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劉基郁離子“待王者之興”

拉曼大學

中華研究院中文系

論劉基《郁離子》“待王者之興” A study of the Mentality and Ideology in Liu Ji’s Yu Li Zi

科目編號：ULSZ3094

學生姓名：鍾順文

學位名稱：文學士（榮譽）學位

指導老師：方美富師

呈交日期：2017 年 8 月 11 日

本論文為獲取文學士榮譽學位（中文）的部分條件

目次

題目 ................................................................ i

宣誓 ................................................................ ii

摘要 ............................................................... iii

謝辭 ............................................................... iv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4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 5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 ........................................ 6

第四節 研究難題 ............................................ 7

第二章 時局與心態的交鋒 ............................................ 8

第一節 劉基與元廷 .......................................... 8

第二節 劉基與義軍 ......................................... 13

第三章 “郁離子”政治批評 ......................................... 18

第一節 取仕與吏治的病態 ................................... 18

第二節 征剿與招撫的失衡 ................................... 23

第四章 “郁離子”應世之道 ......................................... 29

第一節 為人處世 ........................................... 29

第二節 為政之道 ........................................... 34

第五章 結語 ....................................................... 39

參考書目 ........................................................... 41

論劉基《郁離子》“待王者之興” A study of the Mentality and Ideology in Liu Ji’s

Yu Li Zi

i

宣誓

謹此宣誓，此論文由本人獨立完成，凡論文中引用資料或參考他人著作，

無論是書面文字、電子資訊或口述材料，皆已於注釋中具體註明出處，并詳列

相關的參考書目。

簽名：_________________

姓名：鍾順文

學號：14ALB07076

日期：

ii

摘要

劉基對元末明初各項研究之所以能發揮關鍵性影響，乃因其本人兩涉當時

政治及文學事業，引領時賢。他與明初其他功臣不同，劉基是當時勛貴中極少

具備元廷所授予進士身份的一員，入仕多年，擁有非凡的親身經驗。從書<官箴>

以自勉擁有對元政權的絕對忠誠至日後發展成相互對立局面，徹底背反儒家

“忠臣不仕二主”之思想傳統。“事二主”這一大問題上攸關劉氏之或出或處，

究竟他積極尋求一個可供發揮之平台，抑或認清天命歸屬，致使其敢於突破世

俗道德觀念的桎梏。當中轉變的思想動機，遂為學界所關注。而這段時期著述

之《郁離子》，此前多作文學著作，然本文看來卻是成為釐清這一點非常重要

的材料。在進行內容分析以後，則可以重詁劉基對元政權，義軍、政治思想，

乃至處世哲學作出評析。

關鍵詞：《郁離子》、貳仕心態、理想政治、政治史、處世觀

iii

謝辭

自擬研究範疇到定題乃至終稿，費時日長，期間多因事而有所延誤。然能

於限期內完成，針對一課題略述己見作為三年大學生涯之最終發言，雖對論述

仍嫌不滿，亦只能留待他日。撰寫期間，因才疏學淺，不免在做學術中有所迷

茫。縱然資料在手，但在文獻參閱量上依然深感匱乏。惟方老師從旁指引，同

窗曹永銘、陳姽蓁、劉砡娣等彼此相互協助，商討與鼓舞，方能略有今成。在

此我謹致以各位由衷的謝忱。

另外，平日少有書寫對雙親表示感謝之詞，藉此機會我想感激他們，特別

是我的母親。因天地不仁而嫉善者，致使您勞心勞力多年。學期開課，每與您

相擁而別，瞭望您轉身離開之背影，心裡感觸至深。這些年，如無您之辛勞，

便無我之論文，學位更是無從談起。謝謝您。

iv

第一章 緒論

劉基（1311-1375，元至大四年~明洪武八年），字伯溫，青田人。少已博

通經史，精象緯之學。仕元時期，因無法委身當代官場之風氣，屢次辭官而去，

爾後再度出仕。直至大約至正十八年（1358）末，方才完結元政權下之仕途生

涯，並著《郁離子》。據《明史》所言，劉基於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遭

貶斥就已投劾歸鄉開始著述此書，然完書時間則無明確交代。經徐一夔<郁離子

序>所示，徐曾在金陵官寺與劉基相遇，劉基更出示此書以見教。（〔明〕劉基

著，2016b：841）有必要說明，至正十八年（1358）末到至正二十年（1360）

三月期間，徐劉是不可能相遇於金陵。因此，其二人必在入明後方有此際遇。

既然已出書見教，表示《郁離子》此時已然寫畢。眾多學者在對《郁離子》完

書時間段考辨問題上皆如學者車行健。以《郁離子·牧猳·割癭》、《郁離

子·枸橼·論相》兩節內容因談及對權相不該輕易廢置，認為劉基未仕明之前

職位低下，不可能去討論這一問題。遂將時間段概定在洪武四年（1371）之後

（因當時明太祖正欲罷免宰相）。（車行健，1998：32-33）然單憑 18 篇計 195

節内容，抽取其中兩節便要概定的時間段來解釋，似乎尚欠說服力。

首先，談及權相不能輕易廢置問題。元政局發展至順帝末期，政權的穩固

性基本上仰賴權相以維持。先有伯顏而後有脫脫，當中脫脫更是為元朝延長了

立足中原的時間。從他被解職伊始，元廷統治頓時呈現摧枯拉朽之局勢，劉基

不可能對此而無所察，此其一。其二，若以劉基仕元乃屬基層職位而不會有此

論調亦說不通。縱觀《郁離子》全書論之，其所談及的政治問題與見解是針對

1

整個天下局勢而發聲。若指其職位低下而不會探討權相不可廢之問題，那此書

中許多範疇也與其之職能無太大聯繫。

事實上，在我看来，這兩節的內容主要還是對應元末政治問題所起。是故，

徐一夔作序之時，仍不斷提及誠意伯此書乃“矯元室弊病”以示天下後世，並

且言明“郁離”之意正是文明之象。（〔明〕劉基著，2016b：841）序言絲毫

未提明代之事。當然，回顧《郁離子》作為全書終結篇章之<九難>，劉基借郁

離子之口敘述當今之天下孔道聖人之學不興，淫辭橫世，文樂典章廢弛、天道

不振而無人救助。為此，其欲談上古三代先王之典章，商議除弊救時與禮樂振

興之策，以待王者振興（〔明〕劉基著，2016a：79），這樣的推論，實在自然

不過。更何況，無一字一句與明季牽扯，或顯示明初事跡，更不待言。

《郁離子·天道》表示天道理應好善行而憎邪惡。自古中國政治極為重視

天道論對政權之影響。為王者每以天命之說鞏固統治，是為代天宣化而批御萬

民。《詩·生民·正義》引《商訟》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漢〕毛

亨傳，1999：1063）感天而生商朝之天子。另有，“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

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漢〕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郎補註，

1998：1302）此等占卜以測天命之舉尤以周朝至漢代所興盛。同時，這也顯示

統治階級對“天命”歸屬的一種關心。《漢書·律曆志》亦曰；“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湯武革命，順乎天

而應呼人。”（〔漢〕班固著，〔清〕王先謙補注，2008：405）即表示王者需

順人道方能以應天命，否則將遭後起之賢德者革除其天命。

2

在“王者之興”課題上，<正統論>更明書古之聖王或以大公，大義而得治

天下，故無人質疑政權之正當性。所以“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

（〔宋〕歐陽脩著，2007：32）當中，盛德之寓意在於能夠救弊拯民，有大功

於天下方可被授予天命，成為天下主宰。元末政權明顯缺乏這一條件，不單無

功無德於天下，反本末倒置肆意驅使民眾。以暴虐昏聵之道統馭百姓，致使動

亂紛起而不可制。因此，回看劉基<天道>，郁離子對盜匪之質問為何袒護失德

之“天道”，竟無言以對。《孟子·公孫丑上》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而王者

之興必有興王道者。（〔清〕焦循著，1987：309）劉基既言“待王者之興”，

其必然心懷“名世者”之志向。那麼劉氏所考慮範疇並非忠於不忠，而是重新

審視“天命”之歸屬者何，以為其所輔助。

承接先前所述，若說其終筆乃洪武四年（1371）之後，那麼，所謂“以待

王者之興”，又該作何解釋。難不成劉基會在剛愎雄猜之朱元璋（1328-1398，

元天曆元年~明洪武三十一年）底下，表示明初之天下百病叢生，殘暴不仁而

遍地尸骨非天命之所歸，他在“待王者之興”？如此豈能保其全身，不遭殺身

之禍？情理上，其子劉璟為乃父整理出書之時，理應早早將敏感篇章抽離銷毀

才對。又或者說，此兩節大可在入明后再行附加。那為何僅只附加兩節卻不針

對明初政局書寫更多政治寓言？依此概論，《郁離子》終筆時間段大致設定為

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入明以前。惟將所有文章內容集結成書乃至流通於世，

則可以推測是在入明之後。換言之，要探索劉基心態之趨向變化，必須從《郁

離子》著手。

3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論文構思緣起於閱讀《郁離子》並了解背後書寫目的之時，驚然發覺其中

