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客家研究

主編 Editor 編輯委員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第 15 期，2020 年 11 月

許維德 / 國立交通大學 Wei-der Shu/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王甫昌 / 中央研究院 Fu-chang Wang/ Academia Sinica 劉柳書琴 / 國立清華大學 Liu Shu-chin Li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陳秀琪 / 國立中央大學 Siu-ki Che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劉堉珊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Yu-shan Liu/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陳麗華 / 國立清華大學 Li-hua Che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羅世宏 / 國立中正大學 Shih-hung Lo/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羅烈師 / 國立交通大學 Lieh-shih Lo/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莊雅仲 / 國立交通大學 Ya-chung Chuang/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黃淑鈴 / 國立交通大學 Shuling Huang/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張維安 / 國立交通大學 Wei-an Chang/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執行編輯 Executive Editor

副執行編輯 Vice Executive Editor

助理編輯 Assistant Editor

英文顧問 English Consultant

蔡芬芳 / 國立中央大學 Fen-fang Tsai/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黃信洋 /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Shin-yang Huang/ National Tainan Junior College of Nursing 陳品安 / 國立交通大學 Pin-an Che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張靜芬 / 國立交通大學 Ching-fen Chang/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編輯顧問 Editorial Advisory Board

編輯顧問

河合洋尚 / 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Hironao Kawai/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 gy 施添福 / 中央研究院 Tien-fu Shih/ Academia Sinica 科大衛 / 香港中文大學 David Fa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翁秀琪 / 世新大學 Shieu-chi Weng/ Shih Hsin University 莊英章 / 中央研究院 Yin-chang Chuang/ Academia Sinica 陳春聲 / 中山大學 Chunsheng Chen/ Sun Yat-Sen University 黃子堅 / 馬來亞大學 Danny Tze Ken Wong/ University of Malaya 黃賢強 / 新加坡國立大學 Sin Kiong Wo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蕭新煌 / 中央研究院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Academia Sinica 鍾榮富 / 南臺科技大學 Raung-fu Chung/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lobal Hakka Studies

vi 編輯室報告 Editor's Note x 封面照片介紹 Cover Photo

研究論文 Research Articles

1 以紀念日重定全國客家日之探討

The Study of Re-designate National Hakka Day as Memorial day 王保鍵 Pao-chien Wang

31 文化遺產保育的政治過程：新竹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個案研究

Political Proc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New Tile House Hakka Cultural District in Hsinchu 李鏗 Hang Li

69 析辨閩、台漳州平和裔家族的族群背景：語言使用、族譜紀錄、

自我認同之三重證據法 Distinguishing Ethnic Backgrounds of Pinghe Descendants in Fujian and Taiwan: Triple Proves of Language Use, Pedigrees, and Self-identi- fication 吳中杰 Al Chung-chieh Wu

研究紀要 Research Note

105 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從空間論思考「活的博物館」

Hakka Eco-museum in Hezhou: Spatial Perspective on a “Living Museum” 河合洋尚、湯紹玲、梁志敏 Kawai Hironao, Shaoling Tang and Zhimin Liang

137 西方學者眼中的客家美濃：以人類學家孔邁隆教授已發表之作品為討

論 Review of the Continued Ethnography: One Town, Half Century, One Ethnographer 洪馨蘭 Hsin-lan Hung

評論 Book Review

175 評蕭新煌、張翰璧、張維安編，2020，《東南亞客家社團組織的網絡》。

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臺北：遠流。1 + 287 頁。 Review: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Han-Pi Chang and Wei-An Chang, eds., 2020, The Networks of the Hakka Ethnic Associ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Taoyuan Cit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Press/ Taipei City: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pp. 1+287. 黃信洋 Shin-yang Huang

201 評河合洋尚、張維安編，2020，《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華僑華人在「南

側地域」的離散與現況》。[ 大阪府 ] 吹田市：大學共同利用法人人 間文化研究機構國立民族學博物館。v + 408 頁。 Review: Hironao Kawai and Chang Wei-An eds., 2020 The Hakka Ethnic Group and Global Phenomenon: The Separation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Southern Region.” Osa- ka, Suitashi: Ningen Bunka Kenkyu Kiko Kokuritsu Minzokugaku Hakubutsukan. pp. V+408 利亮時 Leong-sze Lee

213 徵稿啟事 Call for Papers

 vi

編輯室報告

蔡芬芳

時序入冬，在時而陽光璀璨，時而陰雨蕭瑟的季節中，隨著全球新

冠肺炎疫情再度升溫，歐洲部分國家二度封城，雖然身處臺灣的我們，

相當慶幸生活得以照舊，未有太多限制，但我們必須學習與病毒無止境

且充滿未知的「共處」，且在全球化的時代之下，新冠肺炎是全體人

類必須共同面對的挑戰，當然同時更是我們重新思考個人生命、人與環

境、人際之間、國際權力競逐、個人自由與集體利益的絕佳機會。

《全球客家研究》進入第 15 期，本期內容包括三篇研究論文、兩

篇研究紀要以及兩篇書評。除了臺灣作者之外，尚有來自香港、日本與

中國的學者的投稿，不僅議題多元，亦帶來了不同視角。

一、研究論文

王保鍵教授以公共政策作為理論基礎所寫的〈以紀念日重定全國客

家日之探討〉，提出現今以「節日」的概念將天穿日定為全國客家日，

因其普遍代表性不足，再加上全國客家日的定位模糊，因而產生種種爭

議。作者認為，全國客家日不應該被視為是「節日」，而應該是「紀念

日」，因其具有政策功能性，不僅是象徵型政策工具，而且具備政治社

會化機制。因此，王教授建議將「還我母語運動日」（12 月 28 日）定

為全國客家日，一方面可以讓臺灣客家運動（還我母語運動）及《客家

基本法》的意義得以彰顯，另一方面又可以讓面臨客語及文化傳承危機

的都會客家人與青年客家人，藉此提升其客家集體記憶的建構。

李 鏗（Hang Li） 教 授 的 “Political Proc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vii

Preserv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New Tile House Hakka Cultural District in

Hsinchu”（文化遺產保育的政治過程：新竹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個案

研究），以臺灣第一個客家文化保存區 ── 新竹六家新瓦屋 ── 作為研

究個案，從社會運動角度出發，探討在文化遺產保存過程中所出現的諸

多政治角力。作者以臺灣整體民主化發展以及新竹都市化過程（1970

年代到 2000 年之後）作為我們了解「新瓦屋何以被保存」這一提問的

歷史、社會與政治脈絡。李教授訪談了當時直接參與保存過程的文史工

作者、相關學者、林家、其他地主、以及承租田地者，凸顯當時因為建

設高鐵而危及新瓦屋保存的過程中，因各自身分以及所看見之政治機會

的不同而產生了種種不同觀點。最終因為文史工作者與在地居民掌握了

政治機會，順利使得新瓦屋得以保存。

王教授與李教授的文章帶領我們瞭解當代臺灣客家族群在民主化發

展中如何建構集體記憶的過程，前者將「全國客家日」視為政治社會化

的重要途徑，後者雖未明言涉及集體記憶建構，然而客家文化保存區的

深層意義，在於新瓦屋不僅是六家當地，亦為客家先民開發當地的歷史

記憶，但更是彰顯當代客家如何透過歷史自我定位的過程。吳中杰教授

之〈析辨閩、台漳州平和裔家族的族群背景：語言使用、族譜紀錄、自

我認同之三重證據法〉這篇論文，則是以中國福建與臺灣各地之漳洲平

和裔家族為研究對象，橫跨家族歷史之族譜溯源與當今語言使用及自我

認同，以此分析且區辨漳州客家內部的語言使用與族群身分之多樣性，

打破過往「漳州全部都是福佬／客家」的全盤皆是或全盤皆非的論述。

二、研究紀要

臺灣客家研究的主力雖多為臺灣本地學者，然而不可忽略，外國學

者的研究之於臺灣客家研究具有不同意義的重要性。河合洋尚、湯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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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梁志敏合著之〈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從空間論思考「活的博物

館」〉，讓讀者從「異地視角」―― 在與日本生態博物館進行比較思

考 ―― 的基礎上，以中國廣西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為研究主題，提出

非純客家的以及被動的「客家空間」之相關議题，同時探析客家文化定

義下的生態博物館之「場所」與在地居民的文化關係，以此探析客家生

態博物館的今日與未來。

相對於上述河合洋尚等的著作，洪馨蘭之〈西方學者眼中的客家美

濃：以人類學家孔邁隆教授已發表之作品為討論〉，則提供我們從「他

人之眼」理解美濃客家。洪馨蘭的文章，則清楚呈現孔邁隆前後長達半

世紀之久的美濃研究帶給臺灣的影響。在實質的學術研究上，他勾勒出

傳統漢人家庭結構、親屬關係、產業與社會變遷、環境變化之關聯性。

在研究者關係上，孔邁隆在長期研究過程中，也與美濃在地居民建立起

密切關係，且促進當地人對自己家鄉的關懷。此舉體現人類學田野工作

中民族誌學者與研究參與者互為主體之關係。

三、評論

本期兩篇書評皆以今年甫出版的「海外客家」研究做為評論對象，

分別是黃信洋的〈評蕭新煌、張翰璧、張維安編，2020，《東南亞客家

社團組織的網絡》〉與利亮時〈評河合洋尚、張維安編，2020，《客家

族群與全球現象：華僑華人在「南側地域」的離散與現況》〉。前者

在書評作者黃信洋看來，相當符合「全球客家研究」的定義，因為強調

的是從組織間的全球互動來檢視客家文化的發展，後者則以目前少見的

「南側地域」―― 南亞、西亞、非洲、大洋洲與中南美洲客家 ―― 作

為研究主題。兩本書皆擴展了客家研究的意義與觀點，尤其《東南亞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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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社團組織的網絡》這本書，同時運用了質化與量化研究方法釐清組織

之社會網絡與關係，為客家研究開創了新境界。

四、未來出刊內容

本刊歡迎各界賜稿，未來規劃的專刊主題包括由本刊主編許維德規

劃的〈客家源流與形成專題〉，以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

吳中杰教授所負責的〈客家話的用字和書寫專題〉，皆已收到部分投稿。

本期得以順利出刊，除了感謝各位投稿人對本刊的支持、審查人相

當盡責予以投稿人實質的建設性意見之外，在此向所有編輯委員致上謝

意。由於本刊從第 14 期開始改版以及調整審查程序，每位編輯委員都

擔任了數篇文章的責任編委，這對於平時須兼顧研究、行政與教學的委

員們來說，可說是額外增加了學術服務的工作。此外，本期編輯委員有

所更動，謹此向卸任的潘美玲教授、蔡欣怡教授致謝，同時歡迎黃淑鈴

教授與莊雅仲教授的加入！

 x

封面照片介紹

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屬於廣西民族生態博物館「1 + 10 工程 」之

一。2003 年廣西開始逐步將遠離都市喧囂的 10 處村落群建成 10 座生

態博物館，并提出與其「中心」——廣西民族博物館相結合的方針， 「1

• 10」的「1」是指廣西民族博物館，「10」是指 10 座生態博物館，稱

為廣西民族生態博物館「1 + 10 工程 」。10 座生態博物館中有 8 座是

少數民族（壯族、瑤族、侗族、苗族、京族），有 2 座是漢族，其中 1

座就是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

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賀州市蓮塘鎮，是世界上

最早以客家冠名的生態博物館，涵蓋白花村、仁沖村 2 個村落，由收集、

展示客家文物的核心館、數個衛星館、以及連接它們的發現小道組成。

其亮點是保存完好的圍屋，數個圍屋組成衛星館，「展示」住在圍屋裡

 xi

面及周邊附近人們的生活。

照片為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客家圍屋（江氏）的入口處，前面有

水車，營造出淳樸重農主義的客家景觀。附近還有旅遊服務中心，可預

約熟悉當地客家文化的導遊為您介紹這座大型的生態博物館。（圖・河

合洋尚攝於 2017 年／文・湯紹玲、河合洋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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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紀念日重定全國客家日之探討

王保鍵 *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副教授

本文以文獻分析法就國內外法制規範及實作經驗，檢視「紀念日」

及「節日」之差異，並運用公共政策理論，界定「紀念日」不但是「象

徵型」政策工具，而且是「政治社會化」重要途徑。經檢視天穿日為全

國客家日之訂定歷程，並分析全國客家日公聽會意見，本文建議全國客

家日應定位為「紀念日」性質，並重定還我母語運動日（12 月 28 日）

為全國客家日。重定後的全國客家日，在紀念議題及活動，應彰顯臺灣

客家運動（還我母語運動）及《客家基本法》對客家族群之意義，俾利

客家集體記憶的建構。

關鍵字：全國客家日、紀念日、集體記憶

• E-mail: [email protected] 投稿日期：2020 年 4 月 19 日 接受投稿日期：2020 年 10 月 23 日

全球客家研究，2020年11月第15期，頁1-30  2

The Study of Redesignate National Hakka Day as Memorial day

Pao-chien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he study employs a theory on public policy and the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emorial day and holidays. The

function of the memorial day is not only the utilization of symbols as a policy

instrument, but also a form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By reviewing the dispute

and public hearing of the National Hakka Da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National Hakka Day should be defined as the memorial day and should

re-designate on the day of Restore My Mother Tongue Campaign (December

28). In order to build the Hakka collective memory,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new National Hakka Day should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Taiwan Hakka Campaign (Restore My Mother Tongue Campaign) and Hakka

Basic Act.

Keywords: National Hakka Day, Memorial Day, Collective Memory

** Date of Submission: April 19, 2020 Accepted Date: October 23, 2020

Global Hakka Studies, November 2020, 15: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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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80 年代，臺灣民間力量日益解放，各種社會運動興起，驅動臺

灣民主轉型。客家菁英趁此大環境變化之際，以社會運動方式，推動臺

灣客家運動，將客家議題公共化。臺灣客家運動，以 1987 年《客家風

雲雜誌》發行，及 1988 年的「還我母語大遊行」為核心，其具體成果，

概有：（1）設立「客家事務專責機關」，即成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現

已改制為客家委員會）；（2）建構「客家知識體系」，包含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高雄師範

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等「三院二

所」；1（3）建置「客家傳播媒體」，包含 2003 年 7 月 1 日開播的「客

家電視頻道」、2017 年 6 月 23 日開播的「講客廣播電臺」、2019 年 12

月 27 日營運的「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4）2010 年 1 月制

定《客家基本法》（2018 年 1 月修正為現行法）（邱榮舉等 2017）。

按《客家基本法》之規範機制，約略可分為「既存」與「新創」兩

類（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8a）：（1）既存者，指部分條文是將行政院客

家委員會成立以來所推行的相關行政措施，提升為「法律」層次，例如，

辦理客語認證與推廣、落實客語無障礙環境、發展客語生活化之學習環

境、獎勵客家學術研究等；（2）新創者，指以基本法建構客家政策與

客家事務推動之制度化機制，例如，以「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賦予「客

庄」法定地位，並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實施客語為通行語；或以「全 1　從廣義客家知識體系概念，除「三院二所」外，臺灣客家研究學會、臺灣客家語文學 會等二個學術社群，亦可納入客家知識體系範疇。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4

國客家日」為象徵性工具，凝聚客家意識。

2010 年《客家基本法》施行，客家委員會定農曆 1 月 20 日之天穿

日為全國客家日，南部六堆客家地區因無天穿日習俗，以天穿日為全國

客家日之決策招致批評。2018 年立法院審議《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時，

做出附帶決議：應將「還我母語運動日」、「客家委員會成立日」納入

選項，檢討全國客家日（客家電視臺 2017）。事實上，天穿日為民俗

性節日，與還我母語運動日、客家委員會成立日之紀念日，兩者性質有

別，反映出各界對全國客家日想像之歧異性。

本文以文獻分析法檢視紀念日及節日之差異，並運用公共政策理

論，分析紀念日之政策功能性，探討：（1）現行以「節日」（天穿日）

為全國客家日之爭議為何？（2）以「紀念日」重新指定全國客家日之

可能方案為何？

二、分析架構

政府指定諸多特定日為紀念日或節日，一般民眾或許僅關心是否放

假，但就政府政策目的、國家所欲塑造的集體記憶而言，兩者有所不同。

（一）紀念日與節日之差異性

紀念日（memorial day），2 指特殊歷史事件或特定人物，對國家發

展有重要意義或貢獻，而以儀式性活動予以紀念者；如開國紀念日、

2　《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 4 條第 2 項（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8b），及《紀念 日及節日實施辦法》（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4），皆將「紀念日」英譯為 memorial day。

以紀念日重定全國客家日之探討 5

國慶日、行憲紀念日、孔子誕辰紀念日、國父誕辰紀念日等。施正鋒

（2005）指出，就紀念的內容以觀，諸如國家歷史事件（獨立建國日、

制憲紀念日）、民族英雄及特殊貢獻人物（美國國父華盛頓的生日、榮

民日）、或是族群特色（馬來西亞華人的新年）等，多具政治上的意

義。例如，美國的 7 月 4 日獨立紀念日（Independence Day）為聯邦假

日（federal holiday），以各種儀式或活動，激發人民的愛國心。

又紀念日，一般多會舉行特定的紀念儀式。以「國殤紀念日」

（Remembrance Day）為例：第一次世界大戰於 1918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11 時結束，而後 11 月 11 日遂成為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國家之「國殤

紀念日」，美國則將此日訂為「退伍軍人日」（Veterans Day）。在英

國，國殤紀念日有全國性的二分鐘的默哀（two-minute silence）傳統，

不論政府部門或私人企業，在 11 月 11 日上午 11 時，放下手邊工作，

聚集在一起默哀；而在國殤紀念日之前後數日，民眾會配戴紅色的虞美

人花（poppy）表達紀念之意，而主要的紀念活動則在 11 月的第二個週

日（Remembrance Sunday）舉行。McGee（2016：102）指出，國殤紀

念日是當代英國人生活、文化、遺產的重要元素，虞美人花則象徵著記

憶與希望。3 至於我國《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規定第 3 條，各紀念日，

全國懸掛國旗，政府機關及學校並舉行相關紀念活動（或春祭國殤）（全

國法規資料庫 2014）。4

節日（holiday），指民間長期慣行之文化傳統、習俗，或為彰顯特

3　此外，除了國殤紀念日外，2014 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屆滿一百年，為使人民理解第一 次世界大戰對英國社會的影響，英國政府從紀念活動（Commemoration）、社區參與及 教育（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education）、文化（Culture）三個面向進行「一戰 百年紀念」（First World War Centenary）活動（GOV.UK 2015）。 4 依《國旗下半旗實施辦法》第 3 條規定，和平紀念日當日下半旗一日（全國法規資料 庫 2006）。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6

定職業、群體之重要性，而由國家予以肯認者；如春節、中秋節、軍人

節、教師節、婦女節、兒童節等。基本上，民俗節日與人民生活習慣密

切相關，政府機關或學校一般不辦理紀念或慶祝活動，而予以放假；5

如美國 11 月第 4 個星期四的感恩節（Thanksgiving Day）為聯邦假日，

方便親人團聚。又部分節日會出現與紀念日同日之情況，如我國 9 月 28

日同時為教師節及孔子誕辰紀念日，11 月 12 日同時為國父誕辰紀念日

及中華文化復興節。

我國關於紀念日及節日之法制規範，略有：（1）依《二二八事件

處理及賠償條例》第 4 條第 2 項規定，定每年 2 月 28 日為「和平紀念

日」，為國定紀念日，應予放假（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8b）。（2）依《紀

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規定，分成「紀念日」、「民俗節日」、「節日」

三類（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4）。（3）依《勞動基準法》第 37 條第 1 項

規定，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全國法規資料庫 2020）。（4）依《公務人

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第 3 條規定，應放假之紀念日、民俗節日、節日

等（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8c）。6

5　為便利人民安排其生活，另訂有《政府機關調整上班日期處理要點》就農曆除夕及春 節連假、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連假、端午節、中秋節等「民俗節日」，上班日為星期 一或星期五，其後一日或前一日逢星期二或星期四，調整該上班日為放假日（提前於 前一週之星期六補行上班）（全國人事法規釋例資料庫檢索系統 2013）。 6 另依《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 5 條之 2 規定，第 2 條、第 4 條及第 5 條規定紀念 日及節日以外具特殊意義，有慶祝或舉辦活動必要之日，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 有關機關訂定實施之。現行日常生活中熟知的母親節、父親節、禁菸節、農民節、護 士節、植樹節、全國客家日等，由內政部每年發布「紀念日、節日及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定之日」公告周知（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4）。

以紀念日重定全國客家日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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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現行紀念日及節日規範

依據

紀念日

二二八事件處 理及賠償條例

和平紀念日：2 月 28 日 （放假）

節日

民俗節日

特定節日

紀念日及節日 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1 月 1 日（放假）

春節（放假）

道 教 節： 農 曆 1 月 1 日

和平紀念日：2 月 28 日 （放假）

民族掃墓節（放 假）

婦女節：3 月 8 日

反侵略日：3 月 14 日

端午節（放假） 青年節：3 月 29 日

革 命 先 烈 紀 念 日：3 月 29 日

中秋節（放假）

兒童節：4 月 4 日（放 假）

佛陀誕辰紀念日：農曆 4 月 8 日

農 曆 除 夕（ 放 假）

勞動節：5 月 1 日（勞 工放假）

解嚴紀念日：7 月 15 日

孔 子 誕 辰 紀 念 日：9 月 28 日

國慶日：10 月 10 日（放 假） 臺灣聯合國日：10 月 24 日 國父誕辰紀念日：11 月 12 日 b 行 憲 紀 念 日：12 月 25 日

原 住 民 族 歲 時 祭儀（放假）a

軍人節：9 月 3 日（依 國防部規定放假）

教師節：9 月 28 日

臺 灣 光 復 節：10 月 25 日

中華文化復興節：11 月 12 日

說明： a.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之各該原住民族放假日期，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參酌各該原住民 族習俗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b. 國父逝世紀念日在三月十二日植樹節舉行。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就族群性紀念日或節日以觀，全國客家日為《客家基本法》第 20

條所明定，但未規範其性質為紀念日或節日。「原住民族歲時祭儀」規

範於《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原住民族日」（8 月 1 日）則由行

政院於 2016 年 7 月 29 日核定（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4）。另檢視行政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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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2010 年 5 月 24 日函請立法院審議《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7

明定 8 月 1 日「原住民族日」為「紀念日」、「原住民族歲時祭儀」為

「民俗節日」；至於全國客家日未納入本條例草案（行政院 2010）。

（二）紀念日之政策功能性

聯 合 國 為 彰 顯 特 定 事 件 或 議 題， 以 指 定 特 定 日 為「 國 際 日 」

（international day） 或 國 際 年（international year） 方 式， 促 進 國 際 共

同合作。如為促進文化多樣性、語言多樣性，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

組 織 大 會 於 1999 年 指 定 每 年 2 月 21 日 為 國 際 母 語 日（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8 或 定 2008 年 為 國 際 語 言 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Languages）、2019 年為國際原住民語言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Indigenous Languages）等（United Nations，n. d.）。就聯合國行動策略

而言，指定特定國際日或國際年，旨在建構一個合作機制（cooperation

mechanism），以提高全球對特定議題或主題的關注，動員不同參與者

（multi-stakeholder partnership）進行合作（UNESCO 2018）。

7　為實施公務人員週休二日，立法院 2000 年 6 月 30 日三讀修正《公務員服務法》 時，做出附帶決議，應將《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提升為法律位階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4）。行政院先後於 2002 年、2005 年、2010 年向立法院提出《紀念日及節日實施 條例草案》（內政部 2017）。 8　聯合國所定眾多國際日中，涉及多語主義（multilingualism）者，除國際母語日外，尚 有 3 月 20 日聯合國法文日（French Language Day）、4 月 20 日聯合國中文日（Chinese Language Day）、4 月 23 日同時為聯合國英文日（English Language Day）及聯合國西 班 牙 文 日（Spanish Language Day）、6 月 6 日 聯 合 國 俄 文 日（Russian Language Day）、9 月 30 日國際翻譯日（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Day）、12 月 18 日聯合國阿 拉伯文日（Arabic Language Day）等（United Nations n. d.）。按聯合國的官方語言共 有 6 種，每種官方語言基於不同原因而選定其國際日：（1）聯合國法文日選定法語組 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La Francophonie）成立日；（2）聯合國中文日（Chinese Language Day）選定二十四節氣之「穀雨」，以紀念倉頡造字的貢獻；（3）聯合國英 文日選定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辭世日；（4）聯合國西班牙文日選定塞凡 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辭世日；（5）聯合國俄文日選定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出生日；（6）聯合國阿拉伯文日選定聯合國大會 1973 年決議阿拉伯文為聯 合國官方語言之日（Santiago Times 2018）。

以紀念日重定全國客家日之探討 9

就國家層次而言，為達成政策目標，選擇適當的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s）為政策成功與否之關鍵。政策工具，旨在促使標的群體

（target populations） 順 服 政 策，Anne Schneider 和 Helen Ingram 將 政

策 工 具 分 為 權 威 型（authorities）、 誘 因 型（incentives）、 能 力 建 立

型（capacities building）、 象 徵 與 勸 勉 型（symbolic and hortatory） 與

學 習 型（learning） 等 五 種（Schneider and Ingram 1993）。Vedung 將

政策工具區分為管制型（regulation/stick）、經濟型（economic means/

carrot）、 資 訊 型（information/sermon） 等 三 類（Bemelmans-Videc

2010：9）。Christophe Hood（1986）則將政策工具分為資訊型（nodality/

information）、 權 威 型（authority）、 財 政 型（treasure）、 組 織 型

（organization）四大類型（所謂的 NATO scheme）。

又 國 家 多 會 運 用 政 治 社 會 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 途 徑， 以 國

旗、國歌、政治口號、國家英雄等象徵型符號，型塑公民的國族認同感

（national identity）（Conover 1991：137；Reyes 2013）。 政 治 社 會 化

亦有助於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之塑造與發展，如美國 1960 年

代的黑人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對於政治態度與行為之型塑

（Walton and Smith 2016：65）。

而國家訂定「紀念日」，具有運用「象徵型」政策工具，以政治社

會化機制，型塑公民政治取向。意即，國家指定特定日為「紀念日」，

採懸掛國旗、舉行紀念活動，敘說歷史事件、人物故事，對於集體記憶

形塑，發揮重要功能。至於「節日」，政策導向性較低，為國家肯認社

會既存的傳統習俗，或推崇特定職業、事務，採放假或辦理慶祝活動方

式。以原住民族為例，分別有「原住民族日」、「原住民族歲時祭儀」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0

兩種，「原住民族日」，係以原住民族正名成功日（原住民入憲日）9

之 8 月 1 日為原住民族日，具有紀念日性質，2016 年總統蔡英文代表政

府向原住民族道歉就選擇 8 月 1 日原住民族日。10 至於「原住民族歲時

祭儀」則屬民俗節日，未具政策功能性。

2018 年修正後《客家基本法》第 20 條規定，政府應訂定全國客家

日，以促進各族群認識與共享客家文化價值，彰顯客家族群對臺灣多元

文化之貢獻（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8a）；國家之各種紀念日、地點、地

景及其他文化象徵，應納入客家族群之文化與記憶。11 修正後條文，雖

未明定全國客家日為紀念日（第 1 項），但寓有以紀念日為政策工具形

塑客家集體記憶之思維（第 2 項）。

9　以原住民入憲之日作為原住民族日，有三個重要的意義：（1）「原住民族」是自己決 定的稱呼，而不是他者所賦予，使用自我決定的名稱，是族群主體意識的建構，也象 徵自尊的重建及社會正當地位的追求，以及擺脫殖民統治的堅定意志；（2）回顧正名 運動的歷程，原住民族所爭取的，不僅是「名稱」的自我決定權，也包括自治及土地 等核心的固有權利；（3）原住民族日不僅是紀念原住民族正名的歷程，也要回顧臺灣 數千年的歷史，以及原住民族長期以來對於臺灣的貢獻，深刻體認我國是多元族群共 存共榮的國家。資料來源：行政院 2016 年 7 月 27 日院臺原字第 1050171747 號函核定 「8 月 1 日『原住民族日』之由來與意義」。 10 22 年前的今天，憲法增修條文裡的「山胞」正名為「原住民」；這個正名，不僅去除 了長期帶有歧視的稱呼，更突顯了原住民族是臺灣「原來的主人」的地位；站在這個 基礎上，今天，我們要更往前踏出一步，我（蔡英文）代表政府，向全體原住民族， 致上我們最深的歉意：對於過去 4 百年來，各位承受的苦痛和不公平待遇，代表政府， 向各位道歉（總統府 2016）。 11 按《客家基本法》第 20 條之修法說明為：「為使各族群認識及共享客家文化價值，現 行條文酌作文字修正，並列為第一項。為使國家各種象徵與資源於規劃設置階段均能 評估納入客家族群之文化及記憶，爰增訂第二項」（客家委員會 2017b）。

以紀念日重定全國客家日之探討 11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圖 1 分析架構

本文以文獻分析法，檢視 2010 年訂定全國客家日過程之相關會議

紀錄、法律草案，以及 2018 年修正《客家基本法》之立法院附帶決議、

客家委員會所辦理三場全國客家日公聽會之會議記錄；以茲探討天穿日

為全國客家日之爭議，並從紀念日之政策功能性優於節日角度，思考重

新訂定全國客家日，打造全國客家日為客家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

象徵符號，以形塑客家集體記憶。

三、全國客家日為天穿日之選定與爭議

政府文獻資料中，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現已改制為客家委員會）於

2007 年 3 月 27 日第 54 次委員會議，已有全國客家日之討論紀錄，該

次委員會議決議為：（1）全國客家日訂為每年 12 月 28 日，請企劃處

研議相關活動辦法；（2）請相關單位將「客家日」納入明年度施政重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2

點計畫項目內；（3）請於 3 年內以立法方式通過客家日實施條例，並

正式列入國家慶典內。然而，檢視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8 年年度施政

目標與重點，及 2008 年年施政績效評估報告，未見有推動全國客家日

相關作為。

嗣後，為期建立制度性規範，確保客家事務法制化，以增強推動之

力度與效果，確立客家事務未來基本方向，政府於 2010 年 1 月 27 日公

布《客家基本法》，並於第 14 條規定：「政府應訂定全國客家日，以

彰顯客家族群對臺灣多元文化之貢獻」（現行法為第 20 條第 1 項）（全

國法規資料庫 2018a）。按行政院 2009 年 10 月 22 日第 3167 次會議通

過並送請立法院審議之《客家基本法草案》，共計 14 條，未有「全國

客家日」之規定；而全國客家日納入法律，係於立法院審議《客家基本

法草案》時，採用立法委員管碧玲等 26 人所擬具《客家基本法草案》

第 15 條。12 立法委員管碧玲等人所擬具《客家基本法草案》第 15 條立

法說明為：「藉由紀念日（或節日）及其慶祝活動儀式之深化推展，彰

顯客家族群對於臺灣多元文化之貢獻，並使客家族群，甚至其他族群

（包括原住民、河洛、外省等）體驗客家文化」。就上開立法說明，可

觀察到：（1）全國客家日之定位，似較偏向紀念日（但亦可採節日）；13

（2）相對於客家族群專屬的客家日（全國客家人的日子），立法理由

似趨向將全國客家日視為跨族群的客家日（全國人的客家日）。

12 立法院審議《客家基本法草案》計有兩案，一案為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者，另一案 為立法委員管碧玲等 26 人所擬具者，訂定全國客家日之條文，係管碧玲等 26 人所擬 具之草案（立法院公報處 2010：311）。 13 按行政院 2010 年提出《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第 3 條立法說明指出，紀念日， 有其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或對國家發展具深遠影響，足資全國人民紀念者（行政院 2010）。又立法委員吳玉琴等 19 人擬具紀念日及節日法草案》總說明指出，節日， 係為彰顯社會文化傳統、習俗、信仰、事跡、職業、和價值觀之特定日者（法源法律 網 2016）。

以紀念日重定全國客家日之探討 13

《客家基本法》施行後，為指定「全國客家日」，客家委員會採取

兩階段意見徵詢方式：第一階段以開放式問卷收集立法委員、相關領域

學者專家、客家事務地方機關、團體代表、客家先進、客家社團負責人

等意見，第二階段再委託專業調查機構，針對全臺 15 歲以上客家民眾

進行電話調查；前 8 名依日期排序分別為，客家基本法三讀通過日（國

曆 1 月 5 日）、客家人掃墓祭祖日（農曆 1 月 16 日）、天穿日（農曆

1 月 20 日）、客委會成立日（國曆 6 月 14 日）、義民節（農曆 7 月 20

日）、還福收冬戲（農曆 10 月 15 日）、國父誕辰紀念日（國曆 11 月

12 日）、還我母語運動（國曆 12 月 28 日）14，最終基於客家文化獨特性、

且無族群排他性，兼具國際視野之考量，是客家人獨有的特殊節日，擇

定「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客家委員會 2010；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

上開 8 個選項，呈現宗教性、民俗性、紀念性之多元取向。客家委

員會選定「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之理由：「天穿日」為舊時相傳

水神與火神相爭，將天撞出一個大洞，女媧為免去人間災苦，於是煉石

補天，人們為感念女媧的幫助，遂以農曆正月二十日作為「天穿日」紀

念她；過往農業時代，客家族群非常重視這個節慶，這天客家人不工作，

一方面是紀念女媧義舉，更深層的意義是讓大地休養生息；同時客家人

也會將保留一塊年節時做的甜粄，煎過後於「天穿日」上香祭祀，取其

煎炸過的甜粄黏稠適中，有助女媧補天之意（客家委員會 2010）。客

家委員會強調天穿日長期為客家人的民俗節慶，15 而從「民俗節日」角

14 12 月 28 日亦為「紀念日、節日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日」所公告之「電信 節」。 15 天穿日跟客家人的關係，或許可從客家俗諺中窺見。客家俗諺說：「有做無做，尞到 天穿過」，或「有賺無賺，總愛尞天穿」（客家委員會 2018b）。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4

度，選擇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也因此，不贊同「天穿日」為「全國客

家日」者，亦是從民間習俗角度：（1）南部六堆客家地區無天穿日習俗，

（2）天穿日非北部客家人獨有習俗，閩南人亦有天穿日習俗（陳石山

2012；邱彥貴 2016）。

又客家委員會政策實作，亦將全國客家日全國客家日定位為節慶活

動。如依《客家委員會 2018 客庄 12 大節慶實施計畫》貳之三規定：「『全

國客家日』、客家桐花祭及六堆運動會等節慶活動，另案申請」（客家

委員會 2018a）。16 而在活動屬性上，全國客家日以「休閒性」節慶活

動方式慶祝，17 如客家委員會 2018 年的「客家委員會『唱歌尞天穿』實

施計畫」，目的為以各式活動推動說客語及唱客家歌，未有客家族群集

體記憶之型塑功能。

綜上，可以觀察到全國客家日之爭點有二，（1）天穿日為全國客

家日之普遍代表性不足：「天穿日」非普遍的客家習俗，是否可作為「全

國」客家日，不同地區客家族群呈現分歧意見。（2）全國客家日之定

位模糊：就《客家基本法》立法說明，及立法委員對於實施紀念日及節

日所提法律草案，18 全國客家日在法制規範上，似較偏向「紀念日」；

16 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採地方政府提案申請，中央政府（客家委員會）補助經費辦理模式。 按《客家委員會 2020 客庄 12 大節慶實施計畫》將客家節慶分為兩類：（1）傳統型， 指具在地深厚文史意涵，或重大歷史意義之客家節慶；（2）創新型，指以客庄文化為 基底，創新詮釋在地生活之客家節慶。 17 海外客家社團在政策引導下，也已習慣辦理慶祝天穿日的活動，諸如菲律賓客家聯誼 會、紐西蘭客家同鄉會、泰國臺灣客家同鄉會、柬埔寨客家會；且海外客家社團辦理 天穿日活動常與新春團拜一同舉行（中央社 2018；客家委員會 2018c，2013；僑務委 員會 2018）。 18 檢視第 9 屆立法委員對於實施紀念日及節日所提法律草案，呈現多數觀點認為「全國 客家日」應為「紀念日」性質：（1）界定全國客家日為「紀念日」者，立法委員陳超 明等 17 人擬具《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2016 年 11 月）、立法委員姚文智等 16 人擬具《國定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2016 年 4 月）、立法委員管碧玲等 20 人擬具《國定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2016 年 4 月）、立法委員吳志揚等 16 人擬具《中華民國國定紀念日及節日條例草案》（2016 年 3 月）；（2）界定全國客 家日為「節日」者，立法委員吳玉琴等 19 人擬具《紀念日及節日法草案》（2016 年

以紀念日重定全國客家日之探討 15

惟客家委員會指定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及相關天穿日活動，全國客家

日實作上，似較偏向為「節日」。

四、全國客家日以紀念日為宜

公共政策會隨著外環境改變，而產生政策變遷（policy change）。

政策變遷可分為「現行政策的漸進調適」、「特殊政策領域產出新政

策」、「政黨輪替導致政策變遷」等三類（林水波 2006）。檢視全國客

家日迄今的發展，2010 年制定《客家基本法》建構「全國客家日」機制，

經客家委員會（國民黨執政時期）做出政策決定，擇定「天穿日」為全

國客家日。然而，或許天穿日之「普遍性」不足，並非各地的客家庄都

有慶祝天穿日之習俗，致使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之爭議性無法緩解。至

2016 年 5 月 20 日，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後，客家委員會於 2016 年 8

月 9 日啟動「臺灣各地方客家節慶、紀念日調查」，19 並進行《客家基

本法》之修法。修正後《客家基本法》第 20 條第 1 項之全國客家日條文，

增列「促進各族群認識與共享客家文化價值」之文字（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8a）。

11 月）（立法院議事及發言系統 2016）。上開提案，皆定農曆 1 月 20 日天穿日為全 國客家日，但提案立法說明多援引行政院 2010 年 5 月 24 日函請立法院審議《紀念日 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對於紀念日的界說（行政院 2010）。 19 「臺灣各地方客家節慶、紀念日調查」，係客家委員會函請各縣市政府及客家文化重 點發展區之鄉（鎮、市）公所協助調查，並訂定《客家紀念節慶日實施方案》。客家 委員會訂定《客家紀念節慶日實施方案》之目的，係為使客家歷史與文化成為全民共 享之記憶與光榮，故方案第 2 點規定，客家紀念節慶日依其對臺灣客家人文歷史之意 義、重要性及影響力，分為 3 等級：（1）國家級：能彰顯客家族群對臺灣多元文化之 貢獻，在國家歷史占有重要地位或對社會發展具深遠影響，其影響力擴及 2 個以上縣 市地區，足資紀念者；（2）縣市級：具在地特殊記憶，且其影響力橫跨 2 個以上鄉鎮 市區，足資紀念者；（3）鄉鎮市區級：具在地特殊記憶，足資紀念者。上開《客家紀 念節慶日實施方案》有意以紀念日為象徵型政策工具，打造客家集體記憶。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6

