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禮運篇

禮記·禮運篇

概述

《禮記·禮運篇》為《禮記》諸篇中最具思想史份量者之一，亦是中國古代政治哲學與社會理想論述的代表文本。其篇旨以孔子與言偃（子游）問答為線索，從「禮」的本原、流變、功能與時宜出發，推衍出一套兼具倫理、制度與宇宙秩序意義的整體思想。全篇最著名者，即開端所論「大同」與「小康」：前者為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共享共養之理想社會；後者則為大道既隱之後，家國分立、禮義維綱的現實秩序。此二者構成中國經典中最具辨識度的理想—現實對照框架，後世屢為政治論述、制度改革與社會烏托邦想像所援引。

就經典定義言，《禮記》原為先秦至漢初禮學材料之彙編，屬於儒家禮制思想的核心典籍。今本《禮記》多承西漢戴聖所輯《小戴禮記》系統，與《大戴禮記》互為異本。〈禮運篇〉在篇幅上並不甚長，然其結構宏整、語勢高華、概念凝鍊，常被視為全書思想密度最高之篇。若從《禮記》整體看，它並非單純條列禮制的手冊，而是對「禮」作哲學化、歷史化與政治化的論述；〈禮運篇〉尤將此一傾向推至極致，使「禮」不再只是外在儀節，而成為貫通人倫、治理與天道的總原理。

依道藏分類而論，〈禮運篇〉本非道教經典，不屬於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正一等道藏部類，故在嚴格意義上不得列為道藏正文。然而，其所述「天下為公」之公義理想、「禮之始」之由簡入繁、以及「山川」「群神」之祭祀秩序，與後世道教對太平道、太平經、正一道齋醮儀式、宗廟—天地—鬼神關係的理解，存在可供互證的結構性相似。尤其在「治世」與「清靜共同體」的想像上，儒家禮治與道教太平理路時有交會，故此篇亦常成為儒道會通研究的重要文本。

就學術地位而言，〈禮運篇〉在經學史、思想史與政治哲學史三個層面皆具樞紐意義。經學上，它提供了禮從何而來、如何生成、何以須隨時損益的理論說明；思想史上，它以大同概念構造出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公共社會模型；政治哲學上，它又以「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精準描摹歷史轉折後的制度現實，顯示禮並非抽象教條，而是對社會分化、權力繼承與秩序維持的回應。是以自漢唐以降，此篇不僅列入士人必讀，亦長期作為理解中國傳統公共性與制度倫理的基礎文本。

成書背景

《禮記》之形成，與戰國以降禮學材料的積累密切相關。先秦儒者論禮，往往不以單一成書為限，而是於不同場合就喪祭、朝聘、婚冠、飲食、軍旅、鄉黨等制度反覆討論，遂形成大量散見的禮學篇章。西漢時，經學整理成為國家學術工程，戴聖據傳統禮學材料加以編輯，形成今本《小戴禮記》；〈禮運篇〉即在此編纂體系中定型。其篇內結構整飭、句法整齊，明顯可見後出整理與修辭加工痕跡，故今人多不視其為單一作者一時所作，而認為其為多層材料的匯編成果。

就成篇時代推定，學界多認為〈禮運篇〉的核心觀念形成於戰國晚期至西漢初年。戰國後期諸侯競逐、禮崩樂壞，儒者亟思以制度與德治重建秩序，因而反覆論及禮的根源與政治功能；漢初天下初定，學者又需回應帝國秩序如何整合郡縣、宗法與王權。〈禮運篇〉中「大同」與「小康」的對照，正顯示此種思想張力：一方面追求超越私有化與家族化的理想公共世界，一方面承認現實政治必須依賴世及、城郭與禮義維繫。至於孔子是否為原始作者，傳統多採「託孔子言之」之說，即借孔子權威以表述後儒之禮治理想，這亦是先秦兩漢經典常見的成篇方式，與其真偽判準不可同日而語。

版本流傳方面，〈禮運篇〉於漢代經師口傳、章句訓詁中逐漸定本，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始成後世通行體系。今人所讀，多依《十三經注疏》與《禮記正義》系統；宋元以降刊本又進一步固化其篇次與句讀。敦煌寫本、宋刻、明清經解本之間，偶有字句差異與分段異同，尤以若干語句銜接與標點位置最易見不同解。對於「禮之初，始諸飲食」以下若干段，傳統注家對其連續性與層次切分未盡一致，部分章法仍有待考。

