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段為《想爾注》之政治神學宣言，極具歷史背景：（一）『天子王公雖尊皆當奉道』直接挑戰漢代『君權天授』之絕對性，把君主置於『道』之下，需『奉道行誡』方為合法。在漢代『天人感應』系統中，天子是『天』的兒子，是溝通天人的唯一中介；想爾把『道』提到『天』之上（因為『道大、天大、地大、生大』），又把『道』人格化為太上老君，等於建立了一個比帝國祭祀體系更高的權威——這在當時是極具顛覆性的神學主張。
（二）這正是張魯在漢中（191-215）建立政教合一政權之理論基礎——以『師君』身份統治，以『道誡』取代漢律，以『義舍』取代官倉，以『三官手書』取代司法。漢中政權維持二十餘年，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由宗教教團直接統治的地方政權，其制度設計與本段思想完全吻合。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征漢中，張魯降後被封為閬中侯，天師道才從地方政權轉為依附中央朝廷的宗教組織，其政治神學鋒芒亦隨之收斂。
（三）『不教人為惡致死亡』反對嚴刑峻法，反映漢末民間宗教對暴政之抗議色彩。漢末桓靈以降，黨錮、宦官、外戚交替為禍，刑罰嚴酷，民間死亡甚多，《想爾注》此段正是這種社會苦難的宗教回應。卿希泰將此與張角太平道『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口號並列，視為漢末民間宗教政治意識之兩大表現形式，但天師道路線溫和、主張改造而非推翻；張角直接武裝起義（黃巾之亂，184），張魯則建立區域性自治、與中央維持名義上的隸屬關係，這是兩派不同的政治策略。
（四）Bokenkamp 特別指出此段對研究中國『神權君主制』（theocratic monarchy）之構想極為重要，是後世道教『真君下降』、『轉輪聖王』式救世思想（如《老君音誦誡經》、《太上洞淵神咒經》中的末世救世主信仰）之源頭。（五）值得補充的是，想爾此處表達了一種獨特的『道法雙軌制』政治觀：王者應當以『道誡示民』而非『加賞罰於民』，即理想的政治是宗教教化的政治，而非刑罰威嚇的政治。
這與儒家『德治』表面相近，實則差別根本——儒家『德治』之主體是君王與士大夫，想爾『道治』之主體是道與道師（祭酒），君王只是執行者。譯案：此段政治色彩濃厚，可能正是想爾注在後世正統官修道藏中未被完整收錄之原因，幸賴敦煌殘卷得存。又『道意』一詞反覆出現，是想爾特有的神學語彙，意為『道的意志』，已將『道』完全人格化為有意志的至上者——這是判斷《想爾注》神學成熟度的關鍵語言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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