣，詳細規定了長 寬部分，精微尺寸以及兵種人數，81 其後四庫館臣以「迂闊誕渺之説，不 足見諸施行」82 譏之。無論是許洞不滿李荃之圖而自創陣圖，還是清人批 評許洞之圖不足施行，整個過程中恐怕都沒有人真正實際排演過，儘管如

此，卻也不曾妨礙許洞成功地創出陣圖與其後四庫館臣辭直氣壯地評價陣

圖。是否可施行雖是評價陣法圖優劣的標準之一，但陣法圖的創製和評價

都是可以脫離實踐而單純憑想像和理論進行的。陣法圖可用當然好，不可

用卻也再正常不過。而即使不可用，其理論意義也未必毫無價值，被曾公 亮等稱讚為「挫馳突之銳，明堅重之威」83 的平戎萬全陣雖難以施行，然

而明人在評價其時士卒操演所用之「四方平定陣」時有言，「此即宋之平 戎萬全陣之遺矩也」。84

如果混淆兩類陣圖的概念，容易得出一些有違常識的結論。例如有 觀點將《武經總要》所載之陣圖等同於宋代帝王御賜之陣圖，認為「既

具體又詳細地把每一個基層單位的位置都作了規定，甚至不厭其詳地規

定了十人為列，面面相向。這樣，各級指揮官哪裡還有半點臨機應變的 可能呢？」85《武經總要》是在「蕃臣阻命」的背景下，朝廷以「深惟 帥領之重，恐鮮古今之學」而編，86 是一部軍事教科書，其中所出現的

陣圖多數都是意在説明「此陣該如何布」的陣法圖，為的是讓將帥能掌

握這一陣勢的布法，而非控制將帥「依此布陣」的作戰方案。對於陣法

81 宋．許洞，〈四陣統論〉，《虎鈐經》（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9，頁 81-92。 82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 99，頁 838。 83 宋．曾公亮等，〈本朝平戎萬全陣法〉，《武經總要》前集，卷 7，頁 282。 84 明．周鑒輯著，〈四方平定陣駁議〉，《金湯借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34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卷 11，頁 287。

85 郭汝瑰等，《中國軍事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第 4 卷〈兵法〉，頁

192。

86 宋．曾公亮等，《武經總要》，頁 4，仁宗御製序。

陳安迪∕北宋陣圖問題再檢討

115

圖而言，精確到基層單位和排列細節是情理之中的，然而對於帝王賜下

給將領的作戰方案，幾乎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精確到這種程度，實際上，

前線將領統率大軍在臨敵之時一個個排列基層單位根本是無法想像的。 作為作戰方案的御賜陣圖多見於太宗真宗兩朝，此後之陣圖，則多為

陣法圖。當然，創製講求陣法圖的現象並非始於仁宗朝。太宗時即已有自

創的平戎萬全陣圖，真宗時，也有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上鞭箭陣圖。87 但在 仁宗時期，這一現象開始變得普遍。景祐三年（1036），洛苑使、端州刺 史趙振獻陣圖，仁宗召輔臣觀之；88 康定年間，郭諮獻拒馬槍陣法，「以 騎士試上前」。89 慶曆元年（1041），趙珣「上五陣圖，兵事十餘篇」， 仁宗「給步騎使按陣，既成，臨觀之」。90 同年，楊偕、楊拯獻龍虎八陣 圖，仁宗「閱於崇政殿，降詔獎諭，擢拯幕職官」。91 慶曆五年，仁宗閱

讀《三朝經武聖略》，頗有所得，出陣圖數本並陜西僧所獻兵器鐵渾撥以 示講讀官。92

從仁宗圍繞這些陣圖的行為亦可看出御賜陣圖與陣法圖之別。御賜之

陣圖，無論是太宗的「俾分為八陣」，還是真宗某人在某處統某兵的防秋

計畫，都是針對一場具體的戰爭所做的戰術或者戰略安排，不管這種安排 合理與否，都是有實踐可能的，所以往往能在不久之後，93 看到與這一方

案有關的實際戰爭的情況。而創製的陣法圖作為一種軍事技術，它並不是

為了應對某場具體戰役，而是單純地給出了一種士卒的列陣方法。對於這

些陣圖，並不能看到上級如何要求將領聽從陣圖的部署與安排或將領如何

在實戰中按照陣圖行事，而是帝王「試之」，或者讓人現場布陣然後「臨

觀之」，因為要決定是否推廣或使用這樣一種新技術，必須先考察其可行

性與有效性。

87 《長編》，卷 55，咸平六年十月己卯條，頁 1215。 88 《長編》，卷 118，景祐三年五月癸巳條，頁 2786。 89 《宋史》，卷 326〈郭諮傳〉，頁 10530。 90 《長編》，卷 132，慶曆元年五月戊午條，頁 3123。 91 《長編》，卷 132，慶曆元年六月丙午條，頁 3145-3146。 92 《長編》，卷 154，慶曆五年二月庚戌條，頁 3748。 93 如太宗時的滿城之戰，五路伐夏之捷，真宗咸平四年的對遼作戰。