主要結構

按今本《禮記·禮運篇》之實際篇章，可大略分為六個層次：

一、開篇敘事：以孔子與言偃觀蜡而歎為引，提出「大道之行」與「大道既隱」兩段總綱。 二、論禮之始：由飲食、男女、居處等人倫需求說明禮的初生。 三、論禮之成：敘先王以簡質器物行祭，並由宗廟擴及山川、群神之祀。 四、論大同：詳述公共、共享、選賢、安養、無盜、無閉戶的理想社會。 五、論小康：描述天下為家、世及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之現實秩序。 六、收束與反思：強調禮隨時宜而損益，不可執一，並以道之隱顯回應歷史變遷。

就文本形態言，〈禮運篇〉屬於典型的「論說—鋪陳—對照—收束」結構。其並非條文式禮制彙編，而是將禮學觀念上升為整體文明論述：先以故事引入，再以歷史起源說明禮之生成，繼而以理想社會與現實秩序對舉，最後指出禮制必須因時制宜。此種結構使其兼具經文與政論雙重屬性。

核心思想

第一，〈禮運篇〉的根本命題是：禮並非純粹外在的禮節，而是由人情、民生與天道共同生成的秩序形式。飲食、婚姻、居處、喪祭、賓客、軍旅，皆是生活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關係結構；禮的作用，正在於將這些關係納入可共處、可傳承、可節制的軌道。故禮不是壓抑人性，而是使人情得以安頓、使群居得以成立。

第二，本篇最具歷史意識之處，在於其將禮理解為由簡入繁、由樸趨文的生成過程。先王初制禮時，器用簡陋，儀文未備；其後制度日趨完密，乃有宗廟、山川、群神之祀，形成完整禮制網絡。這種歷史演化觀，使禮具備可損益、可調整、可因俗施教的彈性，也為後世經學中「禮因時變」的論說提供重要依據。禮不是一成不變的固定格式，而是隨社會複雜化而逐步展開的文明機制。

第三，大同與小康的區分，是本篇最著名的思想貢獻。大同之世以「天下為公」為原則，強調公共性、賢能政治與普遍福祉；小康之世則承認私有、家族、世襲與城防的現實必要，以禮義調節分殊利益。二者並非簡單善惡二分，而是理想與現實、至治與可治之別。大同是價值高峰，小康是制度常態；前者提供終極方向，後者提供可操作秩序。這種雙層結構，深刻影響了中國後世對政治改革與社會理想的想像。

第四，篇中「天下」觀念具有明顯的公共倫理意涵。所謂「天下為公」，不僅反對私藏、獨佔與封閉，更要求統治者以公義處理資源、以仁恕安頓百姓。此一思想在漢代以後常被用以論證王道政治、民本統治與教化秩序，也與後世道教之太平經所主張的太平世界互為映照。雖然二者分屬儒道不同傳統，然在「理想社會必須抑私、尚公、安民、致和」這一點上，彼此具有顯著的互文性。

重要段落

1. 大同總綱

原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白話翻譯：大道通行於世時，天下屬於公共，不歸某一家私有；人們推舉賢能者治理政事，並講求信用、修養和睦關係。此句為全篇總綱，奠定大同政治的基本原則。

2. 大同的公共倫理

原文：「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白話翻譯：所以人不只親愛自己的父母，也不只撫養自己的子女；要讓老人安享終老，壯年人能夠被任用，幼童能夠成長，喪偶、孤獨、失去依靠與有殘疾的人都能得到供養。此段集中展現大同社會的普遍照護理想。

3. 大同的財貨與勞動觀

原文：「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

白話翻譯：財物若被棄置於地，人們會厭惡這種浪費，因此不必私自藏匿；勞力若不能發揮，人們也會厭惡，因此不必只為自己謀利。此處表現大同之世的資源共享與勞動公共化。

4. 大同的治安圖景

原文：「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

白話翻譯：因此陰謀不會發生，偷盜、作亂、害人的事情也不會出現，所以家家戶戶出門後不需要關門。這描寫的是一個高度安定、幾乎無須防備的社會。

5. 小康的現實秩序

原文：「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

白話翻譯：如今大道已經隱沒，天下成為一家一戶的私有世界；人們各自親愛自己的親人、養育自己的子女，把財貨與勞力都用來為自己謀利；君位世代相傳成為制度，城牆與壕溝作為防禦，而禮義則成為維持秩序的綱紀。此段是對現實政治的濃縮表述。

