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四川

摘要

四川是中國西南的歷史地域，古代文獻多以蜀或巴蜀稱之。清代《四川通志》序稱蜀為西南奧區，地處四川盆地，志書並以成都一帶沃野千里、號稱天府著稱。^註

四川與早期道教的形成密切相關，張陵入蜀及鶴鳴山的創教傳統，是五斗米道歷史的重要內容。青城山被後世奉為天師道祖庭，並列為道教第五大洞天；地方齋醮、都江堰治水神祇祭祀，以及四川與貴州之間的科儀文獻交流，亦構成其宗教文化的重要面向。^註

地理與地域文化

巴蜀四周多山，成都平原土地肥沃、灌溉便利，農耕與商業共同構成地域文化的重要基礎。長江、岷江、嘉陵江與金沙江等河流，又提供水路交通與文化交流的條件。《試論巴蜀文化與陳子昂》將四川盆地置於長江、黃河兩大文明，以及西南、西北族群文化交會的背景中，認為巴蜀文化兼具地方特色、包容性與多樣性，形成吸收不同文化因素的複合文化。^註

傳統地方文獻也以歷史地域與星野觀念描繪四川。《四川通志》圖考稱蜀為梁州之域，圖目包括全省輿圖、江源圖、都江堰圖及各府州輿圖。賀大任將青城山碑刻列為道教文化的物質資源。^註其星野部分以蜀為井、鬼分野，又引《史記·天官書》所載益州為參分的說法，保存了將天上星宿與地上地域相聯繫的傳統觀念。^註

歷史與地方治理

《四川通志》將巴蜀自秦代改置郡邑，以及後世道、路、軍等建置的變化，列為沿革記述的重點。所收明代序文列舉龍安改府、隆昌創縣與建武立學等興革；清代記錄則載建昌衛改為寧遠府，越嶲衛、會理州及新改的西昌、冕寧、鹽源三縣歸其管轄，呈現不同時期行政區劃的調整。^註

清代《四川通志》的編纂兼重城防、戶口田賦與土司事務。凡例記松潘、建昌、靖遠等處修築城垣，並稱川省大小土司三百餘，另列專類記載。戶口田賦部分則因原額難以查考，改按九郡及直隸州、衛、所編載總數；這些數目屬該志編者所採用的行政記錄與分類。^註

地方治理亦涉及軍事衝突與事後安排。《四川通志》所錄明代川南軍務，記有長寧、慶符、江安、納溪等縣的戰事，以及重新配置守、巡、兵道的議論。清代建昌一帶的奏疏則涉及增設營汛、調派官兵，並在冕山、阿都、拖科等地軍事行動後，提出查報戶口田土、賦役、駐防及土司管轄等善後事項。^註

水利與農業

都江堰是四川地方文獻反覆記載的灌溉工程。《四川通志》水利志將成都一帶的農業富庶與引水灌溉相聯繫，記述李冰鑿離堆、文翁穿湔江，並將都江堰列為省內效益尤廣的水利設施。成都縣、華陽縣條目均載，縣境灌田各堰的水源分自都江大堰；所收陳文燭《都江堰記》又將作堰灌田的開創歸於秦代李冰，並記嘉靖年間復鑄鐵牛。^註

都江堰的修治形成按年淘築、由用水州縣分擔費用的制度。清代奏疏記載以竹編籠、籠內納石，築成人字堤，並每歲淘築；志書又記康熙四十五年夏五月連雨，人字堤、三泊洞與府河口遭沖決。雍正八年所錄戶部議覆，則同意郫縣、灌縣、溫江等九縣按田畝及用水差別徵收修堰銀，交水利同知衙門管理，修前編造估冊、修後報銷，餘款留備夏秋水患造成的修復費用。^註

茶政與貨幣

《四川通志》記述，南宋建炎年間趙開在成都改革茶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向園戶買茶；明洪武五年設四川茶鹽都轉司，嘉靖四年又由水利僉事兼管茶法。明代茶政議論區分腹引與邊引，並就黎雅、松潘等地的引額、私販及邊地需求調整配額。相關條議亦將碉門等土司地方列為私茶越境的管控區域，顯示茶葉運銷與邊地治理相互聯繫。^註