116

漢學研究第 37 卷第 2 期

如果説御賜陣圖是為了求勝還是防範武將尚需一論，創製與講求陣法

圖是為了提高軍隊戰鬥力從而戰勝敵人似乎是無需論證的。所謂「陣而後 戰，兵之常法」，94 在冷兵器時代的戰爭中，陣列潰散往往就已是敗戰的 標誌，而一種好的陣法，也會被認為能有效地提高軍隊的戰鬥力。作為對

軍事技術的探討，講求陣法陣圖在任何時期都具有合理性，當面臨巨大的

軍事壓力，或急切地試圖提升軍隊戰鬥力時，創陣法、獻陣圖的現象則會

更為普遍。

仁宗寶元元年（1038），元昊稱帝，康定元年（1040），宋廷慘敗三 川口，一時舉朝震動，空國事邊，95 其後接連慘敗，而遼趁此危機，先

有割地之請，又在元昊欲和時邀功。在這種軍事壓力下，宋廷致力邊備， 編輯《武經總要》，興武學，詔求知兵者補官，96 以至「言邊事者蓋以萬

計」。97 創製新式陣法並繪製成圖上獻，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變得更為普 遍。如獻龍虎八陣圖之楊偕，歐陽修在其墓誌中謂：「後二十餘年，元

昊叛河西，契丹舉眾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 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98 雖然這些陣 圖可能大多沒有實戰意義，但宋廷一般都會予以獎擢，因為陣法圖本為

軍事技術的一種，創製本身已可被視為致力邊事的努力。具有實戰意義

的陣法之圖當然也是存在的，有些陣圖本自實戰而來，如皇祐三年，涇

原經略使夏安期上弓箭手陣圖，正是源於他曾「選弓箭手萬三千人，分

隷東西路都巡檢下。屬歲豐稔，召至州大閲，技擊精強，且言可當正兵 五七萬」，所以「圖上陣法」，99 朝廷對其獻圖之舉同樣降詔獎諭。

94 宋．岳珂編，王曾瑜校注，《鄂國金佗稡編續編校注》，卷 4〈行實編年〉，頁 73。 95 李華瑞，《宋夏關係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 37。 96 如劉敞謂：「寶元康定之間，元昊畔。詔書求才謀之士，於是言事自薦者甚眾，輒下 近臣問狀。高者除郡從事，其次補掾史，且數百人。」見宋．劉敞，《公是集》（北 京：商務印書館，1937），卷 48〈諭客〉，頁 579。

97 《長編》，卷 133，慶曆元年九月辛酉條，頁 3176。 98 宋．歐陽脩，〈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偕墓誌銘〉，《歐陽脩全集》（北京：

中國書店，1986），卷 29〈居士集〉，頁 440。 99 《長編》，卷 170，皇祐三年二月丙午條，頁 4081。

陳安迪∕北宋陣圖問題再檢討

117

另一方面，在理論探討之外，這一時期也確實發生了意圖提升軍隊戰

鬥力的局部的陣法改革。慶曆四年，韓琦、范仲淹對策崇政殿，針對西夏 與遼的交結之勢，提出「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100 為加強西北

戰備，「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 一萬，騎兵三千，以為三軍，訓以新定陣法……」101 而針對河北形勢， 所急在於「教戰」，應「於陝西四路抽取曾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 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閲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102 當年，宋廷即「遣官以陝西陣法分敎河北軍士」，103 次年，又讓曾在陝 西前線任職的任守信「往河北路教習陣法」。104

在仁宗朝與西夏的和戰中，陝西前線推廣了新式陣法，且效果良好以

至於范仲淹等希望在河北路也進行新陣法的推行教閱。所謂「新議八陣之

法」如何創製而出不得其詳，唯《武經總要》有《本朝八陣法》，列出了 數種陣型並附了陣圖。105 但明確可知的是，這一新陣法的創製與推行全 然是為了教習士卒以提高其戰鬥力，與所謂控御武將毫無關聯。