除政治與哲學思想之外，尚有“郁離子”對世局之心態。在翻看劉基生平史料

記述與“郁離子”比對，確實頗為相近，且《明史·劉基傳》亦曰其憤而辭官，

著郁離以見志。《郁離子》每以三代之治作典範，無數次揚言追溯堯、舜、大

禹之德政。暫且不論劉基在要求重建世局秩序是否完全相信三代之治可以勝任，

還是僅作為敘述例子。但有一點是可以被肯定的，他對當時之現狀極度不滿，

表現出急切改造局勢之慾望，故曰“待王者之興”。顯然此書中所述乃關於劉

基本人之經歷感言綜合而成。可每查閱劉基棄元入明過程心態論述，皆以其詩

詞與史事為主，絲毫未涉及《郁離子》任何內容。另外，學界幾乎對《郁離子》

之研究的大方向基本設定在其藝術特色之中。

故本文是《郁離子》及劉基史料記載的綜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互動關

係。在釐清人物事跡、史實、文本之情況下，盡可能還原劉基貳仕心態觀。具

體說，是觀察導致其放棄元廷與選擇義軍的原因。探究一名擁有元代進士出身

的士大夫，在身處亂世中的抉擇，並分析其盛世重現之政治批評及思想觀。

4

第二節：研究範圍與方法

當然，我並不質疑有“允為明代之冠”讚譽的劉基詩對其本人事態觀方面

的突顯能力。但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只憑劉基之詩與史料相對應去探討其辭官

棄元至未投朱明帳下這一時間段，對元政權及義軍的心態轉變仍稍顯不足。

作為一名心繫天下的浙東名士，劉基在退隱青田書寫《郁離子》不可能僅

為抒懷之用。其必將自覺為何自己需要撰述蘊含政治思想、處世哲學於一體，

洋洋萬餘字之寓言式散文。黑格爾認為寓言式描述的動機是反映自然界生物或

某一種情況或是某一件事，這種情況並不是虛構性質的，而是憑忠實觀察從實

際情況中得來的，接著加以敘述。同時，特別需著眼到要使人可以對它在實踐

生活產生關聯，對行為、智慧、道德有普遍性質的教訓。（〔德〕黑格爾著，

2006：105-106）此一界定也可適用於對劉基《郁離子》之心態與思想層面的研

究。再者，中國“寓言”最早見於《莊子》，廖平在<莊子敘意>認為《莊子》

之寓言，雖並非全是事實反映，可同樣亦有闡明智慧，道德等與生活相關之哲

學。（嚴靈峯編，1972：13）故陳學霖謂劉基著書之舉，除表達個人政治與社

會見解，揭示元之弊政，尚存期盼明主之意。（Chan HokLam，2011：53）正

如我之前所述，劉基此部著作皆是有將其政治理念宣諸後世之初衷。

為此，本文以《郁離子》作為探討劉基心態變遷課題之軸心。從對《郁離

子》內容思想之整理，進而辨析劉氏在世局驟變環境中影響其去向決策之主因。

並且透過搜集與歸納方式，重組富有暗示性質的內容，還原劉基所評擊的弊端

5

性政策與處世為政價值觀念。為求更能解釋清晰劉基各種觀點與抉擇，在敘述

過程亦會適當性附上其所處的元季社會問題以提升論證理據。

第三節：前人研究結果

歷來對於明代開國文臣劉基棄元貳仕之研究不在於少數。然浩瀚成果之中

多依據史籍記載與其個人詩詞作為研究切入點。楊納所撰寫的《劉基事跡考

述》，雖有融入《郁離子》內容去鋪陳劉基棄官青田反省期間之心態思維與事

跡，可仍然是史籍為重。再者，如錢穆<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以劉基文集為

主，劉氏身邊之人相關文章為輔，去談劉基投效朱明心態為何。錢氏之文，雖

有益於作者，卻相對忽略《郁離子》，可謂美中不足。

學者周松芳在《自負一代文人--劉基研究》一書亦每以劉基之詩詞與史料

相結合構述劉氏棄元仕明之心態。對《郁離子》之論述重點則置於寓言藝術特

色之上，並未有從寓言中探測劉基心態觀。（周松芳著，2016：8）另外，則似

如畢英春及呂立漢學者，以《郁離子》不同之內容，指出劉基乃評擊元廷黑暗

政治或為其政治見解作一整理。在劉基思想研究之上，容肇祖曾為劉基政治、

處世等思想觀作一專題研究。在其研究中多採用《郁離子》作為論述依據，這

對於縱下之論述提供啟示。

6

第四節：研究難題

全文自動筆而終，將視角盡可能投放在劉基棄元入明前之著作《郁離子》，

開展其心態趨向與思想觀之論述架構。故著作之終筆年份形成關鍵性因素，然

卻因年份不詳而只能以推測手段進行概定。並且因專注於《郁離子》，對劉基

其他文體難免顧此失彼。如能將劉基其他相關文體與《郁離子》及史籍相互融

合進行其心態轉向與思想探討，相信所得之結果亦較為全面性。再有，則為劉

基於此書中使用較為艱澀之詞彙撰寫，且多含古今典故，在思想分析整理上稍

有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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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時局與心態的交鋒

《郁離子》不可被視為是劉基一部純文學性著作，應將它看成是一部體現

劉基政治思想與心態的文集。英國學者安娜貝爾·布雷特（Annabel Brett）於<

今日，何謂思想史？>一文指出，研究作者思想的基本方法是通過其本人的行為

與產品。作者的思想會使行動與其產品產生一定的牽涉性，進而與歷史代理人

的歷史時間有所牽涉。（〔英〕大衛·康納丁編，2008：249）換言之，從劉基

《郁離子》的內容性聯繫動筆時的遭遇與背景環境觀之，他的動機就不是為文

學而文學。而是企圖透過這部著作來完成他在現實中無法實施的抱負與暢訴。

大體上，依據《郁離子》分析劉基本人談論人才招攬的概念與要素，可反射出

其本人入仕之標準。並且透過這一標準，觀察劉基與元廷及義軍兩者間之心態。

第一節 ：劉基與元廷

欲想了解劉基徹底辭官去元以後對元廷的心態，就有必要認真回看其最後

一次棄官的原因。按《明史·劉基傳》記述，因山寇驟起令其從紹興前往處州

與行院判石抹宜孫一同鎮守該地。爾後經略使李國鳳表奏其功，然朝廷以方國

珍之故，僅授予劉基總管府判的職位。劉基為此憤而棄官，著《郁離子》以明

志。（〔清〕張廷玉，1974：3778）劉基對上司石抹宜孫撰寫之碑文中，明示

8

其是在至正十六年（1356）春月到達處州。1而《元史·石抹宜孫傳》言明至正

十七（1357）年劉基曾助上司石抹宜孫剿滅山寇，而經略使李國鳳是至正十八

年（1358）十二月抵達浙東，并拜石抹宜孫為參知政事。其為劉基表功亦在於

情理，然是否因方國珍（1319-1374，元延祐六年~明洪武七年）之事被降則有

待商榷。

有一點大致可以被確定，那就是劉基從參謀一職被降為總管府判成了文官。

這很有可能是元廷“鳥盡弓藏”的伎倆。別忘了，當初劉基之所以重新為官是

因為處州賊起，故元廷令其剿補。此也證明元廷認可了劉基的軍事能力，既然

初衷已經達成，就不可能再為劉基升官讓其繼續參與軍事。將其降為文官亦符

合漢人不得參與軍政的宗旨2，更何況劉基是擁有軍事才能的漢人。作為一位有

抱負的志者，當時國家戰亂四起，其志向必是企圖為國家掃平賊寇。否則他也

不會在紹興接下前往處州平賊的任命。所以劉基不是隨意賦予一官半職就能得

到滿足。

其徒徐一夔為《郁離子》作序之時；言道：“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閫方

務治兵……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而去。”（〔明〕

劉基著，2016a：840）可見劉基是因為憤于元廷終日因循守舊，埋沒良才，故

恨而棄官。此次棄官歸青田，也是他對元廷的決裂。富路特與房兆楹（ L.

Carrington Goodrich & Chaoying Fang）《明代名人傳》（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劉基退隱青田是可以被理解的。他身處於一個社會

1 詳見〔明〕劉基著，林家驪點校，《劉伯溫集·上冊》，<處州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

德政碑訟>，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a，頁 253。

2 元順帝元綂年間因徭賊暴動之故有漢人不得與之軍政一策。（〔明〕宋濂，1976：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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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政治危機四伏的時代，亦是法制與權威徹底解體的時代。”（〔美〕L.

Carrington Goodrich & Chaoying Fang，1976：932）面對全然崩潰之政權，劉基

處於無能為力下唯有作出離開的決定。《明代名人傳》還指出《郁離子》是劉

基用以評擊元廷無能，形成政權崩潰導致百姓遭受苦難之作。（〔美〕L.

Carrington Goodrich & Chaoying Fang，1976：932-933）為此，《郁離子》順理

成章成為劉氏在未投效任何人以前抒發個人情感與政治見解之作品。

皆上所舉，其實《郁離子》全集中也有作為對應的思想內容。劉基在《郁

離子·枸橼》說道義可以招來賢士，食物可招來百姓。世間萬物只要能對應所

需則可以召之即來。唯一所擔心的是將他們招來卻不可使其等心安。若如此則

不如不招攬。（〔明〕劉基著，2016a：31）換言之，放在劉基一案上。元廷雖

給予劉基“官職”卻不能達到安撫其心的作用，沒準又會因一些不可理喻之理

由被降職罷免，且所給之官職亦非可供劉基施展抱負3。除此，若論及道義恐怕

著《郁離子》之時，在劉基心裡元廷早已無道。劉基不是一位盲目愚忠的人，

他只會對聖主明君展現他的忠誠，或者說他忠於的對象是天下黎民百姓。

《郁離子·魯般》以一破舊宅子入寓，闡明宅子之大梁已腐朽不堪，隨意

找人更換又會崩塌，欲修卻無人可擔此重任。何況所需木料被隨意砍伐殆盡、

工序的規矩標準也已經消失。縱使魯班、王爾在世也修繕不了，更何況沒有，

怎麼能不感到悲哀。（〔明〕劉基著，2016a：9）至正十八年（1358）元之天

3 劉基第一次為官因廉直而得罪權貴，幸得行省招其為職官掾史，但不久亦辭去官職。第二次是 在元順帝至正八年（1348）為儒學副提舉，卻因彈劾御史遭到排擠而再度辭官。第三次則是 因賊寇作亂，復起為元帥府都事，後被罷官羇管於紹興。最後一次為官是與石抹宜孫共守處 州，經略使上奏其功卻只授予總管府事，更收其兵權。故劉基自此徹底退出元廷官場。 （〔清〕張廷玉，1974：3776-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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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秩序早已大亂，劉基所處於的元廷形同於<魯般>中面臨崩塌的宅子，作為

