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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

儒學是以孔子及其後學的經典與學說為基礎，重視人倫、道德修養與禮樂教化的學術傳統。其傳承包括經典講授、禮制議論與修養實踐，歷代並形成不同的學派與論學宗旨。王雪卿指出，「仁」一向被視為儒學價值體系中最高層次的道德。郭宇桐在《唯物史觀視域下儒家與道家處世思想比較研究》中概述，韓愈以仁為內核、以義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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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

摘要

儒學是以孔子及其後學的經典與學說為基礎，重視人倫、道德修養與禮樂教化的學術傳統。其傳承包括經典講授、禮制議論與修養實踐，歷代並形成不同的學派與論學宗旨。註王雪卿指出，「仁」一向被視為儒學價值體系中最高層次的道德。郭宇桐在《唯物史觀視域下儒家與道家處世思想比較研究》中概述，韓愈以仁為內核、以義為方法。註

經典與經學

《論語》彙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論，由孔子門生與再傳弟子集錄整理，是理解孔子思想與早期儒學的重要文獻。南宋朱熹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合為四書，使《論語》在儒家經典中的地位進一步提高。註

禮學文獻方面，《禮記》保存孔子門生及戰國儒家學者解說禮經與禮學的材料，漢代儒生又加以選輯，用於傳授《儀禮》。相關文獻形成戴德所輯《大戴禮記》與戴聖所輯《小戴禮記》兩種傳本，今通行的《禮記》主要指後者。註

漢代經學具有分經傳授的特色。《史記》分別記述《詩》《尚書》《禮》《易》《春秋》的傳授脈絡，其中伏生傳《尚書》，高堂生傳《禮》，田生傳《易》，胡毋生與董仲舒傳《春秋》。經典學習因而與各家的傳授及解釋相聯繫。註

漢代的官學與選士

叔孫通為漢朝制定禮儀，並任太常，參與定禮的弟子也獲得選用。不過，儒者在漢初朝廷中的地位並非始終一致。《史記》記載，孝景帝不任用儒者，竇太后又崇尚黃老之術，博士多處於具官待問的地位。註

漢武帝徵求賢良，公孫弘、董仲舒等受到徵用。《史記》又記載，竇太后去世後，丞相田蚡排斥黃老、刑名等學說，延攬數百名儒者；公孫弘以《春秋》之學進位三公並封侯，帶動學士趨向儒學。註

公孫弘提出為博士設置弟子五十人的方案，建議由太常選取十八歲以上、儀狀端正者入學，並容許郡國薦送好學而符合品行要求的人受業。方案將每年考試與補授文學掌故、郎中等職位相連，把經藝教學、地方教化與官員選拔結合起來。註

永平九年（66年），漢明帝崇尚儒學，為樊、郭、陰、馬四姓外戚子弟設學於南宮，置五經師教授經業。期門、羽林之士也被要求通習《孝經》章句，並有匈奴遣子入學，顯示經典教育的對象已及於宮廷子弟、宿衛與外來受學者。註

太學考試也涉及經典解釋與師法的爭論。徐防批評博士弟子不依家法、任意立說，主張博士及甲乙策試依據各家章句，設五十項問難，以解釋充分、引文明確者為優。他的建議獲得採納，反映官學考試對傳授規範與經典依據的重視。註

魏晉南北朝至唐代

儒學在不同政權中繼續透過講授與學校傳承。慕容廆延攬通曉儒學的劉讚為東庠祭酒，令世子皝與國胄受業。《資治通鑑》另記雷次宗受徵至建康，朝廷為他在雞籠山開館授徒，並將其儒學與何尚之的玄學、何承天的史學、謝元的文學並列為四學。司馬光對此提出批評，認為史學與文學原屬儒學範圍，並反對以老莊之學施教。註

儒者亦參與朝廷禮制的制定與辯論。《魏書》記載，孫惠蔚曾支持崔光隨太祖變更而調整宗廟昭穆的主張，並與邢巒辯論，使相關彈劾停止。孫惠蔚又在朝廷講授經典，上疏強調典籍、禮樂與教化對治國及風俗的重要性。註

唐代朝廷的文化取向，也曾成為史家評論儒者進用的議題。《資治通鑑》記修文館設大學士、直學士與學士，以李嶠等善於文章者充任，並批評由此形成競尚文華的風氣，使儒學中正之士難以進用。註

宋明理學

宋儒學說成為明代講學的重要依據。莫晉在《明儒學案》序中指出，宋儒立言施教各有不同，而後人數百年間多專主朱子一家之學；他將明初儒者的學風概括為重修養與下學，並以陽明良知之說的興起，說明其後論學方向的轉變。註

王陽明以致良知為教學宗旨，強調知行合一。黃宗羲在《明儒學案·姚江學案》中，將陽明的格物解釋為把心中良知所具之天理落實於事事物物，並強調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同樣屬於行。他認為這種解釋旨在矯正空談窮理的弊端，使道德認識落實於實踐。註

與王陽明同時講學的湛若水，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旨。兩家門人雖各有師承，也有人先學於王而後學於湛，或先學於湛而後學於王。兩派對格物等問題仍有辯論，並未因門人往來而消除宗旨上的差異。註

