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與野史、史實與傳說夾縫中的江陰之變（1645）

正史與野史、史實與傳說夾縫中的江陰之變 (1645)

黃一農*

摘要

江陰之役 (1645) 有可能是十七世紀前半葉全世界陸地上規模最大的 砲戰，它與較出名的「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並列為「明末三慘」。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除了一些主要由邑人撰寫的「野史」外，在《內 國史院滿文檔》和《清實錄》等較早期的官方史料中，對此事竟無片語 隻字。本文因此嘗試追索正史與野史對這場戰役的重視程度為何天壤有 別，並探究做為一位歷史工作者，我們該如何去拿捏史實與傳說之間的 分際。

關鍵詞：江陰之變、火砲、軍事史、南明史、清史

一、前言

江陰市政協新近出版徐華根先生編輯的《明末江陰守城紀事》，是書蒐集並

標點二十幾種文獻中有關此一抗清重大事件的材料，以凸顯「江陰八十一日」的 歷史意義：1 它與較出名的「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並列為「明末三慘」。 此外，許多文史工作者也不斷根據這些以「野史」為主的文獻記述此一慘案。2 然 而，令人驚訝的是，在《內國史院滿文檔》和《清實錄》等較早期的清代官方史 料中，對此事竟無片語隻字。3

•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特聘講座教授暨中央研究院院士

此研究乃國科會計劃「十六、七世紀傳至亞洲之歐洲火砲研究」(NSC 96-2411-H-007-003-MY3) 之成果。文中所引筆者先前已出版之論文，均可自本人網站(http://ylh.theweb.org.tw/)全文下 載。

1 文獻中亦有作「江陰八十日」者，由於拒守始於閏六月初一日，該月凡二十九天，七月有三 十天，至八月二十一日城破，剛好八十天，但若算至八月二十二日巷戰結束，則有八十一天。

2 如見 Earl Swisher, "Yen Ying-yüan," in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ed.

Arthur W. Hummel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p. 912；馮佐 哲，〈閻應元、陳明遇〉，收入何齡修、張捷夫主編，《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二卷）》（北 京：中華書局，1986），頁 244-251；江蘇省江陰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江陰市志》（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 894-895；杜吉華，〈江陰抗清守城戰〉，《江蘇地方志》， 2000 年第 6 期，頁 32-34。

3 清初內國史院的滿文檔，是按日記載，以月為冊，其中記順治二年八月之檔案尚存；至於《清 實錄》，亦是編年體，但兩者均未提及此役。參見關孝廉等譯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 譯編》（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清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以下 各清朝實錄均同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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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今人編撰的相關明清史專書，4 雖多提及此事，但除了詳略有別，大多只 是根據前述之「野史」加以整理排比，指稱：順治二年（乙酉歲，南明弘光元年； 1645）五月，清軍輕鬆進佔南京。六月，命江陰軍民薙髮，並以「留頭不留髮， 留髮不留頭」相威脅，5 原任典史閻應元 (1607-1645) 等士紳遂倡議拒守。6 許 多文獻還宣稱清軍在此役中共動員約 24 萬人圍城，損卒 75,000 人，且有多位名 王、騎將戰死。並指清軍在城陷後屠城，三日後封刀，全城僅 53 人倖存。如這 些敘述接近真實，江陰之役應是十七世紀全世界最慘烈的一場戰役，但其名迄今 未見世界軍事史界提及！7

由於先前學者尚不曾對江陰之役的史料或史事進行較深入的甄別與研究，本

文因此嘗試追索正史與野史為何對這場戰役的重視程度天壤有別，並探究做為一 位歷史工作者，我們該如何去拿捏史實與傳說之間的分際。

二、乙酉江陰之役與紅夷大砲

清初征服江南的主帥是豫親王多鐸 (1614-1649)，他為太祖努爾哈赤第十五 子，順治元年十一月獲授定國大將軍，統兵南征，先平河南、陝西等地，並大破

李自成軍。二年二月，奉命往取江南。先前，弘光朝在江北分設劉澤清、高傑、

劉良佐和黃得功四鎮，其中高傑被其降清的部下許定國設計殺害，三、四月間，

又發生左良玉以清君側為名所發起的叛變，以致無法專力對付清軍。四月中旬， 劉良佐及高傑之子降清。二十五日，揚州陷落，史可法 (1602-1645) 被俘後遇難， 全城遭屠，「積屍如亂麻」。8 五月十五日，多鐸克南京。二十八日，黃得功戰 死於蕪湖。六月，令貝勒博洛、固山額真拜尹圖及阿山等，率兵招撫浙江。閏六 月二十四日，劉澤清在淮安降。多鐸總共收降南明官兵約 24 萬人。七月初三日， 多羅貝勒勒克德渾被封為平南大將軍，往江南接替多鐸，諭命多鐸還京時，只需

4 賴家度，〈一六四五年江陰人民的抗清鬥爭〉，收入李光璧編，《明清史論叢》（武漢：湖 北人民出版社，1957），頁 195-214；謝國楨，《南明史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頁 82-86；南炳文，《南明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頁 114-118；顧誠，《南 明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頁 233-237；錢海岳，《南明史》（北京：中華 書局，2006），第 13 冊，頁 4774-4784。

5 當時分五等定罪：「一寸免罪，二寸打罪，三寸戍罪，留鬢不留耳，留髮不留頭。又，頂大 者與留髮者同罪。」參見侯岐曾，《侯岐曾日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明清 上海稀見文獻五種》標點本，成書於順治四年），頁 504。

