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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

淮南子是西漢淮南王劉安與門客共同編撰的綜合性思想著作，又名《鴻烈》或《淮南鴻烈》。今本二十一篇，前二十篇為正文，末篇〈要略〉為後序，內容涉及哲學、政治、軍事、天文、地理與養生。《漢書·藝文志》將其列入雜家；其道論、氣論及對先秦諸子學說的吸收，則使它成為研究漢初思想的重要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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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

摘要

淮南子是西漢淮南王劉安與門客共同編撰的綜合性思想著作，又名《鴻烈》或《淮南鴻烈》。今本二十一篇，前二十篇為正文，末篇〈要略〉為後序，內容涉及哲學、政治、軍事、天文、地理與養生。《漢書·藝文志》將其列入雜家；其道論、氣論及對先秦諸子學說的吸收，則使它成為研究漢初思想的重要典籍。^註

名稱

此書原名《鴻烈》，劉向校書時稱《淮南》，《隋書·經籍志》始題為《淮南子》，另有合稱《淮南鴻烈》的名稱。因此，劉向校定時的名稱與後來通行的《淮南子》書名，應作區別。^註

許慎與高誘均將鴻解作大，對烈的解釋則不同：許慎解作功，高誘解作明。許匡一認爲，高誘以大、明解釋書名，較切合全書闡明道理的旨趣。^註

成書與年代

《淮南子》由淮南王劉安（前179年—前122年）主持，集合門客撰成。《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記載，劉安喜好讀書、鼓琴，招致賓客與方術之士數千人，並從事著書及辭賦創作。這種集合賓客的編撰方式，使全書能夠容納不同學術背景的思想與知識。^註

此書的成書背景在景帝、武帝之際。漢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劉安入朝，將已編成的內篇進獻武帝；這部內篇即今本《淮南子》所承續的著作。^註

傳統記載所列的參與者包括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合稱淮南八公，另有大山、小山等儒者參與撰述。許匡一認爲，編撰者先共同討論道德、仁義與著書構想，再分工執筆；他並據全書風格推測，最後可能由劉安加工潤色。^註

文景時期的休養生息政策與黃老學術風氣，是此書形成的重要背景。武帝即位初年，黃老思想仍有政治影響，道、儒等學說相互競逐。許匡一將《淮南子》兼融諸家的性質，與這一時期的政治環境及學術風氣相聯繫。^註

版本與流傳

劉安賓客的著述原有內、外、中等不同部分。《漢書》記載《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另有《中篇》八卷，論神仙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則著錄《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今本《淮南子》承續的是《內書》，不能將《中篇》的方技內容一概視為今本內容。《外書》已散佚。^註

許慎與高誘是此書的早期注釋者。兩家的注語也見於後世文獻的轉引，例如《首楞嚴經義海》與《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會解》均保存署為許慎、高誘的方諸注說，呈現不同的詞義解釋。^註

明代劉績補注的《淮南鴻烈解》成於弘治辛酉（1501年）。王念孫在《讀書雜志》的〈淮南內篇〉中比較所見傳本，認爲《道藏》本最優，明劉績本次之，顯示兩者在後來校勘工作中的地位。^註

明代《正統道藏》收錄《淮南子》。清代版本整理另有莊逵吉本與陶方琦校訂本。

近代叢書刊本包括《四部叢刊》與《四部備要》所收本。近現代整理著作則有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何寧《淮南子集釋》及張雙棣《淮南子校釋》等，這些整理本也成為氣論、天文及文獻關係研究所使用的文本。^註

內容與思想

今本二十一篇依次為〈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氾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人間〉、〈脩務〉、〈泰族〉與〈要略〉。前二十篇構成正文，〈要略〉則總述著書宗旨與各篇內容，具有後序性質。^註

