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椒山祠

楊椒山祠

概述

松筠庵，又称杨椒山祠，是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达智桥胡同12号、校场口三条2号的一座汉传佛教寺院。寺内祀奉明朝嘉靖年间的大臣杨继盛。

历史

松筠庵位于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路南，原为明朝嘉靖年间杨继盛的故居。明朝嘉靖三十年（1551年），杨继盛迁居达智桥胡同。据明朝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此地当时位于宣北坊的“接待寺”东南。后来，他被仇鸾诬陷下狱。出狱后，被贬到陕西临洮府狄道县（今甘肃临洮）担任典史。后来，仇鸾被处斩，嘉靖帝下旨升杨继盛为诸城县知县。月余，调任南京户部主事，三日后迁刑部员外郎，后改任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实现了“一岁四迁”。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杨继盛到北京赴任，仍住达智桥胡同的原来的宅院。到任一个月，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要求皇上处决严嵩，杨继盛遂被下狱。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杨继盛被处决。杨继盛的夫人在杨继盛被害前伏阙上书:“愿即斩臣妾首，以代夫诛”，但严嵩扣压其上书未上奏。杨继盛被处决同日，杨继盛的夫人自缢殉夫。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帝继位，为杨继盛平反，并追封其为太常寺少卿，赐谥“忠愍”。

杨继盛的故居后来成了松筠庵，但庵内僧人将该地私卖。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年，1786年），此处被杨寿楠、李融访得为杨继盛故居，随后曹学敏、胡季堂、阮葵生、郑澂等人“会诸僚友，醵金立祠”，恢复了松筠庵。《藤阴杂记》载：

松筠庵在炸子桥，庵不祀佛，塑幞头神像，相沿为城隍庙。五月，抬像换水，结会立碑，既而寂然。庵僧将地私卖。丙午，杨给谏寿楠、李都谏融视城，访知为杨忠愍故宅。其时曹宗丞学闵、阮司寇葵生、郑侍御澂倡议鼎新，榜曰“忠愍故宅”，仍号松筠。司寇记略云：“读公年谱，嘉靖丁未年三十二成进士，除南京吏部主事。辛亥，升兵部车驾司，旋谏阻马市，廷杖谪边。壬子冬，复武选司。癸丑，劾嵩下狱。是前后居斯宅者仅传舍耳，而至今人心翕然，爱护保持，不忍暂辍。盖公之灵爽，日在天地，虽烟云草木，一榻蘧庐，犹令人系思无穷，矧其退食休憩之所，曾焚香而修谏草者耶！”又赋诗云：“桥头庙貌俨厜㕒，每一经行感慨随。竹院无僧闲啜茗，松窗命侣坐敲棋。两朝事往留遗宅，一篑功完待纪碑。当日曾经丞相步，至今传诵秀才诗。”

按渔洋集中“筠”作“云”，亦未指忠愍故宅。集云：“康熙庚申，高念东侍郎珩居松云禅舍，冯益都溥过之，流连竟日。高赋诗云：‘户倚双藤梵宇开，无人知是相公来。相看一笑忘朝市，风味依然两秀才。’冯答云：‘隐几僧寮户不开，天亲无著忆从来。而今相对浑忘却，只识维摩是辨才。’予和云：‘二老前身二大士，重逢半日画炉灰。他年古寺经行处，记取寒山拾得来。’”又考徐司寇乾学题忠愍书画诗云：“从此馨香辉鼎俎，至今岩谷锁松筠。”似因是庵而及。渔洋撰《高公墓志》，“云”作“筠”。

少数历史文献将松筠庵的“筠”字写作“云”，也有的写作“鹤”。《天府广志》认为，写作“鹤”字是错的。王渔洋集中的“筠”写作“云”，王渔洋所撰《高公墓志》中则作“筠”，可见两字可以相通。《乾隆京城全图》上也标有“松筠庵”。松筠庵是长椿寺的下院。

清朝道光二十七年（1841年），松筠庵住持释心泉募款修整松筠庵，扩建了杨继盛写弹劾严嵩奏疏的书房，将原来面阔三间的房屋改为五间，增加进深至两间，称“谏草堂”。何绍基为谏草堂篆书匾额“谏草堂”。谏草堂兴建之后，在墙壁上镶嵌了杨继盛弹劾严嵩的奏章的石刻，为海盐石刻家张辛（张受之）制作。当时，张辛住在松筠庵内临摹杨继盛的真迹，精勒于石，刻毕便因心力衰竭而死于松筠庵内。此外，释心泉还整修了谏草堂前后的花园、假山。道光二十八年（1842年），在谏草堂西南侧兴建了八角攒尖顶“谏草亭”一座。