神宗朝的軍事形勢不及仁宗朝嚴峻，然而神宗「慨然有征伐、開拓之 志」，106 急切地想提高宋軍的戰鬥力以取得軍事方面的成就，因其同樣不 信任武將的能力，故有「手札處畫，號令諸將，丁寧詳密，授以成算」107 的控御做法，但同時他又具有「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108「然閫外之 事，朝廷屬在將帥，趨利避害，固難居中預度，惟爾臨敵自圖擇之」109 等

觀念，最終未曾在御賜陣圖上走得過遠，而是意圖通過推行新的隊法、陣

法，提高軍隊的戰鬥力。

100《長編》，卷 149，慶曆四年五月壬戌條，頁 3598。 101 同上註，頁 3600。 102 同上註，頁 3602。 103《宋史》，卷 195〈兵九〉，頁 4854。 104《長編》，卷 155，慶曆五年五月己卯條，頁 3773。 105 宋．曾公亮等，〈本朝八陣法〉，《武經總要》前集，卷 7，頁 282-311。 106《長編》，卷 363，元豐八年十二月己丑條，頁 8689。 107《長編》，卷 353，元豐八年三月戊戌條，頁 8457。 108《長編》，卷 252，熙寧七年四月丁酉條，頁 6180。 109《長編》，卷 315，元豐四年八月辛酉條，頁 7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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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第 37 卷第 2 期

早在熙寧二年（1069），趙卨上言：「乞講求諸葛亮八陣法，以授 邊將，使之應變」。神宗詔郭逵與趙卨同講求，定為陣圖聞奏。110 所謂「定 為陣圖」，即是將八陣法的講求成果以陣圖的形式來表現。二人的講求結

果不得而知，但是神宗本人對隊法、陣法的研究用力頗多。熙寧六年，

神宗「患諸將軍行無行陣之法」，認為李靖「深曉兵」，其結隊法「非無 據」，111 試圖推廣三人結隊法，然而臣僚多有異論。至熙寧七年，神宗

仍在考求李靖之結隊法，「因歎用兵之難，以謂今之邊臣，曉知奇正之體

者已是無人，况奇正之變乎？」於是詔「五路安撫使各其可用陣隊法及訪 求知陣隊法者陳所見以聞」。112 雖其詔邊臣各陳所見，但不久神宗即「據

意所得，率爾爲法」，自定結隊法與置陣形勢，遣內侍李憲付「鄜延帥趙 卨俾講求」。113 神宗懷疑邊臣的能力，力圖通過改變隊法、陣法的形式

提高軍隊戰鬥力，在這場軍事技術的探討中，他本人居於主導地位，臣僚

之意見往往只供參考。熙寧八年，因張誠一、李憲等演試的李靖七軍營陣 法「分數不齊，前後牴牾，難為施用」，114 神宗對八陣法提出了自己的 觀點，並評論説：「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所載陣圖為法，失 之遠矣。朕嘗覽近日臣僚所獻圖，皆妄相惑，無一可取，果如此輩之説，

則兩敵相遇，須遣使預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誅草伐木， 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決矣」。115 由於神

宗朝並未面對巨大的邊事壓力，慨然有志的神宗對於陣法陣圖又自有看

法，在神宗朝上獻陣圖，已難以如仁宗朝那樣動輒獲得獎勵，熙寧七年， 楊文廣獻陣圖及取幽燕狀，不報，116 元豐六年，單州團練副使、員外郎

東方戒上飛虎立成陣圖、步人制戎騎法，乞面陳利害，而神宗只詔樞密院

110〈熙寧八軍法〉，《玉海》，卷 143〈兵制〉，頁 2741。 111《長編》，卷 248，熙寧六年十一月庚辰，頁 6057。 112《長編》，卷 254，熙寧七年六月甲午條，頁 6216-6217。 113《長編》，卷 257，熙寧七年十月癸巳條，頁 6282-6283。 114《長編》，卷 260，熙寧八年二月戊寅條，頁 6339。 115《長編》，卷 260，熙寧八年二月戊寅條，頁 6341。 116《長編》，卷 258，熙寧七年十一月丁酉條，頁 6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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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召問。117

神宗朝對於陣法陣圖的研究與探討同樣伴隨著對軍隊陣法的實際改

革，且相較仁宗朝的局部推行，神宗朝的陣法改革更為系統而全面。熙寧

九年，「詔諸保甲可依新降隊法結隊，並印新結隊圖付兵部，每一都保給 之一圖」，118 將三人一隊的結隊法推行於保甲。熙寧八年所閱之七軍營

陣法不盡人意，神宗提出自己意見後，「乃製八陣法而大閱八軍陣於城南 之荊家陂」，119 此次校閱雖然成功，但似乎並非是最終的成果。神宗以 八陣法可約為九軍營陣之制，120 所以在元豐四年，又「以九軍法一軍營 陣案閱於城南好草陂」，121 元豐六年，再次案試，「詔燕達、王淵取一 軍合用人將案試營陣」。122 多次試閱之後，到元豐七年，才真正將其講求

