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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制

禮制是中國傳統社會用以規範禮儀、區分尊卑及維繫秩序的制度。其內容涉及冠婚、喪葬、祭祀、朝會與人際往來，並以服飾、器物和儀節等形式施行。

摘要

禮制是中國傳統社會用以規範禮儀、區分尊卑及維繫秩序的制度。其內容涉及冠婚、喪葬、祭祀、朝會與人際往來，並以服飾、器物和儀節等形式施行。^註

傳統禮學常將禮與樂相互闡釋。《閩中理學淵源考》所錄論述以敬為禮的根本，制度與威儀為其外在表現；以和為樂的根本，鐘鼓管磬為其表現。禮重分別，樂重和合，兩者不可偏廢：禮過於嚴苛，可能使人疏離；樂失去節度，則可能流蕩。該論述又以天尊地卑、陰陽流行說明禮樂，將人間規範與天地萬物的分別、和合相聯繫。^註

禮制亦涉及人情與耗費的節制。《魏書》載，高允向高宗陳論時，認為禮制應順應人情，用於養生送死，反對為奉死而損害生者。他批評國家在喪葬中焚毀巨額財物，卻禁止百姓如此行事；又指出朝廷宴會失去儀式節度，卻要求民間風俗清純的矛盾。^註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八記錄鮑生與抱朴子對君主制度的辯論。鮑生認為君臣制度既立，禮度與刑罰難以消弭由此產生的禍患；抱朴子則以天尊地卑及人身元首、股肱的關係比附君臣，認為貴賤有章、設官分職有助於社會安定，並主張個人的奢淫暴虐不能一概歸咎於君主制度。^註

《漢書》記孔子稱美周代禮文，又載漢初叔孫通奉命制定禮儀，以確立君臣位序，後由高祖任為奉常。文帝時，賈誼主張制定制度、振興禮樂，使君臣上下有序、六親和睦，並期望透過教化改善風俗、減少訟獄；其建議因大臣反對而未行。^註

東漢建武初，張純參與郊廟、婚冠及喪紀禮儀的正定。建武十九年，他與太僕朱浮以宗廟昭穆失序為由，共同奏請撤除當時所立的親廟，並援引高帝、宣帝的先例，主張承繼大宗者應降低對私親的禮遇，以維持皇統與宗廟的尊卑秩序。^註

宋元豐元年，陳襄等任詳定官，楊完等任檢討官，參與禮制整理。陳襄等指出，當時壇壝神位、法駕輿輦及儀物大體沿用唐與歷代制度，其中既有沿襲已久而不合古義者，也有出於一時、未足作為常法者，因而請求逐條奏定禮式。^註

《續資治通鑑》記載，朝廷在編類御筆所設置禮制局，討論古今禮制沿革。禮制局並利用御府收藏的商、周禮器考訂形制，涉及鼎、彝、簠、簋、尊、爵等器物，據以改製郊廟祭器，使古器考察成為禮制修訂的一項依據。^註

《明史》記，世宗改行天地分祀，恢復東、西郊朝日夕月等禮。對他將睿宗祔入太廟、位居武宗之上的安排，史書則批評其偏重本生親屬而違背皇統秩序，反映宗廟禮制中私親與大統之間的爭議。^註

清順治十六年，袁懋功奏請舉行祫祭，以彰顯孝治。康熙時，李時謙請行禘祭，禮臣張玉書考辨歷代禘祫之說，認為既有的四孟祭祀與歲暮祫祭已足以表達敬祖之意，不必另行五年一禘；李時謙的建議遂未實行。^註

禮儀規範也以人生階段為安排依據。《禮記正義》所載規範包括十歲學習、二十歲加冠、三十歲有室、四十歲出仕及七十歲傳家事等；註文將有室解釋為娶妻，將傳解釋為把家事交付子孫。成年、婚姻、任官與家庭傳承，因而被納入相互連貫的禮儀秩序。^註

歲時禮俗亦具有勸農作用。《大學衍義補》所述迎春禮，在立春前預造土牛與芒人，以鼓樂迎入官署，立春日由官員持彩鞭環擊土牛。該書並比較宋、元及正統年間土牛配色規範的變化，其頭、身、角耳尾等部位的用色，涉及干支與納音的配合。^註

《泰泉鄉禮》將服色、居室、婚喪祭葬列為國家禮制規範的事項，違者可送官治罪，呈現禮制與行政、刑罰的連結。該書批評聘禮、嫁妝及宴飲的鋪張，提倡量力節用，並要求里社於每月朔望集會，透過自陳過失、鄰里勸戒、族長責勸及必要時呈官等方式維持地方秩序。^註

近代政治制度改變後，部分傳統祭禮也經歷重新制定。《民國武勝縣志》記錄當地祀孔禮在民初的變化，跪拜、鞠躬與祭服規範曾多次調整。民國十七年，蔡元培以大學院院長身份下令廢止祀孔舊禮；其後內政部仍要求保護孔廟，並主張利用其地辦理圖書館、運動場或民眾學校。^註

道士與官員相見的禮節亦受到朝廷規範。《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記，政和七年（1117）的詔令免除道士在階墀迎接衙府的要求，禁止對宮觀科配借索騷擾，並規定道士與郡官、監察司相見依長老法。^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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