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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龍到中龍：香港龍舟運動化歷程的一個歷史社會學視角

著作人：張力可、黃東治、侯志輝📅 2009

運動文化研究第十一期（2009 年 12 月） 81-117 從大龍到中龍 ─香港龍舟運動化歷程的一個歷史社會學視角張力可、黃東治、侯志輝摘要香港龍舟運動化的過程，催生過去 30 年龍舟文化向世界範圍的擴散。本文分析殖民地香港的龍舟運動化歷程，主要涉及殖民者維繫統治正當性及其回應社會騷亂的治理策略，也聯繫於殖民政府聯合資產者改造傳統社會空間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從大龍演變為中龍的競賽規格變化，一方面體現不同身體文化之間的典範與衝突，另一方面也說明龍舟的運動化體現香港漁民社群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的劇烈變遷。香港的龍舟發展呈現迥異於臺灣和中國大陸的歷史軌跡，其運動化歷程也呈現全球／在地之間不斷的衝突與協商。關鍵詞：龍舟、運動化、香港、殖民治理、身體文化張力可為國立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生。E-mail: [email protected] 黃東治為國立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教授。侯志輝為香港嶺南中學教師。 82 運動文化研究第十一期 From Large Dragon to the Medium: A 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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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文化研究第十一期（2009 年 12 月） 81-117

從大龍到中龍 ─香港龍舟運動化歷程的一個歷史社會學視角

張力可*、黃東治**、侯志輝***

摘要

香港龍舟運動化的過程，催生過去 30 年龍舟文化向世界範圍的擴

散。本文分析殖民地香港的龍舟運動化歷程，主要涉及殖民者維繫統治正

當性及其回應社會騷亂的治理策略，也聯繫於殖民政府聯合資產者改造傳

統社會空間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從大龍演變為中龍的競賽規格變化，一方

面體現不同身體文化之間的典範與衝突，另一方面也說明龍舟的運動化體

現香港漁民社群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的劇烈變遷。香港的龍舟發展呈現迥

異於臺灣和中國大陸的歷史軌跡，其運動化歷程也呈現全球／在地之間不

斷的衝突與協商。

關鍵詞：龍舟、運動化、香港、殖民治理、身體文化

*張力可為國立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生。E-mail: [email protected] **黃東治為國立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教授。 ***侯志輝為香港嶺南中學教師。

82 運動文化研究第十一期

From Large Dragon to the Medium: A Historical Sociological Inquiry into the Sportization Process of Dragon Boat Races in Hong Kong

Li-Ke Chang* Dong-Jhy Hwang** Edwin Chi-Fai Hou***

Abstract

The sportization process of dragon boat races in Hong Kong has been

energizing promotion of dragon boating, as a sport culture, worldwide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The paper focuses on analysis of the sportization process of dragon

boat in colonial Hong Kong by discussing the legitimacy of colonial governance

adopted by the colonizers for responding social unrest, and a series of institutions

created by colonial authority allying with capitalists for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social dimension. From “the large-dragon to the medium-dragon”, the change of

the regulation of dragon boat race, on the one hand, brings up paradigms and

conflicts among various body cultur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illustrates a violent

change of production modes and social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fisherman

communities in Hong Kong. Therefore, what the development of dragon boat

races in Hong Kong has exemplified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histories

of Taiwan and China. The sportization process of dragon boating in Hong Kong

has also exemplified persistent conflicts and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Keywords: dragon boat race, sportization, Hong Kong, colonial governance, body

culture

Li-Ke Chang,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 Dong-Jhy Hwang,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 Edwin Hou, Teacher, Lingnan Secondary School, Hong Kong.

從大龍到中龍──香港龍舟運動化歷程的一個歷史社會學視角 83

一、前言

2007 年 4 月 27 日，國際體育至高權力機構之一的國際單項運動聯合

會總會（General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Sport Federation, GAISF），在

北京召開的會員大會上以 38 票對 33 票 5 票之差，通過國際龍舟聯合會

（International Dragon Boat Federation, IDBF）為國際單項運動聯合會總會

的成員。這等於承認龍舟在競賽內容、規範、廣泛性、制度化等層面，合

乎國際性現代運動（modern sport）的要件1。龍舟熱愛者朝向進軍奧運項

目努力，龍舟也確認躋身為 2010 年廣州亞運會的正式項目。

國際龍舟聯合會及其分支的亞洲龍舟聯合會、歐洲龍舟聯合會、中國

龍舟協會等機構皆宣稱，1976 年起在香港舉行的國際龍舟邀請賽（Hong

Kong Dragon Boat Festival: International Races, HKIR），促使龍舟從傳統節

日活動邁向轉型現代體育運動的現代階段（modern era）。隨著龍舟從傳統

民間歲時活動向現代體育運動的轉型，國內外對龍舟活動研究的興趣正在

增加2。本文探討哪些因素（factors）、機制（mechanisms）和社會條件，

促成一個原屬宗教性儀式活動的身體文化，能逐漸演變成現代運動的型構

1 國際龍舟聯合會加入國際單項運動聯合會總會的過程與爭議，參見行政院體委會新聞稿（News letter）第 82 期，Callum Murray 的文章“GAISF Minutes Used in Bid to Settle Dragon Boat Turf War”, http://www.ncpfs.gov.tw/en/news/news2.aspx?No= 779&tt=Issue%20No.%2082(Oct%201,%202007, 2009 年 6 月 12 日檢索。

2 近年臺灣地區龍舟研究包括：徐元民，《臺灣龍舟競渡文化之傳承》（臺北：行政院體委會編印，1999）。柯政良，〈龍舟競渡發展之探討〉，《大專體育》，53（臺北， 2001.4）：131-135。何根海，〈端午龍舟競渡的新解讀〉，《歷史月刊》，173（臺北， 2002.6）：76-81。鄭國銘，〈日治昭和時期臺灣蘭陽地區龍舟競渡之研究─以臺灣日日新報為分析對象〉，http://www.ntnu.edu.tw/acad/docmeet/94/a7/a704.doc, 2009 年 7 月 22 日檢索。范良誌、李其隆，〈臺灣地區龍舟運動之運作現況與未來發展〉，《大專體育》，96（2008.6）：126-133 等。

84 運動文化研究第十一期

（configuration）3，以及「運動化」歷程中的矛盾、協商與社會影響。然

而，香港龍舟的「運動化」經歷包括規則、規格和其社會歷史意涵的轉變，

我們不能因為表面上同樣「龍舟」兩字，忽略其具體內容的劇烈變遷4。

譬如在龍舟即將進入「現代」階段的 1970 年代，當時香港普遍存在所謂

搭載 50 餘名槳手的「大龍」及搭載 10 餘名槳手的「小龍」；1990 年代成

為香港和國際龍舟競賽標準的「中龍」（20 至 22 人），乃是 1980 年代出

現的新規格。現在除了少數香港漁民社群象徵性比試「大龍」，香港主要

比賽和國外的龍舟賽皆比「中龍」為主流。

如 Richard Gruneau 指出的，遊戲、競賽和運動（play, games and sports）

的生產與再生產，不可避免地聯繫於其所處社會的社會關係和社會條件的

生產、再生產。Gruneau 反對社會現象學或符號互動論者把「玩、遊戲與

運動」視為純粹的美學或自由意志的表述，據此，遊戲與運動的規則或制

度化，聯繫於某個社會階級團體對於什麼樣的身體活動為正當

（ legitimacy ）的意指鬥爭，它體現某一歷史時刻下，各種支配的

（dominant）、殘餘的（residual）及浮現的（emergent）身體活動方式之

間，彼此協商、鬥爭乃至於被納入的霸權過程（hegemonic process）5。本

文就聚焦於哪些社會原因使香港龍舟發展和中國大陸、臺灣相比，呈現內

3 許多研究者同意現代運動與傳統民間身體活動之間具有歷史發展的跳躍和斷裂。譬如 H. Eichberg 認為現代運動在時空感覺、能量客體化等諸多方面，具有迥異於其他身體活動模式的型構（configuration）。參見 H. Eichberg, Body Cultures: Essays on Sport, Space, and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1998).