就政策變遷角度，2016 年政黨輪替，導致《客家基本法》所定全國

客家日之法律規範，產生政策變遷（法律變遷）。但規範全國客家日之

法律變遷，係將全國客家日之價值，由「彰顯客家族群對臺灣多元文化

之貢獻」提升為「促進各族群認識與共享客家文化價值，彰顯客家族群

對臺灣多元文化之貢獻」，尚無法直接改變全國客家日為天穿日之政策

（即全國客家日指定日變遷）。因而，為促成全國客家日指定日之變遷，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於《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審查完竣時，遂同時做出

一項附帶決議（客家委員會 2018d）：

有鑑於天穿日訂為全國客家日爭議未決，等同無法透過全國客

家日訂定，以成功凝聚全國客家族群意識，參北歐原住民薩米

族係以 1917 年 2 月 6 日，薩米婦女 Elsa Laula Renberg，所召

開的全球第一屆「薩米大會」時間作為全球薩米日的訂定，成

功凝聚族群與文化意識，並迫使挪威、瑞典等北歐各國重新反

省過去對薩米的迫害歷史，積極尋求彌補過去邊緣化與迫害的

影響；故主管機關於本基本法通過後，應於六個月內，檢討當

前全國客家日推動的爭議，並召開各地公聽會進行重新訂定的

社會溝通，並應將 12 月 28 日還我母語運動日、6 月 14 日客委

會成立日列入主要討論的選項。

就上開立法院附帶決議，所引述的全球第一屆「薩米大會」之召開，

以及建議將 12 月 28 日還我母語運動日、6 月 14 日客委會成立日列為

討論選項，似已有將全國客家日由「節日」調整為「紀念日」之想像。

以紀念日重定全國客家日之探討 17

為執行立法院附帶決議事項，客家委員會於 2018 年 5 月 6 日、5 月

9 日及 5 月 12 日，分別於南區（高雄市）、東區（花蓮縣）及北區（新

竹縣）辦理「全國客家日公聽會」，廣徵眾議。依客家委員會 2018 年

4 月 25 日客會綜字第 10700062341 號函附《全國客家日公聽會實施計

畫》指出：「全國客家日應具有普遍性、紀念性及展望性，全國客家日

究竟是『全國客家人的日子』抑或為『全國人的客家日』，20 何者才是

推動全國客家日之初衷？民眾對全國客家日的想像為何？理想的全國客

家日之具體條件為何？除了天穿日、還我母語運動日、客家委員會成立

日外，是否還有其他選項」（客家委員會 2018d）。

場次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表 2 公聽會意見彙整 大體意見方向 全國客家日是「全國人的客家日」，主張以 12 月 28 日還我母語運動日 為全國客家日 全國客家日是「全國客家人的日子」，主張以 6 月 14 日客家委員會成立 日為全國客家日

北部地區 多元意見

維持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者 以還我母語運動日為全國客家日者 全國客家日可分為客家母語日、客家運動日、客家文化日 等數日模式 「客家日」之包容性大於「全國客家日」，而無庸「全國」 兩字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

另在全國客家日之選項上，公聽會與會者，另提出農曆 1 月 16 日

掛紙（掃墓）、農曆 2 月 2 日伯公（土地公）生日、農曆 2 月 15 日三

20 依《客家委員會 2017 年全國客家日實施計畫》三、計畫方向：為使「全國客家日」提 升為「全體國人之客家日」，參照美國「臺灣傳統週」模式，以多元文化表現等展演 活動，吸引各族群共同參與，並鼓勵各企業、機關團體舉辦內部客家日，使員工認識 客家；由於「全國客家日」與「221 世界母語日」日期相近，可結合世界母語日之精神， 提高民眾對臺灣母語的認識，並在包容和對話的基礎上，建構跨族群之主流文化。就 上開實施計畫，得以窺見客家委員會有意將全國客家日定位為「全國人的客家日」。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8

山國王生日、母親節、農曆 7 月 15 日中元節等建議。又花蓮場及新竹

場皆有建議全國客家日應列為國定假日（放假）。21 就上開公聽會意見，

南部客家族群可能因無天穿日習俗，而較支持還我母語運動日；而東部

客家族群或許因客家社團與政府長期互動，22 而偏好客家委員會成立日。

總體來說，三場公聽會中，支持維持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者，為少數；

多數意見認為全國客家日應由天穿日改定為其他日子。

為何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無法獲得公聽會多數支持？可能原因，

就普遍性、獨特性、吸引性而言：（1）天穿日是否為臺灣各地普遍存

在的習俗？顯然不是，天穿日多為北部客家族群的習俗。（2）天穿日

傳說在紀念女媧補天，但女媧補天為中國神話故事，為華人社會所共享

的記憶，非客家族群所特有。（3）全國客家日應為客家族群最重要的

日子，應能吸引客家青年參與，惟目前唱誦客家山歌者，多為年紀較長

的中老年人，23「唱山歌尞天穿」活動恐不易吸引年輕人參與。

事實上，居住於都會區的客家人，及年輕一代的客家人，客家語言

及文化面臨傳承危機較為嚴峻，或可採全國客家日之政策工具，以「象

徵性族群」（symbolic ethnicity）24 概念，提升渠等之客家認同感、忠誠 21 公聽會意見，可參閱 2018 年「全國客家日公聽會」發言意見節錄彙整表（國家發展委 員會 2018）。 22 花蓮最具規模的「花蓮縣客屬會」，成立於 1985 年，在許多（鄉、鎮、市）皆成立分 會，目前有 9 個分會，傅崐萁任縣長時，並兼花蓮縣客屬會理事長。花蓮縣訂有《花 蓮縣客家事務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花蓮縣客屬會前後任理事長多能被聘為諮詢委 員（花蓮縣政府 2014）。 23 目前唱誦客家歌曲約有兩類，一群是年紀較長的中老年人，長年在山歌班學習並唱誦 客家歌曲；另一群則是藉由客語生活學校或各式客家慶典、活動和比賽學唱童謠的兒 童（吳翠松 2014）。2020 年列入客庄 12 大節慶的「竹東天穿日臺灣客家山歌比賽」， 已辦理第 56 屆。 24 追求美國夢的移民，為 1910 年代到 1920 年代的美國，帶來移民潮，經過一代或二代 的同化後，第三代移民後裔出現族群復甦（ethnic resurgence）現象，重新關注自身原 生族群的文化與認同（王甫昌 2002：241、243）。對移民先輩或其移出國，移民後裔 出現懷舊的忠誠（nostalgic allegiance），以及對族群傳統的熱愛與自豪，形成「象徵 性族群」（symbolic ethnicity）概念（Gans 1979：204），而藉以區分族群（ethnics）

以紀念日重定全國客家日之探討 19

感、自豪感。又當代客家發展的核心問題為客語流失嚴重問題：就客

語傳承的現況來看，依客家委員會 2016 年的調查研究顯示，有 16.8%

的客家民眾表示與子女交談主要是使用客語（幾乎全講客語 9.5%、大

多數講客語 7.3%），呈現客家「家庭內隔代之間使用客語比重急速減

少」的情況（客家委員會 2017a：14-15），多數的客家家庭內的交談語

言，客語並非是第一語言（non-first language），客語的代際傳承出現

斷裂。又基於 20 歲世代僅有 14.45%、10 歲以下的孩童更僅有 7.86% 會

使用客語，客語濱危已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定義「嚴

重瀕危」程度（客家委員會 2017b）。25 事實上，學習語言的動機約略

可分為工具取向型（instrumental orientation）及融合取向型（integrative

orientation）兩類，工具取向型語言學習者，因工作、考試等動機；相

對地，融合取向型語言學習者，對於特定語言背後的文化，有極高的興

趣，透過習得該語言，以融入該語言社群，而具有較高學習動機及成效

（Lin and Warschaue 2011）。因此，若能以政策工具建構客家青年世代

所共享的集體記憶，將促使渠等成為融合取向型之語言學習者，而提升

學習與使用客語的動機，有助於客語傳承。

此外，全國客家日是否放假，亦是可討論的議題。紀念日採放假模

式，較具政策效益；如 12 月 25 日為政府所定行憲紀念日（亦為民間所 與非族群（nonethnics）（Barlow 2013：43）。 25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 2003 年將語言的瀕危度分為安全（safe）、不安全 （unsafe）、已達瀕危（definitely endangered）、嚴重瀕危（severely endangered）、極 度瀕危（critically endangered）、滅絕（extinct）等六級；並建構語言活力評估（Language Vitality Assessment）的九項指標：（1）語言的代際傳承，（2）語言使用的人數，（3） 總人口中使用特定語言的比例，（4）語言使用的轉變，（5）新領域和媒體的語言使 用，（6）語言教育和學習教材之使用，（7）政府的和機構的語言態度和語言政策， 包括語言的官方地位和使用，（8）社群成員們對自己語言的態度，（9）語言記錄的 數量與品質（UNESCO 2003：7-16）。嗣後，2010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進一步就「語 言代際傳承」（Intergenerational Language Transmission）程度，以語言的瀕危度量表繪 製濱危語言地圖（Moseley 2010）。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20

熟知聖誕節），在 2000 年後調整為「只紀念不放假」，人們便逐漸淡忘。

又如 2 月 28 日和平紀念日，採放假模式，並於當日辦理許多紀念儀式

活動，而發揮相當程度的「政治社會化」的功能。

五、結論

立法院於 2017 年審議《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時，做出檢討全國

客家日之附帶決議（客家電視臺 2017），客家委員會依立法院附帶決

議，辦理公聽會廣徵民意，檢討是否調整全國客家日，觸發全國客家日

指定日之政策檢討。本文就國內外規範及實作經驗，檢視紀念日及節日

之差異，界定「紀念日」不但是「象徵型」政策工具，而且是「政治社

會化」重要途徑。經檢視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之爭議，並考量客家委員

會檢討全國客家日三場公聽會之多數意見，為改定全國客家日；本文建

議全國客家日之改定，可採：（1）「數日」模式，兼採紀念日及節日，

即就具有紀念意義的客家歷史事件或人物，擇定為紀念日；並就客家人

傳統習俗或生活習慣密切相關者，作為節日。在數日模式下，紀念日部

分，《客家基本法》三讀通過日或公布日、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日、

還我母語大遊行日等，皆可定為全國客家日。（2）「單日」模式，全

國客家日如僅限單日者，宜將全國客家日從「節日」性質，調整為「紀

念日」性質。

如採「單日」模式，如何擇定全國客家日？以刪除法，檢視 2010

年曾被討論過的全國客家日的可能選項，其中具有紀念日性質者，為客

家基本法三讀通過日、客家委員會成立日、國父誕辰紀念日、還我母語

以紀念日重定全國客家日之探討

21

運動日等四個選項。又 2017 年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查《客家基本法修

正草案》附帶決議要求將還我母語運動日、客委會成立日列入主要討論

的選項（客家電視臺 2017）。就三場次公聽會支持維持天穿日者，屬

少數，並比對 2010 年制定《客家基本法》及 2018 年修正《客家基本法》，

兩次對於全國客家日之公眾討論，重定全國客家日的可能選項剩下為：

還我母語運動日及客委會成立日兩個。本文建議定「還我母語運動日」

（12 月 28 日）為全國客家日，理由為：（1）學界普遍接受 1988 年 12

月 28 日還我母語大遊行（臺灣客家運動）26 為臺灣客家發展的重要轉捩

點；如蕭新煌、黃世明（2008：161），邱榮舉、謝欣如（2008：113）等。

（2）民眾普遍接受客家族群母語（客語）具有重要象徵意義，最能代

表客家；如客家委員會 2016 年所進行《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

調查研究》顯示，關於「客家民眾對不同客家物質、文化、特質與態度

的看法」，平均分數最高者為客語（客家委員會 2017a：20）。又還我

母語運動日與 2010 年《客家基本法》三讀通過日（1 月 5 日），相隔

僅 1 週，故以「紀念日」重定全國客家日，在紀念議題及活動，應彰顯

臺灣客家運動（還我母語運動）及《客家基本法》對客家族群之意義，

俾利客家集體記憶的建構。

此外，客家集體記憶之建構，應具有跨世代性，特別是年輕一代客

家人對客家的想像及記憶，為客家世代傳承之關鍵。全國客家日既為一

重要的象徵型政策工具及政治社會化機制，應妥善運用全國客家日以提

升都會客家人及客家年輕人之客家認同，並處理文化及語言流失危機。

26 關於臺灣客家運動的起點，約略有兩種觀點：（1）1987 年 10 月 25 日，發行《客家 風雲雜誌》，如邱榮舉（2015）、張維安（2015：106）；（2）1988 年 12 月 28 日， 臺北「還我母語」大遊行；如宋學文、黎寶文（2006）。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22

意即，在全國客家日改採紀念日模式脈絡下，以政治社會化途徑，透過

學校場域、大眾傳播媒體（或社群媒體）、紀念儀式活動等媒介，讓青

年世代瞭解臺灣客家運動之歷史背景，以及對臺灣客家發展做出貢獻的

客籍人物，以型塑青年世代之客家集體記憶，俾利客家世代傳承。

謝誌 : 作者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並誠摯感謝期刊編

委會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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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31

Political Proc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New Tile House Hakka Cultural District in Hsinchu

Hang L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adopts a political process approach from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to explain the successful conservation of the New Tile House in Liujia

of Hsinchu which was originally planned to be demolished to make way for

the Taiwan High Speed Rail. Based on interview and archival data, this arti-

cle shows that the community-making movem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have opened up political institutions for the

concerned individuals in Liujia to negotiate with the government. Against this

open environment in the 1990s,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workers seized their

perceived opportunity and successfully demanded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a

Hakka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Political Process, Cultural Heritage, Community Making, Hsinchu

• E-mail: [email protected] Date of Submission: June 11, 2020 Accepted Date: October 23, 2020

全球客家研究，2020年11月第15期，頁31-68  32

文化遺產保育的政治過程： 新竹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個案研究

李鏗 **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保育文化遺產常會在社會與政治上掀起爭議。然而文化遺產研究卻

很少從社會運動研究的角度去探討在產生文化遺產的過程中所出現的政

治角力。本文以社會運動研究中的政治過程論作框架，解釋因受臺灣高

鐵計劃影響而原定要拆毀的新竹六家新瓦屋之成功保育個案。本文的研

究資料來自曾參與保育過程的人士和受高鐵計劃影響的六家居民訪問，

輔以文本資料。本研究發現，在九十年代的臺灣民主化進程中，出現了

各種有助促進文史工作者或受高鐵發展影響的居民與政府進行溝通的條

件，如社區營造計劃及環境影響評估。在有利客家文化保育的環境下，

文史工作者把他們感受到的政治機會成功轉化為實際的保育成果，讓新

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得以成立。

關鍵字：政治過程、文化遺產、社區營造、新竹

** 投稿日期：2020 年 6 月 11 日 接受投稿日期：2020 年 10 月 23 日

Global Hakka Studies, November 2020, 15: 31-68 33

Introduction

Liujia Village was a Hakka indigenous village in Zhubei, Hsinchu. In the

mid-1990s, the coming of Taiwan High Speed Rail (HSR) had changed the

fortune of the people of Liujia as the proposed railway would cut across the

village from north to south. Not only were houses and farmlands demolished

but cultural heritage were also uprooted simultaneously. In the midst of some

inconspicuous resistance, the Bureau of High Speed Rail (BHSR) finally

managed to begin the construction of Hsinchu HSR Station in 2000 with a

minor concession to preserve some of the historic structures in the area. Ow-

ing to the endeavors by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workers and some local Hakka

people, the first Hakka Cultural Reserved District in Taiwan was established

at Liujia in order to host the preserved Hakka houses, the New Tile House, in

2006 (Chang 2018).

Heritage formation is usually a socially and politically contested pro-

cesses. Despite its contentious nature, heritage studies seldom address the

processes of heritage form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contentious politics1

(Jones et al. 2018).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New

Tile House Hakka Cultural District by adopting the political process model

(McAdam 1999) from the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as the overarching theo-

1 Despite a general lack of concern by the scholars from heritage studies, there are a number of studies from Taiwan researching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heritage formation, see Jou et al. (2016) and Wang (2020) for examples.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34

retical framework. In this paper, I argue that an open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helped to

lay the ground for the successful conservation of the Hakka heritage in Liujia.

Against this open socio-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the 1990s,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workers seized their perceived political opportunity and successfully

demanded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New Tile House which was originally

planned to be demolished in the name of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is structured as follow. First, I review the literature on her-

itage conservation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that will guide my analysis, and

then discuss the methodology employed by this study. Second, I offer back-

ground describing the changes in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of Taiwan

during the 1990s. Third, I present the history of Hsinchu’s urbanization which

will be followed by an examination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 for the preserva-

tion of Hakka heritage in Liujia.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Heritage Conservation

Development and re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over the past century have

induced both expert- and community-driven movements to conserve cultural

and built heritage across different countries (Tung 2001; Zhang 2013).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cultural and built heritage are often contested among

politicians, planning professional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Byrne 2014; Wang

2020; While 2006). The evaluation of conservation proposal is also usually

Political Proc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35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raction among a variety of organizations and interest

groups (Belcher et al. 2019; Yung and Chan 2011). The process of heritage

conservation is thus best conceived as a political and multi-scaled activity

(Harvey 2015). Despite the recognition of the politicized dimension of heri-

tage conservation in heritage studies, only few heritage researchers have ex-

amined the process of heritage form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contentious poli-

tics and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Jones et al. 2018; Robertson 2015). Beyond

heritage studies,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 to

understand and research contentious dynamics in a wide range of socio-cul-

tural arenas has become a burgeoning research area in sociology (Fligstein

2001; Fligstein and McAdam 2012; Moulton and Sandfort 2016; Taylor et al.

2016). Conceptualizing all kinds of power dynamics as contentious interac-

tion between incumbents and challengers, this new perspective urges socio-

logical inquiry to move beyond the traditionally fragmented domains (e.g.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al theory, and economic sociology) towards a

meso-level theorization of social order and change (Fligstein and McAdam

2012: 4-5).

Among the few exceptions in heritage studies, Jones and colleagues

argued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key benefits of using a social movements

approach to analyze contentions revolving around heritage formation (2018:

20-1). First,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 could extend the conventional un-

derstanding of heritage practices and formation beyond heritage sites, and

thus enable researchers to explicitly examin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ate,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36

quasi-state institutions, and various interest groups which often resembles

the dynamics in activism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Second, social movement

approaches could allow a more nuanced account of heritage formation pro-

cess by highlighting the agency of many different groups from various struc-

tural positions which are shaped by heritage and also actively shape heritage.

Third,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analyze

not only the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ose groups which are lacking in mate-

ri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but also the contingencies of different moments

throughout the heritage formation process.

In this paper, I approach heritage formation process through the lens of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political process of

contention (McAdam 1999). In general, the political process model argues

that a social movement emerges in response to expansion of political opportu-

nities and declines when opportunities disappear. By political opportunity, it

means “the consistent—but not necessarily formal or permanent—dimensions

of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or of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that provide in-

centives for collective action by affecting expectations for success or failure”

(Tarrow 2011: 32). In contrast with the conventional application of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 the outcome of interest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not about

mobilization nor emergence of protest; rather, the central thesis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outcome of heritage form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political

process theory.

Early version of political process approach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Political Proc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37

structural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ers

such as Goodwin and Jasper (Goodwin and Jasper 1999; Jasper 2012) have

criticized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y model for its structural bias and failing to

recognize that structural factors are filtered by cultural and cognitive lenses.

They contend that the perception of the activists determines whether there are

or are not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Perceptions are not only necessary for

potential protestors to recognize opportunities,” but in many occasions, “per-

ceptions can create opportunities” (Goodwin and Jasper 1999: 52). In this pa-

per, I will addres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tructural political process approach

by examining the perceptions of opportunities among the key interest groups

involved in the case study of the New Tile House Hakka Cultural District.

Traditional political process approach was also criticized for its myopia in the

variation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with regard to the types of contender (Meyer

and Minkoff 2004). According to Meyer and Minkoff, political opportunity

should not be assumed to be available equally for all contenders. Rather, it

is an empirical question to ascertain “opportunities for whom and for what?”

(Meyer and Minkoff 2004: 1461). Through the current case study, this paper

also aims to demonstrate such differentiated availability of political opportu-

nity across different contenders and activists.

Methodology

Interviews were held with informants who had participated directly in,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38

or had knowledge about, the contentions over the New Tile House contro-

versy and the land use disputes associated with the HSR development. The

interviews served two purposes (Blee and Taylor 2002). First, they provid-

ed information on the actual political process of the controversy. Second,

they also provided information on how villagers and activists perceived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y available to them. I conducted nine interviews with ac-

tivists, villagers, village heads, university professors and researchers, and a

provincial government official respectively in 2011 (see Table 1 for the list of

informants). This study draws on archival data to triangulate evidence collect-

ing from the key informant interviews (Bosi and Reiter 2014). The archival

documentations include journal articles, books, master’s and doctoral theses,

personal records, and government documents. Besides, major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lso had significant coverage of the case of HSR development.

Table 1 List of Informants

Names# Chen Ban

Date of interview Roles in the HSR Controversy 25th May 2011

Chen Qing-jing

27th May 2011

Huang Yun-shi

27th May 2011

Lin (Tenant farmer) 29th May 2011 26th May 2011 Lin Bao-yan

The founder of the Atelier Third Workshop. He had facilitated the preservation of Xinwawu in the Hsin- chu Station Special Zoning District. He was the village head of Aikao Village during the HSR controversy. He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Hsinchu HSR Self-help Association. He is a professor at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He was responsible for writing the section on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for the EIA report of the Hsinchu Station Special Zoning District. He was a tenant farmer living in Liujia. He used to live in Xinwawu. He collaborated closely with Chen Ban in preserving the culture of Liujia.

Political Proc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39

Liu Min-yao

27th May 2011

Lo Lieh-shih

29th May 2011

Shen Wei-qi

26th May 2011

Wu Qing-jie

27th May 2011

He provided assistance in a commissioned research about t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in the Hsinchu Sta- tion Special Zoning District. He is a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He is the Chief of Local Governance Section in the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 of the Hsinchu County Gov- ernment. He was the village head of Jinshan Village.

The Romanized names are all in pinyin which may not be used in some official circumstances.

Source: Made by authors.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of Taiwan in the 1990s

Consistent with the structural political process approach, I begin by

placing the current case study in its larger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fter around

three decades of authoritarian rule by the Kuomingtang (KMT) regime

(Winckler 1984; Gold 1986), the KMT government started to introduce incre-

mental institutional changes from the mid-1980s as a response to the demands

from the society.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in 1987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se changes. It was then followed by the open election for the Legislative

Yuan in 1992, the provincial governor in 1995, and president in 1996. The

victory of Chen Shui-bian from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2000 marked the first peaceful regime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From 1987 to 2000, the political system became increasingly penetra-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40

ble partly because of the KMT’s strategy to defuse different challenges from

the society through democratization,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DPP’s efforts in

challenging the KMT hegemony through both extra-institutional and institu-

tional means. The initial result was a surge in the number of protests which

alarmed the KMT so much that it reverted back to the use of authoritarian

control. Despite the increased level of repression, it could not completely halt

the eruption of social forces in Taiwanese society especially after the consec-

utive victories of the DPP in several national elections. Since then, further

democratization has brought about subtle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In particular, the KMT government had tried to incorporate the con-

cerns of the social movement sectors and opened up more institutional terrain

through procedural reforms. Two relevant chang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Project and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legislation, will be discussed in more details below.

Formalization of Community Movement

Apart from the significant reduction of repression of protests in the

1990s, the KMT party also learned to incorporate the demands of the social

movement sectors into its policies through reforms or some innovative pro-

grams, particularly prior to 1996 because it was the time when Lee Tang-hui

had to boost his pro-reform image in order to win in the unprecedented pres-

idential election. A prominent example of this kind is the ‘Community Em-

powerment Project’ which was initiated in 1994 by the Council for Cultural

Political Proc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41

Affairs (Huang and Hsu 2011). The project directly sponsored the community

movement organizations and encouraged them to rediscover their commu-

nities together with local residents through promoting local culture and his-

torical heritage. As argued by Ho (2005), the so-called ‘love for homeland’

attitude was actually a salient part of the mobilization potential for many

grassroots protests in the 1980s. With the influx of resource from the Commu-

nity Empowerment Project, many local culture and history workers began to

establish culture and history workshops around Taiwan. ‘Return to homeland’

became the zeitgeist of the new social movement in Taiwan of the 1990s. In

particular, seizing the rapidly grow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after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the 1989 Return My Mother Tongue Movement also crystalized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identity among Hakka people and then manifested

in the form of local culture and history workshops in the 1990s.

The facilitation from above has amplified the bottom-up process of

community revitalization, including various Hakka communities in Taiwan.

With the support from the state, local culture workers could engage in wid-

er spectrum of activities, such 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building after

disasters, and promotion of local industry. One of the significant but indirect

consequences of 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Project was the formaliza-

tion of some existing local social movements. For instance, the acceptance

of funding from 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Project marked a crucial

turning point of the Meinung Anti-Dam Movement. Although the activists

did not identify the movement as ‘community-making’ at the beginning, they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42

discovered that this was an opportunity to connect to more local people and

to build a broader organizational network outside the Meinung community.

By cultivating linkages with other social movements, the Meinung Anti-Dam

movement broadened its appeal to more audiences, such as community orga-

nizers, Hakka cultural activists, and even the independent rock artists. With

the support from legislators, most of the budget for the dam was cut and the

Meinung dam proposal was finally shelved in 1997 (Hou 2001).

Institutionalizing Dissent through Formal Policy Channels

During the 1990s, accessibility to the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system

in Taiwan gradually increased as more policy channels were opened to di-

verse sectors from society. The very first step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wa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PA) in

1987, which was then followed by promulgation of a series of regulations

(Ho and Su 2008). In 1994, another political institution, EIA, was enacted

which was intended to incorporate views from different sectors of the society

towards new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 projects. The codified EIA opened

the hitherto closed door for social movement sectors to advance their interests

through institutionalized means. With the help from scholars and professional

experts, EIA review process has become a possible, though not always prom-

ising, channel to voice out any objections or other opinions regarding new

infrastructural plans. For example, in the case of Hsianshang Tidal Flat De-

velopment in Hsinchu city, the Wild Bird Society of Hsinchu and other local

Political Proc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43

civil groups were able to exert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rough the EIA review and even to put a stop eventually to this state’s proj-

ect (Tang 2003).

Despite the institutional terrain was gradually opened, anti-infrastructure

demonstrations could still be seen in some controversial development proj-

ects. During the controversies over the development plan for the Binnan In-

dustrial Park, for instance, because the opposition coalition could not gain the

DPP’s support after the first stage of EIA review, the activists decided to mo-

bilize support from the mass public through taking to the streets (Hsieh and

Ho 2011). Finally, the EPA had to postpone approval of the Binnan project

for four years due to extensive media’s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project.

The case of the anti-Binnan Industrial Park movement illustrates the fact that

even accessibility to the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system increased, extra-in-

stitutional political action was still an important movement strategy to be

kept in reserve by the activists. Nevertheless, these oppositions have become

“more predictable and routinized” as most of the protest activities have been

structured according to the agenda of EIA review or other related legislative

procedures (Ho 2004).

To summarize this section,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was ex-

panding from a closed to an open configuration in Taiwan during the 1990s.

Since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Taiwan has experienced periods of liberaliza-

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The state responded to the social movement sectors

with less repression and more concession, for instance, through the imple-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44

mentation of 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Project. The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system was also increasingly accessible to social movements through

various formal channels such as the EIA so that they could participate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a larger degree. Against this backdrop of an open-

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the following sections will first offer a his-

torical account of Hsinchu’s urbanization between 1970s and the early 2000s,

and then explicate the political process of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the case of

Hsinchu HSR development.

Contentions over Urbanization in Hsinchu (1970s-2000s)

Hsinchu is located in northwest Taiwan (See Figure 1 for the map of

Hsinchu and the location of Liujia Village). It is adjacent to Taoyuan in the

north and Miaoli in the south. The Hakka people and Minnan people first

came to settle in Hsinchu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d began cultivating the

area from the plain along the coast toward the river valleys and hill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sinchu Science Park (HSP) in 1981, the population

of Hsinchu increased drastically due to an influx of employees of the HSP’s

high-tech manufacturers who chose to reside near their workplace. Owing to

the increased population, Hsinchu City was merged with Hsianshang Town-

ship and officially became a provincial city in 1982. Zhubei was then selected

as the next administrative center and new capital of Hsinchu County. The

Political Proc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45

Hakka people today constitute over 70% of the population in Hsinchu County.

Other ethnic groups include Minnan people, aborigines and new immigrants.

Figure 1 Map of Hsinchu County and the location of Liujia Village

Source: Homepage of Hsinchu County Government.

Of all the urbanization projects, the establishment of HSP in Hsinchu

City has brought about the greatest changes to Hsinchu in terms of land-

scapes, social rel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Chiu 2011; Hsu 2018; Lin

2015). In 1976, the Executive Yuan announced that land expropriation for

the HSP should begin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Hsinchu County Government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46

then officially started the task of expropriating farmland and small villages

in 1977. Nevertheless, two of the biggest clans in Hsinchu, the Hu and Hsu

clans, were reluctant to have their homes demolished. It finally led to violent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villagers and the police (Luo 2004: 43). The con-

struction work could eventually begin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SP had not only resulted in the demolition of

the farmland and families of the Hsinchu residents, it also destroyed the his-

torical heritage and culture of the original inhabitants (Chen 2000a).

Moving northward from Hsinchu Science Park to Zhubei, the first ur-

ban planning was announced in 1972. With the Zhubei railway station as the

urban center, the total area of this first urbanized zone is 518 hectares. After

Hsinchu City had become the provincial city in 1982, Zhubei City also began

the second stage of urban planning in order to prepare for the foreseeable

demands of more urban space to build the new administrative offices for the

new Hsinchu County Government. This second stage was also known as

‘Hsinchu County Government Phase I’ (1,119 hectares) and ‘Hsinchu County

Government Phase II’ (2,324 hectares). As both the Phase I and Phase II were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 ‘zone expropriation scheme,’ part of the land was

redistributed back to the original landowners and the redistribution was fin-

ished at 1990 and 2002 respectively.

In the meantime, the plan for Taiwan High Speed Rail Hsinchu Station

Area (309 hectares) was announced in 1999 which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d stage of urban planning in Zhubei. The Taiwan HSR cuts across

Political Proc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47

Liujia of Zhubei from north to south and 309 hectares of farmland have been

expropriat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sinchu HSR Station Special Zon-

ing District. This special district was expected to accommodate a population

of 45,000 people. Apart from the HSR Hsinchu station, this special district

would be divided into a commercial area, industrial area, residential area,

green space, and cultural preservation zone.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Hsinchu from the first phase to the third phase took place over a 30-year peri-

od, and as part of this process a vast area of rural farmlands was demolished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of Zhubei.2

Political Proces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Tile House Hakka Cultural District

Liujia is an agricultural village located in Zhubei, Hsinchu. It is actually

composed of six smaller villages, Aikao Village, Donghai Village, Dongping

Village, Luchang Village, Shixing Village, and Zhongxin Village. People liv-

ing in Liujia community were mainly Hakka people. The Lin family is one of

the major Hakka clans rooted in Liujia. Their ancestors migrated from Guang-

dong to Taiwan and settled in the farmlands of Zhubei during the Ching

2 In 2001, the last piece of rural land in Zhubei was also planned for development. Adjacent to the north and east of the Hsinchu HSR station, land with an area of 1,235 hectares was to be expropriated under the so-called ‘Puyu (literally jade) Development Plan.’ In 2004, the plan was recognized by the Executive Yuan as one of the nation’s major public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was renamed as the ‘Taiwan Knowledge Economy Flagship Park.’ After more than a decade of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landowners and the Hsinchu County Government, the revised plan was finally approved in April 2020 with concessions from the County government. Also see Hsu 2018.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48

Dynasty. Agriculture has been the core economic activity in Liujia. Rice and

sugar cane were the two main crops that Liujia people used to produce. How-

ever, owing to state-led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griculture gradu-

ally became a sunset industry from the 1970s. The coming of HSR during the

1990s marked the greatest transformation ever of the Liujia community (See

Table 2 for the list of major events).

Table 2 Chronology of Events

Executive Yuan approved the High Speed Rail (HSR) project Executive Yuan approved the route and stations of the HSR proje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reviewed and approved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for the HSR project The plan for the HSR station special zones was approved The High Speed Rail Preparatory Office announced the tender invitation for private participation through Build-Operate-Transfer (BOT) in the HSR project The Taiwan High Speed Rail Consortium and the Chunghwa High Speed Rail Consor- tium both submitted bids for the HSR project The selection committee evaluated the Taiwan High Speed Rail Consortium as having the best application proposal The Taiwan High-Speed Rail Corporation (THSRC)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Chen Ban promoted “Writing Everybody’s History” at Liujia Hsinchu County Government promulgated the “Hsinchu HSR Station Special District Project” (total area of 309.22 hectare) The construction of HSR began Contentions over the problems of land acquisition at Hsinchu The construction of viaducts was finished The construction of HSR Stations began The construction of tunnels was finished The first Hakka Cultural Reserved District was set up at the New Tile House The Taiwan HSR began operation

1991 1992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4 2005 2007

Source: Made by authors.

People in the Liujia community held disparate views regarding the com-

ing of the HSR. Yet they did not choose to confront with the state directly nor

Political Proc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49

remain completely silent, as their concerns over the HSR plan were addressed

to a degree by the state. There were roughly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opinion

(Chen 2000b). One third of the villagers welcomed the coming of the HSR;

one third had no opinion; the rest were opposed to it for various reasons. Ac-

cording to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HSR Hsinchu Station Zone Expropri-

ation Self-help Association’ (hereafter HSR Self-help Association) organized

by the people living in Liujia in March 1998, concerns relating to their imme-

diate interests ranked higher than all other sorts of opinions, but 25% of the

households were still opposed to the expropriation. Other opinions involved

the concerns over the rights of tenant farmers and the demand to preserve the

cultural heritage in Liujia (less than 10% respectively) (Luo 2004). In sum,

the opinions of Liujia people towards the HSR plan were already divided

from the beginning. In the following, I shall examine these divided opinions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identities, namely, (1) culture and history workers;

(2) concerned scholar; (3) Lin family; (4) other landowners; and (5) tenant

farmers (see Table 3 for a summary of informants’ views). This analysis is

mainly based on my interviews with the respondents and also field notes from

my fieldwork in Liujia complemented by secondary data, such as research re-

ports, and related newspaper and journal articles.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50

Table 3 Summary of Informant’s Views

Types of Informant Perceived Political Opportunity Culture and history workers

Perceived a favorable political climate, partic- ularly through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u- nity Empowerment Project

Demands Preservation of Hakka cultural heritage

Concerned scholar

Perceived a favorable political climate, par- ticularly through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EIA review process

Preservation of Hakka cultural heritage

Lin Family

Perceived a favorable political climate, partic- ularly through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u- nity Empowerment Project

Preservation of the New Tile House and their way of life

Other landowners

Perceived a favorable political climate, partic- ularly through protest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elf-help association

Fair compensation

Tenant farmers

Dependent on the majority of the community (mainly the landowners)

Fair compensation

Source: Made by authors.

Culture and History Workers

Chen Ban, the founder of the Atelier Third Workshop, and his team

began the work of video documentation in Liujia from 1992. Chen has also

published a book entitled Local History of Liujia Village (《六家庄風土志》)

(Chen 1998a)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s Founda-

tion. He then cooperated with the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and the Soci-

ety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3 in 1998 to launch the campaign ‘Writing

Everybody’s History’ at Liujia. During the period when he was conducting

fieldwork, land expropriation for the Hsinchu HSR Station Special Zoning

District also began. As a culture and history worker, Chen was disappointed

3 The Society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is an official organization established in 1996 which works closely with the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in providing trainings for government staff and community workers (Huang and Hsu 2011).

Political Proc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51

by the BHSR’s lack of interest in valuing and preserving the local culture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of Liujia. However, he was also very careful not to

intrude into the disputes between landowners and the government over the

issues involving monetary compensation.

While Chen did not join forces with the HSR Self-help Association, he

did pursue his own interest to save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heritage of Liu-

jia. According to my interview with Chen (interviewed on 25 May 2011), he

characterized his own interaction with the state as ‘communication’ ( 溝通 )

but not ‘confrontation’ ( 抗爭 ). First, using what Chen termed as the ‘hard’

approach, he attempted to criticize the planning of the HSR in the public

sphere, for instance, in the mass media and on the internet. Chen also formed

the ‘Formosa High Speed Rail Consortium’ to arouse public attention to the

HSR’s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Second, and more

importantly, he has engaged in the ‘soft’ approach and negotiated with the

BHSR by providing his fieldwork data for BHSR’s reference and consider-

ation (Chen 2000b: 72).

The major contribution by Chen in preserving the Liujia’s heritage was

employing the ‘soft’ line approach. He was successful in making the BHSR

alter the Special District Zone planning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cultural her-

itage in Liujia.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Chen’s fieldwork data and sugges-

tions were already considered by the BHSR review committee. Chen’s best-

known achievement wa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New Tile House. The New

Tile House was built by the Lin family ancestor 200 years ago with typical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52

courtyard house structure, including one main hall and two wings on the two

sides. It represents the significant and unique features of a Hakka village.

The New Tile House and the nearby farmland were initially included into the

urban planning of HSR Station Special Zoning District. The whole area was

planned to be demolished, except the Zhongxiao Shrine ( 忠 考 堂 ) of the

New Tile House. In 1999, Chen and some Liujia villagers from the Zhongx-

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first heard of this planning, and de-

manded that the whole New Tile House should be preserved. After a series of

negotiations with the BHSR and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of Hsin-

chu County Government, the entire New Tile House was finally preserved.

Apart from the New Tile House, Chen also successfully convinced the BHSR

to keep fifteen bak-gongs ( 伯公 ) intact, with a park to be built at the location

of one of the preserved bak-gongs.

During my interview with Chen, he mentioned the term ‘climate’ ( 氛

圍 ) quite often when he attempted to explicated his successful access to the

institutional channels during the HSR controversy. He asserted that the so-

cio-political climate during the late 1990s was rather open partially because

of 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Project. Chen’s perception of such climate

is actually a vivid illustration of the fact that political opportunity must be

perceived in order to bring about social change. After the first few meetings

with the responsible officials, Chen was invited to the subsequent meetings

held by the BHSR and the County Government regarding the planning of the

Hakka Cultural District at Liujia. In sum, the perceived openness of political

Political Proc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53

opportunity structure, or ‘climate’, did provide incentives for Chen to seize

the chance to alter the HSR plan within the institution.