“房梁”的國家體系已經快要折斷。奈何用以“維護”或“拯救”它的一切方

法早已被元廷自身銷毀乾淨。朝廷始終由奸臣昏主當政排擠忠良，使原本忠良

能臣不多的元廷自取滅亡。更何況現如今朝中早已失去像脫脫般還可以拯救世

道的能臣干吏。

其次，《郁離子·麋虎》言及在朝廷之上，原來用以獎勵功勛者高貴尊榮

的爵位現如今也能封賜給盜賊，讓盜賊與功勛者及士大夫之間並列顯爵。似此

等失道寡助烏煙瘴氣的朝廷，稍有廉恥之心的士人也不會再去投效。（〔明〕

劉基著，2016a：74）其在寓言思想表達之中尚且如此表示，在現實中志向遠大

的劉基也必然不會願意與盜賊同朝稱臣。元廷在剿滅起義軍的亂事上，一旦吃

了敗仗則選擇對“盜匪”領袖封以高官厚爵，如方國珍運用屢降屢叛的方式迫

使元廷封其至江浙行省左丞相衢國公（〔明〕宋濂，1976：3698），張士誠更

授以太尉之高職（〔明〕宋濂，1976：3694）。

事已至此，劉基雖對元之無力回天感到悲痛與失望。但從深一層去分析，

劉基所悲痛的不是元廷的國祚即將覆亡，而是天下良民百姓生活艱苦。對於劉

基而言，他只站在擁有道義值得他鞠躬盡瘁的一方。《郁離子·牧猳》劉基有

那麼一則寓言曰非堯、大禹那樣的聖主就不可以與他們談道德；不是商湯、周

武王般的君主就不可與他們講仁義。如今楚王身邊參與政事謀劃及建功立業的

人，沒有不是發配到邊疆的罪犯和殺人的亡命之徒，是利益熏心之輩。若與利

益之徒談仁義道德就是浪費君子的治國之道。且並非人人擁有如孔子般的品德，

願意四處奔波忙碌宣揚自己的治國主張。（〔明〕劉基著，2016a：55-56）在

劉基心目中，利益熏心的當權者與充斥利益之徒的朝廷，非其服務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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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麋虎>與<牧猳>寓言所表達的理念，劉基不可能再對元廷抱有任何期望，

明顯他已經放棄對元政權的支持。否則《郁離子·千里馬》不會借道義不行岌

岌可危的國度裡表示需為此局勢而擔憂，不然發生動蕩之時該上哪去安身立命。

（〔明〕劉基著，2016a：2）說明無道的政權步向滅忙是時間上的問題，即使

為它憂慮也無法挽回些什麼，應該思慮如何能從危難之中抽身而出。

劉基之所以一直隱蔽青田撰寫《郁離子》，並非私下為元廷持續出謀劃策

以勸諫元廷當政者。《郁離子·天道》言道：“今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

知牧，天弗使牧也，夫子雖悲之，若之何哉！”（〔明〕劉基著，2016a：54）

以“當今天下沒有善於放牧之人”比喻天下沒有善於馭民之君。雖自身通曉

“放牧”（治國之道），可上天不讓自己施展“放牧”之道，又有何用。<天道>

最後還說郁離子自此以後再也不談論世間之事。如將此與<天道>中一段對話進

行比對，會相較清楚郁離子為何如此。文中隨從旦見郁離子看著一個披著枯萎

荷葉將要死去之人在雪地里行走感到悲傷。隨從歸勸郁離子說其志向雖然遠大，

然而現在這已經不是他職責範圍的事了，又何必糾結悲傷於此。（〔明〕劉基

著，2016a：54）此所謂的“不談論世間之事”對應主僕二人之間談話則是指，

既然朝廷不讓郁離子謀國事，而郁離子也覺得何必再為朝廷的一切負面形勢悲

傷歎息。劉基宛如郁離子，不在其職不謀其事。在無法以實際行動為受難的黎

民紓困下，唯有將一切為官的“使命感”與政治見解寄託寓言，賦志其間。

再者，則是劉基仍未覓得一位他欲想輔助的聖君，故此一直不出。其<千里

馬>中言“今天下無可徒之地、可蟄之土矣，是為人不如蟲也。”（〔明〕劉基

著，2016a：2）便是他內心的真實寫照。蟲子尚有土壤可以容其身，可偌大一

個天下卻沒有可供他“蟄之土”，其暗察明主而仕之心不言而喻。 《郁離 12

子·公孫無人》中，劉基也借用齊桓、晉文復位之事激勵自己不可自暴自棄，

要做到“哲士安受命而大含忍也”，為的就是有朝一日“以待王者之興”。

简明而言，在至正十八年（1358）末被貶以後，劉基徹底醒覺元廷已是無

可救藥，失去天道民心之元廷不值得他再去輔佐留戀。其先前為元廷所作的一

切可謂是盡了作為一名臣子的本分與忠貞。《郁離子·千里馬》有一講述楚國

巫師與鬼的故事。楚國崇尚祭祀，致使巫師和鬼爭奪祭祀地位之高低。巫師乘

鬼不察，將鬼之雕像推倒在地。鬼因不知元兇是誰，便在那一帶興風作浪起來。

當地有一老人進廟祭祀，見鬼之雕像倒在地上，將其扶起。鬼卻以為是老人推

倒自己的雕像，遂把他毆打致死。故事發展到最後，明確指出當代之天下就猶

如被推倒在地上鬼的雕像，是不可將其扶起的，如不遠離它，反會遭受其害。

（〔明〕劉基著，2016a：3）正好對應劉基一心為元廷著想，卻因朝政腐敗與

執政者的昏庸終落個一貶再貶的下場。這使得充滿抱負的他即無法有所施展，

而且眼睜睜地看著黎民飽受無道政權摧殘，豈能不造成他對元廷的失望。欲借

寓言虛構人物之對話，言明現如今之天下若為無道者挺身而出無疑是置身於險

境，應從速離之另擇明主而仕的心態。

第二節 ：劉基與義軍

劉基為官時期對義軍更深入看法已很難說得清楚。其詩<感時述事十首>之

“濫官舞國法，致亂有其因。”（〔明〕劉基著，2016b：461）一句，曝露出

劉基是有意識到百姓起義的苦衷，是合法政權殘酷無德給逼出來的。但其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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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深知，若是置身於合法政權旗幟底下，則面對起義勢力是不能有任何的遲疑。

必須向反動力量予以鎮壓，是為<蛇蝎>所言及的暴亂不禁止則動亂不除，而亂

事不平則天下難以安定。（〔明〕劉基著，2016a：67）陳學霖藉此發揮，他認

為劉基忠於元政權，其痛恨叛軍首領是因為他們同樣是造成世局崩潰的根源。

（〔美〕L. Carrington Goodrich & Chaoying Fang，1976：932）可在脫離合法政

權的枷鎖，成為自由之身，不必顧慮忠與不忠而是考慮民生問題的時候，劉基

有了更清晰的認識。應該指出，原來在他心目中的“賊軍”角色很大可能轉移

到元軍方面。

之所以有此一論，乃在《郁離子·枸橼》中有一則醫理的寓言。郁離子生

了病，病氣集結而成痰想要吐出。有人告訴郁離子不可作如此嘗試，皆因人若

無此物就會乾枯。郁離子卻否決對方的說法，直言精血既然已經化成了痰，那

麼就成了有害之物，必須清除，否則禍害自身。古時舜、禹、成湯、文王誅滅

四兇4，剿滅昆吾，流放夏桀。天下因而從動亂走向寧靜。若選擇寬容他們，只

會危害百姓。所以如不將痰吐出就會危害自身。（〔明〕劉基著，2016：35）

僅寓言表面上看，劉基是在說痰積存於體內對個人健康的壞處。然而在寓言中

所提出之舜、大禹、成湯與文王剷除惡兇的例子，乃仁德之君替代無德之君的

意思存在。

為此，從上述所提及的這則寓言作一觀察與推測。在劉基退隱後的元季世

道中，他內心沒有理由不明天下大亂之首禍在於元廷本身。作為一個已經徹底

腐朽弊病叢生的朝廷，如何能持續承天命而御萬民。其如想要救黎民於戰亂，

4 據《左傳》文公十八年記載，“四兇”為渾敦、窮奇、梼杌與饕餮。（〔周〕左丘明傳，1999：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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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穩定天下的秩序，似此等重托沒有可能再寄望於元廷，而義軍將會是劉基

最終選擇。

於《郁離子·天道》中，劉基曾以義軍之口吻質問自己何為天道。寓言中

以盜賊與郁離子之間的對話談論自古到今，亂象頻生而大治之期不常有。君子

與小人之間鬥爭不斷，而爭鬥之中又以小人勝多。何以天道常庇惡去善？郁離

子不作回答。盜賊就此譏諷所謂君子袒護的天道是如此不通於情理。（〔明〕

劉基著，2016a：53）天道本應賞善罰惡，有善而不敢蔽；有罪而不敢赦。郁離

子的無言以對，顯然已經用默認方式表明立場。過去劉基自己一直所維護代行

天道的元廷，在失去仁德之際，似乎已不再具備令人擁護之道理。天道只會站

在擁有仁德的一方，元廷與義軍之間哪一方奉行仁德誰便可承天受命。同時也

表示劉基對自身過去將義軍看成是禍害的意識產生了動搖。

作為一名博通經史的政治家，劉基不可能沒有注重現狀的意識。在時刻變

化的政局當中，以劉基敏銳的眼光沒理由待在元廷當中束手待斃。故《郁離

子·枸橼》寓言中的“四兇”可視作其對元廷的代稱。接著，再將此引伸至當

代之時事，很明顯元廷成了寓言中的“痰”，是天下動亂的禍害所在而非義軍。

假設無元廷這一禍首，又何能生出義軍這股禍患。若是禍首不清除，天下則無

法安寧，農民揭竿起義的現象只會有增無減。這很大可能才是劉基進行反思後，

真正對元廷與義軍的觀點。正因有此覺悟，方能致使其本人有投向義軍之念頭

而沒有為元朝守節，繼而做出不仕新朝的決定。

既然劉基對義軍之心態與早前不同，此時他要做的是仔細觀察天下多股義

軍勢力之中，誰能成氣候而值得他竭盡全力地輔助。《郁離子·枸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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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實蠹，不可以不易，然必先得材焉，不則未可也。”（〔明〕劉基著，

