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

士大夫

摘要

士大夫是中國傳統社會中參與政治治理與學術文化活動的士人群體。儒家文獻將其官職責任與仁厚、才智相連，宋代士大夫又發展出以天下為己任、以儒家倫理影響君主施政的政治理想。他們的文化生活也包括與僧道交往和參與神祇祭祀，並在文學、禮制與地方公共事務中發揮作用。^註

名稱與歷史用例

古代禮制與政治文獻中已有士大夫一詞。《荀子·榮辱篇》要求士大夫以上至公侯等各憑仁厚才智盡其官職，將其置於分工與授祿的秩序中。《禮記·檀弓下》也以士大夫為對象，記述卒哭後進入庫門時的服喪規範。^註

這一稱謂也見於軍事語境。《資治通鑑》記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趙武靈王傳位於子何後，率士大夫向西北進略胡地。《鹽鐵論·本議》在鹽鐵、均輸與邊防經費的辯論中，也提到君主不忍使士大夫暴露於原野。^註

文獻亦記錄士大夫對文武職事的不同取向。《資治通鑑》敘述陶弘景臨終作詩時，將詩意與當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的風氣相聯繫。該書天寶八年（749年）的記事又敘述府兵衰落、折衝與果毅久不升遷，並記士大夫以擔任此類武職為恥，子弟從事武職也受到父兄排斥。^註

政治角色與倫理

《方術與東漢政權演進歷程研究》指出，東漢士大夫有時利用日食、星占解釋天意，以表明政治立場、尋求介入權力鬥爭的時機。建寧元年五月日食後，陳蕃勸竇武藉天變斥罷宦官；劉瑜又根據星象向皇太后進言，並催促竇武、陳蕃決斷。行動因事洩失敗，竇武、陳蕃遇害，官員與士大夫亦受到牽連。^註

宋代士大夫是朝廷決策的重要力量。王瑞來將宋代政務運作解釋為由宰相與執政大臣組成的上層士大夫集團進行決策，再以皇帝名義發布政令的格局。士大夫同時以天下為己任，追求得君行道，力圖以儒家的仁義禮智規範君主施政。余英時把這種責任感視為宋代士人的集體意識；相關研究也指出，新學與洛學雖有政見分歧，仍共享以儒家倫理影響治道的政治理想。^註

士大夫亦參與地方公共事務與道德表彰。明代張溥《五人墓碑記》記述，地方士大夫為顏佩韋等五名死者向官府請葬，將他們安葬於廢祠舊址，並立碑表彰；又有士大夫出資五十金購回五人的首級，使之與遺體合葬。^註

學術、仕進與文獻活動

經典學習、教育與禮制整理，是士大夫文化活動的重要內容。《資治通鑑》卷一三六記王儉領國子祭酒時，朝廷在其宅設學士館，以總明觀四部書充實館藏；王儉研習《禮》與《春秋》，撰次朝儀、國典，並定期還學監試諸生。書中將士大夫由崇尚文章轉而重視儒學的風氣變化，與王儉的影響相聯繫。^註

科舉與官職也是身份轉變的途徑。《夢溪筆談》卷九記劉廷式本出農家，讀書登科後，早年訂親的女子已因病失明，女家又以貧困、不敢與士大夫結親為由辭婚。他仍履行婚約，其行為並受到蘇子瞻作文稱許。這則記述同時呈現科舉身份的社會意義，以及士人對信義的倫理評價。^註

文獻整理與私家藏書也是士大夫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夢溪筆談》卷一記官府館藏曾有書籍遭竊，並流入士大夫家中。嘉祐年間設編校官八人，給書吏百人，用黃紙大冊抄寫館藏並進行校讎；書中稱，此後私家才不敢任意收藏這類官書。這次校讎歷時數年，僅完成昭文一館之書便停止。^註

金石收藏是另一類文化活動。《鐵圍山叢談》記劉原父著《先秦古器記》，歐陽文忠公著《集古錄》，帶動學士大夫蒐集古器與石刻資料的風氣。該書也記述，隨著朝廷好尚與古器價格上升，墓葬遭到大量破壞，呈現好古活動與器物交易所造成的另一面影響。^註

宗教信仰與交往

北宋士大夫常與僧人、道士及隱士交遊，園林與亭榭也是往來場所。《北宋亭記研究》以《醉翁亭記》所見歐陽修與僧人智仙的友誼，以及蘇軾與僧人、隱士的交往，說明士大夫社交活動與佛、道文化的聯繫。^註

宋代士大夫參與文昌、梓潼祭祀，關切科舉功名與忠孝修養，也重視神祇靈驗。相關信仰活動包含敬惜字紙、愛護書籍；蒙古軍入侵時，梓潼又被官民奉為抵禦外侮的戰神。《宋代詩文中的文昌信仰探析》認為，士大夫的祭祀與詩文書寫使儒家修德、道教勸善的聯繫更加鮮明，且士人與民眾在祈求文運、奉行忠孝和希求來世福報等方面具有共同性。該研究並指出，相關勸善書以理想士大夫形象提倡愛民濟急，將印造經文、創修寺觀、施藥、造船助渡等列為善行。^註

佛教儀式也可與士大夫推崇的孝行相結合。《夢溪筆談》卷九記朱壽昌解官尋母，聽聞誦持水懺可以幫助尋親後，晝夜持誦、刺血書懺，並刻版施送。書中記他多年後在河中府與母相見，奉母而歸，後又重新出仕；士人為他作傳、作詩，使尋母故事同時成為宗教實踐與倫理表彰的題材。^註

