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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國家是以君主、臣民與社稷為核心的政治共同體。《黃帝四經》將國家安寧與君臣職分、民眾利益及天地之道相聯繫，並以遵循法度、公正無私和合於民心作為治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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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摘要

國家是以君主、臣民與社稷為核心的政治共同體。《黃帝四經》將國家安寧與君臣職分、民眾利益及天地之道相聯繫，並以遵循法度、公正無私和合於民心作為治國要求。^註

名稱與意涵

《黃帝四經》〈前道〉將國家、社稷與百姓並舉，把能以一言利國的士人稱為國士。〈六分〉則以觀察君主說明如何觀察國，以觀察父親說明如何觀察家，使國與家分別對應君臣和父子的秩序。〈前道〉又以國大人眾描述強國，並說明遵循道可以使小國守其疆域、大國兼併天下；這些用法所涉及的國家，兼具政治統治、人民生活與地域秩序等意涵。^註

治國原則

《黃帝四經》〈道法〉提出法由道而生，執道者雖制定法，也須受其約束；法既成立，不得違犯或任意廢棄。該篇以形名、權衡與度量辨明事物的差別，主張具體政事須經考驗，並把公正、無私與明察相聯繫。任用臣下不得超過其能力所長，使民則須去私立公。^註

〈六分〉將君臣秩序列為國家存亡的重要條件。君主仁惠、臣下忠誠，國家可以安定；君臣各守其位，國家可以強盛；君主執守準則、臣下循理，則有昌盛之效。反之，君主失位、臣下失職、統治殘暴或權力分裂，均被列為國家憂危乃至滅亡的因素。篇中依國勢強弱分述各種失序的後果，並以順逆之分作為賞罰與征伐的依據。^註

民眾利益也是治國的重要尺度。〈前道〉要求政治行動合乎天地、順應民眾，使人民共同受益；王者治理不應僅憑幸運，而須了解天時、地利與人事。《黃帝四經》另提出減省苛事、節制賦斂、不侵奪民眾生產時間等要求，並以號令合於民心、兼愛無私，說明民眾聽令及親附統治者的條件。^註

在治理者的心態方面，《黃帝四經》主張無好惡、無欲、無事及上虛下靜，認為依分際與名分安排事物，可以使萬民免於爭競、萬物各自安定。抱道執度則被用來說明統合天下的可能，將治理秩序與治理者對道及準則的掌握相聯繫。^註

天道、用兵與國家興衰

〈四度〉將政治安危置於天地與人事相互參照的關係中，以日月星辰和四時作為考察天的依據，以君臣、士人的職分及任能無私作為考察人事的依據。政治行動合於天地、民心，文武並用，被視為安國定天下的條件；違逆陰陽或顛倒職位，則被認為可能導致國亡或身受災殃。^註

〈兵容〉要求用兵法天、法地並合乎人事，強調因時制宜與把握決斷時機。篇中以國家、社稷的安危說明違逆天道的後果：戰事即使仰賴民力並取得功績，若違逆天道，仍可能使國家陷於危險，不能僅以一時戰功判斷其成敗。^註

〈國次〉以征伐與兼併說明政治行動的限度，要求誅禁、征伐與罪責相當，並警告功成而不止可能招致禍殃。篇中反對兼併後占用他國廊廟、鐘鼓、資財與子女，認為這會導致國危破亡；其所稱聖人之伐，則包括毀城、焚毀鐘鼓、分散資財與子女，以及劃分土地以封賢者。這些措施被置於天功的觀念下，並以不擅占天功說明征服者應受的限制。^註

史籍中的國家與朝廷

《魏書》卷三十五記載，太宗命崔浩推算吉凶、參考天文，並使他參與軍國大謀。神瑞二年秋穀歉收時，王亮、蘇垣據讖書勸太宗遷都鄴，崔浩與周澹則從人口遷徙、水土適應、疾疫及邊境防衛提出反對意見，認為遷都雖可能解決當年的饑荒，卻不是長久之策。太宗認同其議。這場議論中的國家安危，具體涉及民眾生計、疆域安全與朝廷威勢。^註

同卷另載崔浩就日食、君主患病及繼承問題向太宗進言，勸其不要因難以確定的天道之說過度憂慮，並提出及早建立東宮、選任師傅與輔臣的建議。崔浩認為，確立繼承者可以使國有成主、民有所歸，防止他人覬覦。太宗採納其議，命崔浩告宗廟，並命世祖為國副主，配置輔臣協助臨朝；國家安定在此與君位承繼及輔政安排相聯繫。^註

《三國志》卷六所載皇甫酈與胡邈的對話，將國家與臣僚對朝廷的責任相聯繫。皇甫酈稱胡邈為國家的輔弼之臣，並以累世受恩、君辱臣死說明自己的立場，表示即使因國家而被李傕殺害，也以天命看待。同段又記載，天子命李固持節拜李傕為大司馬，李傕自認得到鬼神之力，因而厚賜諸巫；這是李傕個人對官爵授予的宗教解釋。^註

道教科儀與教化

道教齋醮、祈雨、禳災、禮斗與謝罪等法事，具有為國家祈安的功能，國家及地方官府也會被列為科儀中的祈禱對象。這類祈安活動延伸至地方共同體，與地方神明及廟會相聯繫，使護國與地方社會的安寧相互連結。

道教對國家秩序的關切也見於教化倫理，強調忠孝、仁慈、清淨與積善。勸善文、戒律書與功過思想，亦將忠君、愛國納入修道倫理，使個人修持與維繫政治、社會秩序相聯繫。

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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