術數

術數

摘要

術數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藉觀察自然現象，並運用陰陽、五行及數的推演，推測人事吉凶與個人、國家命運的知識與技藝總稱，又稱數術。其範圍隨時代與分類方式而變，廣義包括天文、曆法、卜筮、相術及養生等知識，狹義主要指以預測吉凶為目的的卜筮、命理、堪輿等方法。^註

名稱與概念

數、術兩字各有多重語義。數可指計數、數字、算術，也可引申為技藝、規律、道理與天命；術本指道路，後引申為技藝、方法與策略。數術與術數在歷史上並非始終同義：先秦《韓非子》《管子》等文獻中的術數，可以指治理、御下的策略；漢代數術的範圍則包含天文、曆法、算術及占卜相術。隨著詞義與知識分類改變，兩詞逐漸通用。《四庫全書總目》採用術數作為類名，也促使這一名稱廣泛流行。^註

方術、方技與術數的界線，須依時代和文獻判斷。後世正史的方術、方技類傳，往往兼記占卜、天文、醫療及其他技藝，不能一概套用《漢書》的分類。古代藝術、術藝的範圍也較今日廣，既可包括書法、繪畫、音樂，也可包括方術、方技；因此，史書中的藝術類傳並不只是今日所稱的藝術人物傳記。^註

術數與《周易》及象數易學關係密切，但範圍並不相同。漢代易學中的卦氣、八宮、爻辰、納甲等體系，曾被術數家用來發展占筮方法；象數易學則以《周易》的象與數為主要研究要素，並不排除義理討論。義理易學也使用象數，只是側重不同，因而不能將易學、象數易學與術數完全等同。^註

歷史與書目分類

古代數術與掌管天文、曆法、占卜的官職有關。《漢書·藝文志》將其學術源流聯繫於明堂、羲和及史卜之職；相關知識用於觀測日月星辰、制定時序、占問吉凶及參與政治判斷。楊子路指出，春秋戰國時期，術數已逐漸流入民間，並被諸子援用；《閩都別記》中的《易》學與術數研究，也將其民間傳播與王官之學的流散相聯繫。^註

《漢書·藝文志》將數術列為與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方技並列的學術門類，下分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類。天文、曆譜涉及天體運行、時令及相關推算；五行、蓍龜、雜占收錄不同的占驗方法；形法則包括相人、相物、相畜、相地、相宅等。方技另分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類，顯示數術與生命、醫療技藝在目錄中既有區別，也存在知識上的聯繫。^註

《後漢書·方術列傳》所述技藝，包括卜筮、陰陽推步、河洛之文、緯候、風角、遁甲、望雲省氣等，其人物所習又涉及方藥、針灸、導引、房中、服食及幻術。唐代《藝文類聚》的方術部列有養生、卜筮、相、疾、醫；宋代《太平御覽》的方術部則兼收占候、占星、占風、占雨、巫、祝、符、禁、幻等內容。這些分類反映方術文獻常將占驗、醫療與宗教技藝合併呈現。^註

隋唐目錄多以天文、曆數、五行、醫方等類目收錄相關文獻。《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沿用這一基本體例，並增列不同的占驗、宅地與行年書目。宋代相關著作的數量和種類增加，《宋史·藝文志》五行類收錄八百五十三部、二千四百一十卷，其中包括式占、雜占、風水、命書、相書等。^註

鄭樵《通志·藝文略》將相關知識分置於天文與五行兩大類：天文類再分天文、曆數、算術，五行類則細分三十家，包含易占、筮占、龜卜、射覆、占夢、風角、鳥情、逆刺、遁甲、太乙、九宮、六壬、行年、相法、婚嫁、產乳、宅經、葬書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又各有安排，顯示宋代並不存在統一的術數分類。^註

《四庫全書總目》將天文、曆法、算術相關著作另列於天文算法的推步、算書類，術數類則分為數學、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書相書、陰陽五行、雜技術七類。此處數學是術數類中的目錄名稱，須與另列的算書區別理解。《古今圖書集成·藝術典》又將醫、卜筮、星命、相術、堪輿、選擇分部，其術數部主要指太乙、六壬、奇門遁甲，範圍較窄。^註

