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與當代藝術考——蔡國強、徐冰、林明弘等當代藝術家作品中的道教符號重寫
當代藝術與道教視覺傳統的交會,並非單純的「東方符號挪用」,而是一場涉及物質性、儀式性與認識論的深層重寫。本文以蔡國強、徐冰、林明弘三位在國際藝壇具有指標地位的華人藝術家為核心案例,輔以對道教符籙、五岳真形圖、太極八卦、風水堪輿等視覺—儀式系統的梳理,探討道教符號如何在當代藝術語境中被解構、轉化與再賦義。蔡國強以火藥為媒,將「炁化」「無常」「天人感應」等道教宇宙觀轉譯為爆破繪畫與大型裝置;徐冰藉由《天書》《英文方塊字》《地書》等偽文字系統,挑戰「倉頡式」造字權威與經典神聖性,其創作可視為對道教「雲篆」「天書」傳統的世俗化重寫;林明弘則以台灣民間花布圖案鋪陳空間,將原本屬於民俗審美的「紋樣」提升為
摘要
當代藝術與道教視覺傳統的交會,並非單純的「東方符號挪用」,而是一場涉及物質性、儀式性與認識論的深層重寫。本文以蔡國強、徐冰、林明弘三位在國際藝壇具有指標地位的華人藝術家為核心案例,輔以對道教符籙、五岳真形圖、太極八卦、風水堪輿等視覺—儀式系統的梳理,探討道教符號如何在當代藝術語境中被解構、轉化與再賦義。蔡國強以火藥為媒,將「炁化」「無常」「天人感應」等道教宇宙觀轉譯為爆破繪畫與大型裝置;徐冰藉由《天書》《英文方塊字》《地書》等偽文字系統,挑戰「倉頡式」造字權威與經典神聖性,其創作可視為對道教「雲篆」「天書」傳統的世俗化重寫;林明弘則以台灣民間花布圖案鋪陳空間,將原本屬於民俗審美的「紋樣」提升為關於身體、記憶與場所的哲學命題,隱然呼應道教「日用即道」與「物我兩忘」的身體實踐。本文主張,這些藝術家共同構成一套「道教符號的當代詮釋學」:他們既不複製廟堂儀式,也不消費異國情調,而是在全球當代藝術的展示機制中,重新激活道教思想關於變化、虛空、自然與身體的核心關懷。全文從史料文獻、物質文化、制度脈絡與當代策展論述四個層面展開,力求為「道教與當代藝術」這一跨領域議題建立可引用、可核驗的學術底本。
第一章 緒論:道教符號何以進入當代藝術?
1.1 問題意識與研究範圍
道教作為中國本土宗教,其視覺文化長期以符籙(fu-lu)、真形圖、鏡鑑、八卦、太極圖、山水圖式與科儀法器為核心載體。這些符號不僅是信仰標誌,更涉及一套關於宇宙生成、氣化流行、人神溝通與身體修煉的完整知識系統。進入二十世紀後半葉,隨著華人當代藝術家活躍於國際舞台,道教視覺傳統開始以新的方式被召喚、拆解與重組。蔡國強(1957年生)、徐冰(1955年生)、林明弘(1964年生)三位藝術家,雖然創作媒材與方法各異,卻都在不同程度上與道教符號發生對話:蔡國強的火藥繪畫與爆破事件、徐冰的偽漢字與文字裝置、林明弘的花布空間裝置,均可視為對道教視覺傳統的當代重寫。
本研究不以「影響研究」或「原型批評」為唯一方法,而是採取「視覺文化研究」與「宗教藝術史」交錯的視角,追問以下問題:這些藝術家如何選擇、轉化並呈現道教相關的視覺元素?他們的作品在何種意義上可被理解為對道教符號的「重寫」而非單純「借用」?當代美術館與全球藝術市場的展示機制,又如何改變了這些符號原有的儀式功能與信仰語境?最後,這種跨文化、跨媒介的實踐,對於我們理解道教在當代社會中的「活態傳承」有何啟發?
1.2 核心概念界定
本研究所稱「道教符號」,泛指道教傳統中具有象徵意義與儀式功能的視覺元素,包括但不限於:符籙(如太平符、五岳真形符)、真形圖(如五岳真形圖、人鳥山真形圖)、八卦與太極圖、鏡鑑(如八卦鏡、照妖鏡)、雲篆與天書、科儀法器(如劍、印、笏)、以及山水、雲氣、四靈等圖像母題。這些符號的共同特徵在於:它們不只是再現性的圖像,更是「有效的行動」(efficacious action)——符籙被相信能召神遣將、辟邪治病;真形圖被用於存思修煉與入山護身;八卦鏡被用於調整氣場、鎮宅化煞。
「重寫」(rewriting)一詞則借用自後結構主義與互文性理論,指藝術家並非直接複製傳統符號,而是在新的語境中對其進行選擇、變形、置換與再脈絡化,從而產生新的意義。在此意義上,蔡國強的火藥繪畫是對「炁化」與「無常」概念的重寫;徐冰的偽漢字是對「天書」「雲篆」書寫權威的重寫;林明弘的花布裝置則是對「紋樣—空間—身體」關係的重寫。
1.3 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關於道教視覺文化的研究,學界已有豐富成果。法國漢學家葛思康(Grégoire Espesset)在《Bulletin of SOAS》發表的研究,探討了中國宗教符號從護身符到道教儀式的演變,尤其關注「太平符」的形態學與功能轉變(Espesset 2015)。黃士珊(Shih-shan Susan Huang)則以《Picturing the True Form: Daoist Visual Culture in Traditional China》為代表,系統研究了真形圖的視覺語言與宗教功能。中國學者姜生關於東岳真形圖地圖學的研究,揭示了五岳真形圖與古代地理學、道教修煉傳統之間的複雜關係(姜生 2008,載《歷史研究》)。
在當代藝術領域,蔡國強的創作已受到廣泛討論。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 於2026年舉辦的講座「Cai Guo-Qiang: The Artist's Materials」指出,蔡國強的作品「整合中國傳統如道教與風水,同時與全球藝術史對話」(Courtauld 2026)。Thomas(2023)在《Daoist Reverberations in the Art of Cai Guo-Qiang》中進一步分析了蔡國強作品中的「道家式虛空」。徐冰的官方網站(xubing.com)提供了其作品《天書》《英文方塊字書法》《地書》《何處惹塵埃》等的詳細創作說明。林明弘的創作則可參考誠品畫廊、TKG+與伊通公園的文獻,這些機構記錄了他從1996年《室內》個展以來以花布為核心的創作歷程。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結合:一、視覺分析,針對具體作品的形式、媒材與空間關係進行描述;二、文獻考證,追溯道教符號的歷史源流與儀式功能;三、個案研究,深入分析三位藝術家的代表作品;四、比較研究,揭示三種重寫模式的異同。
第二章 道教視覺符號的歷史形構:從符籙到真形圖
2.1 符籙:天界的文書與人神的契約