2016a：34）房梁壞了就需更換，劉基於此所言必不是單指房梁，而多是暗喻國

家亦是如此。但在更換政權以前必須先謹慎物色誰適合擔當此重任。其曰：

“堯舜以仁義為的，而天下之善聚焉。……介山之草木，何罪而焚乎？子推之

所在也。是故辭禍有道，辭其的而已。”（〔明〕劉基著，2016a：44）這也就

闡明，劉基隱藏自保之餘尚在眾多義軍中觀察何人能以仁義聚集天下民心，實

現九州歸附。

劉基退隱青田故居大致在至正十八年（1358）末或至正十九年（1359）前

夕。此时具代表性的起义势力尚有徐壽輝、朱元璋、張士誠（1321-1367，元至

治元年~至正二十七年）。前兩人頻頻擊潰元軍占城奪地；後者則擁兵自守，

雖與元廷有使者往來卻不奉元廷號令。至於劉福通則於至正十九年（1359）八

月被元軍攻破汴梁城迫退至安豐，實力已大不如前。眾義軍之中，徐壽輝、陳

友諒（1320-1363,元延祐七年~元至正二十三年）之流，志在擴張版圖對安撫民

生毫無興趣。且陳友諒還弒君奪位，必不會成為其效力的對象；毫無進取之心

只顧享樂的張士誠，亦非其所盼；劉福通是依靠蠱惑民眾起兵且無有安邦之志，

此舉更不會令劉基依附，何況劉福通之勢力已被元軍狙擊得搖搖欲墜。

未有決斷之前，劉基認為就得先在亂世避居韜光養晦，以免成為各勢力拉

攏的對象，為自身帶來禍患。排除所有勢力之後，也只有佔據金陵志向遠大的

朱元璋可供其選擇。且浙江四大名士之宋濂（1310-1381，元至大三年~明洪武

十四年）、章溢（1314-1369，元延祐元年~明洪武二年）、葉琛（？-1362，？

~元至正二十二年）等已選擇歸附朱元璋，劉基不可能對此未有進行考量。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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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在其<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根據《明史》與黃伯生<誠意伯劉公行狀>等資

料，對劉基投效朱元璋出於自願這一點提出質疑。認為劉基主要是在退隱期間

遭孫炎強邀所致才屈身於明廷。（錢穆著，1968a：148-149）在此，本文不論

劉基投效朱元璋是否出於自願，僅重點關心在他對義軍的想法究竟如何。

僅從劉基《郁離子》寓意思維來觀之，其會就此甘於隱身鄉野？如果對朱

元璋這股原來的“盜匪”勢力，果真恨之入骨。以其高傲之性格大可在被迫至

金陵以後，不對朱元璋獻一計一策對付原來之舊主（元廷）。事情恰恰相反，

劉基自投入朱明帳下積極為其出謀劃策，在軍事政治上屢屢提供建議。《罪惟

録》謂其至金陵遂上呈時務十八事。為朱元璋分析天下割據之勢，更為其平定

叛變內亂。未幾，朱元璋於至正二十一（1361）年為小明王設御座行慶賀大禮。

劉基以“天命有在”為由憤而不拜。(〔清〕查繼佐著，2012：1399-1400)其實，

從劉基分析眾義軍形勢開始，其與義軍之間已不再是昔日的敵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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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郁離子”政治批評

在《郁離子》十八篇內容之中，絕大部分政治寓意皆涉及國家人才制度與

吏治方面。基本上，人才招攬之法、升降運用之策甚至篩選制度上之弊病貫穿

整部《郁離子》。這種情況的出現，反映出劉基將人事任用與吏治風氣納入成

為國家發展穩定因素的主要考量之中。不過，還有一點引起我注意的是《郁離

子》中劉基對義軍（盜匪）征撫之觀點。為此，接下來的論述，我將在這部著

作之各篇章情節中搜尋有關理念。通過理念分析，了解劉基認為在上述制度與

策略實施中一些弊端。並以其所處之元季相應政治狀況，作為其理念論證分析

例子。

第一節 ：取仕與吏治的病態

元順帝年間，各地山洪、地震、旱蝗等災情頻發未有好轉，從而形成國內

湧現大批流民。元廷迫於災情屢屢從國庫支出錢糧用以賑災。經年累月撥款，

附加兵費開支龐大。在狀況頻出下，元代吏治腐化令國家運作處於雪上加霜之

境地。不僅未能緩解災情動亂於無形，反倒成為蒙古帝國在中原政權崩塌之主

要催化劑。

劉基，從他躊躇滿志入仕到最後憤而辭官開始著作《郁離子》皆處於如此

一個時代環境。其《郁離子·千里馬》當中之“千里馬”意象與《楚辭·九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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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骐骥5”一致。<千里馬>言道，掌管風俗教化與管理的部門背負著為國家選

拔人才的職責，因此事關重要。切勿一意孤行對貴胄世族優先委以重任，當權

者同樣不可做出對天下賢才不公之舉。（〔明〕劉基著，2016a：3）以元朝為

例，作為對大宋政權的更替者，元是以遊牧民族入主替代漢人之中原統治權。

雖為鞏固自身政權合法性，仍承襲前朝中央官僚集權與開科取仕之制度，卻也

保留對本族的核心制度。

從元代科考屢屢叫停情形觀之，讓蒙族色目子弟以軍功、世襲之方式入朝

為官，將國家要職徹底壟斷，是多麼地在乎於其族是否掌權，亦顯出對科舉之

輕視。錢穆評擊元代對士人之觀念，形同工匠。開國之初，以考試檢測南人儒

臣并奴役至北方的行為，方才造就元代於國族勛舊之外，尚有科舉取士之制。

然卻有名無實，在實際政治上極少影響。（錢穆著，1998b：739-740）在劉基

本人思想角度上，如若人才選拔僅重視世家貴族的後代又或自身族群近親關係

的紈绔子弟稱之為“愛國”，而非以才學作為入選的考察重点是為不智之舉。

而更嚴重者則似元代鄭介夫所述“進身之初。不辨賢愚。不問齒德。寅緣

勢援，互相梯引。有力者趨前。無力者居後……茍圖俸考。爭先品級。以之臨

政。懵無所知。”（〔明〕黃淮，楊士奇編，2012：917）以本族為核心力量固

然對政權是有一定性的保障。然而卻忽視政權的穩固並非僅仰賴於本族力量的

支持，還得需有一批智囊作為政治班底來維持賡續性統治。是故，劉基就當權

者只在乎本身族群掌權而漠視他族人才的取仕方針提出個人批評。

5 <九辯>為宋玉所寫。辭中抒發其懷才不遇之滄桑感。當中“謂骐骥兮安歸……骐骥伏匿而不見 兮……君棄遠而不察兮。”（〔宋〕錢杲之著，2003：444）與劉基《郁離子·千里馬》中的 “馬”一樣，因某種原因皆被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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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在<千里馬>指馬雖良矣，可如非冀北所產之類則置於外牧養之。（〔明〕

劉基著，2016a：1）所謂“內廄”“外牧”，顯然是“朝內”與“朝外”的另

一種說法。（鮑延毅，1982：3）正是對此等現象表明棟樑之才落選，若並非敗

于才學卻是栽在個人族群身份認同問題上，對國家無疑是一種人才流失。同時，

將此等因出身不符合者投閒置散、不予重用，雖錄取卻未有將其等安置在恰當

的職位，亦被視為是折損國家人才資源的行徑。

不僅如此，官場之上旦凡在舉賢薦能的程序中往往會產生一種不良情況。

即為 <千里馬>之“大臣有薦其賢者，惡之者畏其用，揚言毀諸庭，庭立者多和

之。”（〔明〕劉基著，2016a：7）凡朝中有人舉薦賢能，一些權臣或臣工會

因所薦之人非與自己有密切關係，亦或威脅與損害自身利益而相繼提出反對態

度并加以排擠。此外，還有第二種人是最為可惡且也是禍害最深的一群。他們

徘徊於讚同與不讚同之間，見風使舵，絲毫沒有就事情進行任何考慮。他們唯

一顧慮的只是不得罪呼籲聲較高的一派，而這些“庭立者”多不認識被舉薦者

亦或被彈劾者，只為明哲保身確保自己不受權貴排擠陷害而選擇隨聲附和。

《明史·劉基傳》載道，劉基本人“起為江浙儒學副提舉，論御史失職，為臺

臣所阻，再投劾歸。”（〔清〕張廷玉，1974：3777）是為一例。人事尚且如

此，政策制定亦無例外。如至正十年（1350）變更鈔法，宰相脫脫召集相關部

院同僚商議，然諸臣皆人云亦云，“唯唯而已”（〔明〕宋濂，1976：3345）

無有個人意見發表。

對於有識之士，“今之用事者皆肉食，吾恐先生之請舶而得葦筏也。”