4 E. Dunning et al.在研究橄欖球（rugby football）運動化歷程時，提及研究者可能把各地或不同時間叫 football 的活動看成同一種活動，或忽略掉某些時空背景下不同名稱的 football 指的其實是同一個對象；見 Eric Dunning and Kenneth Sheard, Barbarians, Gentlemen and Player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gby footbal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這種對象錯置也易於在探討古代「龍舟」和臺灣當代「龍舟」發展時體現。本文作者不認為臺灣占據主流規格地位的約 20 人龍舟也屬於「中龍」，畢竟「中龍」這字只在香港從「大龍」轉變至「中龍」的脈絡中才彰顯其意義。

5 R. S. Gruneau, Class, Sport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1999) 29-48.

從大龍到中龍──香港龍舟運動化歷程的一個歷史社會學視角 85

容與風格迥異的形貌6，分析問題包括：(1)龍舟這項本屬民間節日活動的

「傳統體育」，如何逐漸演變成現代運動的文化形貌？(2)在運動化歷程

中，涉及什麼樣的社會型構變遷與協商動態？(3)本地或相對於全球化力

量的「他者」如何回應這個運動化／全球化過程。透過史料蒐集、訪談，

本文將揭露其中包括種族、階級之間的社會動態過程，也對當今體育發展

趨勢提供兼具理論和歷史經驗的對話。

二、龍舟「運動化」歷程的殖民治理脈絡

香港現有 700 萬人口居住在 1104 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人口擁擠高

居世界第三。英國殖民者憑藉軍事暴力，陸續發動 1840 至 1841 年鴉片戰

爭、1858 至 1860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強迫中國前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

（1842 年）、《北京條約》（1860 年），割讓香港島和「租借」九龍半島。

1898 年，英國又趁列強瓜分中國沿海各港灣之際，逼迫中國簽訂《展拓

香港界址條例》，據此，現在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含括的香港島、九龍半

島、新界和各大小離島等，均落入英國殖民者手中。

香港有 262 個大小島嶼，多數地區靠海或四面環海，許多地方以灣頭

為名。1843 年港英政府成立時，香港 5 千人口有約 2 千人是漁民。進入

20 世紀後，香港多次成為中國居民的避難地7，它和英國其他殖民地一個

6 和臺灣不同而和中國大陸南方雷同的是，香港龍舟競賽的勝負，取決於龍鼻（dragon-nose）先抵達終點線，而不是像臺灣另設奪標手以拔旗先後決定勝負。臺灣地區普遍以「奪標」作為龍舟競賽勝負判準的風格，呈現龍舟發展史上的一個特例，這個特例體現臺灣社會歷史發展的特殊軌跡。相關討論見 Li-Ke Chang, “Postcolonial Dragon Boat Races: Some Preliminary Though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stern Sports & Physical Education, 6.1(Hwa-sung, South Korea, October, 2008): 144-163.

7譬如 1937 年中日戰爭爆發有 10 萬人抵港，隔年廣州淪陷 50 萬人逃港。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香港人口增至 160 萬。戰爭結束的 1945 年減至 60 萬人，旋又因為國

86 運動文化研究第十一期

突出的不同點是，在港華人幾乎都是自願遷移到殖民地而成為受殖者，殖

民者權威相對於受殖者反倒具有先驗（a priori）或給定（given）的特性，

遷移者和遷移社會本身，也具有與待在家鄉者不同的心態和其特殊的社會

結構條件8。

過去一個多世紀，香港歷經劇烈的社會與經濟文化變遷，其中一個鮮

明標記是英人與受殖華人彼此之間關係的殖民治理（colonial governance）

問題。華人是香港社會的主要族裔，始終佔約 95%至 98%比例的人口。

早期香港許多法令明顯歧視華人，譬如 1845 年的《治安法例》禁止「賽

會擅自打繹吹筒或放花炮」，1888 年《管理華人法例》規定華人夜間上街

要憑通行證，而且還要提著燈籠等9。英國人還規定種族分區而居，《保留

歐人區域法例》（1888）、《保留山頂住宅區法例》（1904）、《長洲住宅區法

例》（1919）等歧視法令，到了 1946 年才被廢除10。殖民英人在職位升遷

與社交場合等，處處排除和歧視華人，雙方形成少有交流的兩個集團。因

此在 20 世紀初期，除極少數個人外，華人「沒有人穿西裝，也沒有人參

與西式體育運動。板球、草地網球、足球都不宜於參與。游泳是要冒犯水

鬼的。」11二次大戰後華洋交流日益增加，但即使到 1960 年代，因為殖

民宗主國無意關照殖民地的發展，港英政府又排除華人參與上層事務，使

殖民地呈現「社會—政治幾乎不相整合的體系」（a minimally-integrated

social-political system ） 12 。殖民政府就是以這種社會不干預（ social

共內戰使 1949 年激增至 186 萬人，1959 年達 300 萬人。1971 年香港人口近 400 萬人，1980 年 500 萬人，1994 年 600 萬人。香港 20 世紀人口變化趨勢，參見潘鴻鈞，〈移民與香港社會〉，《香港歷史、文化與社會：教學與實踐》，廖迪生、張兆和、蔡志祥編，（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2001），120-128。

8 S. K. Lau,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9 劉蜀永，《簡明香港史》（香港：三聯，2009），51-52。 10 劉蜀永，《簡明香港史》，101。 11 劉蜀永，《簡明香港史》，222。 12 S. K. Lau,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17-23.

從大龍到中龍──香港龍舟運動化歷程的一個歷史社會學視角 87

non-intervention）及經濟生活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企圖建立一個去

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與非關政治（apolitical）的城市治理氛圍，以避

免社會或公共領域碰觸其統治的正當性問題13。

惡劣的生活條件加上種種殖民體制的不正義，引爆 1960 年代一連串

的社會抗議和造成傷亡的暴亂事件14。1960 年代是香港認為試圖擺脫美國

實施對中國禁運的困境，開展工業化的關鍵時刻，1956、1966、1967 年

的騷亂造成殖民地政府相當大的震撼，事實上從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

港英政府擔心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主義風潮，會延燒到香港而進一

步動搖殖民統治，於是以 1960 年代作為分水嶺15，殖民者開始增加社會

福利、公共支出，並增加華人行政官員和教育升遷機會。殖民者不得已的

政策轉向，被視為是用來綏靖百姓的不滿情緒。如 Alvin Y. So 就認為，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一連串的政策革新，主要是港英政府試圖轉移焦

點、緩和社會不滿，以圖殖民政體的延續16。港英政府還要留意港人認同

祖國的問題，擔憂港人響應中國民族革命的風潮。所幸，當時中共高層宣

示沒有改變香港地位的計畫，港英政府也順勢推出一系列促進港人認同香

港，以區異於認同祖國的「我愛香港」（I Love Hong Kong）、「清潔香港」

13 Agnes S. Ku and Ngai Pun, “Introduction,” Remaking Citizenship in Hong Kong: Community, Nation and the Global City, ed. Agnes S. Ku and Ngai Pun, (London: Routledge, 2004) 4.

14 1967 年持續達半年的社會暴亂，造成了 51 名平民與軍警的死亡和近千人輕重傷。

見劉蜀永，《簡明香港史》，381-384。

15 1960 至 70 年代不僅是殖民政策轉變和香港龍舟發展的分水嶺，它也是香港與中國大陸出現社會發展路徑分岔，而使港人轉變其國族認同身分的時刻。在 1960 年代以前，港人基本上自認為是中國人，但經過 1970 至 1980 年代的社會劇烈變遷，至少 6 成以上的香港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而不是中國人。見 Siu-Kai Lau and Hsin-Chi Kuan, 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3.

16 香港的殖民治理從殖民公民身分（colonial citizenship）階段逐漸進入「半殖民公民」（semi-colonial）階段，見 Alvin Y. So, “One Country, three systems?” Remaking Citizenship in Hong Kong: Community, Nation and the Global City, ed. Agnes S. Ku and Ngai Pun, (London: Routledge 2004) 236-243.

88 運動文化研究第十一期

（Clean Hong Kong）、「香港節」、「香港博覽會」（Expo）等活動17。據此，

前言述及從 1976 年開啟的龍舟「現代階段」，以及被國際龍舟界追溯為當

代龍舟歷史最重要「傳統」的香港龍舟節（HKIR），首先得要放在當時殖

民政策和社會文化變遷的脈絡下理解。

殖民治理問題深刻影響龍舟的發展。1960 年代以前，香港漁村或農

村保留中國南方端午划龍舟祭神的民俗。在歐人與華人分離而居，而陸岸

居民又與水上「蜑民」隔離的時代，龍舟幾乎是專屬漁民的節日活動。漁

民居住在生活條件簡陋的水上棚屋，過著封閉少有變化的生活模式18。

1957 年，港英政府成立旅遊協會（Hong Kong Tourist Association）時，香

港還是充斥破敗與未開發的景象19。然而冷戰結構下的國共軍事對峙，使

中國大陸和臺灣陷於高壓控制的封閉狀態。當時，中國大陸貶抑甚至破壞

各種與宗教信仰聯繫的傳統文化活動。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則一方面壓抑民

間社會，另一方面嚴格管制國際交往，相較之下，港人反倒擁有不被政府

干涉的宗教活動空間。

在前述對 1960 年代社會動亂和中國民族主義運動、文化大革命必須

有所回應的氛圍，和「愛港脫中」、「行政科層任用本土化」以及擴大公共

支出的政策轉捩點下，旅遊協會在 1970 年代以「東西相遇」（East meets

West）作為行銷香港的賣點20。麥理浩執政時期（Sir C. M. Maclehose，1971

年 11 月 19 日至 1982 年 5 月 20 日）出現巨大的殖民政策改變，港英政府

17 Alvin Y. So, “One Country, three systems?” Remaking Citizenship in Hong Kong:

Community, Nation and the Global City, ed. Agnes S. Ku and Ngai Pun, 239.

18 早期香港漁民聚落生活模式，參見華德英（B. E. Ward）著，《從人類學看香港社會：華德英教授論文集》（馮承聰等編譯）（香港：大學出版，1985）。亦見廖迪生、張兆和，《大澳》（香港：三聯，2006）。

19 1961 年當年僅 22 萬人次遊客光臨香港，旅遊收益僅 4.5 億港元。1960 年以前，香港住屋條件極為惡劣，許多遷移來的難民無處可居，且「至少 50 萬人住在餅乾筒一樣鋪著席子的簡陋房屋」；引自弗蘭克．韋爾什（Fran Welsh）著，《香港史》（王皖強、黃亞紅譯）（北京：中央編譯，2007），532。

20 Hong Kong Tourist Association, Annual Report of the Hong Kong Tourist Association

1975-76 (Hong Kong: HKTA, 1976) 36.

