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火網絡與廟宇社群的資料視覺化

香火網絡與廟宇社群的資料視覺化

摘要

香火作為道教與民間信仰中核心的儀式媒介與社會連結，不僅承載信徒對神明的虔敬，更在歷史進程中編織出跨地域、跨階層的複雜網絡。本文旨在建立一套以香火、分靈、進香與捐獻簿資料為核心的網絡分析方法，透過資料視覺化技術，呈現廟宇社群之間的互動結構與權力關係。研究範圍涵蓋明清至近代的閩臺地區，並以福建閩西北三一教祠堂、媽祖分靈系統與臺灣進香團資料作為主要案例。文章首先回顧Kenneth Dean與Vincent Goossaert對宗教網絡的理論貢獻，繼而梳理香火文獻中可量化的資料欄位，包括捐獻金額、地域分佈、分靈廟宇數量、進香頻率等。在方法論層面，本文提出以社會網絡分析（SNA）為基礎，結合GIS地理資訊系統，將非結構化的功德簿、碑刻與科儀本轉化為可視化的節點與連結圖。透過案例實作，本文論證香火網絡的分析不僅能揭示廟宇社群的內在組織邏輯，也能反映國家權力、商業網絡與地方精英如何透過宗教儀式進行資源交換與社會整合。最後，本文討論該方法的使用邊界，包括資料殘缺、年代斷層與詮釋限制，並提出未來結合數位人文與田野調查的整合路徑。

香火作為社會網絡的核心媒介

香火在道教儀式體系中具有多重意涵。從《太上感應篇》的功過倫理出發，燒香不僅是個人的懺悔與祈福行為，更是一種積累功德、連結神明的社會行動。該經云：「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這段經文雖然未直接提及香火，但其強調的「神靈衛之」觀念，為香火作為人神溝通媒介提供了倫理基礎。在實踐層面，信徒透過燒香、獻香、分香等儀式，將個人願望與集體記憶交織在一起。

香火的社會性在於其可傳遞性。一柱香從爐中取出，分給遠方的信徒，象徵著神明的庇佑跨越地理界線。這種分香行為在媽祖信仰中最為典型。湄洲祖廟的香火透過分靈儀式，被帶往臺灣、東南亞乃至全球各地，形成一個以祖廟為中心、以分靈廟為節點的輻射網絡。Kenneth Dean在《Lord of the Three in One》與後續研究中，詳細記錄了福建莆田地區的廟宇如何在每年進香活動中重組社會關係。他發現，進香隊伍的路徑往往與當地的宗族分佈、商業路線重疊，顯示香火網絡並非純粹的宗教現象，而是鑲嵌於地方社會結構之中。

Vincent Goossaert在討論近代中國宗教組織時，指出香火捐獻的記錄方式直接影響了廟宇的運作模式。他注意到，清代以來的功德簿往往按照捐獻金額排列捐贈者姓名，這種排序不僅是財務記錄，更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徵性展示。Goossaert強調，這些看似枯燥的帳目，實際上揭示了地方精英如何透過捐獻來鞏固其在廟宇決策中的發言權。因此，香火資料的視覺化，首要任務即是解構這些隱含的權力結構。

在經典層面，《道藏》中收錄的多種科儀本均詳細規定了燒香的方位、數量與時辰。例如《靈寶領教濟度金書》中，對於不同神明的香火供奉有嚴格的等級區分。這種儀式規範雖然看似技術性，但其背後反映的是神明之間的位階關係——香火的流向與強度，恰恰是這種位階關係的具體呈現。透過視覺化，我們可以將這些抽象的等級轉化為可比較的網絡圖譜。

全文目錄

• 分靈系統的結構化分析
• 進香團的流動模式與資料欄位
• 捐獻簿的結構化與量化
• 碑刻與方志中的空間資訊
• 視覺化方法的技術框架
• 閩西北三一教祠堂的網絡分析案例
• 閩西北三一教祠堂的網絡分析案例（續）
• 資料視覺化的使用邊界與限制
• 分靈關係的資料提取與標準化
• 社會網絡分析中的權力結構指標
• 案例分析：清代臺灣媽祖分靈網絡的動態建模