陣法的成果推行全軍，詔「已降五陣法，令諸將教習，其舊教陣法並罷。 蓋九軍營陣為方、圓、曲、直、鋭，凡五變，是為五陣」。123

與仁宗時「以新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的小規模改革不同，

為實現開拓之願，神宗對八陣法進行了長時間的理論探討和實際操演，最

終進行了一場全局性的軍事技術改革。雖然以後世眼光而言，這一改革並

未取得顯著的實績，但神宗在當時，自是堅信陣法之改進將帶來軍隊戰鬥

力的提高。熙寧九年，神宗曾「與輔臣論營陣法，以謂為將者少知將兵之

理，且如八軍、六軍皆大將居中，大將譬如心也，諸軍則四體也，運其心

智，以身使臂，以臂使指。攻其左則右救，攻其右則左救，前後亦然，則 兵何由敗也」。124 運用符合「將兵之理」的陣法可以得到「兵何由敗」的

結果，這即是神宗講求新陣法的動因所在。

靖康元年（1126），監察御史胡舜陟奏通直郎秦元所著兵書、陣圖、

117《長編》，卷 335，元豐六年五月壬午條，頁 8064。 118《長編》，卷 275，熙寧九年五月辛酉條，頁 6723。 119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 20，頁 474。 120《長編》，卷 260，熙寧八年二月戊寅條，頁 6341。 121《長編》，卷 311，元豐四年三月乙巳條，頁 7553。 122《長編》，卷 333，元豐六年二月己酉條，頁 8014。 123《長編》，卷 346，元豐七年六月甲申條，頁 8312。 124《長編》，卷 274，熙寧九年四月庚寅條，頁 6704。

120

漢學研究第 37 卷第 2 期

師律三策、大八陣圖一、小圖二等都切實可用，欽宗詔令賜對。《宋史》 評之曰：「當時君臣雖無雄謀遠略，然猶切切焉以經武為心」，125 當然地

以「經武」的眼光看待統治者對陣圖兵書等物的重視。雖同有陣圖之名，

但大盛於仁宗與神宗朝的對陣圖的講求實際上也正是其時經武之志的體

現，與北宋早期的御賜陣圖所反映的歷史內容並不相同。前者是試圖提高

軍隊戰鬥力的軍事技術創新，後者是上級出於某些目的對下級的命令與規

制。針對後者，歷來有不少學者從防範武將的角度來討論，然而如前所述，

儘管確實有這樣的效果，它卻可能只是帝王求取戰爭勝利的一種手段，並

未夾雜過多的政治目的。而到了仁宗神宗時，對於陣圖陣法的看重則完全 出於軍事考慮，仍然認為帝王創製陣圖是為了防範武將126 是全然無據

的。只是軍事危機與拓邊之志並非獨存於有宋一代，在面對振興武備這一

主題時，為何宋人尤其偏愛陣法與陣圖？這一問題可能還需進一步的討

論。

五、陰陽術數與文臣武事

吳晗曾指出，「由於宋遼的軍事形勢不同，採取防禦戰術，阻遏騎兵

衝擊的陣法便成為宋代統治者所特別關心的問題了」。127 用結陣的方法讓 步兵可以對抗騎兵可能確實是宋人偏愛陣法陣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同時

也有治軍事史的學者提出，宋人「對陣圖的探討，顯然和宋代圖書象數學 的知識背景有關」，128 這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解釋的角度。

中國傳統兵學與陰陽術數聯繫緊密。《漢書》〈藝文志〉分兵家四派， 兵陰陽即居其一。129 有學者甚至認為，「中國古代戰爭既是武裝力量的激 烈衝突，同時也是術數行為的詭譎對抗」。130 陣法作為傳統兵學的重要內 容，與術數同樣密不可分。陣法講究的本為基本單位的協調與排列，而當

125《宋史》，卷 195〈兵九〉，頁 4868。 126 見前揭周榮、朱利民，〈北宋仁宗時期的陣與陣圖〉。 127 吳晗，〈陣圖和宋遼戰爭〉，《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第 3 卷，頁 88。 128 見前揭李訓詳，「古陣新探—新出史料與古代陣法研究」，頁 8。 129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30〈藝文志〉，頁 1757-1763。 130 邵鴻，〈中國古代對軍事術數和兵陰陽家的批判〉，《史林》 3(2000.8): 48-56。

陳安迪∕北宋陣圖問題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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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何數，當列何形，實際上也更容易援陰陽術數為據。仁宗時趙宇上大衍

