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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鏡

銅鏡是古代梳妝照面的生活用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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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鏡

摘要

銅鏡是古代梳妝照面的生活用具之一。^註

歷史與形制

中國銅鏡的歷史可追溯至距今約四千年的齊家文化。^註商周時期製鏡工藝仍較初步，春秋戰國時期出現重要的工藝高峰。

宋、元、明時期的銅鏡除沿襲前代形制，也出現長方形、桃形、鐘形、瓶形及帶柄等造型，裝飾題材常見商標字號與纏枝花鳥。宋代製鏡產地以南方為主，湖州尤其重要，鏡銘因而可見標示湖州製造的文字。清代隨玻璃鏡普及，銅鏡逐漸被取代。^註

鏡背紋飾是銅鏡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判斷年代的依據之一。張文超指出，不同時代的主題圖案反映了當時的社會觀念與人文偏好，因此鏡背不僅具有裝飾作用，也保存了器物使用時代的文化訊息。^註

紋飾與銘文

四神紋是漢代銅鏡常見的裝飾題材，以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分別對應東、西、南、北。漢鏡中的神獸組合與形象曾有變化，玄武相關圖像可見單龜、單蛇或龜蛇分列等形式。四神鏡的表現也呈現由簡單線條勾勒轉向浮雕造型的變化，並配以雲紋、幾何紋及仙人、羽人等圖像。^註

新莽時期的部分銅鏡採用博局紋，又稱規矩紋，在外圓內方的框架中安排Ｔ、Ｌ、Ｖ形線紋，四神與鳥、獸、羽人分布於中央方欄之外，方欄四面則可見十二地支。研究者一般將其整體配置理解為天圓地方、四方四維的宇宙圖式；對各種線紋的具體象徵，駒井和愛與林巳奈夫等學者則提出不同解釋。^註

宋代花卉紋承襲唐鏡結構，又發展出鮮明的纏枝形式。花葉環繞鏡鈕延展，以Ｓ形枝蔓形成連續的動勢。李星青將宋鏡裝飾概括為兩類傾向：一類取法寫生花鳥，以細緻線條表現自然形態；另一類以神仙故事為題材，帶有較濃厚的宗教色彩。^註

鏡銘可記錄製作年代、姓氏、地點，也可書寫吉語及稱讚製鏡品質的文字。反書鏡銘見於西漢，在新莽、東漢時期進一步發展。相關研究引述邱龍升對九十一例反書鏡銘的考察，按字形分為繆篆反書、篆隸反書、隸省反書與花體反書四類；漢代一面草葉紋鏡的銘文中，見、光、明三字即採反書。^註

紀年鏡也是銅鏡著錄與考釋的重要材料。清代莫友芝曾記錄始建國鏡拓本，孫詒讓其後重新釋校銘文，梅原末治亦予著錄。後來出土的居攝元年鏡，將紀年鏡的已知年代推得更早；一九九六年洛陽出土的一面銅鏡，銘記西漢永始二年，即公元前十五年，再次將這一紀錄上推至西漢。^註

道教與民間信仰

在道教與民間信仰中，鏡的照形能力被延伸為辨識邪魅、驅邪護身的力量，由此形成照妖鏡觀念。蔡鳳林〈道教與古代日本政治〉指出，古人認為邪魅若被鏡照，其形也會顯現於鏡中，佩上法鏡，邪魅便不敢靠近；趙治俊的論文也提到，即便到了現代，仍有將鏡子懸掛門前以驅邪的習俗傳承。^註

張文超據此討論道教用鏡的特殊要求，指出道士可依需要自行鑄鏡；其文並依文獻記載，將日月星辰八卦鏡與龜自卜八卦鏡歸於司馬承禎所鑄。^註

湘西解冤釋結科儀使用銅鏡作為法器。在科儀的信仰解釋中，寶鏡照向十方，也具有使亡靈顯現、召集其接受煉度的作用。^註

銅鏡的宗教用途也見於墓葬配置。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甘肅省博物館與漳縣文化館清理漳縣徐家坪汪氏墓地；甘肅省博物館負責的一組墓葬中發現銅鏡四件。Ｍ８出土鏡的銘文祈求避除不祥、保佑雙親與子孫；Ｍ１１的一面八卦鏡則懸掛於墓室頂部正中，銘文帶有護衛神靈、鎮制陰精的意涵。相關研究將這些配置視為汪氏家族鎮邪祈福信仰的實踐。^註