Concerned Scholar

Apart from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BHSR and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workers, EIA has been another channel that allowed local voices

to be heard by the government. However,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ublic

opinion does not at the same time guarantee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s it will be revealed in the example below. Huang

Yun-shi (interviewed on 27 May 2011), a professor from the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at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was one of the informants

who had participated tangentially in the EIA review process. Apart from his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History, Huang is also a local resident at Liujia after

his marriage to a local woman. In March 1998, Huang was invited by the con-

sulting firm commissioned by the government to conduct independent EIA

for the Hsinchu Station Special Zoning District, to write the section on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for the EIA report.

Based on Huang’s fieldwork study at Liujia, he proposed preserving

over 20 places and houses because of the high historical value. He then sub-

mitted his part of the report to the consultant firm. Without informing Huang,

however, the consulting firm revised his report substantially and also deleted

his suggestions for preservation. The development plan for the Hsinchu HSR

Station Special Zoning was clearly initiated without any major changes in its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54

planning. It was until 2002, after all the EIA review processes were finished,

that Huang first discovered that his suggestions were revised and distorted by

the consulting firm (Huang 2005). Despite there was a perceived opening of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through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EIA review

process, Huang’s case demonstrated that EIA was not yet a genuine political

opportunity as such4. In other words, although the local perspective was in-

corporated into the review process at the very beginning, this did not guaran-

tee an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by stakeholders throughout the review process.

Local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were still considered to be of secondary im-

portance vis-à-vis development despite the existence of the EIA law.

Lin Family

Liujia used to be a single-surname village since the Lin clan migrated

from the mainland and settled in Zhubei. During the modern era, although

Liujia was no longer a single-surname village, the Lin clan could still exert

certain political influence on local elections (Chen 1998b). Moreover, the core

of the Liujia community also changed from the Lin ancestral hall to different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s. Village heads have also substituted for

the role of the Lin family in represen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Liujia commu-

nity. Nevertheles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in family and Hakka culture

and history has never been severed.

With the facilitation of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workers, the Lin family 4 See Ho (2004) for more discuss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IA during the early 2000s in Taiwan.

Political Proc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55

c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not only to rediscover the importance of their own

history but also to promote Hakka culture. Some Lin heirs, including one of

my informants (Lin Bao-yan, interviewed on 26 May 2011), also collaborated

closely with Chen Ban. These Lin heirs reformed the ‘The New Tile House

Folk Drum Group’ with Chen’s help.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Folk Drum

Group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1947. In order to celebrate Taiwan’s Resto-

ration, the residents of the New Tile House volunteered to form a 16-member

folk drum parade. These 16 men, dressed in women’s clothes, danced in a

comical way to celebrate the event. Forty-five years later, it was Chen who

brought the revival of this local folk culture back to the Liujia community.

Since 1997, the dance has become a special folk art of the Liujia village and

is also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best performances representing Hakka culture

in Taiwan.

However, people in the New Tile House were also facing the same prob-

lem, land expropriation, as all the other people in Liujia. There were around

20 households residing in the New Tile House before land expropriation.

Among them, seven households were initially reluctant to move out. After

around three years of resistance, all the Lin heirs finally left their ancestral

land in 2004. The New Tile House was finally handed over to the Hsinchu

County Government.

Other Landowners

Although Liujia’s landowners were usually portrayed in the mainstream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56

media as greedy individuals who were only after more compens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it actually overlooked the fact that sentiments of Liujia’s people

towards their homeland were much more complex and subtle. Some of the

villagers had deep affection for their homelands. However, no one would dare

to talk about such sentiments openly in the public hearings organized by the

BHSR in Liujia because they knew that such attempts would be in vain. Con-

sequently, the one and only legitimate claim left for the landowners in Liujia

to fight for was a fairer compensation scheme from the government through

organizing a self-help association.

In March 1998, village heads from Aikao Village, Donghai Village,

Dongping Village, and Shixing Village decided to establish the HSR Self-

help Association in order to organize the landowners in Liujia to strive for a

fairer compensation scheme. Under the zone expropriation scheme, landown-

ers in Liujia could opt to take back part of the land or receive monetary com-

pensation. Those who choose to receive monetary compensation could also

buy back their land with higher priority. The major basis for the landowners’

discontent was with the area ratio of the so-called ‘offset land’ to the origi-

nal land. Generally, landowners may retain around 40 percent of their land

through retrieval of the offset land, while the government could obtain around

60 percent of the lan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 prac-

tice, however, there were some cases of retrieval that could be higher than

40 percent.5 The basic intention of the Liujia’s landowners to organize the

5 The highest ratio is 50%, while in some occasions it could be 42% or 45%.

Political Proc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57

HSR Self-help Association was thus to fight for a higher and standardized re-

trieval ratio but not to stop the land expropriation per se. On 7 April of 1999,

the HSR Self-help Association allied with other HSR self-help associations

from Taoyuan, Taichung, Chiayi, and Tainan and organized a protest at the

Executive Yuan in Taipei. After the Executive Yuan had offered some limited

concessions (e.g. standardize the offset land area ratio to 42%), the ad-hoc

coalition of all the HSR self-help associations in Taiwan disbanded (Huang

2005).

During its inception phase, the HSR Self-help Association had already

solicited support from many politicians regardless of their party-affiliation

(Luo 2004). In the midst of the electoral competition, popular support and

opinions carry a lot of weight with publicly elected politicians. Local politi-

cians would usually choose to support the public, despite the fact that public

demands might sometimes stand directly agains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ol-

icies. In this case, Lin Kwang-hwa from the DPP showed a sympathetic atti-

tude towards the HSR Self-help Association when he was in office, however,

he still lost in the election of county magistrate in 2001 because the land-

owners in Liujia we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prolonged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County Government and the HSR Self-help Association. Zheng Yong-jin

from the KMT was then elected to be the next County Magistrate after Lin in

2001, partly owing to his supportive stance towards the HSR Self-help Asso-

ciation.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58

Tenant Farmers

The tenant farmers who were still leasing farmlands from landlords un-

der the term of ‘Rent Reduction to 37.5 Percent’ had no option but to receive

one-third of the land price as their compensation (the other two-thirds goes

to the landlords). Moreover, they also had to pay income tax on their mon-

etary compensation. In 2000, 159 tenant farmers in Liujia village received

income tax payment notifications from the National Tax Administration. 6

The tenant farmers thought that it was unfair as they not only had to leave the

lands where they used to make a living but also had to pay tax on the mone-

tary compensation received. However, this group of deprived tenant farmers

could not organize themselves to become an independent oppositional force.

According to my interview with an ex-tenant farmer Lin (interviewed on 29th

May 2011), the tenant farmers did join the HSR Self-help Association soon

after they were asked to leave their homes. Lin recollected that the HSR Self-

help Association was quite loosely organized. The only common objective

for both landowners and tenant farmers to organize together was to fight for

higher compensation. Although some of the farmers were reluctant to give up

their farmland and lifestyles, the desire to maintain their way of life could not

become the overarching demand of the HSR Self-help Association. The HSR

Self-help Association dissolved soon after all of the farmers received com-

pensation.

6 China Times. 14 December 2000.

Political Proc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59

Development of the First Hakka Cultural Reserved District

Alth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sinchu HSR station could not be al-

tered, the New Tile House was still preserved through the efforts of the Liujia

villagers and the local culture and history workers. Owing to the financial

problems of the Hsinchu County Government, however, the New Tile House

was left unattended for almost four years 2000 to 2004. Meanwhile, profes-

sors from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were commissioned by the Hsin-

chu County Government in 2002 to conduct a feasibility study of restoring

the New Tile House. Finally, the Hakka Affairs Council under the Executive

Yuan took on the responsibility to manage and develop the conserved area in

2005. The Hakka Affairs Council also announced the New Tile House as the

first Hakka Cultural District in Taiwan in the same year. The Preparatory Of-

fice of the Hakka Cultural Center was then established at the New Tile House

in 2006. The New Tile House Hakka Cultural District also allied with the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of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o form a ‘Hakka

culture learning centre’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aiwan. After the establish-

ment of the Hakka Cultural District at Liujia, it became the platform for a

wide variety of cultural activities such as the Hakka Cinema Festival and the

International Folk Drum Art Festival which are held in Liujia annually or bi-

annually. In April 2010, the Preparatory Office of the Hakka Cultural Center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60

was moved out of New Tile House owing to some disputes between the Lin

family and the Preparatory Office. The New Tile House is now managed by

the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of Hsinchu County Government (Chang 2018).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has contributed to the heritage studies literature by demon-

strating the theoretical values of the social movement approach in exploring

the process of heritage formation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New Tile House Hakka Cultural District in Hsinchu. This study also

aligns with the calls from heritage studies (Jones et al. 2018) and sociology

(Fligstein and McAdam 2012) that the insights from the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 are not only relevant but also important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wer dynamics occurring in other social situations including heritage con-

tests. Adopting the political process approach, I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of Taiwan was changing from a closed to an

open configuration from 1987 to 2000. Such changes in the configuration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opened up formal channels and informal

opportunities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o advance their demands regarding a

wide rang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In the case of the New Tile House

Hakka Cultural Distri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IA legislation and the

state-sponsored Community Empowerment Project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Liujia villagers and the concerned individuals to formally or informal-

Political Proc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61

ly participate in the negotiation with the BHSR. Although not all voices were

heard, the opening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has defused a wide array of social dissent

towards the land use disputes associated with the HSR development in Liujia.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d that political opportunity was indeed unequally

distributed across different types of contenders (Meyer and Minkoff 2004).

More importantly, I revealed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the perceived political

opportunity in the case of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New Tile House. The shift-

ing configuration of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was the major cause

that led to the successful conservation of the New Tile House, but the corre-

sponding perceptions by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workers and the Liujia villag-

ers also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seizing” the opportunities that allowed

their voice to be heard by the government (Goodwin and Jasper 1999).

There are several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First,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New Tile House is not entirely successful in hindsight as the area is not ful-

ly preserved in the ways as what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workers wished. In

some sense, the current case study thus does not serve as the perfect spring-

board for testing the political process approach in studying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Second, the current analytic approach also placed Taiwan’s

electoral competition largely behind the scene. Voters’ preferences may pos-

sibly lend most political leverage in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s Hakka

voters often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results of elections, their

preferences may thus directly influence conservation outcome. Future re-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62

search should explore how voters’ preference among the Hakka community

would have any direct impact on other cases of Hakka heritage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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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69

析辨閩、臺漳州平和裔家族的族群背景： 語言使用、族譜紀錄、自我認同之三重 證據法

吳中杰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

臺灣漢族研究傳統上原採漳、泉、粵三分法，從 1980 年代前普遍

不知道漳州人還可分為福佬和客家，到近年來的矯枉過正，俱為過與不

及。本文目的在於替漳州客家議題做出平議，試圖設立指標，用文獻比

對、實地調查取代「漳州全部都是福佬╱客家」的全盤皆是╱非的論述

方式，尋覓貼近真相的合理脈絡。調查的地點是漳州市中佔地面積最大

的平和縣。調查指標設定為語言使用、族譜紀錄、自我認同。輔助性的

調查條件則以漳州移民飛地判斷這些家族移出原鄉時所用語言。本文將

探討：（1）平和縣當代閩客語言使用界線；（2）按族譜紀錄來自汀州

客語區和漳州閩語區之家族分布聚落的界線。（3）當代福╱客族群自

我認同。定義出最嚴格（說客語、認同客家、祖籍汀州）到最寬鬆（不

說客語、不認同客家、但祖籍汀州）的客家族群身分，呈現入居現住地

以來歷時的語言╱族群身分演變。分布於最嚴格到最寬鬆之間的區域和

家族即為福佬化的客家人，簡稱福佬客。如此不至於把福佬人（說閩南

*　E-mail: [email protected] 投稿日期：2018 年 3 月 6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0 年 9 月 11 日

全球客家研究，2020年11月第15期，頁69-104  70

語、認同福佬、祖籍在閩語區）也通通當作漳州客家。從而達成閩、臺

漳州平和人福╱客族群嚴謹的析辨，取代印象式的概括，對於福建漳州

平和本地及其移民散布的臺灣、廣東等區域的語言及族群現象，取得更

周延的解釋。

關鍵字：客家、福佬、平和縣、語言使用、族譜、自我認同

Global Hakka Studies, November 2020, 15: 69-104 71

Distinguishing Ethnic Backgrounds of Pinghe Descendants in Fujian and Tai- wan: Triple Proves of Language Use, Pedigrees, and Self-identification

Al Chung-chieh Wu**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akka Culture Studi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he fact was rarely known that Zhangzhou people should include parts

of Hakka before 1980’s. However, recent researches leading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ll the Zhangzhou people belong to Hakka have also made a hypercor-

rection. This proposal aims to establish a reasonable estimation through liter-

ature review and field work on the attribution of Zhangzhou people. We will

excavate survey on Pinghe County in Zhangzhou and Taiwan. Criteria are

language use, pedigree of clans, and self- identification. Auxiliary conditions

are dialects spoken on those outliers of Zhangzhou emigrants. The article will

discuss （1） Hoklo and Hakka dialect, （2） Hoklo and Hakka ancestral

settlements, （3） self-identification of the habitants, either Hoklo or Hakka.

Then we could define Hakka ethnic group from the strict sense to the loose

one. Diachronic change of dialect and identification might also be shown. ** Date of Submission: March 6, 2018 Accepted Date: September 11, 2020

全球客家研究，2020年11月第15期，頁69-104  72

People who locate between the strict and loose lines should therefore be de-

fined as Hoklonized Hakka, which avoids the confusion of mixing genuine

Hoklo altogether. The distinctive effort will achieve a thorough explanation

on the linguistic and ethnic phenomena of Zhangzhou, and her outliers dis-

persing in Taiwan, Canton, Sichuan, and Malaysia.

Keywords: Hakka, Hoklo, Pinghe County, Language Use, Pedigree,

Self-identification

Global Hakka Studies, November 2020, 15: 69-104 73

一、緒論

福建漳州西部山區，元代時為所謂畲寇活動之範圍。據《國朝文類》

卷四十一記載，至元 17 年（1280）時，抗元畲軍的據點是：「陳桂龍

在九層漈畲、陳吊眼在峰山砦、陳三官水篆畲、羅半天梅瀧長窖、陳大

婦客寮畲」（轉引自謝重光 2001：198），即於今日之平和九峰、秀峰；

詔安秀篆；南靖梅林以及雲霄馬舖。除馬舖外，其他均為現在使用客語

的鄉鎮。明代萬曆年間的沈桴提及，詔安山區多燒山墾耕的畲民。清康

熙 58 年（1720）的《平和縣志》1，也說該縣山地原多猺種，「彼等稱

土人為河老，土人稱之為客」（李鋐等 1967）。這是文獻上首見以客

之名，稱呼漳州西部山區的人群，也反映了漳州畲民和後世所謂之客家

密不可分。康熙平和縣志又云「聲教日迄，木拔道通，猺種安在哉？」

（李鋐等 1967），說明文教及交通發展下，畲╱客被河老土人同化以

至於消失的過程，最遲在清初已經開始。

漳州西部人群的認同似乎也不同於漳、泉福佬。早在道光 8 年

（1828），馬來西亞檳榔嶼的粵、汀、漳移民共同出資建立義塚，並立

碑紀念，題為「廣東省暨汀州府、詔安縣捐題買公司山地」。詔安移民

不加入漳州幫，反而跟說客語的閩西汀州、粵東人一道，這群檳城的詔

安移民，最初極有可能說的是漳州客家話（湯錦臺 2010：222）。

廈門大學黃典誠教授於 1983 年的華語地區語言現代化規劃會議上，

率先把福建西部非屬於閩語的方言群，分為以邵武作代表的北客；以 1　原書為雕版印刷，無頁碼。1967 年成文出版社重印。筆者於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翻閱 此書。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74

長汀代表之西客；及南靖、平和、詔安交界處之南客（黃典誠 2003：

274）2。此乃語言學界第一次給予漳州客語區定位。李如龍、張雙慶

（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34 個取樣點中，特意包含詔安秀篆。

莊初升、嚴修鴻（1994）透過實地調查，提出漳州南靖、平和、詔安、

雲霄四個縣內的客家話分布，並擇南靖書洋曲江、詔安太平白葉詳細描

述。曾少聰（1994）是平和九峰的客語母語者，不僅將九峰話跟長汀、

梅縣相比較，也指出九峰鎮西郊的黃田，為閩、客語言分界線；客語侷

限於黃田以西的地區，並且閩南語勢力不斷擴張，有侵入客語區的趨

勢。

臺灣清代的方志或文人筆記，對漳州人內部分為福佬和客家二個族

群的認識並不明晰；如姚瑩（1957：111）說：「臺之民不以族分，而

以府為氣類；漳人黨漳，粵人黨粵」。桃園大溪市街主要由龍溪林氏福

佬和詔安秀篆李、呂客家共建，卻事先議定：「要將店屋退賣他人，須

要漳人承頂，不得另賣別州別府等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3：

1463）。道光 21 年（1841）調任淡水同知的曹謹，原本想仿照他之前

在鳳山縣興修水圳的經驗，將大溪內山河水引出，開闢渠道，灌溉粵東

客籍居多的中壢方面，卻遭漳州客籍居多的大溪住民反對而作罷，因為

「欲引漳人之水，以溉粵人之田，非民所能自辦也」（陳培桂 1963：

77）。日治 1926 年的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漳州人自成一類，

並未再細分福佬和客家。但歷次國勢調查中的福、廣，不是單純的省籍

差異，而具有方言別、族群別的意味。簡瑛欣（2006）發現照省籍來說，

宜蘭應該殊少廣東籍者；國勢調查中，特別是冬山庄，卻有 500 多人登 2　原發表於華語地區語言現代化規劃會議，檀香山：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交流中心， 1983 年 7 月 26 日。後刊載於《泉州師專學報》1983 年 2 期。

析辨閩、臺漳州平和裔家族的族群背景 75

錄為廣，因此他推測蘭陽平原眾多的漳州客家雖籍屬福建，卻因方言和

族群因素，被歸類到廣東族。許世融（2011）近年研究中部臺灣的系列

著作，也支持此一觀點。這是漳州客家在日治時期統計數字上的隱微出

現。

戰後的臺灣漢族研究仍多採漳、泉、粵三分法。直至 1987 年洪惟

仁在《客家風雲》發表專文〈消失的客家方言島〉，介紹桃園八德、雲

林崙背的詔安話方言島，後收錄於《臺灣方言之旅》這本書中（見洪

惟仁 1992）。呂嵩雁〈臺灣客家次方言語音探究〉（1994）發掘了桃

園大溪南興的詔安話。羅肇錦〈臺灣漳州客的失落與四海話的重構〉

（1998）係受林嘉書《南靖與臺灣》（1992）啟發，因為該書認為，南

靖縣除了最東邊靠近漳州府治的靖城、山城、龍山三鎮之外，其他各鄉

鎮主要家族均為下遷之汀州客家，無論現今是否使用客語。楊緒賢《臺

灣區姓氏堂號考》（1979）則提供了南靖縣著名家族在臺眾多分支的名

諱以及分布地點。羅肇錦將林嘉書的看法，結合楊緒賢豐富的材料，於

是始將 1990 年代已漸為人知的詔安客家，再上綱到漳州客家的層次，

主張臺灣漳州移民後裔包含大量客家人，特別是蕭、簡幾個大姓都具有

客家淵源。隨後《客家雜誌》即推出「尋找臺灣漳州客」專號（相關文

章見黃子堯 1999；吳中杰 1999c；莊華堂 1999；李坤錦 1999；羅肇錦

1999），中央大學的《客家文化研究通訊》也刊載吳中杰〈臺灣漳州客

家分布及其文化特性〉一文（1999b），漳州客家的觀念得到進一步的

推廣。

然而近年來漳州客家的相關議題，業已被毫無限制地擴大。林嘉書

（2004）查考全漳州 63 個姓氏、483 種族譜後甚至提出，漳州人是以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76

明朝初年遷入的佔 80% 汀州客家先祖為基底，因地理及經濟因素，明

朝中葉被泉州福佬所同化而形成的一個福佬人的支系。湯錦臺（2010：

74-75）亦贊成此說。這種談論已經不只是說漳州人包括局部的客家，

而是漳州人原先八成都是客屬，福佬語言文化則為其表層。客委會在臺

中、彰化、南投推動各鄉鎮市區的客庄資源普查、或客庄生活環境營造

計畫，各執行單位在中部這些漳州後裔蔚集之處，凡遇到祖籍南靖、平

和、詔安、雲霄四個縣的家族，都說彼等為客家，或在評審委員建議下，

列為疑似客家。從以往普遍不知道漳州人還可分為福佬和客家的事實，

到近年來的矯枉過正，俱為過與不及，並且很難說服非客家族群人士、

乃至尊重客觀證據的學術界接受。

本文目的在於替漳州客家議題做出平議，試圖設立指標，用文獻比

對、實地調查取代「漳州全部都是福佬」、「漳州全部都是客家」的全

盤皆是╱全盤皆非的論述方式，尋覓貼近真相的合理脈絡。

二、研究方法

以田野調查法，訪問民國以前就定居平和縣及其臺灣後裔之世居大

家族中，對宗親事務熟悉者，並蒐集族譜資料。調查內容包含普遍性的

調查指標、及輔助性的調查條件。

我們設立普遍性的調查指標為：

（1）語言使用：現在使用閩南語抑或客家話？祖先使用的語言跟

現在有否不同？

（2）族譜紀錄：民國以前就定居於漳州平和縣之世居家族，進入

析辨閩、臺漳州平和裔家族的族群背景 77

現居地前，上站祖地在何處？是閩南語抑或客家話區？臺灣平和縣移民

則詢問來臺之前，祖先在漳州平和居住的最後一個地點，即上站祖地。

我們不擬追溯到上站之前的居住地，因為往往已經超過福建的閩南語或

客家話區了，逾越本研究關切的主題：閩、臺漳州平和人福╱客族群析

辨，以及平和客語的分布與擴散。

（3）自我認同：覺得自己是福佬還是客家人？先輩是否提過以往

的族群認同，和現在有沒有不同？

本文並未採用文化習俗方面的指標，是考慮到習俗的傳播往往跨越

地域和族群；例如正月十五新丁點燈宴請的風俗，平和山格侯石祖籍海

澄縣（閩語區）的吳氏、跟平和安厚馬堂祖籍上杭縣（客語區）的張氏

都有（朱燦輝 2013：30、239）。又如土樓的興建，在康熙《平和縣志》

中已經普遍見到，當時稱為土堡，縣內不分閩客的各家族均出現。所以

不能說特定的某種習俗，必然屬於哪個族群。

為求更精準的評估，本文也列出輔助性的調查條件：

（1）現居地跟上站祖地相關聯的地名：如平和縣境內的長汀、連

城地名；彰化大村、南投市的平和厝地名。

（2）族譜上可反映閩／客語言特色的用字，甚至同音訛寫，藉以

判斷該文本書寫之時代其家族的使用語言。如舊厝（閩）／老屋（客）。

（3）根據吳中杰（2012）、崔榮昌（2010）得知，廣東大埔、潮陽、

潮南、普寧、陸河、陸豐、四川大足、金堂等地，均有明、清漳州移民

的閩╱客方言據點，不同於周邊的語言。可以據此判斷這些家族移出漳

州原鄉時，所用語言為何？

普遍性的調查指標跟輔助性的調查條件差別在於：每個在地大家族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78

都會有慣用的方言、自我族群認同、一般也都編修族譜，而族譜中通常

會有上站祖地，這些具有普遍性的事實，可作為基本指標。然而現居地

名未必跟上站祖地相關聯：老族譜可能是文言文書面語，脫離口語；新

族譜可能是普通話白話文，未必有反映閩╱客語言特色的用字。許多家

族未必有遷居廣東、四川後仍保持原有方言的族親足資旁證。這些條件

問得出來當然更好，能幫助我們判斷更正確；但也很可能問不出來，因

此只能是輔助性的。

於文獻比對方面，本文大量依靠各種地方誌和族譜的材料，曾運用

整個暑假到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民族所圖書館收集了許多素材；主要

是李鋐等（1967）康熙版《平和縣志》，記載了行政沿革、各姓氏分布

的聚落名。當代則有朱燦輝（2013）對平和全縣族譜的整理和分類，其

母本為林嘉書（1992）在南靖縣的工作架構。涂志偉（2008）對整個漳

州市各縣的宗族資料均有掌握，並對臺灣各鄉鎮有哪些漳州後裔相當瞭

解。陳支平、鐘菱在 2017 年曾以《客家珍稀譜牒文獻叢刊》為名，編

輯刊行了 100 卷客家族譜，其中有一定數量是漳州乃至平和的（見陳支

平、鐘菱 2017a，2017b，2017c）。即使如此，還是會有遺漏的宗族，

使我們必須進行實地調查。

本文是筆者長期在閩、粵、臺調查逐步累積的研究成果展現，田野

調查的時間跨距很大，從 1998 年撰寫碩士論文階段開始，當時收集的

全臺福佬客資料中，有許多就是平和後裔。此後持續逢聞必錄，在田野

中蒐羅一手資料，並不斷做筆記整理迄今。因此本文中摘錄的是 1998

到 2020 超過 20 年間對臺灣各地平和後裔的訪談結果。不唯臺灣，還有

1998 年起至 2019 年，歷年寒暑假在閩南和粵東的實地調查，包含族譜

析辨閩、臺漳州平和裔家族的族群背景 79

收集或翻拍、各地點平和閩語或客語的記錄，2008 年甚且發現了前人文

獻未曾提及之秀峰鄉和山格鎮的客家話；也做了莊初升、嚴修鴻（1994）

說到但沒有語料呈現的國強鄉、歧嶺鎮的客語採集，並且延伸到平和移

民的飛地，尤其關注廣東潮陽、陸河的漳州客家話以及移民歷程。

透過上述之設立指標及條件、文獻比對、實地調查等方式，對於福

建平和縣本地，及其移民散布的臺灣、廣東等區域的語言及族群現象，

將可得到更周延的解釋。以下按平和縣當代的行政區劃，依鄉鎮別呈現

目前的調查成果。

三、平和縣各鄉鎮主要家族的語言和族群

當代的平和縣共有 15 個鄉鎮。考慮到清代的建置，較合適於閩 - 粵、

閩 - 臺移民史的討論，我們將 1957 年由平和縣安厚鎮劃歸雲霄縣下河

鄉的後溪、赤土、白石後等村，以及原平和縣蘆溪鎮但劃歸南靖縣南坑

鎮的葛竹村，也納入研究範圍。關於平和縣客語聚落、閩語聚落、以及

福佬客聚落大致上的分布圖，可以參考圖 1。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80

圖 1 福建省平和縣閩、客、福佬客聚落分布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一）文峰鎮

該鎮一向為閩南語區。唐代義中禪師循漳浦南溪而上，抵達三平山

設教，是為三坪祖師。漳州方面的移民，多沿此路線進入本鎮開墾，例

如浦口村許氏即由漳浦遷來（朱燦輝 2013：57）。文洋村溪山、文美

村埔仔林氏來自漳浦洪厝，分遷南投鹿谷（朱燦輝 2013：8）。

（二）南勝鎮

該鎮目前為閩南語區。其中後市松柏林，原稱江西田，該村林氏奉

析辨閩、臺漳州平和裔家族的族群背景

81

祀祖先神林放，號為敵天大帝（朱燦輝 2013：76）；分香宜蘭壯圍、

嘉義新港月眉潭，而嘉義竹崎亦有其後裔分布。義路村原為義路社，該

地聚居的楊氏，發源於寧化石壁楊家坊，遷至平和九峰楊厝坪，再分支

義路社。臺灣後裔主要在嘉義大林鎮、屏東里港塔樓。3 何倉村何氏來

自雲霄縣馬舖客寮（何子祥 1928）。法華村陳氏來自寧化石壁下。

（三）五寨鄉

該鎮一向為閩南語區。林氏最多，源於漳浦；莊氏次之，源於永春

州，莊大田（林爽文事變重要領導人）即為五寨鄉優美村人（涂志偉

2008：72）；此外少有他姓。其中埔坪村林氏的臺灣後裔，為著名之霧

峰林家（黃富三 1987）。

（四）山格鎮

該鎮目前為閩南語區，但是我們實地調查得知，白樓村田中央屬客

語方言島，乃 1934 年自大溪鎮廖安遷來之張廖氏組成，更早之前源自

詔安縣官陂鎮崁下。該村還有說客語的何氏。高漈村楊氏的雲林庵關帝

廟，配祀汀州鄉土神明定光古佛，後裔遷彰化社頭鄉許厝寮、埔心鄉新

館、舊館村（楊大來 1995）。侯石村的吳氏祖籍海澄縣吳山坪（朱燦輝

2013：30）。寶豐村原名寶峰社，龔氏聚居，遷高雄林園龔厝、屏東恆

春槺榔林。

1998 年，我們曾訪問彰化埔心鄉新館村祖籍高漈的楊氏宗長，曾任

埔心鄉農會總幹事的楊吟先生，時年 96 歲。他在眾多族親晚輩面前鄭

3 筆者 1998 年訪問屏東里港塔樓國小楊明義校長所得。楊校長曾率宗親到義路謁祖。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82

重地說，雖然明末來臺的開基祖楊志武不是來自廣東，而是福建漳州，

仍屬於平和縣的客家人，只不過現在楊家後人變成漚客（福佬客）。埔

心一帶的福佬客，常見「阿叔 a11 su13」、「阿姑 a11 ku11」、「阿伯

a11 pa13」、「阿孊（伯母）a11 mi55」等客語稱謂殘留，然而楊家還

有「舅怙（舅父，漳州客語稱父親為阿怙 a11 hu55）kiu11 hu55」、單

位量詞「個」說 kai31 等未能於其他鄰近家族蒐集到的詞彙，更足以證

明楊氏原先使用客語（吳中杰 1999a：35-36）。

（五）小溪鎮

本鎮為 1949 年以後之平和縣治，目前為閩南語區。鎮中心原名琯

溪龜頭城，聚居著張氏宗族，該縣人民大禮堂，原即琯溪張氏宗祠。其

開基祖鐵崖公，宋末自永定奧杳攜長子遷來；元配華一娘帶次子開基南

靖書洋塔下（張襄玉 1980）。至今奧杳、塔下仍說永定南部腔的客語，

因此我們認為琯溪張氏原應使用客語。鄭成功部將張耍（後更名萬禮，

配祀於臺南延平郡王祠）即為小溪後巷人。臺灣後裔主要在南投市平和

厝（含平和里、千秋里）、鹿谷鄉廣興村。我們訪問廣興村人張宏鳴表

示，在接觸文史工作之前，不知道自身的客家淵源。琯溪黃氏也來自永

定金豐里碗窗社。巫氏肇基寧化，遷永定大溪口，復遷小溪鎮丘川，在

臺以彰化溪湖最密集。源於閩語區的家族則如來自海澄縣蔡港的溪洲村

蔡氏、以及來自龍溪縣下田頭的坑裡村蔡氏（朱燦輝 2013：51-52）。

縣治南郊的產坑村為平和縣李氏的始居地。李氏自寧化石壁遷上杭

稔田鎮楓朗、永定溪西崁下（一說湖坑）、永定大溪鄉莒溪；復遷平和

縣安厚鎮、小溪西山，雅稱為侯山（朱燦輝 2013：25-27）。西山李氏

析辨閩、臺漳州平和裔家族的族群背景 83

的系列祖地寧化石壁、上杭楓朗、永定湖坑，以及後續的遷居地 ── 詔

安秀篆青龍山 ── 俱為客語區，因此我們認為西山李氏原應使用客語。

產坑村緊鄰蔡氏的溪洲村，而西山跟林氏的南山亦僅一溪之隔，

使其缺乏保存客語的環境。彼等在臺分布甚廣，林衡道《鯤島探源》

（1996）已經提及北海岸金山的李氏祖籍小溪西山。他如彰化芬園、田

尾；雲林元長、西螺鎮中和里（俗稱街肚）；南投草屯、竹山；嘉義六

腳等，所在多有（李錦彬 1997）。李氏為草屯四大姓之一，集中於南埔

里，有西山、漳浦月是、詔安秀篆青龍山等數個來源。我們於 2014 年

訪問了南埔之詔安秀篆李氏後裔李萌蘭博士，她從祭祖用菜碗、為先人

個別做忌等習俗，認為自己絕非客家。這反映出草屯鎮即使來自詔安秀

篆客語區者，亦無族群記憶，遑論西山李氏。草屯公廟敦和宮主祀玄壇

元帥，即分香自小溪西山之侯山宮。

（六）坂仔鎮

該鎮目前為閩南語區，林氏最多；基本屬文峰鎮文洋村大洋社林氏

的分支，其中之一的火燒樓為林爽文故居（林恩顯 1984）。我們 2018

年訪問到林語堂的姪孫林平，他表示，林語堂雖出生於坂仔石鼓社，卻

非世居者，其父來自漳州龍溪北郊的天寶鎮五里沙。坂仔林氏多在臺

中大里、南投竹山、嘉義中埔同仁村。古林村曾氏來自江西永豐。石鼓

社蘇氏祖籍地為不甚詳細之「廣東檳榔社」，由於口語上菁仔即為檳

榔，我們考察附近地名，其所指有可能為廣東省大埔縣客語區大東鎮菁

仔坪，或往廣東省界方向的平和縣客語區秀峰鄉游氏聚居的青佳，該地

名乃菁仔腳的雅化。蘇氏在南投魚池為數可觀，並為鹿谷鄉凍頂的開基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84

者，爾後才為龍溪縣林鳳池家族所取代。蘇氏若為客屬，凍頂的地名由

此能得到解釋，因為客語崠頂為山尖之義（吳中杰 1999a：37），如新

竹寶山雞油崠、苗栗獅潭八角崠等；若然，則凍頂無關結凍的意涵。

坂仔心田村賴氏祖溯上杭古田，後於唐代遷寧化石壁田心、宋代遷

永定田心、平和安厚田心、平和蘆溪漳汀田心、詔安霞葛田心，元代入

居坂仔，將祖地名稱逆序，稱為心田。賴氏將歷來所居之處，都以田心

命名的慣例，讓族群記憶比別姓深刻。平和坂仔本地及其後裔 ── 彰化

大村平和厝賴氏 ── 都知道家族的客家根柢。除大村外，臺北北投石牌；

臺中北屯（四安派）、南屯；宜蘭五結等地，心田賴氏俱為著族（賴國

民 1968）。

（七）霞寨鎮

本鎮目前為閩南語區，以莊氏最著，1426 年來自南靖縣奎洋，奎

洋之前 1321 年從廣東大埔神前鄉獅子口遷入，即大埔茶陽鎮神泉社。

莊氏族譜將「前、泉」相混，為客語特徵；因「前、泉」大埔客語同音

tshien，平和閩南語「前 tseng: 泉 tsuan」則不同。莊氏宗親派衍臺中北

屯、霧峰，屏東里港三廍村、中萬甲（莊錦順 1995）。寨裡村周黃氏

是源於琯溪黃氏，明初入贅寨裡周氏所形成之雙祧，而黃氏來自永定金

豐里、周氏來自寧化石壁，俱為汀州後裔（陳支平、鐘菱 2017a），來

臺後主要集中於臺南鹽水、高雄林園。霞寨鎮北郊的西安黃氏也來自永

定奧杳。

王氏由漳州長泰縣唐蘇鄉遷來本鎮巖嶺，派衍新北市永和溪洲（黃

常 1981）。東郊的長汀村為最靠近縣城小溪鎮而有圓形土樓的聚落，

析辨閩、臺漳州平和裔家族的族群背景 85

該村盧氏明初由汀州永定下遷。嘉義新港中洋村、三間村、臺中市南區

西川二路的盧氏，即為霞寨長汀移民。值得注意的是，盧家雖為漳州籍，

日治時期卻參加閩省廣東會館，因此陳美鈴（2005：38）認為中洋村內

六斗、三間村三間厝乃平和客籍聚落。

（八）國強鄉

該鄉原名高坑，目前為閩南語區，但是西南角的白水漈屬客語村

落，跟大溪、九峰的客語區連成一片（莊初升、嚴修鴻 1994）。實查得

知白水漈外緣的新建、三五等村多賴氏，相較於坂仔心田村接近縣城，

新建、三五已經逼近大芹山麓，賴氏仍操閩南語，可見客語在該家族內

消失的徹底程度。鄰近的白葉村多陳氏，來自龍溪縣。鄉治高坑下瑤陳

氏，元初由汀州下遷，派衍臺中龍井茄投（陳朝卿 1989）；龍井龍天

宮仍奉祀汀州媽祖。

南郊的乾嶺為黃氏聚居，降清之後獻遷界計策，給予鄭成功重大打

擊的黃梧，即為寧化石壁起算遷來乾嶺的第 11 世（黃常 1982）。江佩

瓊《鴻江族譜》（1997：33）引用一篇平和大溪江氏舊譜序，文中提及

「海氛遂熄 ... 近二十載矣」，表示此序作於康熙 40 年代（約 1703 年）；

序中均以「小嶺黃公爺」稱呼黃梧，可見小嶺是乾嶺的別名。朱燦輝

（2013：18）也說乾嶺又名小嶺、霄嶺、或秀嶺。這樣說來，新北市金

山區萬壽里罾寮仔、清泉里西勢、三界壇的黃姓，來臺祖名黃寶，祖籍

小嶺冬節鄉，應該指的是平和國強的乾嶺。吳中杰（2012）根據金山清

泉里報導人黃北煌的口述「南靖縣小嶺」去搜尋，找到該縣梅壠總嶺頭

社的黃氏，即今梅林與奎洋交界的嶺頭，以及梅林北部的科嶺，雖同為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86