理論要素與主要方法

不同術數常以陰陽、五行、干支、九宮、八卦、方位、節氣及物候建立對應關係。古代天文數術以二十八宿及日月五星的運行為觀察、推算對象；堪輿則將方位、星宿、五行與建築朝向聯繫起來。這些方法把時間、空間、自然現象與人事置於同一套象徵和推演系統中，用以判斷吉凶與宜忌。^註

卜筮包括龜卜、筮占等方法，蓍筮以蓍草或其他可數物為工具，經推演而判斷吉凶。命理則著重個人命運的推算，八字命理的相關記述涉及生辰八字、四柱、行運，以及五行生剋的解釋。相術、算命與風水也常被並列為預測類技藝，但其分類位置會因著作與時代而異。^註

太乙、六壬、奇門遁甲通常合稱三式。遁甲屬於式占，以九宮為天、地盤的基礎，依節氣分陰遁、陽遁，再安排三奇六儀、八門、九星等要素，以占斷不同時間與方位的吉凶。相關研究指出，遁甲曆與常曆的節氣依據存在差異，因而發展出超神、接氣、置閏等調整方法；遁甲的運用亦與古代軍事活動有關。^註

擇日以選擇行事時間為目的，風水則以選擇、安排空間為主要內容，兩者常合稱選擇或剋擇。風水理氣方法重視節令、方位與星宿的對應，常使用陰陽、五行、八宅、二十四山、九星及門、主、灶等要素。其吉凶判斷並非只針對地形，也涉及行事者、活動與時間、空間之間的配合。^註

部分相宅方法以九宮八卦區分東四宮與西四宮，再依出生年命、三元及男女之別推算宮命，以命與宅的配合判斷吉凶。《游藝錄》《八宅明鏡》所述方法，均運用這類方位與年命的對應。二十四山則將方位分為二十四向，結合干支與八卦，成為相宅推演的另一套方位框架。^註

研究者也會依功能重新分類。《明代術數分類研究》將其研究範圍內的明代技藝分為預測、長生、雜占三類：預測類包括卜筮、相面、算命、風水；長生類包括醫術、黃白術、房中術；雜占類包括禁氣符咒、巫蠱、幻術。這是該研究採取的廣義分類，呈現了術數與醫療、養生及法術的交疊範圍。^註

典籍與文獻傳承

《太玄》的注釋傳統，是術數觀念參與經典詮釋的例子。沈相輝在二〇二五年的研究指出，晉人范望以漢末宋衷《太玄釋詁》及吳人陸績《釋失》為基礎撰成《太玄解贊》：仕吳時的版本僅注贊辭，已亡佚；入晉後的版本則通注經、傳，仍沿用舊名，成為後世流傳之本。沈氏認為，范望以陰陽五行解釋《太玄》，確立了術數化的詮釋路徑，影響其後世傳播與接受。^註

據沈相輝考證，《太玄解贊》現存最早版本為明嘉靖三年郝梁刻本，嘉靖六年萬玉堂本則被評為品質較佳，後世多據以刊刻。四庫館臣曾認為范望只注贊辭，傳文仍屬宋衷、陸績舊注；沈氏提出異議，認為范望也以增、刪、改寫等方式重新注釋傳文。這一分歧涉及流傳本的注釋歸屬及文本形成過程。^註

式占知識亦見於《六壬式經》《太乙金鏡式經》等文獻。蕭吉《五行大義》引錄《六壬式經》的相關規則，唐代王希明《太乙金鏡式經》也保存依天一位置及日干、旦暮安排占斷要素的內容。部分規則與六朝銅式盤背面的文字相互對應，使傳世典籍成為解讀式盤操作與分類的重要材料。^註

敦煌與黑水城文書保存了不同語言的民間占卜材料。十二錢卜法見於漢文、藏文及西夏文文獻，以十二枚銅錢的正反組合形成十三種結果，再配以事項的吉凶判定。相關研究援用關長龍的擬易類概念，指出部分方法雖冠以易卦之名，操作原理卻與《易》不同；這些材料反映易類名稱與占卜知識在西北地區跨越民族、語言界線的流傳。^註

道教與儒學

術數是道教早期吸納的一類知識。楊子路將漢代道教術數的形成概括為術數的道教化與道教的術數化，認為黃老道家、神仙家對術數的傳承，以及漢末天師道對《道德經》的相關詮釋，都參與了這一過程。在他的分析中，《太平經》的術數內容側重社會政治，《周易參同契》則側重煉養，兩者從不同面向促成道教術數的形成，並參與塑造道教的宗教形態。^註

