祀典與敘事—重探明清北嶽移祀及其空間意象

BIBLID 0254-4466(2014)32:1 pp. 135-172

漢學研究第 32 卷第 1 期（民國 10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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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下詔北嶽移祀渾源，顧炎武視為明社傾圯的象徵而淚灑廟門，考據 學者也紛為曲陽辨說。早在明代對北嶽祭祀地望已有不少齟齬，如「曲陽飛 石」傳說與「渾源古北嶽」的敘事，然而，我們從史料文獻並不難獲悉北嶽 祀於曲陽自古即然。究竟此一歷史錯置是怎麼發生的？何以莊嚴的國家祀典 滲入神話傳說？過去論者多關注於移祀過程，對於「為何」移祀及「如何」 建構「渾源古北嶽」的討論甚少，更未觸及國家祀典中的五嶽祭祀，難以深 入了解北嶽移祀對明清王朝有何特殊意義。本文從北嶽的地理形勢與相關神 話談起，分析明人在國防緊張動盪時如何將民間傳說的「古北嶽」與「飛石」 傳說合流敘事，析論明代官方的現實思維及不斷變動的敘事內涵所產生的推 波效應；並從國家祀典的望祀內涵及大一統空間觀，重探北嶽移祀問題，何 以在歷經官方系統一連串的演繹與敘事後，淵久的祀典反顯不合現實，雖內 蘊著矛盾與悖論，卻逐步建構「古北嶽」的歷史記憶。

關鍵詞：明清、祀典、敘事、五嶽、北嶽、空間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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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2 月 15 日收稿，2014 年 1 月 21 日修訂完成，2014 年 2 月 19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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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元年（1662）秋，將屆五旬的顧炎武（1613-1682）踩著沉重的腳 步登上河北曲陽北嶽，1 繼而轉往西北方六十餘公里外的山西渾源恆山。入 清已十八年，一心復明的顧炎武曾多次拜謁太祖孝陵，2 自兩年前（順治十 七年，1660）清廷下詔北嶽祭祀由曲陽移至渾源後，3 大大攪亂他的心緒， 決意跋涉這兩個新舊地望。當他蹣跚拜出曲陽嶽廟門時不禁「臨風淚如霰」。 他在〈北嶽廟〉詩寫道：

曲陽古名邦，今日稱下縣，嶽祠在其中，巍峨奉神殿。……肇典在有虞， 望秩群神徧，時巡歲即莫，歸格牲斯薦。……恆山跨北極，自古無封禪， 賴以鎮華戎，帝王得南面。河朔多彊梁，燕雲屢征戰。赫赫我陽庚，區分 入邦甸。……疆吏少干城，神州恣奔踐。祠同宋社亡，祭卜伊川變，再拜 出廟門，臨風淚如霰。4

他為曲陽古邦淪為小縣而抱屈，5 對滿清政府將象徵鎮固邦甸的北嶽強行改 祀感到痛心，「祠同宋社亡」道出復明已無望，當他拜出嶽廟門時已淚潸潸， 登嶽似是對故國的最後巡禮。

其後，考據學家閻若璩（1638-1704）作〈北嶽中嶽論〉，指古文獻中的 恆嶽都是指曲陽恆山，渾源恆山乃無稽之論。6 約一百年後，仍有學者為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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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代文獻中「嶽」、「岳」二字兼用，本文為書寫一致起見一律採用「嶽」字。 2 明清鼎革後顧炎武至南京謁明孝陵前後十餘次，詳見清．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

（臺北：世界書局，1988），卷 2，頁 40-41。

3 禮部給事中粘本盛提移祀疏，獲禮部尚書王崇簡（1602-1678）大力支持。詳見《清 世祖章皇帝實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卷 133「順治十七年三月辛酉」 條，頁 1574 及卷 138「順治十七年七月丁卯」條，頁 1634。另詳參禮部尚書王崇簡 〈覆北嶽祀典疏〉、〈再覆北嶽祀典疏〉等文，見氏著，《青箱堂文集》（《四庫全書存目 叢書》集部第 203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卷 1，頁 310-312。

4 顧炎武撰〈北嶽廟〉、〈北嶽辨〉，前者為五言詩，後者為考辨文章。見清．顧炎武，《亭 林詩集》〈北嶽廟〉、《亭林文集》〈北嶽辨〉（《新校顧亭林詩文集》，臺北：世界書局， 1988），卷 3，頁 360；卷 1，頁 7。

5 古邦係指漢初恆山國，後為避文帝劉恆名諱改為常山國。 6 閻若璩指《周禮》〈職方氏〉所記「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即上曲陽恆山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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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北嶽申辯，如錢大昕（1728-1804）〈謁北嶽廟〉云：

古聖崇明禋，庋懸稱望祭，虞巡十一月，秩祀即此地。……明人妄題識， 菌蠢斷碣材，輒云舜所致，紛紛自倉流。空令好古士，到茲三嘆喟。渾源 自高言，吾游茹舍是，淋漓翠墨鮮，目驗亟藏笥。7

錢氏指移祀是因明人妄題「飛來石」，雖墨漬猶新卻仍誤導後人，自述「五嶽 平生唯到一」，其唯一即是曲陽北嶽，8 他也以行動對移祀表達抗議。

顧炎武可說是移祀後最早為曲陽北嶽辯護者，當時雖不乏肯定移祀者，9 但顧氏據唐之前的傳世文獻及唐之後的碑刻，指出祀於曲陽自古即然，他嚴

謹自持講究實學，當非意氣之言。其後有閻、錢等考據學者申辯，以及劉師 峻斥所謂五代割地、飛石傳說皆為附會，10這類辯說到清中葉才漸淡。在過 去的一個世紀，學界討論不多，僅有民國四年（1915）《地學雜誌》刊載〈河 朔談故〉一文中「恆山北嶽祠」為辨析曲陽北嶽的短文；11 民國十三年（1924） 日本學者井上以智為〈北嶽恆山と北嶽廟〉與〈北嶽恆山の祭祀〉，以談論北 嶽祠廟祭祀制與西北交通的問題為主。12 但自本世紀初以來，北嶽成為學界 關注的焦點，起先有從地理考辨入手，如梁勇、王暢等，13 亦有從北嶽碑刻

代舜接見北方諸侯，位在曲陽大茂山下，是自三代以來所認定的恆嶽。見清．閻若璩， 〈北嶽中嶽論〉，收入清．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四帙（臺北：廣文書局， 1962），頁 80。

7 清．錢大昕，〈謁北嶽廟〉，《潛研堂詩續集》（《續修四庫全書》別集類第 1439 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5，頁 390。

8 清．錢大昕，〈曲陽道中〉：「向禽山水有前期，投老全無濟勝資，五嶽平生唯到一，

此來又拜曲陽祠。」《潛研堂詩續集》，卷 5，頁 390。

9 清．徐錫麟、錢泳輯：「罷曲陽廟祀，改祀渾源，千年因循之誤，至是始釐正焉。」

《熙朝新語》（臺北：文海書店，1985），卷 1，頁 17。

10 清．劉師峻輯，《北嶽恆山歷祀上曲陽考》，《昭代叢書丙集》（《叢書集成續編》第 67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卷 13，頁 1-15。

11 「中國地學會」於 1909 年成立於天津，隔年創辦《地學雜誌》。蘇莘，〈河朔談故之

續〉，《地學雜誌》61(1915): 126-128。

12 （日）井上以智為，〈北嶽恆山と北嶽廟〉（上、下），《歷史と地理》14.6(1924.12): 459-460 及 15.2(1925.2): 253-264；〈北嶽恆山の祭祀〉（一、二），《歷史と地理》 15.4(1925.4): 415-425 及 15.6(1925. 6): 686-698。

13 王暢，〈晉冀恆山之爭與中國山嶽文化〉，《河北學刊》22.6(2002.11): 145-148。梁勇， 〈再論北嶽恆山地望及其歷史變遷—兼與王暢同志商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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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地點、飛石殿的興建、北嶽地域文化等不同側面討論。14 近年則有從 地域性的話語權與國家權力互動的觀點，如齊仁達指移祀「是國家祀典的地 理轉換，且是地方力量的較量與話語權力的交鋒。」15 或有持北嶽曾於五代 「移祀」的看法，如牛敬飛認為移祀渾源與道教界推動有關，且是在明代官方 文本合法化所導致的結果。16

過去從地理沿革中找答案，今日從地方話語權、文本合法化與國家權力

運作等尋索問題，是否已解答北嶽移祀的歷史疑問？清初移祀的關鍵前提，

或稱兩個假設說詞，因經證明都是錯誤的，一是稱渾源為古北嶽，認為自五 代割讓燕雲十六州後北嶽納入遼境，17 宋朝無法恢復版圖故而遷祀曲陽；一 是稱渾源位在京師之北，且居五嶽正北，不祀渾源卻祀於偏西南的曲陽「似 非一統盛治所宜」，為「明大一統之義」，應當釐正。18 換言之，祀於曲陽是 宋人始作俑者，且從地理方位與大一統格局來看，渾源才是原始祭祀之地。

清初移祀之論實承襲明人的論述，然而我們並不難從史料文獻中找到答案，

祀於曲陽乃自古即然，渾源並非原始地望，但我們想進一步問，此一歷史錯

置是怎麼發生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措詞，如「宋人遷祀曲陽」、「渾源在京師

之北」、「古北嶽」等是如何成為明人的集體記憶？過去論者多側重於移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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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004.6): 149-155。前者以為恆山從冀移到晉是歷史變易的過程，後者則從文獻 中舉證移祀是歷史的誤會所致。

14 如王金科，〈與曲陽北嶽廟碑有關的幾個歷史問題〉，《文物春秋》2001.5: 21-23。韓 成武，〈從河北曲陽北嶽廟碑刻看北嶽地點的沿革〉，《史學月刊》2004.12: 114-116。 呂興娟，〈北嶽廟建立飛石殿的年代及原因初考〉，《文物春秋》2005.5: 35-40。高曉 靜，〈古北嶽恆山文化淺析〉，《文物春秋》2006.1: 3-7、23。武占江、蔡立偉，〈宗教 的虔誠與人文的形式化—從曲陽北嶽廟碑刻看北嶽祭祀的文化內蘊〉，《河北經貿大 學學報》7.2(2007.11): 10-14。

15 齊仁達，〈明清北嶽祭祀地點轉移之動態考察〉，《史學月刊》2009.9: 38-49。 16 牛敬飛，〈從曲陽到渾源：北嶽移祀過程補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4.4(2009.10):

62-70。

17 後晉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予契丹，渾源隨轄屬的應州入遼境，真定府僅槁城縣納

入，並不含曲陽縣。

18 順治十七年（1660）粘本盛上移祀疏，提到「渾源不在版圖，迨宋亦未混一」。詳見 清．張崇德，《恆嶽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36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 卷下〈祀疏〉，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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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對於「為何」移祀及「如何」建構「渾源古北嶽」的討論甚少，對錢