出土與館藏實例

駐馬店市博物館藏唐八卦朱雀紋銅鏡，於一九七四年十月出土於河南遂平縣常莊鄉大興村。當地居民李滿堂取土時發現唐墓，墓中出土此鏡及瓷器碎片。銅鏡同年交遂平縣文化館收藏，一九八七年移由河南博物院代管，二〇一二年調撥駐馬店市博物館。此鏡呈圓形，設半球形鏡鈕，直徑二十一點五公分、厚零點六公分，重一點三二四公斤。^註

此鏡鏡鈕兩側各有一隻相向的朱雀，上部圓形凸弦紋內配置日月星辰、八卦及鎮字，下部方形凸弦紋周圍飾海水，中央以連山字紋表示五嶽。張文超據八卦、朱雀、五嶽、日月星辰等圖像與鎮字，將其解作道教法事工具，認爲其用途與辟邪、降妖、伏魔相關。^註

海南省樂東黎族自治縣博物館藏有一面宋代銅鏡，直徑二十點五公分、厚零點七公分，一九八五年於當地文物普查時發現。鏡背有展翅的鶴、身著道袍的老者、持桃女子、龜、松樹、椰樹及海水等圖像。李星青將其解為麻姑獻壽圖，視為宋代壽文化與道教題材結合的例子。^註

湖南博物院藏北宋仙人龜鶴齊壽鏡，直徑二十公分，亦有老者、麻姑獻桃、龜與鶴等圖像，與樂東藏鏡相近。李星青指出，壽星、龜、鶴與松樹組成的賀壽圖在宋代已相對模式化；對樂東藏鏡的紋飾，其文另錄有雙頭句芒的另一種解讀。^註

莒州博物館於一九八〇年從當地徵集一面桃形銅鏡，長二十點五公分、寬十四點五公分，重七百七十五公克。鏡背近尖端設龜鈕，中部飾浮雕虎，底部有草葉紋，另有涉及避除災疾與煉丹養身的銘文。崔超將其中一組字謎解讀為甲午造，認爲其以干支表示製作年份。^註

崔超比較莒州藏鏡與江陰北宋葛閎夫婦墓出土鏡的銘文，並以葛閎在世時的甲午年為依據，推測莒州藏鏡可能鑄於一〇五四年。其研究又將桃形、虎紋及相關銘文，與道教和民間的祛邪、煉丹觀念相聯繫。江蘇武進縣博物館所藏桃形鏡背飾北斗七星與符籙，湖北房縣博物館藏鏡則有丹爐、火焰等圖像，也被用來比較銅鏡中的道教題材。^註

金上京白城遺址於一九七一年出土雙獸連珠帶耳銅鏡，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間又出土三面帶柄仙人鏡，均被相關著錄歸為金代遺物。上京地區另見仙人龜鶴齊壽鏡、祥雲壽桃龜鶴仙人鏡及帶柄蛟龍仙鶴鏡等。

圖像詮釋與學界研究

對樹木的身份，景安寧解作扶桑，巫鴻與林巳奈夫則解作建木。〈西南神樹圖像中的早期道家思想〉支持扶桑說，並將神樹圖像與連通天地、升仙的觀念相聯繫。^註

三段式神仙鏡上的華蓋也有不同解釋。林巳奈夫將蓋旁羽人解為天皇大帝，將華蓋解為北極附近的華蓋星座；樋口隆康則質疑這種解釋中的主次配置。巫鴻認爲龜背華蓋象徵祭祀神化老子所設的華蓋之座；李凇則據蓋下女性神人及蓋、柱、龜的組合，解作女媧補天相關圖像。^註