陣圖，所謂大衍，源出《易傳》〈繫辭〉：「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也」。131 神宗時沈括議八陣亦以象數為據，謂「予按九軍乃方法，七軍乃

圓法也。算術：方物八裹一，蓋少陰之數，並其中為老陽，圓物六裹一， 乃老陰之數，並其中為少陽。此物之定行，真數不可改易者」。132 明代 俞大猷論其師趙本學之兵學造詣時稱：「窮乎先天後天之卦，河圖洛書之

數，九軍八陣之法，自伏羲文王四聖而下，逮漢孔明、唐李靖、宋岳武穆 所著，雖小大不同，而同出天地理數之源者也」。133 即使不論理據，絕

大多數兵學著作述陣圖時，也都會以八卦五行陰陽名其部分或方位。神宗

認為其時臣僚所獻陣圖多來源於李荃的《太白陰經》，而《太白陰經》一 方面強調「天無陰陽」，「天道鬼神……不足以決勝負」，134 但在述陣圖時， 卻仍不免陰陽五行之痕跡。135 而另一方面，陰陽術數的玄妙容易讓人相

信與之相關的陣法陣圖同樣會具有某種神奇的力量，所謂尺幅之間，「別 有可通鬼神的天機」。136 仁宗朝楊偕、楊拯獻龍虎八陣圖，就認為這一陣

法的效力在於「龍虎八陣，有奇有正」，蕃騎「見神楯之異，必遽奔潰」， 二人還請將此「神妙之機」137 藏秘府。後世話本小説亦常見某些諸如天 門陣、九宮八卦陣等神乎其神的陣法。

131 魏．王弼等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第 1 冊（北京：中華

書局，1980），頁 80。

132 宋．沈括，《夢溪補筆談》，《全宋筆記》第 2 編第 3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

卷 3，頁 245。

133 明．茅元儀，〈俞大猷趙本學陣法發微四章〉，《武備志》，卷 64，頁 2553-2554。 134 唐．李荃，《太白陰經》，《中國兵書集成》第 2 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瀋陽：

遼瀋書社，1989），卷 1，頁 441。

135 如其〈太白營圖篇〉立營以星象為據，謂：「參七星，伐三星，連體十星為十將軍， 西方白虎宿也。主殺伐，此星出而天下秋，草木搖落，有若軍威，故兵出而法焉。」 （唐．李荃，《太白陰經》，卷 6，頁 570）。參見陳亞如，〈太白陰經對於中國兵

法之貢獻〉，《學術月刊》2(1993.2): 49-52。

136 李訓詳，「古陣新探—新出史料與古代陣法研究」，頁 9。 137 《長編》，卷 132，慶曆元年六月丙午條，頁 3145-3146。

122

漢學研究第 37 卷第 2 期

陰陽術數實際上可能並不能帶來神奇的戰鬥力。《李衛公問對》138

載，唐太宗以五行陣問李靖，李靖回答説：「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 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剋之意」。139 太宗再問陰陽術數是否可廢，李靖回答得

更明確，謂：「不可。兵者，詭道也，托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 不可廢也」。140 李靖以軍事術數為欺詐之法而非是有實效，這一態度是易

得今人認可的，但在古時，並非所有人對此都持此種認知。

北宋末年，開封圍城。大臣孫傅「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

之語」，而後於龍衛兵中訪得郭京。有好事者稱郭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

擒金將，掃蕩金兵，「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

郭京募兵之時，「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其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遊惰，

旬日而足」。儘管如此，孫傅與何㮚對郭京都尤其尊信，「傾心待之」。 而後郭京以六甲兵出戰，其士兵敗退，「墮於護龍河，填屍皆滿」，而他本 人則「引余眾南遁」。金人於是登城。141

六甲是常見於遁甲之學的概念，所謂：「古法遁者，隱也，幽隱之道。

甲者，儀也，謂六甲六儀在，有直符天之貴神也，常隱於六戊之下，蓋取 用兵機，通神明之德，故以遁甲為名」。142 而遁甲之學也為源出《易》的 術數一種，後為道教所吸收進而符箓化。143 郭京募兵講求年命是否合六 甲，即是以符合某數之命能帶來戰勝之力，正是援術數談兵之例。北宋滅 亡前夕這一鬧劇雖然荒唐不堪，讓人直感「國之將亡必有妖孽」，144 但也

可以讓人一窺時人對於陰陽術數的篤信程度。

郭京募兵之後，「屯於天清寺，以六甲正兵標於大旗」，雖然有有識

138 按此書之著者有爭議，或認為是宋人託名之作。 139 吳如嵩、王顯臣校注，《李衛公問對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中，頁