黃氏，卻跟金山的族譜對接不上，當地人也說未曾有臺灣金山宗親來尋

訪。從江佩瓊（1997：34）、朱燦輝（2013：18）的資料證明小嶺應在

平和，而非口傳的南靖。金山區清泉里黃姓，實查得知 1990 年代尚有

最後會說客語、以客語祭祖的老輩，目前 70 歲以上猶會親屬、數字等

少數詞彙，保留陰入唸低升調，「客六竹叔」舌根 -k 韻尾消失之漳州

客語特徵，是臺灣罕見的平和客語殘餘點之一。其實早在洪敏麟（1984：

347）就記載道：臺北縣金山鄉萬壽村的罾寮仔多客籍黃姓。金山的客

語殘餘，反映國強乾嶺原先應當說客家話。

根據張智嘉的報導，乾嶺除了黃氏，還有張氏遷居雲林斗南，在小

東里形成單姓聚落。

（九）安厚鎮

該鎮原名庵後，目前為閩南語區。東南角的龍峰頭（或作龍鳳頭），

今行政上分割為龍頭、美峰二村，林氏來自五寨鄉埔坪，1446 年就定

居現地（林恩顯 1984）；派衍宜蘭頭城、高雄燕巢中庄、旗山中寮等地。

北部的梧坑（或作梧鄉）曹氏，祖籍寧化曹坊鎮，先居廣東大埔，後遷

平和安厚，分遷潮州府潮陽縣關埠鎮港底、臺北士林、新北金山、彰化

員林東山。我們實際到寧化縣了解，發現確實有曹坑、曹坊、下曹（今

名曹昇）3 個曹氏聚落，而漳州一帶除了平和安厚以外，曹氏甚罕，卻

廣布於汀州客語區中的 5 個縣份，因此源於寧化應相當可信。西南邊的

大徑黃氏亦出自寧化石壁，到了元末，石壁起算第 3 世始分支：南二公

開基大徑、南三公遷往小嶺，即前節國強乾嶺之開基祖（黃常 1982）。

鎮治南郊的蓮塘賴氏，宋代由永定田心遷居。蓮塘第 12 世賴斌來，先

析辨閩、臺漳州平和裔家族的族群背景 87

居廣東大埔，後遷嘉義中埔和睦村（顏尚文、潘是輝 2000：26），表

示平和西部山區居民，未必從琯溪順流下九龍江出海移臺，也有可能如

蓮塘賴氏般，先往西鄰的廣東大埔順著韓江再來臺。嘉義中埔賴氏宗祠

的上下對聯，即分別以「平和、埔邑」開頭，其族譜吊線圖來臺一世祖

也以「平和遷大埔後遷諸羅崙仔頂」開頭，可見對大埔這個移民中轉站

的重視。

安厚最大家族當為馬堂張氏，祖籍寧化石壁，而石壁張氏宗祠面對

馬堂山，安厚馬堂因此得名。寧化後遷上杭溪南里龍門上村，張文通於

明初抵平和縣馬堂背鐵寮窩開基。後裔遍佈中南臺灣，包含嘉義竹崎覆

鼎金、雞籠山、糞箕湖；高雄美濃十穴；彰化市牛埔仔；雲林斗六石榴

班、林內溪仔底；臺中北屯、西屯區交界的頂、下七張犁、大雅區的橫

山、楓樹坑。張明樹《臺灣嘉義張氏大宗譜》（1978）錄有一篇馬堂籍

漳州府庠生張燥的序文，文中張燥自稱生於明隆慶庚午（1570），又云

「嘉靖戊子（1528）至今一百零七年」，序文寫作年代非常精確，即為

崇禎八年（1635），此序出現諸多客語詞彙，是馬堂張氏原本使用客家

話的重要證明。茲臚列如下：

表 1 張燥譜序（1635 年）的客語詞彙 客語用詞 譜序用詞

閩南語用詞

備註

釋義

房子

厝

房子的單位 塊（te21）

上方

下方

頂（作詞頭）

跤（地名通常訛 寫為「腳」）

屋

座

上

下

建屋、上屋、下屋、范屋、 長簷屋、老屋、曾屋、藍 屋、祖屋、私屋、護屋

三座、四座

上屋

殼樹下、東嶺下、峰山下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後方 舊

山脊

大芹山（地 名）

後（作詞尾） 舊

尖

大芹山

背 老

崠

嶺背、馬堂背 老屋

白石崠、米穀崠

大瓊山

大瓊山

資料來源：作者逐字整理自《臺灣嘉義張氏大宗譜》（張明樹 1978）。

88

平和閩南語芹 khin、瓊 kheng 不同音；平和 客語同音 khyn

另一項證明是 1957 年由平和縣安厚鎮劃歸雲霄縣下河鄉的後溪、

赤土、白石後等村，以及彼等分遷之下河鄉三星新村、和平鄉通貝、常

山樓仔嶺等聚落，都是馬堂張氏衍派。由於位置偏遠（俗稱縣尾 vien55

mui11），他們目前還使用客語（莊初升、嚴修鴻 1994）。嘉義竹崎復

金村的後裔也認為祖先原說客語。

（十）大溪鎮

本鎮基本說客語，但東南角的壺嗣、山布吳氏，在村內說閩南語，

到大溪鎮上講客家話，屬於雙語人群。壺嗣吳氏來自漳浦，分遷嘉義中

埔社口、竹崎義仁，阿里山通事吳鳳即其後裔。山布塘坪張氏，開基於

屏東恆春頭溝，派衍該鎮龍泉水、大坪頂、車城射寮，其族譜明確指出

祖先是「福佬客家人」（張榮志 2016）。射寮的地名由此能得到解釋，

因為客語 sia55 為家族分衍之義，則射寮就是張氏派分建立的聚落。大

溪鎮上有三大家族：江寨江氏、庄上葉氏、店前陳氏。江氏來自永定縣

大溪（一說莒溪），派衍桃園大溪；臺中北屯七張犁；彰化員林鎮興、

三塊厝；嘉義水上江竹仔腳（江佩瓊 1997）。葉氏來自詔安霞葛徑口。

陳氏比較特殊，來自閩語區漳浦沿海的杜潯，是本縣罕有的客化的福佬

析辨閩、臺漳州平和裔家族的族群背景 89

人，分遷嘉義民雄陳厝寮。店前還有姓朱的，來自廣東大埔矛坪（朱培

杉 1999）。該鎮南郊的廖安、赤安、高隱靠近詔安官陂，仍屬張廖氏

的勢力範圍。西郊的赤坑姓高，也源於寧化石壁，分遷彰化永靖。

廣東陸河縣治河田鎮近郊，也有來自平和縣的移民，自稱所說的語

言為「漳州話」，蔑稱本地的河田話為「畲佬話」。經我們實地調查，

這種漳州客話只有張、陳、高三個姓氏說，彼此方言差微小，主要在於

「水」張姓說 fui31；陳、高姓說 fi31。陳、高姓祖籍平和縣大溪鎮，

張姓來自秀峰鄉，皆已經繁衍 14-17 代。陳姓於元朝至正年間（1341-

1370）開基大溪，第 9-10 世遷河田，目前在世者為 24-27 世，約在明萬

曆年間（1573 - 1620）來到河田。這表示明朝中晚期，平和大溪陳氏早

已改說客語，並將漳州客語特殊的口音，帶到新居地河田鎮下薗村，在

海陸客家話包圍下屹立至今。下薗陳氏清代以降又分支苗栗西湖、高雄

甲仙。我們實際拜訪，發現西湖宗親僅保持海陸話的聲調，聲母和韻母

都跟四縣話合流了，並未留存陸河漳州話。甲仙宗親猶能四海混合腔的

客語。

（十一）蘆溪鎮

該鎮目前為閩南語區。莊初升、嚴修鴻（1994）認為蘆溪閩語隔斷

了漳州客語的分布，使其成為南、北二片。蘆溪主要家族源自閩、客語

區者皆有。人數最多的葉氏聚集於鎮中心，及東邊的蕉路、田螺盂、許

坑；來自南靖縣船場梧宅（陳支平、鐘菱 2017c）。葉氏分支雲林斗六

角帶園、斗南埤麻；嘉義梅山、竹崎；宜蘭市北門口。後壟翁氏來自漳浦，

但蕉路半嶺溫氏來自梅縣丙村，派衍臺中霧峰。2008 年我們訪問其後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90

裔溫振華教授，認為溫氏確實為客底。最北邊的小連城汪氏，祖籍永定

奧杳（朱燦輝 2013：57）。連豐詹氏祖籍永定縣大溪。樹林頭張氏雖

來自有客家淵源的安厚馬堂，經實查仍不會客語。西北邊的秀蘆溪蕉林

兜、西南邊的漳汀村陳氏，來自永定陳東鎮古洋（陳騰奎 1954），清

康熙年間（1654 - 1722）分遷廣東大埔縣光德鎮九社村（九子畲），成

為大埔客語區中之閩南語方言島。這表示早在清初，陳氏業已完成語言

轉換。在臺灣則分布於嘉義梅山、高雄甲仙，亦操閩語。

原 平 和 縣 蘆 溪 鎮 劃 歸 南 靖 縣 南 坑 鎮 的 葛 竹 村 屬 賴 氏（ 賴 國 民

1968），分遷新北市土城、板橋新埔。許順進（2010：5）提及平和縣

葛竹賴氏，明嘉靖年間（1522 - 1566），遷廣東普寧市麒麟鎮涇水、其

美等村，老輩猶能客語。實察得知潮陽、普寧交界的小北山區，約有

60,000 人說客家話，其中最大集市為潮陽區金竈鎮蘆塘，達 7,000 多人。

在普寧麒麟鎮附近的則有 4,000 多人。這個位於廣東潮州話區裡的客家

方言島，所說的是 -k 韻尾脫落、陰入讀低升調的漳州客語。普寧西部

南陽山區雖也有客語，卻近似於臺灣海陸話，跟小北山差別很大；因此

小北山客語不可能是在當地習得的，而是從漳州帶來的。這說明 1520

年代，出發地葛竹的賴氏應該還使用客語。

（十二）崎嶺鄉

該鄉原名呈奇嶺，目前多數村落為閩南語區，實察只有最靠近九峰

鎮的崎南及鄰接秀峰鄉的浮墩周氏講客語。周氏來自上杭，崎嶺通往九

峰的 207 省道沿線的詩坑、浮坪周氏卻說閩南語，他們跟崎南、浮墩周

氏的崎嶺開基祖相同，祭拜位於詩坑的同一座祠堂，以及位於南湖開基

析辨閩、臺漳州平和裔家族的族群背景 91

祖地的天湖堂保生大帝廟，語言竟不一樣。當地報導人對此現象習以為

常，不覺得奇怪。此種同宗族跨語言的例子，莊英章（1998：26）曾舉

出平和縣的曾氏，也是同個祖先傳下來的，隔一條溪就分別使用閩、客

語。這表示語言轉移的過程是漸進的，特定宗族不是驟然舉族改變的，

而是有些村落先開始福佬化。

來自廣東大埔湖寮的崎嶺羅氏目前操閩南語，分遷廣東大埔楓朗、

大東鎮（羅紋 1934），均為客語區。大埔楓朗寨裡田心羅氏使用的客語，

吳中杰（2010）曾採集並和大埔高陂相比，發現楓朗的音韻和詞彙偏向

漳州客家話。因此我們認為崎嶺羅氏原先說漳州客語，派衍大埔楓朗，

並在該地保存了許多漳州客語的特徵，然而崎嶺本地的羅氏卻先開始福

佬化了。

鄉治南邊的合溪陳氏，來自寧化石壁。崎嶺莊氏 1422 年自南靖縣

奎洋遷來（莊錦順 1995）。東邊的頂厝寨林氏祖溯興化莆田。塘坪寮

後則為何氏，分支嘉義竹崎昇平村。

（十三）秀峰鄉

莊初升、嚴修鴻（1994）列舉平和縣轄內有客語分布的鄉鎮時，並

未提及秀峰鄉；導致陳秀琪（2006）平和縣境僅選取九峰、大溪、長樂

三個點調查語料，卻獨漏秀峰。經我們實查，秀峰全境雖對外鄉鎮說閩

南語，在鄉內卻純說客語，口音和隔鄰的長樂鄉較為一致。秀峰人說蘆

溪鎮民是「死福」（單說閩南語）、長樂鄉是「死客」（單說客語）、

秀峰鄉本身則是「福佬客」（兼說閩南語、客語）；此種說法迥異於臺

灣學術界所稱的「福佬客」，係指祖先是客家人，現今不會說客語的客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92

屬後裔（吳中杰 1999a：1）。根據秀峰報導人估計，鄉治 5,000 多人均

為游姓，來自永定縣大溪鄉、下洋鎮月流（朱燦輝 2013：54），派衍

雲林斗六市林頭里番仔溝，為秀峰青佳游姓在臺後裔的單姓聚落。

秀峰南邊的福塘、文田姓朱、曾，跟崎嶺鄉的浮墩周氏客語村落連

成一氣。福塘姓朱、曾的是由平和九峰蘇洋搬來的。坪回黃氏由永定金

豐里經霞寨大坪遷來。三聯村甜竹子劉氏來自廣東大埔百侯松柏坑。

廣東陸河縣治河田鎮近郊「漳州話」使用者以張姓最多，即來自秀

峰鄉南豐村墩上、墩下。這表示明萬曆年間移民出發之時，秀峰鄉就是

說漳州客語的，並非晚近的變化。

（十四）長樂鄉

該鄉原名長富，為純客語區。鄉治距廣東大埔大東鎮白土村僅 3 公

里，姓羅的宗族報導人估計派下有 7,000 多人，祖先來自廣東大埔湖寮、

高陂（羅紋 1934），一說大東鎮（羅東海 2012：43），分支桃園龜山、

觀音崙坪。崙坪羅氏至今仍使用不同於周邊臺灣海陸話的語言，部分宗

親誤以為是饒平話，因為跟桃園現存的饒平話很接近。其祖籍為「平和

縣大埔祖庵邊老厝下」（徐貴榮 2007：240）4，我們考證今為長樂鄉建

南村案上。根據張屏生（2020）調查，崙坪的螞蟻說黃蟻、曬穀場說利

坪等特殊詞彙，不見於其他兩岸現存的饒平話和詔安話；所以可確定為

臺灣稀有之平和客家話孓遺。

此外，該鄉坪畲村曾氏千一郎一支，由永定太平寨遷來。該鄉農家

4 我們 2020 年實察觀音崙坪豫章祖塔家族簿，頁 22 登載其祖籍為「平和縣大埔祖庵邊 老厝下」，「大埔祖」指的是祖先來自大埔湖寮，並不是平和有處地名叫「大埔祖」， 因此徐貴榮（2007：240）將「大埔祖」當作是小地名有誤。

析辨閩、臺漳州平和裔家族的族群背景 93

村曾氏啟傑公一支，由九峰蘇洋遷來。

（十五）九峰鎮

經我們實查，該鎮南連大溪鎮、詔安秀篆，北鄰秀峰鄉、長樂鄉、

西接廣東饒平上善之地區均說客語，但崎嶺通往九峰的 207 省道由蘇洋

至黃田沿線，包含平和舊縣城九峰鎮治在內操閩南語，而不少人仍聽得

懂客語。該鎮閩南語區大致呈喇叭狀，對崎嶺方向開口，逐漸狹長地收

斂到黃田為止。足見交通要道及經濟發達的城關，語言先起變化。

九峰鎮民主要姓氏是朱、曾、楊氏。朱氏誼公派源於上杭下金簣竹

巷（今永定縣岐嶺鎮石培村），開基九峰蘇洋，分遷上坪、龍田。玉公

派源於汀州，開基九峰東關外、縣背。乾公派源於寧化石壁，開基河頭

社翔鵬。道六公派則由江西南昌直接入居九峰舊縣城（朱培杉 1999）。

曾氏念二郎一支由永定太平寨遷來，另一支由寧化石壁，元末素庵公即

啟傑公，遷到漳州海濱的三都白礁，因「山童海激（山丘光禿、海浪洶

湧）不可以奠居」，遷回內陸的九峰蘇洋，反映山居族群對沿海生活的

不適應（林嘉書，2013:599）。嘉義竹崎曾氏即由九峰舊縣城遷來；在

嘉義者早已不會客語，在九峰者如今 60 歲以上的猶能客語。5 楊氏發源

於寧化石壁楊家坊，遷至平和九峰福坪（楊厝坪），開基祖墳在鬍子背。

九峰福坪楊氏至今仍操閩客雙語，派衍臺北士林外雙溪、馬來西亞柔佛

新山峇魯（楊敦慎 1999）。九峰永思堂吳氏由廣東饒平弦歌都五圖埔

坪遷來，位於饒平客語區上饒鎮內；派衍新北市新店大坪林、十四張（吳

慶春 1971）。

5 根據嘉義竹崎曾氏族譜作者翁烔慶博士陳述。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94

臺灣部分的九峰客裔能夠認知漳州人內部還分作福佬和客家二類。

例如新北市石門區內石門的平和九峰上坪朱姓，在解釋為何不會講平和

客話時說道：「原本是『漳客』，予『漳仔』拖去，變做『泉仔』」，

意思是指漳州客家受到漳州福佬的影響，之後又屈服於大臺北泉州人居

多的大勢下（廖倫光 2009：343）。

四、結論

明朝正德 13 年（1518），王守仁建立平和縣，當時遷移許多江西

人來開闢此一新縣。以目前世居該縣的各家族族譜觀之，朱氏族譜就記

載道六公派由江西南昌直接入居九峰舊縣城（朱培杉 1999）。不過多

數居民仍是由汀州寧化、永定遷來。我們透過實地考察，得知潮陽、普

寧交界的小北山區講漳州客話，說明葛竹賴氏出發時（1522），至少平

和縣蘆溪的東部還說客語。陸河縣治河田鎮近郊的漳州客話，萬曆年間

來自平和大溪及秀峰。張燥的序文為安厚馬堂張氏於明末（1635）還使

用客家話的重要證明。新北市金山的客語殘餘，反映國強乾嶺清初應當

說客家話。歸納而言，外遷的飛地佐證明朝中期，平和縣曾經歷過客語

興盛的時期，包括蘆溪局部、安厚、國強等今操閩南語之鄉鎮，原先應

該通行客家話。大溪及秀峰則迄今維持說客語。

依據本文逐個鄉鎮的探討，我們認為平和縣的閩、客分布態勢，可

以歸納為以下 6 種漸變的類型：

（1）純閩區：鄉鎮內的家族淵源、認同、語言使用都是福佬，而

無客家來歷；文峰鎮、五寨鄉屬此型。代表家族為林氏，奉祀敵天大帝

析辨閩、臺漳州平和裔家族的族群背景 95

為其信仰特徵。其次是莊、許氏。莊大田即為五寨鄉優美村人，祖溯永

春州。林爽文乃坂仔鎮火燒樓人，實為文峰鎮大洋社林氏的分支。因此

部分文獻如羅肇錦（2000：273）將漳泉械鬥都視為 ( 泉 ) 閩和 ( 漳 ) 客

械鬥，甚或民變領袖如林爽文、莊大田都視為漳州客家，本文持保留態

度。

（2）閩客混居而無客家認同及客語使用：鄉鎮內的家族分別來自

閩南語區及客語區，無明顯地盤區隔；客家後裔的福佬化時間早且程度

深，不論平和、臺灣宗親，均乏客家認同及客語痕跡，僅存族譜記載汀

州淵源而已。南勝鎮、小溪鎮屬此型。福佬代表家族為林、蔡、何，客

家後裔則如楊、陳、張、李、黃等。

（3）閩客混居而有客家認同及客語殘餘：鄉鎮內的家族分別來自

閩南語區及客語區，地盤稍有區隔；客家後裔的福佬化時間較晚且程度

較淺，由平和、雲霄縣、臺灣、廣東普寧宗親觀察，尚存局部客家認同

及客語痕跡，如心田及葛竹賴氏、霞寨莊氏、馬堂張氏。坂仔鎮、霞寨

鎮、安厚鎮、蘆溪鎮屬此型。福佬代表家族為林、葉、翁、王氏，客家

後裔則如賴、莊、周黃、黃、盧、曹、張、溫、汪、詹、陳等。

（4）閩客混居而多數為閩南語區，僅少數客語區：鄉鎮內的家族

祖先分別來自閩南語區及客語區，在該鄉鎮閩南語區內，有客家認同及

客語殘餘，少數村落還能使用客語。山格鎮、國強鄉、崎嶺鄉屬此型。

福佬代表家族為林、吳、龔、龍溪陳，客家後裔則如楊、賴、黃、羅、

周、莊、汀州陳，仍會客語的是張廖、何、朱、曾、周氏的局部人口。

（5）閩客混居而多數為客語區，少數閩南語區：鄉鎮內的家族祖

先少數來自閩南語區，多數來自客語區，現今也還說客語；大溪鎮、九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96

峰鎮屬此型。福佬代表家族為漳浦吳、陳，但吳氏操閩客雙語，陳氏為

說客語的客福佬。客家人包含江、葉、高、張廖、饒平吳、朱、曾、楊

氏。但省道兩側及舊城關朱、曾、楊氏的局部人口，雖為客底，目前使

用閩南語。

（6）純客區：鄉鎮內的家族淵源、認同、語言使用都是客家，而

無福佬來歷；秀峰鄉、長樂鄉屬此型。代表家族為游、朱、曾、張、羅、

黃、劉氏。

我們以實際調查的個案對比，來觀察兩岸平和後裔之語言及族群屬

性變遷。其一是大溪鎮店前陳氏，來自閩語區漳浦沿海的杜潯，遵循開

漳聖王陳元光家族的字輩，是本縣罕有的客化的福佬人，於元朝至正年

間一世祖開基大溪，第 9-10 世遷廣東陸河河田，目前在世者為 24-27 世，

約在明萬曆年間來到河田。這表示明朝中晚期，平和大溪陳氏早已改說

客語，並將漳州客語特殊的口音，帶到新居地河田鎮下薗村，在海陸客

家話包圍下屹立至今。下薗陳氏清代又分支苗栗西湖，日治時遷高雄甲

仙；西湖宗親仍操海陸話，雖然並未留存陸河的漳州客話。甲仙宗親猶

能四海混合腔的客語。以上平和大溪鎮、廣東陸河、苗栗西湖、高雄甲

仙竹山巷陳家，均操客語、認為自己是客家人。

反觀蘆溪鎮秀蘆溪蕉林兜、漳汀村陳氏，亦於元代自永定客語區陳

東鎮古洋下遷，明末分遷浙江臺州溫嶺縣外海的南麂島虎盤；另一支復

於清康熙年間分遷廣東大埔縣光德鎮九社村，成為大埔客語區中之閩南

語方言島；表示早在清初之前，九社陳氏業已完成語言轉換。清代來臺

灣者，則分布於嘉義梅山，日治時遷高雄甲仙，而 1954 年大陳島撤退

時，南麂島虎盤陳氏亦退居屏東高樹鄉，成立虎盤新村。上述平和蘆溪

析辨閩、臺漳州平和裔家族的族群背景 97

鎮、廣東大埔、嘉義梅山、南麂島虎盤、高雄甲仙和安街陳家，均操閩

南語，認為自己是福佬人。值得注意的是，彼等數度遷徙，幾乎都有繼

續接觸客語的機會，因為蘆溪鎮被南靖書洋、永定、平和秀峰客語區三

面圍繞，形成閩南語方言半島；九社村更是大埔縣客語區中之閩南語方

言孤島；屏東高樹鄉的虎盤新村，跟右堆東振客家庄屬於同個行政村；

甲仙有眾多的桃竹苗移民；這些都並未撼動蘆溪陳氏的語言忠誠度。尤

其九社村的報導人，起先用大埔客語和我們交談，當他知道筆者會說臺

灣閩南語時，立刻轉變語言，此後交談再未切換回客語。他能以客語流

利說出生活詞彙，但進入單字音調查時，只能用閩南語唸漢字，唸客語

則斷續而勉強；這說明九社村陳氏被客家人圍繞 300 年後，閩南語仍是

第一語言。

綜合以上兩個陳氏家族個案的對照，可知元代（1368 年以前）汀州

客語區、漳州閩語區均有若干氏族入居平和，而在明朝中期的正德 13

年（1518）王守仁建立平和縣之時，不論閩轉為客（如大溪陳家）或客

轉為閩（如蘆溪陳家），縣內各聚落使用何種語言似已底定；等到明末

陸續外遷時，就各自維持閩或客語的使用及族群認同而少有變動。以臺

灣平和客屬後裔而言，即使近 20 年來政策鼓勵、學界提倡，依然罕見

回頭認同客家、學習客語的案例；因為他們的先祖雖於元明之際來自汀

州，但明朝中期迄今 500 年來，語言及族群認同早已固化、難於更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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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05

研究紀要

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 從空間論思考「活的博物館」

河合洋尚 *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日本綜合研究大學院大學副教授

湯紹玲

廣西民族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梁志敏

廣西民族博物館館長兼研究館員

本文為筆者對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記錄和思考。賀州市位於廣西

壯族自治區東北部，是廣西境內客家人比較集中的地區。為了建設廣西

民族生態博物館「1 + 10」工程，2007 年地方政府、學者、博物館人員

開始在賀州市建設一座大型生態博物館。這座博物館可以說是世界上最

早的客家生態博物館。實際上是按照建設計畫將賀州城區郊外的客家居

住地 —— 蓮塘鎮仁沖村、白花村指定為一座生態博物館，保護村裡的

圍屋等傳統建築，同時設立核心館（core-museum），在此展示本地收

集的生活文物（或稱老物件）。2017 年 6 月筆者一行到賀州客家生態

博物館進行了田野調察，2020 年 9 月筆者再次前往該地做了補充調查。

本文通過文獻資料和田野考察實踐，介紹這座生態博物館的基本情況，

• E-mail: [email protected] 投稿日期：2020 年 10 月 8 日 接受投稿日期：2020 年 10 月 23 日

全球客家研究，2020年11月第15期，頁105-136  106

繼續思考生態博物館是什麼？在與日本的生態博物館進行比較思考的基

礎上，提出非純客家的和被動的「客家空間」的相關問題，梳理以客家

文化定義的生態博物館的「場所」與當地居民的文化關係，借此探討客

家生態博物館的現狀與未來。

關鍵字：生態博物館、廣西民族博物館、客家、賀州、「場所」與居民

Global Hakka Studies, November 2020, 15: 105-136 107

Hakka Eco-museum in Hezhou: Spatial Perspective on a “Living Museum”

Kawai Hironao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Humanity,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and The Graduate University for Advanced Studies

Shaoling Ta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nthropology Museum of Guangxi

Zhimin Liang

Research Fellow and Museum Curator, Anthropology Museum of Guangxi

This paper aims to introduce an eco-museum in Hezhou, located in

northeastern of Guangxi province, Mainland China and populate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Hakka people. This large scale eco-museum was built under

the “1 + 10” project of Guanxi ethnic eco-museums in 2007. The area of this

eco-museum covers two villages: Renchong village, and Baihua village in

Liantang town, Hezhou. This museum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earliest Hakka

eco-museum in the world, where some Weiwu (traditional closed homestead)

was protected as a satellite museum, and a core museum was built to display

local cultural materials. We conducted fieldwork twice in this museum, first

in June 2017 and then in September 2020.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ield data ** Date of Submission: October 8, 2020 Accepted Date: October 23, 2020

全球客家研究，2020年11月第15期，頁105-136  108

and related literature, we outline the Hakka eco-museum of Hezhou and com-

pare it with those in Japan. In particular, although this museum is represented

as a “Hakka space”, several non-Hakka people livethere, while some typical

Hakka cultural symbols (such as Tolou architecture) are not existed. This pa-

per thus discusses the need to pay closer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people and “place” in future Hakka eco-museums.

Keywords: Eco-museum, Anthropology Museum of Guangxi, Hakka,

Hezhou, Place

Global Hakka Studies, November 2020, 15: 105-136 109

一、前言

2008 年，筆者之一的河合洋尚偶然聽說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以

下簡稱廣西）東北部的賀州市有客家專題的生態博物館。當時河合對這

件事情很感興趣，但因忙於廣東省的客家調查，故一直未能成行。此後，

河合把調查範圍擴大到中國南部各地的客家地區，而且在廣西境內選擇

的首個調查地又是位於東南部的玉林市。因為玉林市內有廣西客家人口

最多的博白縣和客家人口比率最高的陸川縣。又因為河合在日本國立民

族學博物館（以下簡稱「日本民博」） 工作，同時也從事博物館的相

關業務，因此越來越在意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到底是什麼樣的設施。

日本有許多關於中國之生態博物館的文獻資料，其中大部分與日本

民博的研究活動有關。1 例如，武内房司（2014）和曾士才（2016）系

統地介紹了中國以及貴州省的生態博物館。丹羽朋子（2016）撰寫了與

陝西省生態博物館相關的民族誌。另外，覃溥（2013）詳細地描述了廣

西生態博物館的建設動向。這些資料中除了覃溥論文較為簡單地提及之

外，幾乎沒有涉及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相關內容。中國大陸的生態博

物館大多以少數民族為研究對象，2 以客家為對象的生態博物館研究少

1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集展示、研究、教育三種功能於一體。大約擁有 50 名教員和 100 多名特聘研究員（含 Ph.D. 等），主要研究世界各地人們的生活與文化。另外作為研 究教育機構，設有綜合研究院大學的博士課程，由教員（教授或副教授）擔任博士生 導師指導學生。此外，還經常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演講會、共同研究會，將各類研 究成果以書刊、論文等形式進行出版發行。 2 武内房司、曾士才、覃溥等人的論文，也是廣西少數民族研究權威學者塚田誠之（日 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名譽教授、原中國組組長）主持的研究專案的成果。要說明的是， 這些論述並非完全忽視了漢族，尤其是曾士才（2016）提到了以漢族為主要居民的貴 州隆裡古城生態博物館。另外，丹羽朋子（2016）也以碾畔黃河原生態民俗文化博物 館為考察對象，那裡也是漢族的居住地。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10

之又少。機緣巧合，剛好本文筆者之一的湯紹玲，曾是日本國立民族學

博物館博士後研究員，而且又新入職到廣西民族博物館從事研究工作。

如後面所述，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屬於廣西民族博物館的業務管轄範

疇，3 借此機緣，有幸得到現任廣西民族博物館館長梁志敏（筆者之一）

的協助，於 2017 年 6 月前往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進行了實地考察。4 此

外，筆者三人還一起探討與調整了廣西境內的客家文化調查地，一同走

訪了廣西玉林市玉州區和陸川縣交界南江鎮分界村的居安莊、嶺塘村的

朱砂莊和新橋鎮大樓村的鄭氏圍屋。

基於上述內容，本文將重點介紹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建設過程和

現狀。要了解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首先要了解中國大陸整個生態博

物館的建設背景。1990 年後期，中國大陸掀起了建設生態博物館的熱

潮，之後在賀州市也建設了客家生態博物館。因此，本文第二節主要以

武内房司（2014）、曾士才（2016）、覃溥（2013）為依據，先介紹中

國大陸生態博物館的建設歷程，再概述廣西民族生態博物館 1 + 10 工程

。5 在第三節中，介紹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概況，隨後將根據筆者的

田野調查，對其景觀保護和展示、非物質文化的說明和表象進行論述。

最後繼續思考什麼是生態博物館，並與日本的生態博物館進行簡單比較 3　廣西民族博物館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首府南寧市，於 2009 年 5 月正式對外開放，是一 座公益性的省級專題民族文化博物館。以收藏、研究、保護、展示和傳承廣西 12 個世 居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為主，同時兼顧其他省份和世界各國民族文化的研究、資料 收藏和展示（王頠、張麗君 2016：80）。 4　此外，嘉應大學客家研究院研究員夏遠鳴也參加了本文的田野調查。 5　以廣西民族博物館為核心，將分佈在廣西各地的 10 家生態博物館有效結合起來，建立 「1 + 10」工程。廣西民族博物館作為「1 + 10」概念中的「1 」發揮「龍頭 」地位和作用， 10 家生態博物館構成「1 + 10」概念中的「10」。各生態博物館作為廣西民族博物館 的工作站和研究基地，在業務和事業發展上與廣西民族博物館聯為整體（覃溥 2009； 8）。10 家生態博物館分別是：龍勝龍脊壯族生態博物館、三江侗族生態博物館、融水 安太苗族生態博物館、靈川長崗嶺商道古村生態博物館（漢族）、南丹裡湖白褲瑤生 態博物館、金秀坳瑤生態博物館、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漢族）、那坡黑衣壯生態博 物館、靖西舊州壯族生態博物館、東興京族生態博物館。

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 111

的基礎上，以「場所」為視點對客家生態博物館的現狀和未來進行考察。

二、中國大陸對生態博物館理念的引進

（一）什麼是生態博物館 ?

首先對本文的主題──生態博物館──進行簡單的說明。

生態博物館（Eco-museum）是指 1971 年由法國民俗學者、博物館

學學者喬治・亨利・裡維埃（Georges Henri Rivière）提倡的「沒有牆壁

的博物館」。一般來說，生態博物館以村落等社區為博物館，選擇其社

區內的主要自然、建築、文化景觀等，將其作為保護和展示的對象。成

為保護、展示的對象，並不局限於「傳統 」且「有形的」自然或人工環

境，包含「近代的」且「無形的」技術或產業等。因此，生態博物館可

以保護、培育當地的產業，將其進行商品化、品牌化，有促進生產、消

費行為的可能性。裡維埃說，生態博物館的目的是保存與展示和當地人

們生活密切相關的自然、文化、產業遺產等，從而為當地的社會發展做

出貢獻（新井重三 1997：7）。另外，重要的是生態博物館不以行政為

主導，而是通過在此生活的居民參與保護、展示、運營為理念。生態博

物館是為了保護與展示和當地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有形和無形的遺產，

沒有居民的參與是無法成立的。因此，生態博物館與特定建築陳列國內

外各地收集的文物的博物館不同。在生態博物館中，展品經常被放入使

用它的人們的生活環境中。所以生態博物館與當地人的生活是同步的，

與其生活同時產生變化，被定義為「活的博物館」。

生態博物館被提倡的背景，是對「舊的」博物館的反省。通常印象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12

中的博物館（museum）是指在特定的建築物內集中陳列、展示文物的

機構。在日本，這樣的博物館建築常常被稱為「箱物 hakomono」。正

如人們經常指出的那樣，博物館是意識形態或文化表像的裝置。博物館

研究人員或館長按照自己的想法前往各地（周邊），收集從當地生活脈

絡中分離出來的特定文物，集中歸置到都市的「箱物」（中心）。然後，

根據展示方的意圖來擺放這些文物，用展板進行說明，再用視覺傳達給

大眾。大量文物當中的少數部分，需要按照故事情節來排列。這些故事

情節往往以研究人員或博物館有關人士的思考為中心，有的組成部分還

夾雜著政府部門的意向。因此，理應和文物有密切關係的「周邊」地區

居民，逐漸成為越來越遙遠的存在。裡維埃等人對這樣的「箱物」博物

館內部存在的中心－周邊的權力結構持有疑問。6 然後產生了一個想法，

就是文物不要抽離於當地的生活，建立由當地居民親手保存、展示的

「反－箱物」博物館，即生態博物館。

在裡維埃等人的倡導下，生態博物館這一理念不僅限於歐洲，也被

引進到包括亞洲在內的世界各地。不過，由於要適應各地的環境和社會

狀況，或者由於研究人員和當地居民思想的差異性，生態博物館在世界

各地的建設也不盡相同。裡維埃等人自身也鼓勵生態博物館的機能、形

式沒有必要統一，要根據各地的社會狀況和變化，以多樣化的形式展開

（里見親幸 1997：40-1）。一般來說，生態博物館的領域（territory）

主要由三個要素組成，即（1）以「箱物」為中心的核心館（core muse-

6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所謂的「箱物」博物館也在盡可能的範圍內重新審視博物館的中 央 - 周邊關係，關注當地社區（文物收集地）並與其生活者的對話。特別是近些年來， 民族學博物館一方面認識到博物館是表像裝置，另一方面又致力於如何讓當地社區人 們參與進來。日本民博的論壇型博物館專案，也是以此理念開展的社會性工作之一。 這個社會性工作不僅請當地社區居民閱覽討論藏品，還在網絡上公開藏品、展品，讓 社區居民直接在上面填寫與藏品相關的內容與看法。

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 113

um）；（2）作為保護、展示對象的衛星館（satellite museum）；（3）

連接相關內容的發現小道（discovery trail）（圖 1）。

圖 1 生態博物館的基本模型

資料來源：筆者參照新井重三（1997：19-20）製圖。

（二）日本的生態博物館：以山形縣朝日町為例

以日本為例，於 1991 年最早成立的山形縣朝日町生態博物館基本

上是按照圖 1 的理念建設的。在這裡，整個朝日町被規劃為生態博物館

的範圍，町政府附近有一個名為創遊館的核心博物館。創遊館裡面不僅

派駐了生態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還設有閱覽該町相關資料文獻的櫃檯、

以及供當地居民展示自己作品或想法的展區。另外，神木、神社、古建

築群則是衛星博物館，通過展板對歷史和文化價值進行說明，同時成為

保護對象。神社裡不僅有自古以來就凝聚著當地信仰的物件，還有設立

生態博物館時居民新搭建的內容。另外，葡萄酒工廠、蘋果園、蜂蜜農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14

場等也成為衛星博物館，在此生產與消費葡萄酒、蘋果、蜂蜜等。比如，

葡萄酒工廠對面種著葡萄，工廠內部不僅用展板展示著朝日葡萄酒及其

歷史說明，還可以參觀生產現場。這裡的葡萄酒作為知名品牌暢銷國

內。更值得一提的是，衛星館與發現小道之間有道路連接，隨處可見指

明去向的路標與說明牌。7

然而，日本有好幾百個生態博物館，它們與朝日町的形式並不一

致。8 它們或許沒有核心館，各式各樣不盡相同；或者只是學者和一些

村民提出了生態博物館的構想，甚至沒有展板展示。因此，生態博物館

究竟是什麼，很難找到其共同要素。另一方面，包括中國大陸，有的地

方雖然不掛生態博物館的名頭，卻在實施保護村落和集體住宅的事情，

並用展板展示當地的文化遺產。這個問題在最後的考察部分也會提及，

在此先把打著 「生態博物館」名號的案例作為考察對象進行討論。

（三）貴州省和廣西的引入

中國引進生態博物館是在 20 世紀 90 年代後期。早期引進的生態博

物館，有許多集中在南部的貴州省（以下簡稱貴州）和廣西。特別是貴

州是中國生態博物館第一個「實驗田」，接下來由行政主導引進到了廣

西。9

再重複一下，生態博物館於 1971 年由法國最先提倡，再擴散到歐

7　朝日町是由官民共同建設之日本最為成功的生態博物館之一。不過，2018 年 11 月筆 者（河合）在朝日町調查時，發現周圍的居民並不知曉該町是生態博物館。朝日町附 近的大江町是大型電視劇《阿信》的拍攝舞臺，當地的人們對筆者說，朝日町什麼也 沒有，若要觀光旅遊推薦去大江町。 8　日本エコミュージアム学会（1997）詳細介紹了日本生態博物館的多樣性。 9　與貴州、廣西一樣，少數民族眾多的雲南省則建設了民族文化生態村，以此代替生態 博物館。

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 115

洲乃至世界各地。歐洲早在 20 世紀 70 年代就開始建設生態博物館。不

僅如此，在北歐、法國提倡生態博物館概念的時候，已有過類似的嘗試。

比如：在挪威出現了批判早就有的傳統露天博物館，主張建立「新博物

館」的說法（武内房司 2004：411）。露天博物館終究還是脫離於各地

的生活脈絡，只是用一個開放的空間展示各地的民居和文物。

中國的生態博物館不是通過法國引進的，而是通過挪威引進的。

1994 年在北京召開之博物館國際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ology，簡稱 ICOFOM）的年會成為了這一活動的契機。挪威生

態博物館的核心領導者耶斯特魯姆（John Gjestrum）等人參加了這次會

議。耶斯特魯姆曾在首都奧斯陸北部的 Toten 生態博物館擔任館長，他

在會議上介紹了生態博物館。當時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蘇東海對生態

博物館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並希望得到耶斯特魯姆的協助，將其引進到

中國。

1995 年，蘇東海和耶斯特魯姆獲得了貴州政府相關部門的支持，加

上貴州省文化廳文物科科長胡朝相的協助，啟動了貴州生態博物館建設

工程。隨即，將貴州省西部六枝特區梭戛鄉指定為中國第一個生態博物

館。六枝特區梭戛鄉是被稱為「箐苗」、 「長角苗」的苗族村寨。接

下來，他們又將靠近省會貴陽的花溪鎮山村（布衣族居住地）、黔東南

苗侗族自治州的黎平縣堂安鄉（侗族居住地）、同自治州錦屏縣隆裡鄉

（漢族居住地）納入到了生態博物館工程（武内房司 2004：408-11）。

1998 年耶斯特魯姆、蘇東海、胡朝相等人制定了可稱之為中國生

態博物館憲章的「六枝原則」。提出文物應當和當地居民的生活聯繫在

一起，管理它的主體是居民等一系列方針。實際上，在六枝特區梭戛鄉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16

建立生態博物館時，組織了「箐苗記憶訓練班」，有 10 名村民被選中，

接受了如何運營生態博物館方面的訓練（武内房司 2004：408-11；cf.