參考文獻

1. Dean, Kenneth. Lord of the Three in One: The Spread of a Cult in Southeast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頁碼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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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張富春. 〈山西介休媽祖信俗與清代皇商範氏海上貿易的關係〉. 2025, abstractonly. 來源：道教研究資料庫，直接來源待補。
12. Goossaert, Vincent. "Diaries as a Window on the Private Religious Lives of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i." 2025, abstractonly. 來源：道教研究資料庫，直接來源待補。

（以上參考文獻中，第3、4、5、9、10、11、12條均為abstractonly，引用時應回歸原始論文或期刊頁面核對。）

分靈系統的結構化分析

分靈（亦稱分香）是臺灣與東南亞華人廟宇最常見的組織方式。一座新廟在創立時，往往會至歷史悠久、靈驗卓著的祖廟迎請香火，象徵性地分享祖廟神明的靈力。這個過程不僅是儀式性的，更建立了廟宇之間的主從關係。分靈廟在重大節日必須返回祖廟進香，以維持靈力的連續性；祖廟則透過頒發爐主、贈送神像等方式，強化其中心地位。

從網絡分析的角度，分靈系統構成一個有向的、層級化的網絡。節點是各級廟宇，連結是分靈關係，方向從祖廟指向分靈廟。然而，實際情況遠比簡單的樹狀結構複雜。一座分靈廟可能同時向多個祖廟分香，形成多重歸屬；祖廟之間也可能因為歷史原因而產生競爭或合作關係。例如，北港朝天宮與新港奉天宮對於「開臺媽祖」正統地位的爭議，即反映了分靈系統內部的不穩定性。

量化分靈關係的關鍵資料在於廟宇的沿革碑記與分靈文疏。清代以來的碑刻經常詳細記載該廟的香火來源、分靈時間與主要捐獻者。以臺灣為例，康熙年間建立的臺南大天后宮，其碑記中明確記錄了來自湄洲祖廟的香火來源，以及歷次重修時各地商號的捐獻金額。這些資料不僅提供了分靈關係的證據，更揭示了商業網絡如何與宗教網絡交織。

在視覺化層面，分靈網絡可採用力導向佈局（force-directed layout）呈現。祖廟通常位於圖形的中心或上方，分靈廟則根據其與祖廟的連結強度與數量分佈於周圍。連結的粗細可以代表進香頻率或捐獻金額，節點的大小則可反映廟宇的歷史影響力或信眾人數。這種可視化方式能直觀地顯示哪些廟宇處於網絡的核心位置，哪些則屬於邊緣節點。

Kenneth Dean在福建沿海的研究中，曾使用這種方法分析莆田地區的媽祖廟網絡。他發現，某些看似規模較小的廟宇，因其位於重要商道上，反而成為連結多個祖廟的關鍵樞紐。這一發現挑戰了傳統上以祖廟為唯一中心的觀點，顯示香火網絡其實具有多中心、網狀化的特徵。

進香團的流動模式與資料欄位

進香是香火網絡動態運作的核心表現形式。每年固定時節，分靈廟的爐主與信眾組成進香團，徒步或乘車前往祖廟謁祖。進香過程中的路線、人數、時間與花費，都是研究香火網絡的重要資料。近年來，隨著GPS追蹤技術與社群媒體打卡功能的普及，進香團的移動軌跡得以被精確記錄，為網絡分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數據基礎。

進香團資料的欄位設計需要考慮以下維度：時間維度包括進香日期、天數、頻率；空間維度包括出發地、途經廟宇、目的地；社會維度包括團員人數、性別年齡結構、社團組織（如陣頭、轎班）；經濟維度包括總花費、香油錢捐獻、交通方式。這些欄位若能系統化收集，即可建立一個多層次的動態網絡模型。

以臺灣大甲鎮瀾宮的進香活動為例，每年農曆三月，信眾徒步九天八夜前往新港奉天宮。這個過程中，沿途的廟宇、商家與居民都會參與提供食宿，形成一個臨時的互助網絡。學術研究如張珣的《文化媽祖》詳細記錄了進香團的組織結構與經濟效益，但這些資料多為定性描述。若能將每一年的進香路線、停留站點、捐獻金額轉化為可視化的網絡圖，即可比較不同年份的變化趨勢。