符籙是道教最具代表性的視覺符號之一。道教相信,符(fu)是「仙真之文」,是溝通人神、召役鬼神、治病辟邪的媒介;籙(lu)則是記錄神職名號、授予道士法位的文書。二者合稱「符籙」,構成了道教法術與科儀的核心。據《抱樸子內篇·遐覽》記載:「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葛洪《抱樸子內篇》)可見符圖在道教經典體系中地位之高。
葛思康(Grégoire Espesset)的研究指出,「符」字的本義與古代中國的「契符」「兵符」有關,是一種具有憑信功能的「分裂式物件」(split object)。道教將此概念宗教化,認為符是「與天合符」的具體體現,道士透過書寫與焚燒符籙,可以向上天傳達祈請,或命令鬼神執行某種任務(Espesset 2015)。這種「書寫即行動」的特質,使得道教符籙不同於一般的裝飾圖案,而是一種「賦權的書寫」(empowered writing)。
從形態學來看,道教符籙通常由雲篆、星圖、神名、咒語與各種抽象線條組成。學者王育成曾將中國古代道符的發展分為若干階段:漢魏時期為逐漸形式化階段,隋唐時期達到頂峰並開始跨國傳播(參 Espesset 2015 引王育成 1996)。現存《正統道藏》中收錄了大量符圖,如《靈寶無量度人上經大法》《上清靈寶大法》《靈寶玉鑑》等,均包含複雜的符籙圖式。
2.2 真形圖:山嶽的「本質形式」與修道者的地圖
「真形圖」是道教視覺文化中另一重要類型,主要指描繪名山聖境「真實形狀」的圖像。其中「五岳真形圖」最為著名。五岳即東嶽泰山、西嶽華山、中嶽嵩山、北嶽恆山、南嶽衡山,分別對應五行中的木、金、土、水、火,以及五方、五色等宇宙分類系統。
據《漢武帝內傳》記載,西王母曾向漢武帝出示「五岳真形圖」,稱其為仙靈之方,「諸仙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群靈,尊奉親迎」(《太平廣記》卷三引《漢武帝內傳》)。葛洪《抱樸子內篇·遐覽》亦載:「凡修道之士棲隱山谷,須得五岳真形圖佩之。其山中鬼魅精靈、蟲虎妖怪,一切毒物,莫能近矣。」這些記載顯示五岳真形圖具有護身、指引、通神的多重功能。
中國學者姜生於《歷史研究》發表的《東岳真形圖的地理學研究》(2008),將東岳真形圖置於中國古代地圖學史中考察,認為其採用了類似現代等高線的繪圖思想,代表了兩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道教地圖學的重要技術流派(四川大學社會科學研究處 2025)。日本學者小川琢治亦曾將十七世紀版《東岳真形圖》與實地測量的泰山地形圖比較,發現二者極為相似(參百度百科「五岳真形圖」條目引小川琢治 1910)。
然而,五岳真形圖並非單純的山岳地圖。從宗教功能來看,它是「存思」修煉的工具,道士透過觀想五岳真形,可以與山嶽之神感通,達到「身即山河」的境界。黃士珊的研究指出,真形圖的基本構圖以方形或長方形塊狀為主,內填扭動曲折的不規則抽象圖案,「那些貌似流動的圖案象徵著仙山所凝聚的『妙氣』,即山嶽『真形』之所在」(參黃士珊 2014 相關論述)。在此意義上,真形圖同時是地理圖、護身符與修煉圖,體現了道教「圖—氣—神」三位一體的視覺宇宙觀。
2.3 八卦、太極與鏡鑑:宇宙模型的物質化
八卦與太極圖是道教(以及更廣泛的中國文化)中最廣為人知的符號。八卦源於《周易》,以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八組卦象,象徵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種自然現象,並進一步推演為方位、季節、家族關係、身體部位等分類系統。太極圖則以黑白兩魚相互環抱的形象,表達陰陽互根、動靜相生、有無相成的宇宙觀。
道教吸收並發展了八卦太極思想,將其用於風水堪輿、內丹修煉、科儀法器與護身辟邪。道教鏡鑑(如八卦鏡)即是一例。八卦鏡通常將八卦圖案鑄於銅鏡背面,配合太極、四靈、十二生肖等紋飾,懸掛於門窗之上,用以反射煞氣、調整氣場。這種「鏡—符」合一的物件,體現了道教將抽象宇宙模型物質化、功能化的傾向。
值得注意的是,八卦太極圖在當代社會中高度「去語境化」,經常以裝飾圖案、商標、紋身等形式出現。這種世俗化過程既是道教視覺文化生命力的表現,也帶來了「符號空心化」的問題——當八卦鏡成為紀念品,當太極圖成為健身標誌,其原有的宗教意涵是否仍然有效?這正是當代藝術家在「重寫」這些符號時必須面對的問題。
2.4 雲篆與天書:不可讀之書的神聖性
道教傳統中有一類特殊的文字形式,稱為「雲篆」或「天文」。據道經記載,雲篆乃上天降下的神聖文字,凡人無法識讀,只有受過法籙的道士才能辨認與書寫。這種「不可讀性」賦予了雲篆特殊的神聖權威——它越是不可理解,越是證明其來源超越日常語言。
《道藏》中收錄了大量以雲篆書寫的經文與符圖。這些文字往往筆畫繁複、結構怪異,介於漢字與抽象圖案之間。它們的功能不在於傳達日常信息,而在於作為「神聖臨在」的標誌與儀式行動的媒介。徐冰的《天書》以偽漢字挑戰知識分子的閱讀慣性,某種程度上正是對這種「天書傳統」的世俗化回應——當「天書」從道士的手中轉移到藝術家的工作室,不可讀性從神聖標誌變成了批判工具。
第三章 蔡國強:火藥、風水與「無常」的視覺化
3.1 從泉州到全球:蔡國強的創作背景
蔡國強1957年生於中國福建泉州,1985年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舞台美術系,1986年至1995年旅居日本,之後定居紐約。泉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擁有豐富的民間信仰與宗教文化,道教、佛教、民間信仰與祖先崇拜在此交織。蔡國強自幼接觸的傳統繪畫、風水觀念、民間儀式與中醫草藥知識,後來都成為其創作的重要資源。
蔡國強最為人熟知的創作媒材是火藥。據 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 的講座介紹,蔡國強對火藥的使用「源於傳統繪畫實踐」,經過四十餘年的探索,「這種爆炸性材料已成為蔡國強作品的標誌」,其部分不可預測的特性「決定了藝術過程與結果」(Courtauld 2026)。Fondation Cartier pour l'art contemporain 的收藏介紹亦指出,蔡國強的作品「無論是火藥紙本創作,還是中草藥的使用,或與四川道教薩滿的合作,以及對風水的援引,都反映中國思想的三個領域:天、地、人」(Fondation Cartier 2025)。
3.2 火藥繪畫:炁化、變化與不可控性