大昕指出的「飛石」傳說也擱置不論，更未觸及國家祀典中的五嶽祭祀，實

難深入了解北嶽移祀對於明清王朝有何特殊意義，故迄今仍有一段空白待填 補。

本文擬從北嶽的地理形勢與相關神話傳說談起，分析明人在國防緊張動

盪時，如何將民間傳說的「古北嶽」與「飛石神話」合流敘事；析論明代官

方的現實思維及不斷變化的敘事內涵而產生的推波效應，如何使「渾源古北

嶽」從悠悠之口轉化為鑿鑿之言。繼而並從國家祀典的望祀內涵及大一統空

間觀，以及五嶽的空間意象所投射出的版圖記憶，重探北嶽移祀問題，探究

何以在歷經官方系統一連串的演繹與敘事後，淵久的祀典反顯不合現實，希 冀從探掘北嶽望祀的背後重繪一個完整而清晰的歷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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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嶽恆山自古有「天下之脊」之稱，19 恆山山脈貫穿晉冀，東接太行山， 西至雁門關，綿延一百五十餘公里，「山勢最高，雄峙并、代，撫臨內外，三 關屹然，為京師右衛」，20 說明恆山的軍事特性。以下從歷史上北嶽戰略形勢、 神話傳說及明代官方思維來談北嶽的現實與想像。

（一）歷史上的戰略形勢

《史記》〈趙世家〉有常山（恆山）寶符的典故，趙簡子設下常山尋寶符

之計考驗諸子，唯毋卹（趙襄子）洞察其戰略之機而被改立為儲，後果不負 父望平定代國。21 又張儀以其捭闔之言向楚王分析，若秦據有常山必如「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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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史記》〈張儀列傳〉載，張儀言：「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 亡。」唐．司馬貞索隱：「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見漢．司馬遷，《史 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70〈張儀列傳〉，頁 2289-2290。

20 清．張煦、曾國荃，（光緒）《山西通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 38〈山川考

八〉，頁 3035。

21 漢．司馬遷，《史記》卷 43〈趙世家〉：「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毋卹 曰：『從常山（恆山）上臨代，代可取也。』」頁 1789。漢因避劉恆諱而改恆山為常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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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脊」般威脅楚國，因而促成楚秦交好扭轉國際情勢，22 恆山的形勢可 見一斑。此後，漢初設恆山國，漢武帝降國為郡；北魏建都恆山之北的平城， 仍遣使祭祀北嶽；明元帝則南巡恆山以太牢祭祀；23 孝文帝更親撰〈祀恆嶽 文〉，足見鮮卑族對北嶽的看重。24 以上所舉說明歷代王朝皆未輕看恆山的戰 略地位。25

唐代版圖北拓甚多，對聳立於群山的恆山亦不敢小覷，唐太宗以「寶符」、 「靈蛇」稱之。26 定州刺史張嘉貞（665-729）稱轄內的恆山如「宇內標格」， 他說：

大哉茲嶽，殊於眾山，嵩華乃跼於近甸，衡岱不踰於方域。孰與夫包括綿 長，經綸中外，外夷有四昴宿主胡，則延袤以限之。……其頂也，上扶乾 門黑帝之宮觀；其足也，下捺坤軸元神之都府，豈止劈冀魏、截幽燕、拒洪 河、撐大海，澒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嵯峨巉巖，一宇內之標格者也。27

恆山處於農牧的自然分界，又居華夷分野，控制河海及延袤之限，張嘉貞形

容其頂至足如「半天下之襟帶」，並以「標格」一詞譽稱。御史中丞韋虛心也 指出：「北嶽恆山者，北方之巨鎮也……限華夷之表裏，壯宇宙之隘害。」28 在在指出恆山從地理形勢上掌控著關鍵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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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漢．司馬遷，《史記》，卷 70〈張儀列傳〉，頁 2289。 23 泰常為北魏明元帝年號，見《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108-1〈禮志〉，

泰常八年（423）「正月，南巡恆嶽，祀以太牢。」頁 2737。

24 北魏．孝文帝，〈祀恆嶽文〉，《古今圖書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85），卷 42〈方

輿彙編．山川典．恆山部〉，頁 22290。

25 孫海川、賈寶，〈北嶽恆山邊塞軍事文化特色初探〉，游琪、劉錫誠主編，《山嶽與象

徵》（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 244-279。

26 唐太宗，〈祀恆嶽文〉：「寶符臨代邦之美，靈蛇表陣勢之奇。」《古今圖書集成》，

卷 42〈方輿彙編．山川典．恆山部〉，頁 22290。

27 唐．張嘉貞於開元十三年（725）撰〈北嶽恆山碑略〉，兩年後碑成。見明．何出光編， 《北嶽廟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集部第 118 冊，北京：書目文獻社，1998， 據萬曆年藍印本影印），卷 8，頁 793。

28 唐．韋虛心，〈北嶽府君之碑〉，《古今圖書集成》，卷 42〈方輿彙編．山川典．恆山 部〉，頁 22291。另見韓成武主編，《北嶽廟碑刻選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 頁 10。韋虛心，唐中宗時御史中丞，按《北嶽廟志》誤記為婁虛心，至《古今圖書集成》 仍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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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山的戰略特性，在五代石晉將幽薊十六州割予契丹後更顯邊塞性格，29 此後長期處於兵燹烽煙下。北宋韓琦（1008-1075）知定州時，見曲陽嶽祠 頹敗而憂心道：「非質於圖志，人或不知嶽之所在。」30 遂重修嶽祠，親撰〈大 宋重修北嶽廟記〉，勒石為記。沈括（1031-1095）在《夢溪筆談》提到北嶽：

「北嶽恆山，今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為界，嶽祠舊在 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裡，今其地謂之神棚，今祠乃在曲陽。」31 意指恆山 有一半入遼境，山下舊祠稍向內移，「新晴氣清」時由新祠可望見大茂山，言

下之意，新祠距主峰有些距離。孰料，沈括此言竟成日後移祀論者發揮的依 據。

北宋末已有「移廟」之說，如呂頤浩（1071-1139）引沈括之言但稱「移 廟於中山府曲陽縣」；32 金初趙秉文（1159-1232）〈登北嶽〉詩則有「移祠 太古元」的說法，即上古移祠而非宋朝；33 至明代則衍生為宋人「移祀」，且 自山西渾源移祀至河北曲陽，其間變化甚大，甚且影響至今，如牛敬飛稱北

嶽於五代「確實存在的一次遷徙」，推斷是遷到唐官方設立的真君祠，認為「北

嶽祭祀依托曲陽縣內的北嶽宮觀舉行」，他並舉北宋末中山府司議曹事梁汝嘉

因遭陷而被遣至前線代祀北嶽之例，藉以強調祭祀「從西北山區內遷」的曲 陽嶽廟是要冒生命危險的。34 牛氏說法明顯錯誤，其一，倘五代確曾發生所 謂的「移祀」，為何北宋初韓琦不指出如此重大改變，反重修曲陽嶽廟，並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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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後晉天福三年（938）石敬瑭將幽薊十六州（又稱燕雲十六州）割給契丹，範圍包括

今北京、天津及山西、河北北部。

30 宋．韓琦，《安陽集》（明正德九年張士隆刻本影照本），卷 21，頁 1-3。韓琦於皇祐

元年（1049）重修嶽廟，並作〈大宋重修北嶽廟記〉碑刻於皇祐二年正月 19 日。

31 宋．沈括，《夢溪筆談》（《歷代筆記叢刊》，上海：上海書店，2003），卷 24〈北嶽恆

山〉，頁 204。

32 宋．呂頤浩：「惟北嶽在大茂山，山大半陷敵境，移廟於中山府曲陽縣……沈括《筆 談》載亭中有李克用題名……乃出兵討盧龍節度使劉仁恭時留題也。」見氏著，《忠 穆集》（《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第 27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卷 8〈燕 魏雜記〉，頁 6b。

33 金．趙秉文，〈登北嶽〉：「四大坤儀一，群山大茂尊……卜地恆陽曲，移祠太始元，

荒碑剜歲月，飛石石訇乾坤。」（《恆嶽志》，卷下，頁 94）。

34 見牛敬飛引〈九寶文閣學士通奉大夫贈少師梁公汝嘉神道碑〉記載，見氏著，〈從曲

陽到渾源：北岳移祀過程補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4.4(2009.1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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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為誌，雖沈括亦未指為移祀；其次，曲陽北嶽祠從山下遷入縣城，仍在曲

陽境內，豈能視為更改祭祀地望？況所稱「從西北山區內遷」更不知何所據？

僅再次凸顯因為曲解與誤讀，雖有韓琦的刻石，「人或不知嶽之所在」的情況 依舊發生。錢大昕在〈夢溪筆談跋〉早指出：「後世徙嶽之議，濫觴於此。」35 唯後來引發數百年的議論則非沈括所能逆料了。

（二）北嶽神的傳說

北嶽的神話傳說起於唐，傳說北嶽廟前曾出現兩位自稱五嶽大使者率眾

軍平定賊亂，此事載於開元九年（721）御史中丞韋虛心的刻石，如記：

以則天二年，有瀛州清苑縣人魏名確，爰因行李至嶽廟之前，乃見二人， 一者白衣，一者紫服，侍從甚肅，進止不凡。自云：我是五嶽大使，發兵 馬六十萬眾，為國討賊。五嶽大神九月三日俱來此山，大為歡會，名確遷 延未去，諸神遂乃作怒，牽至廟中，用申責罰，祝史楊仙童親見其事，乃 馳告官司。州將駭之，隨以聞奏，敕遣上官及內謁者，齎神衣禮物以赴會 期。凡厥僚采，共陪享祭，後賊果平。36

此傳奇事蹟有魏名確、祝史楊仙童等人親見。刻石為官方記事，卻充滿濃厚 的道教色彩。37 受到道教「洞天福地」的影響，38 各地的奇峰洞壑莫不有道 教蹤跡，葛洪「五嶽真形圖」即是依五嶽山形繪製的人間福地。39 李唐傾國 家之力提倡道教，如武則天以天尊、天王等道教名號封五嶽；唐玄宗更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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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清．錢大昕，〈跋夢溪筆談〉，《潛研堂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別集類第 1439 冊），

頁 42。

36 見唐．韋虛心，〈北嶽府君之碑〉，《北嶽廟集》，卷 8〈碑文考．唐碑〉，頁 791-793；

亦收入《古今圖書集成》，卷 42〈方輿彙編．山川典．恆山部〉，頁 22291。

37 參見《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收入長春真人編，《正統道藏》洞真部本文類，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上，頁 343-346。

38 「洞天福地」係道教界指稱的神仙居所，東晉時已有此說。五代道士杜光庭〈洞天福 地嶽瀆名山記〉文中有五嶽、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等說法。 39 東晉．葛洪，《抱朴子》〈內篇．遐覽〉：「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文、五嶽真形圖也…… 又家有五嶽真形圖，能辟兵凶逆，人欲害之者，皆還反受其殃。」（《百部叢書集成》 第 42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頁 7。李約瑟指出「五嶽真形圖」是最早採 用地圖學上等高線的繪製法，詳見（英）李約瑟（Joseph Needham）主編，《中國之 科學與文明》第 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地理學與地圖學〉，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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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承禎（647-735）之議為五嶽建真君祠，賜封王號，如封泰山為「天齊 王」、北嶽為「安天王」等等，40 使國家祀典漸融入道教的神仙信仰，道教界 亦視五嶽為安天鎮地的靈山，故此，五嶽流傳神仙故事亦不足為奇。