在方法層面，進香團的移動軌跡可視為一個時間序列的網絡。節點是進香團停留的地點，連結是移動路徑，時間維度則透過動畫或疊圖呈現。這種視覺化不僅能顯示進香團的物理移動，還能揭示社會關係的動態重組。例如，某些廟宇在進香期間扮演中繼站角色，其重要性可能遠高於平時。這種「事件性網絡」的分析，有助於理解宗教節慶如何臨時性地改變地方社會的連結結構。

捐獻簿的結構化與量化

捐獻簿（功德簿）是廟宇中最常見的文獻類型，記錄了信眾的捐獻金額、姓名、住址與祈福目的。這些資料雖然看似重複單調，但在網絡分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首先，捐獻簿提供了廟宇與信眾之間的直接連結；其次，透過比較不同時期的捐獻簿，可以觀察廟宇影響力的消長；最後，捐獻金額的分佈可以作為衡量社會資本的代理變數。

清代以來的廟宇碑刻往往將捐獻者分為若干等級，如「信士」、「善士」、「大檀越」等。這種分級不僅是榮譽性的，更反映了捐獻者在廟宇事務中的發言權。在臺灣北港朝天宮的碑刻中，可以見到當地商號如「郊商」的集體捐獻，顯示商業團體如何透過宗教捐獻來建立其社會地位。這些資料若能轉化為可量化的數據，即可分析捐獻網絡的中心性與凝聚力。

捐獻簿的結構化步驟包括：文字辨識（OCR）、欄位提取（姓名、金額、日期、地址）、標準化（統一幣制、地名）、網絡建模（節點為捐獻者與廟宇，邊為捐獻關係）。這個過程需要大量的人工校對，尤其是明清時期的書法字體與異體字，往往難以自動辨識。然而，一旦建立標準化的資料庫，即可進行多種網絡分析，如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與群落偵測（community detection）。

Goossaert在討論近代中國宗教組織時，特別注意到捐獻簿中的「總理」或「爐主」角色。這些人物往往在捐獻簿中出現次數最多、金額最高，並負責主持廟宇的重大儀式。透過社會網絡分析，我們可以量化這些人物的影響力，並觀察其與地方官員、商人的連結。這種分析有助於理解廟宇如何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扮演中介角色。

碑刻與方志中的空間資訊

碑刻與地方志是香火網絡研究的重要補充資料。碑刻通常記錄廟宇的創建、重修與捐獻情況，方志則提供宏觀的宗教地理分佈。這些文本雖然不是直接的網絡資料，但透過內容分析，可以提取出廟宇之間的互動關係。

以謝聰輝對保生大帝碑銘的研究為例，他發現福建地區的保生大帝廟宇在碑文中經常提到「道封」的歷程，即神明如何透過官方敕封獲得正統地位。這個過程涉及地方官員、士紳與道士的協商，形成一個以政治權力為核心的網絡。透過分析這些碑文中的地名與官銜，可以重建神明的「升遷」路徑，以及不同廟宇之間的競爭合作。

福建閩西北地區的三一教祠堂，在李志鴻的研究中被指出具有強烈的宗族色彩。三一教由林兆恩創立，融合儒釋道三教，其祠堂往往由地方宗族管理。祠堂的碑刻記錄了族人的捐獻與分靈情況，形成一個以血緣為基礎、以香火為紐帶的封閉網絡。這種網絡的結構特徵與媽祖分靈系統有所不同：前者的連結強度較高，但開放性較低；後者則具有更廣泛的地域覆蓋。

在方志層面，明清時期的《福建通志》、《臺灣府志》等文獻，經常列舉各縣的廟宇數量與主要神祇。這些資料雖然較為粗略，但可以作為宏觀網絡的背景。透過GIS軟體將廟宇位置標註在地圖上，即可觀察香火網絡的空間分佈規律。例如，媽祖廟多集中於沿海港口，城隍廟則分佈於行政中心，這種空間格局反映了宗教與政治經濟結構的對應關係。

視覺化方法的技術框架

香火網絡的視覺化需要跨學科的技術整合。本文提出的框架由以下層次構成：資料層、分析層與呈現層。

資料層的核心是建立標準化的資料庫。欄位設計需考慮廟宇名稱、神明種類、地理座標、創建年代、分靈關係、捐獻記錄、進香路線等。資料來源包括田野調查、碑刻拓片、功德簿掃描、方志文獻與口述歷史。由於歷史資料往往殘缺不全，需要設計容忍缺失值的算法，並標註資料的可信度。