曾士才 2016：81）。然而，由學者和政府官員組成的二人三腳這樣的

貴州生態博物館，這種由上而下型卻正是中國生態博物館的原點。與前

面所述的日本山形縣朝日町居民自主引進生態博物館理念的自下而上型

的過程，又有很大的不同。如胡朝相所說的：「中國大陸生態博物館應

該從中國的實情出發」（胡朝相 2000：61-62），實際上是以行政為主導，

尋求（部分）社區居民協助的方式。

不僅是貴州，中國內地生態博物館多傾向於選擇遠離都市的喧囂、

自然環境優越的貧困村落（菊地真純 2001：11；覃溥 2013：27-8）。

根據在貴州進行田野調查的人類學者曾士才介紹，被指定為生態博物館

的上述 4 處村落，從 1995 年開始取得政府的支持，推進了基礎配套設

施建設，不僅保護、修復了村落景觀，還修建了通往城市的道路。因此，

本應成為生態博物館主角的社區居民，特別是年輕人紛紛到城市去打

工。另外，由於生態博物館變成了旅遊勝地，村民在文化保護與旅遊開

發的夾縫中左右搖擺，出現了更重視後者的趨勢（曾士才 2016：82）。

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 117

圖 2 廣西生態博物館以及廣西民族博物館的位置

說明：EM 表示生態博物館（Eco Museum）。

資料來源：筆者參照覃溥（2013）製圖。

可以說，當時的生態博物館在文化保護和旅遊開發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是劃時代的工程。10 因此，從 1998 年開始位於貴州隔壁的廣西

也開始探索、引進生態博物館理念。2001 年，廣西相關政府官員訪問

貴州，視察了梭戛苗族生態博物館（覃溥 2013：27）。2003 年開始，

廣西政府在南寧市修建廣西民族博物館，並決定在廣西境內的數個村落

同時建立生態博物館。首先被選為生態博物館試點地區的是 — 南丹縣

的白褲瑤族村落（2003 年）、三江侗族自治縣的侗族村落（2004 年）、

靖西縣舊州的壯族村落（2004 年）。2005 年，將廣西的 10 個村落建成

10 例如，生態博物館成立後，梭戛鄉的個人年收入增加了（武内房司 2004：416）。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18

生態博物館的同時，提出與其「中心」— 廣西民族博物館相結合的方

針，稱為廣西民族生態博物館建設的「1 + 10 工程 」（ 覃溥 2013：28-

32）。「1 + 10」的「1」是指廣西民族博物館，「10」是指 10 個生態

博物館，根據該工程建設的廣西民族博物館如圖 2 所示。與貴州一樣，

廣西也傾向於把生態博物館建在遠離都市喧囂的村落，而且 10 座生態

博物館中有 8 座是少數民族（壯族、瑤族 11、侗族、苗族、京族 12）。雖

然廣西一半以上的人口是漢族，但漢族生態博物館僅有 2 座 13。其中的

1 座就是本文的研究對象——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

三、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概況和現狀

（一）地區概況和生態博物館的結構、功能

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始建於 2005 年，於 2007 年 4 月 13 日落成。

成立時間僅次於前面所述的三個地區（南丹裡湖白褲瑤生態博物館、三

江侗族生態博物館、靖西舊州壯族生態博物館），是廣西成立的第四個

生態博物館。該生態博物館位於賀州市八步區蓮塘鎮，保護區範圍涵蓋

白花村和仁沖村兩個村寨。14

根據鐘文典所著的《廣西客家》，雖然廣西境內沒有 100% 客家人

的「純客家縣 」，但是 80 多個縣住著約 900 萬客家人（鍾文典 2011：

11 金秀縣的瑤族村落，因人類學家費孝通曾在此開展田野調查而廣為人知。 12 京族是中國 55 個少數民族之一，而越南則以京族為主。 13 另外 1 座漢族生態博物館（長岡嶺村漢族生態博物館），位於桂林市靈川縣。靈川縣 曾是連接廣西與湖南省的交通要道，作為中原文化與嶺南文化的交匯之地備受關注。 14 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保護範圍包含了白花村寨腳大圍、白花洞心大圍、仁沖村大江屋、 仁 沖 江 家 新 圍 屋 和 白 花 江 家 等 幾 座 客 家 圍 屋 以 及 自 然 生 態 環 境（ 樊 苗 苗 2009： 79）。本文筆者們開展的田野調查主要是前往了白花村陳氏圍屋（核心館）、仁沖村 客家圍屋（江氏圍屋，也叫大江屋）。

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 119

11）。如果這個數字準確的話，那麼廣西總人口的 20% 是客家。其

中，客家人口數量和比例最高的是前面提到的玉林市管轄的博白縣和

陸川縣。根據《廣西客家》統計，博白縣的客家人口約 85 萬人，約占

縣人口比重的 65%；陸川縣的客家人口約 50 萬人，約占縣人口比重的

69%。另外，位於南部的防城區市區和東興市的客家人所占比重約為當

地人口的 50%。而作為廣西北部客家人口占比最高的地區之一，也就是

賀州市八步區占比為 41%（鍾文典 2011：59-88）。

賀州市八步區有幾個客家人比較密集的鄉鎮。例如，根據實地調查

得知，被指定為生態博物館的蓮塘鎮白花村的村民大多數是客家，其中

從五華縣移居過來的客家子孫最多，他們說五華客家話。15 不過，白花

村也有從江西省等其他地區移居過來的客家人。另外，該村還住著少量

的廣府人，山的另一邊還住著瑤族人。16

筆者（河合）曾事先在博白縣與陸川縣進行過實地考察，對於為什

麼客家生態博物館建在賀州一直持有疑問。要說廣西客家居住地，那就

是博白縣和陸川縣兩地了。此次在賀州進行田野調查時瞭解到，在蓮塘

鎮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大型圍龍屋建築，這成為在此建設生態博物館的重

要因素，不過當時也考慮了當地客家文化保存程度等要素。特別是仁沖

村有一座建于清道光年間的巨大圍屋（圖 3），這是目前中國保存最完

整、規模最大的古建築之一，備受關注（cf. 覃溥 2013：35）。17 因此，

15 根據蓮塘鎮的客家說明，賀州居住著從各個地區移居過來的客家。其主流是廣東省東 部的五華縣、揭西縣河婆鎮、河源地區的客家。河婆客家在公會鎮（2007 年由八步區 改為平桂區），河源客家多在桂嶺鎮。不過，筆者還未在公會鎮與桂嶺鎮進行過田野 調查。今後有必要在這些地方開展實地考察，進一步確認該內容。 16 據白花村村民說，原來這裡住的是瑤族，後來被廣府人驅趕到了山裡，因此廣府人與 瑤族的關係比較微妙。 17 當然博白縣和陸川縣也有大型的圍屋（河合洋尚 2012），但早在 2005 年就籌畫建立 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作為文化資源，據說當時沒有受到學術界和政府的過多關注。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20

該生態博物館以數個大型圍屋作為亮點被確定下來。

圖 3 客家圍屋與周邊獨棟民居樓房 資料來源：湯紹玲於 2020 年 9 月攝影。

圖 4 核心館入口（陳氏圍屋） 資料來源：河合洋尚於 2017 年 6 月攝影。

圖 5 核心館內部展品 （陳氏圍屋） 資料來源：河合洋尚於 2017 年 6 月攝影。

圖 6 客家圍屋內的民具展示 資料來源：湯紹玲於 2020 年 9 月攝影。

如上一節所述，生態博物館的基本構造由核心館、衛星館、發現

小道三要素組成。在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也確認到了這三個要素。生態

博物館範圍内有記憶文化館（圖 4），也就是所謂的核心館（陳氏圍屋），

據核心館的管理人員介紹，位於白花村的這棟建築原來是陳氏所有，過

去叫「白花農會」。2005 年在這裡建設生態博物館，它就被改造成了

核心館。

核心館的主體就是圍屋，其中從區域內收集過來的生活用品，在

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 121

這裡得到保管的同時，還用展板進行展示解說。展板說明傾向於將這些

文物解說為「客家的」文化遺產。核心館也就是在當地建立的「箱物」

博物館。不過，通過筆者的參與觀察，在核心館裡展出的記錄當地民俗

的照片、錄影、文字資料較少。可以再次確定，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

重點是圍屋 18。

圖 7 賀州客家圍屋（江氏圍屋、仁沖村）的導覽圖

資料來源：河合洋尚於 2017 年 6 月攝影。

18 最初將核心館稱為「記憶文化館」，挪威的生態博物館把它當作「資料資訊中心」而 受到重視。前面提到的耶斯托勒姆等人，不只是保護建築物，展示文物，還要以照片、 錄影、文字資料等形式保存當地民俗（非物質文化）相關的「記憶」，並向村民開放。 實際上在貴州六枝特區梭戛鄉以村民為中心舉辦「箐苗記憶訓練班」，推進了該專案 的實施（武内房司 2004：412-3；cf. 曾士才 2016）。不過，這次在賀州生態博物館卻 沒有發現進行過此類項目的跡象，或許有，只是沒有在核心館展示出來。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22

圖 8 生態博物館內的水車與客家 圍屋 資料來源：河合洋尚於 2017 年 6 月攝影。

圖 9 區域內客家女性的日常生活

資料來源：河合洋尚於 2017 年 6 月攝影。

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內有幾個「旅遊景點」，再次強調一下作為亮

點的是客家圍屋。客家圍屋位於仁沖村，圖 7 是掛在入口處的導覽圖。

入口處前面有停車場、旅客服務中心、售票處等，進入售票區域就能看

到水車和圍屋（圖 8）。其他還有客家宗祠、花園等自然景觀。這些作

為衛星館平時也對外開放，訪客可以自由參觀。在衛星館，同後面所述

一樣有展板說明，並設法讓遊客用客家文化的視點進行參觀。衛星館之

間修好了路，用地圖和說明牌標出路徑，形成了所謂的發現小道。生態

博物館裡現在還住著以客家人為主的村民（圖 9）。

（二）生態博物館展示與客家文化的發掘與繼承

那麼，實際上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衛星館是如何進行保存與展示

的呢？關於這個問題，以該館為亮點的圍屋為例展開論述吧。賀州客家

生態博物館區域內有好幾個圍屋類型。從圍屋 A 開始看吧，它被當地人

命名為「府第式」。這棟圍屋（指江氏圍屋）是由從五華移居過來的江

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

123

姓客家建造的。圍屋 A 的建築結構如圖 10 所示。

圖 10 圍屋 A 的建築結構

資料來源：河合洋尚製圖。

如圖 10 所示，圍屋中央是江氏宗族的居住地，最裡面是祖堂，供

奉著祖先牌位和土地公。祖堂後面有一個被稱為「花頭」的高臺，那裡

鋪滿了石頭。另外，居住地正面（入口一側）有禾坪，這裡晾曬著當地

產的煙葉。禾坪的前方有一個池塘，這個建築的結構，實際上類似於廣

東東部的集體住宅——圍龍屋。19 不過，在當地這種建築形態不叫圍龍

屋，而叫府第式。

19 此圍屋入口大門叫推杠門，和廣州市等珠江三角洲一帶的趟櫳門極為相似。珠江三角 洲一帶的趟櫳門被認為是廣府文化的代表（河合洋尚 2013a：137）不過，河源市的客 家地區也有趟櫳門，實際上從這種建築形態並不能充分說明客家文化和廣府文化的區 別。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24

圍屋 A 是對外開放的，訪客可以自由參觀。圍屋的建築結構以及在

裡面的人們的生活方式成為了主要的展示物（參觀對象）。如圖 10 所

示，祖堂的牌位、桌子、花頭、水井、居民房門口堆放的衣服、禾坪上

晾曬的煙葉等，都是反映人們生活的「展示物」。衣服和煙葉等，根據

季節和時間段的不同也許不能看到，不過這些變化也反映了生活的一部

分。另外，居住在生態博物館的人們會在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

節等祭拜祖先或舉行活動，這些也是訪客可以參現體驗的「活生生的展

示物件」。

在圍屋中有與展示物相關的歷史、民俗方面的說明牌。例如，圖 10

所示圍屋後面的八角井、壯膽盆旁邊放著說明牌。據說明牌介紹，當地

把八角井的水信奉為長壽之水，有把出生三天的男嬰帶到壯膽盆來洗澡

之類的習慣（圖 11、圖 12）。20 另一方面，比如以客家為對象的博物館

中的標配——「從中原南遷移居過來的說明 」，在圍屋裡面看不到，

而這些則展示在核心館（圖 4 陳氏圍屋）。作為衛星館的圍屋，展示說

明了江氏宗族的遷移和族內成員資訊。21 特別是住在賀州客家生態博物

館的江氏宗族人才輩出，包括本地著名商人江海青以及研究西南少數民

族的著名人類學家江應梁，22 因此這裡展出了江海青和江應梁的簡歷。

20 廣東省東部圍龍屋的花頭（在廣東稱為「化胎」）和其周圍是與生命相關的場所（飯 島典子等 2019： 116；河合洋尚 2020：169）。在廣東很少見到壯膽盆，不過從展板可 以看出，賀州也同樣把花頭「化胎」看作是充滿生命力的地方。另外，據當地村民介紹， 在花頭種植柚子的情況很多，柚子是有孩子的意思，在祭祀祖先的時候要擺上桌。這 種習慣和觀念與廣東東部的客家地區很相似。不過，在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裡，花頭 前方附近幾乎沒有供奉五方五土龍神。 21 不過，依據 2017 年 6 月圍屋展示的江氏移居路徑圖來看，他們是從福建省寧化縣到上 杭縣，再經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移居至賀州，這與民間認為江氏是五華客家的說法有 出入。 22 江應梁（1909-1988），發行了《擺夷的文化生活》和《西南邊疆民族論叢》，支撐了 中國人類學的草創時期。不過，江應梁是在昆明出生並長大，後來在廣州求學。可以 說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圍屋是他祖先的發祥地。

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 125

這些展示說明不一定寫有「客家」的字樣，但是這個生態博物館的名稱

原本有形容「客家」的意思，因此訪者會以「客家文化」的角度來看待

這裡的所見所聞。

圖 11 展板說明牌 資料來源：河合洋尚於 2017 年 6 月攝影。

圖 12 八角井、壯膽盆與相關說明牌 資料來源：湯紹玲於 2020 年 9 月攝影。

圖 13 客家圍屋內的住戶 資料來源：湯紹玲於 2020 年 9 月攝影 。

圖 14 導遊在解說圍屋內的老物件 資料來源：河合洋尚於 2017 年 6 月攝影。

實際上在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不少「裝置」可以讓訪客將在村

落中所見到的物質和民俗（非物質）理解為「客家文化 」。賀州客家生

態博物館內派駐了觀光導遊，導遊是受過訓練的村民，穿著「客家特色」

的衣服，口頭講解圍屋內的老物件（圖 14）。據導遊介紹，他們在從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26

小就耳濡目染的村落民俗知識的基礎上，閱讀學習客家的相關書籍，向

訪客講述村落的歷史和民俗。因此，他們在描述以圍屋為主的生態博物

館的老物件或民俗時，往往將它們與客家文化聯繫起來進行口頭說明。

另外，在圍屋外的展板說明和店鋪廣告中，以「客家」的名義介紹村落

內的物質和民俗的情況也不少，其中一個例子就是食物。在賀州客家生

態博物館，雖然有提供家常菜的服務，但作為招牌菜主推的是白切雞、

芋頭扣肉、豆腐釀、紅悶肉。據導遊介紹，這些菜在當地被稱為客家四

大菜，並特別強調這裡有 108 種「釀」，除了豆腐釀，還有青椒釀、冬

瓜釀、茄子釀等。例如，在圖 15 的店鋪菜單廣告中，把白切雞、芋頭

扣肉、青椒釀的照片作為招牌菜來宣傳，這些菜在核心博物館中也被介

紹為是客家飲食文化的代表。另外，作為客家茶的客家紅的招牌也隨處

可見。這的確是本地的車筒茶，後來被強調為是「客家的」茶。再看圖

16 宣傳的是客家紅，描繪著以圓形土樓、風車為背景，戴著涼帽採茶的

女性的畫面。在賀州並沒有圓形土樓、涼帽等這樣 「典型的客家文化」。

即使是這樣，依然會通過張貼這樣的畫面來強調「客家特色」。

有趣的是在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附近的小學裡，正在進行客家文化

的傳承與學習。23 據曾士才介紹，在貴州梭戛鄉苗族生態博物館，小學

將學習苗族傳統文化設置為正規課程，學生每週都要學習蘆笙和三眼蕭

（豎笛）的吹奏方法。貴州其他幼稚園、小學也有機會學習玩龍燈（龍

舞）、侗語歌、布依語歌等（曾士才 2016：96）。根據導遊介紹，賀

州這裡的小學也開設了「客家文化傳承」的課程，一些熟悉當地文化的

23 從 2001 年開始，該客家生態博物館組織籌辦的客家文化傳習班在保護範圍內的仁沖 小學、白花小學相繼掛牌成立，每年有計劃性、有針對性地開展文化傳承活動（呂妍 2018：82）。不過據說，因為經費問題，還有該小學是否積極接洽等問題，每年舉辦 的時間不固定。

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 127

人還開設了客家剪紙、唱歌、烹飪等課程。歌曲以傳授客家山歌和「月

光光」等客家語童謠為主。客家菜以「釀」為主，傳授在釀豆腐裡面放

肉的技巧等等。

圖 15 客家菜的視覺表像 資料來源：河合洋尚於 2017 年 6 月攝影。

圖 16 客家茶的視覺表像 資料來源：河合洋尚於 2017 年 6 月攝影。

圖 17 仁沖小學作為「賀州市客家文化傳承基地」

資料來源：湯紹玲於 2020 年 9 月攝影。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28

如上所述，賀州生態博物館不僅以「客家文化」的名義保護、展示

與村落生活密切相關的物質文化，還把村落的非物質文化以「客家文

化」的名義傳授孩子們，為後代提供繼承學習的場地（圖 17）。

四、思考與展望

（一）繼續思考生態博物館是什麼？

筆者在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訪問中感受到一個問題，那就是「生

態博物館到底是什麼？」一般來說，生態博物館是將村落等社區指定

為整個博物館的「領域」，將其內部主要的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作為保

護對象。這些作為衛星館，其景觀本身就是觀光物件，同時還要設置介

紹當地歷史、民俗的「展示說明牌」。另外中心部分要設立核心館，還

要有將其與多個衛星館連接起來的發現小道，也就是三要素。正如田野

調查看到的那樣，不管當地如何稱呼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這三要素的

確是存在的。但也有其他情況，把某個特定的社區指定為博物館領域，

保存那裡的自然、文化遺產，從學術的角度對其進行展示說明，不一定

冠以生態博物館的名義。例如，廣東省梅縣丙村有一個叫溫公祠的圍龍

屋，從 21 世紀初開始，在嘉應學院研究人員、旅行社、還有居民（村民）

的合作下，將整個圍龍屋作為傳統文化保護的對象。圍龍屋裡面保存有

以前用過的古老物件，還專門設有關於客家歷史和民俗、以及圍龍屋建

築相關部分（化胎）的展示說明牌。實際上與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圍

屋 A 大同小異，也是一座「活的博物館」。此外，廣西博白縣的朱氏宗

族也將一些大型圍屋作為展示客家和他們宗族歷史的「博物館」。特別

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 129

是後者，以居民（朱氏宗族）為主導進行展示和管理。當然，這些博物

館並沒有自稱生態博物館，也沒有核心館，也沒有開放由周圍的文化遺

產和自然遺產組成的衛星館。從這一點來看，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無疑

是「以客家為主題的世界上最早的生態博物館」。當然，縱覽整個世界，

並不是所有的生態博物館都具有相同的形態。有些自稱生態博物館，卻

沒有核心館。因此，在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建立之前，就已經有類似性

質的「博物館」存在於大陸的客家地區，這一點需要注意。

此次，據筆者（湯）補充調查（2020 年 9 月）得知，當地人中其實

知道「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這一說法的人並不多，但是說起「賀州客

家圍屋」卻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從賀州火車站到蓮塘鎮白花村、仁沖

村的沿途公路上有數處「賀州客家圍屋」的路標，但並未見「賀州客家

生態博物館」的任何標識。除了位於白花村的核心館上掛有「賀州市客

家生態博物館」（圖 4 陳氏圍屋）的牌匾之外，很難知曉 「生態博物館」

的說法，更別說它的內涵是什麽。不過即使是把「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

的標識掛到路邊，估計也會讓許多人困頓吧。當時設立客家生態博物館

主要是基於有圍屋這個古建築作為亮點，後續的工作依然是圍繞這個框

架展開。不過當地的一些相關活動則是以生態博物館的名義發動圍屋周

邊的居民參與和承擔的，這是一個進步，需要跨度較長的時間與大量的

參與經驗去積累一些新的認識，發現一些新的訴求，借此來重新定義與

發展當地的生態博物館。

（二）與日本生態博物館的比較思考

在日本生態博物館的形態也不盡相同。值得強調的是山形縣朝日町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30

由居民主導建設的生態博物館。20 ～ 30 多歲的年輕居民（教師、僧侶、

旅館業人士 、公司白領、公務員等）自發著眼於生態博物館，於 1989

年組織朝日町生態博物館研究會，獲得了町政府的支持，推進了建設的

步伐。由町內居民構成的 18 名委員和 38 名專門委員不斷推進開發與構

想，於 1991 年將朝日町正式定位為生態博物館（西澤信雄 1997）。時

至今日，朝日町仍以「町內居民都是博物館館員（學藝員）」為口號。

與此相反，中國大陸引進的生態博物館是以學者和行政人員為主導。當

然，既然生態博物館的理念是「用當地居民的手保護自己的自然、文化

遺產」，那麽居民就不能完全不參與。但是，這裡存在一個問題，會自

己主動參與生態博物館之建設與保護的「具體」居民到底是誰呢？當

然，並非所有的居民都能作為主體參與生態博物館的建設和展示說明的

製作。說句極端的，只要有當地數名知識份子參與，就可以號稱是「居

民參與型」。雖然生態博物館的主角是社區居民，但是大部分居民認為

生態博物館是和自己無關且「遙遠」的存在，這樣的案例不在少數。這

是提倡以社區居民為主導概念的生態博物館經常要面臨的問題。據筆者

觀察，包括賀州生態博物館，還有其他大多數中國大陸的生態博物館同

樣以政府和學者為主導，由政府和學者們確定生態博物館的領域界限和

應該保護的遺產對象。

近幾年，廣西民族博物館以生態博物館為對象，持續展開人才支援

計畫，舉辦鄉村影像回歸社區等一系列活動，培訓村民自主拍攝民族文

化紀錄片，側重對非遺文化傳承人的支持與培養等。多年積累下來，還

是取得了很多寶貴的經驗，通過非物質文化遺傳承人帶動與促進當地民

族文化的傳承與保護。但是，讓村民自主管理生態博物館，可能還有一

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 131

段較長的路要走，需要時間積累經驗，達成共識找到共同努力的方向。

當然這主要是個時間問題，也取決於當地鄉村文化與經濟發展的狀況。

（三）非純客家的和被動的「客家空間」

另外， 儘管居民不是 100% 客家，24 行政與學術研究依然會把那個

領域確定為客家的「空間」25。然後，通過展覽視覺、導遊說明等聽覺，

以客家視點繼承當地的物質和民俗文化。在此經營生計、接受教育的居

民不是主體，而是被動的成為「客家空間」的一個元素。筆者並不是說

那樣「不好」。生態博物館的形式本就多種多樣，作為其結果被保護的

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也不少。只是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由政府與學者

指定保護的遺產物件，對於當地居民來說是否真的重要。對於周邊的非

客家居民來說，他們的文化被怎樣看待，也是一個研究課題。

（四）「場所 」與當地居民的文化關係

據筆者調查得知，曾經聚居在賀州生態博物館客家圍屋（江氏圍

屋）裏的住戶從 2001 年開始就陸續往外搬遷，大多在周邊建有以戶為

單位的獨棟樓房。截止至 2020 年 9 月份，僅有兩戶住戶還住在圍屋裏

面。現在大家雖然不住在圍屋裏面，但從他們的陳述方式來看，他們說

「以前住在圍屋裏的都是姓江的，都是一家人，現在即使搬出來了，也

還是一家人。」說大家是一家人，除了姓氏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曾經共

24 這裡要事先說明一下，實際上廣西在改革開放之前「客家」概念較為稀薄（劉鎮發 2001）。 25 這裡所說的「空間」，指行政意義上的領域界限，包含一般意義的觀光資源等領域（cf. 河合洋尚 2013b：31-33；2016）。另外，河合把客家區域和生態博物館等包含一般帶 有客家記號・含義的領域稱為「客家空間」（河合洋尚 2020）。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32

同住在圍屋裏面這個經歷了，圍屋承載了大家的共同記憶、情感等。

近年來，人類學・民俗學把這種承載居民歷史記憶、情感、 身份認

同的地點稱為「場所」26。但是從觀光遊客等外部人士來看，說起客家，

這些表現團結的「圍起來」的傳統建築、反映苦難歷史的相關過程，作

為客家文化的代表應該成為保護對象吧。可是，對於當地居民來說，它

們真的是有必要保護的對象嗎？另當別論，或者說保護的意義和出發點

不一樣。當然，地區居民也不盡相同，但是通過相互對話與共同生活可

以找到共通的「場所」的感覺，這個「場所」是維系當地客家文化共同

體的重要紐帶。

居民和「場所」的關聯，隨著時間的作用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

他們從圍屋搬離出來後的生活模式與圍屋本身同樣值得關註，或者說具

有同等文化價值。所以，不管什麽時候都以客家文化的名義，只對保護

「傳統的要素」傾註心血，可能會忽略對居民現實生活文化的理解與認

識，甚至會背離當地居民的真實需求。不要拘泥於被固定化的（即千

篇壹律的）客家文化，而要對客家居民認為應該保護的「場所」不斷地

進行再度發掘，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工作是關注他們搬離圍屋後的生活及

與圍屋藕斷絲連的各種聯繫。要努力將它們作為生態博物館新的保護展

示要素進行更新，讓當地的文化展示富有生活氣息與生命力。因此筆者

認為，為了對它們進行有效的發掘、保護與展示，人類學和民俗學所采

用的長期多地點調查和地域調查是不可或缺的。不僅要在生態博物館這

一「空間」注入固定的、傳統的客家印象，還要發掘應該要保護的「場

所」，並經常近距離觀察客家居民的生活，詳實反映並及時更新地域信 26 「場所 」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接觸或認知的物理空間，沒有領域界限（河合 2013a、2015）。如果沒有承載記憶、情感，這種物理地點被稱為「非場所」。

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 133

息，提升當地客家文化的辨識度。包含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在內，也是

世界上數字在不斷增加的客家生態博物館今後需要做的工作。

謝誌：謹向廣西民族博物館同仁以及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的相關人士，

對本次田野調查給予的大力支持與熱情協助表示最誠摯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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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州客家生態博物館 137

研究紀要

西方學者眼中的客家美濃： 以人類學家孔邁隆教授已發表之作品為 討論

洪馨蘭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1960 年代青年美國人類學者孔邁隆（Myron L. Cohen），開始了以

臺灣美濃作為村落民族誌的田野地，也開啟了他長達半世紀至今與美濃

這個田野之間的緊密聯繫，同時建構了他普為人知的漢人人類學研究。

長期地往返田野地使他不僅與報導人家庭建立了深厚的情感連結，不同

時期蒐集的素材與田野資料，也讓他的作品累積成理解南臺灣客家文化

的一家之言，並成為臺灣客家研究的重要資產。在孔邁隆教授過去的重

要作品中，呈現出因分析不同性質田野材料而多樣貌的研究取徑，從早

期直接來自長期參與觀察所得到的民族誌視野，逐漸加入家族文書分析

等偏向歷史學的範疇。他的研究被當地人收錄在地方誌中，透過翻譯與

傳播，間接提供當地人獲得這種「他人之眼」，進而關懷家鄉，而在學

術上更具有推動客家研究的貢獻。

關鍵字：Myron L. Cohen（孔邁隆）、美濃、客家、民族誌學者 ( 人類學家 )

• E-mail: [email protected] 投稿日期：2020 年 6 月 18 日 接受投稿日期：2020 年 10 月 23 日

全球客家研究，2020年11月第15期，頁137-174  138

Review of the Continued Ethnography: One Town, Half Century, One Ethnographer

Hsin-lan Hung**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akka Culture Studi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In the 1960s, Myron L. Cohe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tarted his an-

thropological research in Meinong, a Hakka town in southern Taiwan. The

ethnographic fieldwork has not only established the materials and field data

collected in different periods, but also made his works accumulate into a

“family” understanding of the Hakka culture in southern Taiwan and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research in Taiwan Hakka study. In Cohen’s main works,

it presents a variety of research methods for analyzing different types of field

materials. From the early ethnographic vision directly derived from long-

term participation in observation, it gradually joined the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such as family document analysi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Cohen’s contributions to Hakka research in Taiwan by reviewing Cohen’s

half-century works and publications.

Keywords: Myron L. Cohen, Meinong, Hakka, Ethnographer(anthropologist)

** Date of Submission: June 18, 2020 Accepted Date: October 23, 2020

Global Hakka Studies, November 2020, 15:137-174

139

一、前言

2014 年， 高 雄 市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推 動「 孔 邁 隆 教 授（Myron L.

Cohen）美濃研究編譯專書計畫」，兩年計畫完成同時，出版了涵蓋孔

邁隆教授學術專書與論文合集等共（上）（下）兩冊的中譯叢書。這對

於過去習慣閱讀中文書籍而尚未有機會大量接觸孔邁隆教授論述成果的

客家研究入門者來說，是一項絕佳的消息。孔邁隆教授在過去研究中所

揭櫫的清代六堆（美濃）契約社會樣貌、活躍的信仰組織，乃至如何解

讀客家家族中的族譜，這些研究所累積的觀點，實際上對當代臺灣政府

正推動的「六堆三百年」系列活動，1 提供我們重新理解六堆地方社會

的素材與詮釋觀點。一如筆者給予本篇文章的英文標題（“Review of the

Continued Ethnography: One Town, Half Century, One Ethnographer”），

本文希望藉由孔邁隆教授仍不斷進行中的論述，回顧其之前已發表的研

究成果，為客家研究入門者簡介其論述發展階段，並以當時國際學界所

給予的評論來看研究成果對國際漢學界的啟發。本文同時也提出孔邁隆

教授對美濃當地知識體系的建構（「美濃學」）以及對「客家研究」的

貢獻意義。近年孔邁隆教授將早期拍攝於美濃的相片、所蒐集到的家族

算簿、神明會簿等，捐贈予美濃客家文物館，人類學家取之於田野，最

後還之於田野，這些資料對於後續的研究者，或能刺激出不同的解釋與

詮釋，而且，待相片與民間文書陸續完成數位檔並適當公開後，對重現

1 此處之三百年是以 1721 年，下淡水溪（今高屏溪）粵民（客家先民）發動組織「六堆」 的這一年為計始。關於這個定義或系列活動，主要是臺灣客家文化認同政治為其主軸 面向，並不是指客家先民在下淡水溪開墾的年代，開墾與開庄年代實更早於此年。康 熙六十年（1721）爆發朱一貴事件，下淡水溪居民為穩定地方治安，自我武裝形成鄉 勇團體，名稱上屢有變異，之後以「六堆」確立下來。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40

半世紀前的客家美濃，具有很重要的研究與在地意義。

二十世紀中葉，當時仍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生的青年孔

邁隆，2 選擇臺灣南部客家小鎮美濃作為他進行「中國傳統家庭研究」

的田野地，並經考察決定選擇美濃東南方的龍肚庄大崎下村落，居住下

來。在該次的民族誌田野結束後，他仍時常透過各種機會回到美濃或與

美濃鄉親碰面，持續蒐集家族文書與地方契約，從 1960 年代末即陸續

發表了許多與美濃有關的論述。由於他長期往返美濃，建立了與當地居

民的情感連結，美濃鎮公所在 2008 年頒發「美濃鎮民榮譽證書」以及

榮譽勳章給他。八年之後，臺灣客委會基於感謝孔邁隆教授多年來所累

積的研究成果，公開表揚其「對客家學術研究、知識體系發展等，具重

大貢獻」，在第四屆臺灣客家研究國際研討會中，由客家委員會李永得

主委親自頒發「一等客家事務專業獎章」。3 2　Myron L. Cohen 現 為 美 國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人 類 學 教 授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自 1966 年以來，他一直是該學院的一員，並在 1967 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人類學博士 學位。研究領域為華人社會與文化，如經濟文化、民間信仰、家庭與親屬關係、社會 變遷等議題。Cohen 的研究集中於中國社會及其從十七世紀到現在所經歷的變化。他 在臺灣與中國大陸北部、東部、和西部的村莊進行了廣泛的田野調查。在 2016 年同時 獲得兩個榮譽獎項：上海人類學會授予當年度中國人類學終身成就獎，臺灣客家委員 會授予「一等客家事務專業獎章」。孔邁隆教授亦曾在 1975-1976 年以及 2006-2014 年期 間，擔任 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 (WEAI) 主任。WEAI 的研究領域相當廣泛， 涉及東亞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是一個跨學科東亞研究中心，也是美國著名的漢學 和當代中國研究重點機構之一。 3　根據「客家委員會專業獎章頒給辦法」（2014 年 1 月 16 日修正版），「客家事務專 業獎章」共分為一等、二等、三等，均用襟綬，除特殊功績外，初次頒給三等，並得 因積功晉等。而有資格獲得專業獎章者，須符合以下條件： 一、對客家政策、制度、法規等之規劃與推動，具重大貢獻。 二、對客家語言、文化等之保存、創作、展演或推廣，具重大貢獻。 三、對客家民俗技藝、節慶活動、宗教禮儀等之保存、傳承或發揚，具重大貢獻。 四、對客家學術研究、知識體系發展等，具重大貢獻。 五、對客家教學工作、培育客家人才等，具重大貢獻。 六、對客家特色聚落、建築、古蹟、生活環境等之保存、維護、發展或活化再利用， 具重大貢獻。 七、對客家傳播媒體之開創或經營，具重大貢獻。 八、對客家文化產業之開創或經營，具重大貢獻。 九、對促進族群和諧關係，具重大貢獻。

西方學者眼中的客家美濃 141

半世紀以來，臺灣一直是孔邁隆教授最重要的田野地，至今沒有中

斷。從他的作品來看，其學術關懷雖然並非以聚焦「客家」為其唯一核

心，且蒐集材料的範圍更是橫跨臺灣、華南、華北等地，但數十年來所

累積的思想結晶，尤其是針對漢人傳統家庭結構的變遷研究，大量集中

採用了高雄美濃客家村落所蒐集的田野材料、人口檔案、家族文書等，

孔邁隆教授對於漢人傳統家族制度與結構之論述與著作，均已成為臺灣

客家研究重要的學術資產。從孔邁隆教授的重要作品裡，分別呈現出他

在不同時期採用了民族誌與歷史學等不同的研究取徑，來面對所欲探討

的那個傳統的、帶有濃厚宗族社會的鄉村社會，而其分析時所使用的材

料，也從村落田野的第一手材料，逐漸擴大到家族文書、契約文書等歷

史人類學面向；後來也因為勤於重返田野與舊識聚會交流，孔邁隆教授

也曾書寫過臺灣族群建構運動在鄉村的影響及變化。

二、在美濃的民族誌研究工作： 菸草聚落家庭的合與分

在古典人類學的傳統中，人類學家一向鍾情於無文字、小規模部落

社會的村落研究，透過長時間蹲點的田野調查，從村落人群的親屬關

係，探究村落政治與生計經濟，並觀察村民們對於超自然世界的理解，

與相關的各種崇拜儀式和信仰，人類學家建立了以全貌觀（holism）來

研究「文化」的一門學科。當這樣的研究視野從小規模無文字社群，涉

及具有悠久文字傳統的漢人文化社會時，對於文化的認識就無法只透過 十、對促進海內外客家事務合作或交流，具重大貢獻。 十一、其他對客家事務發展具重大貢獻，足資表揚。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42