41。

140 吳如嵩、王顯臣校注，《李衛公問對校注》，卷下，頁 61。 141《宋史》，卷 353〈孫傅傳〉，頁 11137-11138。 142 宋．楊維德，《遁甲符應經》，《宛委別藏》第 70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

卷上，正文頁 1。

143 詹石窗，〈遁甲之學符箓化〉，《周易研究》2.2(1988.7): 40-48。 144 王曾瑜，〈北宋末開封的陷落、劫難和抗爭〉，《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30.3(2005.5): 1-4。

陳安迪∕北宋陣圖問題再檢討

123

者「哂之，為之寒心」，但其時「京城居人不論貴賤老幼，無不喜躍，皆 以天降神人，佑助滅寇」。145 如果説這只是民間的愚昧與盲從的話，其 時大臣孫傅，宰輔何㮚，殿帥王宗濋亦同樣對此深信不疑。值得注意的是， 孫傅進士出身，何㮚殿試第一，前者於圍城之時「親當矢石」，146 後者 於外城破時「率百姓欲巷戰」，147 而二人最後亦同樣為國死節，皆非寡學畏

懦之輩，卻依然對郭京六甲之術傾心相信。而其時郭京之外，還有「還俗僧

傅政臨者，謂之傅先生，獻策略自言能退敵，願得募勝兵，朝廷從之」，148

又有「商賈伎術之人言兵機退敵募兵而為將帥者甚眾，或稱六丁力士，或 稱北斗神兵，或稱天官大將」。149

雖是國之將亡的特殊時期，但這種下自民間普通百姓上自朝廷宰輔將

帥對陰陽術數的篤信不可能突然形成於一朝一夕。徽宗朝對道教的崇奉或

是其誘因之一，然而四庫館臣述遁甲源流時，特別地將郭京之事的起因追

述到仁宗時大盛的壬遁之學，謂：

考《漢志》所列，惟「風后六甲」、「風后孤虛」而已，於奇遁尚無明 文。至梁簡文帝樂府，始有「三門應遁甲」語，《陳書》〈武帝紀〉「遁 甲」之名遂見於史，則其學殆盛於南北朝。《隋志》載有伍子胥《遁甲 文》，信都芳《遁甲經》，葛秘《三元遁甲圖》等十三家，其遺文世不 概見。唐李靖有《遁甲萬一訣》，胡乾有《遁甲經》，俱見於史志 。至 宋而傳其説者愈多。仁宗時嘗命修《景祐樂髓新經》，述七宗二變,合古 今之樂，參以六壬遁甲，又令司天正楊維德撰《遁甲玉函符應經》，親 為製序，故當時壬遁之學最盛，談數者至今多援引之。自好奇者援以 談兵，遂有靖康時郭京之輩以妖妄誤國，後人又攙雜以道家符箓之法， 益怪誕不可究詰。150

按仁宗「素喜方術」，康定時有林瑀能依周易推演五行陰陽之變，仁宗執

145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65〈靖康中

帙四〇〉，頁 486。

146《宋史》，卷 353〈孫傅傳〉，頁 11137。 147 同上註，卷 70《靖康中帙 45》，頁 526。 148 同上註，卷 65《靖康中帙 40》，頁 486。 149 同上註，卷 69《靖康中帙 44》，頁 520。 150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 109，頁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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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以之為天章閣侍講。其時中書已有人選王洙，「事在中書未行，一旦內

批用瑀」。呂夷簡為試探仁宗之意是否堅決，於是以兩人並進。仁宗問王

洙如何，呂夷簡答以「博學明經」，仁宗隨即説：「吾已用瑀矣。」既而又 有「右正言梁適劾瑀於內降除官，請治其罪」，而仁宗「卒不罪瑀」。151 慶 曆時西夏興兵，仁宗憂之，曾召博通術數之人，「親臨問焉」。152 除了

為《遁甲符應經》這類書作序外，仁宗自己也曾御製《洪範政鑒》、《風 角集占》、《洛書五事圖》等術數之書。153

仁宗在所著之《遁甲符應經》序中，追述了張良用遁甲「觀兵取驗， 以明勝負，罔不迪吉」後，亦表達了自身「凝順天時而陳兵法」154 之意。 術數被認為有助於兵事，而陣圖又可以術數為依據，其有效性因此獲得了

某種理論上的保證。篤信術數的仁宗對於上獻的陣圖往往會直接試閱並獎

諭，除了與當時的軍事形勢相關之外，或亦因他確實相信這一有著術數背

景的軍事技術的效力。神宗雖不至此，但他在論兵時亦謂「能知陰陽五行 之理而役使之，則盡矣」，155 其所定之九軍營陣法雖重理而務實，但亦以 數理為分析之據。156 陰陽術數在宋代社會的廣泛影響，以及它與軍事的