道教與傳統數學的關係，也涉及術數的共同背景。楊子路在二〇二二年的研究認為，兩者均受到易筮術數、道家哲學及先秦史官知識傳統的影響；道教思想家會援引數學建構義理，傳統數學家也吸收道家、道教觀念。劉徽《九章算術注》序以八卦、六爻敘述歷算與律呂的淵源，秦九韶《數書九章》自序也論及數與道的關係，反映古代作者對這些知識關聯的理解。^註

儒者對術數的態度並不一致。何麗野在二〇一八年的研究指出，早期儒家與術數活動已有關聯，漢代以後也未完全分離；命運、稟氣、天人感應等觀念，使兩者具有部分思想交集。但儒家以德性為主要旨歸，對藉術數追求功名富貴的做法，與對術數知識本身的態度，未必相同。^註

王逸之、劉潔在二〇二五年的研究指出，南宋陸游積極問卜，也肯定術數在知命方面的作用，但當術數活動與儒家倫理衝突時，仍維護儒家立場，並嘗試賦予占卜道德教化功能。王逸之、朱漢民對真德秀的研究則以儒本術末概括其態度：真德秀將儒家所論之命置於根本位置，承認術數具有小道的價值，卻主張以儒家思想統攝其運用。^註

醫學思想與詮釋

《黃帝內經》以陰陽、五行及數字分類表述身體、生理節律、疾病與診療，其相關內容包括五臟六腑、十二經脈、三陰三陽、五運六氣、九宮八風及三部九候等。《素問·上古天真論》將術數與陰陽並舉，歷代注家對其所指各有解釋：王冰著重保生的根本原則，後世又有將其理解為按摩、導引、針砭、藥餌等養生技法，或調和四時、五行變化的說法。^註

二〇二二年，王一童從兩漢知識分類解釋《黃帝內經》，認為其術數觀念是將數術知識應用於方技，涉及星度、曆書、風角、占夢、相術及厭劾祠禳，用以理解生命狀態、治病禁忌與禳祝疾病。同年，王德辰、馬友誠、魯春花、高飛、翟甜則主張區分具體技術的數術與技術背後數理規律的術數，將《內經》相關語句解釋為遵循天地萬物運行法則。兩者代表不同的文本詮釋，不能將其中一說視為所有術數文獻的共同定義。^註

劉立偉、柳長華、范逸品、黃宇軒在二〇二六年的研究，將八風觀念追溯至商代四方風神信仰，認為四方、四隅的八個方位，後與八節、八卦建立對應，形成風占體系。漢人以此解釋災異、評述政令，早期醫家又將風向、節令與人體的關係納入疾病解釋。《天回醫簡》與《靈樞·九宮八風》因而被該研究視為術數與醫學結合的材料，呈現風占觀念向外感病因理論轉化的過程。^註

術數與醫學的關係也涉及研究方法的爭議。邢玉瑞在二〇一八年討論《傷寒論》組方研究時，指出象數、術數中數的運用不同於現代數學方法，主張藥物、劑量、煎服法等問題應以臨床經驗及現代科學技術研究，不宜直接歸入術數機制。江啓煜、孫曉生則在二〇二三年提出以干支象思維、五行及藏象建立的時間醫學推理模型，嘗試用於辨證輔助、病機預測與體質調養；其文獻所述為模型建構及應用構想。^註

社會與文化影響

術數活動涉及宮廷與民間不同階層。《明代術數分類研究》指出，明代皇室與術數、方術活動有所聯繫，部分活動也介入政治；其引述《明史》記載，明仁宗禮遇劉淵然，賜號長春真人，並給予二品印誥。民間生活中的居住、婚姻、生育、遷移、出行、祭祀與喪葬等事項，也常伴隨占驗或選擇宜忌的活動。^註

明清時期，風水與擇吉知識透過民間類書、通書及工匠文獻傳播。《魯班經》所述入山伐木、動土、立柱、上樑、蓋屋、開渠等工序，均涉及時間與空間的選擇，也記錄避邪物的放置位置及尺寸。《傳統大木匠師風水知識體系之研究》認為，這些內容反映工匠處理建築禁忌的實際需求，以及藉時間、空間、量度維持環境秩序的觀念。^註