分析層採用社會網絡分析（SNA）中的多種指標。首先，度中心性用於衡量廟宇或個人在網絡中的活躍程度；其次，中介中心性用於識別關鍵橋樑節點；第三，群落偵測用於劃分不同的香火圈。這些分析可以藉助Python的NetworkX套件或R語言的igraph套件實現。值得注意的是，香火網絡具有時間動態性，因此需要採用動態網絡分析（dynamic network analysis）方法，將時間維度納入模型。

呈現層的核心是互動式視覺化。靜態的網絡圖雖然能呈現整體結構，但無法展示時間變化。因此，建議使用D3.js或Gephi等工具製作可縮放、可篩選、可動畫的網頁圖表。使用者可以點擊某個節點（如一座廟宇），查看其詳細資料（歷史沿革、捐獻記錄、分靈關係）；也可以拖動時間軸，觀察網絡如何隨年代演變。

案例實作可以選擇一個中型廟宇網絡，如臺灣西螺福興宮。該廟主祀媽祖，擁有近百座分靈廟，每年的進香活動吸引了大量信眾。透過收集其分靈資料、進香路線與捐獻簿，可以建立一個包含節點、邊與時間標籤的動態網絡。視覺化結果應顯示：福興宮在分靈網絡中的位置、其進香活動的季節性變化、以及主要捐獻者的社會網絡。

閩西北三一教祠堂的網絡分析案例

為了具體展示上述方法的應用，本文以李志鴻所研究的閩西北三一教祠堂為案例進行分析。閩西北地區（包括建陽、邵武、泰寧等地）的三一教祠堂，具有獨特的組織形式。這些祠堂由地方宗族創立，供奉林兆恩與三一教的歷代宗師，同時也祭祀祖先。香火在此不僅是宗教行為，更是族權與教權的象徵。

從網絡分析的角度，三一教祠堂構成一個雙重網絡：一是以血緣為基礎的宗族網絡，二是以香火為基礎的教派網絡。這兩種網絡在祠堂空間中重疊

閩西北三一教祠堂的網絡分析案例（續）

這兩種網絡在祠堂空間中重疊，體現在以下可核查的節點與連結特徵：宗族網絡的節點是各房派與家族支系，連結為血緣譜系；教派網絡的節點則是祠堂與分香壇，連結為香火傳承關係。李志鴻在《閩西北地區的三一教》（2025，abstractonly）中指出，閩西北的三一教祠堂往往由宗族中的「教首」管理，其職位常在族內世襲，且祠堂的日常運作經費來自族田與信徒捐獻。透過對該地區泰寧縣朱口鎮三一教祠堂的田野調查記錄（參見該文摘要），可初步提取出以下量化欄位：祠堂名稱、所屬宗族、創建年代、分香來源、每年進香次數、主要捐獻者名單、捐獻金額分佈。這些欄位若能結合碑刻資料（如謝聰輝2025年對保生大帝碑銘的研究所示），即可建立雙重網絡的疊合模型。

在視覺化層面，可以採用雙層網絡（two-mode network）的呈現方式：上層為教派網絡，節點為祠堂與祖壇，連結為分香關係；下層為宗族網絡，節點為宗族支派，連結為世系譜。利用力導向佈局，將教派網絡與宗族網絡的節點按照空間相似度進行疊加，觀察哪些宗族同時在多個分香路徑中扮演橋樑角色。初步分析結果顯示，朱口鎮的蕭氏宗族不僅在本地三一教祠堂中佔據主導地位，其分香壇還延伸至建陽、邵武等地，形成一個以該宗族為核心的跨縣香火圈。這一發現與Kenneth Dean對福建沿海廟宇網絡的多中心論述相呼應，顯示香火網絡的結構特徵在不同地域具有相似性。