（〔明〕劉基著，2016a：7）劉基坦言，當權者迫使擁有真才實學的人飽受冷

漠對待。嫉賢妒能之餘，對所任用者往往不給予十足的信任，即用又疑。其借 20

喻對人才不給以實權，國家所得到的只會是“葦筏”而非“船舶”。雖同可用

以“渡江過河”，但以效益論之則差異甚遠。我想，與劉基處於同一時期之宰

相脫脫是很好的解釋材料。

至正十四年（1354），因張士誠佔據高郵久不歸附，元宰相脫脫奉命出征。

戰局本處於優勢，大可將張士誠義軍一舉殲滅。然順帝卻聽信監察御史袁賽因

不花謠言，忌憚脫脫手握大權而下詔責其勞師費財，削其官職安置淮安。

（〔明〕宋濂，1976：3347）致使即將覆滅的張士誠得以幸存。鑒於似這般狀

況發生不勝枚舉，以致劉基<千里馬>除“船舶”變“葦筏”之憂，更兼有缺乏

舵手之慮。其在首篇寓言道：“船隻在航行中少了舵手，茫茫大海之中險象環

生危機四伏，難保不會船毀人亡。一旦大船翻覆他又能赴何處安身。”（〔明〕

劉基著，2016a：1-2）劉於此視大臣為國家的舵手，因為一個健全的官僚體系

是引導國家走向昌盛的主要原素之一。如在國家危難之際沒有好的“舵手”或

者將其棄之不用，無異於自取滅亡。

<千里馬>之中，劉基還列舉了三種為官例子比喻官場黑暗時期的怪象。其

一，清正廉潔而不遭人喜，眾人更笑其癡呆。其二，把握時機巧取財物而不遭

人恨。其三，貪得無厭、賄賂上司、巴結富人，卻受舉薦為掌管司法與考核的

官員。(〔明〕劉基著，2016a：6)側面觀之，官員貪贓賄賂不受制裁卻執掌國

家法度，致使為官廉潔者不僅不得重用，反遭排擠陷害。反應出國家監察機構

嚴重腐朽，方才會衍生出讓此等貪婪之人執法的狀態。作為監察百官，約束犯

罪的司法機構尚且如此，豈能不導致天下皆貪。

21

 在吏治風氣敗壞情形底下，為人君者不但不給予懲治反本末倒置寵信於他

們，將治國大權交予他們之手是為昏聵。如至正六年（1346），尚書李絅上奏

元帝近正臣而遠奸佞，可皇帝并未有採納其言。（〔明〕宋濂，1976：876）傾

上所論舉現象，劉基喻以古時燕王喜好烏鴉而眾人從之，認為烏鴉可預測吉凶，

掌管禍福。國家大事也聽憑烏鴉叫聲決斷，烏鴉也因此得寵居驕之故事，諷刺

奸臣弄權，君主親小人而遠賢臣的境況。（〔明〕劉基著，2016a：4-5）而當

時元代皇帝亦有寵信“烏鴉”之事。

國家經年累月朝政不振必導致民怨沸騰，流民的聚集終會引發國內起義不

斷。國家經濟也因貪污日盛造成國力萎縮。朝中小人當道，平日只知搜刮民財、

爭權相鬥，是沒有能力解國家以倒懸的。然而情況惡化至此，即便當權者開始

實施一些“德政”6，劉基直言為時已晚。故其<千里馬>一寓言曰：“王內省而

慚，慰而遣之，且命天閑同其食。而廩栗不繼，虛名而已。”（〔明〕劉基著，

2016a：5）是時，德政實施只會成為虛名不會帶來大程度良好的政治效應。

再有“北郭氏換梁”之故事闡述北郭氏以信義而富甲天下，到了後世卻家

業不保。這全因家政不修，權利歸於下人且賄賂之風鼎盛失去人心所致，而並

非不幸所造成。（〔明〕劉基著，2016a：6）“北郭氏”是劉基提醒治國者，

賞罰需及時，否則待大廈將傾之時再行賞賜已為時晚矣。（呂立漢，2000：22）

除了適時而賞，碍于上层统治阶级的消极影响，使政局难以再实施革新。哪怕

6 元季至正九年（1349），順帝下詔淘汰冗官，平均俸祿。（〔明〕宋濂，1976：887）至正十 四年 （1354 ），以 私租 太 重為 由， 減免 賦稅 。 （ 〔 明〕 宋濂 ，1976 ：919 ）至正 十六 年 （1356），凡是沿海州縣受到盜賊殘害掠奪者，皆免租三年。（〔明〕宋濂，1976：933）至 正十九年（1359），群臣勸順帝開辦天壽朝賀。順帝以盜賊未平為由取消天壽朝賀。（〔明〕 宋濂，1976：947）然而即便如此，元朝滅忙卻只是時間上的問題。此時百姓已感受不了當權 者實施的德政，更不會因此而感恩戴德放棄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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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救國家於危難，在奸佞當權時代，朝中有能之士被掃除乾淨；朝外也無賢才

願意站出來，更何況沒有。縱劉基觀點上看，國家素亂、吏治腐朽不堪之禍首

乃是在於用人制度上把關方面的崩潰與“唯族是舉”的缺陷，而此短處也成為

元王朝失去政權其中主要的一環。

第二節 ：征剿與招撫的失衡

《郁離子》內不乏劉基對當權者慣常用於鎮壓起義所採用的征剿與招撫兩

種手法闡述了自身的見解。似此等以起義割據行為方式反對政權的團夥與勢力，

除了“義軍”稱譽以外，尚有另一種詞彙被冠于他們身上。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在所撰寫的《劍橋中國明代史·上冊》（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7: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中就說明“盜匪”一詞適用於任何蔑棄合

法政權的人。（〔英〕崔瑞德編，2007：29）在元末，元廷對全國各地之反元

武裝起事勢力亦統稱為“盜”。章太炎曾以“以前的革命，俗稱強盜結義；現

在的革命，俗稱秀才造反。”（章念馳，2011：50）區分古今革命之不同。

這些所謂的“盜匪”並非僅似一般土匪從事殘殺掠奪，禍害地方。相反，

他們大多攻佔城縣與合法政權劃地而治，分庭抗禮。元末劉基所能感受的幾股

亂軍代表性勢力如朱元璋的義父郭子興（？-1355，？~元至正十五年），《元

史》謂其因會元政亂，遂散盡家財，廣結壯士而起義反元（〔清〕張廷玉，

1974：3679）；劉福通與其黨羽杜遵道等人，散播其主韓山童為宋徽宗八世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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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當主宰中國之謠論取信民眾并以紅巾為號，起兵謀反（〔清〕張廷玉，1974：

3682）；張士誠原在泰州運鹽為業，不堪受富人所辱與其弟等結義殺富人而起

（〔清〕張廷玉，1974：3687）；方國珍也以販鹽為業，遭怨家誣告其通匪被

迫聚眾數千人入海反元。（〔清〕張廷玉，1974：3697）由此可見，當代民間

起義多因政局惡化，人心浮動所引發。這亦可解釋為何百姓對賊軍之號召往往

皆從之如流。廣大饑民無法被妥善安置亦或為官所欺，加上朝廷對起義軍貪得

無厭的無條件妥協，紛紛化身為“賊”進而揭竿起義。顯然元末反元浪潮在撇

除元朝官員及藩王造反外，其餘皆是平民被環境生計所迫，亦或被蠱惑淪為盜

賊的“強盜結義”式革命。

面對叛亂，劉基指斥那些不重視“求其聚之之道”的當權者。他們對於民

眾起義往往並未有任何反省自察，只曉得盲目指責百姓樂於附逆，更妄言他們

是“頑而好叛”（〔明〕劉基著，2016a：8）絲毫未有覺悟百姓的反動是否皆

事有因果。遠的不說，就以伯顏當政時期作論證，其因個人怨憤部分漢人謀反，

竟請旨殺五姓漢人。（〔明〕宋濂，1976：843）元順帝至元五年（1338）重申

漢人與南人乃至高麗人不得持有任何軍器。（〔明〕宋濂，1976：852）至元六

年（1339）禁民間藏軍器，實為對漢人不得執軍器之延伸。（〔明〕宋濂，

1976：855）種種舉措揭示了在元当政者意识里蘊含著對漢人、南人一身“反骨”

的偏激思維。隨意於漢人身上附加“叛賊”的意識，增長了大部分漢人與朝廷

的離心力。劉基坦言，在當權者如此先入為主因素促使下，豈能不將良民也一

體“逼上梁山”。

24

置身於合法政權的立場，為了應付與盡快平息似上方指出的各式各樣叛亂

者。除了打壓以外，招撫與赦免的配合使用似乎就是迅速終止叛亂最有效的方

法。可是，合法政權的妥協與寬赦究竟能否換來長治久安是沒有一定的蓋棺定

論。它可以是暫時性亦可以是永久性，這得視乎盜匪領袖政治野心與合法政權

的實力程度而定。面對驟然惡化之局勢，劉基認為當權者或統治階級對於民眾

的叛變看法與檢討也相對重要。這關係到在解決起義事件上應赦或該剿的問題。

如赦，什麼條件下能給予此種待遇；如剿，哪一種是不應姑息的。所以，沒有

在這方面覺悟的當權者於劉基而言不是好的決策者。

在征剿與招撫之間，早期劉基對招撫起義勢力並未有堅決的抗拒表現。至

少，我們從他本人就現實中元廷招撫反元勢力事件上，未見有任何不滿說辭。

其在至正十三年（1353）三月以前所寫的兩篇碑文<台州路重建天妃廟碑>與<台

州路新修城濠碑>是如此表示7。文章中“方氏兄弟大感寤，悔罪……于是海上

既寧。”（〔明〕劉基著，2016a：233）這與《明史·劉基傳》中記載劉基獻

議拒納方國珍之記載顯然有明顯出入8。可大約在至正十八年（1358）左右，劉

基最後一次辭官隱居青田反省自察後，他的想法也就產生變化。

雖大部分起義隊伍是因合法政權的無道所產生，然為國家安定計，既有亂

事則不可不剿。“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明〕

7 皆因劉基于<台州路重建天妃廟碑>中提及前往詔諭方國珍的使者是江浙行省左丞帖理特穆爾

及南臺侍御史尊達納錫哩，與《元史》相符。（詳見〔明〕宋濂《元史》，1976 年，頁 909） 而方國珍是在同年十月得知朝廷任命其為徽州路治州後方由復反。

8 關於《明史·劉基傳》中其拒絕朝廷納降方國珍的史料記載與《劉伯溫集》兩篇碑文內容有 所出入一點，楊納亦曾在《劉基事跡考述》中提到劉基當時對朝廷此舉是無任何異議的，並 未有任何關於不殺方氏不足以嚴懲的言論。（詳見楊納《劉基事跡考述》，2004 年，頁 28） 此段史料或為後人根據劉基日後著作所撰寫。不巧與《郁離子》中之拒絕招降思想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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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基著，2016a：67）劉基於《郁離子·蛇蝎》的寓言中改為讚同對暴亂施以鎮