雍正八年所錄戶部題覆，將四川茶課定為每斤一釐二毫五絲，由商人在買茶時從茶價中扣存，隨茶引稅向地方官繳解；其制度安排仍由園戶承擔茶課，而由商人歸總繳納。運銷折耗方面，議覆另核准每百斤茶附帶耗茶十四斤，並要求查禁超額夾帶。^註

《四川通志》錢法部分記述蜀地貨幣制度的多次變化，包括公孫述廢銅錢而鑄鐵錢、蜀漢因軍費需求鑄直百大錢，以及唐末王建依開元通寶制度鑄銅錢。宋初的記述則涉及銅錢上供、鐵錢在川界流通，以及兩種錢幣的兌換問題，反映志書所保存的區域貨幣制度沿革。^註

道教歷史與教派傳承

東漢末年，張陵遷居蜀地，在鵠鳴山傳道，與五斗米道的形成密切相關。鵠鳴山亦寫作鶴鳴山，《宋代青城山道教研究》據卿希泰的研究，將其定位於四川大邑，並指出張陵的活動主要在鶴鳴山至青城山一帶。道書中的張陵常稱張道陵，後世傳記又逐步增添受道、修煉與降魔事蹟，形成天師形象。^註

《宋代青城山道教研究》又記，張陵在蜀地創立二十四治，用於傳教布道，道教由此形成組織體系；當時青城山屬上三治中的鶴鳴山治。^註

《三國志·魏書·張魯傳》將張陵記為張魯的祖父，記述他客居蜀地、在鵠鳴山學道；《華陽國志》則保存張陵、張衡、張魯的家系。張魯在漢中以鬼道教化百姓的活動，也見於《晉書·李特傳》的相關記述。劉平、劉潤雨引《華陽國志》提及張陵、張衡、張魯的家系；陳宇婧記述，張魯嗣教後繼續傳播五斗米道，並在漢中建立政權、實行政教合一統治。^註這些史籍構成早期天師道人物與傳承的重要材料。^註

丁常春、吳振亞將全真道初傳四川的大致時間置於至元十四年（1277年），依據是李道謙當年被任命為陝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點，至元十七年（1280年）又奉命續任。李道謙門下的四川眉山人孫德彧於1299年受授陝西五路西蜀道教提點，1314年繼任全真掌教。兩人所引王常月《缽鑒》的龍門傳戒譜系，又記陳通微於洪武丁卯（1387年）在青城山傳戒於周大拙，周大拙其後傳張靜定、沈靜圓，呈現青城山在全真龍門傳承中的位置。^註

同一研究記述，明初全真道士張三丰入川雲遊，足跡遍及大邑鶴鳴山、青城山與成都青羊宮；今鶴鳴山迎仙閣，為龍虎山道士吳伯理奉永樂帝諭旨，於永樂十八年（1420年）為迎接張三丰而建。張三丰所作《青羊宮留題·道情四首》，亦被用以說明其內丹思想。^註

名山與宮觀

青城山是四川道教的重要名山，被後世道教徒奉為天師道祖庭，並列為第五大洞天。洞天福地信仰將現實中的名山勝地理解為可通天界、貫通諸山的神聖空間，並把居山修行與成仙理想相聯繫。《宋代青城山道教研究》認為，第五大洞天的定位提升了青城山在後世道教名山中的地位。^註

宮觀調查保存了四川道教景觀與物質文化的具體資料。《道教宮觀景觀的生命精神》附錄將青城山上清宮、天師洞、玉清宮、圓明宮等列為現存宮觀，清都觀、儲福觀與威儀觀等列為遺址。《道教服飾制度研究》的調研圖集則記錄成都金堂真多觀的龍鳳、八卦龍紋法衣，以及全真道宮觀青羊宮的法服、道袍與蓮花冠。^註

地方信仰與科儀

四川齋醮傳統與早期天師道密切相關。任宗權援引《魏書·釋老志》中張道陵在鵠鳴山受道、傳授《天官章本》及齋詞跪拜的記載，說明早期天師道已有自身的齋醮儀式。他並將符籙派的祈禳禁咒與古代巫術相聯繫，認為全真道傳入四川以前，當地齋醮科儀已自成體系。^註

都江堰治水信仰以李冰、李二郎祭祀為重要內容。《四川通志》所錄四川巡撫奏疏，為灌縣都江堰口廟祀的李二郎請求封號；議覆則引《史記》《漢書》的治水記載，認為李冰實主治水之功，應一併考慮。雍正五年的記錄載李冰、李二郎俱獲封號，分別為敷澤興濟通祐王、承績廣惠顯英王，並依議設神牌、行春秋祭祀。^註