〈要略〉將著書目的概括為綱紀道德、經緯人事，並把考察天地、處理人事與完備帝王之道相聯繫。它同時重視內在的處神養氣與對外的應事接物，說明精神修養和政治施用在全書構想中相互關聯；各篇的先後承接，也是其論述的重要部分。^註

各篇涉及不同層面的問題。〈原道〉主要論道的本體，〈俶真〉追論生成與根源；〈天文〉、〈地形〉、〈時則〉涉及天地構造、陰陽與時令，〈覽冥〉、〈精神〉則討論感應、神氣與養生。〈主術〉、〈兵略〉將道論帶入政治及軍事，〈道應〉、〈說山〉、〈說林〉多以史事或實例說理，〈齊俗〉涉及風俗與齊物，〈脩務〉則把無為觀與勸學、自勉相聯繫。^註

書中的道論承續《老子》《莊子》，以道說明天地萬物的根源與運行。〈原道訓〉描寫道包容天地、超越可測量的高深與形象限制，並以山川、禽獸、日月與星辰的活動，說明萬物依道而存在、變化。道既是宇宙本原，也成為理解自然與人事的根本依據。^註

太一在書中既與宇宙本原相聯繫，也出現在天界神靈的敘述中。〈詮言訓〉以天地渾沌、尚未分化而能成物的狀態說明太一；〈要略〉介紹〈原道〉時，也使用太一、混沌、窈冥與虛無等概念。〈天文訓〉則以太微為太一之庭、紫微宮為太一之居，呈現其神格意涵。^註

氣化論使道的生成作用得到較具體的展開。〈天文訓〉以虛廓、宇宙與氣的生成說明天地形成，清陽之氣成天，重濁之氣凝滯成地；天地之精形成陰陽，陰陽再化為四時與萬物。書中又以一分化為陰陽、陰陽相合而生萬物，推衍《老子》的生成論。氣因此成為連接道、天地與生命的中間環節。^註

〈天文訓〉把天道、地道分別聯繫於圓與方，也記載立表測影、比較南北日影長度，再依比例推算天高的方法。《淮南鴻烈》氣論思想研究將這些敘述視為古代以觀測與演算探索天體的嘗試，並指出其計算建立在當時的宇宙模型上，所得天體尺度並不正確。^註

自然與地理知識之外，書中也保存昆侖、共工、燭龍、若木等神話意象，以及日出暘谷、浴於咸池、經扶桑的敘述。關於昆侖觀念的研究將這些內容與《山海經》對讀，認爲《淮南子》的地理及神話敘事曾吸收《山海經》的材料。^註

〈精神訓〉以人體與天地的對應關係說明生命，將頭之圓、足之方與天地相配，並把四肢、五臟、九竅及身體節數，聯繫於四時、五行和天地的相應結構。耳目、血氣也被比附於日月、風雨。這些敘述把人體納入宇宙秩序，以取象、比類的方式建立天人相通的思想。^註

養生論重視形、氣、神的結合，尤其強調神對形的主導作用。書中主張虛靜養神、調養血氣，珍重精神而不因外物改變自身。楊菁指出，其人身之氣的修養由血氣調養進至精氣修養，並與宇宙氣化論相接，形成兼顧身體與精神的內修思想。^註

天人感應的基礎，在書中被理解為人身精氣與天地之氣可以相通，而和與精誠是重要條件。楊菁認爲，這種修養並不限於貴賤身分，養氣、養形與精神修養皆可成為感通的途徑。〈泰族訓〉又把君主的精誠、養氣與教化相聯繫，使治身之功進一步通向治國理想。^註

政治論以道為本，把無為理解為因循事物條件、順應變化的治理方式。君主應減少私欲與個人好惡對政務的干預，尊重民情與人民利益。〈氾論訓〉以利民為治理的根本，主張只要有益於人民、合於事情需要，便不必拘守古法與舊制，呈現政治節制與因時制宜並重的思路。^註