蔡國強的火藥繪畫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炁化」的視覺呈現。在道教宇宙觀中,「炁」是宇宙萬物的基本構成,是一切變化與生命的根源。火藥在點燃瞬間從固態轉化為氣態與光熱,留下燒灼的痕跡,這一過程本身就是「炁」的流動與轉化的隱喻。
有研究者指出:「在蔡國強的作品中,物質轉化成為核心藝術語言,固態火藥在瞬間爆發中轉化為熾烈的火焰與升騰的煙霧,剛性的物質結構在爆炸中轉化為流動的能量形態。這一轉化過程不僅是對物質屬性的超越,也是對道教『周行而不殆』永恆運動觀念的視覺詮釋。」(qjssh.com 相關論述,引 Rivenc 2025)這種將物質轉化與道家宇宙觀相連結的詮釋,雖然帶有後設闡釋的成分,卻準確把握了蔡國強作品中「變化」與「流動」的核心關懷。
蔡國強本人也曾談到其創作背後的哲學原則。一篇碩士論文引用他的話說:「道家哲學中有兩條我信奉的原則:『無法即法』,以及『借力打力』。在儒家中,寬容教會我不排斥他人,向不同文化學習並與之合作。」(Allirath 碩士論文引 Cai Guo-Qiang 訪談)這表明蔡國強對道教思想的理解並非停留在符號層面,而是將其轉化為創作方法論。
3.3 「為外星人作的計畫」:天、地、人的跨物種對話
蔡國強自1993年起持續創作「為外星人作的計畫」(Projects for Extraterrestrials)系列爆破事件。這些作品在世界各地實施,包括南非約翰內斯堡、荷蘭奧特洛、日本廣島、英國巴斯等地。作品以巨大的煙火與光軌構成圖案,理論上的觀眾是「外星人」,而非現場的人類。
Barry Schwabsky 在 Artforum 的評論中指出,這些爆破事件「讓我們認識到藝術的一個超越政治的維度,也許是宗教的維度,就像屋頂上的雕塑是向天國致意,或許多墓葬中的作品是向下界致意一樣」(Artforum 2023)。這種「向天致意」的結構,與道教儀式中通過焚香、符籙、咒語溝通天人的傳統形成有趣的對應。蔡國強以現代火藥與電子控制技術,重演了某種「通天」的儀式行動,只不過其訴求對象從傳統的神明轉向了想像中的外星生命。
「為外星人作的計畫」也體現了道教「天地人三才」的宇宙觀。爆破事件發生於特定的地理環境(地),以火光與煙霧指向天空(天),並由現場觀眾與全球媒體共同見證(人)。這種三層結構使得作品超越了單純的視覺奇觀,成為一種關於人類在宇宙中位置的哲學陳述。
3.4 風水、草藥與薩滿:道教的物質實踐
蔡國強的創作不僅限於火藥。他經常使用中草藥、風水原理,並與道教薩滿合作。Fondation Cartier 的介紹提到,蔡國強「與四川道教薩滿合作」,並「援引風水」(Fondation Cartier 2025)。這些實踐表明,蔡國強對道教的興趣不僅是美學的,也是身體性與儀式性的。
風水(堪輿)作為道教與民間信仰交織的實踐,強調地理環境中的「氣」流動與人居和諧。蔡國強在選擇爆破場地、安排裝置佈局時,經常考慮風水因素。例如,他的作品《不期而遇:撞牆》(Inopportune: Stage One, 2004)以九輛汽車懸掛於空中,模擬汽車爆炸的連續瞬間;而《撞牆》(Head On, 2006)則以九十九隻仿真狼衝向玻璃牆。這些作品雖然表面上是對暴力與災難的隱喻,但其空間佈局與能量流動仍可與風水學中的「氣」概念相關聯。
中草藥在蔡國強作品中的使用,則進一步強化了其身體性與治療性隱喻。中醫與道教醫學本有深厚淵源,許多道教經典都包含醫藥知識。蔡國強以中草藥製作裝置,既是對中國傳統物質文化的致敬,也暗示了藝術作為一種「治療」或「平衡」力量的可能。
3.5 「虛空」與「留白」:道家美學的當代轉化
Thomas(2023)在《Daoist Reverberations in the Art of Cai Guo-Qiang》中提出,蔡國強的作品體現了一種「道家式的虛空」(Daoist-inspired voidness)。這一觀點值得深入展開。在中國傳統美學中,「虛」與「實」、「有」與「無」的辯證關係至關重要。老子《道德經》第十一章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這種「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的思想,在蔡國強的火藥繪畫中得到了當代詮釋:火藥燒灼留下的黑色痕跡是「有」,而紙張上未被燒灼的空白部分則是「無」;正是這種「無」使得痕跡得以顯現,也使得畫面具有呼吸感與空間感。
此外,蔡國強的爆破事件本身也具有「虛空」的特質:爆炸發生於瞬間,留下的是煙霧、氣味與記憶,而非永恆的物質形態。這種對「瞬間性」與「消逝性」的強調,與道教對「無常」的理解相通。《道德經》第十六章云:「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蔡國強的火藥藝術正是在「作」與「復」之間捕捉那一閃而過的「復」之痕跡。
第四章 徐冰:偽文字、天書與書寫權威的解構
4.1 徐冰的創作軌跡與文字問題
徐冰1955年生於重慶,成長於北京,1981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1990年移居美國紐約,現居北京與紐約。徐冰是當代藝術中最具國際影響力的華人藝術家之一,其作品被收入《加德納藝術史》等權威教材(香港都會大學 2025)。他的創作始終圍繞「文字」問題展開:從早期的《天書》(1987-1991),到《英文方塊字書法》(1993年起)、《地書》(2003年起)、《鳥飛了》(2001)、《何處惹塵埃》(2004)、《引力劇場》(2021-2022)等,文字、語言與溝通始終是其核心關懷。
徐冰曾在訪談中表示:「人們說我是當代藝術家,但老實說我參與的大多數事情並不新。但在『舊』事物中隱藏的,可能是最根本、最原初的東西。」(Carl F. Bucherer Heritage Issue 2017)這種「返本開新」的態度,與道教「反者道之動」的思想有某種精神上的親和性。
4.2 《天書》:偽漢字與知識權威的質疑
《天書》(1987-1991)是徐冰的成名作。他歷時四年,手工刻製四千多個「偽漢字」,以明代宋體字活字版印刷,製成數百冊大書、古代經卷式卷軸與放大的書頁,鋪滿展場。這些文字看起來「酷似真的漢字」,卻「實為藝術家製造的偽漢字」,無法被任何人讀懂(xubing.com 作品說明)。
《天書》的多重意涵值得細究。首先,它質疑了漢字作為文化權威載體的神聖性。在中國傳統中,文字被視為倉頡所創、聖人所造的文明根基;經書則是知識與道德的權威來源。徐冰以「偽經書」的形式,製作出看似莊嚴卻毫無意義的「典籍」,迫使觀眾反思:我們對文字的信仰、對經典的崇拜,是否建立在某種盲目的權威認同之上?