密切聯繫，或多或少對其時陣法之講求起了推動作用。

然而援術數談兵並非宋代所獨有，陣圖之所以尤盛於宋，或許還要將

當時的文武關係納入考慮。宋代文人地位遠勝於武臣已不待所論，作為國 家政治力量的中堅，157 宋代的文臣士大夫頗具自信心與責任感，兼涉文

武既是事實，同時也符合不少文臣的價值取向，前舉獻陣圖之楊偕即「謂 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158 但是即使在文人地位極高的宋代，以文

151《長編》，卷 127，康定元年五月庚辰條，頁 3015。 152 宋．蘇轍，《龍川別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下，頁 98。 153 宋．王應麟，〈康定洪範政鑒、風角集占〉，《玉海》，卷 3〈天文〉，頁 88。 154 宋．楊維德，〈宋仁宗御製景祐遁甲符應經序〉，《遁甲符應經》序言，頁 1。 155《長編》，卷 248，熙寧六年十二月庚辰條，頁 6058。 156《長編》，卷 260，熙寧八年二月戊寅條，頁 6340。 157 陳峰，〈政治選擇與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以宋朝治國方略及處理文武關係

方面探究為中心〉，《河南大學學報》47.1(2007.1): 7-13。。

158 宋．歐陽脩，〈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偕墓誌銘〉，《歐陽脩全集》，卷 29 〈居士集〉，頁 204。

陳安迪∕北宋陣圖問題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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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武亦並非無需論證的自然選擇，宋人對此提出了諸如文臣長於智略、武 將只知鬥勇等多種理由，159 而術數所具有的「奇正拙巧，變化無窮」160 等

智略上的特點，讓缺少勇力或軍事經驗的文人易於以此涉入武事。蘇易簡

之孫蘇舜元「少年欲以文詞進」，而「逮邊隅兵興，夙夜講畫謀策，要以 術數剪屈夷虜」。161 熙寧五年復置武學，對於馬步戰不應格的內舍生，「曉 術數，知陣法，智略可用」162 亦可成為他們升入上舍的資本。靖康元年，

面對軍事危機，胡舜陟奏請朝廷徵召涪陵人譙定赴闕，理由是他「嘗受易

於先正郭雍，究極象數，逆知人事，洞曉諸葛亮八陣法，用兵有必勝之 理。」163 可知文人涉足武事，術數以及與之相關的陣法陣圖可謂合理之 途。164 有學者由獻陣圖者有不少文人而痛感其時「武人地位淪落到了極

點，以至於縱使沒有任何戰爭經驗的文人也敢於談兵説陣，越俎代庖創製 陣圖」，165 卻不知文人所具有的知識背景使他們在陣圖的領域從來都不缺

乏發言權。文人既樂於涉足武事，與術數緊密相關的陣法又是易入之途，

陣圖之所以猶盛於崇文之宋，或可從中得到部分解釋。

只是文武之間，畢竟殊途。明經入仕的高志寧以古陣法教禁兵，仁宗

臨觀之後下禁衛諸帥議，而行伍出身的諸帥「不達古法」，皆曰「與今所 習異」，不肯用。166 進士出身的宗澤以岳飛好野戰非古法而以陣圖相授， 岳飛一見置之，答以：「運用之妙，存於一心」。167 在文臣以陣圖介入

159 參見吳挺誌，〈北宋士人對「文臣統兵」的合理化論述〉。 160 宋．陳仁子，《文選補遺》，《四庫文學總集選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卷 33，頁 225。他在論述他選入晁錯《言兵事書》的理由時謂：「錯之術數以輔太 子則非，以言兵事則是，凡事不貴術數，獨兵不厭術數。」

161 宋．蔡襄，〈蘇才翁墓志銘〉，《端明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090 冊，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 36，頁 672。 162《長編》，卷 236，熙寧五年七月壬子條，頁 5730。 163 宋．胡舜陟，〈奏請徵譙定疏〉，《胡少師總集》（《宋集珍本叢刊》第 38 冊，北

京：線裝書局，2004），卷 3，頁 725。

164 李訓詳，「古陣新探—新出史料與古代陣法研究」，頁 202。 165 見前揭周榮、朱利民，〈北宋仁宗時期的陣與陣圖〉，頁 105。 166《長編》，卷 126，康定元年三月壬申條，頁 2985。 167 宋．岳珂編，王曾瑜校注，《鄂國金佗稡編續編校注》，卷 4〈行實編年〉，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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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第 37 卷第 2 期