嶽神再次被高舉是在明代，與西北邊防及兩度國防重挫有密切關係。明

初為防蒙古南下，在西北沿邊設置軍鎮衛所，但自永樂朝撤東勝衛、宣德朝 再蹙地三百里後，41 長城外的要塞漸失，唯賴地勢險峻的大同府與紫荊、倒 馬、雁門等長城關隘護衛京師。42 正統十四年（1449）瓦剌破邊擊潰明軍， 擄走皇帝，明廷發生空前的危機，此即著名的「土木之變」，所幸短時間內鞏

固了國防與內政，北嶽神也成為穩定軍心的精神支柱。傳聞正統十四年蒙軍

攻入曲陽時，蒙古兵行經北嶽廟前皆駭其神威不敢正視，後來倉皇奔逃，保 全嶽廟內的明軍，明軍咸歸功於嶽神庇佑。43 成化之後，陸續有新的傳說， 因幾度與蒙軍交鋒皆勝，咸稱嶽神護國而「朝廷無北門之憂」，大同府特別大 規模整修舊廟以謝嶽神。44 又如弘治中期邊關相繼發生馬瘟與旱災，亦因求 告嶽神而紓困，45 似乎禱禳與神佑之間有著因果關係。據統計明代官方北嶽 祭祀文，其中祈求嶽神護國的約占四分之一，46 反映出官方對嶽神護國的期

40 《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正統道藏》洞真部本文類），卷上，頁 343-346。 41 永樂朝先後遷移大寧都與河套區的東勝左右衛，致遼東失左臂、宣府折右弦。參考陳 梧桐，〈永樂至宣德的政策失誤與「土木之變」〉，《古代民族關係論稿》（北京：中央 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頁 284-288。

42 西北邊防與大同形勢詳見明．李東陽，〈西北傋邊事宜狀〉：「今西北邊疆，大同萬全， 皆據山阻塞，易為守禦。惟陜西自撤東勝以來，河曲內地，棄為虜巢，深山大沙，險 反在彼。」明．陳子龍編，《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54，頁 419； 另見明．李賢等纂，《大明一統志》（臺北：文海書局，1965，據明天順五年內府刊本 景印），卷 21〈大同府〉，頁 1357。

43 明．周旋，〈代祀北嶽之記〉（為景泰元年春三月初五記），《北嶽廟集》，卷 9，頁 809。 44 成化四年（1468）大同府王越、關宗等以官資重修渾源舊廟，見明．劉珝，〈重修恆 山北嶽廟〉，《北嶽廟集》，卷 9，頁 817。按清《恆嶽志》記載作者為劉翊，本文採《明 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印，1965，頁 839）為準。又明．陸璣， 〈山西大同乃古雲中郡北嶽恆山在其域〉，《北嶽廟集》，卷 9，頁 815。

45 大同等地馬瘟延續數年，弘治十四年（1501）明孝宗祈禱馬災告嶽文，遣大同巡撫劉

宇代祭於北嶽，見清．張崇德，《恆嶽志》，卷中，頁 49。

46 據齊仁達〈明清北嶽祭祀地點轉移之動態考察〉一文整理「《北嶽廟集》所見明臣祈 求北嶽保佑戰事祭文簡表」計有 87 通，有關祈求戰事的祭文有 23 通。見《史學月刊》 2009.9: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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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與倚賴。特別要指出的，儘管明廷並未移祀渾源，但成化之後西北將士指

稱的嶽神已從「曲陽」轉為「渾源」。到了嘉靖中期西北邊防再度受挫，「渾 源古北嶽」的說法就更加強固。

（三）恆山的地形地貌

據光緒《山西通志》記載：「（恆山）山脈自北而東而南，騰躍入紫荊、

倒馬，以達於曲陽，是大茂乃山之脊，而突起於渾源南者，其來龍也。」又 「曲陽其趾，阜平其脊，渾源則其巔也。」47 這裡清楚描述恆山山脈的地形、 走向及攀附其上的長城關隘，曲陽位於恆山東南側山腳下，渾源則在西北側

山巔處。（圖一）從歷史地名可見兩地分在恆山西北、東南兩側，曲陽因位於

恆山彎曲之陽而得名，漢以鉅鹿郡有下曲陽故稱上曲陽，北齊時去「上」字 為曲陽，隋時稱「恆陽」，而元代則稱渾源為「恆陰」。48 又據歷代正史記載， 北嶽有上曲陽、曲陽及恆陽之名，而無「恆陰」的記載。49 土木之變後，大 同府成為「古道極險，京師藩屏，三面臨邊，最號要害」的軍事重地，50 境 內有的內長城攀附於恆山之上，渾源雖在恆山西北側高峻處，尚在內長城的 內側，隱蔽性極高，故五代以後許多道觀為避戰火紛遷入此，51 後來道人們 漸稱所在是「恆嶽」、「古恆」。52 如光緒《山西通志》記道：「渾源恆嶽…… 是在元時，惟黃冠緇流，彼此誇耀，士大夫不援為故實也，明人則直呼為恆 山矣。」53 這裡透露出兩個重要訊息，一是指出渾源恆嶽的說法出於元代道

---

47 （光緒）《山西通志》，卷 38〈山川考八〉，頁 3035、3039。 48 隋代以曲陽為「恆陽縣」，見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百部叢書集成》第 94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卷 18〈河北道三〉，頁 6。

49 如東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25 下〈郊祀志第五下〉：「（漢 宣帝）改元神爵，制詔太常……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北嶽常山（恆山）於上 曲陽。」頁 1249。又如後晉．劉昫，《舊唐書》卷 39〈地理志二〉：「曲陽，漢上曲 陽縣，屬常山郡，隋改為恆陽，……元和十五年，改為曲陽。」頁 1511。

50 李賢等纂，《大明一統志》，卷 21，頁 1357。 51 金．王鶚撰，〈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碑銘〉，元．李道謙編，《甘水仙源錄》（《四 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道家類第 259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卷 3，頁 243。 52 如對渾源籍道士真常子稱為「恆嶽劉真常」，見金．王鶚撰，〈洞玄子史公道行錄〉、〈渾

源縣真常子劉君道行碑〉，《甘水仙源錄》，卷 8，頁 510 及卷 6，頁 487。

53 （光緒）《山西通志》，卷 38〈山川考八〉，頁 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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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的誇稱，但不被當時知識界認同，可從山西籍元好問、劉祁等描述家鄉 山水時皆無渾源北嶽之說以資為證；54 另一個是指出直呼渾源古北嶽是明以 後的事。我們查看曲陽、渾源的緯度，分別為北緯 38.41 度與 39.42 度，北 京則是 39.54 度，顯示渾源尚在京師西南，可見明清移祀論述所稱渾源在京 師之北的說法是錯誤的。

圖一 恆山山脈衛星地圖

（四）官方思維：從請「載在」祀典到「釐正」祀典

關於明代官方移祀疏，論者多關注到弘治六年（1493）兵部尚書馬文升 〈釐正祀典事疏〉，卻未留意二十四年前—成化五年（1469）大同右都御史 王越為渾源請命，他以「神庇朔土」而致書京師，請「記恆山之載在祀典」，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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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光緒）《山西通志》，卷 38〈山川考八〉，頁 3037。該志提到金元文學作品如金代元 好問，《元遺山詩集箋注》、劉祁《歸潛志》中〈遊西山記〉、麻革〈遊龍山記〉等皆 為其例。又如金．趙秉文，〈登北嶽〉（《恆嶽志》，卷下，頁 94）及元．劉因，〈送郝 仲常游北嶽〉：「太茂玄都閟，他山拱萬靈……昴畢空留影，幽并未了青；追風王制變， 僭祀世塵腥。禮樂心雖切，煙霞骨有銘。」《靜修先生文集》（《叢書集成初編》，北京： 中華書局，1995，卷 8，頁 150），以上作品所稱北嶽皆為曲陽大茂山。

55 明．劉珝，〈山之尊者為嶽〉：「都憲君（指王越）肆走書京師，請記恆山之載在祀典，其 來尚矣。……蓋由神靈陰翼，默相福庇朔土，其功甚鉅。」《北嶽廟集》，卷 9，頁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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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無後續但為移祀打下初基。試想，若渾源已是祭祀之地，必有文獻可稽， 何需奏請「載在」祀典？

馬文升則跳過「載在」祀典而直接奏請「釐正」祀典，56 他以渾源是原 始祀典，斥責宋人改祀曲陽，並指《大明一統志》既載明渾源為「古北嶽」， 就當釐正。此前（弘治六年）禮部尚書耿裕（1430-1496）才為大同府重修 渾源嶽廟撰〈重修北嶽廟碑銘〉，如下：

恆山北嶽也，距大同渾源州南二十里，其巔有廟，紉造不知其始。……此 廟之紉於古而脩於今者，非瀆也，宜也。爰假碑言微獨紀事，且以告之蒞 斯土者，毋安廢墜，毋薄神庥。57

耿裕山西平定人，對渾源有份鄉土之誼，但身為國家禮部最高長官理應知渾

源北嶽不在祀典，其強調「非瀆也，宜也」一語，透露出恐牴觸祀典而辨說

之意甚濃。馬疏使北嶽移祀的議題正式浮上檯面，也首度將歸咎宋人的說法 載入官文書，不巧，耿裕剛調至吏部，58 繼任禮官倪岳駁斥：「祀於曲陽，歷 漢唐宋以至國朝，上下幾二千年未之有改。……其渾源州雖有恆山，亦名北

嶽，然祀典不聞，碑誌無考。」他指渾源之說不見於祀典，強調宋代依循歷 史舊制從未改祀。59 倘若耿裕尚在禮部，那麼北嶽移祀歷史可能改寫。

此後雖有陳棐、胡來貢提疏，60 明廷皆未採納。或可這麼說，移祀者所 挑戰的不只是祭祀地望，而是淵久的國家祀典，因有熟諳禮制依遵憲典的禮

56 明．馬文升，〈釐正祀典事疏〉，《馬端肅公奏疏》（陳子龍編，《明經世文編》），卷 62，

頁 513-514。

57 明．耿裕，〈重修北嶽廟碑銘〉，收入清．張崇德，《恆嶽志》，卷中，頁 60-61。 58 據明．何孟春《餘冬序錄摘抄》卷 6〈外篇〉所記：「下禮部議擬改議，尚書耿裕欲 從，會官議，侍郎倪岳不可，遂止。」明．沈節甫編，《紀錄彙編》（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69，上海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本），卷 150，頁 11。另見《明史》（北京： 中華書局，1977），卷 183〈倪岳傳〉，頁 4864。弘治六年（1493）耿裕改調吏部， 倪岳代為尚書，使耿裕支持渾源北嶽無法如願。

59 明．倪岳，《青谿漫稿》（《叢書集成續編》第 139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卷 11〈祀典二〉，頁 446-447。

60 嘉靖陳棐、萬曆胡來貢皆議請移祀。詳見明．陳棐，〈正嶽祀以大一統尊帝名以昭一 德〉，《陳文岡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03 冊），卷 10，頁 660-664。 胡來貢之疏見《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據北平圖 書館紅格鈔本微捲縮編），卷 181「萬曆十四年十二月丁亥」條，頁 3386-3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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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重臣如倪岳、沈鯉的強力維護，終明之世未改其祀。崇禎元年（1628）仍 依往例遣官祭告於曲陽北嶽。61

