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小說中長安的城市空間場景與敘事之關係

成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二期 2011 年 3 月 頁 1-34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唐代小說中長安的城市空間場景 與敘事之關係

康韻梅＊

摘 要

本篇論文主要探討唐代小說中長安的城市空間場景與敘事的關係。從敘事的角

度而論，這一層關係可以分為兩個意義內容，一是長安的城市空間作為敘事的對象，

即小說的敘事主要在摹寫長安城市空間之種種內蘊，最為鮮明的代表就是孫棨的《北

里志》，全書完全以敘述長安城平康里所發生的事件為主。另一則是小說文本中長

安的城市空間場景在人物形象塑造、情節鋪陳、和書寫意義的形成上，具有關鍵性

的作用。例如長安城的空間場景，往往成為形塑人物形象的重要因素，特別是空間

的場景描寫與人物身份的關連；又長安城的空間場景多與敘事情節形成因果的關

係，即具體的地理上的空間關係，牽動了情節的發展；此外，事件發生的長安城市

空間場景，亦關涉故事書寫意義的形成。無論是作為敘事的對象或參與實際的敘事

運作，都顯示長安的城市空間場景在唐代小說的敘事文本中，扮演積極而重要的角

色。

關鍵詞：唐代小說、長安、城市、空間、敘事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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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of Spatial Settings in Urban Chang’an and Narrative in Tang Dynasty Fiction

Kang Yun-Me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look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rative and spatial settings in

urban Chang’an in Tang dynasty fi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aspects of this relationship that warrant attention. First, urban spaces can

serve as a narrative object, that is to say, the narrative serves primarily to describe various

spatial aspects of the city of Chang’an. The quintessential example of this type is Sun

Qi (孫棨)’s Beili zhi (北里志), a work devoted primarily to the telling of events that

occurred in th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 里 ) of Pingkang ( 平 康 ) in Chang’an.

Alternatively, the urban spatial settings can play a key role in the author’s description of

characters, setting out of the story, and formation of meaning. For example, such

special settings frequently serve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creating a character’s image,

especially in terms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 character’s identity and the description of

spatial setting. Likewise, spatial settings in works of fiction often stand in a causal

relationship to events in the story, that is to say, a particular geographical spatial

relationship serves to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 By the same token, the spatial

setting of events in works of this type of fiction can be implicated in the formation of

meaning in the story itself. Both of these aspects, i.e., the use of spatial setting as a

narrative object and its involvement in the actual narrative scheme, demonstrate the active

and crucial role that urban spatial settings set in Chang’an play in the narrative of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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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sty fiction.

Keywords:

Tang Dynasty Fiction, Chang’an, City, Space,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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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小說中長安的城市空間場景 與敘事之關係

康韻梅

一、前言

長安是唐代的首都，是為政治、經濟的中心，因此長安往往或作為一實際的地

理空間，或作為各種繁複意義的符碼，出現在唐代文學中。許多唐代的小說文本，

亦涉及了長安城的書寫，歷來對於唐代小說與長安城關係的議題探究，較側重在實

際的地理考索方面，即以唐代小說作為長安城地理景觀和生活文化還原的依據。清

人徐松（1781-1848）的《唐兩京城坊考》就大量引用了《太平廣記》所記載的唐代

小說，來判定長安城的地理空間分佈情形，並以小說的內容來印證、解說當時長安

城生活空間的實況，致使《唐兩京城坊考》還原唐代長安城的記述，呈現了一個鮮

明的特色，那就是市民生活的納入。幾乎《唐兩京城坊考》中關於長安民宅、商行

和旅邸的記述，都是來自小說的記載，這樣的現象顯示唐代小說填補了長安城市民

的居止和行動的歷史原貌。近年來城市文化研究成為學界的新趨勢，唐代小說自然

又成為探知長安城市文化的絕佳材料，例如葛永海在其〈唐代小說中的城市文化〉

一文中，就運用了唐代小說來掌握長安的物質生活層面的城市景觀、精神文化和制

度文化1。無論是古人的地理考索著作或今人的城市文化研究，唐代小說都成為了考

察長安的歷史、地理與文化的工具。固然這可以突顯出唐代小說具有史傳特質的紀

實性，然而揆諸眾多敘及長安城的小說文本，長安城市空間的出現，應不只是註記

唐代長安城的地理實況和人文活動而已。在小說敘事中，這些城市空間場景實有參

與敘事的重要意涵，已有一些學者進行了相關的研究，例如日本學者妹尾達彥的〈唐

詳見氏著：《古代小說與城市文化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 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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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後期的長安與傳奇小說─以〈李娃傳〉的分析為中心〉是一篇極具開創性的重 要論著，全篇將考索嚴謹的長安城市空間與〈李娃傳〉的故事情節作了緊密的結合，

惜主要論述內容限於〈李娃傳〉的文本。此外，朱玉麒的〈隋唐文學人物與長安坊

里空間〉一文，涉及了唐代小說人物際遇與長安坊里空間關係的探討，又楊為剛所

撰作的〈唐代都市小說敘事的時間與空間─以街鼓制度為中心〉，也論及長安城 市空間與唐代小說敘事的關係，然前者較偏重長安實際的里坊空間在小說文本中的

反映，及其與小說人物形象塑造的關係，後者非常精細地以長安街鼓制度分析唐代

小說的敘事時間和空間，不僅觸及空間也兼顧時間，並非專門以長安城市空間討論

小說敘事的問題。故本篇論文意欲較為全面地探討唐代小說中長安的城市空間場景

與敘事的關係。從敘事的角度而論，這一層關係可以分為兩個意義內容，一是長安

的城市空間作為敘事的對象，即小說的敘事主要在摹寫長安城市空間之種種內蘊，

最為典型的代表就是孫棨的《北里志》，全書完全以敘述長安城平康里所發生的事

件為主。另一則是小說中長安的城市空間在小說的人物形象塑造、情節鋪陳、和書

寫意義的形成上，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二、作為敘事的對象

在唐代小說中，可以發現長安的城市空間並非僅作為故事發生的背景，而是記

述的對象，亦即是書寫的核心。在唐代專門以長安全城作為敘事對象者，應屬韋述

（？-757）撰寫的《西京記》2，全書雖然已經散佚，但從輯存的內容可以得知，全

《舊唐書‧韋述傳》言韋述撰《兩京新記》五卷：《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列《西京記》，宋敏

2

求《長安志》卷十一所載萬年縣蝦蟇陵條作韋述《西京記》，見陳曉捷：《關中佚志輯注》（陝西：三

秦出版社，2006），頁 65-66。《西京記》實為《兩京新記》中有關長安的部份，在《太平廣記》中可 見到《兩京新記》、《東京記》和《西京記》不同書名的引用。其他諸書亦有稱《新記》或《韋述記》，

也針對洛陽的部份稱《東京記》者，不過區別不甚嚴明，有些記洛陽的部份卻稱《西京記》。關於《西

京記》的名稱和諸書引用的情況，可參考福山敏男：〈《兩京新記》解說〉一文，見辛德勇輯校：《兩

京新記輯校》（陝西：三秦出版社，2006），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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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以長安的著名地點為經，以相關的人事為緯，內容相當博雜，囊括了宮殿、寺廟

和城坊市里等等；在時間上，也上溯到隋代，可以見出韋述試圖記述整個長安城的

歷史、地理和人文風貌的用心。3《西京記》的記述，實承襲了《水經注》、《洛陽

伽藍記》等地志，以地理夾記歷史的方式，專門記述長安這個城市，因此有許多的

軼事傳聞，尤其是一些神異的掌故，致使標舉地理之名的記載，具有了故事性，這

也是《太平廣記》和《太平御覽》會引述《西京記》記載內容的緣故，而使得《西

京記》與許多小說敘事並列，甚至可以更大膽地一點來說，《西京記》實具有小說

的性質。4

《西京記》對長安城記述的書寫特質，還表現在長安城的地理界分上，因為長

安城的內容實質是囊括了宮城、皇城和里坊三部份，從今存有限的《西京記》的內

容看來，《西京記》無一遺漏。

迥異於《西京記》對長安全城的記述，孫棨的《北里志》則完全集中記述長安

城的一個里坊─平康里，因平康里位於長安眾里坊之北，故名為《北里志》。既 名為《北里志》，全書大體而言，仍屬以地志敘人事的記述，但細究敘述內容，《北

里志》已非依循平康里的地理實貌，一一來敘述相關的人事，而是以一則敘事的篇

幅，略述平康里妓女集中之地的地理位置及其空間環境，以及妓女的身份、人際關

係和活動等等作為序論後，便分別記敘平康里著名妓女的故事。《北里志》的敘事

重心實以人物為主，這些妓女和與其互動的人物，所共同形塑的平康里人文風情，

是撰者所認為值得記述進而以為他時談藪的意義所在。尤其從《北里志》的序中，

得知孫棨也參與了這樣的遊宴活動5，而《北里志》中有多則敘事，孫棨都現身說法，

根據《舊唐書‧韋述傳》的記述，韋述家藏書二千卷，在幼年時已記覽皆徧，韋述又常進入表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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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元行沖的書齋閱讀群書，再加上韋述在書府四十年，擔任史職二十年。見《舊唐書》（臺北：洪氏

出版社，1981），頁 3183-3184。這些家學和仕宦生涯的背景實有助於他撰寫《兩京新記》。榮新江、 王靜認為韋述以「新記」為書名，即表示是在之前有關兩京著作的基礎上而增新的著作。見氏著：〈韋