《李冰治水神化原因探析》將都江堰地區的信仰變化概括為由水神崇拜轉向鎮水神崇拜、由祀水轉向祀李冰。何佳鴻記述，川南峨邊沙坪的老君會在會期祭拜太上老君，並有買賣貨物的活動；他並指出，一些地區的老君會與行會組織有關，並以安徽安慶銅錫業奉太上老君為行業神為例。^註該研究指出，後世加入李冰子女的傳說，並形成放水節、祭堰等習俗，使對水利工程與治水功績的紀念，融入地方宗教文化與民間生活。^註

道士亦參與地方喪葬與度亡活動。《藏彝走廊的道教變遷及其社會互動》記述，涼山農村漢族信徒的喪事常由散居道士主持道場，所述全真道的度亡活動則在宮觀內舉行。喪葬文書也保存天師信仰語彙：《南充市順慶區文管所藏石墓券考略》所列明隆慶六年（1572年）張氏大買地券，提及遵奉天師科教及郭、李典文。^註

文獻與流傳

四川地方文獻的重要載體包括省志及其中保存的歷代序文、藝文與行政記錄。《四川通志》所收明代序文記成化年間創修蜀志、嘉靖初續修；清代序文又載舊志於康熙十二年修纂，由蔡毓榮、張德地主持。其凡例說明藝文部分曾取資於楊慎所纂舊編，並因戰亂造成典籍散失而重新選錄、校訂。^註

四川道教文獻的流傳亦跨越省域。胡劼辰指出，最晚至乾隆年間，已有遵義信眾尋求刊刻當時流行於四川的《三十六部真經》，底本來自青羊宮；貴州儒壇流通的科儀本中，也有道光年間重刊的《靈寶文檢》與《心香妙語》。這些文本經歷從四川傳入貴州，再由貴州回流四川的過程，反映川黔科儀傳統的雙向交流。^註

胡劼辰又以貴州儒壇所存八冊《三清皇經註解》，比對二仙菴刻本《三十六部尊經》、《啟請科儀》等文獻，認為前者是相關四川刻本的底本。該本末冊所收懺文、經文，與《重刊道藏輯要》〈續編子目〉所列《太上無極大道延壽集福消劫寶懺》、《太上洞玄靈寶玉樞調元應顯尊經》相對應。〈續編子目〉共列二十三種道書，最終十六種實際收入《重刊道藏輯要》，顯示編纂計畫與實際刊刻之間有所取捨。^註

藝術與文化影響

四川漢代墓葬圖像保存了神仙信仰的具體材料。《先秦兩漢女體神話與巫術研究》列舉彭山、合江、南溪、富順及金堂石棺上的西王母龍虎座畫像，以及宜賓的西王母龍虎座陶俑，呈現此類神話圖像在地方喪葬藝術中的多種載體。^註

隋唐時期的四川道教石窟與摩崖造像以天尊像為主，三清與老君造像亦逐步出現，並有佛道合龕及女真造像。申蕾將這些表現形式與當時宗教政策及道教發展相聯繫，認為它們反映道教逐漸向世俗生活擴展的趨勢。^註

道情是道教弘道宣教的藝術形式，四川竹琴由道情與巴蜀民情風俗結合而形成。清代與民國時期，竹琴演唱在四川頗為流行，是茶館的重要娛樂方式。張澤洪、周琪凱以此說明，道教對地方社會的影響亦表現在曲藝表演與日常休閒之中。^註

四川道教音樂與地方曲藝及其他宗教音樂相互交流。張麗蓉、呂婧的綜述記述，川西道樂與竹琴在節奏、音樂功能上有相近之處，道樂與四川佛樂亦共享部分樂隊編制、伴奏方式、器樂曲牌及一領眾合的演唱形式；部分洞經音樂曲目也被納入道教祭祀音樂。兩人並將火居道的傳承概括為師徒或家庭的一對一傳授，全真道則多透過師徒與教團，以一對多方式授習。^註

文人遊覽宮觀與交往道人，也留下四川道教文化的文學記錄。《陸游涉道詩研究》將《丈人觀》、《題丈人觀道院壁》、《儲福觀》等繫於淳熙元年（1174年）的青城行程，又將《與青城道人飲酒作》、《待青城道人不至》列於淳熙三年（1176年）的成都活動。淳熙四年（1177年）所列《青羊宮小飲贈道士》，則呈現成都宮觀與文人交往的另一例。^註