倫理與政治思想

儒學所論人倫包括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與朋友。宋儀望在《陽明先生從祀或問》中，將人心的真誠惻怛之意與這些關係相連，認為親疏、厚薄各有條理，並非外加於人心，而是天命之性的表現。這一解釋把人性論與具體倫理關係結合起來。註

孝悌、廉潔與政治責任也被用來說明儒學的實踐意義。《明儒學案》于准序將居家孝悌、忠君愛民及為官廉潔連結起來，並記有稱許于成龍清廉的諭語，強調理學應見於行事，而不能止於空言。註

儒者亦在刑罰與軍政問題上提出具體主張。《三國志》記載，闞澤曾向孫權建議不對呂壹施加焚裂之刑；面對加重科防、約束臣下的議論，他又主張依循禮與律。《資治通鑑》則稱朱祜質直而尚儒學，為將重視受降及平定城邑，禁止士卒侵掠百姓。註

修養與講學

格物、良知與慎獨形成不同的修養重點。于准將格物與良知的爭論解釋為不同資稟下的進學路徑，認為其目標可以相通；仇兆鼇則特別稱許劉宗周以慎獨為用功之要，視其為補救陽明學流弊的重要方向。註

《明儒學案·東林學案二》所收《未發解》，把慎獨的用功範圍置於日常居處與應酬之間，認為靜坐觀中只是入門方法；所收《性說》則以致中和與慎獨說明修養，警惕把中簡化為靜。這些論述重視在日用之間持續用功。註

講學亦與習禮、書院及地方教化相結合。湛若水在西樵設講舍，要求來學者先習禮，再聽講，並在足跡所至建立書院祭祀白沙。羅汝芳曾以講會、鄉約治理寧國府，後來又往來多地講學，使師徒授受與地方教化相互聯繫。註

《明儒學案》所見的儒學教育場所包括白鹿洞書院與天真書院。柴鳳主教天真書院，吸引衢、嚴士人從學；孫應奎則以《傳習錄》為規範，參與天真書院事務。註

廟學與祭祀

孔廟、廟學與書院兼具祭祀及教育功能。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的《崇奉聖旨碑》要求崇奉孔子之道，禁止官員、使臣及軍馬在曲阜林廟和各地廟學、書院內停駐，也不得在其中處理詞訟、飲宴或收貯官物。碑文並要求保護學田與產業，將其所出用於春秋二丁、朔望祭祀及師生廩膳，優恤貧寒老病而受眾人尊敬的士人，並修繕廟宇、訓誨後進。註

地方廟學的運作也依賴田產收入。《重修鳳山縣志》記載，教諭黃賜英於康熙二十六年置產，所收租粟分別用於文廟香燈、諸生月課飯食與獎賞，以及文廟、學署修理；知縣宋永清所置田產，也用於文廟與義學經費。註

孔廟配享亦表現朝廷對儒者的褒崇。《清史稿》記載，康熙五十一年，朝廷下詔使宋儒朱子配享孔廟，位在十哲之次。註

與佛、道的關係

儒、佛、道並列為三教的表述，也見於繪畫題材。《益州名畫錄》記載，石恪博綜儒學，其畫作題材包括《儒佛道三教圖》，呈現三教共同進入文化表述的情形。註

儒者亦透過概念辨析區分自身學說與老莊之學。《大學衍義補》所引韓愈論說，以仁義界定其所謂道德，並批評老子離開仁義而談道德。這種區分把仁義視為儒學論述道德的重要依據。註

在儀式與日常實踐上，曹端不接受輪迴、禍福、巫覡、風水時日等通行說法，撰《夜行燭》闡述人倫日用中可見於施行的事。他也反對地方齋醮、部分祠祀及喪事採用佛教儀式，從禮制與事親的角度批評相關習俗。註

學術史著述與經學批評

黃宗羲撰《明儒學案》六十二卷，蒐輯明代講學者的文集與語錄，依師承及宗旨分立學案，並在人物敘傳之後收錄論學文字。其所附提要以河東與姚江分別概括朱、陸兩派在明代的傳衍，也指出其他學者往來於兩派之間。註

清代李清馥以《閩中理學淵源考》整理福建儒學傳承，將交友與私淑關係也納入學派敘述。這類著述使師承、家學及學派間的往來，成為儒學史的重要敘述內容。註

經典教育與取士制度的結合，也受到儒學內部的批評。《日知錄》認為，熟習科舉應試套語未必能通達經義，尤其指出《易》與《春秋》的考題可能牽合經傳、以傳代經。書中主張分別保存程、朱的《易》學著作，並兼備《春秋》三傳及啖、趙諸家之說，以改善經典解釋受應試方式限制的情形。註

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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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麗芳指出，韓愈為與佛道對抗而作《原道》，並在其中創立儒家道統說。 郭宇桐提到，李翱在《復性書》中以「性善情擾」為核心思想。註

版本與引用資訊

ID: concept:ru_xue · 最後更新：2026/7/16· 版本：20260716 · 版本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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