武事之後，文武之間的差異終究還是顯現了。但是這種差異卻未必可以構

成宋代陣法建設不甚成功的當然的解釋。特定的陣法是否真實有效，在古 時就有爭議。168 即使文人群體本身，也曾論及歷代陣法相沿襲，「中間 血脉雖極貫通，而其臨事之際，自出機軸。今之士大夫往往一切不講，而 望其百戰百勝，豈不難也？」169 宋人對陣法寄予厚望，與特定的知識背

景和歷史情境有關，而在脫離了這些背景的今天看來，改變了軍隊的常用

陣型而沒有提升軍隊總體的戰鬥力，創製了一種號稱百戰百勝的陣法而沒

有取得百戰百勝的實績，似乎也是情理之中的結果，而不必將之強行歸因

於文臣不諳武事，故其所創陣圖不堪一用。實際上，范仲淹等文臣統兵戰 績可稱，看似紙上談兵的龍虎八陣圖亦有實戰取勝的記載，170 宋代文臣 涉武事的現象學者已多有討論，171 因其身為文臣而指其武事不成可能將

問題太過簡單化了。

六、結 語

神宗苦心所創的九軍營陣法並沒有給宋軍帶來百戰百勝的奇蹟，與熙

豐變法的很多措施一樣，九軍營陣法的教閱隨著元祐紹聖的政治風向而時 起時落。172 或許是因為此次深入的探討並沒有帶來足夠理想的成果，此

後宋代沒有再出現過大規模的對陣法陣圖的講求，亦罕見帝王再以陣圖控

馭武將的記載。

168 如朱熹謂：「後世用兵，只是胡廝殺，那曾有節制！如季通說八陣可用，怕也未必可

用。」見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32，頁 3166。

169 宋．曹彥約，〈上荊湖宣諭薛侍郎劄子〉，《昌谷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 13，頁 171。

170 歐陽脩，〈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偕墓誌銘〉，《歐陽脩全集》，卷 29〈居

士集〉，頁 204。

171 如伍伯常在〈蘇緘仕宦生涯考述，兼論北宋文臣參與軍事的歷史現象〉中討論了武質 文臣，認為文武關係並非完全處於對立面，二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實際上非常緊密而複 雜。

172 元豐七年推行九軍營陣法罷御陣教閱，元祐元年以御陣與九軍營陣互教，紹聖三年復

罷教御陣。參見《宋史》，卷 195〈兵志〉，頁 4867。

陳安迪∕北宋陣圖問題再檢討

127

在對北宋陣圖問題的考察中，不少研究都已預設了結論，意在以陣圖

證明宋代「崇文抑武」、「守內虛外」、「將從中御」、「消極防禦」

等特點。儘管這些特點可能確實反映了宋代的某些事實和本質，而陣圖在

粗看之下，也為這些結論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但是如果先入為主地考慮

陣圖問題，可能會對陣圖在不同時期的具體內涵失於考辨，無法得出更為

全面的觀點。在考察具體的歷史記載後，我們大概可以得知，太宗與真宗

之御賜陣圖，並非寧肯戰敗也要防範武將的極端舉措，而可能是為了求取

戰爭勝利的自然做法，而仁宗神宗之講求陣圖，亦非是行將從中御的家法

意圖控制將帥，而是為提高軍事實力而進行的經略武備的努力。北宋的陣

圖之所以較之其他時代更為盛行，可能與當時的術數觀念與文臣地位與責

任感的提升有關。北宋陣圖問題或許還有不少可議之處，但可以明確的

是，脫出預設觀念的束縛來考察這一問題，可能有助於得出更接近歷史事

實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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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第 37 卷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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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安迪∕北宋陣圖問題再檢討

131

Reconsidering Issues Regarding Battle Formation Diagram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

Chen An-di

Abstract

Traditional discussions on Northern Song dynasty battle formation diagrams have invariably focused on the political sphere. Several emperors of the Northern Song delivered orders to their generals in the form of battle formation diagrams, which may have carried negative effects as generals would not have been in full command of military affairs in the field. Therefore, battle formation diagrams provided by rulers are considered as a method of political control which could preclude generals in frontier regions from rebelling instead of conducting appropriate military action. However, the connotation of battle formation diagrams varied over time.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Northern Song, these diagrams were a method of political control, but under the reigns of Renzong 仁宗 and Shenzong 神宗, they may simply be viewed as a type of military technology, the origin of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vil and military spheres, or wenwu 文武, as well as the military circumstances and prevalence of divination at the time.

Keywords: battle formation diagrams, political control, military deployment,

wenwu 文武, divination

∗ Chen An-di,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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