從大龍到中龍──香港龍舟運動化歷程的一個歷史社會學視角 89

開始擴大公共支出，在加速資本主義開發的同時發展社會福利事業。以首

屆香港龍舟節的 1976 年為例，當年 2 月在灣仔的元宵花燈節已先於 1974

年展開，另外 9 月在維多利亞公園、九龍公園，也有大型中秋綵燈會。如

David Harvey 強調的，在跨國資本主義時代，資本對空間內部的地方多樣

性日益敏感，各個地方也努力以不同方式吸引資本21。旅遊協會深知「異

國情調」是其主要資產，因為

1970 年代，長途市場（long –haul market）旅客對傳統東西興趣大，

畢竟現代的東西他們國家都有，不需要跑到香港。他們來到遠東就

是希望接觸到傳統的東西。但是當時到中國國內還不方便，他們就

以香港當做了解中國文化的重要地方22。

這裡有必要說明 1970 年代前後香港當地龍舟發展的景象。香港因為

漁港遍布，包括香港仔、宵箕灣、柴灣、西貢、大埔、赤柱、蒲台島、九

龍、南丫島、長洲、大澳、梅窩等港灣，20 世紀陸續浮現端午划龍舟的

活動。來自宵箕灣的受訪者曾親身參與 1976 年在宵箕灣避風塘舉行的「龍

舟節」活動。他說，宵箕灣在 1930 年代就有划龍舟，1960 年代即他 8～

10 歲時，當地「有 8 條、10 條龍舟，（且都是）漁民自己進行比賽23」。

香港國際龍舟節（HKIR）有個重大意義是，它打破過去各漁港在端午節

自行舉行龍舟賽的慣例，而是在端午節後一或兩個星期，由全港漁民互助

社（Hong Kong Fishermen Association）邀請各港灣隊伍進行港區之間的競

賽。這些漁民首次和其他漁港社群的隊伍競賽，還接觸到來自日本長崎等

21 David Harvey 論述了這種跨國資本對空間障礙的消除以及對空間敏感度的提高。他強調消除空間障礙的流動資本策略，往往帶來當地進一步的不平衡與分裂的發展。這當中牽涉資源與權力的不均衡問題，權力決定誰來挪用誰的文化傳統以為誰服務。見大衛‧哈維（D. Harvey）著，〈時空壓縮與後現代狀況〉，《後現代的狀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閻嘉譯）（北京：商務，2004），355-385。

22 香港旅遊協會官員 D 訪談。 23 宵箕灣受訪者 A 訪談。

90 運動文化研究第十一期

地的外籍隊伍24。

旅遊協會 1976 年在宵箕灣避風塘首辦這項龍舟賽時，參賽者使用的

是當地漁民端午競賽暨祭祀工具：「大龍」25。受訪者 A 說，1960 至 1970

年代宵箕灣的大龍長近 100 呎，每艘可坐 58 至 60 名划手。由於很少師傅

會造龍舟，加上各地彼此模仿，因此香港各漁村幾乎「……用大龍，一百

呎，坐五十多人。很多漁村都是大龍，沒有小龍、中龍，很多漁村都是這

樣。一個隊伍一百人，一百人以上。」早期漁民隊伍各有自己專屬的龍舟，

除了「大龍」，部分地方可見到坐 10 餘人的「小龍」26。香港島南端特別

吸引西方觀光客的赤柱，是香港龍舟活動中最「西方化」的地方。1961

年《一九六一年龍舟競賽大會特刊》照片顯示，赤柱當年端午競賽的是「大

龍」。不過到 1980 年代後，赤柱龍舟包括槳手人數、鑼鼓配置等規格，都

已有相當大的改變27。從 1991 年大埔、1990 年九龍和 1993 年赤柱等三地

的龍舟競賽手冊，我們看到赤柱、大埔當時都已不賽「大龍」28。九龍 1990

年的端午龍舟賽，邀請到銅鑼灣、香港仔和南丫島三地的大龍隊進行兩趟

表演賽和一趟正式賽，不過大龍賽主要屬於象徵「傳統」的表演性質，當

年有 30 隊報名的「中龍」組（24 名槳手）才是競賽主流。旅遊協會的受

24 有趣的是，日本長崎的傳統龍舟活動是一種遊行（parades）而非競賽（races）。當年參與宵箕灣龍舟賽的受訪者 A 回憶，日本隊「……不知道是不是漁民。他們划的方式不一樣，輸得很厲害。他們的划法是打鼓打很多下，然後喊『嘿』一聲，才划一下。第二年他們知道香港是用衝的，才知道龍舟是這樣划的。」

25 見 HKTA, Annual Report of the Hong Kong Tourist Association 1976-1977 (Hong Kong:

HKTA, 1977) 22.

26 訪談受訪者 A 與 B；或見 Henning Wiekhorst, Hong Kong: Mother of Dragons-Dragon Boating (Hong Kong: Creative-Dragon-Works, 2006) 及 Henning Wiekhorst, “Hong Kong: The Roots of Modern Dragon Boating,” Dagon Boat World International, 1 (Wachtberg, Jan., 2008): 16-27.

27 到 1990 年代中期龍舟只坐 24 人甚至 20 人。在赤柱流行大龍的時期，鼓手居中，

到中龍時期至 1990 年代晚期，鼓手才被調整至船身的前方。

28 參見大埔區龍舟競賽委員會，《一九九一年度大埔區龍舟競賽》（香港：大埔區龍舟競賽委員會編印，1991）；香港新聞出版社，《慶祝庚午年端午節龍舟大會（1990）（九龍）》（香港：香港新聞出版社編印，1990）；赤柱居民聯誼會，《赤柱區端午龍舟大會（一九九三年）》（香港：赤柱居民聯誼會，1993）。

從大龍到中龍──香港龍舟運動化歷程的一個歷史社會學視角 91

訪者 D 稱，國際龍舟節一開始借用漁民的「大龍」，但旅遊協會 1980 年

開始訂製自己的龍舟後，就改採 22 人的「中龍」規格。「中龍」規格在

1980 年代逐漸取代漁民的「大龍」，到 1990 年代成為香港甚至國際龍舟

發展的「主流」29。

Grant Jarvie 在研究蘇格蘭高地運動（highland games）的歷史發展時，

避免將高地運動文化從英國殖民的歷史發展狀態中抽離出來，以致抹除其

動態發展，或將運動文化的形成與社會變遷視為彼此沒有相關的靜態因

子。Jarvie 把一般人加以美化的（romanticized）「傳統體育」，聯繫於嚴峻

的產業變遷、氏族成員無產階級化、英格蘭殖民支配，和蘇格蘭土地所有

權私有與集中化等過程30。這種揭露「傳統」或「發揚光大」迷思的論述，

提醒我們當描述「龍舟」這個字眼時，其在不同時空階段可能指涉不同的

東西而忽略其變遷的過程31。然而，這種競賽規則或歷史唯物論者眼中的

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的變遷，其社會生產方式的條件和原因為何？

是什麼東西促成大龍向中龍的過渡？我們該如何詮釋這個變遷以及因為

變遷引起的社會反應呢？

29 1980 年代逐漸流行開來的「中龍」，一般可坐 22 至 24 名槳手，到 1990 年代晚期至 21 世紀，中龍又逐漸向 IDBF 的國際規範（20 人）靠攏，現在香港的一般龍舟賽坐 20 名槳手（少數外國隊伍競賽坐 18 人）。1993 年 IDBF 公布的規範，把 1980 年代的香港「中龍」規格再縮短一點，即扣除龍頭後只有 38 英呎 10 英吋（11.66 公尺），競賽時坐 20 名槳手，另加鼓手、舵手各 1 名。

30 見 Grant Jarvie, Highland Games: The Making of Myth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1).