述及其「兩京新記」〉，《文獻》2（2004），頁 31-36。尤其韋述又是京兆萬年人，對於長安的地理一 定非常熟悉。

4 榮新江和王靜認為韋述撰作《兩京新記》，有不少內容是採自隋唐小說，又在一些著名宅第下紀錄許

多委婉動人的故事，在描寫筆墨上猶如小說。同前注，頁 39。

5 《北里志‧序》：「予頻隨計吏，久寓京華，時亦偷遊其中，固非興致。每思物極則反，疑不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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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一己與平康里妓女的互動，例如在〈王團兒〉一則中，孫棨自述在京師習業時，

與王團兒開設妓院中妓女宜之的一段風流韻事；而在〈俞洛真〉中，孫棨述及離亂

前兩日還與進士李文遠往見妓女俞洛真。據此，可以大膽的推論，孫棨之所以撰寫

《北里志》並非僅著意於平康里的妓女，也側重在與之互動的文士。《北里志》的

序分明是以科舉士子為本位談起，描述他們如何宴聚長安、與妓女互動，孫棨還特

別指出「舉子、新及第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者」常常不恡所費的

至平康里狎妓，若非這些士子進入平康里坊狎玩遊宴，孫棨恐怕並不會興起記述平

康里的意念。換言之，《北里志》以空間為名，但主要記載的是在此一特別的城市

空間中活動的人─妓女和狎妓遊宴的士人，所共同織就的市井風情。藉由文字的 書寫，城市的特殊景觀得以鮮活再現，例如平康里中妓女居住的區塊分佈所標示的

妓女階級和妓院的擺設，以及妓女的出身、養成、與老鴇的關係、生活上的禁制、

出路等等，最重要的是妓女們與文士的互動，並從互動中表現她們的性格與才情，

或具風情、或善諧謔，或長於寫詩、或有音樂造詣，可見文士與妓女的交往並非僅

是逞慾而已，尚存有飲酒賦詩的風流。

《北里志》的敘述具象化了〈鶯鶯傳〉中，鶯鶯回覆駐止於長安的張生書信時，

特別說到長安是「行樂之地」的內容6，而此「行樂之地」是會「觸緒牽情」的。士

子們來到繁華的京城，涉入了狎妓遊宴的社交風氣，因而發生了許多故事，從敘事

的內容而觀，《北里志》雖以地理為名，但其所記載的內容已是有關於平康里妓女

的一則則敘事，明確地呈現出小說的風貌。

除了《西京記》、《北里志》之外，〈東城老父傳〉亦是以長安為敘事對象的

小說，故事題名為「東城老父傳」，實因故事主人翁老父賈昌原為長安城宣陽里人，

因宣陽里在長安城東，所以〈東城老父傳〉是記述長安東城老父的故事。全篇故事

敘述了在玄宗朝時，因擅長雞戲獲得天子四十年寵愛的嬖臣，卻不幸遭遇安史之亂，

常欲記述其事，以為他時談藪。」見孫綮著，劉登閣點注：《北里志》，《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北

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 3305。本篇論文所引《北里志》之文，皆依據此一版本，以下不再贅 注。

6 見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上冊（臺北：正中書局，1983），頁 85。以下〈鶯鶯傳〉文本皆依據此

一版本，故不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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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孓然一身，棲於佛門。文本中以老父的經歷體現玄宗一朝由盛而衰的轉變，並

藉由老父的現身說法，敘述長安城景象的變化。老父對於長安街景的改易，所彰顯

的國勢丕變，多有感慨，例如從前行於長安的都市間，見市肆中多有賣白衫白疊布

者，還有人因為祈禳去病用的黑布太貴，用士兵的幞頭羅取代，但現今老人扶杖而

出，望向街衢的東西南北，著白衫者已不滿百，老人不禁懷疑因為戰爭頻仍，導致

穿黑衣當兵的人多了，遂少見著白衫者。又老人居於鎮國寺旁的齋舍，正值長安東

門外大道，是行旅必經之地，往往看到州郡太守休馬於大道上，皆慘然不樂於被朝

廷派為地方官，與開元時重視地方官的情況，完全不一樣。同時老人也觀察到玄宗

時期，四夷朝覲，通常在檢點賜贈之物後便離去，長安城中不會留置外賓，然而現

今北胡之人與京師之人雜處，甚至還娶妻生子，致使「長安中少年有胡心」7，在老

父眼裡，看見長安中人的首飾服制，不同以往，實為物妖之現象。文本以老父一生

的故事，突顯長安作為一國之都鮮明地呈現出國勢的衰頹。而與《北里志》記述長

安平康里妓女的故事一樣，無論是「西京」、「北里」、「東城」，都以題目清楚

地標明了故事記述的對象是長安及其相關的人事。

除了上述諸作在篇名上已與長安城市空間連結外，尚有一些唐代小說雖未在題

目中標示出與長安相關的地名，但亦是以長安為敘事對象，例如《乾子》中多則

敘事對於長安市井所發生的各項傳聞，縷述其詳，形成其書的一大特色，最具有代

表性的一則，便是〈竇乂〉的故事。〈竇乂〉是敘述一個在長安市井中發跡的傳奇

人物故事，竇乂的聚財致富，都與長安城息息相關，文本中詳述竇乂如何一次復一

次善用長安的地物與地景，為自己創造財富。他於五月長安榆莢盛飛之時，掃聚榆

莢，以習業為名向伯父借嘉會坊廟院，實則在其中以榆莢種植榆樹，獲得大利。又

以小利驅使長安小兒和金吾家小兒，撿拾槐子，以新麻鞋換三雙舊麻鞋，在崇賢西

門水澗洗破麻鞋8，又至坊門外買許多堆棄碎瓦子，請工人於流水澗洗其渣滓，製造

同前注，頁 143。以下相關引文，則不贅注。

7 8 原作「宗賢里」，見溫庭筠著，王公偉點注：《乾子》，《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頁 3150。然長安 並無宗賢里，應為「崇賢里」之誤。按當時的長安圖志，崇賢里之西確有永安渠經過，符合文本「西

門水澗」之說。而《唐兩京城坊考》在「崇賢里」的部份，述及「胡人米亮宅」，特別提到《乾子》 所述此事。見徐松撰，李健超增訂：《增訂唐兩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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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燭，而得大利。此外，他還充分利用長安的地理特色，累積財富，即在長安西市

秤行之南，有十餘畝坳下潛污之地，稱為小海池，為旗亭之內眾穢所聚處，竇乂於

其中立幡標，同時繞著海池設置六、七個鋪子，製造煎餅糰子，號召小兒擲瓦礫，

擊其幡標，中者則可食煎餅糰子，不到一個月，兩街小兒競相前往，導致所擲瓦已

滿池矣，竇乂便於整平之地上造店二十間，坐收其利。在《乾子》作者溫庭筠撰

寫全書之際，這些店面猶存，叫做竇家店。竇乂又將從西市獲得的盈餘，去買了受

恩於他的胡人米亮建議的崇賢里小宅，因宅內有罕見的異石，竇乂因之又獲利無數。

此外，竇乂又逆向操作買了李晟太尉宅前相傳的凶宅，獻給李晟作為繫馬擊毬之地，

又與兩市之大商巨賈之子弟結為親故，請李晟為之謀得在京職事，從中獲利無數。

這一則敘事完全是以長安城市空間的地理特色，來記述長安一個人物致富的傳

奇故事，其中也涉及了長安城市空間的開發，而經濟活動的活絡亦是一個城市的表

徵，在唐代小說中最能鮮活地反映長安市井商業活動的文本，莫此為甚。

除了《乾子》之外，在《朝野僉載》中亦可看到對長安城比較集中的記述，

殆由於《朝野僉載》側重在記述朝廷軼事，所以往往有多則敘事述及宮城與皇城的

空間，因而在《唐兩京城坊考》中被引用。《朝野僉載》曾記述了睿宗時過元宵的

情景。

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於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衣

以錦綺，飾以金玉，燃五萬盞燈，簇之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羅綺，曳錦繡，

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帔巾皆萬錢，裝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貫。妙簡長安、

萬年縣年少女婦千餘人，衣服、花釵、媚子亦稱是，於燈輪下踏歌三日夜。

觀樂之極，未始有之。9

安福門正是長安皇城的西門，雖然是記載皇室的元宵活動，但除了壯麗的燈輪之外，

尚有千數的女子踏歌，而參加者包括了宮女和長安縣、萬年縣的婦女，顯示長安城

的百姓參與皇室的活動，形成了君民同歡的場景。這種皇族∕市民、皇城∕里坊並

陳的情景，應是作為首都的長安城所特有的風貌。《杜陽雜編》曾詳細記載同昌公

主出嫁和出殯之事，也充分顯示了皇室∕士庶的互動情景。即咸通九年，同昌公主

見張鷟著，王公偉點注：《朝野僉載》，《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頁 1788-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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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嫁，嫁給進士韋保衡，遂宅於廣化里10，因同昌公主是懿宗最疼愛的女兒，所以

賜錢五百萬貫，更罄內庫珍寶，以實其宅，形同將皇宮的設置搬入至里坊間，也讓

一般的市庶感受到皇家的貴氣。

是時中貴人買酒於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也？」同席曰：

「豈非龍腦耶？」曰：「非也，余幼給事於嬪御宮，故常聞此。未知今日由

何而致。」因顧問當壚者，遂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於此也。」

中貴人共視之，益嘆其異。……公主始有疾，召術士米賓炎燈法，乃以香蠟

燭遺之，米氏之鄰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賓具以事對。11

上述便將皇室所用之物的珍貴與奇異表露無遺，這些物品因公主出嫁，而進入里坊

之中，即使是作為士族的公主親家，皇室之物的珍稀，同樣地也令其眼界大開。

一日，大會韋氏之族於廣化里，玉饌俱列，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

水蘸之，掛於南軒，良久，滿座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

薄可鑒，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毒也。韋氏諸家，好為葉子戲，夜則公主

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祈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