(cid:748)(cid:259)(cid:2528)(cid:3990)(cid:2883)(cid:1456)(cid:1758)(cid:4234)(cid:5679)(cid:4355)(cid:5564)(cid:828)(cid:33)

後人多忽略《山西通志》「明人則直呼為恆山矣」一語，即指直呼渾源古

北嶽始於明代。我們先整理一下，明以前，除《夢溪筆談》聊聊數語引發的

聯想與金元道教界的誇稱外，無任何官方紀錄，即如趙秉文〈登北嶽〉詩也 無地理上的歧見或可供遐想的空間；62 明以後，除地方志、一統志的記載及 成弘以後西北將士對渾源嶽神的信仰與幾篇奏疏外，也缺乏強而有力的文獻

佐證，在不充分的條件下，明人依據什麼直呼渾源為古北嶽？又如何認定宋

人更改北嶽祀典？道人的誇稱只是片面說法如何能為「古北嶽」建立說帖，

甚至形成明人的普遍記憶，且與淵久的國家祀典相頡頏？欲解開以上疑惑，

不能忽略移祀論述中充滿想像的神話敘事，尤不能閃避幾乎貫穿整個明代的 飛石傳說。

飛石（或稱飛來石）見諸各地名山，如黃山的鎮山之寶是「飛來石」，九

江廬山、嵩陽天池山也有「飛來石」，又如福建連江雲居山上有一個刻著「海

上飛來」的奇石，「飛石」怎麼「飛」無可考也不重要，反而因為傳說或遠古 神話而更顯傳奇。63 曲陽飛石的神話故事與上古北嶽祭祀的內涵有關，傳說 古舜帝某次巡狩至曲陽，忽一巨石飛墜於前而祀於曲陽，此為曲陽飛石的敘

事原型，係依《舜典》古舜帝依四時巡狩的典故而發揮的。目前查考最早提 及飛石者，除前述金趙秉文外，還有金正大六年（1229）耶律楚材（1190-1243）

〈題恆嶽飛來石〉，自述受恆山「有仁上人」之託，「勉為」重書漫漶的飛石題 偈，64 從他們的時代及漫漶的飛石題偈推算，曲陽飛石應在金以前已存在。

---

61 崇禎元年遣禮部主事張定志至曲陽代祀。詳見清．劉師竣輯，《北嶽恆山歷祀上曲陽

考》，卷 13，頁 205。

62 金．趙秉文，〈登北嶽〉，《恆嶽志》，卷下，頁 94。 63 各地名山的飛來石有不同的傳說，如有女媧補天所留下來的石頭，也有傳說是承載大 禹的老鷹體力不支而墜落，其中一隻翅膀幻化成石頭。總之，飛石神話充滿了對遠古 歷史的想像。

64 元．耶律楚材，〈題恆嶽飛來石〉：「無盡居士題恆嶽之飛來石，有偈云：『石落黃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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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續夷堅志》提到宋金交戰於鄧州（南宋紹定六年，1233）時曾發生大石 片從天而降的奇事，65 可知石塊由天墜落是可能的，66 姑不論此塊石頭是亙 古已有或是後來隕落的，我們可以有把握地稱在北宋甚至更早之前已存在， 非如齊文推測的「金元之際」。67

其實，「古北嶽」之說與「飛石」傳說實為兩個不相干的敘事，前者出於

金元道教界對渾源的誇稱；後者是人們為北嶽增添傳奇性而為曲陽大石編織

的神話故事，因皆流傳於金元時期的恆山地區，致後人混為一談。至於何時

合流已難考索，但可確定的是，入明之後大同府官已將之合流敘事，且因不

斷因時而變的敘事加強了移祀之說的內蘊力。以下依敘事內容變化分四個階 段析論之。

（一）「飛石東遷」與「渾源古北嶽」：洪武至弘治初期

洪武初年，大同府官員以飛石故事來烘托渾源古北嶽。

大同地區府員為久旱未雨而至渾源恆山祈雨，擇一遺址重建北嶽廟，廟 成後，地方耄耋交相祝賀。68 洪武十二年（1379）渾源州官鄭允先〈渾源州 志〉記道：

維渾源恆山為古北嶽，德配玄冥，巍然奕然。……厥後飛石東遷，祠於曲 陽，歷代因之，永以為典，是恆山之祠，廢不復舉。……恆山為五嶽之宗，

---

山銜白日西。聰明厭血食，悔不值元珪。』天下稱頌之。為人磨毀，字文漫駁不復識 矣。有仁上人自恆山來，請予復書是頌，欲刊諸舊文之側……勉為之書。」《湛然居 士文集》（《百部叢書集成》第 78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卷 8，頁 5b-6a。 65 詳見金．元好問，〈山石飛墜〉，《續夷堅志》（《百部叢書集成》第 55 冊），卷 4，頁 11b-12a。記載北宋末的百來年間華北地區發生的異聞，如南宋紹定六年金將武仙與 宋將孟珙交戰於鄧州，突然天空隆隆作響黑雲掠空而過，隨即降下驟雨，墜落大石片， 廣約數畝。

66 據今人研究推測飛石可能是隕石墜落，見王麗敏編，《北嶽恆山探源》（石家莊：河北

美術出版社，2006），頁 146。

67 齊仁達，〈明清北嶽祭祀地點轉移之動態考察〉，《史學月刊》2009.9: 42。

68 明．鄭允先，〈渾源州志〉，《北嶽廟集》，卷 9，頁 813-815。該文也收錄在清張崇德 《恆嶽志》順治十八年刊本，名為〈重修恆山嶽廟記〉，但內容與萬曆版《北嶽廟集》 出入甚多，《北嶽廟集》記載為洪武十二年，《恆嶽志》則記為洪武十三年，後者不僅 年代歧異，也添贅文字，本文採萬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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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以飛石遷祀於他所，而前代褒崇未之或替，茲其可弗念哉？69

該志指舜封北嶽於渾源，某次巡狩至大茂山谷遇大風雪而就地遙祭，後來有

一稱「安王石」的巨石飛墜於前，五年後舜再度北巡，「安王石」又飛至曲陽，

故而建祠祭祀。該志為飛石增添新情節，比如「安王石」之名及飛墜兩次等，

此為官方首度將古北嶽與飛石公開合流敘事，以「飛石東遷」影射飛石自渾

源飛出，並以立廟、慶典與載記的方式為「渾源古北嶽」定調，此時期影響 只在西北邊區，範圍尚不大。

但土木之變後，大同府成為敵前重地，前線邊關流傳著嶽神護國的傳說，

飛石故事也因嶽神信仰而傳開，甚至引起朝中大員的關注，如景泰元年春 （1450）代祀官翰林院修撰周旋〈代祀北嶽之記〉，即提到唐代五嶽大使的事

蹟，也提及一年前嶽神保全明軍的奇事，並自述對嶽廟距主峰稍遠的困惑， 且在聞知曲陽飛石典故後稱：「神之廟食，舍此何適哉？」70 他雖肯定曲陽特 殊性，卻也不免語帶玄機；又如成化元年（1465）文林郎畢玉代祀文，也提 到「恆石飛來之地」，71 這些都顯示中央代祀官員對曲陽飛石的注目。

弘治初期，可謂「渾源古北嶽」的紮根期。弘治二年（1489），邊關大 捷頻傳，大同知府閭鉦（1438-1500）擴建渾源嶽廟，採集最好的山林石材，

從祠宇、道院到牌匾一應俱全，耗時四載。時任禮部尚書的耿裕特撰〈重修 北嶽廟碑銘〉，未久馬文升上奏，唯因耿裕調職而未竟。

移祀論述中飛石墜落的時間是攸關於移祀的時間，但明人說法十分矛

盾，如馬文升疏指的宋代移祀與金趙秉文稱上古移祠不同；而明初《渾源州 志》記載上古「安王石」墜落與《寰宇通志》（景泰七年，1456）、《大明一 統志》（天順五年，1461）皆載唐貞觀墜落的說詞矛盾。72 其次，飛石墜落

69 明．鄭允先，〈渾源州志〉，《北嶽廟集》，卷 9，頁 813-815。 70 明．周旋：「今其廟在定州曲陽縣平地中直，西北距所謂山者不啻百里，因疑而問焉…… 神之廟食，舍此何適哉？」見氏著，〈代祀北嶽之記〉，《北嶽廟集》，卷 9，頁 808-809。 又據呂興娟〈北嶽廟建立飛石殿的年代及原因初考〉一文所記，曲陽北嶽廟至今保存 自北魏以降的歷代碑刻 200 餘通，明景泰之前的碑文皆隻字未提飛石，最早提及則是 景泰元年的周旋。《文物春秋》2005.5: 37。

71 明．畢玉，〈代祀之文〉：「唐堯望秩之所，諺云恆石飛來之地。」《北嶽廟集》，卷 9，

頁 809。

72 明．陳循等，《寰宇通志》（臺北：正中書局，1985，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景泰刊本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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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其他文獻佐證，馬文升卻引前後矛盾的志書。再者，志書對恆山的記載

也分歧，如《寰志》稱曲陽縣為「古恆地」、渾源是「古北嶽」；《一統志》則 去「古」直稱渾源為「北嶽」，齊文對此雖略做比較，惜未能探究其間問題。73 二志僅隔五年，因政治因素而有出入，74 卻因此凸顯出馬文升之論的牽強與 無據。

即便如此，明初以來「飛石東遷」與「渾源古北嶽」之說，因著重修渾

源舊廟、耿裕的圍護到馬文升上疏，一路發展已紮根更深。

（二）從「飛石窟」到「飛石殿」：弘治到嘉靖前期

就在馬文升上疏失利次年，在渾源地區發現「飛石窟」，這是官方主動為

飛石增添故事。渾源知州董錫特派人至曲陽丈量飛石，據稱長寬體積皆與渾

源石窟相吻合，大同知府閭鉦特題「飛石窟」三個大字，並作〈飛石窟記〉 詳述飛石由來，且再次斥責宋人因「一時之權宜」而祀於曲陽之誤。75

「飛石窟」成為佐證渾源飛出的確鑿證據，益發使「古北嶽」聲名大噪，

各地文人雅士莫不對北嶽引發探幽攬勝的興味，登北嶽成為熱門話題，有的

親自登嶽，有的神遊想像，一時間，遊記、詩頌、辨說及碑銘紛紛出籠。最 著名的莫過於太原籍的喬宇（1457-1524）〈遊恆山記〉，他自述生長於太行 山下，「心竊慕，未及登覽，懷想者二十餘年」，76 及至五十歲登嶽始驚豔其 雄偉，見自千里外趨前焚香禱禳的信徒，更確信此即曾入夢的恆山；他另幾 首〈登恆嶽〉七言律詩，如「曲陽飛石事應奇」、「太古登封朔地優」等詩句，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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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卷 3，頁 4。明．李賢等纂，《大明一統志》，卷 3〈真定府．山川〉，頁 266。