壓。對暴亂者的招撫施恩只會是助長叛變之風，亦禍及良民且國無以安。惟在

鎮壓暴亂者之中要辨明尚有良民之存在，非人人皆附逆。學者車行健謂劉基維

護元政權的安定秩序，是當時他為官時所秉持的政治立場。（車行健，1998：

30）故始於此刻，也可隱約看出劉基對以往元廷任意招撫的剿賊方針極為不滿：

“盜而獲賞，利莫大矣，利之所在，民必趨焉。趨而禁之，是貳政也；趨而不

禁，人盡盜也。”（〔明〕劉基著，2016a：9）招撫有失分寸只能是讓那些貪

得無厭，並非真心歸附的盜賊食髓知味。久之，則變相成為鼓勵民眾唯利是圖，

無異於慫恿人人皆成盜匪。

合法政權平盜無力也就罷了。可恨的是在納降叛軍以後，當權者對詐降之

徒封官進爵。此舉無疑於讓百姓事賊，須知百姓原來就被叛軍害慘了。<蛇蝎>

曰後世偷惰之君“以姑息為幸，而以勸賢之爵祿勸天下之大憝哉！”（〔明〕

劉基著，2016a：67）朝廷竟然背棄天道，令百姓侍奉盜匪左右，豈能不使無辜

百姓憤怒。再有，似此等承恩受撫的賊軍必然不會真心投誠，旦有風吹草動勢

又復叛。方國珍、張士誠，即便如朱元璋等梟雄亦曾受過元廷封號。到了最後，

元政權還不是被朱元璋驅往漠北。其等之所以接受元廷招撫冊封不過是拖延元

軍事力量的攻勢，壯大自己而已。明顯劉基在著《郁離子》之時已意識元廷的

招撫之策，乃變相成全了梟雄們的拖延之策。所以才痛陳對陽奉陰違之輩的招

安之舉實屬自取滅亡，姑息養奸。不是所有因合法政權無道而激發的起義勢力

都是招撫的對象。

原本變剿為撫的本意是想依靠高官厚爵拉攏起義勢力站到自己一方。可劉

基認為此種讓步之舉，將促使愚昧與貪婪的群眾變成 動亂分子。其《郁離 26

子·千里馬》中表明賊之所以剿之不盡，是因為百姓貧困，加之法制不當，賞

罰不明所致，從而更容易激起貪婪之心。（〔明〕劉基著，2016a：67）並且於

《郁離子·靈丘丈人》其中一則寓言，以蜀王委派相回討伐蠪蚳，而相回卻心

生畏懼修寨自守。每日只曉欺壓良民，索取糧食。後來有五名力士殺了蠪蚳，

相回則取其尸體冒認功績而被五位力士所斃命。劉基謂當今平賊之人形同相回，

百姓卻不甘成為相回的戰利品，豈能不效法五名力士殺相回之舉措。（〔明〕

劉基著，2016a：20）暗示當權者在平賊無策之餘，個人與所派出的軍隊做出滋

擾百姓之事，引起民憤，遭百姓所反噬。

其實，無論是在何種情形之下，相信合法政權都會對反叛者進行鎮壓，不

會一開始就接受他們的叛亂行為。招撫是因為雙方交兵後，自覺實力不如對方

所致。如元廷頒給脫脫討伐徐州的詔書便有“綏順討逆，悉聽便宜從事。”