韋氏之族因公主入嫁，而得識諸寶，故當公主薨後，及庭祭日，百司內官皆用金玉

裝飾車輿服玩焚於韋氏之庭，韋家爭相拿取其灰以擇金寶，也是情理中事。當公主

將葬於東郊，皇上與淑妃親御延興門，並大肆鋪陳喪葬之儀，當日「京城士庶，罷

市奔看，汗流相屬，惟恐居後。」正顯示皇家氣象對一般士庶的吸引，〈同昌公主〉

一則敘事淋漓地展現了長安城中皇室∕士庶的互動面貌和階級差異。

另於《逸史》中的〈崔潔〉故事，亦充分呈現了上述長安作為首都所獨有的城

市風貌。故事中敘述太府卿崔潔與進士陳彤同往街西拜訪親故，陳彤具有預言能力，

在出發之前，就預言會與崔潔在裴令公亭食鱠。文本中敘述崔公不信，接著描述兩

人過天門街，遇到有人販賣新鮮的魚，崔公改變主意，不去訪問親故，遂取錢買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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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兩京城坊考》中，記載了長安里坊中了許多公主所居的宅第，殆因為公主們出嫁後，遂出皇

宮，而宅於長安里坊間之故。

見蘇鶚著，王公偉點注：《杜陽雜編》卷下，《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頁 3570-3573。以下相關引 文，不再贅注。又此處引文中「米賓」原作「米」，疑「」字有誤，故參酌《太平廣記》卷二

三七所記作「米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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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最近的裴令公亭子準備烹魚而食，及升亭下馬，才想起陳彤的預言，不禁大驚，

便問陳彤接下來會是誰來斫殺鮮魚，陳彤便言將會是第一部樂人，果然就有著紫衣

的梨園樂徒來遊亭子，恰好其中一人擅長烹飪，遂解衣操刀，陳彤又預言，辦鱠者

吃不到魚，果真有使者來言，皇帝駕幸龍首池，要召喚第一部音聲，切鱠者急忙而

走，自無法享用。當崔潔與陳彤吃完鮮魚後，陳彤又說，有東南三千里外的九品官，

將來到裴令公的亭子，且得到半碗清羹吃，話還沒說完，延陵縣尉李耿將赴任，打

聽到崔潔在裴令公亭，故特來告辭，當時鮮魚已食盡，李耿僅喝了半碗清羹，一如

陳彤所述。

這個故事主要是藉由彰顯陳彤神妙的「他見知」，來強調一飲一食皆已前定的

命定觀，如同文末所言「食物之微，冥路已定，況大者乎。」12但文本卻展現了長

安殊有的市井風情，尤為特別的是由政府官員、進士、梨園樂徒所構成的長安城風

貌，甚至在鱠治鮮魚時，傳來皇帝駕幸的消息，以召喚梨園樂部之人，唯有在京城，

才會有如此特殊的都市樣態，而故事發生的場景是在裴令公亭，而裴度亦是當代歷

史名人。在當時應沒有任何一座城市展現如此的風貌，即官員∕士人∕魚販∕歷史

人物（裴度）∕梨園樂人∕皇帝使者∕皇帝，可以同時活躍於城市空間之中，並巧

妙地產生關連。

從上述諸多敘事中，顯示出長安的地理、人事是為唐代小說的敘事對象，在其

中可以見到小說敘事文本對長安地理空間的客觀描述，同時更重要的是文本對長安

的再創造，因為小說文本反映了人物於長安城活動的圖像，進而賦予了某一城市空

間的特殊意義，同時在文本的結構中，也展現了城市空間的社會性結構13。

長安城作為唐代小說的敘事對象，不僅在文本中反映了長安的地理景觀和文化

特色，更重要的是在小說文本中形塑了長安城，因為在敘事中，非常豐富地傳達了

在長安城市空間中人的活動，也因為人的行事活動導致城市空間有了生命力。而這

見盧肇著，王公偉點注：《逸史》，《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頁 3226。

12 13 邁克‧克朗（Mike Crang）認為文學作品可以反映人與空間的流動關係，賦予空間關係的不同意義， 不僅描述了地理，並以其自身的結構對社會結構的形成也做了闡釋。見氏著，楊淑華、宋慧敏譯：

《文化地理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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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鮮明標示以長安其地之人事的文本，多具有追憶的特質，例如《北里志》在序中

特別傳達出遭逢國家動盪的沈痛，和對承平往事的追念之情14。另一唐代小說名篇

〈東城老父傳〉亦有同樣的撰作意識，對國家的衰微和時代風氣丕變的感慨充盈文

本之內，且著意甚深。因此，這些小說文本對於長安城的描述，實有在紀實之外的

抒情意識。

三、長安城市空間的敘事參與

在唐代小說中，長安城並非僅作為一個敘事對象而已，而是更為積極地實際參

與了敘事過程，或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或者在故事情節的鋪陳上，以及故事書

寫意義的形成上，長安的城市空間皆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一）城市空間場景與人物形塑

小說中人物所處的空間，絕對不只是背景的意義，而是與人物形象的塑造息息

相關，因為人類的存在，並非一無依傍的，他是和周圍的世界形成一種關係而生存

的15，所以這些人物所處的空間，就成為了我們理解他們存在的具體媒介。

在唐代小說中，長安空間場景涉入敘事最為全面的是〈李娃傳〉16，全篇中長

安的空間場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城市空間與主角人物的關連，作者可說

《北里志‧序》：「不謂泥蟠未伸，俄逢喪亂，鑾輿巡省崤函，鯨鯢逋竄山林，前志掃地盡矣。靜思

14

陳事，追念無因，而久罹驚危，心力減耗，向來聞見，不復盡記，聊以編次，為太平遺事云。時中

和甲辰歲，無為子序」。「無為子」為孫棨自稱，從《北里志》書成於唐僖宗中和四年（西元 884 年） 而觀，孫棨所說的喪亂，應是王仙芝、黃巢等作亂，導致長安淪陷，僖宗避走成都之事。

15 同注 13，頁 99。 16 妹尾達彥在〈唐代後期的長安與傳奇小說─以〈李娃傳〉的分析為中心〉一文中，特別指出在〈李 娃傳〉故事中，長安的街坊與文本緊密的連接，故事發展是以長安的街坊為舞台而展開。見氏著， 宋金文譯，周蘊石校：〈唐代後期的長安與傳奇小說─以〈李娃傳〉的分析為中心〉，收錄於劉俊 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51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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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藉由城市空間場景的推移，來形塑〈李娃傳〉的靈魂人物滎陽生17。在文本中滎

陽生行動的空間佈建大抵是毗陵、長安布政里、長安東市、長安平康里鳴珂曲、長

安的竹林神祠宇、長安宣陽里、長安街西的凶肆、長安天門街、長安街東的凶肆、

長安曲江杏園東、長安廛肆、長安安邑里、長安旗亭、劍門。而這些空間除了毗陵

和劍門之外，全為與長安城相關之地，可見長安與滎陽生的際遇緊密相連，也因之

塑造了滎陽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有幾個重要的空間設置，絕非只是敘事的場景功能，

尤其從這些空間所形成的參照體系而觀。首先是布政里與平康里、甚至與宣陽里形

成的對立與轉折，滎陽生自毗陵出發，經過一個多月的時間抵達長安，寓居於布政

里，布政里在將長安里坊劃分為東西兩部份的界街─朱雀街西的第三街18，根據 《唐兩京城坊考》的記述，布政里多為寺觀所聚和朝廷之臣的宅邸，並非為繁華熱

鬧的行樂之地19，當滎陽生橫越了朱雀街來遊東市，回程中在平康里的鳴珂曲遇到

了李娃，王夢鷗先生懷疑鳴珂曲即是《北里志》中所謂「妓中錚錚者，多在南曲、

中曲」的南曲，而「鳴珂曲」是唐人的銷金窩20。在《劇談錄》中曾敘述勝業坊富

人王氏，過鳴珂曲，遇安品子，數年而家資蕩盡之事21。事實上，滎陽生在拜訪李

娃，以宵禁為由留宿之後，就以李娃的住處為家，「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

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童。資財僕馬蕩然」。

22此段敘述落實了「鳴珂曲」為「銷金窟」的真相，更重要的是從布政里的寓邸，

到平康里鳴珂曲李娃宅第，隨著空間的移轉，滎陽生生命內涵也因之轉折，由「視

上第如指掌」的士子，成為鎮日狎戲遊宴與倡優為伍之徒，他的身份因而產生了變

化。而後李娃和老鴇巧妙利用空間安排的詭計，以至竹林神祠宇求子為名，歸返時

〈李娃傳〉雖以「李娃」為題，但全篇的敘事焦點主要集中在滎陽生。

《長安志》云：「坊市總一百一十區。萬年、長安以朱雀街為界。街東五十四坊及東市，萬年領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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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長安領之。」見宋敏求著：《長安志（四）》（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304。 19 詳見《增訂唐兩京城坊考》，頁 194。妹尾達彥卻認為布政坊接近朱雀街西洋溢異國風情和猥雜繁華