其次,《天書》與道教的「雲篆」「天書」傳統形成有趣的互文。道教經典中經常出現「天書下降」「雲篆顯現」的敘事,這些神聖文字同樣具有「不可讀性」——只有特定的宗教精英(道士)才能解讀。徐冰的《天書》將這種不可讀性從宗教領域轉移到藝術領域:他既是「造字者」(倉頡),又是「解密權威的瓦解者」。觀眾在展場中試圖辨認這些文字,卻發現它們永遠無法被閱讀,這種挫敗感恰恰揭示了知識權威的建構性。
第三,《天書》的製作過程本身具有儀式性。徐冰以傳統雕版印刷技術,手工刻製數千個字模,這種勞動強度堪比古代經書的編纂與刻印。然而,與古代經書承載神聖意義不同,《天書》的內容是空的。這種「形式的莊嚴」與「內容的空無」之間的張力,構成了作品的批判力量。
4.3 《英文方塊字書法》:跨文化書寫的雙重解碼
1993年,徐冰在紐約開始創作《英文方塊字書法》系列。這種書寫形式「形似中文,實為英文」,將英文單詞的字母按照漢字的偏旁部首結構重新排列,形成一種既可閱讀又具有東方書法視覺特徵的「新文字」(xubing.com;香港都會大學 2025)。
《英文方塊字書法》的意義在於它創造了一種「雙重編碼」的視覺經驗:對於習慣漢字的觀眾,它看起來像漢字但無法識讀;對於習慣英文的觀眾,它看起來像抽象圖案,但經過學習後可以解碼為英文。這種「既熟悉又陌生」的狀態,正是徐冰一貫追求的藝術效果。
從道教符號重寫的角度來看,《英文方塊字書法》可以被理解為對「雲篆」與「文字神聖性」的進一步世俗化。道教雲篆的特徵在於:它是漢字的變形與誇張,介於可讀與不可讀之間,只有特定群體(道士)掌握其解碼規則。徐冰的英文方塊字則創造了一種新的「雲篆」——它不是由神明降授,而是由藝術家發明;它的解碼規則不是秘傳的,而是公開的(徐冰甚至出版了《英文方塊字書法入門》教科書與描紅本)。這種轉化使得「神聖書寫」變成了「學習遊戲」,從而消解了書寫權威的神秘性。
此外,徐冰經常以「教室」形式展示《英文方塊字書法》,將展場變成學習場所,邀請觀眾臨帖、描紅。這種設置既是對中國傳統書法教育的戲仿,也是對文化認同建構過程的反思。觀眾在學習這種「新文字」的過程中,體驗到文化符號如何被內化為身體習慣與認知框架。
4.4 《地書》:全球讀圖時代的「普天同文」
2003年起,徐冰開始創作《地書》計畫。他收集全球公共場所的交通標誌、安全說明圖示、商品包裝符號等,編纂成一本「不使用任何傳統文字」的書,試圖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理解(xubing.com)。徐冰稱,《地書》的靈感來自機場指示系統與飛機安全說明書。
《地書》與《天書》形成鮮明對照:如果說《天書》是「誰都讀不懂」,那麼《地書》則是「誰都可以讀懂」。這種對照揭示了徐冰對語言與溝通問題的持續思考:在人類因語言差異而分裂的世界中,是否可能存在一種超越文字的通用溝通方式?
從道教角度看,《地書》可視為對「普天同文」理想的當代實驗。道教經典中經常出現「天下一道」「萬法歸宗」的觀念,認為最終真理超越語言與文字的差別。《道德經》開篇即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徐冰以圖示取代文字,某種程度上是在實踐一種「無名」的溝通——不以特定語言為媒介,而訴諸人類共通的視覺經驗。
4.5 《何處惹塵埃》:禪道交織的物質冥想
2004年,徐冰創作了《何處惹塵埃》。他在「9·11」事件後於曼哈頓下城收集了一包灰塵,兩年後讀到六祖惠能的名偈「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遂以這包灰塵創作裝置。作品將灰塵輕輕鋪灑於地面,形成一層幾乎不可見的薄灰,觀眾必須極其小心地觀看,因為一陣微風就可能改變它(xubing.com)。
雖然《何處惹塵埃》直接引用的是禪宗偈語,但其思想背景與道教亦有相通之處。道教與禪宗都強調「空」「無」「自然」等觀念,都關注物質與精神、有形與無形之間的關係。徐冰以灰塵這種最卑微的物質,探討「精神空間與物質的關係」,追問「到底什麼是更永恆、更強大的?什麼是真正的力量?宗教在哪?」(xubing.com)。這些問題同樣是道教思想關注的核心議題。
灰塵作為物質,具有極強的時間性與不穩定性。它見證了災難、死亡與歷史,卻又以最輕微的形式存在。徐冰將灰塵從「廢棄物」轉化為「藝術品」,這一轉化過程本身即是對「有無相生」命題的視覺化——灰塵既是「有」(物質存在),又是「無」(幾乎不可見、易於消散)。
4.6 《鳥飛了》:文字的象形基因與「道」的自然性
2001年,徐冰在華盛頓史密森學會賽克勒畫廊展出了《鳥飛了》。作品由四百多隻不同書體寫成的「鳥」字組成,從地面字典釋義中的印刷體「鳥」字開始,逐漸演變為繁體、楷書、隸書、小篆,最後追溯到遠古象形文字的「鳥」,並成群飛向窗外(xubing.com)。
《鳥飛了》探討了漢字的象形基因與符號—自然物之間的關係。徐冰通過追溯「鳥」字的演變,展示了漢字如何從對自然物的描摹,逐漸抽象為純粹的符號;同時又通過將這些文字「放飛」,讓符號回歸自然。這種「符號—自然」的循環運動,與道教「道法自然」的思想形成呼應。
道教認為,真正的文字應當反映自然之道,而非人為的造作。雲篆、天文之所以神聖,正因為它們被認為是「自然之文」,非人力所能創造。徐冰的《鳥飛了》以人為的藝術行動,模擬了文字回歸自然的過程,從而質疑並重建了人與自然、符號與實在之間的關係。
第五章 林明弘:花布、身體與日常空間的道教性
5.1 林明弘的創作背景與花布美學
林明弘1964年生於日本東京,成長於美國,畢業於加州洛杉磯歐帝斯藝術中心帕森設計學院(學士,1990)與加州巴沙狄那藝術中心設計學院(碩士,1993),現居比利時布魯塞爾、中國上海與台灣台北(TKG+ 2018;誠品畫廊)。他是台灣霧峰林家後人,這一顯赫家世使他自幼接觸豐富的傳統文化資源,同時也使他對「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全球」「個人與家族」等議題格外敏感。
林明弘最為人熟知的創作元素是台灣傳統花布。自1996年在台北伊通公園舉辦《室內》個展開始,他便持續以放大、重複、錯位的花布圖案創作大型裝置與空間繪畫。這些花布圖案——尤其是大紅牡丹、茶花、車輪菊等——原本常見於台灣民間的床單、枕頭、窗簾、桌布等日用品,具有濃厚的民俗氣息與懷舊情感(伊通公園 2010;誠品畫廊)。
林明弘曾說:「我希望能打破看畫的藝術概念,藝術作品是可以踩、躺、坐、臥的。」(TKG+ 2018)這種強調身體參與與日常經驗的創作態度,使得他的作品與傳統美術館中「只可觀看、不可觸摸」的藝術品形成鮮明對照。觀眾可以坐在花布上、躺在花布上、在花布上行走,身體成為作品意義生成的一部分。
5.2 從《室內》到《庭園》:花布作為創作主體的確立
1996年,林明弘在伊通公園的個展《室內》中首次展出以台灣傳統花布製作的《枕頭》油畫。據伊通公園的報導,展覽中兩個花布枕頭引起觀眾強烈反響,許多人表示「這花布我以前在我阿嬤家裡有看過耶!」(伊通公園 2010)。這種集體記憶的喚醒,成為林明弘後續花布創作的重要起點。
評論家陳泰松在分析林明弘的《我是太陽》(2009)時指出,花布紋路在林明弘的創作世界中是用來展開關於「政治、自然、文化環境及時空」思索的媒介,更是一種「事關主體化的拓樸學」(誠品畫廊 2009)。陳泰松進一步論述,林明弘的創作核心在於「包覆的辯證」:花布既是「物」(可觸摸的布料),又是「背景」(覆蓋空間的表面);既是視覺圖案,又是身體經驗的場所。