31 大陸學者張倫篤等人指出，許多歷史研究者把古文經典中用來娛樂和裝飾的龍舟，和民間競賽儀式的龍舟混為一談。他的提醒近似 E. Dunning et. al.提醒我們研究足球發展歷史時，可能混淆同一名稱其實是不同活動，或不同名稱但實際是同一活動的各種遊戲競賽，見張倫篤、黃靖中，〈競渡、龍舟與龍舟競渡之研究〉《中國民間文化》，2（上海：學林，1991）：125-142。

92 運動文化研究第十一期

三、香港國際龍舟節與中龍的浮現

第 8 任港督 Sir Henry Arthur Blake (1840-1918) 不愧是皇家地理學會

成員，他 1909 年出版的《中國》（China）對龍舟賽的描述是如此生動：

這是一項能夠使中國成年男子展現風采的體育運動。每年六月份，

漁夫和漁民都要舉辦一次紀念活動，其令人喜愛的特色就是賽龍

舟。龍舟大約有 90 英尺長，……坐著 60 到 80 個人，船的中部站著

一個男人，前面擺著一只鼓和一只鑼，他將敲鑼或擊鼓以控制划船

的節奏。船尾也站著一個男人，他用長槳掌著舵。前面坐著一個男

孩，他手中拉動的兩根繩子連著巨大的龍舟，使船頭大為生輝的龍

頭，會隨著兩根繩子的牽動而左右擺動。此刻，兩條參賽龍舟正停

在起點的浮標處，只聽一聲令下，龍舟就衝了出去。伴隨著鼓點節

拍人們發出的巨大助威聲；疾駛的龍舟上近 200 支槳激越而有節奏

地擊水聲和濺起的陣陣浪花；……中國人很喜歡過節和參加場面氣

勢恢弘的活動，此時便可充分顯示其出色的組織才幹。32

我們推測 Blake 是在廣州附近河口，看到嶺南地區這個俗稱「大龍」

的傳統龍舟競賽。一直到今天，這種傳統的大龍皆由人工訂做，船體自然

無法像機器生產那般做到 100%的同一。受訪者 A 說在 1970 年代，宵箕

灣「規定」每艘大龍可坐 56 名槳手，但實際上「有的人 58 個，差 1、2

個，54 個也可以，不夠人 50 個也可以。」當時的參賽者並不信奉西方現

代運動所謂公平競爭（fair play）的意識型態，或應該說漁民擁有的是迥

異於西方體育運動的另一套公平觀念。受訪者 A 說「古老思想認為如果

32 見亨利‧阿瑟‧布萊克（H. A. Blake）著，《港督話神州》（余靜嫻譯）（北京：北

京圖書館，2006），130-131。

從大龍到中龍──香港龍舟運動化歷程的一個歷史社會學視角 93

我神明比較強，人數差 1、2 個沒關係，58 人也沒有我 52 人快，所以差 1、

2 個人他們覺得不重要。」西貢受訪者 B 也稱早期當地「大龍」坐 58 至

60 人，漁民不在意各艘船長短或重量的些微出入，也不在意各隊划手幾

個人的差別，「因為起點相同，不會覺得不公平。也許重量大小不一樣，

因為設計不一樣嘛。船都自己（找人）做嘛，長度差一點點，但不會覺得

不公平。」

宵箕灣受訪者 A 誇張地稱 1960 年代「香港一半以上的人口是漁民」

33，而且龍舟船上成員彼此「不是親戚就是親戚的親戚」。當時一個隊伍

往往屬於一個宗族，基本上聯繫於父系血緣的同一姓氏。親戚們幾乎從事

漁業生產的同一個環節，譬如整個宗族主要以釣魚船維生、另個隊伍以拖

網船生產等等。至於西貢港灣，早期的組隊也「差不多是一個家族，……

船都是自己家人，沒有外人，同一個家族，爸爸叔叔小孩，（漁民）現在

還有這個傳統」34。在大嶼山西南側的大澳，早期也是生產方式的連帶關

係組成參賽隊伍，譬如 1950 年代大澳當地 20 幾艘扒艇漁民組成「扒艇

行」，是大澳最具經濟力量也最早划龍舟的團體35。當時大澳的漁商也有

自己的行會；另外以圍刺網方式捕捉黃花魚或漕白魚的 300 多艘大尾艇，

則組成 100 餘艘成員的「合心堂」36。過去半個世紀來，大澳每年都由「扒

艇行」、「合心堂」、「漁業聯誼會」的三艘龍舟，在港區進行驅除不潔的「遊

涌」儀式37。這種結合氏族紐帶，並體現其物質生產關係的龍舟組隊，多

以宗族祭祀的廟宇神明相關的名稱，替龍舟隊取名。由於每個「堂口」的

信仰中心容有不同，譬如拜媽祖的親族隊伍可能取名「天后龍」；另一艘

33 1931 年香港漁農人口達 64420 人，占當時全港人口 13.7％（見劉蜀永，《簡明香港

史》，212）。

34 西貢受訪者 B 訪談。 35 扒艇行同時控制侯王爺神誕慶典的組織工作。見廖迪生、張兆和，《大澳》，39。 36 除扒艇、大尾艇，當時大澳還有小釣艇、蝦艇等大致以生產方式區分的社群，部分小釣艇成員以「生釣」方式捕魚，幾乎都住在岸邊棚戶。蝦艇則多由香港其他地方遷來。參見廖迪生、張兆和，《大澳》，39-40。

37 廖迪生、張兆和，《大澳》，180。

94 運動文化研究第十一期

「洪聖龍」表示成員是拜洪聖大帝。宵箕灣受訪者的堂口廟宇主要祭祀張

飛，他年輕時參加的龍舟隊就以桃園三結義聯繫，叫做「智勇龍」。

宗族之間或堂口之間的龍舟賽，一方面受到堂口或宗族的神明祝福，

另一方面也象徵對內的團結和堂口對外的面子（face）。和今日正式龍舟

賽會由主辦單位提供船艇即所謂的「公家龍」不同；1970 年代以前，在

港灣進行的競賽與儀式，船隻都屬於參賽團體自己的「私家龍」。宗族或

同業堂口在端午節前，即按丁口向宗親會員收繳人頭稅，支應當年族內修

補或新造龍舟，以及該團體在賽前賽後的開銷。

龍在華人社會不論官方或民間信仰都象徵著神聖，漁民在端午龍舟賽

前後，總要進行一連串儀式來安排整個程序。在農曆五月初一，漁民會將

龍舟從平日收放的偏僻處或岸邊倉庫拖下水，此時長老也召集宗族或堂口

青年為四天後的競賽作準備。從初二到初五，龍舟活動經過一系列包括「船

體聖化」、「祈福欀災儀式」、「競渡儀式」等環節38。愈是接近五月初五，

節慶與神聖的氣氛愈加濃烈。宵箕灣受訪者說，比賽前一晚，宗族大老或

道士會透過複雜的儀式賦予龍舟以靈性，其中一個最重要環節就是將平日

安置祠堂或廟旁的龍頭、龍尾裝上船身。在賽前深夜，即初五凌晨，宗族

成員通常會進行「遊夜龍」儀式。在暗夜，宵箕灣的老少男子紛紛坐上掛

了彩燈、搭了羅扇的龍船，搭載神明巡境海港，沿途他們可能拋擲紙錢「消

衣」（或稱「化衣」）39，為白天的比賽和未來一年整個漁港的平安祈福。

搬運龍舟下水，需要動員至少數十名老少男子，這近百人組成的團體就是

龍舟比賽的划手。他們之間往往具有父子、叔姪、堂表關係，儘管不是每

個人都以正選身分上場，卻可能以候補身分在岸邊等待輪替40。和人們習

38可參見日本人類學家對 1983 年香港長洲島居民龍舟儀式的描寫。渡邊欣雄著，〈香港水上居民的端午節：長洲島的龍舟祭〉，《漢族的民俗宗教：社會人類學的研究》（周星譯）（天津：天津人民，1998），172-187。

39 在香港或臺灣、中國許多傳統龍舟賽，賽前的午夜或清晨都會舉行龍舟巡遊水道的

儀式。像大澳的「游涌」儀式會拋擲冥紙或祭品（米飯等）來「消衣」。

40這裡我們再度看到迥異於西方現代運動的（fair play）概念，喜好以性別、年齡乃至

從大龍到中龍──香港龍舟運動化歷程的一個歷史社會學視角 95

以為常的西方體育意識型態不同，競賽（race）或勝負只是連續幾天實施

的整個繁複體系的一部分41。龍舟賽的勝利雖然象徵堂口或宗族未來整年

的興旺，但勝負在這場象徵戲劇裡即使不是次要的，至少不是唯一重要的

環節。倒是活動結束當晚，各宗族返回自己的水上聚落或岸邊酒家，邀集

親友大肆請客吃喝。此時，按丁收繳的結餘款派上用場，家族裡地位和經

濟實力較高的叔伯長輩，也贊助跟從者盡享酒足飯飽。酒足飯飽本身就象

徵著未來一年的事業興旺，這場宴會因此戴上誇富宴（potlatch）的標記。

圖一廢棄的大龍（張力可攝）

現今國際龍舟競賽的內容、風格和規則，緊密聯繫於過去 30 年的香

港龍舟發展。1976 至 1978 年在宵箕灣舉行的「國際賽」，乃借用漁民「大

龍」並以漁民為主體，1980 年後旅協就使用其訂製的「公家龍」，譬如 1985

於體重分等級和組別，卻拆開本來老少成員擁有的「同在一起」（togetherness）連帶關係。H. Eichberg 提醒我們反思這種公平的宣稱突出什麼樣的社會或哲學人類學意涵。見 Eichberg, H., Body Cultures: Essays on Sport, Space, and Identity, 144.