的西市，實為滎陽生淪落街西下層社會的伏筆。同注 16，頁 514-516。

20 同注 6，頁 176。 21 參見《劇談錄》所述郭郇故事一則。見康駢著，王公偉點注：《劇談錄》，《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

頁 3459-3460。

22 同注 6，頁 167。以下相關引文，則不贅注。

14

康韻梅：唐代小說中長安的城市空間場景與敘事之關係

拜訪宣陽里阿姨的宅第，復騙以姥姥病危，李娃先返平康里，導致滎陽生往返平康、

宣陽，終面臨人去樓空的慘境，滎陽生只好回到原來布政里的寓處，但身回心未回，

一病不起，被送至街西的凶肆23。從布政里到平康里而至凶肆，表徵著滎陽生境遇

的一再陷落，尤其是作者將滎陽生的去處安排在「凶肆」此一空間，由情節發展而

觀，滎陽生因心傷憂憤而罹疾幾死，被旅邸主人送入凶肆，為情理之常；另一方面

滎陽生淪落凶肆，代表他處境堪憐；然更待尋思的意涵是，凶肆具象化了滎陽生的

存在樣態，凶肆是處理逝者的所在，滎陽生是被視為逝者送入，雖然他並未真正死

亡，但他形同逝者，凶肆的存在象徵著他的死亡24。當滎陽生從布政里遷居到平康

里，顯示他生命中心的移轉，從對科舉功名的求取變成對愛情的追求與執守，而身

居凶肆，他則完全失去了生命重心，如同行屍走肉，因此凶肆自是最能烘托他的心

境的所在。但是居於凶肆，還不是滎陽生最為悲慘的際遇，因為在凶肆滎陽生尚有

一固定的居處，甚至可說有一定的身份和職業，即使是非常低賤，然而滎陽生在曲

江遭父親鞭棄，暫回街東的凶肆後，終因全身潰爛穢臭，被丟棄於「道周」，從此

他以乞食為事，過著「夜入於糞壤窟室，晝則周遊廛肆」的生活，至此，他真的一

無所有了，親情、愛情、友情都棄他而去，沒有固定居處，亦無職業，他成了街頭

的遊民。隨著故事情節發展，滎陽生在長安的空間場景不斷移轉，但呈現了一個每

下愈況的趨勢，可以說這些空間場景的轉變喻示著滎陽生生命擁有的層層剝除。而

耐人尋味的是，文本處理這些剝除的復得，亦是以空間場景的轉變來傳達，安排了

滎陽生與李娃在安邑里的重逢，於是滎陽生回到了妓女戶，因李娃決意從良照顧滎

陽生，所以很快的搬到安邑里附近，成為尋常的人家，加上滎陽生身體逐漸復原之

《太平廣記》卷二六０〈姓房人〉條引《啟顏錄》：「豐邑坊在上都，是凶肆。」見《太平廣記》（臺

23

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11），頁 2027。《唐兩京城坊記》卷四〈豐邑坊〉注：「此坊多假賃方相、 轜車、送喪之具。」見《增訂唐兩京城坊考》，頁 254。王夢鷗先生則認為〈李娃傳〉出現凶肆，而 凶肆有東肆、西肆，各閱所傭之器於天門街，則西肆在街西，東肆在街東。西肆當在豐邑坊，未知

東肆是何坊。同注 6，頁 180。妹尾達彥從長安實際地理實況，判斷滎陽生因怨懣絕食，導致重病， 布政里旅邸主人將他送至凶肆之中，此凶肆應是街西的西肆，而從後文而觀，滎陽生代表東肆唱哀

歌，關鍵就在東肆長知道滎陽生哀歌唱得妙絕，所以以兩萬錢挖角。同注 16，頁 513，頁 516-517。 24 葉慶炳先生認為作者安排滎陽生淪落至凶肆，然後經凶肆的哀歌比賽，與父親相見，而且被鞭打幾 死，都富有象徵意義。因凶肆本是人死停屍之地，作者以之來象徵公子的死亡。見氏著：〈唐代六

大傳奇〉，《晚鳴軒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社，1996），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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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李娃帶滎陽生去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買書，以準備科舉大業，文本中這些空

間的出現，同樣也喻示著滎陽生的際遇從谷底的攀升，以及生命原來擁有的逐一拾

回。

另外，此一小說文本中尚有兩個空間形成對照的意義，值得關注。即天門街∕

曲江杏園東。這兩個地方都是長安非常著名的公共空間，天門街即是朱雀門街，正

當皇城南面的朱雀門街，又稱南北大街25，為京城至為繁華之地，也是許多官方和

民間活動的舉辦之地26。滎陽生在其處參與了凶肆的唱哀歌比賽，代表他公開昭示

了自己的身份，這也是滎陽公之所以寧願相信自己兒子死於盜賊之手，而不承認眼

前唱哀歌者就是滎陽生的原因，等到隨行的滎陽生乳母婿探得實情，帶回滎陽生後，

滎陽公竟將滎陽生帶往曲江西的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棄之而去。

滎陽公為什麼要將滎陽生帶至曲江杏園鞭棄，其因由必然與曲江的空間意義相關，

曲江位於長安城的東南隅，是一著名的風景名勝之地27，滎陽公之所以選擇此地鞭

棄滎陽生，殆因滎陽公認為滎陽生淪落至凶肆唱哀歌，致使家族蒙羞，故在人家稀

少的曲江，斷絕了與滎陽生的父子關係28。但更重要的是文本指明是曲江的杏園，

根據《唐兩京城坊考》的記述，杏園為天子宴請新科進士之地29，或許這才是滎陽

公何以要在此鞭棄滎陽生的理由，滎陽生辜負了父親的期待，完全背離了到長安的

《唐兩京城坊考》：「宮城南門外即承天門。有東西大街，謂之橫街。……。橫街之南有南北大街，

25

曰承天門街。」見《增訂唐兩京城坊考》，頁 12。王夢鷗先生認為天門街即是南北大街之俗稱。同 注 6，頁 181。

26 唐代官方常利用「街」的公眾效應，進行帶有政治意義的宣示活動和宗教活動，例如天門街祈雨便 是以皇帝為名，官府舉辦的公共活動，擇選在天門街，就有重要的宣示意義，而這些官方活動的一

些後續活動往往延伸到民間，成為商人擴大宣傳的方式，致使街道越來越頻繁和廣泛地被用作公眾

和商業活動的場所，街市的徵象已經出現，同時街的宣示功能也獲致發揮和延伸。見寧欣著：〈街： 城市社會的舞台─以唐長安城為中心〉，《文史哲》4（2006），頁 80-81。

27 《劇談錄》記載曲江本秦世隑洲，唐開元中疏鑿為勝地。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之節。王公偉 點注的《劇談錄》未載，見於蕭逸校點：《劇談錄》，《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0），頁 1495。〈華州參軍〉中的柳參軍與崔氏的邂逅，就是在上巳日遊曲江之時。

28 妹尾達彥認為曲江為長安行樂之地，人家稀少，故滎陽公作此選擇。同注 16，頁 527。 29 《唐兩京城坊考》：「杏園。為新進士宴遊之所。」見《增訂唐兩京城坊考》，頁 110。妹尾達彥亦認 為滎陽公在曲江杏園鞭棄滎陽生最主要的原因，是此地為新進士舉辦盛大宴會之所。同前注。

16

康韻梅：唐代小說中長安的城市空間場景與敘事之關係

初衷，尤其諷刺的是，《北里志》的多則敘事中，實記載了妓女和士人遊曲江30，

滎陽生與李娃必然也曾來遊，曲江之於滎陽生的意義，因而有了對反的兩個極端，

一是往上提升，另一則是向下沈淪，而實際發生的是後者。

〈李娃傳〉充分地利用了長安的空間，藉由滎陽生的每一次的空間移置，表徵

他的際遇和身份轉換，以顯示他生命內容的變化。而〈東城老父傳〉亦有類似的敘

事特色。

〈東城老父傳〉中老父的人生際遇如同滎陽生般，與長安城緊密相連。但與滎

陽生不同的是老父為道地的長安人，而且他和他家族的遭際與唐代王朝的興衰牢牢

相繫，作者似乎想藉由一個長安居民去見證唐王朝的歷史。文本亦是由長安城空間

場景的轉移，喻示老父的際遇。老父原為宣陽里人，因老父之父為景雲功臣，以長

刀備親衛，受詔徙家東雲龍門。東雲龍門是啟運門之南內苑的東門31，從里坊遷入

皇宮禁苑，顯示了身份的提升，同時由於進入禁苑，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權力中樞，

才能在雲龍門道旁弄木雞時，被喜歡鬥雞戲的玄宗皇帝在出遊時看到，進而被召為

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而其使雞之異才，又被監護雞坊的宦官發現，告知玄宗，

召試廷中，被拔擢為五百小兒長，甚得天子寵愛，故得以跟從皇帝封泰山，父死於

泰山時，還得到官家的車馬歸葬，在歸葬父親後，賈昌復會皇帝於驪山華清宮。自

此而後，或於玄宗生日的千秋節在宮中、有時在洛陽東宮，或於元會與清明之時在

驪山，賈昌引領群雞鬥戲，做領銜的演出。皇帝還為他安排娶了梨園弟子潘大同的

女兒，而潘氏也以歌舞獲得楊貴妃的寵幸，夫妻兩人得寵長達四十年。安史之亂，

玄宗避難成都，賈昌夜出便門，足傷不能進，杖入南山，每至進雞之日，則向西南

大哭。因安祿山往年朝拜天子，識得賈昌，欲以千金懸拿賈昌於長安、洛陽之地，

賈昌遂變姓躲於佛寺，直到玄宗還歸興慶宮，肅宗受命後，賈昌才回到舊里，然而

居室已被亂兵掠奪一空，接著文本中敘述了賈昌「布衣憔悴不復得入禁門矣」，說

30

31

例如〈楚兒〉、〈劉泰娘〉等故事。

王夢鷗先生認為東雲龍門是《長安志》卷六〈禁苑內苑章〉所說的：「啟運門之南有內苑：北曰重

元門，東曰東雲龍門，西曰西雲龍門。」的東雲龍門，而不是《唐兩京城坊考》卷一所說的東內苑

近北有左右雲龍門。同注 6，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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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動亂後，賈昌失去了宮籍，無法進入禁門，即賈昌失去了原有的身份，數十年