73 齊仁達，〈明清北嶽祭祀地點轉移之動態考察〉，《史學月刊》2009:9: 38-49。 74 《寰宇通志》纂於代宗景泰七年，英宗復辟後斥「繁簡失宜，去取未當」，下令重修， 天順五年書成，定名《大明一統志》，隨即將《寰志》毀版。《一統志》除總修纂換人 外，編纂者多與前書同，體例亦多承襲，僅少部分創新。另見張英聘，〈論大明一統 志的編修〉，《史學史研究》116(2004.4): 48-56。

75 據閭鉦〈飛石窟記〉碑文載渾源知州董錫遣人丈量飛石，稱長九尺，闊四尺，厚一尺 二寸，與石窟廣狹相差無幾。據呂興娟〈北嶽廟建立飛石殿的年代及原因初考〉一文 指出閭鉦碑刻今存於渾源，《文物春秋》2005.5: 40。

76 明．喬宇，〈登恆嶽記〉，《恆嶽志》，卷中，頁 66。喬宇以記遊文章為名，另有〈遊雁門

山記〉、〈遊五臺山記〉等皆記述家鄉名山之作。 77 明．喬宇，〈登恆嶽記〉，《恆嶽志》，卷中，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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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禮讚渾源為自古俯視北陲的高峰，即是稱頌曲陽飛石的神奇，且揣測前 人或怯於渾源勢險而屈就平坦的曲陽，78 可見他已做出評判。前七子之一李 夢陽（1473-1530）稱：「巉巉一片飛石來，黑帝行宮起曲陽……今代朝廷開 北極，恆山千古是金湯。」79 他以渾源北嶽是千古鞏固山河的最北端。又如 王綸（成化二十三年（1487）進士）〈登恆山〉云：「渾源自古雄朔方，突兀

岩峰尖似削……當年飛石到曲陽，風隨石去吹天香，聖人作兮重封禪，至今 兩地年年草木沾餘光。」80 此詩仿如描繪一幅靈動的圖畫，指渾源之風隨著 飛石而吹至曲陽，澤惠兩地。大體而言，成弘以降渾源北嶽已是多數士人心 目中居山河最前哨的大嶽，實非山南平坦的曲陽所可比擬。

接著，興建「飛石殿」。嘉靖初年，真定府建「飛石殿」於曲陽嶽廟正殿 前，顯示官方對渾源飛出的再次確認。81 嘉靖十六年（1537）吏部尚書許讚 （1473-1548）作〈曲陽縣重修北嶽廟碑〉並繪製飛石殿圖，文中稱「飛石兆 祥」，如云：

恆嶽肇名，渾州維始，奇踪顯奕，曲陽繼興。斯地也，太行之叢會，并鎮 之交衝，重華望祀，飛石兆祥。……渾州祠宇，輝煌於代北；曲陽廟廷， 峨峙於定西，……恆山本建於雲渾奇靈，後著於曲陽。82

碑文以「重華望祀，飛石兆祥」稱頌飛石是祥瑞徵兆，以陰陽偶奇比喻兩地 的輝映關係，83 強調北嶽肇始於渾源，曲陽是繼興之地。

從「飛石」到「飛石窟」，再到「飛石殿」，已從地方到中央，擴至各地

---

78 明．喬宇：「歷代怯於升登者，就祀於曲陽……在京都時嘗夢登山遠眺，今灼灼與夢

無異。」見〈遊恆山記〉，《恆嶽志》，卷中，頁 66。

79 以「代」稱渾源，渾源之名始於唐，春秋時屬代國。見明．李夢陽，〈北嶽篇〉，《恆

嶽志》，卷下，頁 100。

80 明．王綸，〈登恆山〉，《恆嶽志》，卷下，頁 93。 81 明．何出光，《北嶽廟集》，卷 1，頁 751。萬曆十七年何出光係奉派代巡北嶽，隔年 出版《北嶽廟集》，首卷〈曲陽縣嶽廟圖〉標有飛石殿。據呂興娟〈北嶽廟建立飛石 殿的年代及原因初考〉考證飛石殿應建於嘉靖初期，後焚燬於清宣統元年（1909）。 見《文物春秋》2005.5: 35。

82 明．許讚，〈曲陽縣重修北嶽廟碑文〉，《北嶽廟集》，卷 9，頁 810-811。 83 明．許讚：「北方之嶽，玄武之司……陽一陰二，陰偶陽奇，兩地並輝，厥初有自， 紀祠事應頌神功。」〈曲陽縣重修北嶽廟碑文〉，《北嶽廟集》，卷 9，頁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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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第 32 卷第 1 期

文人雅士，認同渾源古北嶽者不斷增加。牛敬飛認為「曲陽北嶽說的合法性

大大降低」是主張曲陽北嶽者發揮「禮臣所不屑的飛石傳說」而引發的反感 造成，84 實則正好相反，乃是渾源論者運用「飛石東遷」、發現「飛石窟」到 興建「飛石殿」而逐漸鬆動人們原有的認知系統所致。由此，我們可以想見，

倪岳、沈鯉二人在這股越來越肯定渾源北嶽的飛石敘事浪潮中仍堅持正統祀 典，誠非易事。

（三）從「兆祥」淪為「怪石」：嘉靖中期至隆慶朝

嘉靖中期以後，飛石敘事出現大逆轉，一改過去禮讚的語調，反斥之為 無稽。嘉靖二十五年（1546）禮科右給事中陳棐〈正嶽祀以大一統尊帝名以

昭一德〉，斥「飛石」與「飛石窟」是「謬妄迂誕，不攻自破」之論，指「自 有天地以來，未聞實有巨石能飛之理」，85 並指曲陽飛石色白而渾源卻是黑 土，石窟大小與飛石亦不相符，他既斥宋人詭藉飛石「以粉飾其削弱之迹」，

也譏明人「禮一怪誕之片石」，呼籲朝廷應速撤飛石殿牌匾，頒布渾源為「秩

祀之所」。此時距發現飛石窟不過半世紀，飛石已從「兆祥」淪為「怪誕石片」，

原有的正面價值此時盡成負面，等於是宣告長期以來的飛石敘事根本是個偽 命題。

陳棐認為渾源既是古北嶽祭祀之地，何必依托飛石神話，其議雖未被採

納，卻引發曲陽百姓擔心「毀廟」後恐將無所禱，當地知縣周寅安撫道：

今之議罷廟之祀，非毀廟之制也，其罷廟之祀也。……曲陽無北嶽之山， 而乃北嶽方位之地也，自嶽之祠於此也。……夫嶽之祠久而神之，福曲陽 之吏民也深。假使秩祀雖廢，而常祀猶存，嶽靈自在也，奚謂無所禱耶？86

他既肯定陳棐「正祀典而擴土宇」之論是「正論」，87 也安慰曲陽百姓，倘廟 移往他處嶽靈自在，仍可保留常祀。顯見，曲陽地方官已有移祀的心理準備。

---

84 牛敬飛，〈從曲陽到渾源：北嶽移祀過程補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4.4(2009.10):

65。

85 明．陳棐，〈正嶽祀以大一統〉，《陳文岡先生文集》，卷 10，頁 660-664。 86 明．周寅，〈北嶽廟圖記〉，《北嶽廟集》，卷 9，頁 812-813。 87 明．周寅：「陳公論飛石之誣奏罷曲陽廟神，仍舉於渾源州之恆山，以曲陽非恆山之 所在，正祀典而擴土宇，亦正論也。」〈北嶽廟圖記〉，《北嶽廟集》，卷 9，頁 813。

張 璉∕祀典與敘事—重探明清北嶽移祀及其空間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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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石敘事之所以大逆轉，實與明代邊防有密切關係。嘉靖朝，明蒙關係

又趨緊張，韃靼多次請求開邊，未獲明廷善意回應而衝突漸起，嘉靖二十九 年（1550）俺答（1507-1582）大舉進犯大同直逼京師，此即「庚戌之變」。88 自土木之變至此時約一百年，明蒙關係變化微妙，嘉靖十年（1531）帝王廟

落成時，張璁尚稱元世祖是元主中最賢明者，應循歷代對勝國之主「常加優 崇之典，以昭忠厚之心」的做法，89 雖姚淶提罷祀元世祖之議亦未理會，90 然 明人對蒙人的反感日深，故嘉靖二十四年（1545）陳棐重提此議便順利黜除 元主牌位。91 隔年，陳棐再疏斥明人「禮怪誕片石」，強調「正嶽祀以大一統」， 不應採信宋人詭藉之詞云云。表面上，是責怪祭祀飛石的荒謬，真正原因則 是出於濃厚的國家意識，與撤元祖之祀的主張同出於一個動機。

此後，明人越發理直氣壯地譴責宋人，如隆慶間大同巡撫劉應箕對北疆

荒涼歸咎是石晉與趙宋造成的，他說：「惶惶石晉災，岌岌趙宋厄；沉淪數百 年，荒絕幾阡陌。」92 河間知府尹畊（1515-？）山西蔚州人，以家鄉淪為戰 場而鑽研戰略，所著〈三曲陽辨〉從地理源流上否定曲陽的地望。93 又如李 夢龍任定州知府時作詩云：「崇峨恆嶽鎮雲中，望秩何年有閟宮？片石飛來明 月冷，六龍歸去碧山空。……一自重華移望後，使傳飛石落人間。」94 傳達 出對宋人附會飛石的無奈。南京刑部尚書王世貞（1526-1590）亦云：「鬱蟠 河朔古今雄，柴望千年禮數崇……尊同四嶽非真拜，秩比三臺是寓公。」95 述 說對北嶽千年寄寓他處未獲真正拜祀的遺憾。昔日頌揚的詩文已不復見，轉

88 嘉靖二十二年（1543）明廷殺死兩名請求開邊的蒙古使者，雙方衝突加劇，嘉靖二十 九年俺答出兵。見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36 冊，北 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7〈俺答列傳上〉，頁 2-28。

89 詳見張璉，〈歷代帝王祭祀中的帝王意象與帝統意識—從明代帝王廟祀的祭祀思維

談起〉，《東華人文學報》10(2007.1): 319-366。

90 嘉靖十年秋京師帝王廟甫落成，姚淶即上罷元主祀之疏。明．姚淶，〈論元世祖不當

與古帝王同祀疏〉，《明經世文編》，卷 241，頁 2517-2518。

91 明．陳棐，〈宸斷除胡邪正祀典以昭華夷大分以明萬世綱常〉等三疏，《陳文岡先生文

集》，卷 11，頁 681-691。

92 明．劉應箕，〈登北嶽〉，《恆嶽志》，卷下，頁 94。 93 明．尹畊，〈三曲陽辨〉，《恆嶽志》，卷中，頁 75。 94 明．李夢龍，〈謁嶽廟〉，《恆嶽志》，卷下，頁 100。 95 明．王世貞，〈北嶽篇〉，《恆嶽志》，卷下，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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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第 32 卷第 1 期