41 渡邊欣雄將它分為祝福欀災儀式、競賽儀式兩種競渡模式。見渡邊欣雄著，〈香港水上居民的端午節：長洲島的龍舟祭〉，《漢族的民俗宗教：社會人類學的研究》， 172-187。

96 運動文化研究第十一期

年比賽當天，旅協一口氣為 18 艘中龍規格的「公家龍」點睛42。1980 年

香港旅協贈送 3 艘木製龍舟到英國，這批龍舟就是「中龍」規格，而且這

批中龍成為 1985 年英國人製作世界第一批玻璃纖維龍舟的模組43。「中龍」

的修造成本低、組成人員少，使得它修補、訓練和搬運都比「大龍」容易

得多，適於向一般中間階層特別是國外的水上運動愛好者推展。

香港旅協 1977、1978 年續邀日本長崎隊，並增邀馬來西亞檳城的龍

舟隊。1979 年，旅遊協會將「第二屆」國際龍舟賽遷移到曝光度更佳的

尖沙嘴東部維多利亞港，吸引 30 支香港隊伍和長崎、新加坡、檳城、澳

門、巴布亞紐新幾內亞等 6 支國外隊伍共 1300 名選手參加。1980 年代後，

香港當地與來自國外的參賽隊伍、人數持續上升（見表一）。旅遊協會還

以接待記者或動員海外辦事處宣傳的手法，增進龍舟節的國際曝光度。在

端午節後兩週舉辦的「傳統」，使各漁港一方面透過自己的龍舟賽維繫地

域、宗族等原初共同體的連帶關係；另一方面，漁民隊伍又能因為不受端

午時間的綑綁，而能參加國際龍舟節這個跨越地域彼此交流的競賽，在成

為觀光客凝視的對象同時，參與全球資本主義框架下的現代體育場合。如

表一所示，旅遊協會運用龍舟節行銷香港的觀光，1980 年還贈送 3 艘木

製龍舟到英國。旅遊協會還在各國舉辦包括龍舟或傳統文化為主題的商貿

與觀光展覽，並資助外國隊伍和媒體來港。後來，旅協的海外辦公室動員

各國划船、輕艇俱樂部，組隊甚至組團參加香港龍舟節的周邊活動，以擴

大商機。到 1980 年代晚期，包括英國、美國、德國、紐西蘭、澳洲等國

家，逐漸形成每年參賽的「傳統」。

42 HKTA, Annual Report of the Hong Kong Tourist Association 1985-86 (Hong Kong:

HKTA, 1986), 9.

43Wiekhorst, “Hong Kong: The Roots of Modern Dragon Boating,” 16-27。亦見英國龍舟協會（British Dragon Boat Racing Association, BDA）官網文章“The Development of UK Dragon Boat Racing” 之介紹： http://www.dragonboat.org.uk/index.php?option= com_content&task=view&id=21&Itemid=82, 2009 年 6 月 20 日檢索。

從大龍到中龍──香港龍舟運動化歷程的一個歷史社會學視角 97

表一香港國際龍舟賽（HKIR）的一些發展紀錄（1978-1995）

隊伍數（本地：國外）

36 支隊伍（30： 6）

年代

1978

1980

媒體曝光與相關發展

日本、紐澳都有電視及報紙等報導香港龍舟賽。香港參加檳城龍舟賽。

1982 英國首次參賽。馬來西亞、新加坡的電視與報紙，以及澳洲電視節目、英國 BBC 等都介紹報導了香港龍舟賽。香港龍舟隊赴檳城、新加坡等地比賽。

1983

1985

87（78：9）。美國業餘划艇協會首次派隊。

5 千人到場且香港電視轉播。馬來西亞、泰國及美國、英國的電視都有龍舟賽報導。香港參加檳城和新加坡龍舟比賽。

103 隊（86：17）。 17 支國外隊伍來自 13 個國家。賽事擴增至 2 天。

印尼、新加坡、英國等旅行社都有搭配龍舟賽的套裝行程。義大利、美國、西德、澳洲等隊伍帶來龐大的加油團。新聞影帶在英、美、澳、日本都有播放。打破「傳統」設置女子組。

1987

20 支海外隊伍香港龍舟隊赴新加坡。HKTA 與業者合作讓英國龍舟隊

1988

130 餘隊（ 100 餘：24）

1989

119 隊（96：23）

駛經 Tower Bridge 的畫面登上媒體版面。

龍舟賽期間有龍舟展覽，英、美等國有電視報導龍舟賽。英國開始有固定龍舟賽事（Travel Trade Dragon Boat Championships）。香港派隊檳城、長崎、臺灣新店參賽。並獲新店龍舟賽國際組冠軍。

1990

137 隊（115：22）義大利組織的義大利龍舟協會在義大利辦了許多龍舟

賽。香港派隊去檳城和臺灣新店參賽。

1991

146 隊（123：23）

1992

156 隊（127：29） 30 名國外記者採訪香港龍舟賽。

1993

158 隊（128：30）

1994

158 隊（131：27） HKTA 駐倫敦辦事處推動成立英國龍協、歐洲龍協。南

韓漢城有香港龍舟展。

1995

170 隊（128：42） HKTA 支持包括日本橫濱、義大利費拉拿、瑞典斯德哥爾摩、倫敦、開普敦和美國紐約、洛杉磯的七場龍舟賽。

資料來源：整理自香港旅遊協會各年度報告。（Annual Report of Hong Kong Tourist

Association 1978-1996）

98 運動文化研究第十一期

為了因應跨國競賽與交往的需求，旅協陸續推出英文文件和共通的、

標準的競賽規則。1980 年代中晚期，旅協尋求香港遊艇會（Royal Hong

Kong Yacht Club）、香港業餘划艇協會（Hong Kong Amateur Rowing

Association）的專業人士，為日益跨國化、科層化的「傳統」活動訂定貼

近於現代體育運動的規則。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遊艇會和划船等體育社

團，早期是排除華人參與的俱樂部，它運行的是一種區異的邏輯（the logic

of distinction），幾乎由在港英籍菁英人士組成。這群外籍水上運動專業人

士，為龍舟競賽編訂具有強烈西式划船與輕艇（canoe）風格的器材規格

和競賽方式44。事實上，那些受邀來港的歐美龍舟團隊，也以當地水上運

動愛好者即西式划船和輕艇人士為主。據此，這項活動在規範化的同時也

制度化、專業化、科層化，並由於體育專業和世俗性要求，逐步解除原本

屬於宗教儀式脈絡的除魅化（disenchantment）。國際龍舟節的規則後來也

影響國際龍舟聯合會的國際標準規範。這個洋人主導龍舟競賽內容的結

果，為 21 世紀初龍舟場域發生的全球／在地文化衝突埋下伏筆。

旅遊協會透過跨國交往和旅協海外辦事處的支援，協助那些來港參賽

的隊伍返國之後，在自己國內開展龍舟運動。據此，加拿大從 1986 年起、

美國從 1989 年起，印尼 1988 年、紐西蘭 1986 年、馬來西亞 1979 年、義

大利 1986 年等，分別由熱衷輕艇或划船的運動社團，首辦各國全國性的

龍舟賽45。各國龍舟活動也因為陸續制度化、科層化和民主化，加上歐洲

龍舟協會（EDBF，1990 年）、國際龍舟聯合會（IDBF，1991 年）、亞洲

44 1980 年代，香港西式划船協會（HK Amateur Rowing Association）是制訂香港國際龍舟節競賽規則的重要單位。其中一位 Robert Wilson 後來成了香港首批國際龍舟裁判，還擔任國際龍舟聯合會名譽會長。早期試圖說服 ICF 推展龍舟的 Mike Haslam，曾是英國輕艇國家代表隊的領隊，Haslam 從國際龍舟聯合會成立後即擔任執行長迄今。

45 Trevor H. B. Sofield and Atara Sivan, “From Cultural Festival to International Sport - The Hong Kong Dragon Boat Races,” Journal of Sport Tourism, 8.1 (London, Feb., 2003): 9-20.

從大龍到中龍──香港龍舟運動化歷程的一個歷史社會學視角 99

龍聯（ADBF，1992 年）等組織的成立而受支持46。歐美各國發展出自己

的龍舟文化與賽程後，香港龍舟節反而逐漸失去往日物以稀為貴的「東西

相遇」的號召力，亦即隨著龍舟文化的跨國流通或其在全球範圍的地方化

（localization of globalization）47，香港龍舟節日益失去異國色彩。於是旅

協在 1990 年代中期開始，逐漸把主辦龍舟節的任務交給成立不久的香港

龍協（HKDBA）。龍舟活動可說完成階段性任務，又復返為民間身體文化

的地位。

總之這個過程大致是，港英政府調整殖民治理策略以因應 1960 年代

至 1970 年代的正當性危機。1970 至 1980 年代因對公共服務的投資增加，

使整個香港社會的軟硬體都遭遇一次「成功的」轉型。基於社會空間的配

套與再造，香港旅遊協會「東西相遇」的行銷策略也發揮強大的觀光產出

效果。相對於中國大陸、臺灣社會當時的相形保守和封閉，大批外國遊客

湧入香港這個鼓勵傳統面向西方、在地面向國際的殖民城市。這促成 1960

至 1980 年代，香港觀光業平均以每年超過 13%的增長率，巨幅躍進。如

1993 年當年，赴港遊客高達 890 萬人次，旅遊收益高達 532 億港元；532

億港元是 1961 年旅遊收益 4.5 億港元的 118 倍之多48。歷史學家認為「1972

年以後，一個新香港正在崛起，這個殖民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49。」

1970 年代開啟香港的「黃金時代」，殖民地社會經濟條件在短短 30 年發

生巨大轉變，香港也博得「東方之珠」的美名50。

46這促成 1991 年在香港成立「國際龍舟聯合會」的最高組織。見 Sofield, and Sivan, “From Cultural Festival to International Sport - The Hong Kong Dragon Boat Races,” 16-18.