的皇室恩寵，就此煙消雲散。回到舊里的次日，賈昌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昭國

里，然「兒荷薪，妻負故絮」且「菜色黯焉」，賈昌與之聚首痛哭，訣別於道，從

此「長逝息長安佛寺，學大師法旨」，告別了往日繁華，也斷絕了世俗的情緣，賈

昌展開了修行之路。

大歷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住東市海池，立陁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

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值美草甘木。

晝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

奉舍利，塔於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柏百株。構小舍，居於塔下，

朝夕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為昌立大師影堂及齋

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傭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臥草席，絮

衣。過是，悉歸於佛。

從這段敘述中，可知賈昌即使皈依佛門，但他仍然以長安為活動的場域，尤其「以

善心化市井人」，以宗教為入世的關懷，帝王也因之幫助他施行善舉。從前是以鬥

弄雞隻，取得帝王的寵愛，如今則是以宗教的敬虔修行，獲致帝王的資助。老父身

份從皇帝近邊寵愛的優伶之臣而為潛身於佛寺的虔誠信徒，生命空間由宗教的場域

取代了政治權力的場域。若從城市的功能而觀，老父先前所依附的長安空間─宮 城和皇城，和之後安頓自我的佛寺，都是城市中的神聖之地32，於是老父所曾居處

的空間意涵，強化了他觀照長安歷史流變的正當性和權威性，故可以如是詮釋，即

老父的經歷見證了玄宗一朝的興衰，此一立場正是其一生流轉於長安各個空間所具

妹尾達彥提出長安城以承天門街、朱雀門街（天門街）為軸心，長安的城市結構在行政、經濟、宗

32

教各方面一分為二。而這種對稱排列在遇到城內正北太極殿等宮殿群時才統一於一體。而宮殿是天

之中心且與北極相對應。妹尾達彥認為這樣的建築景觀是把天地作為中介的皇帝統治自然和人間秩

序的觀念在城市規劃中的體現。同注 16，頁 532。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認為人類各系列的宇 宙圖像和宗教信仰的聖地和聖殿等神聖空間都位於世界的中心。見氏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 教的本質》（臺北：桂冠圖書，2006），頁 71-114。長安宮殿作為天地交會中心實意味著這是城市中 最接近神聖的空間，即形成了一個神聖空間。此外，喬爾‧克特金（Joel Kotkin）提出具備宗教場 域、提供庇護及施展權力、刺激貿易活動為決定城市興衰的三大要素。他認為廟宇等宗教建築都是

大城市的重要一景，並佔據人類對城市的想像。這些建築說明城市亦為神聖之地，與統治世界的神

聖力量相互聯繫。見氏著、謝佩妏譯：《城市的歷史》（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6），頁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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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韻梅：唐代小說中長安的城市空間場景與敘事之關係

身份積累而成，〈東城老父傳〉文末作者的現身聽老父敘及長安往事，正彰顯了老

父此一形象特質。

元和中，穎川陳鴻祖攜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香煙聞於道，下馬覲昌

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

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亂。

綜觀〈東城老父傳〉，亦可鮮明地掌握文本藉由空間場景的移轉，標示了老父

身份的變換，而此空間移轉是建構在唐代王朝興衰的時間主軸上，其中的焦點人物

就是唐玄宗，玄宗隨著時間所開展的空間動線，牽動了賈昌的空間動線及其所彰顯

的身份，是玄宗出遊發現了善於鬥雞戲的賈昌，而後於重要的節日儀典，賈昌皆隨

侍在側，無論是在宮中，或東到洛陽、西至驪山。然而關鍵事件安史之亂發生時，

賈昌為奔赴玄宗所在，不幸摔馬傷足，所以只有隱身南山，僅能每在進雞之日，向

西南大哭。雖然與皇帝實際的空間遙距，但卻可因心理的情感而消弭，但一己身份

已隨世局大變，然而此經歷背景即使皈依佛門後，仍有其作用，遂於文末論議開元

之理亂事。他親身見證了杜暹、哥舒翰和張說等人威震四方以拓疆土的宏偉氣象，

與四方朝貢和國家物產豐饒富庶之景象，但安史之亂後長安丕變的景象和時俗，其

實已為國家由治而亂的表徵，賈昌老父的歷史感，是他觀察長安城景象的變化而得，

對於盛世的衰敗，有無限的感傷。東城老父一生的際遇與長安城息息相關，因為他

的「國」和「家」都是在長安城中，長安城是他安身立命的所在，自然對於城、國

之變化，有強烈的情感對應。

〈李娃傳〉和〈東城老父傳〉都運用了空間的移轉，來喻示主角人物的生命際

遇，例如布政里∕科舉士子、平康里∕火山孝子、凶肆∕賤民、街頭∕乞丐，以長

安的城市空間來傳達滎陽生身份的淪落；而宣陽里∕平民、皇城∕寵臣、南山∕逃

犯、佛寺∕信徒，東城老父一生際遇亦是由長安的城市空間來傳達，形成了城市空

間場景與人物的微妙連結。這些空間絕非只是一個故事情節發展的背景，實有與主

人翁身份際遇相映的象徵意義。

在唐代小說中另一著名的作品〈任氏傳〉中，任氏為女狐的身份，也是利用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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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的空間場景來說明，雖然在文本之始，已有「任氏，女妖也。」33的陳述，但

是並沒有點出她實為狐之身份。而後在敘述事件發生始末的起始，文本就是以一連

串的長安場景作為鄭子邂逅任氏的動線，首先是韋崟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

飲於新昌里，而至宣平里之南，鄭子有事先行離去，韋崟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

南，入昇平里之北門，遇到了任氏，在相互有意之下，鄭子跟隨婦人東至樂遊園。

天黑時進入任氏之宅，一夜歡會後，天將曉之際，任氏便以其兄弟為職屬南衙之教

坊，晨興將出，所以鄭子不能久留為由，請鄭子離開。鄭子行及里門，門扃未發，

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遂與主人言，鄭子

指宿所以問之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隤墉棄地，無第

宅也。」等天亮之時，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視其中，皆榛荒及廢圃耳。

在文本中作者充分利用了長安的城市空間來表述任氏的身份，關鍵就在「樂遊

園」，「樂遊園」即是「樂遊原」，在昇平里東北隅，為長安城最高處，《西京記》

特別描述其地「四望寬敞」34，屬於長安的遊憩之所，非為住宅之地，狐妖常出沒

其中35，故任氏誘引鄭子至樂遊園歡會，即暗示出任氏的非人身份，而次日任氏要

鄭子及早離開，便是怕天亮後其宿所本為荒圃之實被揭露。36所以當十幾天後，鄭

子在西市衣肆，瞥見任氏，急忙叫她，任氏側身周旋於人群中躲避，鄭子連呼前迫，

任氏背對著鄭子，還以扇障其後說出：「公知之，何相近焉」之語。文本能夠在敘

述故事時，這樣隱晦地揭示任氏的身份，完全是因為空間場景佈置得當之故37。當

然在此故事中，空間與人物身份的關係，不是如同〈李娃傳〉或是〈東城老父傳〉

般，傳遞著主人翁社會階層的身份地位，而是人物的自然屬性，所以是由「樂遊園」

同注 6，頁 41。以下相關引文，則不贅注。

33 34 見韋述著，辛德勇輯校：《兩京新記輯校》，頁 21。 35 《續玄怪錄》的〈張庾〉故事中那些非為妖狐即為鬼魅的美艷年輕女子，在月下來到張庾所居的院 落，所說的就是「步月逐勝，不必樂遊原。」可見「樂遊原」為妖狐鬼魅常聚之地。見李復言著，

王公偉點注：《續玄怪錄》，《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頁 2889。

36 見楊為剛著：〈唐代都市小說敘事的時間與空間─以街鼓制度為中心〉，《唐研究》第 15 卷（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132。

37 任氏言其兄弟「名係教坊，職屬南衙」，王夢鷗先生指出南衙指是大明宮之南，延政、光宅二坊所 在地，根據崔令欽《教坊記》云：「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這是任氏自飾身份。