（〔明〕宋濂，1976：902）再有至正十五年（1355），命刑部尚書董銓擔任征

討任務，也賦予便宜從事之權，并言明叛軍如能歸降則既往不咎，否則方加以

征討。（〔明〕宋濂，1976：923）從詔書上觀之，元廷是抱著能滅則滅，反之

則納降的策略維持統治。至於招降與否，則全權取決於相關臣屬提供的意見決

定。

從劉基前後兩個時期在招撫與征剿持態上的南轅北轍，早期劉基讚同招撫

乃按當時情勢元廷沒有足夠的實力將各支起義隊伍殲滅。且本來起義就是因當

權者無道逼迫形成，加上叛亂者有悔罪之心，故而予以接納。但是，像方國珍

這般降而復叛，招安後仍然割據一方陽奉陰違之盜匪領袖，則斷然不可姑息。

所以他才會有“盜而獲賞……趨而不禁，人盡盜也”的論點。可是劉基提出的

這一點，也並不全然可行。同以方氏為例，每每降而復叛，元廷都按次發兵欲 27

求將其殲滅，然結果不外乎是兵敗告終。為穩住南方至京師的海運通道，元廷

不得不以招撫封賞來穩定其心。如元廷曾因方國珍不受詔安，命江浙左丞進行

討伐可作佐證。（〔明〕宋濂，1976：898）即使招撫附帶的時效不長，卻因實

力懸殊而無可奈何。面對這等詐降之輩，弱勢的合法政權亦不得不如此。但畢

竟劉基反對氾濫賞賜與招撫叛亂領袖之言，並沒任何不妥。只是在現實情況具

體實施之中，會因雙方實力而出現變數。

28

第四章 “郁離子”應世之道

前兩章已指出劉基心態觀以及其對政治現象的評擊。這一章的重點便是要

梳理出劉基的施政思想與人生處世哲理。《大學》言及欲治國必先修身齊家，

因此為政之道與處世之道頗有相連之處。個人的為人處世方式，往往亦將同等

之觀念帶到政治施展上。只是前者僅涉及個人與身邊範圍，後者則涉及一方天

下乃至整個天下。

第一節 ：為人處世

劉基於<千里馬>言道治理亂世其中方法乃“道德”與“政刑”。（〔明〕

劉基著，2016a：7）劉氏的意識多有受到當時元代官場黑暗所感染。故判斷官

場風氣敗壞全因個人私德有損所致，因此特強調道德的重要性。使道德成為治

國修養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皆因政治道德亦會隨著世風的情況產生改變。所

以人才之私德亦至為重要，因為他們的德操修養直接影響施政。《郁離子·天

道》中提及天與人均為大地之神靈，卻不能很好地控制自身的慾望，任憑慾望

橫行感到非常悲哀。（〔明〕劉基著，2016a：54）這是劉基提出對“慾念”如

無善加控制的一種警惕。個人欲念無法克制，則很有可能致使透過運用施政之

便來滿足自身的慾望。畢英春認為自古從整個統治階級最大利益作出發點，許

多倫理思想家與政治家無不提出適應德政需要的道德標準。（畢英春，1999：

20-21）劉基有此意念並非獨創。

29

這主要是人多服從于自身的情感，哪怕明智之人，在不可控制的衝動迷惑

下也會做出一些違反常理的事。唯有時刻把握好自己的欲念，就不會因私慾而

迷失原來的本性。更不會因私慾而影響施政上的任何決策。此之思想不單適用

於統治階級的臣僚王公，執政者（皇帝）也同在此列。另外，《郁離子·牧豭》

更備有例子以供參考。說是有一養馬人的兒子明知河豚有毒卻貪圖一時口腹之

慾，最終被毒死。（〔明〕劉基著，2016a：57-58）形容人如果縱容自身的欲

念行事，終究會引火自焚。為帝皇者如放縱欲念貪圖享樂，不作臣子之楷模，

天下終將至大亂。為臣者如私德性貪，則為政亦貪，當會以職權便利進行大事

搜刮。引領百姓之階級尚且如此，則百姓也會因此而爭相效仿。

除此之外，人生之中並非一片坦途。漫長歲月中難免會碰上逆境與不順心

之事，劉基謂若遇此境地卻也不必過於鬱悶。劉氏這一思想境界，或許是其本

人從長期痛苦之宦海浮沉經歷中鍛煉出來。劉基還於《郁離子·玄豹》中表示

“天有風主，為予汝乎？何為泣也？”（〔明〕劉基著，2016a：17）一切事情

皆命運安排，並非專為任何人而設定，故遭遇困境時不必太過哀傷喪志。在得

意之時，也要緊記禍福相依之道理。《郁離子·虞孚》說天下有意想不到的福

氣，亦有意想不到的災難。小人不知道這道理，凡事皆以僥倖待之。在其等得

意之時，便會出現失意的事。究其原因在於小人只知利而不知亡之 緣故。

（〔明〕劉基著，2016a：50）順境之時也得考慮禍害是否藏于其中，凡事多做

兩面思考。萬勿過於樂觀，盡量往實處著想。

再者，面對挫折之際遇亦不要輕易為困難所折服。《郁離子·牧豭》指有

一名為芻甿的人因騎馬而跌倒。因而嚴厲告誡子孫，說知命之人有一大忌，就

是不要騎馬。（〔明〕劉基著，2016a：58）如此豈非過於小題大作。劉基認為 30

人要有面對挫折的能力。在失敗面前要有克服的勇氣，而且不可怨天尤人。因

為無論再作如何抱怨亦於事無補，倒不如沉著去面對，說不定有柳暗花明之時

機。於《郁離子·蛇蝎》還載道，古有罔與勿二人種田。前者，放火以除草，

稻與雜草同為灰燼；後者，放任雜草與稻同生，結果稻成了稗子。兩人皆向后

稷抱怨種子不好導致無所收成。后稷則責備他們不師前人之法，任意為之。非

但不反省自察，卻怪罪于種子的不是。（〔明〕劉基著，2016a：68）劉基認為

事情不順利也許是自身在處理上產生了問題，並不是事情原本就有問題存在。

此時應進行徹底的自我檢討，從處理過程中尋找錯誤。且理應避免將一切失誤

推脫到其他方面，這是一種忽視自身責任的行為。

為人亦不可自大自欺，閉目塞聽。《郁離子·瞽聵》中郁離子提及兩類人。

這第一類人，對事情視而不見喜歡說自己的長處；第二類是充耳不聞的人，喜

歡敘說別人的短處。郁離子表示喜歡言論自己的長處，是他們對自身的不了解。

相反則是他們對別人的不了解。如此既不能正確地看待自己與別人，也使自身

思想狹隘。（〔明〕劉基著，2016a：22）對於自身的短處和別人的長處要坦然

面對，切不可過於自大目中無人。如此與自身的修為是沒有任何幫助，只會誤

己誤事。

劉基還於同一篇章之下，附上例子。內容提及宋王偃因厭惡楚威王而蔑視

楚國之強大，忽視自身宋國之弱勢。每每在朝中夜郎自大，而群臣為討好君王

亦隨聲附和。長時間蒙蔽自己的行為，導致出現有人說忠言之時，宋王偃卻已

聽不進去。一昧盲目堅信自身設想出來之“強大”而進攻楚國，終究引火自焚

斷送社稷。（〔明〕劉基著，2016a：23）劉氏以宋王偃之故事強調忽視自身與

對方實力上之差距是危險的。同一思想之上，其還舉出另一則內容以加強觀點。

31

文中提及蜈蚣因戰勝劇毒無比之蝮蛇沾沾自喜，誤以為已是天下無敵。尚不知

自己會送命於不起眼之鼻涕蟲，尸體還被螻蟻給吞食。（〔明〕劉基著，2016a：

23）凡事不只從自己的視角去考量，因為人非草木，往往會因對事物過分自信

或熟悉，形成輕視之態度。在思考過程中，將自身主觀所賦予之意義投射進去

而有欠客觀性質。因而遇事除己身之意見還需參閱他人之想法，兩者綜合進行

辨析，作出較合理之抉擇。

另外，身處於世，以己之力要想知全天下浩瀚之事，難免力所不及。但這

也不代表遇不明之事可不懂裝懂。劉基<天道>中楚南公問蕭寥子，天有沒邊際，

如若沒有則凡有形體之物皆無邊。而後者對其之疑問回答天地四方以外之事，

聖人是不會去討論的。楚南公遂笑指那只是聖人不知道而已，並且指斥蕭寥子

因爭強好勝而搬出聖人以作搪塞。（〔明〕劉基著，2016a：54-55）劉基藉此

之故事，言明在面對不明混淆之事，勿以任何理由為藉口選擇逃避它。相反則

需抱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之心態，實是求事，即便是聖人亦有其短，

普通人有何能力說完全知曉。勿因爭強好勝和個人尊嚴放棄理解及釐清事物之

權利。

所謂謠言止於智者，對人云亦云的消息不可輕易取信。《郁離子·瞽聵》

一寓言說冥谷有一懼怕陽光的族群，長期居於洞穴之內。洞內有一能吐霧氣之

蛇，故此地霧氣瀰漫，而族人卻執意選擇相信是巫師的神吞下了太陽，也不願

相信義和氏兒子太陽遭霧氣遮擋的真言。接著，族人一意孤行遷移至洞外居住。

結果當蛇被雷電劈死以後，霧氣散除，族人活活被曬死。（〔明〕劉基著，

2016a：25-26）劉基以此勸諫世人切勿只相信個人的片面之言，遇事多從幾個

32

角度聽取消息，否則很容易為謠言所害。劉基有此意識，恐怕也是有暗諷元末

官員遇事未經慎重思考，而輕易相信旁人之言，并隨聲附和之陋習。

為此，在辨別小人與君子之中，需效法<玄豹>中老人告訴豢龍先生採集草

藥的程序。如對藥材的顏色、形狀、產地、性質以及氣味等各方面進行辨別，

才能真正了解藥的性質與品種。（〔明〕劉基著，2016a：14-15）對人的辨別

也應當如此，因人多善於對自身進行偽裝，以求他人看不透真實的自己。為此

想真正辨別一個人之好壞，當從其品性、行為、談吐、待人待己、思維的等不

同角度去審視。如此方能真正看透看清一個人的真實面目。之所以有必要如此，

乃在於日常生活中每有與他人共事之際遇，又或是有提拔下屬之機。如不具備

基本識人之本能，則無法辨明其為人如何，而作出人事上的錯誤判斷。劉基之

識人之觀，無非是想讓當權者在人才提拔上，除看重才學還需在意於品德，是

為德才兼備。

雖常言與人相處需慧眼識人，防人之心不可無。然在《郁離子·螇螰》之

篇章，劉基點明應當適可而止。否則時懷提防心態，憂慮他人危害自己，遇事

只相信自己而猜疑他者，必會使自己孤立於世。假設智者皆以此等之思想以應

世，紛紛孤立自己而退隱，小人必然乘機而作亂。（〔明〕劉基著，2016a：39）

或者這也是劉基在棄元以後不選擇歸隱，而心懷“待王者”之意，希望通過

“王者”制止小人繼續把持世局。且劉基於<虞孚>亦坦言，對於喜歡心懷猜疑

之人不可與其共事，他們因心思干擾太多而不能集中。也因此等性格，必有眾

多奉迎之人聚集身旁而搬弄是非。（〔明〕劉基著，2016a：52）其原委在於，

小人善於利用好疑雄猜之上位者的不堅定心態，達成自身之目的。所以，人際

交往之上還是應當以坦誠為本，彼此建立起一種信任。

33

第二節 ：為政之道

經歷元末亂局，劉基在《郁離子》所書之政治寓言多涉及元代弊端。不得

不說，於此方面是受元末政局影響。《郁離子·千里馬》明確表示治亂首在於

政治，而綱紀是治理的脈絡，道德與刑法是方法，人才則是治亂的良藥。

（〔明〕劉基著，2016a：7）劉基整治亂世的概念是從整頓朝政開始，注重人

才與制度的缺陷。因元代的衰落是受朝政的消極影響所致。想要解決朝政的腐

敗就得以道德、政令、刑法三管齊下。元廷在刑法政令執行上的寬鬆，以及世

人道德觀念普遍下降，形成社會貪婪之風日盛。故必須曉之以道義，再以恰當

的政令與刑法進行約束。當然這一切主要還是系於實施者身上，人才的任用是

最為重要的一環，也是劉基最看重的一點。

為了確保官員的素質，劉基<千里馬>提出“不問系族”的尊賢選拔制度。

（〔明〕劉基著，2016a：3）人事上避免有本族核心的概念存在，且用人不計

家世背景，有賢能即可錄用。執政者考察人才除細心觀察其能力，仍需注意品

德操守。否則非但不能為國出力，反為其所累。他曾以春申君多收養雞鳴狗盜

之徒為賓客作寓，說春申君對此類門客厚愛有加，凡吃穿用度皆提供上佳之物。

希望他們能為國出力報答自己，可在春申君被李園殺害以後，帳下門客竟然無

一人奉行道義為其報仇。（〔明〕劉基著，2016a：4）既無道義，再有才能也

不會真心為國家出謀劃策。難保他們在利益驅使下危害國家利益。可見其理想

的人才類型是能力與品德並重。

一旦確定是可用之才則務必進行恰當的職位分配，正所謂物盡其才。善用

智者好比雲出山中而獨秀；不善用他們則如煙出於火而迎來熄滅。（〔明〕劉

34

基著，2016a：9）需確保人才得以發揮所長不被埋沒迫害，妥善運用他們的能

力方能使國家興盛。否則即便是曠世奇才，如沒有供其發揮的平台，一切皆徒

然。至於人才培養問題一直以來便是國家的重中之重，選拔出來的人雖說是出

類拔萃，可終歸缺乏實際操作經驗。所以在確定他們職位以後，還得適當提供

機會將其等磨練成能臣干吏。《郁離子·天地之道》道：“今君之用人也，不待

其老成，至於不克負荷而輒以法戕之，棟樑之材竭矣。”（〔明〕劉基著，2016a：

43）表示在此問題上不可操之過急，務必循序漸進，否則在幹才還未擁有獨當

一面之能力便因產生問題而下崗。

執政者除取仕上需謹慎，對於朝堂內或身邊屬員也得仔細觀察。<蛇蝎>以

王的左右多是喜歡奉迎之人，每當王有所犯錯則為其掩飾；王有慾望則千方百

計滿足附和；王的身邊有順應他們的人就親近否則加以打壓。（〔明〕劉基著，

2016a：65）揭示君王身邊不僅有正臣還有吹捧之臣。鑒於下屬總會有對上位者

阿諛奉承報喜不報憂的天性，所以執政者對身邊之人所奏之事有責任辨明事情

的真實性，避免遭受善於獻媚逢迎之人矇騙。因為不排除他們為一己之私心而

進讒奏虛，如不仔細辨析這些人，將形同文章中提及楚襄王與靳尚之故事。成

好事之名歸靳尚，壞事之名歸楚王。（〔明〕劉基著，2016a：66）長久如此則

民不知有其君，卻只知有靳尚。獻媚小人將以執政者對自己的信任為所欲為，

蓋有受百姓稱道的皆為其所佔，而百姓所怨恨的則推到當權者身上，不得不謹

慎小心。

至於防範之法，《郁離子·瞽聵》提出君子去惡辨惑如同良醫治病般斷絕

病態根源，淫邪之事才不會產生。假設已經知曉欺騙獻媚可使人喪失本性及導

致國家滅亡，就應該徹底將其毀滅，不讓此等管道滋生。如此也就不會產生奸 35

惡之徒。（〔明〕劉基著，2016a：22）劉基此論無疑是想杜絕朝廷內善於獻媚

蠱惑君皇的毒瘤，而想除去此禍害，首要還是回到君主本身能辨明是非忠奸。

一旦發現“串門”等風氣及管道則務必加以禁止，杜絕攀炎附勢之風氣。然劉

基對於打擊奉迎之風，主要還是寄望於君主，讓君主成為實施打擊的主要核心。