定點定時的參與觀察，而必須深入其千百年來框架著思維結構的文字

知識體系。1960 年代從美國來到臺灣並選擇客庄進行村落研究的青年

Myron L. Cohen，以「孔邁隆」這個中文名字、以及在美濃擁有的暱稱

「孔仔」，持續半世紀在美濃的研究與互動，便同時涵蓋著民族誌研究、

社會學家庭結構研究、與歷史學檔案研究等取徑。

作為一個在 1960 年代以臺灣為田野地的青年人類學者來說，選擇

「客家」似乎是一個偶然，也是一個必然。偶然的是，當時的他帶著進

行人類學親屬研究（kinship study）的理論旨趣而開始選擇田野地，一

如他的老師 Morton H. Fried 所揭露，那個時期的研究生，在課堂上讀

到的資料都說漢人社會主要的家庭組織形式是小家庭，有機會成為大家

庭的都是仕紳階層。（Cohen 1976：i-ii）青年孔邁隆帶著這個想法（與

疑惑），尋找當時可能仍殘餘著傳統大家族相貌的漢人社區。根據近年

他個人多次的公開談話，回憶到他原本屬意在香港新界地區進行田野，

然而因為無法適應當地社區的駭人惡犬（這可能是個幽默且表示無奈的

個人說法），所以又經人引介來到了臺灣。在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學者

推薦下，造訪並評估以臺灣南部客家庄為田野的可能性。孔邁隆教授表

示，他非常驚訝瞥見曹雪芹著名小說《紅樓夢》中的「大家庭」，竟在

此地的鄉村農民階層中出現，數量相當多，而且這種家庭制度的採用也

有普遍性。這個偶然的機緣讓他開始了在美濃的研究，而美濃作為臺灣

重要的客家住地，這個選擇實際上也就等同於將研究對象放在一個「客

人」（Hak-ngi，早期客家人自稱為「客人」）聚居的社群。

另一方面，孔邁隆教授選擇的田野若希望鎖定在仍具有濃厚家族意

識的大家庭制度社會，則在二十世紀中葉時期，其有很大程度的必然，

西方學者眼中的客家美濃 143

會遇到的是散居在香港新界、臺灣、甚至海外的客家群體──尤其是在

相對邊緣性的近山地區，不乏有著客家人的聚居蹤跡。過去很可能在討

論漢人傳統社會時，並沒有那麼突顯區別出當地的「族群性」，但顯然

他看到了，而且是他在還沒正式到美濃進行田野時，他已經在文獻中注

意到這一點。由於啟蒙於中國東南華人家庭研究，這裡面有很大機會遇

上客家（hakka）／客人（hak-ngi）所存在的社會──不論是相對集居

還是和其他語言群體混居，但其自我意識十分鮮明，敏銳的研究者必然

能意識到。客家人是華人海外遷徙的主要方言群之一，不僅在東南亞是

西婆羅洲蘭芳共和國（1777-1884）的創建者，而且在香港、臺灣、與

東南亞各地，在建立會館抑或行業上，也具有選擇性偏好、社會結構鑲

嵌、或是壟斷關係，客家人呈現出的內聚意識是同時融合著地緣認同與

方言群認同，甚至到了二十世紀時，其依循族譜而來的認同，更往前延

伸至作為中原南遷後裔的遠祖認同。這個群體雖然在不同移居地，受到

當地政治經濟不同的影響，有著不同的自明性與族群意識（例如臺灣的

客家人因人數與社經邊緣性，其自明性曾經受到打壓而在城市區域呈現

微弱甚而刻意隱形），但在鄉村地區，因為語言所帶來的自我認同，尤

其在地理條件相對和其他族群有所隔離的美濃，居民對於自身作為客家

人的自明性就非常強烈。

雖然我們留意到孔邁隆教授傾向對學界表示，他並非為了做「客家

研究」而選擇美濃，而是剛巧選擇「在客家做研究」，不過，他的研究

因為當代客家研究的發展與逐步建構，已對臺灣客家知識體系及資料庫

有著豐富的貢獻，確實是不爭之事實。我們從他個人的學術興趣來看，

他最初的起心動念是為了回應人類學理論的問題。這與他受 Maurice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44

Freedman 的啟蒙有關。Freedman 在 1960 年代發表了以東南亞華人社會

的家族與婚姻為核心所提出的看法，衝擊當時正在大學校園裡的青年孔

邁隆，Freedman（1966）企圖從地方團體觀點看傳統家族制度如何適應

複雜社會，誘發青年孔邁隆繼續從家族制度切入研究傳統中國社會。他

在東南中國的人群分類中，注意到 hak-ngi（客人）這個以語言為分類

依據的特殊人群，開始細節地面對「方言群」對於人群組織的影響會出

現在哪些方面。他認為方言是「血緣」與「地緣」之外，第三種群體歸

屬策略，這項提出相當重要，或許也可說是屬於青年孔邁隆時期客家研

究的意識發展。

之後，青年孔邁隆前往美濃進行民族誌田野，並在 1968 年結束田

野後發表了討論「客人」性質的文獻解讀觀點。孔邁隆教授在這篇早期

的研究中，彙整過去在討論客家源流時所呈現的「土（廣東人）客（客

家人）械鬥」歷史，從其發生的原因與結果，注意這些村莊多以方言為

界線，而同方言群亦傾向村落結盟。孔邁隆教授在這篇名為 “The Hakka

or ‘Guest People’: Dialect as a Sociocultural Variable in Southeastern China”

的論文，主張在客家地區進行研究，必須納入「方言群」概念才能看清

楚社會活動形式（Cohen 1968：237-292）。這個觀點在當時可說是十分

具有前瞻性。而後當我們搭配閱讀他在 1976 年正式出版的美濃大崎下

村落民族誌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即看到他已具備對「hak-ngi（客人）」在歷史與性質方面的掌握，並以

之來討論究竟當地的大家族制度分別與歷史的（六堆的）、族群的（客

語的）、地理的（封閉的）、產經的（菸草種植的）等等方面的直接或

間接關係為何。

西方學者眼中的客家美濃 145

孔邁隆教授曾多次因緣際會被人們邀請回顧與討論，關於他最開始

到美濃做田野調查（指 1964-1965 年）時帶的是什麼樣的問題意識來到

這裡。本文採用孔邁隆教授自己所扼要描述的回顧文字，予以簡介。

2016 年，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向美濃客家文物館申請，計畫為孔邁隆

教授捐贈予美濃客家文物館的一千多張田野照片，規劃一檔「回眸。凝

視：1960 年代的人類學美濃客庄印象」特展，地點在臺北市汀州路上

的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展期自 2016 年 8 月 27 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經由策展團隊趙樹岡教授的跨海邀請，遠在美國的孔邁隆教授慷慨允諾

擔任這次特展的總顧問，不僅親自參加開幕式，並書寫一篇〈序〉文收

錄在《展覽手冊》之中，同步中譯刊登。在策展期間，孔邁隆教授亦隨

同策展團隊，重返他在美濃的田野村莊，一同錄製了提供特展放映的紀

錄短片《孔邁隆與他在大崎下的三個「家」》。而早在這此特展的稍早

兩年，該批捐回美濃的田野照片，也已經有部分被特別挑選，透過田野

尋找當時的「影中人」進行訪談，以圖文相互說明的方式，和其他幾位

美濃重要攝影家的作品，共同收錄於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出版的

紀錄攝影集（見林芷琪等 2014）。

在臺北市「回眸。凝視：1960 年代的人類學美濃客庄印象」特展

進行開幕時，孔邁隆教授發表簡短的演講，內容大致以《展覽手冊》之

〈序〉文為基礎。在這篇精簡卻扼要的〈序〉，他這樣寫到：

50 多年前，我離開位於美濃、名為大崎下的村子，回到紐約哥

倫比亞大學，當時我還是人類學系的研究生。從那時起，我又

數度回訪美濃和大崎下，因此得以全面觀察當地發生、第一手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46

的社會文化重大變遷樣貌。我對當年所拍攝的照片，今天能夠

精巧展示出來感到開心，這些照片讓我們得以回顧那些時光，

同時瞭解為何 20 世紀的大崎下生活仍然受到來自中國第一代

客家移民傳統深刻的形塑，而這些傳統又很早且迅速的適應了

臺灣新環境。但重大的變遷也開始發生。日本統治時期帶來了

電氣化，農業也隨著電力設備走上機械化，但水牛仍然是田間

重活的主要勞動力。只有少數人的婚姻基礎是自由戀愛，年輕

人大多要透過多次往返介紹找尋對象，也必須得到父母的同

意。絕大多數住宅是傳統複合式建築，一個或幾個家庭共用祠

堂。各種形式的地方宗教，四處可見的現代化氣息，闡述了豐

富的傳統習俗與信仰。

大崎下田野工作期間，這個村子和美濃大多數地區留存的兩種

生活樣貌，對我、甚至當時的臺灣都相當特殊。首先是我再次

強調非常傳統的社會形式所表現出的大家庭或聯合家庭，父母

與兒子、媳婦們住在一起，形成緊密的共食、共財家庭團體。

這是典型的漢人家庭，當我首次看到這種家庭竟然在大崎下和

美濃四處可見令我十分驚訝。當時大崎下居民絕大多數都是

這類家庭的成員。大崎下另一種特殊的生活面向起源比較晚，

「是由於」日本人引入大規模、政府主導的菸葉種植，美濃的

菸葉栽種居全臺灣之首，聯合家庭的組織形式非常適合勞力密

集的菸葉種植，變革與傳統也因此相互支撐。今日的美濃，聯

合家庭已經消逝，婚俗也如臺灣常見的形式。只有極為少數的

西方學者眼中的客家美濃 147

農民持續栽種菸葉，對絕大多農民而言，菸葉不再是受歡迎的

作物。這個展覽呈現觀看過去的視野，使得過去和當代更有意

義。（Cohen 2016: 1-2）

站在美濃這個客家小鎮的角度來想，半世紀前由一位美國人類學家

選擇作為田野地，經過多年來不斷在國際上發表研究論述，或許可以說

是讓這個客家聚居城鎮村落，透過這個觀景窗被英文世界看見。最開

始，這個田野地在民族誌裡是以化名「Yen-liao（菸寮）」出現，從這

個命名也可瞥見孔邁隆教授希望突顯農作產業對這個田野地所具有的

元素與象徵。「菸寮」是美濃人對菸草乾燥加工室（菸葉乾燥室 curing

room 及其調理空間）之泛稱，廣義來說包括兩種：提供「葉卷種菸草」

（又稱雪茄種菸草）進行晾乾的半開放空間，以及提供「黃色種菸草」

（又稱美國種菸草）進行高溫燻烤的密閉型空間。在臺灣，菸草（原料

菸葉）的種植屬於政府管制作物，歷史上葉卷種在 1940 年代即已不再

進行許可種植，因此多數的菸草產地所遺留的，多是火管烤菸使用的土

造或磚造菸窯，這種火管烤菸的乾燥加工場域，由於高度有二、三層樓

之高，或集中或錯落於單層樓高的平房瓦屋之中，開設通風排濕的對空

氣窗，以特殊造型和建築高度，矗立在百里平疇之中，在美濃文學家的

文字底下，往往稱這種獨棟或連棟的產業空間為「菸樓」（如鍾理和短

篇小說〈菸樓〉）；然而農民口語則常仍習慣稱為「菸寮」，或是依不

同地區和方言習慣，混用著菸樓、菸窯、甚至菸仔間等稱呼（洪馨蘭

2002：27-36）。傳統的烤菸也在 1970 年代引進堆積式烤菸機，烤菸室

不再是一棟建築物的概念，而是一組自動控濕控溫並搭配重油燃燒機的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48

現代化乾燥設備，它可以選擇鑲嵌在原有的菸寮或菸樓之中，也可以由

菸農另外選擇更符合勞動動線之處來搭設。（洪馨蘭 2004：134-137）

青年孔邁隆在美濃大崎下聚落進行田野時，到處可見菸寮（菸樓）矗立

在合院之旁、田園之畔，雖然菸草僅是冬季裏作，春夏間與水稻輪作，

但所動員的勞動力、穩定的保障契作現金收入，讓種植菸草與初步乾燥

加工的每個秋冬，都是全村一年最忙碌也最重要的一項生計活動。

美濃在 1975 年到達菸草種植的高峰，當時共有 1,791 戶菸草耕作

戶。在青年孔邁隆抵達大崎下的 1963 年，全鎮共有 1,242 戶，許可的

菸田面積仍在攀升中。（洪馨蘭 2002：2）根據筆者蒐集自屏東菸葉廠

僅存的《民國 66 ／ 67 年期美濃鎮大阪式菸樓清冊》（1977-1978），

美濃鎮在高峰時期共登錄有 1,814 棟大阪式菸樓（上引書：173-312），

這個數量與密度毫無疑問是全臺菸草鄉鎮之冠，而這也是筆者初次選擇

以美濃作為田野時的問題意識：美濃為什麼這麼多人種植菸草？（洪馨

蘭 1999）然而，筆者進入田野地當時（1997-1998）已經是臺灣即將加

入 WTO 的前夕，臺產菸草面對庫存滯銷壓力，正無奈走向政府獎勵廢

耕的黃昏時期。然而，半世紀前青年孔邁隆所看的「菸寮」村落，正是

臺產菸草產業欣欣向榮帶動農村經濟躍進的時期，許多當時留下來的民

族誌資料，後來也成為孔邁隆教授在廿一世紀之後「重返大崎下」進行

家族制度與結構比較研究的基礎。（Cohen 2005a）青年孔邁隆在大崎

下住下來之後，密集地觀察大崎下的幾個家族和他們的各種生計生活及

婚喪喜慶，也常描述到村民與「河邊寮」等地間的村際互動，從這兩個

村莊因為生活圈密切，戰後在 1960 年代合併為「獅山里」，也可以看

到河邊寮與這個田野村莊之間的緊密關係。

西方學者眼中的客家美濃 149

青年孔邁隆希望藉由這個研究，重新思考漢人傳統家庭制度的出

現、延續與終結的循環，於是以「菸寮」為名的這個臺灣南部的客家

村落，終於在 1976 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發行的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一書中，被細膩地描繪出來。書中的這個客家村莊，呈現出某種既傳統

又現代的綜合景象：傳統的是維繫著共居共作的集體勞動和「家族主義」

（familism），現代的是專賣作物形塑的商品經濟與臺灣「現代化」下

捲動的人口流動趨勢。這本書在美國出版時的封面，就賦予了《臺灣的

中國家庭制度》這個中文書名，那個年代出版商給予這本書的精簡書介

是：「（此書）基於作者對中國大家庭的第一手觀察，介紹了有關大家

庭之經濟和社會組織的大量新信息。」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由 八 個

章節組成，記述與分析當地農村家庭的組織結構和發展變化。作為傳統

的／古典的民族誌文本，孔邁隆教授在第一章〈導論〉首先展開田野地

的輪廓介紹，包括美濃歷史背景、社區組織、傳統文化與當地現代化過

程，以及臺灣社會流動的階層體系／社會結構，如何反映其作為家庭農

場（family farm，家庭式經營農業）的型態。他在討論中提醒讀者：即

便後來各種土地與農業政策持續推展，但鄉村中面對政策變化或革新引

起的社會反應，仍舊是傳統的。他在〈導論〉末尾說到：希望此書可以

是另一個角度來研究臺灣的現代化。4

4　很幸運地，在青年孔邁隆出版此書之後的十年後（1986 年），一位來自澳洲的青年 人類學者 Irene Bain，就是以臺灣的農村「現代化」為題，探討臺灣在土地改革政策中， 關於「發展」的論點以及在農村端的實際影響。Bain 同樣選擇美濃進行田野，只是選 擇的是最接近西邊閩南村莊、最接近西海岸加工區的牛埔庄（福安里）作為田野基地。 見 Bain（1983）。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50

由於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可以說是孔邁隆教授對於美濃這

個早期田野最完整且全面的民族誌著作，因此本文仍在此扼要介紹其主

要行文脈絡。該書在〈導論〉後進入第一章〈村落〉，呈現住家、人口、

收養、招贅婚、親屬組織、經濟等六個面向的背景資料。第二章〈親屬

組織與經濟〉包括多項孔邁隆教授認為與本書相關的理論回顧，並藉此

提出核心關懷：「中國傳統家庭」為何出現在並非菁英階層，而是在偏

遠的農村？這種現象與當地產業經濟是否存在關聯？第三章〈漢人家

庭組織綜觀〉的主要基底為曾發表的論文（見 Cohen 1970：21-36），

綜觀漢人人類學親屬研究各個階段的發展與成果，並藉此向讀者鋪陳

「家」（ “jia”）在漢人社會大崎下村落，作為「擁有共同財產之單位」

的樣貌與狀態。第四、五、六章，為孔邁隆教授彙整田野材料而展開的

討論，分別圍繞婚姻家庭、複合家庭組織、婚禮與婦女等三個主題，接

下來在第七章以「分家」主題，歸結著這個同時糾結著客家、種菸、家

族等因素的「鬧愛分」實況，探討這樣的大家族制度從發生、維持到面

臨崩解危機時的因應。從第三章到第七章，孔邁隆教授詳實記錄了數場

婚禮、甚至是分家談判，在半世紀後經過中譯，對已經長成的村落子弟

來說，產生了深刻的影響。5

5　這部分尤其展現在「孔邁隆教授（Myron L. Cohen）美濃研究編譯專書計畫」計畫主 持人鍾秀梅與其兄鍾永豐的公開發表中，他們兩位都是孔邁隆教授在大崎下田野時的 重要報導家族成員，當時鍾永豐尚滿一歲，而鍾秀梅則仍未出生。鍾秀梅提出了自己家 族與孔邁隆教授之間的田野關係，以及鍾家後來與其如何產生嫌隙而後又逐漸進入兩 代人的和解，見鍾秀梅（2016：III-XXVIII）。鍾永豐則是在 2019 年 3 月 2 日於香港 中文大學人類學系主辦的公開演講「民謠之路上的人類學對話」，將「人類學家 Myron L. Cohen 與美濃與我」作為開場白。筆者透過該場演講在網路上的實錄報導， 了解其關於這部分的談話內容，正巧筆者亦曾在稍早（2019 年 2 月 16 日）在鍾永豐於 屏東市的一場公開演講《重遊我庄：踢著影子去旅行》著作時，藉由問答時間，聽到 他如何在現在面對家族內部討論伙房保存議題時，所感受到的那種家族合與分的實 際拉扯，並提到他如何從閱讀孔邁隆教授的作品中，理解到自己正在一種歷史的結構性 循環中走著。

西方學者眼中的客家美濃 151

最後第八章「菸寮與中國的家庭」可以看到該書的企圖，孔邁隆教

授針對大崎下的大家庭發展週期，與中國其他地區的傳統家庭進行比

較。書中提及在許烺光 1943 年的研究中，像大崎下這樣大家庭制度，

在當時的中國已經不多，更多的是折衷家庭和小家庭，另外費孝通的資

料也曾表示大家庭制度往往出現在仕紳階層。但孔邁隆提出，大崎下當

地的生活與人群組織，幾乎可說是非常接近傳統帝國時期所鼓勵的理想

家庭形式，經由田野調查後卻發現，村中沒有一個大家庭是所謂的傳統

仕紳家庭。也就是說，此書發現到正是因為有著其他過去研究都沒有注

意到的因素，決定了大家庭在傳統鄉村中如此地發生與存在。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是一本擁有很多細節可以繼續討論的著

作。例如家族成員和姻親們在分家過程中的互動關係，以及女性私房錢

（「私賅」）如何從原本可能作為集體財產的意義，在分家後挹注成自

己這一「房」的財產。這部分也是之後書評者覺得相當有意思的研究發

現。除此之外，孔邁隆教授在此書收錄八份分家文書並分析內文字句，

詮釋其中所隱藏的關於「財產」的定義，他觀察到大崎下家族對分家時

間點的掌握，是有著經濟理性的考量，會思考哪一種對族人來說比較

「有利」。他發現種菸的高勞動需求以及相對較高報酬的誘因，讓菸農

家族成員因內部依賴性（例如換工的需求、共有菸樓等）增高，家族長

權威也會受到強化，往往會傾向維持聯合家庭型態而延遲分家。不過，

當地聯合家庭的多角化經營，也有增加聯合家庭內部相互依賴的情況，

但多角化驅使村民離農離土，種菸則維繫著務農意願，且有種菸草的家

族比起單純的稻農家族，男性間彼此的依賴與對家族的向心力更高。

孔 邁 隆 教 授 在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全 書 扉 頁 留 下 ”To the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52

Memory of Maurice Freedman, 1920-1975”。1960 年代中葉，任職於倫敦

政 經 學 院 的 Maurice Freedman， 出 版 專 書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該書的田野主要在香港新界地區，不僅實際訪

談以獲得第一手資料，更配合耆老口述內容，採集包括墓碑內容、地契

文本、姓氏祖譜、公共碑刻、英殖民檔案等，來重現歷史的整體性，目

的在研究經過工業化和土地革命的新界社會文化，究竟對當地華人社會

的親屬及親屬關係產生哪些變化（Freedman 1966）。Freedman 教授的

這本專書，在研究取徑上兼採人類學與歷史學，我們從近年孔邁隆教授

捐回美濃的田野相片、家族文書、神明會會簿、族譜，以及他仍在研究

中的大量契約檔案等，在《臺灣的中國家庭制度》出版之後，他接下來

的許多研究，同樣展現了兼採人類學與歷史學的方法，從不同維度展現

出更具時間縱深的漢人人類學思路課題。

三、對漢人傳統鄉村宗族社會結構之研究成 果與眾聲迴響

在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正式出版前，孔邁隆教授曾將在美

濃的田野重點發表於期刊 Ethnology，論文題目 “Agnatic Kinship in South

Taiwan”，（Cohen 1969）揭示了他對於南部臺灣親屬群體研究的序曲。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專書出版後，隨即有二篇書評分別在 1977

年的二月份與六月份刊出（見下文），又再隔年，美國社會學學會發行

的 Contemporary Sociology，也在六月號為該書提供新書介紹。6 6　除了兩篇書評之外，在 1978 年也有一篇由 Janet L. Runcie 撰寫的書籍短介（Short Review），收錄於 Contemporary Sociology 7(4)：497。由於無法找到撰稿者的背景資料

西方學者眼中的客家美濃 153

第一份書評來自華盛頓大學人類學者 Stevan Harrel（1977：352-

353），刊於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Harrel 讚譽此書的出版，意謂西

方學者對中國家庭發展的研究已到達一個新的高度。他歸納該書幾個有

趣且重要的觀察：（1）雖然並非全部中國家庭遵循完全相同方式增長

與分裂，且不同家庭也會經歷不同的週期，但週期的變化是可以解釋

的，且多數案例修正了過去人們以為聯合家庭的高發生率背後有著儒家

思想，但大崎下的材料說的是其動力乃是來自農民的實用價值；（2）

在「家」之下的「房」是一個很重要的單位，一旦「房」有自己的目標，

就會激起家庭的分裂，孔邁隆以田野資料指出這個過程特別與婦女私房

錢有關，分裂可能更有利於私房錢留在自己的「房」，而避免被再分配

者（家族長）視為公產；（3）雖然寫的是客家人，但書中描述的家族

聯合與分家模式，適用於理解中國任何地方的漢人家庭。Harrel 認為本

書唯一缺憾在於結論雖然提到許多中國其他例證，但篇幅不夠，既難留

下深刻印象，也無法被順利說服。Harrel 認為若能對臺灣閩南村莊的女

性私房錢也進行一些實際訪問，結論論證應更有力。

第二份書評來自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者 Wolfram Eberhard

（1977：353-354）， 發 表 於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Eberhard 認為即便該書乍看以為僅是增加一篇討論中國鄉村的書籍，但

很快地就發現本書挑戰了人們對於中國鄉村的一般性知識。Eberhard 肯

定本書對於漢人家庭週期的介紹與詮釋，並表示特別喜愛第六、七章涉

及女性與婚姻的內容，尤其是關於女性私房錢如何策略性與丈夫財產合

併成為新的夫妻家庭的經濟基礎。而且，田野材料也呈現了女性私房錢

且其內容僅為出版品簡介，因此本文暫無收錄。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54

其實也未必如一般人們會想到的構成了女性的權力。Eberhard 認為，該

書呈現了社會學者與人類學者之間的差異，以及對何謂社會制度的困

惑。典型社會學者嘗試找出某個村落的典型特徵，然後確認原因，但人

類學者對個案深入訪談，並試圖藉由多案例的統計得出一般性結論。兩

種方法都很重要，只是當社會學者宣稱目前僅有極少數家庭是大家庭且

很多都是仕紳家庭、或只有菁英才能維持這個理想的時候，人類學者孔

邁隆說明了就算是一般農民，也可以在經濟因素考量下，在一個到三個

世代之間維持著大家庭，而在臺灣人數相對較少的客家人，也堅持這個

「理想」並在許多情形下去接近並實踐這個理想。Eberhard 對於該書唯

一提出的疑惑也是關於女性：家族變化過程中雖然有看到妻子的角色，

但是客家女姓的實際社經濟地位，究竟對維持大家庭產生甚麼影響，

他認為孔邁隆仍然沒有解釋清楚。Eberhard 藉此也對其他漢學家提出建

議，認為田野資料雖然不是歷史文獻，但這類資料確實對於尋求結論提

供蹊徑，或許有了這些很好的一手材料，將有機會更好地詮釋古代中國

社會。

該書出版後立即獲得學術期刊之書評，而且除了人類學界，還包括

社會學界。或許這也提醒了後學們：孔邁隆教授的研究或許不應僅僅放

在人類學的學術脈絡下去評價，他對當時社會學正興起的中國研究而

言，提供了從人類學民族誌視野所帶來的精闢分析，對社會學同樣具有

啟發意義。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在 1976 年首次出版之後的 40 年，第

一次以正式中譯本出現在華文學界，譯者人類學者黃宣衛（2016：III-

XV）並書寫一篇〈導言〉。他介紹孔邁隆教授選擇美濃的機緣與世界

西方學者眼中的客家美濃 155

局勢背景，並指出在美濃當地人心中，孔邁隆教授的研究如何被列入

「美濃學」的一部分。為了介紹給中文讀者，譯者除了簡介書中漢人家

庭結構理論的幾項重點，也表示書中已呈現華人社會在當時常見的多樣

化家庭，並描述了這類家庭的發展型態。譯者亦提及孔邁隆教授與「客

家研究」的關係，陳述該書為臺灣客家研究樹立典範，對美濃社會運動

同時提供養分，7 並指出書內在半世紀前提出「客家乃方言群」概念，

再次提醒了我們對於當代在政治學與社會學影響下，用「族群」概念下

所分類出來的「客家」，具有不同的時代背景，「語言特徵」已經不僅

是當代論及族群認同和族群復振時，所使用到的關注面向，建議後學在

理解時應該要有所區分。

四、清代鄉村契約社會觀察與家庭結構的半 世紀變化

2014 年，高雄市歷史博物館推動「孔邁隆教授美濃研究編譯專書

計畫」，由社會學者鍾秀梅擔任主持，從孔邁隆教授的研究成果中，

直接涉及美濃的專書或篇章，進行中文翻譯，期間並邀請孔邁隆教授

親自來台接受訪談與給予公開演講，再次討論其重要研究發現，以期

更貼近掌握他在作品中所希望呈現的學術概念。2016 年，翻譯成果

分為（上）（下）兩冊出版，（上）冊為前文曾提及的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下）冊則分別收錄孔邁隆教授在 1968、1993、1999、

2000、2011 年等，橫跨不同時期的五篇論文，主題涵蓋「客（人）」 7 關於 Myron L. Cohen 這本著作對美濃社會運動及客家研究的影響，亦可參考洪馨蘭 （2008：183-203）的討論。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56

的族群屬性（1968：235-292）、蒸嘗與神明會等法人組織的社會探討

（1993：1-33）、透過美濃的嘗與會的帳簿與契約探討土地商品化（1999：

223-289）、透過 38 份嘗與會的帳冊、美濃當地碑文、日治初期的土地

調查資料等提出對於清末美濃社會的社會階層形式的觀察（2000：259-

292），以及全球化與在地化、族群運動下的美濃認同現象（2011：

419-442）。社會學者鍾秀梅為《下冊》撰寫導論，提及孔邁隆教授自

述學術上受幾位前輩學者的啟發，包括學術養成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人

類學系，以及 Marvin Harris（1927-2001）的社會科學方法論、Conrad

M. Arensberg（1910-1997）對農民家庭深蹲研究的田野主張，與受其影

響最大的 Maurice Freedman（1920-1975）在關於漢人家族型態的研究。

由於孔邁隆教授半世紀以來每年往返於美國與美濃，對不斷變遷中的美

濃或許有其獨特的局外人視野，鍾秀梅經由此次計畫安排專訪，收錄了

孔邁隆教授對於臺灣美濃「現代性」的看法和性別視角，而她也在導論

中特別訴知讀者自己是青年孔邁隆在美濃做田野時，生於那個住宿家

族的子弟，藉此機會她描述了村民對「孔仔」的各種會遇趣事，並肯

定這項計畫讓她重新認識了孔邁隆教授的研究貢獻（鍾秀梅 2016：III-

XXVIII）。

筆者認為這套中譯孔邁隆教授選集的出版，具有幾項重要意義。第

一，選集主編本身為美濃籍學者，而翻譯者中不乏孰悉客語的人類學

者，使得原著中使用的美濃客語，獲得適切的理解和翻譯。第二，中譯

選集將對未來的「美濃研究」，持續發揮影響力；20 年多前（1977 年）

由美濃鎮公所出版的《美濃鎮誌》已將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列為「美濃學」的西方前驅研究之一，在

西方學者眼中的客家美濃 157

這層意義上，人類學者的民族誌成為地方建立「地方學」知識體系的一

環。第三，對於蓬勃發展中的臺灣客家研究，中譯本將讓初學者更快貼

近人類學所使用的民族誌研究法以及包括親屬研究、功能論等理論範

疇，對於引領客家研究初學者對客庄產業與社會文化等議題，提供重要

的比較研究參考。

孔邁隆教授多年來孜孜不倦地繼續分析著許多從田野獲得的各類家

族文書，成為他後來大量研究的重要養分來源，而且數十年來持續發表

研究觀點，毅力驚人。他對於蒐集到大量的族譜、嘗簿（祭祀公業／蒸

嘗）、神明會會簿、土地契約等，讓他投注了數十年的心力在研究客家

（包括美濃、內埔等地）的土地商品化、法人組織經營等課題。他指出

不論是嘗還是會，其背後代表的都是一類法人共業組織，每年定期舉行

清點財產與收入支出，同時研擬對於產業收納與投資。筆者就美濃的實

際狀況討論，「嘗」背後代表的是以祖先為象徵的血緣團體，而「會」

背後則代表圍繞特定神明及其祭祀活動所組成的地緣組織，雖然在美濃

當地這兩個字也會在不同脈絡中混用，例如「蒸嘗」往往也稱為「祖公

會」，而「神明會」有時也稱為「神明嘗」。事實上這些人民組織見證

著美濃活躍的鄉村地方經濟及簿記技術，呈現傳統鄉村社會活絡的商品

交易網絡。除此之外，不管是縱向壯大自身家族的嘗，還是橫向進行

地域連結的會，美濃地方強烈的族裔精神（ethnos），展現在其對親屬

團體的重視。包括一個父系世系群 —— 即宗族／家族，與跨氏族連結

（cross-kin association）的高度發展，也涵蓋在像是傳統美濃那樣的社

會中，人們透過神、祖先、鬼、土地等不同的對象，進行人群的組織動

員（洪馨蘭 2017：174-178）。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58

孔邁隆教授對於美濃家族的追蹤，與時俱進地在進入廿一世紀之

後，也有了一些新的觀察。他曾寫了一篇文章，在標題上套用自己曾經

出版的專書主標來作為一篇新的論文的主標──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Myths and Realties, Then and Now”，這是一篇出版於 2005 年討

論亞洲民居專書 House, Home, Family: Living and Being Chinese 中的論

文。承續與 1976 年專書同樣的主標題，可以看出孔邁隆教授企圖延續

從該書所提出的核心關懷，而在副標「過去與現在的神話和現實」，也

再次揭櫫了關於「家庭制度」從過去到現在變化的觀點。這篇論文可

以視為孔邁隆教授對於那些居住在傳統合院中的「家」（ “jia”）之出

現、結構和發展的今昔比較研究，而且繼續聚焦於到了當代已經是「小

家庭」比例大幅增加的菸草聚落。此篇文章起頭時，孔邁隆教授對個人

在數十年前的大崎下村落民族誌，做了一個自己的總結，他認為那時候

的結論，一方面否定了許多不經之談，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許多新的看

法，希望能解析當時許多關於現代社會變遷的方向與力度方面的討論

（Cohen 2005a：235）。

在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Myths and Realties, Then and Now”

這篇延續討論美濃家庭制度發展的比較性研究中，孔邁隆教授討論與解

釋漢人家庭制度的動態變化，尤其是補入了近幾十年他持續記錄的小家

庭形式等新的模式，希望能呈現傳統漢人家庭在現代社會中的種種變化

與卓越的適應能力。他在文中說到，1964-65 年在大崎下的田野結束後，

71-72 年間他又再次住入大崎下。91 年曾回到美濃又再待過兩週，也是

想繼續蒐集關於 1964 年之後當地家庭組織的變化，尤其到了這個時期，

大崎下菸草種植中已經出現農機取代勞力的情形，像是費工的補土作

西方學者眼中的客家美濃 159

業，而燻烤菸葉也從三班制看顧爐火變成自動化控制乾燥機；而原本盛

行的換工關係，亦大量採用雇請工人的方式來補足家庭勞動力的不足，

整體來說，菸草種植的勞動量已經只有以前的一半（Cohen 2005a：

240）。1990 年代時，農村人口幾乎都是中年或接近老年的夫妻，從中

也可看到家庭結構已經發生實質的革命性變化，更別說就算是仍舊住在

農村的人們，也比以前有更強烈的意願，希望自己是經濟獨立的小家庭

（Cohen 2005a：242）。

不過，孔邁隆教授在這篇比較性觀點的文章中，也看到了一些「不

變」的地方，而確實也是長期在美濃當地從事文化資產保存的社區工

作者，深覺那種「不動如山」的真實感覺，結構雖然有所變化，然而

過程卻仍然帶有濃厚的傳統意識。孔邁隆教授在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Myths and Realties, Then and Now” 一文中就指出，「分家」的

過程似乎沒有什麼變化，仍會請外人來幫忙，仍要起草分家協議。8 在

家庭的婚姻連結上，也同樣採用異姓通婚聯合，形式上變化不大，不過

執行細節已經有很多的省略，或甚至僅具象徵性而已，例如以現金取

代。他在這樣的觀察中認為，大崎下村落在經濟個體化成為主流的情形

下，兩性都有自己可以運用的私有收入（私房錢），但「家」作為一個

合作群體，依舊是居民生活的重要層面，且強大的父權制也是如舊既

存，所以真正的變化其實應該說是原本屬於大家庭特有的人際關係之變

化（Cohen 2005a：255）。即便如此，「家」的道德意義與策略意義，

仍然會以各種方式表現出來。（Cohen 2005a：257）我們讀完該篇論文

8　分家很多時候仍舊很艱難，特別是涉及主觀感受上的公平或不公平。近年美濃青年學 者關於美濃「分家」的關注，亦可明顯看出以公權力（法院）來介入傳統的分家或分 家中關於土地分割的問題，在當地已經是屢屢可見。參閱邱兆乾（2018：14-33）。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60

時應能同意：孔邁隆教授希望經由這次的比較研究，分析大崎下歷時 40

年在家庭制度的變化數據，追蹤著現代化腳步如何影響漢人家庭制度的

動態樣貌。他一直實踐著人類學者期許自己能對一個小區域長期觀察的

精神，令人敬佩。

五、鄉村契約社會與重視族譜的宗族社會

若我們點閱哥倫比亞大學簡介，除了 1976 年的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作 為 孔 邁 隆 教 授 的 代 表 著 作，

另 一 本 則 是 出 版 於 2005 年 的 Kinship, Contract, Community, and Stat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China。後者在出版後隨即獲得加拿大社

會學者 Graham E. Johnson 在同年期的 The China Journal 七月號給予書

評介紹（見下文），文中甚至讚譽孔邁隆教授是「漢人人類學中最傑出

的人類學家之一」，認為該論文集雖非整體涵括了孔邁隆教授的全數研

究精華，但所收錄的都是對漢人人類學研究社群來說，「最好、也具最

重要貢獻的精采總結」。9

9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practitioners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a splendidly useful and revealing collection... a splendid summary of some of Cohen's best and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anthropology.” 事實上，Graham E. Johnson 及其妻子 Elizabeth Johnson 也是著名的漢人研究學者。他們約莫與孔邁隆同期進入中國東南華人地區進行 田野。孔邁隆當時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生，在一個還可見漢人社會「大家庭」 的村莊進行以家族發展模式的研究，Johnson 夫婦則是來自美國康乃爾大學，1968 年 4 月份進入香港荃灣，進行快速工業下的農村文化研究，包括女性的山歌文化。孔邁隆 居住的「大崎下」、Johnson 夫婦居住的「關門口村」，都是客家村莊。Johnson 夫 婦也在 2019 年 10 月份，在香港大學出版社發表了新書 A Chinese Melting Pot: Original People and Immigrants in Hong Kong’s First ‘New Town’，該書在香港研究著名學者、哈 佛大學 James Watson 的推薦中，認為其主題從家庭組織到領導風格，充分使用數據與 比較民族誌研究，對於專注研究中國社會的學者來說是必讀之書。該書同時也是 Johnson 夫婦五十年對荃灣的研民族誌資料，將農村地區轉變為混亂的工業新村細膩地 描寫，並呈現其後工業化的樣貌，內容涉及歷史學、人類學和社會學，涵蓋城市規劃、 民族音樂學、婦女研究、政治學、種族關係等。