6. 禮的起源

原文：「夫禮之初，始諸飲食。」

白話翻譯：禮最初是從飲食開始的。意思是說，禮並非抽象理念先在，而是從日常生活需求中逐步形成。

7. 禮的早期形態

原文：「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飲，禮之始也。」

白話翻譯：古人燒烤黍米、分切豬肉，用簡陋的器皿盛酒，甚至用手捧著喝，這就是禮的起點。此段強調禮初起時的質樸簡易，後來才逐漸發展為繁縟制度。

8. 祭祀秩序的擴展

原文：「故先王以土鼓、蒉桴、苇龠，或以為宗廟之事，或以為山川之祀，或以為群神之祭。」

白話翻譯：所以先王使用土鼓、草槌、葦管等簡單器物，有時用於宗廟祭祀，有時用於山川之祀，有時用於眾神之祭。這表示禮由家庭飲食擴展至公共祭祀，形成更廣闊的秩序網絡。此處所及宗廟、山川、群神，亦可與後世正一道齋醮科儀的禮制精神互為參照。

相關神靈/宗派/儀式

〈禮運篇〉雖屬儒家經典，並非道教神學文本，但其禮論所牽涉之宇宙秩序、祭祀對象與社會理想，仍可與下列名目互證：

• 天地：禮所依附的宇宙總秩序。
• 天：禮制最高的規範來源之一。
• 地：與天並列，為祭祀與敬畏的對象。
• 鬼神：禮運中祭祀與超越秩序的重要對象。
• 宗廟：家國禮制的祭祖中心。
• 山川：地方自然神祇之祭祀對象。
• 群神：泛指多種神靈祭祀系統。
• 孔子：經文本中的權威言說者，後世尊為至聖先師。
• 儒家：本篇所屬思想傳統。
• 太平道：與「天下為公」之理想互有呼應的早期道教教派。
• 太平經：道教太平思想的重要經典，可與本篇之大同論互相參照。
• 正一道：重視齋醮、符籙與祭儀，其宗教實作與本篇禮制精神存在結構性相通。
• 太清：道教高真境界之一，可作為後世清靜秩序的詮釋背景。
• 太玄：玄理與秩序思維的相關概念，宜作比較研究。
• 大同：本篇所建構的最高社會理想。
• 小康：本篇所描寫的現實禮治社會。

學術評價

學界一般認為，〈禮運篇〉是《禮記》中思想密度最為集中的篇章，其價值不僅在保存古禮材料，更在於將「禮」提升為涵蓋政治、倫理、祭祀與社會構想的總體理論。尤其「大同」章段，因文辭整飭、構想宏闊，長期被視為中國古代烏托邦思想的經典表述；近代以來，更常被放入公共治理、社會福利與政治共同體的討論框架中，持續產生現代解讀空間。

另一方面，〈禮運篇〉亦因文本層次複雜而受到考證學者重視。其可能含有戰國儒者材料、漢初編輯痕跡與後出修飾成分，故是否可視為單一作者之作，學界始終未有定論。尤其在開端敘事、禮之起源與大同—小康之間的過渡處，章法銜接與修辭層次仍有討論餘地；部分字句之斷句與義理解讀，亦存在待考之處。此一複合成書的面貌，反而更能顯示《禮記》作為禮學總集的歷史性與編纂性。

就思想史影響而言，〈禮運篇〉之重要性甚至超越《禮記》全書。其以「天下為公」作為公共政治的最高原則，對後世儒家王道論、近代社會理想與民族國家論述皆有深遠影響；而其關於禮之初始、制度生成與損益因時的說法，亦提供了中國傳統內部一種並不僵硬的制度觀。若從儒道比較看，〈禮運篇〉與太平經、正一道禮儀精神、太平道之末世—太平想像，皆可建立較細緻的比較視角，顯示「秩序」與「太平」在不同傳統中雖表述各異，卻同樣回應了共同的人間治理問題。

學術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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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百年來反禮教思潮的演生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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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imin2525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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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政治大學

校對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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