而以遺恨哀怨的口吻，其變化不可謂之不大。

（四）移洞石開「天巧」：萬曆以降至明末

當飛石敘事逐漸消退，人們描述北嶽又回到道教的主題。如萬曆五年 （1577）巡按直隸御史黃應坤〈復還天巧洞〉，自述與楊松、蔡可教等人在渾

源恆山小寺旁發現一巖洞，當移開洞石後，乍見洞口散化渾沌之氣與嶽之靈

氣相陟降，遂於洞石上題「復還天巧」四字，並稱飛石之說漫無可考，北嶽 為「一方之宗」卻長期祀於曲陽遂致閉塞不通，直到移開洞石「天巧」始開。96 未久，總督侍郎鄭洛（1530-1600）也登山臨洞，作〈還元洞記〉續闡「天 巧」及「元化」、「太始」等觀念。97可見，在飛石神話破斥後，仙靈幻化之 說取代之。在現實面，隆慶五年（1571）明廷開邊互市，結束兩百餘年的對 峙，大同邊鎮「生齒漸繁，商旅湊集……非復昔日凋殘景象」，98 此情景與「天 巧」開及嶽靈祥和的說法正相呼應。

由於，「正祀典而擴土宇」的版圖意識漸興，一些專論疆域與經略邊夷之 書陸續問世，如許論《九邊圖論》、魏煥《皇明九邊考》皆為其例，99 人們也 重新思考明代版圖的歷史意義，特別是明朝奪回江山承續漢唐宋一脈歷史疆 域的特殊意義，如地理志編纂者王士性（1547-1598）《廣志繹》言：「今疆 域始大於漢，最闊於唐，復狹於宋，本朝過於宋而不及於唐。」100 又如吳國 輔《今古輿地圖》指出歷代疆域自六朝迄蒙元，「百脈俱亂」而致天地反覆，

迄明朝掃蕩胡元始恢復華夏版圖。當北方邊防受挫時，明人重提力復華夏版

圖之功，將國家版圖嵌入大歷史的脈絡中，位於敵前的恆山則從「天下之脊」、 「宇內標格」轉而被喻為「朝廷北極」、「千古金湯」。101「渾源古北嶽」的傳

96 明．黃應坤，〈復還天巧洞〉，《恆嶽志》，卷中，頁 62-63。 97 明．鄭洛，〈還元洞記〉，《恆嶽志》，卷中，頁 63-64。 98 明．王士琦，《三雲籌俎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3〈險隘考．大同

鎮城〉，頁 32a。

99 許論《九邊圖論》刊於嘉靖十七年（1538）（《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36 冊，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0）；魏煥《皇明九邊考》刊於嘉靖二十一年（1542）（《四庫全書存 目叢書》史部第 226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

100 明．王士性，《廣志繹》（《叢書集成續編》第 226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卷 1，頁 765。

101 明．李夢陽：「今代朝廷開北極，恆山千古是金湯。」〈北嶽篇〉，《恆嶽志》，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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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自明初以來已逾百八十年，早已形成集體性記憶，尤其順利轉嫁於宋人之 過後，飛石敘事更從移祀論述中淡出。

大體而言，「渾源古北嶽」在萬曆時已成定說，如渾源知州趙之韓直接把 「渾源古北嶽」與宋人移祀之說載入《恆嶽志》，102 與明初仍以隱晦或推測的 語氣大不同。朱國禎（1557-1632）《湧幢小品》則怪罪明初禮官未及時釐正；103 沈德符（1578-1642）在《萬曆野獲編》雖提到北嶽的兩個地望，但文末「當 再質之博洽者」，透露莫衷一是的困惑。104 著名旅行家徐霞客（1586-1641） 登北嶽即是以渾源為目標。105 更甚者，吳國輔《今古輿地圖》稱：「後遷都 北平，則真定在其南，故仍以渾源州之恆山為北嶽，其餘嶽鎮皆如舊云。」106 此說法嚴重悖離事實，由此亦見，「渾源古北嶽」已不可能回頭了。

(cid:945)(cid:259)(cid:803)(cid:5200)(cid:3017)(cid:1765)(cid:4355)(cid:770)(cid:728)(cid:3034)(cid:1769)(cid:3617)(cid:6093)(cid:33)

論到北嶽移祀，不能不談五嶽祭祀。就祀典史言，清初北嶽移祀可說是

繼隋朝恢復南嶽衡山之祀後的另一重大改變，然隋朝移祀南嶽有漢武帝採讖 緯之說而遷祀灊山為歷史前因，107 既有文獻可稽，後世亦無疑異。南北二嶽

---

頁 100。

102 萬曆四十年（1612）趙之韓、王濬初合撰《恆嶽志》，有〈山紀〉、〈廟紀〉、〈祀紀〉 等十一目，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該書「搜考頗稱詳核」。見清．永瑢等編，《四 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地理類（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卷 76，頁 1561。 103 明．朱國禎，〈山〉，《湧幢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卷 26，頁 621； 馬文升的疏議批評明初禮官，見明．馬文升，〈釐正祀典事疏〉，《馬端肅公奏疏》（陳 子龍編，《明經世文編》），卷 1，頁 513-514。

104 明．沈德符，〈北嶽〉，《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14，頁 359-360。 105 明．徐宏祖，《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卷 1 下〈遊恆山日記〉，

頁 87-91。

106 明．吳國輔，〈歷代華夷山名圖〉，《今古輿地圖》，下卷，頁 723。 107《史記》載南嶽為「衡山」（湖南衡山），《漢書》則為「灊山」（安徽天柱山），按漢宣 帝訂五嶽為常禮在司馬遷（西元前 135-86）死後 25 年，故《漢書》所載較準確。又 《文獻通考》記載隋文帝時（581-604）恢復衡山之祀，南嶽則從灊山移至衡山可茲對 照。詳見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周之王制皆以衡山為南嶽，惟漢武帝以衡山遼 遠，取讖緯之說而祭灊霍，至隋復以衡山為南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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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第 32 卷第 1 期

移祀相距千餘年，移祀背景、內涵與過程皆大不相同，無法相提並論。

五嶽祭祀源於先民對自然山川的崇拜，演變為古天子巡行天下望祀山 川，108 以祈求神靈和氣，德澤萬民。古人以「嶽」、「瀆」尊稱特定的大山大 川，朱熹言：「嶽，山之尊者……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而宣其德 澤於天下矣。」109 五嶽之外，尚有四鎮、四海與四瀆，簡稱「嶽鎮海瀆」，110 五嶽居望祀之首，禮意最隆。清禮學家秦蕙田稱：「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是 言天子之疆域無所不屈。」111 意指望祀有「會諸侯」、「親觀於其地」之意，112 即具有察看四方疆域、宣示政權的政治寓意。

五嶽是五座有明確方位與名稱的大山。中國自古即有清楚的方位觀與空 間觀，如《禮記》〈王制〉勾勒的「五方之民」，113 是由中央之民及東夷、南 蠻、西戎及北狄所組成；《尚書》〈舜典〉描述古舜帝依四時巡狩岱宗、南嶽、 西嶽與北嶽等，皆有清楚而具體的方位指涉。114 不過，四嶽、五嶽之詞雖見

---

卷 83，頁 758。

108《禮記》〈王制〉：「天子五年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禮 記注疏》（《十三經注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卷 11，頁 225。東漢． 鄭玄注，《周禮》〈春官．牧人〉：「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周禮注疏》（《十 三經注疏》），卷 13，頁 195。清．秦蕙田：「望，本遙祭之名，祭山川者，固秩於望 祀。」《五禮通考》（《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47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卷 46 〈四望山川〉，頁 362 上、363 上。至隋時增加四海，簡稱「嶽鎮海瀆」。

109 宋．朱熹，《詩集傳》（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卷 18〈蕩之什．雲漢〉，頁 864。 110「嶽鎮海瀆」是指五嶽、四鎮、四海、四瀆。關於望祀的內容，東漢經學家鄭眾認 為是日、月、星、海；許慎主張是日、月、星、辰、河、海與太山（即嵩山）；鄭玄 則以五嶽、四鎮、四瀆為主，後人多依鄭玄之說；隋時增四海而統稱為「嶽鎮海瀆」， 列入中祀。另詳見《舊唐書》，卷 24〈禮儀四〉，頁 910。

111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卷 46〈四望山川〉，頁 362 下-363 上。 112 清．姚鼐，〈五嶽論〉：「夫嶽者，以會諸侯，使望走其山下者也。天子歲所至方，適 有當親觀於其地者。」收入清．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四帙，頁 1。 113 見《禮記》〈王制〉：「中國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西 方曰戎……南方曰蠻……北方曰狄……。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 五方之民，語言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禮記注疏》，卷 11，頁 247-248。 黎小龍、徐難于，〈五方之民格局與大一統國家民族地理觀的形成〉，《民族研究》 2008.6: 69-74；唐翠華，〈五方之民敘事中的空間模式再探—以《禮記．王制》為 中心〉，《湘潭大學學報》（哲社版）2008.6: 114-118。

114《尚書注疏》〈虞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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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先秦文獻，115 但五嶽制卻是在秦大一統後一百五十年始確立。按秦漢一統 天下，許多禮制未備，漢初，南嶽、東嶽、北嶽尚在各封地內，116 至文帝、 武帝時陸續獻出，五嶽才悉歸天子之域。漢武帝在天漢三年（西元前 98）舉 行封禪大典，初訂嶽瀆制後巡行五嶽四瀆，117 至漢宣帝神爵元年（西元前 61） 頒定五嶽山名與地望，即東嶽泰山祀於博中、南嶽灊山祀於灊、西嶽華山祀

於華陰、北嶽恆山祀於上曲陽與中嶽泰室祀於嵩高，並確立嶽瀆制為常祀， 每歲依四時祭祀四嶽，中嶽則五年一祀，118 五嶽制至此確立。

從此，五嶽構成一個完整的五方格局（圖二），換言之，以五嶽為地標建

構出一個具體的空間，蘊含了中心向四方輻輳及四方朝中央會通的雙向意 涵，中華帝國大一統的空間觀於焉形成。

（一）嶽瀆之域與版圖記憶

歷史上，混一王朝如漢、唐、明等皆是疆域廣被的大帝國，版圖雖略有

不同，但都涵納五嶽。自漢代以降，大一統的空間觀逐漸深植人心，且內化

為版圖記憶，與國家意識相連結。然而，對皇權受挫、版圖偏一隅的王朝而

言，則帶來不小的衝擊，尤當政權更替後，如何調適國家疆域的改變，內心

想望的版圖記憶又是如何，這些心理上的反映，在過去研究中鮮少被關注， 以東晉與南宋為例說明之。

---

南巡守，至於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 北嶽，如西禮。歸，格於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群後四朝。」（《十三經注疏》， 卷 3，頁 38）巡狩有巡行牧民之義，東漢．班固，《白虎通義》〈巡狩〉：「王者所以巡 狩者何？巡者，循也；授者，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叢書集成續編》第 16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卷 3，頁 3-5。

115 顧頡剛〈四嶽與五嶽〉以為「四嶽」與西周姜姓的裔冑有關，「五嶽」是依「四嶽」 擴充，代表不同時期的地域觀，後來成為大一統巡狩之地。該文收入游琪、劉錫誠主 編，《山嶽與象徵》，頁 13-43。

116 諸侯自行祭祀與其所屬封地權力相對應的山川，所謂「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見《禮記》〈王制〉，《禮記注疏》，卷 11，頁 242。 117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 28〈封禪書〉，頁 1356。 118 東漢．班固，《漢書》，卷 25 下〈郊祀志第五下〉，頁 1247-1249。《史記》〈封禪書〉 與《漢書》〈郊祀志〉改稱「嵩嶽」為「中嶽」，其餘各嶽稱呼不變，至漢宣帝時始有 明確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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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第 32 卷第 1 期