1998年的《庭園》個展是林明弘創作的重要轉折。在這次展覽中,花布從畫布上的模擬物(《枕頭》油畫)轉變為實體的裝置元素,並開始大規模鋪陳展場空間。這一轉變標誌著林明弘從「繪畫」走向「空間」、從「再現」走向「在場」的創作邁進。
5.3 花布的道教性:日用即道與身體的沈浸
從道教視角審視林明弘的花布創作,可以發現幾個值得注意的面向。首先是「日用即道」的思想。道教(尤其全真道與民間道教)強調修道不必遠離日常生活,平凡的茶米油鹽、穿衣坐卧皆可成為修道的途徑。林明弘選擇最日常、最通俗的花布作為創作材料,將「藝術」從神殿拉回生活現場,這與道教「即俗成真」的傾向有精神相通之處。
其次是身體的沈浸與「忘我」。道教修煉(無論是內丹、存思還是齋醮)都強調身體的參與與轉化。林明弘的作品邀請觀眾以整個身體進入花布圖案之中,被色彩與紋樣包圍,從而產生一種「沈浸式」的體驗。這種體驗類似於道教儀式中通過視覺、嗅覺、觸覺、聽覺營造的神聖氛圍,使參與者暫時脫離日常身份,進入一種「儀式狀態」。
第三是「紋樣」作為宇宙秩序的象徵。道教符籙、真形圖、八卦等視覺符號,本質上都是某種「紋樣」(pattern),它們被相信能夠對應、調整或召喚宇宙中的氣與神。林明弘將花布圖案放大並覆蓋空間,使得原本微小的裝飾性紋樣變成了具有壓倒性力量的視覺場域。觀眾置身其中,感受到的不僅是審美愉悅,更是一種被圖案「包圍」甚至「吞噬」的敬畏感。這種敬畏感與道教符圖所營造的神聖氛圍有結構上的相似性。
5.4 錯位、重複與極簡:道教「無為」與「反智」的視覺化
林明弘在處理花布圖案時,經常採用錯位、重複、去除部分元素等手法,破壞圖案的完整性與敘事性。誠品畫廊的介紹指出,他「延續極簡主義精神,雖然使用既有的圖案,又以一些手法消除圖案彼此之間的關連,例如製造圖案之間的錯位或去除一些元素,藉此宣告他要表現的不是那些美麗盎然的圖案,而是以這些圖案吸引觀眾走進他所創造的世界」(誠品畫廊)。
這種創作方法可以與道教的「無為」「反智」思想相聯繫。老子主張「為無為,則無不治」,反對人為的過度造作與智巧。林明弘不創造新的圖案,而是挪用現成的、大眾化的花布圖案;他不追求精緻的繪畫技巧,而是以幾乎工業化的方式重複塗繪。這種「不創作的創作」、「不畫畫的畫畫」,消解了傳統藝術中對「原創性」與「天才」的崇拜,體現了一種「無為而無不為」的創作倫理。
5.5 國際展覽與文化認同:花布作為「台灣性」的協商
林明弘的花布作品在國際上廣泛展出,包括威尼斯雙年展(2001,台灣館)、里昂雙年展(2005、2009)、上海雙年展(2014)、大都會美術館(2022,「五色」)等(TKG+ 2018)。在這些國際場合中,花布成為一種關於「台灣性」「亞洲性」或「中國性」的文化符號,被不斷協商與重構。
然而,林明弘本人對這種文化標籤保持警惕。他曾說:「我不是在賣台灣的文化,我是代表台灣的當代藝術。」(伊通公園 2010)這表明他並不將花布視為單純的「民族符號」,而是將其作為進入當代藝術語言的媒介。評論家林宏璋將其解釋為一種「解構化的認同政治觀」,而王嘉驥則指出林明弘的裝飾圖案「很難全然意指台灣性,其中夾雜日本與中國的文化符碼」(參陳泰松 2009 引述)。
從道教符號重寫的角度看,林明弘的花布創作提供了一種「去中心化」的實踐:他不強調某個固定不變的「傳統」,而是讓傳統在當代空間、國際觀眾與身體經驗中不斷變化。這種「變化中的傳統」,與道教「變化即常道」的世界觀頗為契合。
第六章 比較分析:三種道教符號重寫模式
6.1 物質轉化:蔡國強的「炁化」書寫
蔡國強、徐冰、林明弘三人的創作,雖然都涉及道教符號,但其重寫方式各有不同。蔡國強的核心模式可以稱為「物質轉化」:他選擇火藥、草藥、灰塵等物質性材料,通過燃燒、爆炸、陳化等過程,使其從一種狀態轉化為另一種狀態。這種轉化既是物理化學過程,也是符號意義的生成過程。
在道教術語中,「煉」是一個關鍵概念:煉丹、煉氣、煉形、煉神,都是通過特定的技術使物質或身體發生轉化。蔡國強的火藥繪畫可以視為一種「煉」的當代形式——只不過他煉的不是長生不老的丹藥,而是視覺圖像;他追求的不是肉體不朽,而是瞬間永恆。
6.2 語言解構:徐冰的「偽文字」策略
徐冰的核心模式是「語言解構」。他通過製造偽漢字、英文方塊字、地書圖示等,持續挑戰文字的透明性與權威性。這種解構並非簡單的否定,而是揭示語言作為文化建構的本質,並探索超越語言的溝通可能。
道教傳統中有「不可道之道」「不可名之名」的觀念,認為終極真理超越語言文字。徐冰的《天書》以「不可讀的文字」製造了一種「語言的崇高」——它不是通向意義的工具,而是意義本身的缺席。這種「以文字反文字」的策略,與道教「以有無相生」的辯證法有深刻的結構相似性。
6.3 空間沈浸:林明弘的「紋樣場域」
林明弘的核心模式是「空間沈浸」。他將二維的花布圖案擴展為三維的環境裝置,使觀眾的身體成為作品的一部分。這種模式強調的不是單一作品的形象,而是整個空間的氛圍與體驗。
道教儀式空間(壇場、靖室、廟宇)同樣強調環境的營造:通過懸掛符籙、擺設法器、點燃香火、誦唱經咒,創造一個與日常空間分隔的神聖領域。林明弘的花布裝置雖然不是宗教儀式,卻在結構上類似於這種「空間轉化」:他以花布覆蓋牆壁、地面、天花板,將展場轉化為一個充滿色彩、圖案與身體感的異質空間。
6.4 從「借用」到「重寫」:當代藝術的道教詮釋學
綜合以上分析,本文認為蔡國強、徐冰、林明弘的創作共同構成一套「道教符號的當代詮釋學」。他們不是簡單地從道教圖像庫中「借用」符號,而是在新的語境中對其進行「重寫」:
- 蔡國強重寫了「炁」「無常」「天人感應」等宇宙論概念,將其轉化為火藥繪畫與爆破事件的視覺語言;
- 徐冰重寫了「天書」「雲篆」「文字神聖性」等書寫傳統,將其轉化為批判知識權威與跨文化溝通的藝術策略;
- 林明弘重寫了「紋樣」「空間」「身體」之間的關係,將民俗花布提升為關於日常性、記憶與認同的哲學命題。
這種重寫具有雙重效應:一方面,它使道教符號脫離原有的宗教語境,進入全球當代藝術的論述與市場體系;另一方面,它也為道教思想在當代社會中的活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通過藝術家的創造性轉化,道教關於變化、虛空、自然與身體的智慧得以以新的形式被感知與討論。
第七章 制度、市場與儀式真實性:道教符號的當代處境
7.1 美術館作為新的「壇場」
當道教符號進入當代美術館,其展示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傳統的道教符籙、真形圖、法器等,主要在廟宇、道壇、家庭神龕或修煉場所中使用,其有效性依賴於特定的儀式程序、信仰社群與傳承譜系。然而,在當代美術館中,這些符號被去功能化、去語境化,成為純粹的觀看對象。
但是,美術館本身也發展出了一種類似「壇場」的功能。展場經過精心設計的燈光、空間佈局、動線安排與作品說明,創造出一種「儀式性」的觀看經驗。觀眾進入展場,如同進入一個與日常世界分隔的神聖空間,被要求安靜、專注、以特定方式移動與觀看。在這個意義上,蔡國強的火藥屏風、徐冰的《天書》典籍、林明弘的花布地面,都在美術館這一「新壇場」中獲得了新的儀式性。
7.2 藝術市場與道教符號的商品化
當代藝術市場對道教符號的興趣,既是文化現象,也是經濟現象。蔡國強的火藥繪畫在國際拍賣市場上屢創高價;徐冰的作品被全球重要美術館與收藏家追捧;林明弘的花布裝置也受到品牌合作(如 Louis Vuitton)與公共藝術委託的青睞。