民間日者的活動，將術數推算與生活秩序聯繫起來。《時間作術：當下蘇北鄉村日者的多種樣態》指出，人們透過日占，期望為儀式、日常活動與農業生產選擇合宜時機。該研究將這種時間觀理解為兼有曆算與吉凶、氣候、收成等意義的質性時間，並認為日者的操作參與了鄉土社會秩序的維持。^註

地方道士也以術數作為民間活動的一部分。《元明清隴南地區道教研究》記述，清代隴南火居正一道士從事堪輿、占卜、祈雨、療疾、喪葬等活動；秦州正一道士雷逢源兼習醫術與道術，手抄醫書、道經，晚年從藍道人受太乙遁甲之學。該研究將明清隴南民間道士的術數活動，視為道教深入地方社會的途徑之一。^註

術數也成為小說的題材與情節工具。清代李汝珍《鏡花緣》第七十五、七十六回，藉芸芝向再芳講解大六壬的情節呈現式占；《西遊記》則描寫袁守誠占測降雨，並以此引出與龍王的衝突。這些內容屬於小說對占驗技藝的敘事運用。^註

《閩都別記》中的鐵筆甫故事，也呈現對命理與改命的反思。鐵筆甫以生辰八字及行運判斷許戇命途困苦，隨後聲稱可挪移四柱，換成好命，使許戇停止哭泣。故事又讓鐵筆甫反問，若算命者真能換命，為何不替自己換取王侯之命，藉此否定改命說法的可信性。^註

批評與近代轉變

對術數的批評可見於具體術法的論爭。東漢王充《論衡·詰術》批判圖宅術，該術將住宅與姓氏分配於五音，以相合、相剋解釋疾病、死亡及禍患。唐代呂才在《敘宅經》中也批評五姓法，否定其具有可靠典據的說法。五姓法以宮、商、角、徵、羽分類姓氏，再配五行與土地屬性，因而成為音律、姓氏及相宅觀念交涉的例子。^註

四庫館臣對術數多持批評態度。他們相對肯定源自《周易》的部分理數論說，卻認為許多占驗之說流於虛妄，術士利用人們求福畏禍的心理，使相關說法不斷增衍。同時，館臣也未將所有古代術數觀念全數否定，而是主張可理解者保存其理，難以理解者暫存其說。^註

民國時期，國民政府頒布《廢除卜筮、星相、巫覡、堪輿辦法》，以禁令取締術數產業。命理業者曾嘗試串聯、抗議，部分地區籌組命理工會或整頓業內行為，但未能有效阻止取締。相關研究指出，業者隨後採取轉往外國租界、地下執業，或以研究名義重新整理術數知識等策略。^註

這一時期的新式命理書籍，嘗試援引西方自然科學、心理學，重新解釋傳統術數。袁樹珊於一九二九年出版《述卜筮星相學》，彙集其個人研究及各地命理界的資訊；與他往來的潘子端另有《命學新義》，書名由袁樹珊命名。相關著作重視學理與徵驗，前者要求理論具有邏輯一致性並能與科學知識接合，後者則以方志、史傳及歷史案例支持命理論說。^註

有關民國術數科學化的研究指出，這批新式命理書籍主要集中於八字與相術，未將紫微斗數、卜卦、風水等一併納入。研究者認為，這既與作者的專長和執業背景有關，也與建立新式命理形象的策略有關：相術被比附於顱相學、生理學，八字中的節氣、物候則被解釋為自然現象，以回應術數禁令及迷信、詐騙的社會指控。^註

學界研究

近現代術數研究包括文獻整理、文化史及社會史等方向。宋會群一九九九年出版的《中國術數文化史》，按歷史脈絡討論術數的源起、分類與理論；謝路軍主編、二〇一〇年出版的《術藏》，則彙集卜筮、堪輿、六壬、命理、奇門、太乙、相術、選擇、雜術等門類的經典及相關著作，並依成書先後整理。這些成果分別提供歷史敘述與文獻彙集的基礎。^註

目錄分類本身也是研究對象。張永超指出，《四庫全書總目》將同屬易學的文獻分置經部與子部術數類，形成易學兩棲的現象。他認為，這種安排承接了由卜筮轉向德義的易學觀，也受到經史知識結構及教化立場影響；若只按目錄位置判斷知識性質，可能忽略易學與術數之間的交疊及分類邊界。^註