晉室南遷後，唯南嶽灊山在版圖內。119 何琦〈論五嶽祠〉（約作於穆帝 朝（357-361））沉痛指出：「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惟灊之天柱在王略

之內。」對連年爭戰而荒廢「神明禋祀」、「巡狩柴燎」，十分憂心，呼籲：「今

元愍已殲，宜修舊典。嶽瀆之域，風教所被……崇明前典，將俟皇輿北旋， 稽古憲章，大釐制度。」120 他籲請東晉政府應重修舊典恢復禮樂，以為「皇 輿北旋」的典範，所謂「嶽瀆之域」，道出了東晉人的想望，山河雖失去大半，

但嶽瀆之域是抹不去的版圖記憶。

圖二 五嶽分布圖 引自: http://www.ahedu.cn/ygzy/xia/sx/3/01/rj-kebiao/1_1/1_1_pj/index.html

此種意象在南宋時更鮮明。紹興七年（1137）南宋政府在臨安恢復望祀，

除祭祀唯一的南嶽，也祭祀其他四嶽，又感於對海河的依賴便大封海瀆，從 六字爵增加為八字，121 秦蕙田對此批評：「國勢偏安，不克振作，徒以加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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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在隋文帝未恢復衡山之祀之前，南嶽皆祀於灊山。 120 唐．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19〈禮志上〉，頁 598。 121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 83〈郊社考．祀山川〉，頁 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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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號為望祐之舉，所謂聽命於神也，其可久乎？」122 其言固有理，但對於失 去四嶽的南宋而言，就難苛責了。

另外，從祭祀樂文及地圖亦可窺見南宋人最不願面對失去半璧江山的事

實，如紹興年間祭祀樂文，「帝奠九廛，孰匪我疆；繫我東土，山川相望」、「我 土綿綿，孰匪疆里」等語，123 無不流露對故土的殷切思念。地圖的繪製更見 端倪，以淳熙四年（1177）「九州山川實證總圖」（圖三）與嘉定二年（1209） 「禹貢所載隨山濬川圖」（圖四）為例，二圖皆以「九州」、「禹貢」為名，124 前 者是背海右轉 90 度南北橫置繪製，左右兩端各標以「衡山」、「常山」等字 樣，不稱「嶽」，也未標示另三嶽，宋史學者劉子健（1919-1993）曾以「背 海立國」四字評價南宋，125 此幅地圖是最佳寫照；後者，是一幅以山川為底 覆以宋代州郡、山川、湖泊及四夷的古今對照圖，雖標「岱山」、「衡山」、「太

華」及「太嶽」等字，卻不顯示方位、不冠「嶽」字。南宋兩幅地圖皆不繪

出真實的疆域，而是托藉禹貢、九州的概念呈現，無視金國存在的事實，對

五嶽多不以稱「嶽」。日本地圖史學家海野一龍指出：「（地圖）就像圖畫難以

用語言置換一樣，地圖也只是訴諸視覺，但其內涵卻可以遠遠超過語言所能 表現的範圍。」126 蓋地圖傳達繪製者對生存空間的認知與想像，受其背後的 思想意識及支配系統所影響，127 無論南宋人如何掩飾，其以五嶽為版圖記憶 與空間意象皆表露無遺，而宋以來的夷夏之辨與正統觀由此亦見一斑。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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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卷 46〈四望山川〉，頁 378。 123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136〈樂志．嶽鎮海瀆．紹興祀

嶽鎮海瀆四十三首〉，頁 3195-3200。

124 南宋孝宗淳熙年間程大昌繪「九州山川實證總圖」，原書為《禹貢山川地理圖》五卷， 因散佚經整理為二卷本，今收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另一幅為南宋嘉定二年（1029） 所繪，繪製方式是將禹貢九州與宋代州郡的山川湖泊及四夷融合一起，為一幅古今對 照的歷史地圖，今收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125 劉子健，〈背海立國與半壁山河的長期穩定〉，《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出版公

司，1987），頁 21-40。

126（日）海野一龍著，王妙發譯，《地圖的文化史》（香港：中華書局，2002），頁 6。 127 參考葛兆光，〈做為思想史資料的古輿圖〉，《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北京：三聯書店，

2006），頁 160-199。

128 饒宗頤，《中國史學上的正統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 14-35。

160

漢學研究第 32 卷第 1 期

圖三 南宋淳熙四年（1177）「九州山川實證總圖」

圖四 南宋嘉定二年（1209）「禹貢所載隨山濬川之圖」

（二）政權版圖的五嶽意象

嶽 瀆 之域 的空 間 觀也 影響 異 民族 與邊 陲 小國 ， 如 女 真族 的金 世 宗

（1161-1189）奉行中國祀典，舉行望祀時亦遙祀境外的南嶽；大定七年（1167）

廷議郊祀禮時，有廷臣建議以燕都為中心重訂五嶽，如云：「前代都長安及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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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以太、華等山列為五嶽，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嶽名。」129 太常卿范拱 （1096-1169）則以自古以來未曾因國都所在更改五嶽祭祀而駁斥，130 故此議 不了了之。我們想像九百年前，南北對峙的宋金兩政權竟祀同一個嶽瀆之域， 是何等耐人尋味。

又如，八世紀崛起於中國西南邊陲的南詔國，原受唐玄宗冊封為雲南王 （738），131 後與吐蕃結盟起而攻唐，唐因安史之亂而無暇外顧，南詔國趁勢 大拓版圖。唐德宗時，異牟尋為唐軍所破而遷大理，改號大理國，自稱日東 王（784），並以大理為中心，仿傚中國嶽瀆制在轄內大封五嶽，即封點蒼山 為中嶽、烏龍山為東嶽、蒙樂山為南嶽、高黎貢山為西嶽及玉龍山為北嶽，132 並建神祠祭祀，且封有四瀆，未久不堪吐蕃壓迫又回轉事唐，顯見其藉嶽瀆 之制而欲稱霸南方高原。

東晉不忘「嶽瀆之域」、南宋人對故土的翹首以盼，他們的版圖記憶皆繫

於五嶽的空間意象上。反觀，據中原坐擁四嶽的金朝欲以燕都為中心而重塑

新五嶽；滇西高原上的南詔國，運用五嶽的空間觀，以大理為中心建立微型 五嶽，133 皆顯見在異文化民族中試圖打破漢人的空間思維，欲藉五嶽意象建 構屬於自我民族視野下的政權版圖。是故，嶽瀆之域形成一種政權空間的想 像，在政權變動時更見隱微之間。

由此，我們亦不難體會顧炎武為何清初北嶽移祀後落下沉痛的亡國之淚。

---

129 元．脫脫等，《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105〈范拱傳〉，頁 2312-2314。 130 范拱：「軒轅居上谷，在恆山之西；舜居蒲阪，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 而改嶽祀也。」元．脫脫等，《金史》，卷 105〈范拱傳〉，頁 2312-2314；及明．王 圻，《續文獻通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185 冊），卷 109，頁 99。

131 皮羅閣在唐朝協助下統一六詔，自稱南詔王，受唐玄宗於開元二十六年（738）冊封

為雲南王。

132 異牟尋於唐代宗大曆十三年（778）即位南詔王，唐德宗興元元年（784）改號大理 國。貞元九年（794）受吐蕃冊封，十六年（800）復歸於唐。詳見唐．樊綽撰，向 達校注，《蠻書校注》（臺北：鼎文書局，1972），卷 10〈南蠻疆界接連諸蕃國名〉， 頁 261。明．楊慎輯，胡蔚增訂，《南詔野史》（《中國方志叢書》第 149 冊，臺北： 成文出版社，1968），上卷，頁 16。

133 李紅菊，〈雲南歷史上的五嶽四瀆〉，《今日民族》2001.8: 45-46。張璉，〈雲貴高原上 的微型五嶽—中國五嶽空間意象的一個側面〉，「第二屆中國土司制度與邊疆社會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昆明：雲南師範大學，2012.9.9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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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第 32 卷第 1 期

（三）「釐正」祀典

明朝初立，重建各項典章制度，明太祖對歷代為五嶽加封晉號斥「瀆禮 不經，莫此為甚」。134 繼李唐之後，歷代對北嶽的加封晉號尤有過之，如北 宋真宗加封北嶽為「安天元聖帝」；元世祖封北嶽為「安天大貞玄聖帝」。又

如，金章宗因道士之請而大封嶽瀆，元代則以道士取代官員代祀五嶽，顯見 五嶽祭祀與望祀原義相差甚遠。135 元朝雖祀於曲陽，136 但嶽廟周邊充斥漿酒 藿肉、迎神賽社等俗務，至元二十八年（1291），趙天麟上書稱嶽瀆之祀「秩

在元祀」，豈能淪為娼優戲謔、貨殖屠沽群聚之所，籲請朝廷嚴禁妄瀆泥金鏤 木，杜絕百姓揮霍等惡習，137 由此亦見五嶽已嚴重俗化。洪武三年（1370） 重詔嶽鎮海瀆，去除五嶽封號只稱某山之神，如稱東嶽泰山之神、北嶽恆山

之神等等，即便如此，卻無法扭轉生根甚深的民俗信仰，尤自土木之變後，

北嶽周遭的寺觀神壇與迎神賽事有增無減，至嘉靖朝時已積重難返，連好食 仙藥的世宗亦默認「渾源古北嶽」。嘉靖三十五年（1556），真定府官員在曲

陽恆山採「北嶽玄芝」久尋不獲，經真定府守臣提醒「古北嶽在大同渾源」

而改遣山西巡按侍御、大同府通判等至渾源恆山尋覓，果「得真芝十二本， 狀如雲錦」，138 此事為「渾源古北嶽」更添神秘色彩，卻也顯示真定府官員 反稱渾源為「古北嶽」的怪現象。

有明一代，在朝堂上，從明初釐正五嶽名稱到王越請「載在」祀典，進

而馬文升等疏請「釐正」；在大同邊區，從飛石東遷、飛石窟到營建飛石殿，

134 明．申時行、趙用賢等，《大明會典》〈禮部〉（《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第 79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明萬曆內府刊本影印），卷 93，頁 628。 135 明．宋濂，〈嶽鎮海瀆〉：「至元二十八年正月，帝謂中書省臣言曰：『五嶽四瀆祠事， 朕宜親往，道遠不可。大臣如卿等又有國務，宜遣重臣代朕祠之，漢人選名儒及道士 習祀事者。』」《元史》，卷 76〈祭祀志〉，頁 1900。

136 元．揭傒斯，〈代祀北嶽記〉：「是月（後至元五年正月，1339）丁亥至於北嶽，與保 定路達魯花赤黑廝、曲陽縣尹閻良，咸齋沐就次。己丑以羊一豕一敬祭祠下。」《恆 嶽志》，卷中，頁 55-57。

137 元．趙天麟：「凡典所當祀而祀者，禁之，無令妄瀆；凡祈神賽社、漿酒藿肉、飾立 神像、泥金鏤木者，禁之，無令妄費。如是則非但巫風寢消，抑亦富民一助。」見明． 王圻，《續文獻通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185 冊），卷 109，頁 101。