這種商品化過程引發了關於「本真性」的問題。當道教符號從儀式物件變成藝術商品,其原有的宗教功能是否被掏空?藝術家的「重寫」是否構成對宗教傳統的褻瀆或挪用?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答案。一方面,市場機制確實可能將複雜的宗教符號簡化為可消費的異國情調;另一方面,藝術市場也為道教視覺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曝光與學術討論平台。
7.3 儀式真實性的協商
道教符號在當代藝術中的使用,不可避免地涉及「儀式真實性」的協商。蔡國強與四川道教薩滿的合作,徐冰對傳統雕版印刷與書法程序的嚴格遵循,林明弘對台灣傳統花布產業與市場的深入調查,都顯示他們對傳統實踐的某種尊重。然而,這種尊重並不等同於宗教皈依或儀式正統性。
本文認為,當代藝術家對道教符號的使用,應當被理解為一種「詮釋性實踐」而非「儀式性實踐」。他們的目標不是完成宗教功效,而是通過視覺與空間手段,引發觀眾對道教思想、中國文化與當代生活的反思。因此,評價這些作品的標準不應是「是否符合道教儀式規範」,而應是「是否提出了有價值的文化與哲學問題」。
7.4 道教在當代社會的「活態傳承」
儘管當代藝術對道教符號的重寫具有去語境化的風險,但它也可能構成道教文化「活態傳承」的一部分。傳統宗教的延續不僅依賴於廟宇儀式與經典傳承,也依賴於其在當代文化形式中的不斷變形與再生。蔡國強、徐冰、林明弘的作品,使得道教關於變化、虛空、自然、身體等核心觀念,以視覺藝術的形式進入全球公共領域,從而參與了道教文化的當代建構。
當然,這種「活態傳承」並非沒有問題。藝術家對道教符號的選擇往往是高度主觀與審美化的,可能忽略道教作為宗教信仰的複雜性與多樣性。因此,學術研究與批評的任務,在於揭示這些重寫過程中的創造性與侷限性,避免將道教簡化為一種視覺風格或哲學標籤。
第八章 結論:道教符號重寫的當代意義
8.1 主要發現
本文通過對蔡國強、徐冰、林明弘三位當代藝術家創作的系統分析,揭示了道教符號在當代藝術中被重寫的多種路徑。主要發現包括:
第一,道教符號的當代重寫並非簡單的異國情調消費,而是涉及深層的物質性、語言性與空間性轉化。蔡國強的火藥、徐冰的文字、林明弘的花布,分別對應了道教宇宙觀、書寫傳統與身體實踐的不同維度。
第二,這些重寫實踐具有「雙向激活」的特徵:它們既使道教符號進入當代藝術與全球文化論述,也使當代藝術獲得了不同於西方現代主義的哲學資源與視覺語言。
第三,美術館與藝術市場作為新的制度框架,改變了道教符號的儀式功能與意義生產方式。這種改變既帶來了去語境化的風險,也創造了新的公共文化參與形式。
8.2 理論貢獻
本文的理論貢獻在於提出「道教符號的當代詮釋學」這一分析框架。這一框架強調:當代藝術家對道教符號的使用,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積極的意義生產活動,而非被動的傳統繼承。藝術家通過選擇、變形、置換與再脈絡化,使道教符號在新的語境中獲得新的生命。
這一框架有助於超越兩種常見的詮釋偏見:一是將當代藝術中的道教元素視為膚淺的東方主義裝飾;二是以宗教正統性為標準,批判藝術家對道教符號的「誤用」。本文認為,這兩種立場都忽略了當代藝術作為一種文化實踐的自主性與創造性。
8.3 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主要聚焦於蔡國強、徐冰、林明弘三位藝術家,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擴展案例範圍,納入更多與道教符號相關的當代藝術家,如黃永砯(佛教與道教儀式物件的挪用)、谷文達(偽文字與頭髮裝置)、張培力(身體與儀式錄像)等。此外,跨媒介研究(如道教符號在當代舞蹈、電影、電子遊戲中的呈現)、地方道教傳統與當代藝術的互動、以及道教視覺文化在數位時代的變遷等議題,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8.4 結語
道教與當代藝術的相遇,是一場持續進行中的文化對話。蔡國強、徐冰、林明弘的創作表明,道教符號並未隨著現代化進程而消逝,而是以新的形式在全球當代藝術中持續發揮作用。這種作用不是簡單的「傳統復興」,而是傳統在當代語境中的創造性轉化。正如道教經典所揭示的,「道」本身是變化不息、無形無名的;當代藝術家對道教符號的重寫,或許正是這一「變化之道」在視覺文化領域的最新展開。
第九章 延伸視野:其他當代藝術家與道教符號的對話
9.1 黃永砯與儀式物件的解域化
雖然本研究以蔡國強、徐冰、林明弘為主要案例,但當代藝術中與道教符號發生對話的藝術家並不止於此。黃永砯(1954-2019)是另一位值得關注的藝術家。他早年參與廈門達達,以解構傳統文化與藝術體制著稱。黃永砯經常使用動物、昆蟲、沙盤、輪盤等元素創作裝置,其方法與道教占卜、風水、民間儀式有隱約的聯繫。
黃永砯的代表作《爬行物》(Theater of the World, 1993)以一個木製塔形結構為中心,內置燈泡與各種昆蟲、爬蟲,讓它們在封閉空間中互相吞噬。這件作品雖然直接回應的是西方啟蒙時代的「世界劇場」模型,但其對「自然秩序」與「人為控制」的質疑,與道教「順其自然」「無為而治」的思想形成張力。此外,黃永砯經常使用《易經》進行創作決策,將占卜結果轉化為作品結構,這種方法本身就是對道教/中國術數傳統的當代轉化。
9.2 谷文達:頭髮、偽文字與身體符碼
谷文達(1955年生)是另一位長期探索文字、身體與文化認同的藝術家。他早年的《偽漢字系列》與徐冰的《天書》幾乎同時出現,共同構成了1980年代中國前衛藝術對漢字權威的批判。谷文達將偽漢字書寫於宣紙、布幔、人體之上,創造出一種介於書法、繪畫與行為藝術之間的視覺語言。
谷文達後期的《聯合國》系列收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頭髮,製作成巨大的文字裝置。頭髮在道教與民間信仰中具有特殊的身體象徵意義:它既是身體的一部分,又可以在法術中被用來代表個人。道教符咒中常有「束髮」「斷髮」等儀式行為,用以溝通鬼神或標誌身份轉換。谷文達以頭髮為材料,將這種身體符碼放大為全球性的文化隱喻,探討種族、身份與集體記憶的問題。
9.3 張培力與錄像儀式
張培力(1957年生)被譽為「中國錄像藝術之父」,其作品經常以身體、重複動作與儀式化行為為主題。雖然張培力的創作並不直接引用道教符號,但其對「重複」「時間」「身體極限」的關注,與道教修煉中的「導引」「氣功」「存思」等實踐有結構上的相似性。
例如,張培力的《水——辭海標準版》(1991)以標準普通話朗讀辭典中「水」字的釋義,將語言本身儀式化;而《30×30》(1988)則以錄像記錄打破鏡子再粘合的無聊重複過程。這些作品中的「重複性」與「無意義性」,可以與道教內丹修煉中「煉」的持久性、枯燥性與轉化性相對照。當然,這種對照是詮釋性的,而非影響研究的結論。
9.4 女性藝術家與道教身體觀
道教傳統中有豐富的女性修煉文獻,如《女功正法》《女金丹》等,強調女性身體作為修煉場域的特殊性。當代女性藝術家如林天苗(1961年生)、尹秀珍(1963年生)等,經常使用棉線、布料、舊衣物等與女性勞動和身體記憶相關的材料,創作大型裝置。她們的作品雖然不直接引用道教文本,但對身體、氣息、纏繞、編織等主題的關注,與道教身體觀與氣論有潛在的對話空間。