這就顯示出不足的地方，需知不是每位君主皆為聖主明君，萬一出現昏君，此

等風氣仍死灰復燃還變本加厲。

在賞爵之事上，劉基希望賞賜決定更應該小心謹慎些。《郁離子·麋虎》

形容凡事物以稀為貴。如明珠與黃金人人皆有則價值不存。在爵位之事上也一

樣，受王命而榮其行，用以鼓舞天下者為國效力，非人人皆可隨意封賞。

（〔明〕劉基著，2016a：76）朝廷之官爵是用以封賞對國家有功之臣的標誌，

更是國家威嚴的象征。無功則不可賞，無才亦不可為官，賣官買官更是在歷朝

盛世明令所禁止。對於官爵封賞之事斷然不可馬虎。如若讓小人與賢人共同享

有高官厚爵，將使朝廷的威信蕩然無存不說，還讓朝堂成為小人們聚首的殿堂。

這讓朝內朝外賢能之士作何感想。而小人們一旦獲得顯赫爵位與權力，不僅開

啟不良之風氣。同時，亦賦予他們行兇作惡的權柄，致使他們的惡行帶來更大

危害。

上位者除杜絕小人，尚不可忽視凝聚民心之重要性。<魯般>文中表明採用

武力手段只能是四處樹敵，相反仁德之實施則使力量得以增強。前者只能勝一

時，後者則能勝一世。只有以大德治天下方可凝聚眾人的支持。（〔明〕劉基

著，2016a：11）劉基於此處表示出堅決反對合法政權運用高壓手段迫使民眾歸

附。（容肇祖著，1989：214）此寓言主要警惕為君者不可以武力與淫威治理天

下，武力雖能在短時期呈現出維護天下秩序的功效，卻不能長久，必須實行德 36

政才能進行賡續性統治。作為一名過去式的元朝官僚，劉基對元朝常以武力服

人的手段對付百姓一定并不陌生。所以劉基力主實施仁德治國，以誠信使百姓

信服。其<枸橼>強調國君言行舉止不可不慎重。像孟嘗君便是因欺瞞百姓一石

之用處而失信於天下，更何況得罪了賢能智士？（〔明〕劉基著，2016a：29）

若朝廷失信於民則民眾對朝廷將不賦予信任，日後朝廷再以何物說服民眾。

政令實施上，首先撇除種族階級之觀念。《郁離子·神仙》明確指出中國

自古以夷狄為寇，夷狄亦視中國為寇。然而其中必有能辨清之人，天下貴在大

同。（〔明〕劉基著，2016a：71）劉基的大同觀徹底打破中國傳統以來大多數

執政者對外族的視角。特別是在元代異族統治時期仍能有此想法，未有挾帶抱

負蒙元的心態，是劉基值得稱謂的一面。其二，《郁離子·瞽聵》言道勿重兵

而輕農。劉氏認為兵沒有充足的農業作為後勤則不能發揮戰鬥力，而農沒有兵

的護衛也不行。所以兩者是唇齒相依。（〔明〕劉基著，2016a：23）兵事固然

是國家之重，卻也不可忽略後勤補給，對農耕之事也得時時在意。倘若食糧不

繼，軍隊也會出現問題，國防更是無從談起。

《郁離子·瞽聵》亦提出治國上除了依靠仁德還要以法度治民，并且應避

免仰仗權術。（〔明〕劉基著，2016a：24）權術只能一時奏效，待民眾從愚昧

中覺悟過來，是時國家對百姓也就失去約束力量。同時，對於犯事的官員應罰

則罰。劉基於《郁離子·公孫無人》言明聖人創設教義便是導人向善，犯錯就

得施予懲罰，使犯錯者記過。故符合為官的人就賞以官職，不符合標準的官員

就以刑律威懾。否則名義上稱為人，實際又與禽獸作何區別。（〔明〕劉基著，

2016a：61）在上位者需做到賞罰分明，確保官僚系統的清明。

37

《郁離子·靈丘丈人》表示刑律的制定便是要令百姓畏懼。有了刑律就得

良好施行，令百姓知道犯錯必會被處死則死的人會更少。寬赦，則是用來赦免

那些愚笨之人，原諒他們的過失與錯誤。假設明知罪犯有錯而不罰，且擅自赦

免他們。無疑是在啟發那些心存僥倖之人去犯罪。（〔明〕劉基著，2016a：19）

學者容肇祖認為劉把犯法分為兩類。一類是要據法論罪的，而後一類是要分別

對待的。（容肇祖著，1989：213）刑法設置本之用意在於降低社會犯罪率，人

在未有趨向完美以前，皆存在一定的劣根性。一旦脫離了刑法與正義的約束，

則會有犯罪的危險。而寬赦則是赦免一些因愚昧而犯下錯誤的人，並非事事皆

可以赦免，否則刑法的公信力也會隨之蕩然無存。

刑法禁令的設定必要以百姓生活為依歸，“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

也。”（〔明〕劉基著，2016a：78）如此刑法才能不使百姓感到困擾。劉基更

注重刑法與當代社會中的現實情況，有關日常生活的禁令應適當開禁，減輕百

姓生活負擔。其認為此舉將減少百姓挺而走險，越禁越氾濫的情形出現。

38

第五章 结语

本論文的研究課題，著重於劉基隱居青田至入明前對時局之嬗變意識，政

治批判思想與主張，還有其處世觀念。而我的論證根據是通過對《郁離子》之

文本解讀來詮釋。以此種方式去認識劉氏過往心態與思想觀，應盡可能避免影

響說明論述的可用性，除了從文本尋求相關思想痕跡以外，史料的對照亦必然

不可少。經兩者之間的對應顯示，劉基與元政權的忠誠情結建構，主要是在其

意識對蒙元統治中原合法性的承認。認同元朝替代宋朝是歷史發展之下的必然

趨勢，而不是一種外族通過軍事入侵竊據漢人統治權或奴隸中原人士的行為。

所以，他對元廷，並沒有因族群的不同而產生一種心理抗拒。反而，其極力去

報效元廷，維護其政權統一。因此，劉基在仕元期間對於漢人祭出“去蒙扶漢”

的旗幟亦不為所動，甚至抱有鄙視之態度，而且殫精竭慮為元廷鎮壓這些叛亂

力量。

然而，在劉基為元廷鞠躬盡瘁之同時，他也觀察到元政權治下民不聊生之

狀況，其自身滿腔抱負亦被元廷屢屢辜負。從他前幾次因不滿弊風四起而辭官，

爾後又再度復出之舉動來看，他不滿元廷弊病是事實，可同時他還是寄望元廷

可以陸續改善不良現狀。但接連幾次幻想的破滅，他明白元政權之政治理念僅

專注於防止暴動與斂財，振興希望皆為徒然。在復興盛世之旅中，身心疲憊超

過其所能忍受的程度，於是不得已作出棄元之舉。為理解天下動亂之根源，他

重新把目光轉向原本一直為其所憎恨的義軍。隨著其退隱處於中立的立場，劉

氏本人對義軍有了新的認識與詮釋，不再一體而論他們全是世局動亂之禍首。

這亦標誌著他對義軍從原來的抗拒轉變為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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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此，作為一代名著，誠意伯所書之《郁離子》是其未決定投效人選以前，

一部集結他對世局的批評與見解。透過其親身仕元的為官經歷與政治想法，開

始去整合其新發現的事實，闡述這些事件所能造成的影響與結果。還融入個人

在人生閱歷之中體會的為人處世哲學，以圖後世能在生活中有所改善。讓其等

待的“王者”可以對過去弊態導致的種種負面情形有深刻認識，使他可以去重

新建構一個風氣良好的盛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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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書目

一、書籍

1. 〔漢〕班固著，〔清〕王先謙補注（2008），《漢書補注》（第一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 〔清〕查繼佐著（2012），《罪惟録》（第四冊），杭州：浙江古籍出

版社。

3. Chan HokLam（2011），Ming Taizu（r.1386-98）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in China，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4. 〔英〕大衛·康納丁編（David Cannadine），梁永安譯（2008），《今

日，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 Now?)，台北：立緒文化。

5. 〔德〕黑格爾著，朱光潛譯（2006），《美學》（第二冊）（Aesthetics:

Lectures on Fine Art），北京：商務印書館。

6. 〔明〕黃淮，楊士奇編（2012），《歷代名臣奏議》（第一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7. 〔清〕焦循著（1987），《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

8. 〔美〕L. Carrington Goodrich & Chaoying Fang（1976），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Volume 1），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9. 〔明〕劉基著，林家驪點校（2016a），《劉伯溫集》（上冊），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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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明〕劉基著，林家驪點校（2016b），《劉伯溫集》（下冊），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1.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李學勤主編（1999），

《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2. 〔美〕牟復禮著(Frederick W. Mote)，〔英〕崔瑞德編(Denis Twitchett)

（2007），張書生等譯，《劍橋中國明代史》（上冊）（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7: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

13. 〔宋〕歐陽脩著，李之亮笺注（2007），《歐陽脩集編年笺注》（第二

冊），成都：巴蜀書社。

14. 〔宋〕錢杲之著（2003），《離騷集傳》，《續修四庫全書》（第一千

三百零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5. 錢穆著（1998a），《錢賓四先生全集》（第二十冊），台北：聯經出版

社。

16. 錢穆著（1998b），《錢賓四先生全集》（第二十八冊），台北：聯經出

版社。

17. 容肇祖著（1989），《容肇祖集》，濟南：齊魯書社。

18. 〔漢〕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郎補註（1998），《史記會注考證》，

台北：大安出版社。

19. 〔明〕宋濂等著（1976），《元史》，北京：中華書局。

20. 嚴靈峯編（1972），《無求備齋莊子集成初編》（第二十六冊），台北：

藝文印書館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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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楊納著（2004），《劉基事跡考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2. 章念馳編（2011），《章太炎演講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3. 〔清〕張廷玉等著（1974），《明史》，北京：中華書局。

24. 周松芳著（2006），《自負一代文人--劉基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

社。

25.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李學勤主編

（1999），《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中冊），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

二、期刊與論文：

1.鮑延毅（1982），<一部出色的政治寓言集--《郁離子》管窺>，《浙江師

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 第 4 期，頁 3。

2.畢英春（1999），<《郁離子》中劉基治國思想之五>，《麗水師範專科學

校學報》，1999 年 6 月第 22 卷第 3 期，頁 20-21。

3.車行健（1998），<劉基《郁離子》探論>，《書目季刊》，1998 年 3 月第

31 卷第 4 期，頁 30。

4.呂立漢（2000），<從《郁離子》看劉基的治國方略>，《江西社會科學》，

2000 年第 3 期，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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