徐亮討論的一面孫吳後期銅鏡，以四組相對雙鳳為主紋，並飾有佛龕、坐佛、脅侍與供養人，鏡緣內側則有龍、虎、鳥等與四神圖式相關的形象。徐亮以此類造物說明佛教初傳時，佛像與神仙圖式共同出現的現象。^註

胡夢媛從道教、讖緯與堪輿文化討論銅鏡，把它視為照的承載工具及方術道具，並由兩漢至魏晉的相關思想背景，考察顧愷之傳神寫照論的意義。

文獻中的其他用途

醫方文獻也記錄銅鏡及其部件的用途。《普濟方》卷六十的青鹽膏方，把在青銅鏡上取得的青綠色物列為製藥材料；卷二百四十的大金牙散方則列有銅鏡鼻。《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的客忤方也使用銅鏡鼻，顯示銅鏡及其部件曾被納入古代醫方。^註

文學作品中的鏡子兼具神異與祝頌意象。李商隱〈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得四十韻〉將照妖鏡與神劍並寫，相關研究以之說明鏡的驅邪照妖觀念。《夢窗稿》所收、題為壽尹梅津的〈水龍吟〉，則把青銅鏡與寶月、銀河流影等形象相聯繫。^註

流傳與材質辨識

銅鏡也隨交流傳播至中國以外。〈道教與古代日本政治〉指出，漢魏時期中國銅鏡已傳入日本，其中可見東王父、西王母及瑞獸等圖像；該研究由此討論銅鏡紋飾、道教文化與日本宗教用鏡之間的關係。^註

銅鏡與鐵鏡在古代著錄中有時涉及材質辨識問題。唐代銅鏡多為高錫青銅，可呈銀白色；古鏡又可能因埋藏環境而形成漆黑、綠黑、灰黑或灰白色的表層。〈試論隋唐墓葬出土的鐵鏡〉據此討論《博古圖》所錄部分鐵鏡可能實為銅鏡的情況，同時也保留部分著錄確為鐵鏡的可能。^註

鐵鏡亦有獨立的製作與使用傳統。不過，隋代至初唐墓葬出土的鐵鏡，多數仍被判斷為妝鏡，不能僅因其材質便一概視為道教法器。^註

出處

本條目引用 19 種資料，點開查看

李星青,〈樂東黎族自治縣宋代銅鏡鑑賞〉,2024
趙治俊,〈漢代銅鏡中四神形象設計演變初探〉,2020
張文超,〈駐馬店市博物館館藏唐八卦朱雀紋銅鏡考釋〉,2020
吳旻旻,〈器物上的「新」面貌:王莽時期度量衡、銅鏡、錢幣的文化觀察〉,2017
董志,〈漢魏六朝墓磚反書現象研究〉,2024
轉引自蔡鳳林,〈道教與古代日本政治〉,2024,數位本影像頁 15–16
轉引自張文超,〈駐馬店市博物館館藏唐八卦朱雀紋銅鏡考釋〉,2020,數位本影像頁 2–2
轉引自余志超,〈湘西道教解冤釋結科儀及其功能研究〉,2018,數位本影像頁 21–21
黃小飛,〈元明清隴西道教研究〉,2022
崔超,〈莒州博物館藏桃形銅鏡〉
轉引自陳胄,〈西南神樹圖像中的早期道家思想〉,2022,數位本影像頁 1–1
轉引自高喆,〈唐宋元時期道教石刻老子/老君造像研究——以泉州清源山石刻老子像爲中心〉,2020,數位本影像頁 43–43
徐亮,〈六朝墓葬道、佛主題造物的比較與相關問題研究〉,2022
朱橚,《普濟方》,60　維基文庫原文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　維基文庫原文
朱橚,《普濟方》,240　維基文庫原文
吳文英,《夢窗稿》　維基文庫原文
轉引自陳燦平,〈試論隋唐墓葬出土的鐵鏡〉,數位本影像頁 4–5
轉引自陳燦平,〈試論隋唐墓葬出土的鐵鏡〉,數位本影像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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