47 羅蘭‧羅伯森（R. Robertson）因此使用普遍主義的特殊化（particularization of universalism）和特殊主義的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 of particularism），說明全球與地方的辯證動態。見羅伯森羅蘭‧羅伯森（R. Robertson）著《全球化：社會理論和全球文化》（梁光嚴譯）（上海：上海人民，2000）。

48《英國撤退前的香港》（楊奇主編），（廣州：廣東人民，1994），221-223。 49 弗蘭克‧韋爾什（Frank Welsh），《香港史》，529。 50 1970 年代至 1990 年代的經濟發展，使 1997 年香港「回歸」中國當年，港人人均 GDP 比其殖民母國英國的人均 GDP 還多出 4 千美元（27055 美元：22781 美元）。

100 運動文化研究第十一期

四、海岸空間重構與大龍的邊緣化

1960 至 1970 年代一連串改革中，港英政府逐漸體會到要用心經營

香港以爭取港人支持，至少不要遭受港人反對的統治正當性問題。1972

至 1973 年，港督麥理浩政府創下香港歷史上首次花光年度教育和社會服

務部門預算的紀錄，且光是 1972 年與 1970 年相比，政府總開支就增加

50%以上51。1971 年 9 月，港英政府實施免費小學教育，1978 年起擴大實

施九年的免費教育52，相關措施都旨在改善華人社會的基本生活條件。

港英政府另一個「燒錢」的舉措，是都市空間更新與改善底層港人的

居住生活條件。麥理浩上任港督時即發表稱，房屋稀缺問題是社會摩擦的

主要原因，殖民政府認識到「極其惡劣的居住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

1966 年騷亂中突然進發出來的不滿情緒，當局才加快興建住房的步伐」，

於是 1970 年代－特別是 1970 年代中期後－擴大實施「居者有其屋」及「十

年建屋計畫」等政策，而「香港獨特的地勢，合適的建築用地奇缺，住房

建設困難重重，迫切需要進行大規模的圍海造地。」53據統計在 1887 至

1967 年的 80 年間，港英政府僅緩慢的填海造陸近 1000 公頃；然而 1976

至 1996 年短短 20 年間，竟靠填海增加 4000 公頃土地54。四分之一的時

到 2002 年，港人人均 GDP 旋又被英國超越（24340 美元：26541 美元）；參見國際貨幣基金（IMF）網站，http://www.imf.org, 2009 年 7 月 29 日檢索。

51 弗蘭克‧韋爾什（Frank Welsh）著，《香港史》，533, 537。 52 香港的免費教育與臺灣的國民義務教育在概念及發展脈絡上略有不同。港英政府早期投資官辦學校甚少，1971 年才實行小學免費教育，並設定 1979 年由公家提供九年資助教育，最後九年免費教育提前一年至 1978 年實施。見劉蜀永，《簡明香港史》， 424。

53 劉蜀永，《簡明香港史》，386。 54 香港政府地政署，〈香港的填海發展工程〉， http://www.landsd.gov.hk/mapping/

en/download/download/map/ar9_4e.pdf, 2009 年 7 月 22 日檢索。

從大龍到中龍──香港龍舟運動化歷程的一個歷史社會學視角 101

間竟增加四倍的填海陸地，1970 年代中期開啟的劇變深刻衝擊漁民的生

活方式。

空間的資本主義化或「縉紳化」，是政府與商業聯盟（state-business

alliance）開發海岸空間的重要一環。儘管改善漁民生活條件是其一個富

麗堂皇的理由，Denny Kwok-Leung Ho 卻認為，1960 至 1970 年代看到公

共住屋建設與新市鎮的擴張，其實也是為工業資本家取得更多可以開發的

土地，儘管政府為了綏靖大眾的叛亂情緒，也相應執行許多遷徙安置的方

案。但 Ho 和 Iam-Chong Ip 認為，這種新治理策略不是殖民者真要告別

過去的殖民公民身分，它毋寧只是用來轉移社會壓力，而沒有真正落實港

人實現社會公民權的想法55。

各地海岸填海造鎮，或以改善漁民生活條件為名淨化破敗漁村，或改

造部分港灣以為儲水所需。就以港英政府 1970 年代在西貢興建萬宜水庫

為例，它「……導致村落 50 多戶 400 多人遷移；1973 年……遷村後，本

來從事農耕及捕魚的村民，大多被迫轉業」；而西貢官門水道因為水庫工

程封閉後，「糧船灣一帶作業漁民生計受嚴重影響，原本灣泊在水塘範圍

內各灣頭的漁民同樣被迫他遷」，還有漁民因為沒有居民身分得不到按丁

住屋補償56。

海岸各處都陸續上演這般拆遷漁民村落和棚戶的情景。填海造陸使各

港灣經歷劇烈的空間重構，徹底消除往日破敗不堪的水上漁家和棚戶區

57。透過居屋補償和賦予上岸居留權利等交換手段，政府「解放」了這些

55 Denny Kwok-Leung Ho, “Citizenship as a form of governance: a historical overview,” Remaking Citizenship in Hong Kong: Community, Nation and the Global City, ed. Agnes S. Ku and Ngai Pun (London: Routledge, 2004), 19-36; Iam-Chong Ip, “Welfare Good or Colonial Citizenship? A case study of early resettlement housing,” Remaking Citizenship in Hong Kong: Community, Nation and the Global City, ed. Agnes S. Ku and Ngai Pun (London: Routledge, 2004), 37-53.

56 馬木池等，《西貢歷史風物》（香港：西貢區議會，2003），168。 57 許多香港漁民早期沒有上岸的居民證，他們不享有岸上一般公民的社會、住居、醫

療、教育等相關權利，遊走於國家行政管制的邊緣。

102 運動文化研究第十一期

漁民，使「有些漁村變成旅遊區，譬如赤柱、長洲，有些變成純粹商業或

住宅，如銅鑼灣和上環。」少數如香港仔、宵箕灣等經市鎮重造的舊港區，

則在新闢住宅或商業區同時保存少許的漁港經濟。海岸空間的重構破壞自

然生態，進一步拉高從事漁業成本，「漁民們工作辛勞但付出與收穫越來

越不成正比，他們妻兒多移居陸上，子孫受教育和在陸上找合適工作。」

海岸線劇烈改變，各港灣相繼發生漁業萎縮、漁民銳減及漁村消失的

劇變。1961 年至 1996 年，漁民人口總數從 8 萬 7 千餘人，銳減至 1980

年代初期的 4 萬多人和 1990 年代中的 1 萬 8 千人。漁民佔全港人口比例，

從 1961 年的 7.4％銳減至 1996 年的約 0.5％。59 漁民生產方式的改變進

一步影響當地傳統文化的面貌，譬如黃佩賢觀察到，宵箕灣早期每年「譚

公誕」都會演神功戲，近年因為漁民和漁業從業者銳減而幾乎經費籌募不

足，使這項傳統文化被迫取消60。和改造漁港和漁場空間的資本主義政商

聯盟攜手，政府提供的免費義務教育強化漁民第二代放棄封閉又辛苦的漁

業生產方式的決心。許多漁民子弟轉換身分，上陸接受義務教育，他們和

陸上人來往甚至住在市區，成為製造業的工人或市區的打工仔。

漁村拆遷和重造新市鎮後，漁民與岸上人之間的隔閡快速打開。1970

年代中期後，西貢、赤柱、宵箕灣愈來愈多岸上民眾參觀龍舟賽，部分漁

民隊伍欠缺人手，或因親友「岸上化」而邀非漁民人士參與。政府部門、

公司團體、民間社團和警消人員，赤柱當地甚至有英軍和外資企業雇員積

極參與。這些現代的結合體（Gesellschaft）難憑民間信仰或家庭父長倫理

58 黃佩賢，〈漁村今昔：宵箕灣的變遷〉，《考察香港─文化歷史個案研究》（香港城

市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編）（香港：三聯，2005），241-248。

59 1957 年時香港漁民人口超過 8 萬 7 千人，到 2006 年底剩下 7 千餘人。到 2008 年至 2009 年，香港的初級產業人口剩下近 0.1%，即平均每千名港人不到 2 人從事農漁礦業。相關統計亦見呂大樂、王志錚，《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香港：三聯， 2003），38。