〈主術訓〉吸收法、術等行政觀念，要求君主執法不因個人愛憎而變，賞有功、罰有罪。法律的基礎被聯繫於合乎人心、適於眾人的義，法籍與禮義同時具有約束君主、禁止擅斷的作用。書中也採用循名責實、考核臣下功績的觀念，以君主掌握名分、臣下履行職事來安排君臣責任。^註

〈齊俗訓〉將衣服與禮俗視為從外界接受的事物，承認風俗、法令隨時代而變，並主張掌握立法的根據、隨變化調整，而非固守既成法。討論〈齊俗〉人性的研究，據此將共同的人性與多樣習俗如何並存，視為此篇的重要問題。^註

〈本經訓〉描寫理想政治時，兼有政教平和、仁愛普洽、君臣和睦、衣食充足及父慈子孝等內容。魏艷楓認爲，書中吸收的仁政、民本與倫理秩序，經由道家無為觀及法、墨諸說的改造，形成兼具道家化與思想整合性質的儒家思想。^註

在禮樂方面，李世軍認爲《淮南子》以性靜為出發點，賦予禮樂教化、傳達共同情感、溝通心性及娛樂的作用；音樂可以改善社會風氣，其作用卻不等同於直接治理國家。他並將書中的無聲與有聲之樂解釋為可以相互補充的兩面，反映儒、道音樂觀的會通。^註

〈兵略訓〉以禁暴討亂、安定民生作為用兵的重要目的，重視道與義對戰爭的約束。高旭、林飛飛指出，書中的戰爭觀以政治為根本，軍事強弱與勝敗須放在政治得失中理解；理想的用兵應順應民欲，對多數人民有利，並以政治的正當性規範軍事行動。^註

〈道家生死哲學觀演變的歷史考察〉指出，《淮南子》把生命置於宇宙變化與四時循環中，既關注保全天年，也吸收《莊子》把生死視為自然變化、同歸於道的觀念。依此解讀，其生命論兼有珍重生命與順應生死自然的面向。^註

影響

《淮南子》及其古注被佛教音義書用作釋詞材料。《一切經音義》援引其文句解說豪與詮言等詞，又轉引署為許慎或許叔重的注語，解釋睆與糟等字。《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也引用署為許叔重的《淮南子》注，將鋋解作小矛，顯示其詞語與古注進入佛典訓詁的運用。^註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箋註》援引《淮南子》，以季節往來說明代謝，以浮游之語解說周流之義，並引用洞庭修蛇的敘述及其所署高誘注，將修蛇解作大蛇。這些引述主要用於說明詞義與典故。^註

《首楞嚴經義海》與《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會解》轉引方諸見月成水的古代說法，並以所署許慎、高誘的注義解釋經文用語；其所引解說也將相關譯語與許慎的石、珠注說相聯繫。《義海》另以《淮南子》關於光與水的譬喻，對照經文中吹光、割水的譬喻。^註

《淮南子》也成為後世辭賦取典的來源。唐代王起的〈墨子回車朝歌賦〉與〈重寸陰于尺璧賦〉，其題材分別出自〈說山訓〉與〈原道訓〉；相關唐賦研究將這些作品視為運用道家典故、寓言以充實辭賦內容的例子。^註

曾國藩在咸豐十年集中研讀《淮南子》，其《讀書錄》留下二十九條評點。他將此書視為道家著作，注意其援用《老子》《莊子》的語句與故事，也指出〈脩務訓〉的勸力思想與《荀子》相近，呈現對學派歸屬與百家思想相通的雙重關注。^註

道教思想研究亦將《淮南子》與《太平經》作比較。湯用彤比較〈天文訓〉與《太平經》的刑德說，指出二者在冬至、夏至、陰陽消長及刑德所處位置等配合上相合，據此認爲《太平經》的刑德思想承繼了更早的傳統。另有《太平經》生命觀研究，將其一的概念與《淮南子》關於陰陽分化、萬物生成的說法相對照。^註