器物研究則顯示，式盤的歸類仍須比較操作規則。《式盤研究》對嚴敦傑一九六五年將六朝銅式盤判為六壬式的意見提出異議，認為盤背文字著重天一隨日干、旦暮移動位置，更接近太乙式的模式；傳世六壬式則依時刻排布局象，求四課三傳。這一研究保留了不同判定，並以操作方式而非單一書名作為辨別依據。^註

術數主張也有以統計資料檢驗的研究。陶宏麟《姓名筆劃數吉凶與運勢》以教育、快樂、所得、健康、離婚等項目檢視姓名筆劃分類；其表列的未算過與不知道合併組，以及另列的未算過組，姓名總格被判為吉與否，與上述五項指標均未顯示統計上的顯著關係。這些表列結果針對該研究的姓名總格分類及受訪群體。^註

出處

本條目引用 30 種資料，點開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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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逸之,2019年,〈宋儒的術數思想研究〉

• 桑娟喜,2010年,〈論術數與儒、釋、道思想的兼容性〉

• 楊子路,〈漢代道教術數側論〉,《宗教學研究》

• 張曉永,〈“數術”與“術數”釋疑〉

• 謝九生,2018年,〈中國古代“藝術列傳”研究〉,東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劉薇,2020年,〈《閩都別記》中的《易》學與術數〉

• 王洪弘,2017年,〈《黃帝內經》術數思想研究〉

• 劉曉寒,2019年,〈目錄學視野中的術數分類演變〉

• 邱博舜、李佳雲、周憶璇,〈傳統大木匠師風水知識體系之研究〉

• 許仲南,2016年,〈論術數學於九宮之發揮──以遁甲、相宅為例〉

• 林育辰,〈民國時期中國術數的科學化嘗試——「八字」與「相術」兩門術數知識的詮釋與轉化〉

• 沈相輝,2025年,〈《太玄解贊》成書與流傳諸問題考論〉,《國學學刊》第4期

• 鄧益明,2013年,〈式盤研究〉,上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趙坤,2023年,〈西夏易類知識的來源與官方易學流派探微〉

• 楊子路,2022年,〈論道教與中國傳統數學互動的原因與機制〉,《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第39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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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逸之、劉潔,2025年,〈以術援儒:陸游術數觀探析〉,《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7卷第1期,DOI:10.16229/j.cnki.issn1000-5102.20250421.002

• 王逸之、朱漢民,2019年,〈儒本術末:真德秀的術數觀〉,《原道》第40輯

• 王一童,2022年,〈《黃帝內經》“數術”探論〉,《中華中醫藥雜誌》第37卷第8期

• 王德辰、馬友誠、魯春花、高飛、翟甜,2022年,〈《黃帝內經》“法于陰陽,和于術數”新解〉,《中華中醫藥雜誌》第37卷第9期

• 劉立偉、柳長華、范逸品、黃宇軒,2026年,〈漢代“八風占”與《靈樞·九宮八風》中的“八風”思想〉,《成都中醫藥大學學報》第49卷第1期,頁109–113,DOI:10.13593/j.cnki.51-1501/r.2026.01.019

• 邢玉瑞,2018年,〈《傷寒論》組方與術數關系探討——兼與“《傷寒論》組方術數機制研究的意義”一文商榷〉,《中醫雜誌》第59卷第1期,DOI:10.13288/j.11-2166/r.2018.01.019

• 江啓煜、孫曉生,2023年,〈基于干支象思維的新型中醫時間醫學推理模型探微〉,《中華中醫藥雜誌》第38卷第2期

• 馬光亭,2022年,〈時間作術:當下蘇北鄉村日者的多種樣態〉

• 牛利利,2024年,〈元明清隴南地區道教研究〉,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毛忠賢,〈道教的術數、符咒及其在小說中的運用〉

• 李錚,2020年,〈唐代的術數與思想——呂才與《陰陽書》〉

• 張永超,〈“易學兩栖”何以可能?——以“易學類”文獻爲例再論四庫分類中的知識譜系問題〉,部分內容首刊於《周易研究》2019年第3期

• 陶宏麟,2019年,〈姓名筆劃數吉凶與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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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concept:術數 · 最後更新：2026/7/16· 版本：20260716 · 版本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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