學界研究

早期道教人物的史述與神聖形象，是四川道教研究的重要議題。湯洪、李丹認為，《三國志》對張陵的記載簡略，《華陽國志》、《後漢書》逐步增補材料，《神仙傳》、《魏書》等文獻則使其形象更為神聖化；兩人依早期史籍主張創教地在大邑鶴鳴山，同時列出劍閣鶴鳴山、洪雅瓦屋山、青城山等其他定位說法。《道巫分野論：道教史文本敘事與道巫名實的構建》則強調，張陵的天師形象可能綜合史實、傳說與後世附會，並指出史書對早期教團的貶抑用語，反映官方敘事的政治立場。^註

名山的宗教性質與地方志書寫亦有密切關係。陳潁研究天國山時指出，都江堰、崇州與大邑地方志均有相關記載，既有將天國山視為青城山別名的說法，也有各地分別記載同名山地的情形。陳潁認為三處所記共享山脈，基本可視為同一地理範圍，而不同宗教勢力的興衰及修志者的選材，造成地理位置與宗教歷史敘述的差異。^註

墓葬研究提供了觀察四川地方禮俗變化的另一組材料。《四川盆地明代墓葬研究》指出，已知南宋火葬墓超過五十座，而其收集的明代火葬墓資料僅見成都屈家山Ⅱ號墓地、自貢貓兒山墓地等少數例子，據此認為明代火葬墓較南宋減少，並將此變化與明初官方禁止火葬相聯繫。該研究亦指出，資料較豐富的明代第二期墓葬中，隨葬瓷器多見醬釉器，兼有青花器及堆塑龍紋罐，與南宋以邛窯系瓷器為主的面貌有所不同。^註

出處

本條目引用 25 種資料，點開查看

• 《四川通志》

• 商拓,〈試論巴蜀文化與陳子昂〉,2014。

• 湯洪、李丹,〈道教始祖張陵形象的文化嬗變〉,2024。

• 張玲,〈宋代青城山道教研究〉

• 任宗權,〈科儀法術:天師道與早期〉

• 胡劼辰,〈清末川黔地區科儀文本的交涉—以〈重刊道藏輯要續編子目〉所收部分道書為例〉,2022。

• 賀大任,〈四川青城山全真觀旅舍設計研究〉,2020,數位本影像頁21

• 理論前沿,〈道巫分野論:道教史文本敘事與道巫名實的構建〉,2024年

• 陳宇婧,〈道教中國化的歷史考察與實踐探索〉,2023,數位本影像頁29

• 理論前沿,〈道巫分野論:道教史文本敘事與道巫名實的構建〉

• 賀大任,〈四川青城山全真觀旅舍設計研究〉,2020。

• 〈弘道 2010 年第 3 期(總第 44 期)〉

• 丁杰,〈道教宮觀景觀的生命精神〉

• 董海斌,〈道教服飾制度研究〉

• 何佳鴻,〈太上老君信仰研究〉,2023,數位本影像頁40

• 吳萌,〈李冰治水神化原因探析〉,2018。

• 陶杏華,〈藏彝走廊的道教變遷及其社會互動〉

• 陳佳、王興堂、錢學生,〈南充市順慶區文管所藏石墓券考略〉

• 王文岑,〈先秦兩漢女體神話與巫術研究〉

• 申蕾,〈隋唐時期四川道教石窟及摩崖造像特征探究〉

• 張澤洪、周琪凱,〈道情演唱與地域社會——以清代、民國四川竹琴爲中心〉

• 張麗蓉、呂婧,〈四川道教音樂文獻的文獻計量學分析〉,2017。

• 耿森,〈陸游涉道詩研究〉

• 陳潁,〈四川天國山的宗教性質對地方志文本的塑造與突破〉,2022。

• 王皓天,〈四川盆地明代墓葬研究〉,2024。

相關條目

四川的站內相關節點

版本與引用資訊

ID: location:四川 · 最後更新：2026/7/16· 版本：20260716 · 版本歷史

來源與整理狀態： 收錄狀態：此頁展示站內保存的內容；公開狀態不等同於所有歷史主張都已獲外部證實。

出處

關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