這一領域的研究尚待深入。本文在此僅作提示,未來可以進一步探討當代女性藝術如何通過身體與物質實踐,重寫道教傳統中關於陰陽、生育、修煉與超越的觀念。
第十章 道教視覺文化在當代的轉型:機遇與挑戰
10.1 從「宗教藝術」到「當代藝術」的範式轉移
道教視覺文化在歷史上主要服務於宗教儀式與信仰實踐,其評價標準與功能定位都與宗教需求緊密相連。然而,當道教符號進入當代藝術領域,它們經歷了根本性的範式轉移:從「有效的儀式物件」轉變為「有意義的藝術符號」,從「信仰社群的共享物」轉變為「全球觀眾的觀看對象」,從「宗教權威的載體」轉變為「藝術家個人表達的媒介」。
這種範式轉移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挑戰在於,道教符號原有的儀式功能與信仰內涵可能被削弱或誤解;機遇在於,當代藝術為道教視覺文化提供了新的傳播平台與詮釋空間,使其能夠與全球當代問題(如生態危機、文化認同、技術變革等)發生對話。
10.2 數位時代的道教視覺文化
隨著數位技術的發展,道教符號的呈現方式也在發生變化。徐冰的《徐冰天書號》藝術火箭(2021)即是一例:他將《天書》中的偽文字繪製於火箭箭體,發射進入太空(xubing.com)。這件作品將傳統的「天書」概念與太空科技結合,創造了一種關於人類文明、語言與宇宙的新隱喻。
此外,道教符號在電子遊戲、虛擬實境、社交媒體等新媒體中也廣泛出現。這些新形式的「道教視覺文化」雖然與傳統廟宇儀式相去甚遠,卻構成了道教文化在數位時代延續與變遷的重要面向。未來研究可以關注:數位媒介如何改變道教符號的感知方式?虛擬空間中的道教元素是否仍具有某種「儀式性」?
10.3 生態危機與道教自然觀的當代 relevance
當代全球面臨嚴重的生態危機,道教「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因此被重新重視。蔡國強以火藥與自然力量合作的創作方法,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對自然的尊重與順應;林明弘以日常生活材料創作,強調藝術與環境、身體的親密關係。這些實踐雖然不是直接的生態宣傳,卻以藝術方式呈現了人與自然、人與物質之間的複雜關係。
當然,將道教自然觀簡單化為生態倫理也存在風險。道教思想中既有「順應自然」的一面,也有「役使鬼神」「改造自然」的法術傳統。當代藝術家對道教自然觀的重寫,應當被理解為一種選擇性的詮釋,而非對道教傳統的全面再現。
10.4 文化認同與全球對話
蔡國強、徐冰、林明弘都是在全球語境中工作的華人藝術家,他們的創作不可避免地涉及文化認同問題。對西方觀眾而言,他們作品中的道教元素可能被視為「東方智慧」或「中國傳統」的標誌;對中國觀眾而言,這些作品則可能引發關於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全球關係的思考。
本文認為,這些藝術家的價值不在於他們是否「忠實」再現了道教傳統,而在於他們如何通過創造性轉化,使道教符號成為全球當代文化對話的資源。他們的作品既不是民族主義的文化宣言,也不是迎合東方主義的商品,而是在複雜的權力關係中尋找表達可能性的藝術實踐。
參考文獻
古典文獻與道教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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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統道藏》(明代編印)。
- 《道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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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專著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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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資料與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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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可核驗來源清單
主題史料(當代藝術家相關)
- 徐冰官方網站作品頁面(xubing.com),提供《天書》《英文方塊字書法》《地書》《何處惹塵埃》《鳥飛了》《徐冰天書號》等作品的創作說明、材料、尺寸與展覽資訊。
- 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 講座頁面「Cai Guo-Qiang: The Artist's Materials」(2026),介紹蔡國強創作中的道教、風水與全球藝術史對話。
- Fondation Cartier 收藏頁面,介紹蔡國強與四川道教薩滿合作、風水援引及天地人三才思想。
- TKG+ 與誠品畫廊的林明弘傳記頁面,記錄其生平、創作理念、重要展覽與公共收藏。
- 伊通公園文章〈藝術家林明弘—伊通公園裡的阿嬤花布傳奇〉(2010),記錄林明弘花布創作的起點與社會反響。
制度/器物材料(道教符號相關)
- Grégoire Espesset, “A case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religious symbols from talismanic paraphernalia to Taoist liturgy,” Bulletin of SOAS 78.3 (2015),探討太平符的形態演變與道教儀式功能。
- 姜生,〈東岳真形圖的地理學研究〉,《歷史研究》2008年;四川大學社會科學研究處網頁介紹(2025)。
- 張藝懷,《明代中晚期道教五嶽真形圖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23。
- 黃士珊(Shih-shan Susan Huang)關於真形圖的論文與專著(因 PDF 下載受限,部分內容引自公開摘要與相關介紹)。
- 《抱樸子內篇》《太平廣記》《正統道藏》等古典文獻中的符圖記載。
現代延伸材料(當代藝術論述與展覽)
- T. Thomas, “Daoist Reverberations in the Art of Cai Guo-Qiang,” 2023。
- K. Wockenfuss, “Daoist Elements in Cai Guo-Qiang's Inopportune and Head On,” UAB 碩士論文,2011。
- LACMA The Allure of Matter: Material Art from China 展覽說明,2019。
- 香港都會大學徐冰榮譽博士介紹,2025。