松筠庵是清朝文人、士大夫的集会吟游之所。自清朝到中华民国时期，在松筠庵成立过慈善机构、助账局、平粜局等机构，救济河北及其他地区的灾民。

松筠庵是“公车上书”期间康有为发起上书之地。甲午战争结束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被全国各地到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们得知，康有为、梁启超在广东省籍的举人中串联，此外湖南省籍的举人也发起行动。1895年4月22日，广东省、湖南省举人联合赴都察院上书，其他十多个省的举人纷纷响应。1895年5月1日，康有为邀集当时在北京的举人到松筠庵集会，由康有为起草《上皇帝书》。梁启超等人将该上书分抄若干份散发，邀请举人签名。5月2日，各省举人赴都察院上书。

文化大革命期间，松筠庵内的杨椒山彩塑像被砸毁，香炉、祭器、石碑以及“杨椒山先生故宅”、“松筠庵”、“景贤堂”、“谏草堂”等匾额均被毁。仅嵌在景贤堂、谏草堂墙上的刻石保存下来。松筠庵内的花园、假山被平毁。谏草堂和回廊被改作住房。松筠庵内的大部分房屋均改为宿舍。1984年5月24日，“杨椒山祠（松筠庵）”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当时公布的地址为“宣武区宣武门外达智桥十二号”。2001年7

來源

• 松筠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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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淵源

楊椒山祠之歷史淵源，可上溯至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楊繼盛在京寓居之所。楊繼盛以直諫彈劾權臣嚴嵩而獲罪遇害，至隆慶元年（1567年）始得平反追贈，故其故宅遂逐漸成為後世追思忠烈之地。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官員楊壽楠等考證此處為楊氏故宅，乃集資重修，定名為「忠愍故宅」，並仍沿用「松筠庵」舊稱，顯示其由民居轉化為紀念性空間的歷程。道光年間，住持釋心泉又對其加以擴建，增設諫草堂，並以楊繼盛彈劾嚴嵩奏章石刻為陳列核心，使之兼具祠祀、陳史與教化功能。至清末，該地又因康有為、梁啟超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在此發起公車上書而躋身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場域。其後經歷戰亂與文革破壞，1984年列入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始得以延續其歷史記憶。

主要內容

楊椒山祠原為明嘉靖年間名臣楊繼盛故居，清乾隆年間重修而轉為祠宇，遂兼具故宅紀念與忠烈祭祀之雙重性質。其主要功能在於追思楊繼盛以死諫君、殉節明志之事蹟，並以楊繼盛及其夫人張氏為主要奉祀對象，藉以表彰其「忠愍」節操與士大夫道德典範。祠內建築大體保存清代形制，坐北朝南，主要由山門、景賢堂與諫草堂構成，形成前祠後寢的傳統空間序列，並兼具北京四合院式院落格局與祠堂禮制功能。院中尚存楊繼盛手植古槐及多方明清碑刻，其中不乏名家書丹之作，既具史料價值，亦為重要書法遺存。清末以降，該處又因維新人士活動及「公車上書」而增添近代政治記憶，使之成為結合忠烈崇祀、歷史見證與文化傳承的特殊空間。

相關典籍

相關典籍與文獻多自楊繼盛生平事蹟、奏議文本與故宅沿革三方面，為楊椒山祠之考證提供基礎。其一，明清史傳如《明史》及《楊忠愍文集》收錄其彈劾嚴嵩諸疏、詩文與獄中遺作，除可據以理解其忠烈形象外，亦為祠內諫草堂所存碑刻、匾額題識之文本來源。其二，地方志與京師圖籍，如清《藤陰雜記》及《乾隆京城全圖》，記述此地由楊氏故宅演變為祠庵之過程，並可與現存格局及稱謂變化互證。其三，近現代北京市文物局檔案與修繕記錄，保存歷次整修、題刻及保護沿革資訊，對辨析「松筠庵」與「楊椒山祠」之名稱承續尤具參考價值。綜合諸書，可見其兼具忠烈紀念、宗教祭祀與近代都市記憶之複合意涵。