學界研究

《淮南子》的學派歸屬長期存在雜家與道家之爭。《漢書·藝文志》將其列入雜家，高誘則強調其旨趣接近《老子》。章學誠在《校讎通義》中主張將此書歸入道家，梁啟超也把它看作道家學說的集成；另一方面，傳統目錄分類與主張雜家歸屬的研究，重視它兼收諸子及治理人事的性質。^註

現代研究對道家思想在全書中的地位仍有不同解釋。楊菁由氣論出發，認爲其宇宙觀、內修與政治關注主要偏向道家體系，尤其具有黃老君人之術的特色。徐復觀則強調，它是抱持不同思想的賓客在自由討論中集體著述的結果，不能歸為道家一家的企圖。王保玹亦質疑其為自覺的黃老學總結；《先秦雜家研究》則以治理人事的王治宗旨，支持其雜家歸屬。^註

篇章結構研究中，有學者將正文二十篇分為前八篇的本或道，以及後十二篇的末或事。王棕琦依〈要略〉提出三分說：前八篇論道，中間十篇論人事，最後〈脩務〉、〈泰族〉兩篇再論大道，分別對應天地之理、人間之事與帝王之道。他認爲全書重心在正文末兩篇，部分篇章立場相互詰辯，並非所有觀點都能調和。^註

在成書過程與政治旨趣方面，王棕琦將〈脩務〉、〈泰族〉的帝王之道與荀學相聯繫，推測這兩篇成於武帝即位之後，可能意在呼應武帝復興儒術的方向。這一解釋把正文末兩篇視為順應新時勢的部分，與將全書政治思想概括為消極退讓的讀法有所差異。^註

文體研究注意到書中散韻交替、鋪陳羅列、同義詞重複及連接語詞等辭賦特徵。王棕琦結合〈要略〉對篇章承接的說明，提出可將正文二十篇理解為一篇連續的長篇大賦，並以賦體的篇末歸正，解釋其思想重心置於後部的結構。^註

《淮南子》與今本《文子》的文句互見，是文獻研究的重要議題。曾愷珊綜述歷代看法，指出有《淮南子》取用今本《文子》、今本《文子》取用《淮南子》，以及二者不存在直接抄襲關係等不同解釋。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出土《文子》殘簡，證明《文子》曾在漢代流傳；但簡本與今本相應的材料有限，不能由此逕行確定今本未經後人修改。^註

丁原植認爲，今本《文子》中與《淮南子》相應的材料，可能來自《淮南子》別本殘文，經後人編輯而混入《文子》，未必是直接抄襲。丁原明則認爲今本《文子》成書較早，《淮南子》繼承並發展其思想，二者反映秦漢黃老之學不同階段的演變。^註

張豐乾與陳麗桂則主張區別竹簡本與今本的形成時間，認爲今本《文子》晚於《淮南子》。張豐乾指出，今本有將《淮南子》中不同人物的對話剪輯成獨立段落，再冠以老子發言的情形；陳麗桂認爲，今本與《淮南子》相應的內容，可能取自共同古書，也可能由今本節取《淮南子》而摻入。這些看法顯示，簡本的早出與今本重出文句的來源，是需要分別處理的問題。^註

感應論研究也涉及生命實踐的解釋。李慶豪將《淮南子》的感應論理解為對人與他者之本始關係的關懷，核心問題在於這種關係何以失落，以及如何回復。他並強調，全書的哲學關懷具有普遍而持久的意義，不宜只限縮為對漢代某一政治情境的回應。^註

道教經籍研究亦借用《淮南子》的概念進行解說。《道教三清圖像源流考辨》討論三洞分類時，引用〈詮言訓〉對天地渾沌與太一的描述，說明洞字的通義；這是後世研究運用其宇宙論語彙解釋道教文獻概念的例子。^註

出處

本條目引用 35 種資料，點開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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