- Taiwan.md 與其他媒體對台灣花布與林明弘創作的報導。
附錄二:主要道教視覺符號一覽
符籙(Fulu)
符籙是道教法術的核心視覺元素,由雲篆、星圖、神名、咒語與抽象線條組成。主要類型包括:
- 太平符:與早期道教太平道相關,用於祈福禳災。
- 五岳真形符:以五岳真形圖為基礎的護身符。
- 北斗符、南斗符:與星斗信仰相關,用於延壽消災。
- 天師道符:與正一道傳統相關,種類繁多。
真形圖(Zhenxingtu)
真形圖是描繪名山聖境「真實形狀」的圖像,主要類型包括:
- 五岳真形圖:東嶽泰山、西嶽華山、中嶽嵩山、北嶽恆山、南嶽衡山。
- 人鳥山真形圖:與上清派修煉相關。
- 酆都真形圖:與冥界信仰相關。
八卦與太極
- 八卦:乾、坤、震、巽、坎、離、艮、兌,象徵八種自然現象與宇宙分類。
- 太極圖:黑白兩魚環抱,象徵陰陽互根、動靜相生。
- 八卦鏡:結合鏡鑑與八卦圖案的道教法器,用於風水調整。
雲篆與天書
- 雲篆:道教神聖文字,被認為是天界降授,介於漢字與抽象圖案之間。
- 天書:廣義指道教經典中的神聖文書,狹義指特定的雲篆經文。
附錄三:三位藝術家重要作品年表
蔡國強
- 1984-1985:開始火藥繪畫實驗。
- 1986:完成《自畫像:被火藥炸過的曼陀羅草圖》。
- 1989:《為外星人作的計畫:地球也有黑洞》在岐阜實施。
- 1993:開始「為外星人作的計畫」系列。
- 2004:《不期而遇:撞牆》(Inopportune: Stage One)。
- 2006:《撞牆》(Head On)。
- 2008:紐約古根漢美術館大型回顧展「蔡國強:我想要相信」。
- 2013:《遺產》(Heritage)。
- 2021:與 i-Space 合作發射「徐冰天書號」藝術火箭(此為徐冰作品,待核)。
徐冰
- 1987-1991:《天書》。
- 1990:移居美國紐約。
- 1993:開始《英文方塊字書法》系列。
- 1994-1996:《英文方塊字書法教室》。
- 1999:《藝術為人民》;《文字寫生》系列開始。
- 2001:《鳥飛了》。
- 2003:《地書》計畫開始。
- 2004:《何處惹塵埃》。
- 2008-2016:《鳳凰》。
- 2021-2022:《引力劇場》。
- 2021:「徐冰天書號」藝術火箭發射。
林明弘
- 1964:生於日本東京。
- 1990:加州洛杉磯歐帝斯藝術中心帕森設計學院學士畢業。
- 1993:加州巴沙狄那藝術中心設計學院碩士畢業。
- 1996:伊通公園《室內》個展,開啟花布創作。
- 1998:《庭園》個展。
- 1999:伊通公園《這裡》個展;台北雙年展《TFAM 08.09.2000-07.01.2001》。
- 2000:台北雙年展《無法無天》。
- 2001: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
- 2004:誠品畫廊個展;上海外灘三號滬申畫廊個展。
- 2009:誠品畫廊《我是太陽》個展。
- 2017:維多利亞州國立美術館《聯邦》。
- 2019:台北市立美術館《24/7空間計畫》。
- 2022:大都會美術館《五色》。
- 2025:臺中市立美術館《再製》。
附錄四:研究方法與資料限制說明
本研究主要依賴公開可取得的網路資源、機構網站、學術論文與藝術家官方文獻。由於研究預算與時間限制,未能進行田野調查或訪談藝術家本人。部分道教經典的具體卷次、頁碼與版本資訊,因《道藏》卷帙浩繁,未能一一核對,文中已盡可能標示「待核」或引用二手研究。
關於黃士珊《Picturing the True Form》一書的具體頁碼與論點,因 PDF 下載受限,本文主要依賚公開摘要與相關介紹進行論述,具體引文需進一步核對原書。姜生〈東岳真形圖的地理學研究〉一文發表於《歷史研究》2008年,但具體期號與頁碼待核。張藝懷碩士論文的具體頁碼亦待核。
此外,由於當代藝術文獻中經常出現對藝術家訪談的二手引用,部分直接引語的原始出處難以完全確認。本文已盡量引用可追溯到官方網站或權威機構的資料,但仍有部分詮釋屬於研究者基於作品的合理推論。
附錄五:關鍵概念對照表
| 道教概念 | 傳統內涵 | 當代藝術重寫 |
|---|---|---|
| 炁 | 宇宙萬物的基本構成與變化動力 | 蔡國強火藥繪畫中的物質轉化與能量流動 |
| 無常 | 萬物變化不息,無固定本質 | 蔡國強爆破事件的瞬間性與消逝性 |
| 天書/雲篆 | 神聖不可讀的文字,溝通天人的媒介 | 徐冰《天書》對知識權威的質疑 |
| 文字神聖性 | 漢字作為文明根基與經典權威 | 徐冰《英文方塊字書法》對書寫規則的重構 |
| 紋樣/圖案 | 宇宙秩序與神聖力量的視覺化 | 林明弘花布裝置對空間與身體的轉化 |
| 日用即道 | 日常生活即是修道的場域 | 林明弘以日常花布為創作材料的實踐 |
| 天人合一 | 人與自然、宇宙的整體和諧 | 蔡國強作品中的天地人三才結構 |
| 無為 | 不妄為,順應自然 | 林明弘「不創作的創作」與極簡重複 |
附錄六:研究過程與來源使用統計
本研究共使用網路檢索 7 次,個別網頁抓取 9 次,合計 16 個來源(未達 18 個上限,符合預算規劃)。具體如下:
網路檢索:
- Cai Guo-Qiang Taoism Daoism gunpowder art scholarly article
- 徐冰 道教 藝術 天書 英文方塊字
- 林明弘 Michael Lin 當代藝術 台灣花布 道教
-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Taoist symbols talisman scholarship
- Michael Lin 林明弘 artist Taiwan floral pattern contemporary art biography
- 五岳真形图 道教 符箓 研究 学术论文
- 八卦 太極 道教 當代藝術 視覺符號
個別網頁抓取:
- 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 蔡國強講座頁面
- 徐冰官方網站作品頁面
- Cambridge SOAS Grégoire Espesset 論文頁面
- 誠品畫廊林明弘頁面
- 伊通公園林明弘文章
- TKG+ 林明弘傳記頁面
- 四川大學社會科學研究處姜生研究介紹
- (嘗試抓取黃士珊 PDF,因 403 失敗)
- (嘗試抓取 Kansai University PDF,因編碼錯誤失敗)
- (嘗試抓取故宮博物院 DPM PDF,因編碼錯誤失敗)
有效抓取為 7 次(失敗 3 次),合計有效來源 14 個。
附錄七:待核項目與後續研究建議
- 姜生〈東岳真形圖的地理學研究〉在《歷史研究》2008年的具體期號與頁碼待核。
- 黃士珊《Picturing the True Form》一書的具體頁碼與引文需核對原書。
- 張藝懷碩士論文《明代中晚期道教五嶽真形圖之研究》的具體頁碼待核。
- 蔡國強部分直接引語的原始出處需進一步核實。
- 道教經典中部分引文(如《正統道藏》具體卷次)需進一步核對。
- 林明弘部分早期展覽的確切日期與地點,建議通過畫廊檔案進一步確認。
- 建議未來研究納入更多藝術家案例,並進行田野調查與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