60 黃佩賢，〈漁村今昔：宵箕灣的變遷〉，《考察香港─文化歷史個案研究》，241-248。

從大龍到中龍──香港龍舟運動化歷程的一個歷史社會學視角 103

的力量，動輒動員 60 乃至 100 人參加龍舟賽。套用但修改馬克思（Karl

Marx）的話，此時大龍做為不合時宜的身體活動生產工具，反倒成了龍

舟在現代性中擴大發展的桎梏。漁村子弟的「解放」和參與岸上資本主義

生產方式，鬆動其傳統信仰、氏族連帶，增添端午動員的困難。宵箕灣受

訪者 A 回顧大龍向中龍，及私家龍向公家龍的轉變：

轉變不是突然的，是慢慢轉變。第一，「大龍」（按：即私家龍）需

要人太多，要正手還要副選，要 100 多人才能出去比賽。如果是「公

家龍」的話，岸上的人啊個體啊，我跟你是朋友也可以跟你一起參

加的。他們（公家龍）採用中龍的，22 人，很容易找到隊伍，100

多人難找人。漁船多時容易，後來香港抓魚的人，70 年代魚少了，

划不了。年輕一代也不願意做，……辛苦，沒有假期，人家星期天

放假。……不一定是岸上工作多，沒有假期，找老婆困難，70 年代

轉變太快。

西貢受訪者 B 也說明大龍退位的不得已：

第一，大龍經費很大，船的材料貴，他們需要支援那麼多人來，移

動船隻很費力。比賽時要制服、要吃喝。聚在一起就要吃，比完還

要吃，聚集那麼多人花費很大。……（此外），現在年輕人在外面工

作，年紀大的人喜歡，但是 generation，……漁民變少，所以大龍很

難了。所以現在「大龍」有一部分是找外面的人，跟以前不一樣了。

隨漁港周邊土地權、生產條件和香港社會生產關係的丕變，漁民逐漸

失去龍舟賽的主導地位。受訪者 A 說：

70 年代還是漁民主辦，但漁民變少了，上岸的人愈來愈多。一開始

先是大龍慢慢改變，找小龍給岸上的人參加，給學校、給政府部門

的人參加。……岸上的人有興趣的愈來愈多，什麼人都有，政府部

104 運動文化研究第十一期

門、學校、公司，名稱什麼「堂」也就變了，因為朋友搞一隊十幾

二十個人，不像以前挑神聖的名字，現在（取名）「小青蛙」也可以

囉。

1980 年代初期，宵箕灣還區分漁民「大龍」與一般岸上人的「中龍」

並維持「私家龍」傳統，但隨漁民人口銳減，「大龍」或「私家龍」的運

作愈來愈困難。1985 年，宵箕灣避風塘又開展新填海工程，龍舟賽因此

停辦 15 年。在漁商團體努力下，划龍舟的傳統在「回歸」後的 2001 年恢

復。但如受訪者 A 感嘆「現在漁船只剩下 70 年代的 20％」，競賽必須捨

大龍而採 22 人的中龍。尤其考量資源有限和人力動員難題，它從往昔的

端午節移至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當天舉行，「國慶龍」成為宵

箕灣龍舟發展史的新傳統61。

現在，香港國際賽仍維持端午後一至兩星期比賽的傳統，反倒是各港

灣為準備專業人員或爭取資源、參加者、曝光度等，無力維繫往日端午當

天舉行的習俗，而必須彼此錯開活動的日程，變成各地漁民傳統隊伍受邀

到特定一個港灣比賽。如宵箕灣受訪者說的，1980 至 1990 年代「比賽規

模一年比一年大了，譬如邀請香港仔、柴灣、九龍的隊伍來，那才比較熱

鬧。」（訪談 A）事實上是各個港灣內部的漁村社群凋零，使得港灣內部

需要外來的隊伍來支撐場面。如渡邊欣雄觀察到的，港灣彼此互相邀訪競

賽其實是晚近才有的事62。

漁民逐漸退出主導位置和岸上人與國際人士的介入，使赤柱龍舟賽在

1979 年首度有女性參與，香港國際龍舟賽也在 1985 年設置女子組賽程。

現在只剩下香港少數漁民性格較強的「傳統」龍舟賽刻意不辦女子組，長

61 香港在 1997 年回歸中國。除宵箕灣的十‧一「國慶龍」，龍舟還曾數度扮演中國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意識型態作用，譬如 2008 年北京聖火在香港傳遞，就先由龍舟接過火矩以象徵香港民間對中國的認同。

62 渡邊欣雄，〈香港水上居民的端午節：長洲島的龍舟祭〉。

從大龍到中龍──香港龍舟運動化歷程的一個歷史社會學視角 105

洲、香港仔、大澳、蒲台島等地漁民團體仍捍衛「大龍」競賽，但因為漁

民人數銳減和傳統連帶關係的萎縮，漁民團體必須借助外地港灣的受邀參

與，才能勉強接近往日港灣內龍舟賽的規模。早期各自地盤進行的儀式活

動，在漁民日益邊緣化的危機感之下，近年「重新領域化」為展現漁民團

體之間「相挺」的新傳統63。面對漁村萎縮和政府與跨國置產商頻繁不絕

發動的空間蠶食，以及海岸空間縉紳化、漁場縮小的後果，漁民也萌生維

繫甚至創造新連帶的壓力。歷史唯物論提醒我們，從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

即階級的觀點切入運動歷史的表象，事實上，是中產階級成為這項比賽的

主流後，即採取中龍規格和西方中間階層慣習（habitus）的公平競爭後，

才使龍舟取得體育文化的正當性並獲得西方體育主導機構的認可，這個過

程又是以殖民者調整其治理策略，和漁民傳統連帶的消失為前提。

伍、運動的全球化及其不滿

傳統結合觀光凝視的從節慶到運動的發展過程，只是全球化或運動現

代化動態複雜體的其中一個面向。當主導階層由大龍讓位給中龍，或所謂

空間的縉紳化使海岸空間由中產階級代換漁民社群後，龍舟的運動化進程

並非「全球化」或「發揚光大」這類空洞字眼設想的一帆風順。香港龍舟

的運動化仍持續體現社會不同位置之間的矛盾協商，甚至文化衝突。

(一)坐 vs.站之爭

2007 年 3 月，澳門龍舟賽不准龍舟槳手站划的「新」規定，在香港

龍舟界一度掀起歐洲人 vs.亞洲人的所謂「站 vs.坐」爭論64。部分香港人

63 除受邀捧場對方漁港的龍舟賽外，各港灣還會彼此協調日程以免撞期，因此，現在

多數港灣的龍舟賽幾乎無法在端午當天舉行。

64 IDBF 的回應文章見 IDBF, “Racing Rules - Stay Seated or Stand Up,” http://

106 運動文化研究第十一期

士認為禁止站划的規定不利於亞洲人的體型和生理特質，而西方人士所謂

站划或龍舟賽途中變換姿勢將導致危險的說法，是歐美國家白人為使這項

活動更西方化而罔顧華人傳統的說詞。爭論援引 2007 年底在柬埔寨發生

的 5 名新加坡龍舟選手溺斃的意外，流言宣稱澳門主辦當局可能是受該次

慘劇影響，才「罔顧亞洲龍聯開放站划的規定，採取向國際龍聯坐划規則

靠攏的政策」。部分長久以來認為龍舟流失太多昔日傳統的人士，藉此機

會傾泄怨氣。他們認為歐美白人逐漸取得龍舟運動在世界推動的主導權，

抱怨還擴及龍舟長度、槳手與鼓手位置等規格細節，並流露出香港部分反

動者對西方力量的猜疑。

「站划 vs.坐划」的爭論終於迫使國際龍舟聯合會慎重說明其立場。

有趣的是，國際龍舟聯合會宣稱自己長期以來對保留「傳統」不遺餘力，

並提到 1993 年的國際龍舟競賽規則就已將坐划寫成白紙黑字，只是長期

以來，華人社會大小龍舟賽幾乎開放槳手自由採取站、跪或坐姿，甚至容

許賽途中變換姿勢。國際龍舟聯合會官方還說，站姿除增加非專業選手入

門或參賽時的危險性，還可能因為站姿有利於終點線前的加速衝刺，而使

這項本來體現多元性的「傳統」會因為大家追求速度，最後只剩下只有「站

姿」的單一運動文化。國際龍舟聯合會強調「坐姿」是 1976 年起國際龍

舟節的「傳統」，「坐姿」還是國際龍舟聯合會 1993 年以「民主」機制出

版競賽規範的結果。國際龍舟聯合會認為坐姿既然是港人划龍舟的「傳

統」，自然難說是西人強加於華人的「西方化」65。

(二)木頭 vs.玻璃纖維

國際龍舟聯合會長期以來自認是「傳統」的捍衛者，從其官方語言為

www.idbf.org/news.php?item=./news/2008-03-A.nws, 2009 年 7 月 22 日檢索。

65 弔詭的是，這個香港的「傳統」即香港國際龍舟賽早期的規則，是由遊艇（yacht）與西式划船等專業人士，根據划船及輕艇相關規範逐步修訂而來的。這個「傳統」規範親近於西方現代水上運動，而且主要由居港外籍人士所制訂。

從大龍到中龍──香港龍舟運動化歷程的一個歷史社會學視角 107

英文與中文，看得出來它對這項華人傳統採取不同於一般國際體育機構的

態度。國際龍舟聯合會除了一再表明其與香港龍舟節這個現代「傳統」的

淵源，它的總部也設於中國北京，並邀中國籍人士擔任名譽首長。

1985 年，英國人根據香港旅遊協會 1980 年初期送去的手工木製龍

舟，設計出第一代的玻璃纖維模組。事實上 1980 年代晚期在澳洲，也有

龍舟愛好者用金屬鋁來模組化、規格化並大量生產龍舟。只是熱心的澳洲

人在因應國際運動設備的潮流上選錯了材質，鋁製的龍舟只做了一次。我

們該如何解釋西方人才剛接觸龍舟沒幾年，就思考如何大量生產它並付諸

行動，而龍舟作為華人社會千百年來受歡迎的活動，即使在 1980 年代這

樣的現代工業文明，華人卻不曾想替龍舟製造規格統一又可大量複製的船

體？

歷史唯物論始終是辯證的，自然也考慮到上層建築的作用力。上層建

築領域的文化型構的差異，可以解釋觀念利益如何阻礙龍舟這個生產（競

賽結果）物件的進一步擴大發展。在華人社會，製造龍舟船體總是伴隨著

相當濃密的宗教氣氛（aura），早期製造者被理解為神聖工作，製造、採

木甚至銷毀一條船都充斥著禁忌與祭儀。華人社會難以想像「沒有生命」

的龍體，自然不會以普遍的專業理念提取（lift out）或去除鑲嵌化

（dis-embedded）66。禁忌與神魅不利於這項活動的國際化，事實上，到

今天還是有頑固的信仰者深信龍舟的神聖性；譬如龍舟要廢棄時必須經過

一段複雜的「擲筊」手續，我們訪談的赤柱受訪者 C 稱，當地漁民迄今

仍不願出手鋸斷即使是已遭廢棄的舊龍船。

66 A. Giddens 在論述現代性與全球化時，提及專家系統與象徵代碼（tokens），對於在地活動能夠被提取出來（lift out）逕而解除其鑲嵌化（dis-embedding），使跨社會或跨文化的交流與整合可能發生，促成若干文化活動的全球化。Villamón 等人將 Giddens 的全球化論述用於分析日本柔道運動的全球／在地化辯證過程，見 Villamón Miguel, and David Brown, Julián Espartero, Carlos Gutiérrez,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and the Disembedding of Judo from 1946 to the 2000 Sydney Olympics”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39. 2(London, June, 2004): 139-156.