西方學者眼中的客家美濃 161

Graham E. Johnson（2005：136-138）的書評首先簡介了孔邁隆教

授早期進行中國（漢人）研究時的學術氛圍，和其他人一樣（尤其是

Maurice Freedman），竭力在一個具有特色的地方，探討更廣泛的中國

文化，而他讚譽孔邁隆教授以美濃研究為基礎，並將親屬關係的分析擴

及華北平原、長江三角洲和四川盆地，而且還學會了客家人也可以理解

的客語。他提到收錄該書的論文中較早期的是一篇以美濃田野材料和

Arthur Smith 華北研究對話，探討帝國晚期經歷急遽變化下的鄉村社會，

在共享傳統下的人們如何產生「中國人」的身分概念，而到了 1980 年

代，孔邁隆教授抓住了西方學者開放前往中國大陸進行田野的機會，分

別在華北、長江下游、四川平原、甚至包括橫跨臺灣海峽到對岸的客家

原鄉地區，廣泛蒐集資料，該時期所產出的研究，焦點仍然集中在討論

中國（華人、漢人）親屬組織的制度與樣貌，即收入至該書第二到第四

篇論文。第五篇是一篇關於漢人世系群研究的綜論── Johnson 評論這

章是非常豐富的一篇，寫於孔邁隆教授預計前往華北、長江下游、四川

等地考察之前，論文強調家族乃是漢文化叢（Han culture complex）的

重要特徵，且有相當程度的區域差異，即便存在許多巨大的變遷動力，

但家族依舊存活至今。該書第六篇與第七篇論文，聚焦討論清末與日治

時期的美濃，孔邁隆教授運用日治時期土地清冊、家族古文書，挑戰西

方社會對於中國社會「商品化」程度的某些看法，直指清代最為關鍵的

商品就是「土地」，而鄉村社會有著大量的文獻可以說明，親屬關係和

親屬團體如何影響著財產的繼承與轉讓，而且還發展出避免親屬過度介

入的機制。書評者 Johnson 最後在文中讚嘆最後這兩章相當令人深省和

具有啟發。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62

Kinship, Contract, Community, and State 一書讓讀者讚嘆的，應該還

包括孔邁隆教授展現他對於美濃在地家族文書進行研究的方法，筆者

認為，這些都是蒐集自他曾經親身住過的田野地，而這些契約文書中

所呈現的家族後代，他甚至還能追蹤得到，因此能充分運用對於現地

的了解，讓這些分析同時帶有 etic / emic 觀點，相當具有意義。該書最

後一篇論文可以說就是這方面的傑作，題目為 “Writs of Passa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ontract and the Documentation of Practical Understanding

in Minong, Taiwan”（Cohen 2005b：252-303）。孔邁隆教授分析著蒐集

自美濃的二十份清代時期契約文書，年代約落在 1797-1895 年間（乾隆

後期至光緒年間），探討清代鄉村在土地轉讓／出售過程中，人們在前

資本主義社會裡的物權觀念。他循序漸進地帶著讀者，先從介紹如何閱

讀這類文書開始，然後依著想要探討的核心概念，挑選適當的文書內

容，整體地為讀者張開窺看清代邊疆社會底下的鄉村，如何如此活躍地

展現其商品性社會樣貌。他透過第一個例子介紹清代契約的規格，包括

文件抬頭、目的、土地疆界與地名，以及轉賣土地的價格，之後是契約

正文與文件末尾的簽名，並補充一個重點：縱使契約往往都是以個人名

義進行，但以中國社會的習慣，我們應該要視其為一個家的代表 ——

他特別強調在清代，財產持有單位並非個人而是家，最常出現的就是嘗

會。於是孔邁隆教授再舉第二個、第三個例子，介紹契約文書除了典型

買賣外，亦涉及一般性交換，像是例三就是不同經濟實力的家族或公嘗

間，進行田地交換的過程。第四、五的例子可以看到當時能夠買賣的不

僅有土地，還包括租佃權，這兩個例子表現的就是租佃權的提前續約。

但租佃權在第六例可以看出還分為大租權與小租權，從第七例可以看到

西方學者眼中的客家美濃 163

清代的民間契約分成紅契（有官方認證）以及白契（民間私下的契約）

兩種，而其中正有一個小租權形成中。相對於正式契約，第八例沒有出

現中介人，從其關係人來看，孔邁隆教授認為這個契約可視為是家族中

透過私房錢所進行的交易行為。

除了上述舉例之外，孔邁隆教授所選擇進行分析的契約文書中，也

包括幾份與婚姻有關的契約。由於漢人社會以父系為繼承原則，男性為

繼承的當然對象，所以進行「招贅婚」時未免後來爭議，往往會在契約

中明載入贅者的權利義務，像是第 11 例是一位在女方家工作的入贅男

性，在契約中被要求兒子中必須有一個從母姓，分家時兩個姓氏的小孩

各有 1/2 的平等權利；還有入贅者雖然住到女方家，但仍要繳付 50 銀

元的「聘金」給女方。父系社會雖然以男性為尊，然而似乎有可以看到

一些值得討論的部分，像是第 12 例出現寡婦在家族中的代表性，並沒

有因為丈夫的去世而就不屬於夫家之人。也因為如此，在契約的見證人

中常見女性之名，他建議對清代契約初次接觸的讀者，必須細心地將其

視為家族的代表，而非女性個人，這時候的女性實際上是一個經濟實體

的代表。

許多原則在當代臺灣史大量的古文書研究中，均已詳細指出，尤其

是目前有多本教導初學者如何解讀古文書的入門書，均對研究者有莫大

助益。作為人類學家，孔邁隆教授主要的訴求對象或許可以視為是對這

些文書仍有陌生感的英文讀者，但他仍舊提出了重要的人類學視野觀

點，引導讀者持續往下閱讀。在這裡他寫到：

就事實而言，我們從契約文書中可以看出，帝國晚期的中國民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64

間社會，其商品性和契約導向的世界中，主要的社會與經濟單

位是家，而非個人；不是個人主義，而是家族主義（familism）。

（Cohen 2005b：279，筆者中譯）

所以，就算寡婦可能在夫死之後，有機會因為其身分地位（家族中

的女性長輩）而具有某種契約上實名的地位，但孔邁隆教授還是提醒讀

者，並非所有寡婦都能夠擁有這麼有力的位置。通常，落單的婦人是會

成為家族內其他支派族人欺負的對象；其夫所原本擁有的持分也會變成

大家覬覦的目標。女性縱使在招贅婚中也未必就是父系社會男性所享權

利的性別倒轉版，而且常常必須讓渡小孩的所從姓氏給她的贅夫。孔邁

隆教授連續例舉兩個案例，提出在招贅婚中對於已故的入贅夫婿之後，

再招贅時針對繼任夫婿的契約內容，包括要負擔起養育前面已故者的小

孩、所新生的小孩可以跟隨父姓等等。

除此之外，認養關係也是古文書中契約的很重要內容。孔邁隆教授

在 ”Writs of Passa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提到的第 15 例中，提到認養

還分為「直系血親的認養」、「姻親關係關係的認養」，以及「具有買

賣關係的收養」，他認為以上三種認養關係其實都具有商品性，也都有

其契約性過繼的形式，在其中會載明價格以及其他義務。在這份案例

中，是兄弟之間的小孩彼此過繼，但是仍然要提供一筆「乳金」給小孩

原來的家庭 —— 亦即某種形式的購買。而在第 16 例一個關於冥蛉子過

繼的古文書，從外人（陌生人）那邊收養而來的小孩，孔邁隆教授認為

也許這是最具商品化的認養。

「分家」曾經是孔邁隆教授在美濃大崎下進行田野時的重點觀察。

西方學者眼中的客家美濃 165

而同樣的，也是他在契約文書中考察的核心關注之一。事實上，「分家」

同樣是家族契約中非常重要的一種類別，通常會在契約中說明持分的分

割方式，或是某些共有持分是不能分割的等等。他選擇以三個案例說明

相互不同的分家情形，其中第 17 例是一般情形，在雙親其中一位辭世

之前或之後完成分家，兄弟們彼此同意將家產進行分割，包括屋舍以及

田地，還有一些相關的土地權利，見證者多是自家人。另一方面，分家

契約亦是社會商品性的見證，第 18 例的分家契約把持分土地一一標價

出來，說明其不同持有地的價值各有不同。第 19 例甚至還載明分家後

各派下可得之總價，包括田租、房租等等，一併計算在內，不過孔邁隆

教授很認真地追蹤這個家族的後代，得知該份契約最後並沒有被完整執

行，所以該家族在 36 年之後，其後代又針對析分家產部分，制訂了另

一份契約，家族的六大房重新確認權利義務。

“Writs of Passa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以相當清晰的層次，透過古

文書為我們揭開並解讀了的美濃活躍的經濟生活，即商品性社會文化存

在於中華帝國晚期的民間，包括一套具有理性（格式化、可計算的）的

交易行為，以及像是介紹人、見證人等取得信用的契約規定。另外，政

府力量通常靠衙門來行使，但盛行的民間契約文書呈現出一般日常生活

也可以在這套機制下順利運作，遇到困難才須找官方來仲裁。孔邁隆教

授透過該篇論文，讓讀者理解契約裡的美濃人，如何具體地將人、事、

地、物皆能予以「商品化」的物權觀。事實上對於契約研究的發表，實

早在上世紀 90 年代即已陸續展開。孔邁隆教授曾在 1992 年就土地契

約對清代客家社會的意義，選擇在臺灣的研討會上發表（Cohen 1992：

167-193）。而 2005 年收錄於 Kinship, Contract, Community, and State 的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66

論文，則更完整地呈現他對於契約的介紹與解讀，從他的研究視野讓人

們對於清代南部客家地方社會有了更多的瞭解。包括祖先崇拜與其他民

間信仰相同，都是地方社會人群組織法則的源頭；祖先崇拜下所形成的

親屬團體，也以類法人團體的共業組織，都可以使用契約與股份制度，

變成一個個擁有繼承與買賣土地能力的經濟實體。

孔邁隆教授近年（2017）發表了一篇論文，“High Ancestors among

the Hakka Chinese: Past and Present, Rural, Urban, and Global”，針對客家

人（他使用 Hakka Chinese）的祖譜，探討從過去到現在、從鄉村到城

市、從全球的脈絡下，客家人如何藉由「遠祖」（high ancestors）來

達到人群聯結的目的（Cohen 2017：1-40）。該篇論文內容部分摘錄自

1999 年孔邁隆教授個人曾發表的文章，“Minong’s Corporation: Religion,

Economy and Local Culture in 18th and 19th Century Taiwan”，可以看到

在那個時候，他已強烈注意到族譜扮演著連結美濃客家人及其華南原鄉

（廣東東北縣份）間的遠親關係，並從族譜內容看到人們經由這種文類，

將「祖先」不斷往更前尋根，擴及的地緣意識實際上就是「整個中國」。

（Cohen 1999：223-289）孔邁隆教授在 2017 年組織的這篇論文更再次

強調，這種透過族譜的追尋與建構，是漢人社會文化與中華帝制的一體

兩面，即便結束了帝國制度，華人社會這種透過書寫族譜而考據「先祖」

的文化，依舊讓帝國朝廷制度存在人心之中。

同時，孔邁隆教授在，“High Ancestors among the Hakka Chinese” 一

文中要指出的還包括讓「族譜」影響持續發酵的，主要是嘗會的存在，

即便在社會背景與時空劇烈變動，臺灣和對岸中國大陸仍然可以既敬奉

相同的祖先，又同時在共同框架下各自發展表述手法。為了說明族譜在

西方學者眼中的客家美濃 167

客家人家族的地位，他針對一個家族會出現族譜的時機，以及所對應的

功能，在這篇論文中舉出多筆實際的族譜內容予以介紹，而且針對世

代、女性等資料相互交叉比較。孔邁隆教授表示美濃客家人在清代移民

初期，聚落就是以「多姓村」的方式開始，所以會利用跨姓氏的聯盟，

來擴展單一家族的力量，而也可以透過奉祀越遠、越早的先祖和同姓氏

但可能並無血緣關係的同姓氏「宗親」，進行更為擴大的橫向聯結。此

處牽涉到美濃社會會份嘗（公嘗）與血食嘗（私嘗）的區分，孔邁隆教

授仍細心為讀者做了說明，但不僅是這種差異，他也指出在臺灣敬拜相

同的遠祖原為慎終追遠的文化追求，但放在中國大陸則可以看到許多城

市中供奉遠祖的祠堂，捐款名單中許多跨國聯結實際上是一種重新建立

的集資關係。這篇文章告訴讀者：每個建立族譜的參與者都在強化這種

基於「親屬關係」所建立的國際網絡，也為當代客家人的身分認同做出

了重要貢獻。

六、小結：對臺灣客家研究至今的影響

孔邁隆教授的研究對於後學者的影響，可分為在美濃當地以及在學

術社群。美濃在社區意識與認同建構的過程中，曾將其作品部分內容

摘譯收錄於 1997 年出版的《美濃鎮誌》之中，這項「收錄」也成為早

期不擅於閱讀英文原著的初學者，管窺理解其重要著作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的重要參考來源（美濃鎮誌

編纂委員會 1997：1123-1142）。而《美濃鎮誌》也將該本專書視為「美

濃學」的重要專書之一，但在那個時候並未提及孔邁隆教授其他多篇與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68

美濃相關的論文。而除了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之外，當時列入

《美濃鎮誌》美濃學的國際學者，還包括澳洲人類學者 Irene Bain（1993）

的專書。或許是因為編輯群的疏漏，美濃學章節未及介紹美國人類學家

巴博敦（Burton Pasternak）和日本人類學家渡邊欣雄兩位外國學者所曾

經寫過的美濃研究（見 Pasternak 1983，渡邊欣雄 1991）。10 孔邁隆教授

對美濃社區的影響，除了前文曾提到他獲頒榮譽鎮民之外，筆者認為在

他將田野資料捐贈回美濃之後，其經由公開與後續研究，對於美濃社區

的文史發展，將會帶來另一批具有影響力的討論。

在學術社群中，洪馨蘭的博士論文（2011）也曾被其他文章提及，

受孔邁隆教授研究中對於美濃母方親屬關係的討論所啟發，因此開啟

了對「敬外祖」婚俗的民族誌研究（黃宣衛 2016：X）。除此之外，

筆者在 2019 年曾透過國家圖書館的碩博士公開論文資料庫查詢，以

孔邁隆教授的英文全名（包括 Myron L. Cohen、Myron Cohen、Cohen,

Myron、Cohen, Myron L.）進行「參考文獻」欄位的精準搜尋，共出現

有 132 筆碩博士論文曾援引其著作作為參考文獻；若以中文名（孔邁

隆）查詢，則出現 17 筆，後者比較集中在孔邁隆教授極少數的中文發

表或來自援引《美濃鎮誌》中的選文摘譯。但以上數字還要扣除重複

搜尋、援引多本、與誤用（例如有一筆是該作者誤將 Paul A. Cohen 誤

植為孔邁隆），所以以孔邁隆教授相關著作出版至今，與之進行研究

對話的臺灣學生仍然不多。其中英文論著的參考榜首是 1976 年的專書

10 Pasternak 利用美濃龍肚地區日治時期人口資料進行研究，見 Burton Pasternak（1983）。 渡邊欣雄則是在 1978 年之後進入臺灣客家地區進行考察，主要的居住地在屏東縣竹田 鄉，其他配合的考察點則包括美濃、內埔、萬巒、彰化縣的鹿港、甚至香港的長洲島、 大圍等地。他曾以屏東縣竹田鄉頭崙村的正月節、香港長洲島的端午節、馬來西亞檳 城閩人的中元節進行主題在民間信仰儀式研究的民族誌，由於美濃只是其中的一個參 照點，因此相對起來就比較沒有受到美濃社區所注意到，見渡邊欣雄（1991）。

西方學者眼中的客家美濃 169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其次分別是 1968 年 “The Hakka or ‘Guest

People’: Dialect as a Sociocultural Variable in Southeastern China”、1970

年 “Developmental Process in the Chinese Domestic Group”，以及 2005 年

“Writs of Passa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ontract and the Documentation of

Practical Understanding in Minong, Taiwan” 等論文。另外，孔邁隆教授在

1991 年的〈中國家庭與現代化：傳統與適應的結合〉，則是臺灣研究

生對其研究最多的入門參考文獻。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到，臺灣學生對於

孔邁隆教授長年且多元的研究成果仍感相對陌生，因此在近年高雄市立

歷史博物館編譯的中譯選集出版後，或許將能帶動學生更加地認識孔邁

隆教授，以及認識他理論與學術貢獻。

筆者認為：孔邁隆教授半世紀以來的作品，已經被視為一種地方紀

錄、一種微觀的「他者見證」，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他的著作內容亦啟

發了許多在地讀書人，藉由「他人之眼」對自己的家鄉進行反身性再認

識。始於對中國傳統家庭結構與發展的理論關懷，孔邁隆教授或許並非

僅將自己定位於進行客家民族誌（或客家研究），但是他經由將美濃的

材料，與臺灣其他地區、華北和華中、甚至中國西南等地進行比較觀點

的視野，確實將客家帶入一個更為廣泛的區域視野，提升客家在國際學

界的能見度，並回過來使他的研究成果，具備促進當代客家研究發展的

貢獻。

另一方面，當代客家研究乃強調在問題意識上具有客家意識，核心

關懷環繞在面對從客家歷史與社會文化中，所產生的理論或詮釋課題，

或許孔邁隆教授的研究，一開始的核心關懷是學科的、理論的，在偶然

與必然的情形下，選擇了客家社會做為其推翻或檢證早期說法的重要材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70

料，但就其貢獻上對客家研究來說，意義仍十分重要。這兩類學術成果

對客家研究皆有其重要性與必需性。孔邁隆教授以客家為素材、以客家

為內容，同時也以針對客家村落的材料進行區域對話，或許最初的問題

意識不是來自聚焦客家的，然而透過兼採人類學與歷史學的研究方法，

跨區域地、貫時性地（從清代到當代）討論美濃家庭制度的變遷、客家

家族社會的商品性內涵、族譜的攀附與連結所建構的資金網絡和某種帝

國意識殘留等等，為後學者示範了許多切入客家研究的思路。無庸置

疑，這些學術論述與成果，提供了當代客家研究之中，關於反思「何謂

客家」的許多啟發點。

謝誌：本文初稿曾發表於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主辦「回顧客家研

究的比較視野工作坊」（2019 年 11 月 18-19 日），原題為〈西方學者

眼中的臺灣客家：以孔邁隆（Myron L. Cohen）為核心〉，感謝工作坊

期間評論與現場與會學者的指正，以及本文投稿時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

寶貴建議。基於篇幅，本文作為文獻回顧仍有許多不足之處，尚請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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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學者眼中的客家美濃 175

評 論

評蕭新煌、張翰璧、張維安編，2020，《東南亞客家社團組織的網絡》。

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臺北：遠流。1 + 287 頁。

黃信洋 *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研發處博士後研究員

筆者認為，「海外客家研究」基本上具有三種意涵，亦即「海外客

家研究」、「國際客家研究」與「全球客家研究」。1** 海外客家研究意

味著從「原鄉」角度來省思客家文化的發展，國際客家研究是從國家的

角度來看待各國客家文化的發展，全球客家研究則是從客家文化的全球

互動來省思客家文化的發展，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存在著一種廣義上的

全球客家文化圈。職是，從筆者的角度看來，《東南亞客家社團組織的

網絡》於 2020 年的正式出版，對客家研究來說標誌著一個重要里程碑，

亦即嚴格意義上的全球客家研究專書的正式出現，雖然說此書的重點區

域指向的是東南亞的客家文化區域性互動狀況，其論述方式卻似乎意指

了某種全球性的客家文化發展。本文欲說明的是，《東南亞客家社團組

織的網絡》的重要性就在於它是符合「全球客家研究」研究取向要求的

第一本「客家研究專書」，而這個論述出發點乃是本文最核心的問題意

識。

為了進一步說明本書之於全球客家研究的重要性，就有必要先從既

*　E-mail: [email protected] 投稿日期：2020 年 6 月 18 日 接受投稿日期：2020 年 10 月 23 日 Date of Submission: June 18, 2020 Accepted Date: October 23, 2020 1　「海外客家研究」、「國際客家研究」與「全球客家研究」這三個概念，乃是筆者近 幾年努力要論述的重要主題，因此筆者將會用另一篇文章來進行更詳盡的論述與說明。

全球客家研究，2020年11月第15期，頁175-200  176

有的相關客家研究來解釋本書出版的重要性。

一、過去的臺灣海外客家研究

針對海外客家的相關研究，本文將分別以臺灣的客委會整合型計畫

（以客委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委託的計畫為主）、科技部計畫，以及既

有的臺灣海外客家研究專書作為《東南亞客家社團組織的網絡》的比較

對象，從而說明該書出版所具有的獨特客家研究意涵。

（一）客家委員會整合型海外客家研究計畫

在客家委員會成立之後，2003 年由蕭新煌教授帶領臺灣客家研究團

隊至東南亞進行的客家研究計畫「海外客家基本調查：新加坡、馬來西

亞」，開啟了臺灣的海外客家研究的新紀元，從而也奠定了臺灣未來成

為全球客家研究領航者的歷史基石，可說是客家研究領域的一件重要歷

史事件。2003 年由蕭新煌教授帶領之下的海外客家研究（同年第一個

學院建置級的客家學院也出現在臺灣（即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已經

過了 15 年以上的光景，也有必要檢視臺灣的海外客家研究的發展狀況。

表 1 客家委員會整合型海外客家研究計畫列表

編號 主持人 年度 計畫名稱 01 02

蕭新煌 2003 海外客家基本調查：新加坡、馬來西亞 蕭新煌 2004 海外客家基本調查：越南、泰國與汶萊客家基本調查與東馬、

印尼客家主題計畫

03 04

蕭新煌 2008 苗栗園區海外研究東南亞客家研究先期計畫 林開忠 2011

苗栗園區海外研究東南亞客家第二期研究計畫：泰國、越南 與印尼客家人

Global Hakka Studies, November 2020, 15: 175-200 177

05 06 07 08 09

苗栗園區海外研究 : 日本客家研究調查計畫

張維安 2011 胡志佳 2014 全球客家基礎資料建置計畫 李毓中 2014 北美洲客家研究計畫 湯熙勇 2015 中南美洲客家研究計畫 林嘉琪 / 李其霖

2016 非洲客家研究計畫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由表 1 可知，客委會委託進行的海外客家研究首先是以東南亞作為

客家研究基礎資料的調查對象，而重要的客家人居住國家（新加坡、馬

來西亞、印尼與泰國）則是主要的研究調查對象。2012 年以「全球客

家博物館」為發展宗旨的臺灣客家文化館（原為苗栗客家文化園區）成

立之後，客家文化發展中心開啟了格局更大的海外客家研究計畫，分別

委託相關學者進行了「全球客家基礎資料建置計畫」、「北美洲客家研

究計畫」、「中南美洲客家研究計畫」與「非洲客家研究計畫」等涵蓋

範圍更廣的海外客家研究，於其中，胡志佳教授主持進行的「全球客家

基礎資料建置計畫」，雖然名稱上有「全球」的稱謂出現，卻比較像是

一般海外客家研究的基礎資料蒐集，對於區域性或全球性的客家文化交

流則沒有進行進一步論述，類同於北美洲、中南美洲與非洲的相關客家

研究，由於這些區域的相關客家研究資料不多，這些調查研究基本上是

屬於該區域的基礎性調查研究。

（二）科技部研究計畫

若以「客家」一詞進行搜尋就會發現，2011 年之後的科技部海外客

家研究的相關計畫共有 22 筆，主要還是以東南亞為客家研究的關注對

象。在這些科技部計畫之中，2014 年張維安教授主持的「族群想像與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78

全球客家網絡的建構：臺灣經驗的角色」計畫，首度以「全球客家網絡」

作為研究的主題，開啟了全球客家的想像，而張教授於 2016 年執行的

「打造『客家』的符號價值：以『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中的臺『中』象

徵鬥爭關係為例」計畫，則是更進一步以「全球客家文化共同體」作為

論述的思考方向，開啟了「全球客家」作為一種思考單元的思路，推動

了更廣闊的客家研究思考方向。

表 2 科技部海外客家研究列表

編號 主持人 年度 計畫名稱 01 02

王俐容 2011 跨國社群、文化政策與族群認同：以泰國客家為例 張翰璧 2011 一個傳統聚落中的「東南亞客家」：以馬來西亞檳榔嶼的浮羅山

背（Balik Pulau）為例

03

04

04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蔡芬芳 2013 性別、族群與宗教之相互交錯： 印尼班達亞齊客家女性走向伊

斯蘭的經驗與過程

張翰璧 2013 移民網絡與「客家性」的差異：沙巴（SABAH）東西岸客家移

民的比較研究

魏玓

2014 流行文化與全球客家的形成：以客家影視文本的生產、傳佈與接

收為例

簡美玲 2014 客家女性的流離、家園與族群之想像與再現 王俐容 2014 走向跨邊界的客家文化政策？全球視野下的族群想像、多重認同

與文化混雜性

李世暉 2014 族群認同與文化外交：以日本客家社團為例 張維安 2014 族群想像與全球客家網絡的建構：臺灣經驗的角色 陳秀琪 2015 同源異境客家話語言接觸下的發展與挑戰：臺灣與馬來西亞的比

較

蕭新煌 2015 臺灣與東南亞客家族群認同的變貌：延續、斷裂、重組與創新 蔡芬芳 2015 從印尼西加里曼丹到臺灣桃園 ── 客家通婚與族群認同 林開忠 2015 客家文化在公私領域的角色：臺灣與馬來西亞客家社會組織和家

庭之比較

林本炫 2015 在地與新生的客家信仰：臺灣、印尼與馬來西亞的比較 張翰璧 2015 「巴色差會與客家」專書寫作計畫 張維安 2015 博物館與客家意象的再建構：臺灣、東南亞與中國大陸三地的比

較研究

簡美玲 2016 翻譯、跨境與日常：海外與臺灣客家族群經驗的浮現與轉折 張維安 2016 打造「客家」的符號價值：以「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中的臺「中」

象徵鬥爭關係為例

蔡芬芳 2018 馬來西亞族群產業與宗教：吉隆坡、芙蓉客家帶之研究

評《東南亞客家社團組織的網絡》 179

20

21 22

柯朝欽 2018 權力文化網絡、公共領域與集體記憶：兩個馬來西亞全國性客家

社團的比較研究

張翰璧 2018 族群與空間：臺馬客家帶族群關係的比較 許馨文 2020 族群想像的多音交響與跨域流動：亞洲華語社會間「客家音樂」

的生產與流通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由表 2 可知，綜觀這十年來的海外客家研究相關科技部計畫，這十

多位學者的相關研究，幾乎也可說是臺灣海外客家研究的代表人物，於

其中，蕭新煌、張維安、張翰璧與林開忠等幾位教授，都參與了《東南

亞客家社團組織的網絡》一書的撰寫。

（三）臺灣的海外客家研究叢書

就臺灣的客家研究來說，蕭新煌教授主編出版的《東南亞客家的變

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與《臺灣與東南亞客家認同的比較：延續、斷

裂、重組與創新》兩本書，由於這兩本書都是整合型計畫的成果（林開

忠教授主編的《客居他鄉：東南亞客家族群的生活與文化》也是），可

說都是臺灣客家研究團隊的成果，不過這些書籍都是不同議題的論文集

結，基本上並非有機結合的研究專書。就時間的序列來說，蕭新煌教授

於 2011 年主編的《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一書正式

出版，意味著臺灣的客家研究團隊已經相對成熟，可以以團隊方式進行

海外客家研究的學術論述，也替未來臺灣客家研究團隊的全球客家研究

相關議題論述奠下基石。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80

表 3 臺灣的海外客家研究叢書列表

編號 作（編）者 年度 書名 01

蕭新煌

2011 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新加坡與馬

02

03

04

05

06

07

來西亞

林開忠

2013 客居他鄉：東南亞客家族群的生

張維安

2013 東南亞客家及其周邊

活與文化

張翰璧

2013 東南亞客家及其族群產業

張維安

2016 客家文化、認同與信仰：東南亞

與臺港澳

蔡芬芳

2017 走向伊斯蘭：印尼客家華人成為

穆斯林之經驗與過程

蕭新煌

2017 臺灣與東南亞客家認同的比較： 延續、斷裂、重組與創新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出版社 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 中心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 中心 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臺北市：遠流出版社 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臺北市：遠流出版社 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臺北市：遠流出版社 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臺北市：遠流出版社 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臺北市：遠流出版社

在 2010 至 2020 這段期間，分別有兩本以「全球客家」為主題的專

書出版，第一本是模里西斯客家鄉親陳錫超（2016）出版的《客家大世

界》，企圖描述各大洲不同國家的客家文化發展現況，尤其是對於模

里西斯客家文化發展現況的描述。此外 Jessieca Leo 於 2015 年出版的

Global Hakka: Hakka Identity in the Remaking 一書，則以馬來西亞客家為

主軸，描述該客家文化在全球化脈絡下的發展。這兩本以「全球客家」

為主題出版的專書，雖然有其論述上的宏大格局，對於不同區域之間的

客家文化互動發展卻沒有多作論述，對於「全球客家」作為一種思考單

元的論述方式，也還沒有發展出來。

總結來說，全球客家研究的開啟有兩個契機，都與《東南亞客家社

團組織的網絡》一書的作者有關：其一是 2003 年蕭新煌教授帶領臺灣

客家研究團隊與東南亞學者合作，開啟了臺灣團隊式東南亞客家研究的

先河；其次，張維安教授兩個以「全球客家」為主題與論述單元的科技

評《東南亞客家社團組織的網絡》

181

部計畫，則進一步把客家研究提升至「全球客家」的論述格局，企圖探

討全球客家文化圈的客家文化發展，甚至探討「全球客家文化共同體」

的可能性。

臺灣內部近年來分別有「全球客家」與「世界南島」的全球文化概

念出現，由此也可以看見這兩種文化的全球性格。南島語系的原住民文

化，即便說在文化淵源上有其同質性，卻無法形塑出全球性的南島語系

論述情勢。然而，即便說客家文化存在著種類繁多的腔調，不同腔調之

間不時會有不同語言層次的文化差異出現，不過，不同腔調的客語卻都

願意屈居於「客家」這個文化大傘之下，從而讓跨區域的「全球客家文

化」有了發展的可能性，也塑造出了客家文化全球聯結的可能性。例如

說，從國家的角度來說，「臺灣客家」訴說了客家族群對於臺灣文化發

展的社會參與，「客家臺灣」則講述了臺灣社會透過客家文化來聯結全

球客家社會的可能性。因此緣故，「全球客家」乃是臺灣客家文化的一

種值得發展的論述方向，畢竟，誰有能力描述全球客家的輪廓外觀，就

有能力影響全球客家文化的發展方向。

二、章節安排與論述重點

《東南亞客家社團組織的網絡》一書的封背，一開始就先對客家族

群的特色進行說明：「分散全球但又頻繁聯繫互動。因此，將亞洲、甚

至全球客家作為一個集體，分析客家族群的散布、聯繫及相互隸屬力

量，應具有認識論上的價值和政策意涵。」此種論點先是說明全球客家

集體可以是一個思考單元，因為全球的客家族群始終會持續進行互動，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82

意味著從「全球客家」的角度來思考客家族群的發展，建構全球客家知

識體系，具有知識論上的正當性，在政策推展的思維上，同樣具有可行

性。因此，該書便從「全球客家」的角度出發，以東南亞客家為研究對

象，期望可以把臺灣打造成全球客家的心靈故鄉。循此，回到前一節關

於臺灣的海外客家相關研究的討論，該書在知識論的層面，確實可以視

為第一本嚴格意義上的「全球客家研究」，此外，本書從「全球客家」

角度出發的客家政策思維方式，也是本書另一個令人注目之處。作為一

本客家研究專書，本書的六位作者基本上是以社會網絡的理論與方法來

思考東南亞客家的社團聯結狀態，在分工上進行仔細的討論，從而演變

成一本前後一貫、有機呼應的全球客家研究專書。

既然說客家族群具有「分散全球但又頻繁聯繫互動」的特質，對於

全球客家的討論就應該集中在跨區域或全球客家層面的族群互動、交

流、聯結或展示。循此，全球客家的相關討論或許就應該集中在全球客

家的人口、社團、集會或博物館等重要項次的討論上面（黃信洋 2017：

2018）。客家人口的討論涉及客家族群的遷徙、定居與家族世代發展，

客家社團是全球客家網絡建構的重要元素，國際客家集會乃是建構全球

客家網絡的重要動力，而博物館展示則是策動論壇的重要單位。於其

中，客家會館常會同時具有社團與博物館的功能。就筆者討論的《東南

亞客家社團組織的網絡》一書來說，對於「老華客」客家會館與「新臺

客」客家社團的討論，就是以東南亞客家社團的互動聯結作為討論議

題，了解此區域客家社團的互動特色，從而進一步從臺灣的角度來提出

具有全球客家意涵的政策思維與作法。如下，筆者將對本書各章節的論

述重點進行簡要說明與討論。

評《東南亞客家社團組織的網絡》 183

（一）第 1 章〈東南亞客家社團研究的新趨勢〉

本章作者為蕭新煌教授，也是此次計畫的總主持人。本章名稱為

〈東南亞客家社團研究的新趨勢〉，顧名思義，一方面是指出必須要以

新的理論與方法來研究東南亞客家社團，另一方面則是期望此新的研究

理論觀點能夠對預知東南亞客家社團的未來發展趨勢有所幫助。不同於

中國主要以文史取向的客家研究為主要切入方式，臺灣的客家研究則是

有更多的社會科學的角度切入點。歷史性格的客家研究可以了解客家原

鄉生活的傳統、神話與集體記憶，亦即說明客家的「過去」，社會科學

的客家研究則可以說明客家族群的當下現況，甚至由現況推估「未來」

變化的發展趨勢，而這也是本書對於全球客家研究所具有的貢獻。1

於東南亞，語緣和地緣曾是早期華人進行人群界定的基礎，在心靈

與現實層面，社團組織都是移居東南亞客家族群進行同鄉凝聚的重要社

會機構（蕭新煌 2020：27），而「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的出現，則

是東南亞發展出客屬意識的重要媒介，由此可以看出客家社團對於形塑

客家意識的重要性。

不同於 19 世紀開始由中國原鄉普遍是以契約工身分移居東南亞的

客家人，臺灣的客家人大多是以「臺商」的身分移居東南亞，先是 1980

年代中期的勞力密集中小企業，然後是 1994 年的第一波南向政策，其

次是 2003 年政府鼓勵臺商的南向發展，讓臺灣客家人往東南亞發展（蕭

新煌 2020：33）。契約工的身分需要在地發展出客家會館來作為社會

福利層面的協助，臺商則是需要成立社團來進行跨國聯結從而獲取某種

1 筆者曾於 2020 年 2 月 20 日於國史館聆聽蕭新煌教授的講座，講題為「東南亞客家社 團組織網絡的形成與運作」，而蕭教授於演講中則一再強調，從歷史原鄉的角度來說， 客家族群的「過去」在中國，若從心靈原鄉的角度來說，客家族群的「未來」則在於 臺灣。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84

層面的政治經濟奧援。隨著中國「一帶一路」的龐大規模政治經濟利益

介入，以臺灣與中國為核心的跨國客家社團網絡的發展與互動關係，也

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重要議題。

在此種客家社團走向跨國或區域性網絡化的趨勢中，個別的會館研

究無法捕捉全球客家會館的總體樣貌，而既有的從單一國家的相關會

館討論則無法說明跨國或跨區域的客家組織互動關係（蕭新煌 2020：

19），因此就有必要跳脫單一國家的客家研究，進行跨區域的東南亞

的全球客家社團組織相關研究，了解其網絡化關係（蕭新煌 2020：20-

21）。

本章節也就該書的三點研究目的進行立論：「一、建構東南亞客家

社團結構類型以及互動網絡的大趨勢分析；二、深入分析東南亞客家社

團功能轉變與現行運作的意義系統內容；三、掌握東南亞客家社團在兩

岸政治生態下的發展傾向與樣態」（蕭新煌 2020：21-24）。就這三個

重點來說，筆者認為，第一點重點在於東南亞客家組織的未來發展趨勢

的預測，第二點重點在於東南亞客家社團功能的轉變，成為該國國家發

展與跨國組織網絡的協力者，第三點則是臺灣如何在兩岸競逐全球客家

網絡發言權的情勢下建構出自身的優勢。

（二）第 2 章〈研究方法〉

本章說明該書的研究方法，亦即社會網絡的分析方法，認為此方法

能夠關注歷史研究之外的社團間的社會關係，在質化研究方法外尋求量

化的分析方式（張陳基、張翰璧 2020：37）。運用社會網絡方法來進行

客家社團的社會關係研究，明顯與文史取向的質化研究方法有所區隔，

評《東南亞客家社團組織的網絡》 185

具有更鮮明的社會科學研究性格，而這也是臺灣客家研究與中國傳統客

家研究的重要區別。

本書總計對 85 個客家社團進行調查分析，得出的結果是東南亞

客家社團的社會網絡共有 1,837 個網絡節點 （張陳基、張翰璧 2020：

40）。2 在分析過後，本章作者認為東南亞客家社團網絡共有三種類型：

「（一）階層式社會網絡（Hierarchical Social Network），（二）集團

式社會網絡（Clique Social Network），（三） 對等式社會網絡（Peer

to Peer Social Network）」。就這三種社會網絡的類型來說，集團式與

對等式的社團網絡是屬於相對鬆散的網絡關係，唯有階層式社會網絡具

備較為綿密的網絡關係，基本上，一旦該國出現一個國家層級的客家社

團，階層式的社會網絡關係就會出現。

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來進行分析，不僅是突顯出量化調查的學術

性格與科學態度，更是臺灣客家研究特色的一種展現。

（三）第 3 章〈百年來客家族群網絡組織的發展與變遷〉

本章主要是介紹幾個重要的具有國家以上規模的大型客家社團與集

會，分別是客家大同會、香港崇正總會、南洋客屬總會、世界客屬懇親

大會與世界臺灣客家聯合會，並以「族群邊界」的理論觀點來說明客家

社會組織之所以會出現的原因。

作者先說明，客家族群社團組織的浮現，都是與其接觸到其他族

群有關，因此是族群互動促成了客家社會組織的出現（張維安 2020： 2　「首先，相對於過去客家社團組織多以歷史研究為主，社會網絡分析內容則是以（當 代）社會關係為主。第二，社會網絡分析法分析的對象，是以研究範圍之內的整體社 會網絡，以所有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係為分析對象」（張陳基、張翰璧 2020：48- 49）。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86

51）。就客家文化發展的歷史來說，客家意識與客家組織的現身，都是

出現在必須與其他族群進行互動的「客家邊區」，不是出現在客家族群

的聚居地（張維安 2020：54）。3 從這個角度來說，並非族群「同一性」

而是族群「差異性」促成了客家組織的出現。

就本章提及的五個客家組織與活動來說，客家大同會是第一個全國

性、為了回應汙名化而出現的客家組織，香港崇正總會是開啟全球客家

想像的第一個客家社團，而南洋客屬總會則是第一個開啟南洋客屬意識

的社團組織。此外，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乃是全球客家網絡的主要推動

力，而世界臺灣客家聯合會目前則努力要統整既有的美洲臺灣客家聯合

會、歐洲臺灣客家聯合會、亞洲臺灣客家聯合總會，以及形塑中的非洲

臺灣客家聯合會與大洋洲臺灣客家聯合會，最終組構出以臺灣為核心的

全球客家族群網絡。

從百年的客家社團發展而非「千年客家」的羅香林視野來論述客家

發展，乃是一種體現臺灣社會科學客家研究特色的討論方式。

（四）第 4 章〈老華客與新臺客社團組織族群化比較〉

本章用一組對比詞彙「老華客／新臺客」來描述新舊客家社團的差

異，此種區別不僅是來源地的區別而已，在觀念上也會有所不同。傳統

的東南亞地方會館由於其設置的原因是為了協助同鄉人士的在地發展

（起初的身分多為契約工），本身具有類似社會福利的功能。相形之下，

臺灣移居至東南亞發展的客家社團，由於本身多是臺商的背景，對於商

3　「檳城和馬六甲是客家人早期落腳和經商的地方。這兩州的客家人都只是少數（兩州 都是以福建人為大宗），但也因為少數而更需要透過組織的力量來保護自己，因此， 這兩州屬的客家人率先創立社團組織」（林開忠等 2000：112）。