同注 6，頁 49。任氏此舉亦是由空間場景來說明己之身份，藉此遮掩了她實際為狐之身份。

20

康韻梅：唐代小說中長安的城市空間場景與敘事之關係

此一城市中較為邊緣的荒敞之地來彰顯。

而異類∕城市荒僻之地所形成的人物與空間的連繫關係，在其他的唐代小說

中，亦可得見。例如《河東記》的〈盧佩〉故事，盧佩棄官奉母歸長安，寓於常樂

里之別第，求國醫王彥伯治療，於約期候望於門不至，另見一白衣婦人，自曲之西，

疾馳東過，有頃復自東來，後白衣婦人治好盧母，盧母感恩不盡，不知如何報答，

婦人提出作盧佩妻子的要求。由於婚後婦人每十天要回娘家一次，且堅持不要盧佩

以車相送，盧佩便潛行窺探婦人行蹤，見婦人乘馬出延興門，至城東墓田中，接受

巫者祭品、紙錢，並指示葬地。原來白衣婦人是地祇，掌管京兆府三百里內人家喪

葬所在。地祇∕延興門外墓地，亦是異類∕城市荒僻之地的人物空間關係。此外，

《廣異記》中薛矜故事敘述薛矜開元中為長安尉，主知宮市，按日輪流至東西二市，

有一天於東市邂逅一車中婦人，薛矜以便宜販賣銀鏤小盒藉故搭訕，婦人明言一己

居於金光門外，挑誘薛矜，薛矜後便拜訪其居，婦人原是女鬼，所在為殯宮。同樣

地是以空間區隔人與異類。《續玄怪錄》的〈張庾〉故事也有類似的記載，張庾居

長安昇道里南街，有一夜，見數青衣推門而入，張庾揣度此坊南街，盡是墟墓，絕

無人住，青衣謂從坊中出，實則坊門已閉，若非妖狐，乃是鬼物。正是以空間來判

定來者的身份。而此一關係自六朝志怪小說以來，為涉及他界人物的小說所慣用，

但如此貼近具體的城市空間鋪設，則見於唐代小說38。

以上所述說明了長安的城市空間在小說文本中，如何成為故事人物身份的具體

表徵，無論此身份是社會屬性或是自然屬性的，但都似乎較偏重在外在的形象，對

於人物性格的刻劃不是那麼直接39，然而在小說文本中的長安城市空間場景，還是

具有突顯人物性格的作用。著名的〈霍小玉傳〉的文本敘述，亦多與長安的城市空

間場景有關，其中李益至崇敬寺遊賞牡丹，就是一個以空間彰顯性格的絕佳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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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六朝志怪小說中多半籠統地陳述荒郊之地為異類出現的場景，並沒有具體地將一地之空間呈

現。例如《甄異傳》秦樹故事、《幽明錄》的句章人故事和黃原故事等。

在〈李娃傳〉、〈東城老父傳〉中，是可以從人物為什麼會處於某一個空間場景中，去揣測他們的性

格的，例如滎陽生被李娃拋棄，於旅邸重病，進而被送至凶肆，從此棲身，而不力圖重振，代表他

對李娃的不能忘情，這是他深情的一面，當然也可以由此探知他的軟弱。而東城老父最後皈依佛門，

則意味著他試圖安頓遭逢家國之變的情懷，以及對世事的了悟，顯示了他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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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益因跟盧氏訂親，為絕小玉之望，已不與霍小玉知聞多時，當他因盧氏女在長安，

請假入城回到長安時，便「潛卜靜居，不令人知」40。小玉知道他回長安，就遍請

親友，多方招致，但李益終不肯往，甚至還早出晚歸，刻意迴避。但在三月春遊時，

李益與同輩五、六人到崇敬寺翫牡丹花，閒步吟詩，崇敬寺的牡丹致使深居簡出的

李益公開拋頭露面，正顯示李益個性中附庸風雅的虛華特質，因春遊崇敬寺翫賞牡

丹花是長安文人的重要活動，而且形成了數十年的傳統41，李益怎會輕易缺席。事

實上他於等待分發為官時，思求名妓霍小玉，或者他回鄉後順從母意娶高門的盧姓

女，與他去崇敬寺賞牡丹的行為所顯示的個性是一致的，完全將他媚俗、虛榮的一

面彰顯無遺。這是唐代小說中人物所處空間，暗示了人物性格特徵的典型之例42，

崇敬寺賞牡丹的空間場景，不但突顯了李益的人格特質，同時春天盛開的牡丹花反

襯出正值青春如花的霍小玉，卻因李益負心枯萎了，這一空間場景實是一個非常巧

妙的設計，不但間接描寫了李益的個性，也在時空的意象上與霍小玉作了連結。

由上述之例可知，唐代小說的空間場景在故事人物的形象塑造上，具有重要的

功能，以空間意象具象化了人物的際遇、身份的變換、和性格特徵。

（二）城市空間場景與情節鋪陳

在唐代小說中，文本中長安的空間設置，涉及到情節的進行，甚至是作為情節

發展的關鍵，可以見出作者充分利用了長安的空間，推動故事的情節。

前述〈李娃傳〉中，長安的空間與滎陽生的際遇緊密相連，事實上，故事的情

節進行，就是隨著這些空間流轉，但可特別指出的是，滎陽生在初遇李娃之後，專

同注 6，頁 197。以下相關引文，則不贅注。

40 41 李肇《唐國史補》言：「京城貴遊，尚牡丹三十餘年矣，每春暮車馬若狂，以不耽玩為恥。」見李 肇著，王公偉點注：《唐國史補》，《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頁 3603。朱玉麒指出白居易詩中亦見 述及至崇敬寺賞牡丹事，反映了唐代文人春天至寺觀賞花飲酒之俗：〈霍小玉傳〉將此真實習俗運

用至文本之中。見氏著：〈隋唐文學人物與長安坊里空間〉，《唐研究》第 9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2003），頁 113-114。

42 人物的物理環境（房間、房子、街道、城鎮）和人際環境（家庭、社會階層）也常被用作暗示性格 特徵的轉喻形式。見里蒙—凱南（Shlomith Rimmon-Kenan）著，姚錦清等譯：《敘事虛構作品》 （北京：三聯書店，1989），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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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韻梅：唐代小說中長安的城市空間場景與敘事之關係

程拜訪李宅，日暮之際，鼓聲四動，姥姥問滎陽生居處遠近，滎陽生騙她說：「在

延平門外數里。」滎陽生未實說自己住在布政里，而說在延平門外數里，是冀望姥

姥會因為他住得遠而留宿，即「冀其遠而見留也」。延平門為長安城之西南門，與

平康里相距甚遙，滎陽生可以因此留在李宅，故俞正燮言：「其詭云延秋門外，則

西城門。託詞最有情理。」43但姥姥卻以街鼓已響，里坊之間將禁止往來，請滎陽

生速歸，以免犯禁44。滎陽生則再聲明「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而得留宿。

滎陽生固然以空間的距離為託詞，姥姥以宵禁催促滎陽生歸返更為虛假，而長安城

的宵禁在〈李娃傳〉中與妓院所施伎倆的結合，也同樣發揮在李娃與姥姥所設的逐

客之計上，就是當滎陽生從宣陽里「李娃阿姨宅邸」返回平康里鳴珂曲的李娃宅時，

發現竟「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欲趕回宣陽里，以詰究竟，但「日已晚矣，計

程不能達。」按平康里與宣陽里為相鄰之里，實際的地距並非遙遠，最主要的是因

為宵禁里門關閉之故，滎陽生一夜無眠，次日質明之際就前往宣陽里，才發現「阿

姨宅邸」原是崔尚書宅第，也因為這兩處空間場景，使得滎陽生明白他被李娃拋棄

了。

另一以長安的空間場景為佈局的小說〈華州參軍〉，亦出現文本的空間佈局使

情節合理發展的情形。故事中的崔氏住在永崇里，當柳參軍與崔氏不顧崔氏外兄之

聘，偷結婚約，便挈崔氏居於金城里，永崇里與金城里的相隔距離較遠，如此就可

43

見《癸巳存稿（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6），頁 446。王夢鷗先生指出《癸巳存稿》所言 「延秋門」當為「延平門」之誤，延秋門是禁苑之西門，安祿山之亂時，唐玄宗由此門奔蜀，不是

一般百姓可以出入。同注 6，頁 178。

44 長安城晚上實行宵禁。《大唐新語》卷十云：「舊制：京城內金吾曉暝傳呼，以戒行者。」見劉肅著， 宛霞點注：《大唐新語》，《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頁 2445。《兩京新記輯校》在敘述「京城」的 部份，提及《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十云：「京師街衢有金吾曉暝傳呼，以禁夜行」，同注 34，頁 13。而當宵禁開始時，會擊鼓以示，皇宮、皇城、里坊之門則關閉，至次日之晨，亦擊鼓以示里門 開啟。《舊唐書‧職官志》二述及城門郎之職：「城門郎長京城皇城宮殿諸門啟閉之節，奉出納管鑰。

開則先外而後內，闔則先內而後外，所以重中禁，尊皇居也。候其晨昏擊鼓之節而啟閉之。」見《舊

唐書》，頁 1846。《新唐書‧百官志》四上：「左右街史，掌分察六街徼巡。凡城門坊角，有武候舖， 衛士、彍騎分守。……日暮，鼓八百聲而門閉。……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承振，坊市門皆

啟，鼓三千撾，辨色而止。」見《新唐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頁 1285-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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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詮解，為什麼崔氏之舅「密令捕訪，彌年無獲。」45只有在柳參軍與崔氏參加崔