108 運動文化研究第十一期

如 H. Eichberg 指出，不同社會和團體之間，可能具有不可共量的身

體文化型構（configuration）差異，提出現代運動、節慶、體操等「三元

辯證」（trialectic）的典範觀67。Eichberg 提醒我們，避免在沒有合理證據

下罔顧歷史經驗，率然將源於西歐的現代運動預設為其他各種身體文化發

展的歷史頂點。宵箕灣受訪者 A 說，早期龍舟賽更強調划槳的美感，而

不僅僅是體育競賽追求的速度至上。在實作者眼中，龍舟一經點睛與「打

紅」68，就是個綜合神聖與活力的生命體。槳手因此要誇大槳的擺動，呈

現傳統意象中龍是飛舞的姿態。這種將動加以客體化的邏輯，迥異於西方

現代運動「更高、更快、更強」口號體現的，欲生產最大化「公分—公克—

秒數」的邏輯。西方化或現代化的龍舟競賽，強調降低船體行進阻力，以

爭取最短秒數，按此邏輯，它要求龍舟槳手彎腰駝背並縝密計算划槳入水

角度，以減少水花和風阻69。迥異於這種源於西歐的現代運動邏輯，宵箕

灣早期的領隊長老，卻是挑選經驗老到而能搖出美麗水花，並始終抬頭挺

胸拉高划槳的槳手。

追求最短衝線時間的速度，抵觸早期龍舟場域中追求龍身活靈活現的

美感。

香港受訪者不約而同感慨，今天國際龍舟賽的規格常有不合於華人價值

觀和習俗之處，感慨明明是源於香港的龍舟文化，卻「好像都是外面的人

教導我們香港人怎麼去做。」（訪談 A）。1990 年代中期，「中龍」的船體

長度持續縮減至 11.66 公尺（38 呎 10 吋），精明的香港人很快聯想到，這

是西方體育設備企業，為將大量生產的船體塞入 40 呎的國際標準貨櫃容

67 Eichberg, H., Body Cultures: Essays on Sport, Space, and Identity. 68 宵箕灣受訪者 A 稱，打紅係指道士以口吐灑祭祀神明過後的雞血至龍舟，象徵賦予船體神氣與活力。最嚴格的打紅程序是龍舟下水每趟比賽回來都要重新打紅一次才能再出賽。

69 龍舟的運動「科學」原理及競賽技術訓練示範，見劉華山、鄭家潤，《龍舟技術與訓練》（北京：北京體育大學，2002）與趙源偉，《龍獅和龍舟》（北京：中國社會， 2006）。

從大龍到中龍──香港龍舟運動化歷程的一個歷史社會學視角 109

量，以擴大生產和銷售龍舟的理性計算70。許多香港人反映當下的標準船

體過短，在塞滿 22 名槳手、鼓手和舵手下，槳手之間或與鼓手、槳手彼

此，可能發生激烈碰撞或流血受傷。西方「理性」思維下的現代運動邏輯，

要求槳手在狹小空間發揮艱深的技術性和更為單調的快速划動（paddling

movement），卻限制變換姿勢和運用充裕空間的不同身體文化典範。一個

乍看不起眼的 38 呎 10 吋規定，具體而微道出在全球流通與在地化之間的

矛盾協商，也說明體育運動的規則經常聯繫於社會場域的規則71。

種種信仰系統和不同社會對世界與自然的理解之差異，仍深刻體現在

這項活動中。龍舟擺脫不了它與龍的聯繫，自然擺脫不了華人（漢人）眼

中那一個神聖的世界。參與競渡的華人以對龍的象徵心存一絲不苟的敬

意。這也是港人在這個西方項目充斥體育運動世界下，願意以體育的型構

來發揚光大其傳統文化的動機之一。我們可以說，中國人坐在龍舟像是坐

在廟宇中，而西方人坐在龍舟卻像是駕馭怪獸的騎士。這種心領神會的差

異可以解釋若干龍舟全球在地化下，不斷浮現的運動文化矛盾。

六、結論

我們探究「大龍」變中龍乃至標準龍的歷程，說明圍繞漁港周邊的社

會結構變遷，決定了香港龍舟文化後來的主要形貌與規則變革。殖民治理

下的制度不正義與社會不滿，在 1960 年代引發一連串的社會叛亂。社會

70 赤柱受訪者 C 的訪談。 71主宰階級的身體運動文化經常優先被承認為具正當性的體育事業。見 P. Bourdieu, “Programme for a sociology of sport,” trans. M. Adamson,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 a Reflexive Sociolog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156-167.及 R. S. Gruneau, “Modernization or hegemony? Two views of sport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ot Just a Game: Essays in Canadian Sport Sociology, ed. J. Harvey and H. Cantelon,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1988), 9-32.

110 運動文化研究第十一期

動亂與社會主義革命、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等，使殖民治理出現高度的正當

性危機。港英政府巨幅調整其對香港的殖民治理策略作為回應，而政府與

資產者聯合的資本主義開發，促成社會空間－特別是海岸漁港周邊的空間

－重構，導致漁民社群生產方式的劇烈變遷。殖民治理與資本主義的結構

性力量深刻影響香港龍舟與臺灣、中國大陸之間，迥異的歷史發展軌跡。

透過考察我們展示了：(1)香港龍舟這項原屬傳統民間節日的地方文化活

動，透過國際化的資本主義策略發展為現代體育運動的形貌。(2)在香港

龍舟運動化歷程中，深刻體現社會經濟型構－特別是漁民社群生產方式－

的劇烈變遷。跨國資本主義邏輯對各個港灣的生產空間重塑，使龍舟在「大

眾化」及中產階級化同時改變其文化風格和階層屬性，搖身具有過往沒有

的身體文化正當性。(3)香港龍舟實作者對這個運動化／全球化過程的回

應，則說明運動化絕非同質化或一勞永逸的進程，而總是突顯不同社群的

差異及彼此之間矛盾的協商。從香港龍舟發展的例子可見，所謂「傳統體

育」的「現代化」演進模式，難以掌握運動化歷程中矛盾、協商和辯證的

多面向性。現代化模式經常人為構作一個線性的發展路徑，抹除辯證發展

涉及的權力關係其曲折、分岔的路徑。

從龍舟案例我們發現，運動化歷程不僅只是非西方文化採納現代性邏

輯並向全球力量讓步的過程。事實上，地方的複雜性可能抵銷或分叉普同

化的力量。尤其當談及所謂在地或傳統文化時，我們也不宜將在地視為一

個本質的整體，也不宜設想曾經有那麼一個僵化或傳統的香港。我們也不

草率使用運動（sport）或「體育」這個具有特殊西歐中心主義意識型態的

字眼標示龍舟，以免粗暴地以西方中心主義眼光「再現」本地文化。如前

述探討「公平競爭」時指出的，不同社會文化團體有其對公平和崇高的另

一套掌握和理解，後者可能比西方現代運動的意識型態更具環保意識

（green）或更有益於群際和平的。

本地體育史研究較少談及運動領域的上層建築和下層基礎

從大龍到中龍──香港龍舟運動化歷程的一個歷史社會學視角 111

（superstructure / base）之間的辯證動態，較少談及社會團體選擇傳統或

挪用本地文化時的不平等位置，以及實踐這種挪用之後的不平等效果。我

們發現，是中產階級成為這項比賽的主流後，即中龍的規格和西方中間階

層慣習的公平競爭，才是龍舟取得文化正當性並獲西方體育主導機構認可

的主因，而此過程以殖民治理的危機與策略，和傳統漁民社會連帶的消失

為前提。不必悲觀的是，辯證的歷史唯物論也強調上層建築與人主動性的

作用，當下的香港龍舟文化也持續展現各個社會團體自我企畫的軌跡。

（本文受國科會計畫案「97-2410-H-179-003-MY3」補助若干研究經費。

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對資料推論和內文修改的建議；文章若有疏誤則

屬作者之責。）

柒、附錄：訪談資料

代號

身分

訪談時間及地點

A 宵箕灣「國慶龍」籌辦委員

2009 年 4 月 17 日，香港

B 西貢龍舟社團成員

2009 年 4 月 18 日，香港

C 赤柱龍舟協會成員

2009 年 4 月 17、18 日，香港

D 香港旅遊協會官員

2009 年 4 月 18 日，香港

引用文獻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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