評《東南亞客家社團組織的網絡》 187

業網絡的關係十分強調。實質上，這一組差異的概念，背後也預設了以

中國及臺灣為核心的政治與經濟性差異。

本章有幾點頗為重要的分析結果：其一是馬來西亞華人團體最為多

元，其客家團體都會加入至少一個以上的省級之上的團體（張翰璧、張

陳基 2020：78）；其二是馬來西亞惠州會館聯合會所佔據的結構洞最多，

可以聯結最多的客家社團（張翰璧、張陳基 2020：77），是聯結老華客

社團的重要節點（張翰璧、張陳基 2020：79-81），也是客家總機構中

唯一成立「會外會」（商會組織）的聯合會（商會組織）（張翰璧、張

陳基 2020：81）；其三是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是一種階層式的社會網

絡關係，掌握了該國最重要的節點（張翰璧、張陳基 2020：79）；臺

灣的客家委員會雖然並非社團，卻是東南亞客家社團最積極聯繫的組織

單位，體現出其在客家社會網絡上的重要性（張翰璧、張陳基 2020：

79）；最後，新臺客社會網絡中以新加坡臺灣客家同鄉會的聯結最為重

要，甚至比亞洲臺灣客家聯合總會更有聯結性，顯示其重要的向外積極

聯結性格（張翰璧、張陳基 2020：98）。

總體來說，「老華客／新臺客」、「契約工／商人」、「中國中心

／臺灣中心」，這三組差異具有某種程度的對應性，可以是一種有啟發

性的思考起點。

（五）第 5 章〈東南亞客家社團組織網絡分析〉

本章是此書篇幅最高的一章，共 143 頁，針對八個國家的客家社

團進行分析。於其中，馬來西亞由於具有最多的華人社團，其客家社

團的浮現樣貌也最為多元。約莫 1950 年代開始，地方的客家社團超過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88

7 個以上的社團，紛紛開始設立總會或聯合會（林開忠等 2000：108-

109）。而馬來西亞就至少出現了六個大型客家聯合組織，即客家公會、

惠州、嘉應、河婆、茶陽大埔與增龍等組織（林開忠等 2000：109）。

社團成員超過 5,000 位以上的客家組織則有沙巴亞庇客家公會、沙巴山

打根客家公會與雪隆惠州會館（林開忠等 2000：113），顯見馬來西亞

客家社團的豐沛能量。

馬來西亞的每個客家組織都會發展出各自的總會，並由各聯合會的

成員來輪流擔任總會長的職務，因此各個客屬公會都是一種階層化的社

團組織，並且是國家層級的多個階層化組織，沒有定於一尊，而其聯繫

互動交流的對象也是同等級以上的其他華人社團（林開忠等 2000：140,

166）。即便說馬來西亞存在著六個全國性的客家社團，客家社團之間

的影響力或發言權大小則是透過舉辦全球性的客家集會來彰顯出來。例

如說，因為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乃是全球客家集會的重要指標，於 1999

與 2019 年分別辦理過第 15 屆與第 30 屆的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

每次會議都會邀請總理致詞，對內可以確保自身於客家社團間的突出地

位，對外則透過與中國「一帶一路」的政經勢力的呼應，間接保障華人

地位的穩固性。

新加坡的南洋客屬總會是該國唯一的階層化客家社團，而其背後有

一個包含所有華人組織的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簡稱「宗鄉總會」：

由南洋客屬總會、福建會館、潮州八邑會館、廣東會館、海南會館、三

江會館及福州會館聯合組成）（林開忠等 2000：193）。泰國的「泰國

客家總會」目前共有 35 個分會，會員人數超過萬人，於 1984 年舉行全

泰第 1 屆客家懇親大會之後，截至 2019 年已辦理過第 18 屆會議 （林

評《東南亞客家社團組織的網絡》 189

開忠等 2000：203）。基本上，東南亞客家社團比較有規模與影響力的

國家主要是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與泰國。這四個國家都有國家層級

的客家社團出現，而其證明自身價值的方式則是透過國際性客家集會的

辦理，例如說，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印尼

客家聯誼總會與泰國客家總會就分別都舉辦過世界客屬懇親大會。

客家組織的國家層級統領組織的出現，有助於客家文化一致性的突

顯與內部團結。然而，由於客家族群始終存有全球聯結的特質，客家族

群會持續在國家之外進行跨國聯結，其具體的顯現就是各種類型的國際

客家集會的辦理，而客家社團的持續性與多樣性跨國交流，也讓國際客

家文化圈隱隱約約浮現出一種「全球客家文化共同體」的輪廓。

（六）第 6 章〈東南亞客家社團區域化的新方向〉

作為結論的第 6 章，本章的重要之處就在於依據分析結果與趨勢預

測進行政策性的建言，從而以臺灣為核心思考臺灣客家對於全球客家發

展的可能貢獻，筆者將於第四節進行討論。總體來說，筆者如下將對該

書筆者認為極有啟發性的概念（「老華客／新臺客」）進行再次說明，

說明此組概念對於思考「全球客家」的可能幫助。

三、新觀點與國族主義競逐

「老華客」與「新臺客」的原始概念區分，應該是奠基在「會館」

與「社團」的區分上面。會館主要是以原鄉祖籍地為名成立，肩負著華

人移民初期的「基本生活和居住的需求、求職過程的介紹」（蕭新煌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90

等 2020：17）。某種程度上，會館兼具「社團」與「博物館」的功能，

在進行相關活動的同時，也對傳統的有形與無形文化資源進行保存與展

示，作為客家族群自原鄉移入的實體集體記憶與遷徙軌跡，相形之下，

「新臺客」則是以「社團」作為出發點，以「聯結」作為發展的動力。

如下將做進一步說明：

（一）老華客與會館

華人會館組織 15 世紀現於北京，此模式為全中國的同鄉會所挪用

（蕭新煌等 2020：18），而同鄉會除了服務同鄉的社會福利功能外，還

兼具「宗教信仰、社會聯誼、慈善事業」（蕭新煌 2020：19）等三項功能，

總體來說，華人會館對於華人社群的社會存在十分重要。4 會館集結信

仰、聯誼與社福的三合一身分，雖然看起來只有後兩項展現社會功能，

不過，筆者卻認為，會館間常見的關公信仰，其重點並非在於宗教本身，

反而是對於「義氣」的社會性格的強調，對於一些隻身前往南洋的鄉親

來說，在關公面前義結金蘭，才能保障埋首南洋之後有人辦理後事。舉

例來說，在胡志明市由客家幫設立的崇正會館，就是崇正學校、崇正分

校與關帝廟三合一的會館（林開忠等 2000：216-217），此種看似宗教

與社福結合的奇異現象，本質上都是一種社會意識的展現。

老華客群體的成員都是 19 世紀由華南移往南洋的客家族群，名

稱大多是以祖籍地為名，組織本身較不具有聯結性，無法形成明顯的

4　「二戰前（1941）的華人會館都是由中國移民所創立，當時會館的主要任務是幫助新 移民在陌生的環境裡安頓下來。會館的功能包括為同鄉找尋住所、工作等服務，另一 方面，也提供同鄉聯絡鄉情的空間。除此以外，會館對內而言是同鄉發生糾紛時的協 調人，對外則是同鄉移民與殖民政府間的中間人。當時的會館，可以說是同鄉的代言 人和利益的維護者」（林開忠等 2000：167） 。

評《東南亞客家社團組織的網絡》 191

體系，總之本身比較鬆散，不會有領導性會館出現（蕭新煌等 2020：

250）。為了展現較為現代的聯結性格，傳統會館遂有社團化的趨勢出

現，因此會出現一些會館聯合會的總會組織。

老華客會館對於祖籍地的原鄉情感聯結，與之相對應的是重視客家

源流討論的民系研究，基本上是一種中國地區盛行的文史取向客家研

究。此種偏向於從「千年客家」羅香林論點切入的討論方式，雖然說是

一種「被發明的傳統」，然而，客家會館本身卻是一種實體化的集體記

憶，一種能夠藉由會館的各種活動辦理而不斷展演與維續「千年客家神

話」的集體記憶建構。當一座客家會館在東南亞落地生根之後，這個會

館就在異地進行「插旗」與「劃界」的工作，在地圖上劃出一塊客家人

的活動領地與標記，而這個持續不斷的「插旗」作業，也標示出了客家

族群歷史遷徙的活動軌跡。這個體現「千年客家」精神的會館，成員的

年齡組成也普遍偏高，出現組織活力弱化的現象。過去的社會福利功能

讓客家會館有了生發的動力，近日日益垂垂老矣的傳統會館需要再一次

的社會創新，才能找回新生的能量。

（二）新臺客與社團

新臺客的組織大多是 1980 年代前往東南亞尋求經濟契機的臺灣商

人，其名稱都會特別標上「臺灣客家」的稱謂，不用「會館」而是用「聯

誼會」或「同鄉會」的名稱（蕭新煌等 2020：250）。社團是以自由結

社的方式運作，背後預設的是公民社會的觀念，與之相對應的是社會科

學的族群研究，而這也是臺灣客家研究的可能貢獻。傳統歷史研究方式

無法導向公民社會的進程，因為傳統華人社會並無此種西方概念。然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92

而，社會科學本身帶有的公民意識價值，卻能透過社團的運作而體現出

來，其基本預設是公民意識乃是作為一種普世價值而存在。

若說「會館」體現的是「原鄉遷徙」的意象，「社團」體現的則是

「聯結」的意涵。在社團尋求聯結的過程中，客家社團的明顯特質是跨

越區域與國家的界線進行串聯。於其間，國家級客家社團的出現（如印

尼客家聯誼總會與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一方面突顯出客家族群

對於所在國的貢獻，另一方面則突顯客家族群公民身分的不容忽視。相

較於老華客會館成員的年齡普遍偏高，成員較少的新臺客社團成員卻是

相對年輕，較有活力（蕭新煌等 2020：250）。

如今，由臺灣客家族群建構出來的桐花意象客家象徵，以及「天穿

日」等客家節慶，已經日益成為東南亞客家社群的共同意象與節慶，5

倘若臺灣客家想要成為全球客家人的心靈原鄉，不應該僅止於客家意象

的建構與傳播，應該成為社會創新概念的創造者，畢竟，臺灣客家不應

該透過地理性或歷史性的情感連帶來影響全球客家社群，而是應該建構

出有益於全球客家發展與認同的社會創新概念。

（三）國族主義與客家文化全球化的兩岸競逐

就東南亞客家社團與國外政治組織的接觸來說，以馬來西亞為例，

馬來西亞客家社團的海外接觸者主要是中國與臺灣：臺灣部分是客家委

員會，中國則是各縣市政府、僑務組織與商貿旅遊招商局（林開忠等

2000：144-145）。這個例子也突顯出兩岸國家分別透過海外客家族群

5 「我們發現，在馬來西亞老華客社團間流行的『天穿日』活動，就是臺灣客家的原創， 「客家日」這樣的新發明的傳統，充滿著客家文化的詮釋，對這些團體具有一定程度 的吸引力」（蕭新煌等 2020：260）。

評《東南亞客家社團組織的網絡》 193

的認同來競逐主導權。

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帶一路」的政治經濟利益讓

許多東南亞社團紛紛成立附屬的商業組織，期能獲得經濟上的利益（林

開忠等 2000：146），而這些老華客組織也在原鄉情誼之上增加了經濟

層面的認同誘因。在臺灣並非地理上客家族群的祖籍原鄉的情況下，臺

灣客家社團根本難以望其項背。

在這一波「一帶一路」的政經勢力之下，中國企圖把這些已經落地

生根成為在地國家公民的客家族群再次變成「華僑」，成為中國海外政

治勢力的一種奧援。不過，也因為東南亞客家社團與中國的交流往往是

淪為一種樣板式的官方浮面式聯誼，不是深度的社區互動交往，因此僅

能是一種表面性交流互動，沒有深刻性（蕭新煌等 2020：253）。因此，

政治經濟之外的軟性文化交流才是臺灣客家社團的重要能力：「然而，

臺灣能夠提供的客家交流，往往也是中國比較忽略的，例如以臺灣客家

本身經驗為基礎的在地文化建構與創新，教會與客家文化的互相發展經

驗等」（蕭新煌等 2020：252-253）。

在兩岸分別以某種形式的國族主義與東南亞客家社團互動的時候，

中國的國族主義運作方式企圖藉由原鄉的傳統讓海外已經成為該國公民

的客家族群重新「華僑化」，而臺灣的國族主義影響方式則不應企圖成

為海外客家族群的「原鄉」，應該透過臺灣本身對於客家意識與文化公

民權的重視與制度化認可，讓海外客家族群發現自身客家文化的重要

性，認同自身特有的客家文化。因此緣故，臺灣客家社團應該推展的是

具有公民意識的社會創新概念。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94

四、全球客家的政策意涵

在筆者心中，海外客家具有三種型式，分別是海外客家、國際客家、

全球客家。海外客家預設了原鄉的存在，國際客家涉及海外客家族群的

文化公民權，全球客家則指涉全球客家文化同體。若以前述「老華客／

新臺客」的概念來說，老華客多是懷有原鄉情節的海外客家，卻在日益

會館社團化與在地化的過程中成為具有公民身分的國際客家。而在這

些國家的客家社團開始積極聯繫其他國家的客家社團之時，如新加坡客

家社團就舉辦過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世界永定懇親會、世界惠州懇親大

會、世界豐順懇親聯誼會，推動全球客家共同體的動力就出現了。

前已提及，由於全球性的客家集會活動容易淪為一種政治經濟的表

面性活動，雖然可以在氣勢上壯大客家族群的聲勢，卻因為實質文化交

流內涵的不足而容易流於形式。因此緣故，臺灣若要對於全球客家文化

的發展有所貢獻，實質客家文化的互動交流與社群交往，才能培養出持

續性文化交往的可能性。例如說，新加坡客家組織對於文化傳承就十分

重視，因此臺灣藝文人士的往返交流就有可能促成實質的文化影響（蕭

新煌等 2020：251）。而新加坡對於客家山歌的重視，更讓客家流行音

樂主導客家世界的臺灣軟實力有發揮文化影響力的機會。在這樣的基礎

上，臺灣創發的各種創意性客家文化，一旦有機會引起海外客家年輕人

的興趣與共鳴，就有機會引導該國的客家文化發展，或是與該國在地年

輕人共創新的文化內涵。

臺灣社會當前的優勢是民主概念的深化與公民意識的發展，於此基

評《東南亞客家社團組織的網絡》 195

礎上，臺灣社會的優勢就是有能力進行文化創新與社會創新，以此進行

較為深度的文化交流。職是，臺灣客家無須透過原鄉情感的訴求來進行

海外聯結，而是必須藉由社會創新理念的推展讓海外客家青年加入社會

創新的共創行列。

針對臺灣客家文化海外交流的相對優勢，本書提出七點政策性建

言：「（1） 用客家新傳統與老華客組織交流；（2）用新的客家文化

與年輕世代交流；（3）「以人為中心」建立客家文化網絡：（4）善用

社會媒體進行網絡連結；（5）以學術為基礎建立客家文化發言權；（6）

以具體的理解作為政策的基礎；（7）規劃統籌海外客家政策」（蕭新

煌等 2020：260-266）。在老華客組織出現青黃不接、年輕人不願意參

與組織文化傳承的情況下，在民主制度與公民社會開展出來的客家文化

創新，對海外的客家年輕人相對來說更有吸引力，畢竟，「以人為中心」

的文化交流方式，能在「互為主體」的前提之下，開展出實質互動交流

的可能性。

在客家文化政策的規劃交流層面，除了獨步全球的中央級部會之

外，臺灣的優勢就在於客家學術制度的確立與發展，能夠替國家的長期

政策性規劃提供堅實的調查研究與建議。而以臺灣為核心的國際客家學

術聯盟的成立，不僅可以有助於臺灣成為全球客家的研究中心，更讓臺

灣有能力成為全球客家文化共同體的推動者，畢竟，誰有能力透過學術

來發展全球客家知識體系，誰就有能力建構出全球客家共同體的真正圖

像，對筆者來說，這才是所謂的「知識經濟」的真正價值。於此基礎上，

誠如本書所提出的海外客家政策性建言：「建議客家委員會成立海外客

家政策規劃委員會，統籌各單位的海外客家政策之規劃與觀察 … 特別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196

建議成立一個社會媒體小組，讓傳統、新世代的傳播媒介雙軌並行。或

是，設置世界性的客家事務秘書處，以聯繫全球客家事務的發展」（蕭

新煌等 2020：266），確實有其政策上的必要性。

五、結語：民主社會與臺灣客家文化的優勢

相對於中國作為海外客家人的祖籍原鄉，本書的期望是「以臺灣為

中心（Hub），連接各地的客家人、客家團體節點（Nodes），將臺灣

建設成全球客家人的心靈故鄉」（蕭新煌等 2020：259） 。筆者則認為，

臺灣應該成為全球客家人的社會創新中心，建構出有助於全球客家文化

發展的文化創新與社會創新等概念。

總括來說，當前引導全球客家文化發展的創發者分別是中國與臺

灣，而兩岸之間針對客家文化主導權的競爭關係，某種程度上也推動了

客家文化往前邁進。然而，真正的引導其實不是在於政治經濟實力的競

逐，而是在於有益於全球客家文化發展的理念建構。畢竟，真正的主導

是在於接收者認同這些理念並確信這些建構出來的理念就是自己的理

念。於此，筆者認為臺灣客家文化具有三項優勢：

（一）民主社會與公民社會的理念

本書編者蕭新煌等教授（2020：266-267）認為：「由於臺灣具有

民主社會與重視客家文化（及多元族群文化）的優勢，創生了客家文化

的當代性」。臺灣由民間發起的客家運動，最終落實了客家文化公民權

的制度化發展，不僅是一種重視客家文化的展現，更是一個能夠招喚客

評《東南亞客家社團組織的網絡》 197

家意識與認同的「現代臺灣客家神話」。

（二）客家委員會的作用

長期以來，客家委員會對於海外客家社團的聯繫一直不遺餘力，在

進行文化推廣與文化自信心確立的同時，也不斷進行海外客家社團的聯

繫，終而讓客家委員會成為海外客家社團最想要聯繫的對象。作為全球

唯一中央級的客家事務專責主管機關，客委會可以是臺灣政府的一個中

央部會，也可以把自身設定為全球客家社群的中央部會。在客家委員會

取得海外客家社團的普遍信任之際，一旦客委會成為海外客家社團尋求

諮詢與協助的對象，就有機會實質引導全球客家文化的發展。

（三）學術研究的建構

學術研究不只是發現，也是一種建構，誠如羅香林的客家研究有能

力替客家族群建構出「千年客家」的歷史傳統，臺灣開展出來的社會科

學客家研究則有能力引導客家文化參與公民社會的發展。臺灣開展出來

的全球客家研究與學術聯盟，不僅是全球客家知識體系的建立，更是全

球客家文化共同體的雛形建構。客家研究不僅是「理解」客家，也「發

現」了客家，而客家研究最有價值之處，就在於始終會有客家研究者願

意為了客家文化貢獻心力，對客家文化的發展展現出使命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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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201

評 論

河合洋尚、張維安編，2020，《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華僑華人在「南

側地域」的離散與現況》。[ 大阪府 ] 吹田市：大學共同利用法人人間

文化研究機構國立民族學博物館。v + 408 頁。

利亮時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教授

臺灣客家研究在過去三十多年的學理辯證與多元論述之下，提供國

家政策、社會議題、經濟產業到文化生活等深厚的學術貢獻及實質回

饋。臺灣之客家研究議題亦從臺灣、中國延伸至海外（主要在東南亞）

的客家人群，貫穿歷史時間局限與橫跨地理空間界線，擴展臺灣客家研

究的範疇。當下之臺灣東南亞客家研究正值逐步成熟階段，其學理軸線

彙聚華人研究與族群研究之既有成果，異於傳統華人或族群研究中視華

人為一個均質性的社會，或將客家族群作為獨特性的地域社會。臺灣東

南亞客家研究關注客家社群為海外華人社會的構成之一，也論述在地客

家社會縱橫聯繫，為跨領域及整合性的研究取徑。如今客家研究又有更

新的進展，2020 年由國立交通大學通識中心主任張維安和國立民族學

博物館副教授河合洋尚主編的《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華僑華人在「南

側地域」的離散與現況》1** 一書，正代表著客家研究初步進入新的區域。

在文中提到「南側」的範圍是包括南亞、西亞、非洲、大洋洲與中南美

*　E-mail: [email protected] 投稿日期：2020 年 9 月 21 日 接受投稿日期：2020 年 10 月 23 日 Date of Submission: September 21, 2020 Accepted Date: October 23, 2020 1 本書是屬於「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調査報告（Senri Ethnological Reports）」這套系列 叢 書 的 第 150 號， 在 網 上 也 可 以 下 載 多 數 的 文 章， 見 https://minpaku.repo.nii.ac.jp/ index.php?action=repository_view_main_item_snippet&index_id=735&pn=1&count=20&or der=17&lang=japanese&page_id=13&block_id=21。

全球客家研究，2020年11月第15期，頁201-212  202

洲。

河合洋尚和張維安在書的序言中，提到了「南側地域」在研究上的

特點：

「南側地域」是文化地理概念：一些北半球的國家屬於「南側

地域」( 例如印度、墨西哥 )，一些南半球的國家並不屬於這個

範圍 ( 例如印尼 )。在表 1 沒提及西亞、非洲北部和中部，根

據目前我們得到的信息，這個地理範圍的客家人極少，也沒有

客家團體……。（河合洋尚、張維安 2020b：3）

這本著作能夠出版，固然是在張維安領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時，在日本客家計畫的完成之後，與日本大阪的民族學博物館，建立一

定的聯繫，再加上臺灣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的參與下，三方的積極努力下

終達成多次的交流。對於所謂的「南側地域」的初步研究亦逐漸形成。

本書除了序論、結語和主題演講（被列為第 I 部）外，共有四個部

分，十四篇文章，筆者將逐一簡介這些篇章的內容，並對全書文章作一

個綜論式的評述。

本書的第 II 部分，主要聚焦在環印度洋的客家，這個部分共有三篇

文章，作者共有四人，以下就內容逐一簡介之：

1.〈印度加爾各答華人與客家研究議題評析〉，作者是國立交通大

學客家文化學院教授潘美玲（2020）。作者就 1960 年代至今的文獻進

行回顧，對包括印度加爾各答社群中、英文出版的研究文獻進行分析。

這當中誠如作者所言，包括了移民特性、文化特質、族群經濟以及與印

Global Hakka Studies, November 2020, 15: 201-212 203

度社會的關係等內容，檢視許多研究所呈現出的海外華人／客家人研究

共同議題。

2.〈從僑居團體到國民團體：毛里求斯華人社團變遷〉，作者是嘉

應學院客家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夏遠鳴（2020）。這篇文章主要以歷史的

發展來看模里西斯華人社團的演變，包括了其在每一個時代所扮演的角

色。作者所探討的議題，其發展幾乎是所有地方的華人社團都在面對的

問題，包括了傳統社團的青黃不接和其他功能逐漸弱化的問題。

3.〈留尼旺客家的觀察紀事〉，這篇文章有兩位作者，分別是香港

客家文化研究會會長林文映和《思考香港》執行總編輯李劍諸（見林文

映、李劍諸 2020）。文章主要是以田野調查來進行，其中包括了敘述

華人移民的四個不同階段的移入，另外則是介紹華人移入的次群體，主

要是福建人以及廣東南海、順德和梅縣三地的移民。作者記錄華人在當

地建立的宗祠、同鄉會館、華文學校和廟宇。

本書的第三部分，主要是對大洋洲的客家人進行研究、分析和記

錄。這個部分共有五篇文章，第一篇是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客家文化研究

所前所長羅可群（2020）的〈澳大利亞的客家移民〉，從歷史學的角度

來探討客家移民。文中提到客家人與廣府人，約在 1867 年前後，向澳

洲移入謀求生計。除了早期從中國南下澳洲，近半個世紀的客家移民，

則不是全來自中國，而是來自東南亞國家的二度移民，當中包括了他們

居住國陷入戰亂，如帝汶與南越；還有是經商、深造、工作等因素，如

馬來西亞、新加坡、臺灣以及印尼等地的客家人。這些客家人在澳洲建

立起同鄉組織，來進行聯誼和相互照應。

第二篇是日本天理大學教授芹澤知廣（2020）的〈從儂族華人的宗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204

教設施看越南及其澳洲之間關係〉一文。其主要探討儂族華人 ──1954

年從越南北部的廣寧省移至越南南部的華人群體 ── 對華人宗教設施的

捐款、儂族華人的社交網絡、以及越南和澳洲之間的關係。

第三篇是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副教授姜貞吟（2020）所撰寫的

〈法屬玻里尼西亞客家族群邊界與認同在地化〉，其探討當地華人（含

客家人）在認同方面變化。研究者在文中口述資料中顯示，當下大溪地

客家社群，高度認同自己跟玻里尼西亞之間的關係，80% 認同自己是玻

里尼西亞人或半玻里尼西亞人，認同自己是白人的有 13%，認同自己是

中國人或半中國人則只有 7%。

第四篇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童元昭（2020）的〈在大溪

地客家與唐人之間：由 Mandarin（華語）談起〉，這篇文章與第三篇的

研究皆在大溪地，這可以讓兩篇文章相互對話。童元昭在文章中指出，

大溪地客家後裔的語言從 1960 年代後，出現顯著變化：法語成為主要

的語言，而華語在法國外語的認證下，獲得制度性的支持，客語僅能依

賴私人與家庭的傳承。

最後一篇是本書主編之一張維安（2020）的田野筆記〈大洋洲新喀

里多尼亞客家觀察報告〉。該文主要是就新喀里多尼亞的歷史背景、新

喀里多尼亞和大溪地華人之間的關係、新喀里多尼亞客家華人文化初步

觀察進行敘述。

書中的第四個部分，探討的是美洲的客家，共有四篇相關的文章與

田野筆記。第一篇是張容嘉（國立中央大學博士後）和張翰璧（國立中

央大學客家學院教授）合寫的〈巴拿馬客家移民與文化發展〉（見張容

嘉、張翰璧 2020）。該文章主要是以問卷方式進行，而從清中晚期來看，

評《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 205

客家人在當地華人佔了三分之二強的人數。兩位作者就巴拿馬客家下了

以下的結語：「巴拿馬客家人仍然是以血緣認同（52.9%）為主，其次

是語言認同（39.2%）。因此，未來巴拿馬客家人的客家認同，相當可

能會隨著客家人族群外婚比例增加，以及家庭內客家語言的使用下降而

受到衝擊」（見張容嘉、張翰璧 2020）。

第二篇文章是日本神戶大學大學院教授由柴田佳子（2020）所撰寫

的〈牙買加華人的語言與掛山儀式中的客家意識：跨越、（非）繼承、

學習、創造〉。從文章中研究顯示，客家人在牙買加的情形與其他所謂

「南側」地區發展有許多相似之處，即客家語逐步流失，而由當地強勢

語言和華語取而代之。

第三篇是由黃韌（廣州中山大學南方學院副教授）、黃柯靉娜（廣

州中山大學南方學院講師）和張福和（加拿大溫哥華客屬崇正會前會

長）所共同撰寫〈加拿大西海岸華人移民組織與身份認同：以溫哥華客

屬崇正會和江夏黃氏宗親會為例〉（見黃韌等 2020）。文中主要透過上

述兩個社團組織，來看華人社團歷史功能的變化，以及老一代和新一代

以客家人為代表的華人族群認同所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這當中包括：

（1）開始為本地出生的新一代客屬華人進行文化傳承的教育；（2）進

一步推動客家人商業活動和相關信息的傳送功能；（3）為老一代移民

的終極關懷和新移民的移入提供無微不至的服務；（4）為華人在新時

代的團體中，提供了獨特的傳統力量。

最後一篇是由本書編者河合洋尚（2020）記錄的〈秘魯客家的初步

報告〉，從田野筆記中顯示秘魯客家人多來自廣東的中山、鶴山與赤溪，

而作者指出，在秘魯被視為「客家」的人們有時與在廣東和臺灣等想像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206

的客家人不同。

書中的第五部分共有兩篇文章，由六位任職於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

發展中心的作者參與撰寫，包括賴郁晴（綜合規劃組組長）、邱秀英（文

資典藏組副研究員）、徐國峰（綜合規劃組研究員 ) 合作撰寫的〈從海

外客家研究談臺灣客家文化館的展示運用〉（見賴郁晴等 2020），作

者群從客家博物館的嶄新思維、臺灣客家文化館的海外客家研究展示，

以及最後的分析與展望，來試論海外客家研究運用於海外客家展示的概

況、困境及未來可行的操作模式。另一篇是由何金樑（中心主任）、洪

登欽（ 綜合規劃組研究員）、徐芳智（綜合規劃組研究員）所撰寫的〈日

本與臺灣客家巡迴展構思〉（見何金樑等 2020），本文是以展示作為

主軸，並嘗試從日本時代迄今臺日間的互動與交流著手，以探究日本對

臺灣客家族群文化的影響，並論及生活在日本的臺灣客家人如何融入日

本社會等議題。

從這十四篇文章可以看到客家研究在臺灣、中國與東南亞區域之

外，邁出了可貴的第一步，其中包括了對大洋洲、非洲部分地區、南北

美洲小範圍，進行了初步研究，為未來的擴大與進一步研究奠下基礎。

這要歸功於張維安主任對客家研究的熱愛和何金樑主任的支持，讓客家

跨入另一個新的區域。本書最可貴的是研究觀點，並非單純以臺灣角度

來看「南側」客家，而是以在地觀點來進行研究。從本書集合了臺灣、

中國、日本、香港與加拿大的研究者，就是很好的證明。

若有東南亞客家來作為比較的話，可以看到彼此許多相似的地方，

如設立會館照顧同鄉，建立學校讓同鄉子弟有學習的機會等等。不同的

地方，則是面對不同的政府，尤其到美國，因為是進入殖民本身的國土，

評《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 207

造成當地人民的壓力，最終採取歧視和限制的政策。反觀在東南亞的殖

民地，由於包含客家人在內的華人群體能夠增加生產力和提高殖民者的

財富，因此被重視並給予機會發展。不管是東南亞客家研究，或者目前

的南側的非主流客家移居地的研究，客家人進入第二、三、四代，部分

進行了二度移民，如印尼、馬來西亞、東帝汶的客家人或其他華人移至

澳洲定居。

作為書評者，筆者有以下一些意見供讀者們參考。近來海外華人研

究也順應這股勢流，從把華人社會視作中國社會的延伸，轉變為注重華

人社會主體性與獨有性，其在地認同及文化衝突與融合成為新的研究取

向。2 華人研究的轉向，牽動了客家研究的再思考。以往華人社會視為

均質性，忽略內部方言分群的異質性，故在海外客家研究就不能循著華

人研究的軌跡繞轉，應當是立基在華人研究基礎上，另闢屬於客家研究

的蹊徑。本書部分做到這一點，但是仍有研究者從華人整體來作為研究

的思量，這方面是有待更多研究的對話。從部份的研究來看，從華人的

角度切入，可能客家人在該區域的人數不多，另一則是研究取向，仍把

華人移民視為一個整體來進行研究。

本書用華僑華人對海外華人的稱呼，個人認為未來的研究可以更精

準把該地社會，作有效的調查，若該地的華人都入籍該國，應稱之為華

人。文中就研究的地點稱為「南側」應是一暫時用法，以所定的區域來

看南北的國家都有，未來可以再思考用其他詞來取代之，使之更具代表

性。文中有提到非洲、大洋洲等地的客家人佔有大比率，但從人數來看，

其仍是相當少數，而且部分更是在移動中。未來這些海島型與大陸型的 2　透過二度移民（re-immigration）、離鄉（displacement）與離散（diaspora）等移民研究， 能夠更貼近華人社會底層心聲，尋回失落的記憶拼圖，褪去中國色彩的糖衣。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208

客家移民，應以原本具有相當基礎之臺灣、東南亞與中國的客家研究相

連結，從中可以窺探其關聯性和移動的軌跡。

最後，筆者一直在思考，客家人從跨國遷居考量轉變為文化維繫

考量，語言使用、家庭價值觀、儒家主義、宗教信仰等皆是文化凝聚的

根源，一如 E. Hobsbawn 指出「invented tradition（創造的傳統）」不斷

灌輸且重覆於漢人的社會裡（見 Hobsbawm et al. 2002）。從本書的研究

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家庭價值觀，仍是重要的基礎，但是語言本身在

各居住國都出現了衰退的情形。宗教信仰方面，各地的信仰受到在地、

西方等影，但是仍與儒家思想有著牽引的關係，尤其是對祖先的崇拜，

這是許多地方類似共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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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213

稿約

「海水所到之處，就有華人，有華人就有客家人」，客家移民的研

究，本身就具有全球化的性格，必須被放置在全球化的脈絡中才更能顯

現出在地文化、區域交流與國際互動間相互整合、影響的發展趨勢。近

年來，臺灣在地的客家研究已經奠立根基，客家學也開始往海外客家

研究拓展，許多臺灣學者從個別型的計畫，開始漸漸發展成團隊式的整

合性計畫。然而，即使客家人一直是構成海外華人的主要成分，也具備

不容忽視的全球化特性，卻沒有在學術的研究場域得到同等的重視。有

鑑於此，《全球客家研究》期刊的發行，著眼於學術專業、國際性的視

野，旨在提供國內外客家相關的學術成果一個專業發表的園地，促進各

地、各領域客家研究的對話與交流，期待為臺灣繼續引領客家學研究的

優勢，注入新的元素與動力。

一、來稿類型

本期刊歡迎各領域與客家相關的研究議題與成果，收稿類別包括研

究論文（Research Articles）、研究紀要（Research Note）與評論（Book

Review/ Comment），來稿中文、英文、客語不拘。

1. 研究論文：報導原創性研究成果之正式論文（25,000 字以內）。

2. 研究紀要：用以開發特定議題或引發概念討論，偏重於資料

之整理、檢討、田野調查心得或初步分析之論文（15,000 字以內）。

3. 評論：全球各地出版之學術專書、具有「客家研究」旨趣的影像紀錄

片、電影、媒體節目、展示事件、表演事件所撰寫之評論（5,000 字

以內）。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214

二、論文格式

1. 來稿請用 MS-WORD 電腦打字，本刊編審作業完全以電子檔案傳送。

2. 稿件順序：首頁、中英文摘要、正文（含圖表）、附錄、參考文獻。

3. 首頁請載明：中英文論文題目、中英文作者姓名、中英文服務機構（以

專職為準，不列兼職機關）連絡作者（通訊地址、電話、傳真、E-Mail

等資料）、頁首短題（以不超過 10 個字為原則）。

4. 摘要頁包含題目、中英文摘要（300 字以內）與關鍵字（三個以上，

八個以下）。

** 詳細格式規則請見「稿件格式」http://ghk.nctu.edu.tw/。

三、審查方式

1. 論文審查每篇以兩位匿名評審為原則，評審意見分為同意刊出、修

改後刊出、修改後重審、不同意刊出四類，評審意見不同時將會送交

第三者複查。

2. 本刊來稿隨到隨審，接受稿件之刊登時間依評審進度而定。所有評

審程序如未能於三個月內完成者，將由編輯委員會以書面方式向作

者說明原委。

四 、版權事宜

1. 本刊不接受已經正式出版或一稿數投的論文。

2. 經刊登之論文，其著作財產權仍歸作者所有，然本刊享有製作電子

檔案發行之權利，原作者轉載或轉譯時應告知本刊。

3. 稿件一經採用，本刊致贈當期期刊一冊。

稿約

215

五、稿件交寄

本刊使用線上投審稿系統。作者請至期刊網站進行投稿，網址為：

http://ghk.nctu.edu.tw/。若有任何問題請來信至期刊信箱，本刊收到後

會儘速回應。

全球客家研究Global Hakka Studies

 216

Call for Papers

This Journal aims to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Hakka Studies in the

global context, and encourage the research of Hakka societies in regional, na-

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scales. The Hakka, who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art

among the Han Chinese in the diaspora, are usually regarded as a population

who have been and are being ‘on the move.’ As a saying has stated, the Han

Chinese have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as wide as the sea, and among

these Han immigrants, you can always find the Hakka. However, until re-

cently, much of the research done on the overseas Han population has tended

to view the Han Chinese as a whole. As a result, the distinction of the Hakka

is usually devoiced. In view of this, we hope to build a platform by which

international scholar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can share their knowledge of

the Hakka. The Global Hakka Studies, therefore, i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dialogue and collaboration on the Hakka Studies and the issues of ethnicity,

migration, diaspora, and the debates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Global

Hakka Studies is a Semi-Annual Journal.

1. Author Guidelines

We welcome articles of all disciplines concerning with Hakka issues and

Hakka communities. The types of articles we are looking for include: “Re-

search Articles” (maximum words: 25000), “Research Note” (maximum

words: 15000), and “Book Review/ Comment” (maximum words: 5000) . Ar-

ticles could be written in Chinese, English and Hakka.

稿約 217

2. Style and Formatting

2.1 Please format your document in Word, and upload the document online

to our peer review system.

2.2 The paper must be ordered by: Cover Page, Abstracts (both in Chinese

and English), Main Text (including the figures), Appendices, References.

2.3 On the Cover Page, please provide: Title (both in Chinese and English),

name of the author, affilliated institution (full time) , contact method (in

cluding post address, phone number, fax, email, etc.), and running head

(less than 10 words).

2.4 On the page of Abstract, please provide title, abstract (300 words maxi-

mum), and keywords (at least three, but not more than eight)

** Please click “Style Guide” to download detailed format: http://ghk.nctu.

edu.tw/

3. Peer Review Process

3.1 All submitted papers will be sent for anonymous review by at least two

referees.

3.2 There is no deadline for the submission of the paper. We welcome the

contribution anytime. The expected time of the peer review is 3 months.

4. Copyright and Permissions

4.1 Manuscripts must not have been previously published, and must not be

under consideration by another journal. The author must also i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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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the paper is posted on a website other than Global Hakka Studies.

4.2 The author is required to transfer copyrights of his/her paper to Global

Hakka Studies for both electronic and print publication. The author re-

serves the right to use all or part of paper in future works he/she may write,

but is quired to inform Global Hakka Studies.

4.3 The author will receive one copy of the issue, where his/her manuscript is

published.

5. Submission

We don’t accept submissions by e-mail or postal mail. Manuscripts

should be submitted online via Global Hakka Studies’ submission and peer

review website (http://ghk.nctu.edu.tw/).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us by email.

稿約 第 15 期，2020 年 11 月

陳世憲 Shih-hsien Chen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國立交通大學國際客家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Hakka Studies, NCTU 302 新竹縣竹北市六家五路一段一號 No.1, Sec. 1, Liujia 5th Rd., Zhubei City, Hsinchu County 302, Taiwan (R.O.C.) 紙本印刷及線上出版 (http://ghk.nctu.edu.tw) Print and Digital Publishing 半年刊 / 每年 5 月、11 月 Semi-Annual/ May and November 紙本版 ISSN: 2310-8436 電子版 ISSN: 2308-2437 建議售價：新台幣 300 元

封面題字 Cover Calligraphy 出版者 Pub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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