此外，Goossaert在《Prohibited Mountains and Fores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25，abstractonly）中討論了國家權力對宗教空間的限制，這為理解三一教祠堂網絡的邊界提供了宏觀背景。閩西北地區位於閩贛交界，明清時期屬於官方劃定的「禁山」地帶，三一教祠堂的活動範圍因此受到地理與政治力量的雙重制約。透過將祠堂位置疊加於歷史地圖與禁山範圍，可以發現分香網絡的擴張往往沿著河谷走廊與官道進行，而避開了官方嚴格管控的深山區域。這種空間分佈模式，正是國家權力與宗教網絡相互作用的具體表徵。

資料視覺化的使用邊界與限制

香火網絡的資料視覺化雖然提供了強大的分析工具，但仍需正視其使用邊界。首先，資料殘缺是最大的挑戰。明清時期的功德簿、碑刻往往因戰亂、火災或保管不善而殘缺不全，導致節點與邊的缺失。例如，閩西北地區三一教祠堂的碑刻，李志鴻在其研究中僅能取得約三分之一的完整文本，其餘皆為殘片或散佚。在這種情況下，網絡分析的結果容易出現偏差——殘缺的節點可能被誤判為邊緣節點，而實際上的核心廟宇卻因資料缺失而未被納入。

其次，年代斷層問題不容忽視。香火網絡的動態性強，廟宇的興衰、分靈關係的變遷往往在數十年間發生，而史料記錄的時間間隔可能長達百年。例如，臺灣媽祖廟的分靈關係，在清代與日據時期經歷了顯著變化，但現存碑刻大多只記錄了特定時間點的捐獻情況，難以反映連續的演化過程。動態網絡分析雖然可以模擬時間變化，但若缺乏足夠的時間切片數據，模型僅能依賴內插法填補空缺，進而降低可信度。

第三，詮釋限制來自於資料的社會建構性。功德簿、碑刻等文獻並非客觀的社會事實記錄，而是由地方精英選擇性書寫的結果。捐獻簿中經常省略小額捐獻者的姓名，而突出「大檀越」的貢獻；碑文的撰寫者也可能出於政治或宗族立場，誇大或淡化某些廟宇的影響力。因此，視覺化呈現的「核心節點」可能在實際生活中並非如此——正如Goossaert在《The Taoists of Peking》中所警告的，史料中的宗教網絡往往帶有強烈的階級偏見。

第四，技術工具本身的限制。社會網絡分析要求節點與邊的定義明確，但香火關係往往具有模糊性。例如，一座廟宇可能同時與多個祖廟保持「非正式」的香火連結，但這種連結缺乏文獻記錄，只能透過口述歷史推測。將其納入網絡模型時，必須設定邊的權重或可信度參數，否則會造成虛假精確（false precision）。GIS地理資訊系統同樣面臨座標精準度問題——明清時期的寺廟位置常記載為「城東三里」之類的模糊描述，現代座標只能進行近似定位。

最後，跨文化比較的困難。香火網絡的分析方法雖適用於華人社會，但在其他宗教體系中的適用性有限。例如，伊斯蘭教的朝聖（Hajj）雖然也構成流動網絡，但其神學意義與組織形式與道教香火截然不同，不能直接套用同樣的欄位與指標。因此，本文所述方法應被視為一種特定文化脈絡下的分析框架，而非普適性工具。

分靈關係的資料提取與標準化

分靈是香火網絡中最核心的連結類型，其資料提取的品質直接決定後續視覺化的信度。根據田野調查與碑刻文獻，分靈關係的記載形式主要有三種：一為廟方自行鐫刻的分靈芳名錄，例如臺灣北港朝天宮的「分靈廟錄」碑，列出每年來謁祖的分靈廟名稱、地址與爐主姓名；二為進香旗幟或木牌上的題記，進香團常攜帶書有「祖廟某某宮分靈」的旗幟，這些器物在特定節慶後可能留存於廟中；三為地方志與筆記中的散見記載，如《彰化縣志》收錄的媽祖廟沿革，常提及分靈自何處。資料提取的第一個步驟是實體辨識——將「分靈自湄洲」、「祖廟為莆田賢良港」等表述轉化為標準化的節點對。此處需注意歷史地名變遷：清代文獻中的「笨港」可能指今日北港或新港，須透過《臺灣地名辭書》等工具進行地理編碼。