138 明．宋茞，〈採取玄芝記〉，《恆嶽志》，卷中，頁 67；明．張崇德編，〈事紀〉，《恆嶽

志》，卷上，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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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嶽神護國到渾源玄芝等，北嶽祀事朝著兩個方向發展，一端是由地方往中

央滲透，在知識群體中擴散，庶民百姓的傳播力更不在話下；另一端則是維

護正統依遵憲典的少數禮部官員，兩端消長不成比例。實則，北嶽移祀之論

一開始即不在理性上談，從嶽神護國到轉向歷史版圖意識，及至吳國輔的歪

曲史實，使原本隱埋的民族情緒與版圖意識一步步推向臺前。

圖五 清朝疆域

引自：http://www.lvwo.com/map/world/200708/5857.html

明清鼎革後，清初北方版圖囊括外興安嶺以南及內蒙古東部（圖五），長

城與恆山相對在南方，似不具軍事價值，但渾源知州張崇德卻大論其戰略形

勢，如《恆嶽志》言：

按山以泉石幽奇、物華豐羨，則恆詘；以攻守要害、障蔽邦國，則四嶽亦 詘。……獨恆山南包全晉，東跨幽燕，西控雁門，北纏代郡。都之南以肩 背扼邊疆，都之北以嗌吭制中原，形勢甲天下，真常山蛇矣。139

他為何仍以「背扼邊疆」、「嗌吭制中原」與「真常山蛇」等歷史詞語強調北

嶽形勢？此與清初大同地區局勢不穩有關。原明末大同總兵姜瓖（？-1649）

---

139 清．張崇德編，《恆嶽志》，卷上〈山紀〉，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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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第 32 卷第 1 期

助清打天下，以不滿被排擠而於順治五年（1648）叛清，大同地區的反清勢 力漸擴及山陜地區，對尚不穩定的滿清政權威脅甚大，隔年動亂平息，140 清 廷從此對西北軍事格外加強控制。

姜瓖事件或許對北嶽移祀有催化作用，但真正推手是禮部給事中粘本 盛。粘氏，福建晉江人，完顏氏粘罕的後裔，崇禎己卯科（1639）舉人，順

治初授河南推官，歷任吏戶禮兵刑工五部職務，篤信道教，著有《道教初乘 忠書》等書，141 順治十七年（1660）他提出釐正北嶽祀典疏，疏文內容未出 明人的論述，不同的是他強調清代版圖：「況我朝統一華夏，版圖益越前代， 不祀渾源而祀曲陽，似為未協。」142 此說正合清廷之意，曲陽距渾源不過六 十公里，143 移祀既可滿足兩百餘年來明人的訴求，又可彰顯版圖新格局，乃 兩全其美之事，於是，北嶽祀典在天時、地利、人和齊備下順利「釐正」。 北嶽移祀後，不久也牽動北海之祀。康熙二十六年（1687）副都御史徐

元珙請改北海之祀，從碣石入海之地（今河北秦皇島西南方）向北移至混同 江入海處（今黑龍江省同江市），此議一出旋即獲准。144 北嶽、北海的移祀 象徵清帝國在一統天下後，為北方的山海重設新座標。此後，清代官修地理

志的地圖不僅標出渾源恆山，也在河北定州標出曲陽恆山，以示曾為北嶽地 望的歷史事實。145

---

140 詳見《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41「順治五年十二月」條（頁 483-484）及卷 46「順 治六年十月」條（頁 543-544）。另見順治六年四月山西監察御史蔡應桂、五月太原 等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祝世昌等密奏，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臺北：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第 10 冊，A10-71；A10-74。

141 清．方鼎等編，（乾隆）《晉江縣志》（《中國方志叢書》第 82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 1967），卷 11〈人物志五〉，頁 321。清．陳壽祺，〈粘本盛傳〉，收入清．錢儀吉，《碑 傳集》（臺北：明文書局，1985），卷 52，頁 54。另見粘子瑛，《女真後裔在臺灣： 粘氏宗族與彰化福興地區的發展》（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5），頁 39-41。 142 見《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133「順治十七年三月辛酉」條，頁 1574；卷 138「順

治十七年七月丁卯」條，頁 1634。

143 筆者透過 google 衛星地圖計算出曲陽、渾源兩縣治的直線距離，約 147.7 公里。又 據《大明一統志》所載，換算河北恆山及山西恆山的地望約相距 60 餘公里。 144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4〈祭北海〉，頁 83-84。 145 清．曾國荃、王軒等，（光緒）《山西通志》（《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 641 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2〈府州廳縣圖上——渾源州圖〉，頁 68。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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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d:803)(cid:259)(cid:3477) (cid:4396)(cid:33)

移祀之舉完成於清初，但移祀之論則是在明代完成的，與其說是清代國

家權力的政治操作，毋寧說是明初以來幾度國防危機背景下滋長起來的，也 是從地方基層擴大到中央系統的政治期待。

西北地區歷五代及遼、金、元等征服王朝的更迭，長期與中原文化疏離，

明興之後納入版圖，恆山山脈因明蒙對壘而重現戰略地位。從護衛疆域的角

度看，大同地區軍民在精神上倚賴嶽神日深，雖將曲陽飛石與渾源古北嶽合

流敘事，起初並無移祀之意，但隨著國防情勢緊張，則從請「載在」祀典轉

而為「釐正」祀典。就現實意義言，渾源的幽深險峻確實較山南的曲陽更顯

戰略形勢，因而強化了釐正祀典的信念。另方面，遷都北京後凸顯曲陽的方

位問題，官方從大一統與五方格局找到了說法，但必須處理祭祀地望的問題，

在缺乏有力的條件支援下，民間傳說成為最佳寓托的素材，如將天外飛來演

繹為從渾源「東遷」；以「飛石窟」建構渾源的歷史；以指斥宋人詭詞而塑造 「古北嶽」的說帖。

移祀論述也潛藏許多矛盾，如「北嶽」與「古北嶽」並存；飛石飛墜的

事實與想像；祀於曲陽出現上古、五代與宋代等三種說法。又如，嶽神護國

是依漢人觀點，若從女真、蒙古的立場又該如何看待？但這些矛盾卻未減損

明人的「古北嶽」記憶。弔詭的是，當明人以飛石窟確證「渾源古北嶽」後，

便亟欲擺脫憑恃已久的飛石說而轉嫁於宋人；又明代官方既對渾源的石窟頌

揚不已，卻在半世紀後又斥之為偽命題，如此逆反式論述，竟益發使人認定

「古北嶽」的真實性。或者可這麼看，假若把移祀論述中的神話敘事全部抽離，

那麼，移祀之論便空洞無物，「古北嶽」之說也失去依托，不但移祀論述無法

成立，明人歸咎宋人、清初移祀也都失去根基。換言之，北嶽移祀之論若不

是基植於明人不斷變動性的神話敘事，「古北嶽」之說難以維繫，更遑論清初

移祀了。不過，話說回來，這並不意味著明人一開始即已設定的結果，而是 一個由集體共同建構而緩慢發展的過程。

---

黃彭年等，（光緒）《畿輔通志》（《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 631 冊），卷 55， 頁 21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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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第 32 卷第 1 期

值得一提的是，曾淚灑北嶽廟門的顧炎武，在其晚年的未完稿《肇域志》

「渾源州」條記道：

《一統志》亦載恆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嶽，則北嶽當在渾源州無疑， 宜修治其廟，於茲行禮。146

不知他是否對現實妥協？不過，其據《大明一統志》一語畢竟是技巧性地迴 避了清廷移祀的舉措。

今日拉開視距俯看，曲陽與渾源不過咫尺，早在六百年前禮部尚書吳寬

（1435-1504）已經指出：

不知山川相距雖千百里，在天壤間特咫尺之近耳！況其地皆在河北，山於 此而望祭於彼，又何較其區區彼此之疆界乎？147

他從望祀之禮的角度，稱「山於此而望祭於彼」，祭祀之地與所祀之山原不在 一處，何需計較區區之距，況自古已祀於曲陽，「何必曲取不經之說」？148 接 續其職的耿裕則無此胸懷。然而，他們皆未料到一百七十年後北嶽竟然真的 移祀。

此一曲折複雜而耐人尋味的老議題，迄今逾六百年，我們從北嶽的現實

與想像，到五方格局與大一統空間觀，觀察祀典與敘事之間的交互影響，抽

絲剝繭地考察古北嶽的歷史記憶與版圖意象的轉化過程，以廓清長期以來北 嶽移祀論的歷史疑惑。

(cid:852)(cid:993)(cid:2409)(cid:1003)(cid:33)

一、傳統文獻 西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

146 清．顧炎武，《肇域志》〈山西二〉（《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 586 冊），頁 408-411。《肇域志》係顧炎武自崇禎十二年起著手編輯的全國地理總志，以《大明 一統志》為底本，並參考各府州縣志，從南直隸寫起，尚闕北直隸及江西、四川布政 司未完成，以抄本傳世，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點校出版。 147 明．吳寬，〈重修北嶽廟碑銘〉，《恆嶽志》，卷中，頁 61-62。 148 禮部尚書吳寬卒於任上，耿裕續其職。見清．張廷玉，《明史》，〈吳寬傳〉、〈耿裕傳〉，

分別為卷 184，頁 4883-4885；卷 183，頁 4862-4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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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璉∕祀典與敘事—重探明清北嶽移祀及其空間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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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es and Narrative: Re-examining the Relocation of the Beiyue Rite and Associated Spatial Imager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Rebecca Lien Chang 

Abstract

The Beiyue 北嶽 sacrificial rite was moved to Hunyuan 渾源 by imperial edic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extual scholars have debated over whether Quyang 曲陽 was the original loc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there was already much discord over where the Beiyue rite should be

located, as exemplified by the legend of the “flying stone of Quyang” and

the account naming Hunyuan as the ancient location of the Beiyue rite.

However, historical documents clearly tell us that in ancient times the

Beiyue rite was performed in Quyang. This begs the question: why did this

dislocation occur? How did this rite, sacred to the nation, become merely

legend? The majority of past scholars have tended to discuss the process of

relocation, but rarely why the rite was moved, or how the account of

Hunyuan as the ancient site of the Beiyue rite was constructed; there is still less discussion of the Wuyue 五嶽 rit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state rite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fully grasp the special significance the

relocation of the Beiyue rite held for the Ming and Qing imperial courts.

Based on Beiyue’s geography and surrounding mythology, this study

---

 Rebecca Lien Cha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Hua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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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第 32 卷第 1 期

analyzes how, at a time of tension and unrest during the defense of the

Ming dynasty, these conflicting legends became merged into the narrative,

and discusses the Ming government’s actual thinking and the destabilizing

effect of this constantly changing narrative.

This study also re-examines the relocation of the Beiyue ri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sacred landscape rites and the unification of Chinese

territory. After a series of developments and changing narratives in the

government system, how was it that the true location of the ancient rites

finally became distorted, and how, despite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nd

paradoxes, did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ancient Beiyue” gradually come

to be constructed.

Key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rites, narrative, Wuyue 五嶽, Beiyue

北嶽, spatial ima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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