氏之母葬禮時，相偕而歸，才被擒拿，崔氏外兄遂訴諸官司而娶回崔氏。幾年後，

崔氏之舅過世，崔氏外兄遂移居到崇義里，王夢鷗先生在此特別注明「崇義里在朱

雀街東第二街，與金城里相去遠，而與永崇里近。」46即表示崔氏外兄雖然搬家，

但仍與舊居相近，更重要的是希望崔氏與柳生保持比較遠的距離，沒想到空間的距

離無法阻隔崔氏遠奔而來，柳生為避風波便帶著崔氏遷居與原居處相近的群賢里。

而後崔之外兄終尋得崔氏女，又興訟奪回，柳生遭流放至江陵，崔氏死後，其魂魄

猶千里相隨。文本中具體的空間與情節鋪陳緊緊相繫。

在〈無雙傳〉中，當涇原兵反，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之際，劉震令仙

客押領金銀羅錦二十馱，出開遠門，而自己則和家人出啟夏門，遶城而至。開遠門

是長安城之西北門，啟夏門是長安城之南東門，兩門相去甚遠，王夢鷗先生認為如

此分道而行，顯示劉震的計慮十分周密47。而此兩門實際的地理位置，亦導致劉震

說出「遶城而至」之語，即劉震必須由南往西再向北繞城而走，才能與仙客會合，

而仙客依循舅父所示，押著劉家家當，在開遠門城外的店中等待，卻久候不至，而

「南望目斷」48的敘述，完全與兩門的地理位置有關。又朱泚之亂後，王仙客入京

探訪三年前離散的舅氏一家的消息，在新昌里南街，遇到從前的奴僕塞鴻，仙客問

及舅父舅母，塞鴻回應皆在興化宅，仙客立刻非常高興的說：「我便過街去。」這

句話亦是由具體的空間所使致的，因為新昌里在朱雀街東，興化里在朱雀街西，所

以從新昌前往興化，必須過朱雀街49，即王仙客所謂「過街」也。

前述諸例可以鮮明地彰顯小說文本的空間設置，致使情節合理推展的情況，然

45

見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下冊（臺北：正中書局，1985），頁 90。以下相關引文，則不贅注。朱 玉麒認為柳生與崔氏兩次「逃婚」地點選擇了街西庶民區的金城坊和群賢坊，不僅是因為它們與王

生和崔氏所居街東的永崇坊、崇義坊相距較遠，而且這兩處里坊是人口密集、成份複雜的區域，比

較容易藏身，才能使擔任京城金吾要職的舅父，雖然密令捕訪，仍無所獲。見氏著：〈隋唐文學人

物與長安坊里空間〉，《唐研究》第 9 卷，頁 98。

46 同前注，頁 94。 47 同前注，頁 9。 48 同前注，頁 2。以下相關引文，則不贅注。 49 同前注，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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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韻梅：唐代小說中長安的城市空間場景與敘事之關係

而有些情節與空間的依附關係，尤其緊密，甚至是故事發展的關鍵。〈李娃傳〉中

天門街東西兩凶肆在天門街舉辦唱哀歌比賽，就是是一典型的例子，如是的場景實

為唐傳奇中少見50，所謂「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

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顯示此次唱哀歌比賽是為京城盛事，故

群眾傾城參與，由於是京城中的活動，參與觀看的群眾並非只是一般的平民，所以

連入計的滎陽公，與當時諸多方外之牧，一起易服觀看，進而有父子重逢的情節發

生。〈李娃傳〉中於東西兩凶肆的競賽場景，尤其是唱哀歌比賽，是導致整個故事

情節重大鋪展的關鍵，即在父子相認後，滎陽公將滎陽生帶至曲江杏園東，以馬鞭

鞭之數百，棄之而去，以致滎陽生流落街頭，方才有雪地重逢的情節產生。

無獨有偶地，〈霍小玉傳〉最具戲劇張力的關鍵性情節，也是由一空間場景來

呈現，關於霍小玉與李益分離後因李益逃避而無法見面的僵局打破，一般人會注意

到黃衫客，認為是他扭轉了故事情節，致使情節發展急轉直下，但故事所鋪陳的場

景是：

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遞吟

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

榮華。傷哉鄭卿，銜冤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

此。足下宜為思之。」

如前所述，春遊崇敬寺翫賞牡丹花是長安文人的重要活動，一向低調潛居的李益因

不願缺席才會出遊，而正是在春光正好，牡丹花開的場景下，引發了韋生的感歎，

韋生之所以感歎，是因為李益悠哉地春遊賞翫牡丹花，但美麗如牡丹的霍小玉，卻

得不到李益的賞愛。故事情節在鋪陳了此一空間場景之後，讓韋生有感而發，致使

曾慥《類說》節錄《異聞集》所載李娃故事，題名為〈汧國夫人傳〉，文末附言：「舊名一枝花。元

50

微之〈酬白樂天代書〉詩『翰墨題名盡，光陰聽話移。』注曰：『樂天從遊，常題名於柱；復本說

〈一枝花話〉，自寅至巳。』」王夢鷗先生據此認為〈李娃傳〉有可能是由當時流行的市人小說〈一

枝花話〉的故事寫成。同注 6，頁 188-189。群眾的角色扮演，是話本小說的重要表徵，參見拙著： 〈由「入於文心」至「諧於里耳」─《三言》、《二拍》中唐代小說的敘述面貌論析〉，《唐代小說 承衍的敘事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5），頁 271-274。《〈李娃傳〉於天門街唱哀歌比賽的場景， 的確體現了此點，而與一般的傳奇故事有異，由此也可說明〈李娃傳〉的民間性，可能是由〈一枝

花話〉改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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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潛行而聽之」的衣輕黃紵衫的豪士假借邀訪之名，與李益策馬而行，將之帶

到霍小玉的居處。「疾轉數坊，遂至勝業。」李益發現非常接近霍小玉住處，想要

掉馬而走，卻被黃衫客挾引到了小玉家。若是刪去了崇敬寺賞牡丹的場景，情節便

難以為繼，而且不能達到襯托人物形象的效果。

唐代小說中的空間場景，經由作者構思，巧妙地轉化為文本情節的醒目標的，

因為有此空間的鋪排，遂有了情節的推展或是形成戲劇性的轉折，其所依傍的就是

這些空間實際的地理方位，以及其所含蘊的地域文化特色。實際的地理空間，進入

小說文本，便轉換為敘事時間的情節因素，形成時∕空之間的流轉。

（三）城市空間場景與故事書寫意涵

唐代小說或以長安為敘事對象，或納入長安城的空間場景，成為關涉人物、情

節的因素，於文本中出現的空間場景必然會涉及書寫意涵的詮釋層面。

從以上的論述，可以得知唐代小說中描述或出現的長安空間場景，並非僅是具

體可見的景物，而是超越了可見之外，進入了心靈和情感的領域51。例如〈李娃傳〉

中滎陽生與李娃之間的情感，主要是依附在長安的空間場景之上來表現，在看似絕

情的李娃利用長安空間場景施行兩頭落空的拋棄詭計，事實上存有李娃希冀滎陽生

回到最初來長安赴考的生活目標的實質感情；而滎陽生天真的一頭栽進鳴珂曲，並

於被棄後流連於凶肆無法振作，是因為愛恨都不能忘情。兩人憑藉著空間場景所展

現的真情，導致了動人的雪地重逢。而〈華州參軍〉文本中再三著意於空間的佈置，

都牽涉到柳生與崔氏的情感，尤其是崔氏，即使與外兄居於崇義里，仍奔赴柳生所

居金城里，兩里之間距離甚遠，卻無法阻隔崔氏對柳生之情，兩地的距離具象化了

崔氏的情感，而崔氏死後魂奔已流放江陵的柳生，亦具同樣的意涵。於是〈華州參

軍〉中的空間場景彰顯出的是崔氏對柳生的深情，及所延伸的空間距離是無法阻隔

真情之意涵，與文本所述及的人倫禁制─崔氏是外兄王生的法定妻子，以及生死 的幽冥異路─崔氏奔赴江陵時已死亡，共相加成地去表現情感逾越時空的力量。

邁克‧克朗認為文學、藝術往往使地方的意義超出物質或感官上的東西，深入到心靈和情感的領域。

51

同注 13，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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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韻梅：唐代小說中長安的城市空間場景與敘事之關係

若是完全焦聚在長安的城市空間場景，尤其將故事文本置於唐代的歷史背景之

下，這些文本可說是闡釋了長安城在某個時期含有的「情感結構」52。前述的〈李

娃傳〉可以說是在科舉制度下，所衍生的士人與妓女之間的愛情，又〈霍小玉傳〉

和《北里志》所述的相關故事，都是士人與妓女相戀的故事。而此「情感結構」尚

包含國君與臣民之間的家國之情，〈東城老父傳〉中老父所處的每一個空間，都與

唐玄宗朝的歷史發展有關，全篇可謂從老父於長安城的居止，傳達玄宗之世治亂興

衰的慨歎。《北里志》作者孫棨則從記述士人與平康里妓女交往互動之事，將其歷

經的黍離之悲寄寓其中，故《北里志》同時承載了唐代有關長安空間場景的兩種情

感結構內蘊，既有妓女與士子的交往之情，又有臣民對於國家遭逢世亂趨於衰微的

家國感懷。

更進一步追溯，在長安空間場景積極參與敘事的小說文本中，還突顯了人物的

長安地理經驗與自我認同的關係，特別是長安是為首都，從外地來到首都長安之人，

往往是有其目的性，而此目的通常是與當代的制度與價觀結合的，其中最為典型的

就是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為求功名，離家奔赴國都，從依附、安全、限制的家鄉，

進入長安這個繁華的都市，地域的陌生化導致慣性行為的脫軌，事實上就是步入一

個冒險的世界，〈李娃傳〉的滎陽生就是一個典型，生命的脫軌進而蛻變，都是因

為長安城的經歷。而〈霍小玉傳〉中的李益不也是因為因科考進入長安，依循士子

的模式狎妓，得以與霍小玉展開一段情緣，即使李益未若滎陽生深情而有脫胎換骨

的改變，但結識霍小玉亦是他生命的轉捩點，「李益疾」不能不說與霍小玉相關53。

在眾多士人前往長安參加科舉考試的故事中，《原化記》中的〈車中女子〉故

事，最為特異，故事中吳郡士人也是因為進京參加考試，遇到了一位女性，而有了

長安的歷險。故事描寫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舉，到了長安，因閒步坊曲，

遇到穿著大麻布衫的兩位少年，對士子異常禮敬，過幾天又遇，兩人竟說要做東道

邁克‧克朗提出如果文學作品可以表現出一個地方的風土人情，就可以將相關的作品連結，置於歷

52

史背景之下，就可以解釋某一個地方在特定時期內含有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同前 注，頁 42。