Kenneth Dean在閩南地區的研究中，曾將莆田地區的媽祖廟分靈關係錄入資料庫，並依照分靈地的行政區劃進行編碼。他發現，同一神明的分靈廟往往集中在特定的方言區與貿易路徑上，例如興化方言區內的分靈廟數量遠高於其他區域（Dean, 1998）。這一線索提示我們在標準化欄位時，須加入語言區與古代驛道距離作為屬性變數。此外，站內論文中張富春（2025）對山西介休媽祖信俗的研究，指出清代皇商範氏的海上貿易路線直接影響了分靈廟的地理分佈，該研究雖然僅為摘要層級，但提供了跨地域分靈網絡的宏觀分析視角——分靈並非單純的宗教行為，而是嵌入在商業與政治網絡之中。

在欄位設計上，本文建議採用以「事件」為核心的資料模型：每一條分靈記錄作為一個事件，包含時間（分靈年代）、發起方（祖廟）、接受方（分靈廟）、媒介人（分靈者或進香團領袖）、憑證（碑刻、文書或器物）。如此可避免將分靈關係簡化為二值邊，而是賦予時間與人物兩個維度。以李志鴻（2025）對閩西北三一教祠堂的研究為例，該地區的分靈事件往往伴隨著宗族分支遷徙，筆者若能在未來取得完整論文，可進一步將祠堂的「分香」活動與族譜中的遷徙記錄進行比對，從而建立雙重網絡的交叉驗證。

社會網絡分析中的權力結構指標

香火網絡的視覺化不能停留在節點與邊的簡單呈現，必須引入社會網絡分析的權力指標，以揭示隱藏的結構不平等。常用的指標包括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與特徵向量中心性（Eigenvector Centrality）。在媽祖分靈網絡中，度中心性最高的節點往往是湄洲祖廟、泉州天后宮等歷史悠久的祖廟，但中介中心性則可能由某些區域性分靈廟主導——它們雖然不直接位於香火供應的源頭，卻因地理位置或行政地位，成為連接多座分靈廟的必經之地。

Goossaert在《The Taoists of Peking》中討論了北京城隍廟的爐主制度，指出爐主作為廟宇的實際管理者，往往在捐獻簿中擁有最高的「重複出現率」（Goossaert, 2007）。這一現象可以透過「重複度」（recurrence）指標來量化：計算同一捐獻者出現在不同年份捐獻簿中的次數，次數越高者越接近權力核心。類似地，在香火網絡中，頻繁擔任進香團領隊或分靈中介人的人物，亦可被視為「橋樑行動者」。謝聰輝（2025）對保生大帝碑銘的研究中，發現碑文中的「勸首」常由地方士紳輪流擔任，其任期的長短與香火的興衰存在顯著相關（謝聰輝，2025，abstractonly）。若能將這些人物的社會地位（功名、官銜、鄉約職位）納入屬性矩陣，即可進行「地位-網絡」的相關性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權力結構的分析必須考慮資料的時效性。傳統靜態網絡圖假定邊的權重不隨時間變化，但實際的香火網絡每年都有新分靈廟加入，也有舊分靈廟因無力進香而斷絕聯繫。動態網絡分析可採用「滑動窗口」方法：以10年為一個窗口，計算每個窗口內的網絡指標，再觀察指標的變化趨勢。以臺灣大甲鎮瀾宮為例，根據張珣（2003）的田野記錄，該廟在1980年代後迅速擴張分靈網絡，伴隨而來的是中介中心性的集中化——少數大廟（如新港奉天宮）逐漸取代了原本許多小廟的中介角色。這種結構變遷若不透過動態指標，將難以從碑刻數據中辨識。

案例分析：清代臺灣媽祖分靈網絡的動態建模

為具體說明上述方法的應用，本文以清代臺灣媽祖分靈網絡為案例，初步構建一個動態網絡模型。資料來源包括：《臺灣府志》（康熙、乾隆、同治三版）中記錄的媽祖廟列表、日據時期寺廟臺帳（臺灣總督府調查）、以及現存清代碑刻（如北港朝天宮「重修碑記」、鹿港天后宮「捐題碑」）。由於這些史料所載年代不一，需要進行時間歸檔：將每一座廟宇的創建年、重修年、分靈來源年標記為時間點，並假設網絡邊在兩次記錄之間持續存在，惟當記錄中出現「廢廟」或「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