文化影響

楊椒山祠的文化影響，主要體現在忠烈崇拜、政治記憶與文物保存三個層面。其由楊繼盛故居演變為紀念祠堂後，逐漸形成以「楊椒山信仰」為核心的士人精神象徵，將明代諫臣捨生取義的道德典範具體化為可供瞻仰與祭祀的空間。清代以降，此地不僅延續了忠愍崇祀傳統，亦因維新人士集會及「公車上書」而成為近代政治表達的重要場域，使其意義由個人紀念擴展為公共歷史記憶。另一方面，祠內保存的明清碑刻、奏章與古槐等遺存，兼具文獻、書法與歷史研究價值，反映士大夫文化的審美與書寫傳統。部分時期設置助賬局等慈善機構，亦顯示其曾發揮社會救濟功能，進一步強化其作為地方文化中心的地位。

學術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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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氏太極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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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楊起元之三教觀〉(東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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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5-05 確認錯誤：「松筠庵，又称杨椒山祠，是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达智桥胡同12号、校场口三条2号的一座汉传佛教寺院」與下文「公车上书」時康有為等人集會之處相衝突，且該處主體性質應為楊繼盛故宅/祠廟，而非漢傳佛教寺院；「寺院」「僧人」等表述與後文作為祠祀、故宅、會集場所的敘述混雜，屬明顯分類不一致。 → 正確：該處原文將「松筠庵／杨椒山祠」描述为汉传佛教寺院，与后文作为杨继盛纪念性场所、会集地点的叙述确有分类混杂问题；此处应更强调其为祠庙/故宅性质，而非单纯佛教寺院。
• 2026-05-05 確認錯誤：「宋筠庵是长椿寺的下院」與前文將其描述為楊繼盛故居、後又成為忠愍故宅/祠堂的脈絡不一致；若為長椿寺下院，則不應同時作為楊繼盛故宅直接演變而來的單一敘述而未交代其歷史變遷，存在明顯敘述衝突或至少缺乏必要銜接。 → 正確：“松筠庵是长椿寺的下院”与其后被用作杨继盛故宅/祠堂的叙述缺少必要历史过渡，表述上存在衔接不清的问题，不能视为完全无问题。
• 2026-05-05 確認錯誤：「清朝道光二十七年（1841年）」年份與干支不符：1841年為辛丑年，不是道光二十七年；道光二十七年應為1847年。 → 正確：“道光二十七年（1841年）”纪年对应错误：1841年应为道光二十一年，不是道光二十七年。
• 2026-05-05 確認錯誤：「清朝道光二十八年（1842年）……」年份與朝代紀年不符：1842年是道光二十二年，不是道光二十八年。 → 正確：“道光二十八年（1842年）”纪年对应错误：1842年应为道光二十二年，不是道光二十八年。
• 2026-05-05 確認錯誤：「康有為發起上書之地」的事件歸屬過於絕對且與常見史實表述不符：公車上書主要是各省舉人聯合赴都察院上書，並非通常單獨歸為「松筠庵是發起上書之地」；後文又說1895年5月1日康有為在松筠庵集會起草上書，與前述『發起上書之地』表述容易混淆事件層級。 → 正確：“公车上书期间康有为发起上书之地”表述过于绝对，容易将事件整体归因于松筠庵；更稳妥的说法应是康有为等人在此集会、起草或联络上书，而非将其直接定性为唯一或正式的“发起上书之地”。
• 2026-05-05 確認錯誤：文末截斷，屬明顯不完整內容。 → 正確：文末内容明显截断，不完整。
• 2026-05-05 確認錯誤：「楊椒山祠之歷史淵源」段落稱「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官員楊壽楠等考證此處為楊氏故宅，乃集資重修，定名為『忠愍故宅』，並仍沿用『松筠庵』舊稱」；但前文引文說是「榜曰『忠愍故宅』，仍號松筠」，兩處可互相對應，但「定名為『忠愍故宅』」與「仍沿用『松筠庵』舊稱」若不解釋為並用兩名，容易造成名稱歸屬不清。 → 正確：该段关于“忠愍故宅”与“松筠庵”并用两名的关系，确实容易造成名称归属不清；若未交代为同一地点的不同历史称谓，表述不够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