道教、方術與宮廷政治

宋代士大夫與術士的交往涉及政治訴求、卜算、詩文與儒家倫理教化。士大夫可能求助於術士，術士則向士大夫索取詩文或尋求依附；科舉士子也會卜問功名前程，部分落第士子更成為兼具儒、術身份的術儒。《宋儒的術數思想研究》以多方互動解釋這些關係，並指出朱熹、蔡元定等人試圖以儒學涵化堪輿等術數，使其承載道德教化的內容。^註

明代士大夫對道教及方術的態度並不一致。第四十三代龍虎山天師張宇初與多名儒家士大夫交遊，王紳曾為《峴泉集》作序。《明代弘治時期道教與政治關係研究》將士大夫與高道的交往，和他們抵制透過傳奉制度獲得晉升的方士加以區分；該研究並認為，明中葉三教合流與文化由雅趨俗的風氣，使士大夫在日常生活中對道教修煉的接受程度，與朝廷上的排拒態度有所差異。^註

《明代江西方士研究》記述士大夫談論堪輿、星命，並有供養方士於家中者；方士也藉與士大夫交往尋求仕進機會，或依靠饋贈維生。其所舉事例包括四川巡撫徐可求拜訪方士劉邋遢、詢問將來祿位，以及鄱陽道士吳從善替地方官員相面。這些記述呈現方術交往與政治前途、日常生計之間的聯繫。^註

宮廷齋醮亦有士大夫參與。明世宗祈嗣建醮時，禮部尚書夏言任醮壇監禮使，並請朝廷文武百官致齋。嘉靖十年，禮部侍郎顧鼎臣進呈《步虛詞》七章，並請求進獻青詞。《明世宗崇道淺論》將這類以文辭及禮儀職務參與齋醮的行動，與大禮議後皇權擴張、士大夫政治發言空間受挫相聯繫。^註

文學形象與政治表達

士大夫可藉歷史人物表達政治遭遇與忠貞理想。《唐前伍子胥故事流變與文化價值》認為，歷代士大夫在詩文中反覆突出伍子胥的忠與賢，把自身不遇、受讒的經驗投射到其故事之中，也藉伍子胥忠君上諫的形象申明心志。這種持續的書寫與揀選，使伍子胥的忠臣形象更加鮮明。^註

唐五代小說又將部分士大夫塑造成謫仙，相關敘事見於《續玄怪錄》《逸史》與《仙傳拾遺》等作品。《唐五代小說中謫仙形象研究》區分杜光庭以前與其筆下的兩類寫法：前者多呈現稱揚士大夫的世俗趣味，後者如馬周、万寶常故事，則被解釋為擴充道教神仙體系的嘗試。該研究並將遊歷仙境的描寫，與中晚唐士大夫仕進、隱逸之間的矛盾相聯繫。^註

園林與生活情趣

園林與亭榭是士大夫文化生活的重要空間。北宋亭記所見的造亭目的，包括遊園後休憩、構成園中景物，以及登臨眺望；士大夫透過置石、疊山、理水與花木安排，表達自然、清幽與曲折的審美趣味。《北宋亭記研究》把這些選擇與道家審美觀念相聯繫，並將建亭賞景視為調適仕途壓力、世俗喧囂與個人心性矛盾的方式。^註

亭園中的活動包括登覽、宴飲、吟詩作賦、聽歌觀舞，以及射箭、弈棋、投壺。親水活動則有泛舟、臨水觀景與流杯：人們將酒杯置於曲折水渠的上游，任其順流而下，停在誰的面前，便由誰取杯飲酒。《夢溪筆談》也記侍從、文館士大夫在市樓與酒肆設宴遊息，反映其交往場所的多樣性。^註

園林亦被用來解釋士大夫與政治秩序的關係。《道家思想與中國園林藝術精神》援引王毅《園林與中國文化》的論述，認為士大夫既與皇權及社會體系保持廣泛聯繫，又須保存相對獨立的意志、道德、人格與審美。依此解釋，仕進與隱逸之間的張力，使園林成為士大夫維持相對獨立精神生活的一種文化形式。^註

出處

本條目引用 19 種資料，點開查看

• 荀況撰、楊倞注,《荀子》,榮辱篇　維基文庫原文

• 司馬光,《資治通鑑》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36　維基文庫原文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003　維基文庫原文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7　維基文庫原文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16　維基文庫原文

• 孫麗芳,〈員興宗《九華集》的儒道思想研究〉,2023

• 羅敏,〈北宋亭記研究〉

• 張培鋒、張鈺婧,〈宋代詩文中的文昌信仰探析〉,2023

• 張溥,《五人墓碑記》　維基文庫原文

• 《禮記》,檀弓下　維基文庫原文

• 桓寬,《鹽鐵論》,卷01　維基文庫原文

• 劉娜,〈方術與東漢政權演進歷程研究〉,2019

• 袁世浩,〈佛道因果觀與宋代殘疾人報應故事研究〉,2025

• 沈括,《夢溪筆談》

  沈括,《夢溪筆談》,卷09　維基文庫原文

  沈括,《夢溪筆談》,卷01　維基文庫原文

• 蔡絛,《鐵圍山叢談》,卷四　維基文庫原文

• 王逸之,〈宋儒的術數思想研究〉,2019

• 盧克寒,〈明代弘治時期道教與政治關系研究〉,2021,數位本影像頁 55–55

• 〈明代江西方士研究〉

• 王子裕,〈明世宗崇道淺論〉,2020

• 洪佳伶,〈唐前伍子胥故事流變與文化價值〉,2017

• 鄭建華,〈唐五代小說中謫仙形象研究〉,2024

• 孫宗美,〈道家思想與中國園林藝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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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與引用資訊

ID: concept:士大夫 · 最後更新：2026/7/16· 版本：20260716 · 版本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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