53 《舊唐書》和《新唐書》的〈李益傳〉，在甚短的篇幅中，都提及李益多疑猜忌、防妻妾甚嚴的「李

益疾」。王夢鷗先生認為〈霍小玉傳〉殆為揭示李益「心疾之本」而作。同注 6，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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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強行領走士子，經過數坊，於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面數間，遂相與直接進入，

在盛大的宴席中，尚有二十幾個少年，而後來了一個「容色甚佳」54的妙齡女子，

儼然是眾少年的領袖，在宴會上，女子要求士人展現妙技。士子回應從小研習儒家

經典，至於絃管歌聲方面，未曾學習，女子表明自己希望士子表演的，並非是這些

技能，請士人再想想從前學會過些什麼？士人想了許久，才想到自己會於壁上行走

數步，在士人表演之後，女子請諸少年各呈技藝，令士子驚異非常。幾天後兩名少

年向士人借車馬，沒想到第二天傳說宮苑失物，吳郡士人因出借車駟，被帶至內侍

省勘問，被推到一深坑中，七八丈高的屋頂上，僅有一尺多的洞孔，以繩從此孔輸

送食物，至深夜，當士人正悲惋之時，竟有一人從屋頂之孔如鳥般飛下，來安慰士

人，原來是那名女子，女子以絹帶繫住二人之身，聳身騰上，飛出宮城，在宮城的

數十里之外才落下，女子並對吳郡士人說：「君且便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俟他日。」

士人大喜而「徒步潛竄。乞食寄宿，得達吳地。後竟不敢求名西上。」

〈車中女子〉所記實是一科舉士子的奇遇，吳郡士人原是為追逐功名而至長安，

但在此卻因為偶然的際遇，令他擱置了所熟知的儒家經典，拾起封存記憶中一己具

有的壁上行技能，而捲進一個皇家竊盜案，又神奇的脫身，但自此而後與功名之途

絕緣。在相關文本中，無論是妓女或是盜匪，都是女性角色，她們是男性進入長安

這個大城市歷險的考驗，其中隱含了當時社會男性追求社會價值的自我實現，女性

往往成為絆腳石的觀念，由此便可理解〈鶯鶯傳〉中張生放棄鶯鶯的抉擇了。

長安的城市空間場景參與敘事，不但助益了故事意涵的形成，而故事文本亦賦

予長安更為豐富的意象內容55，無論是故事人物的活動事蹟或是情感經驗，都使得

長安這座城市異常鮮明的出現在讀者眼前。

54

見皇甫氏著，王公偉點注：《原化記》，《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頁 3764。以下相關引文，則不贅 注。

55 邁克‧克朗認為「文學作品不能簡單地視為是對某些地區和地點的描述，許多時候是文學作品幫助

創造了這些地方。」同注 13，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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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韻梅：唐代小說中長安的城市空間場景與敘事之關係

四、結語

唐代小說中出現的長安城市空間場景敘述，除了提供關於長安的客觀歷史記憶

之外，從小說敘事的層面尋思，這些空間場景亦發揮了具體的作用。長安作為唐代

的首都，政經活動頻仍，士庶集聚，實顯出鮮活豐富的城市面貌，本較一般的城市

更具傳奇性，提供了小說敘事的書寫素材，尤其是作者在長安有特殊生活經驗者，

更使得敘事文本，承載了抒情的特質。而從實際的敘事操作而觀，長安城的空間場

景，成為形塑人物形象的重要因素，特別是空間的場景描寫與人物際遇、身份的關

連，在有些文本中密不可分；又城市空間多與敘事情節形成因果的關係，即具體的

地理上的空間關係，牽動了情節的發展；此外，小說中事件生發的空間場景，亦涉

及故事書寫意義的形成。

無論是作為敘事的對象或參與實際的敘事運作，都顯示長安的城市空間場景在

唐代小說的敘事文本中，扮演積極而重要的角色。透過唐代小說文本的書寫，使我

們知道唐代小說不僅提供了客觀瞭解長安地理、人文風貌的資料，同時藉由人物與

空間場景的情感關係的揭示，事實上也創造了長安空間場景的意義。唐代小說中有

關長安城市空間場景的敘事，完全彰顯了小說的地理屬性56，長安作為故事發生的

空間場景，不僅助益了對長安地理知識的客觀瞭解，也引發了對長安在當時社會結

構和情感結構的感性認知，而長安的空間場景也具體地與敘事層面的地理屬性產生

關連。

56

邁克‧克朗引述達比（1948）關於哈代筆下的西撒克斯評論：「作為一種文學形式，小說具有內在 的地理屬性。小說的世界由位置和背景、場所與邊界、視野與地平線組成。小說裡的角色、敘述者、

以及朗讀時的聽眾佔據著不同的地點和空間。任何一部小說均可能提供形式不同、甚至很有價值的 地理知識，從對一個地區的感性認識到對某一地區和某一國家的地理知識的客觀了解」。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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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唐後期長安城圖，取自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中國中古近世史研究領域發展計畫」

網站，「歷史地圖製作計畫」。網址：

http://homepage.ntu.edu.tw/~history/public_html/hs_plan/premodernhistory/sub_ma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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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韻梅：唐代小說中長安的城市空間場景與敘事之關係

引用書目

一、古典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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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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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出版社，2000。

唐．劉肅著，宛霞點注：《大唐新語》，《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北京：北京

出版社，2000。

唐．李復言著，王公偉點注：《續玄怪錄》，《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0。

唐．溫庭筠著，王公偉點注：《乾子》，《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北京：北

京出版社，2000。

唐．盧肇著，王公偉點注：《逸史》，《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北京：北京出

版社，2000。

唐．孫棨撰，劉登閣點注：《北里志》，《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北京：北京

出版社，2000。

唐．康駢著，王公偉點注：《劇談錄》，《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北京：北京

出版社，2000。

唐．康駢著，蕭逸校點：《劇談錄》，《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0。

唐．蘇鶚著，王公偉點注：《杜陽雜編》，《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北京：北

京出版社，2000。

唐．皇甫氏著，王公偉點注：《原化記》，《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北京：北

京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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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劉昫等撰：《舊唐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

宋．歐陽修、宋祈等撰：《新唐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

宋．宋敏求撰：《長安志》，北京：中華書局，1991。

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訂：《增訂唐兩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6。

二、專著

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上冊，臺北：正中書局，1983。

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下冊，臺北：正中書局，1985。

葛永海：《古代小說與城市文化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臺北：桂

冠圖書，2006。

邁克‧克朗（Mike Crang）著，楊淑華、宋慧敏譯：《文化地理學》，南京：南京

大學出版社，2005。

喬爾‧克特金（Joel Kotkin）著、謝佩妏譯：《城市的歷史》，臺北：左岸文化出

版社，2006。

里蒙—凱南（Shlomith Rimmon-Kenan）著，姚錦清等譯：《敘事虛構作品》，北京：

三聯書店，1989。

三、論文

朱玉麒：〈隋唐文學人物與長安坊里空間〉，《唐研究》第 9 卷（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2003），頁 85-128。

妹尾達彥著、宋金文譯、周蘊石校：〈唐代後期的長安與傳奇小說─以〈李娃傳〉 的分析為中心〉，收錄於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509-553。

康韻梅：〈由「入於文心」至「諧於里耳」─《三言》、《二拍》中唐代小說的

32

康韻梅：唐代小說中長安的城市空間場景與敘事之關係

敘述面貌論析〉，收入氏著：《唐代小說承衍的敘事研究》（臺北：里仁書局，

2005），頁 185-338。

葉慶炳：〈唐代六大傳奇〉，收入氏著：《晚鳴軒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社，

1996），頁 289-305。

楊為剛：〈唐代都市小說敘事的時間與空間─以街鼓制度為中心〉，《唐研究》

第 15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111-138。

福山敏男：〈《兩京新記》解說〉，收錄於辛德勇輯校：《兩京新記輯校》（陝西：

三秦出版社，2006），頁 1-22。

榮新江、王靜：〈韋述及其「兩京新記」〉，《文獻》2（2004），頁 31-47。

寧欣：〈街：城市社會的舞台─以唐長安城為中心〉，《文史哲》4（2006），頁

7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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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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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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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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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記錄

• 2026-05-07 確認錯誤：文中將《西京記》直接說成「韋述（？-757）撰寫」可能過度肯定。現存唐代相關文獻對韋述作品的題名與歸屬有異說，文末註腳亦提到《舊唐書》稱《兩京新記》五卷、又有《太平御覽》《長安志》引作《西京記》，因此本文主文把《西京記》直接定為韋述所撰，表述上有歸屬過度確定的問題。 → 正確：《西京記》通常為韋述所撰《兩京新記》的別稱或節本，直接稱韋述撰《西京記》可能過於肯定，建議表述為『韋述（？-757）所撰《兩京新記》（後世引作《西京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