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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

這一時期的方術、神仙信仰與政治文化密切相連，數術知識亦深入醫療理論和實踐。

摘要

這一時期的方術、神仙信仰與政治文化密切相連，數術知識亦深入醫療理論和實踐。^註

秦漢的地方治理涉及郡縣與封國的制度安排。秦採郡縣治理，漢初則廣封諸侯王；《藝文類聚》所引《漢書》記載，一些封國跨州兼郡、擁有數十城，宮室與百官制度比照京師。晉代陸機《五等論》認為，秦朝的政治孤立與漢初封國勢力過大，分別暴露了兩種安排的弊病；他將漢代諸侯問題歸因於矯正秦制過度，而非分封本身。^註

漢朝建立後，蕭何整理律令，韓信申明軍法，張蒼制定章程，叔孫通確定禮儀。《日知錄》〈漢祿言石〉另以俸祿為例，指出漢代沿襲秦制，以石為俸祿數額的名目。^註

漢代學術並存黃老、儒學及申商之學。

《長短經》將秦漢所行政治歸入霸道，以尊君卑臣、權力統一、賞罰可信、法令明確等特徵說明霸者之術。同篇又援引《道德經》與《文子》，以循理行事、因應既有條件及順勢立功闡釋無為，將其用於政治治理。^註

秦漢方術既包括觀察星氣、占卜等數術活動，也包括入海求仙、尋求奇藥等方技。其關切涉及宇宙秩序與生命延續，帝王對天象和長壽的重視，使方術士在政治文化中占有一定地位。

對神仙方術與道家思想的關係，方維甸在嘉慶十七年所作《抱朴子》序中，主張秦漢神仙方術原與黃老道家分途，並以《漢書·藝文志》將方技與諸子分列為證。他把神仙信仰開始依附道家之名，追溯至東漢末年的相關活動，所舉例子包括桓帝祠老子，以及張陵之子衡使人任祭酒、傳習《老子》五千文。^註

數術是早期中國的一套實用知識與技術，戰國秦漢時期以天文、曆算及由此衍生的式法、擇日等內容為核心。秦漢醫療運用砭石、針灸、按摩、導引、藥物與巫術等多種方法，數術則與以醫藥養生為核心的方技緊密結合。^註

楊勇指出，秦漢針灸的數術化表現在針具數目、針刺技法與施針時日三個層面。《內經》以天數解釋針具的數量及功用，三變、九變、十二節等技法論述也運用數理化的宇宙秩序；施針時又依天時與禁忌選擇時日，期望取得療效並趨吉避凶。^註

出土曆書中的一類文書常自名為「質日」，主要見於秦至漢景帝時期。例子包括岳麓書院藏秦簡中的秦始皇二十七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質日，以及周家臺秦簡中的秦始皇三十四年質日。^註

戰國秦漢《日書》主要出土於基層官吏墓葬，其使用目的有不同解釋。余英時認為官吏將其作為移風易俗的參考，林劍鳴則主張它具有輔助行政的功能。琴載元認為，這兩種解釋不足以代表當時官吏的普遍認識；基層官吏也與一般百姓一樣相信數術，並在生活中積極使用《日書》。^註

秦漢女性的社會活動包括農業、紡織、經商與行醫，也有參與政治、從軍的情形。崔銳、孫鵬勇認為，當時女性觀同時包含尊重、重視女性與貶抑、控制女性兩個面向，與儒道文化的衝擊及交融密切相關。^註

《秦漢隱逸文化研究》將秦漢視為隱逸文化逐步成熟的階段，認為士人的仕進與隱退選擇，反映政統與道統之間的衝突，部分隱逸因而具有政治抗爭的意義。

秦漢求仙傳說也進入後世仙道詩的書寫。劉孝勝《升天行》結合少翁、韓終、汾陰化鼎等求仙傳說，並描寫在瀛洲與神仙宴飲的情景。《南北朝仙道詩研究》認為，詩中既有對神仙世界的嚮往，也帶有理性審視的意味。^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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