6 馮佐哲，〈閻應元生年考〉，《中國史研究》，1983 年第 2 期，頁 42。典史設於州縣，隸

屬縣令，主管緝捕、刑獄，屬於未入流的文職外官。

7 如在著名的 Osprey Campaign Series 系列叢書中，迄今共涵蓋古今 183 場重要戰役，每役一 書，其中屬於十七世紀者只有八場：Lützen (1632), Edgehill (1642), First Newbury (1643), Marston Moor (1644), Auldearn (1645), Naseby (1645), Dunbar (1650), Battle of the Boyne (1690)。

8 有文獻指稱死者達「八十萬餘」，但近人研究有認為應不超過十萬人。如見 2005 年朱志泊

匿名發表於《博訊新聞網》之〈《揚州十日記》證訛〉，原文網址為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2005/12/2005120915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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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少數將士，紅夷砲全留置南京，砲手則帶回。9 十月十五日，多鐸班師抵京， 加封為和碩德豫親王。10

清軍僅用了幾個月時間就平定江南，南明的高階文武官員多望風迎降，正規

軍亦不曾有過激烈抵抗，反倒是民間因不願薙髮易服，屢屢自發抗清，但在面對

兵精馬壯且裝備先進火砲的清軍時，大多不堪一擊。多鐸睿智地採用以漢攻漢的

計策，令降臣前驅，出兵略地，一方面減少己方的傷亡，並消耗降兵的力量，另 一方面則加深漢人彼此間的仇恨。

六月二十七日，清朝新任的常州知州宗灝（崇禎十六年 [1643] 進士，直隸 興化人11）限江陰官民在三日內薙髮，邑人不從，乃於閏六月初一日倡議城守。 12 十二日，嘉定頒布薙髮令，百姓拒不從命，亦在侯峒曾領導下起兵抗清；13 七 月初四日，嘉定城破，李成棟（原高傑屬下）下令屠城。初六日，李成棟破崑山，

「士民遭屠幾半，除先縋城者無一得免」，死者達數萬人，婦女被掠者以千計。 14 八月初三日，李成棟破松江，士民在城者不下萬人，悉遭屠戮，明兵部侍郎 沈猶龍死節，總兵吳志葵和黃蜚被俘，城內繁華大多燒盡，存者僅十之一二。15 松江既陷，成棟復出師協攻江陰，二十一日，城陷，大屠三日。16 由於長江口 許多百姓不願薙髮，並由孔尊伯領導起兵抗清，成棟再於九月二十日發兵，自上

海縣川沙鎮的南門外開刀殺起，不分男女老幼，直殺到南匯鎮，在此東西約二十

里、南北約四十里範圍內的數萬生靈，俱慘遭殺戮。當時百姓夾在清軍和義兵之

間，痛苦不堪：聞清軍至，即用黃紙書「大清順民」四字黏貼門上；聞孔兵來， 即扯去。17 在這幾波因不願薙髮所引發的抗清事件中，以江陰守城最久，有稱： 「自虜渡江來所屠滅城郭莫慘於崑山，莫烈于江陰。」18

滿清入關之初曾推行薙髮易服，惟因反彈極大，故僅施行約一個月就暫停，

攝政王多爾袞嘗於順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曉諭兵部曰：「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

別，故令其薙髮，以別順逆。今聞甚拂民願，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

9 《清世祖實錄》，卷 19，頁 1。 10 此段參見鄂爾泰等修，李洵、趙德貴標點，《八旗通志（初集）》（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 版社，1985 年點校乾隆四年刊本），卷 135，頁 3619-3620；顧誠，《南明史》，頁 168-196。 11 梁園隸等修纂，《重修興化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中國方志叢書》景印咸豐二年刊

本），卷 7，頁 22。

12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7-9。 13 Jerry Dennerline（鄧爾麟）, The Chia-ting Loyalists: Confucian Leadership and Social Chang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78-301. 14 後人有誇大稱：「死者數十萬。」參見顧誠，《南明史》，頁 237-239；佚名著，甘蘭經等 點校，《吳城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順治間成書），頁 215、221；姚廷遴， 《歷年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清代日記匯抄》本），頁 56；薛寀，《薛諧孟先 生筆記》（民國十七年排印本，順治間成書），下冊，頁 6。筆者感謝印第安那大學司徒琳 (Lynn A. Struve)教授提供薛書的影本。

15 曾羽王，《乙酉筆記》（《清代日記匯抄》本），頁 14-18、21；姚廷遴，《歷年記》，頁

59。

16 《吳城日記》，頁 219。 17 姚廷遴，《歷年記》，頁 61-62。 18 薛寀，《薛諧孟先生筆記》，下冊，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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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便。」19 允許百姓保持原先髮式。此故，多 鐸於二年五月二十六日還曾在南京各城門榜示曰：

剃頭一事，本國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 爾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無恥官員求見，本國已唾罵，特 示。20

然而，稍後他卻下達全面之薙髮令，此舉或與其胞兄多爾袞的態度改變攸關。

多鐸於順治二年五月十五日佔領南京後，旋派遣侍衛報捷，該專使於二十八

日兼程抵京，共只費時十三天。21 翌日，多爾袞對大學士等曰：

近覽章奏，屢以剃頭一事引禮樂制度為言，甚屬不倫。本朝何常無禮 樂制度，今不遵本朝制度，必欲從明朝制度，是誠何心？若云「身體 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猶自有理，若諄諄言禮樂制度，此不 通之說。予一向憐愛群臣，聽其自便，不願剃頭者不強，今既紛紛如 此說，便該傳旨叫官民盡皆剃頭。

言詞中嚴批漢官隱指薙頭為清朝無禮樂制度的心態，並意氣用事地欲強制官民盡

皆薙髮。惟因當時江南尚未完全底定，眾臣於是勸稱：「王上一向憐愛，臣民盡 皆感仰，況指日江南混一，還望王上寬容。」22

然而，多爾袞或心意已決，故當多鐸所派傳遞捷音的專使於六月初五日離京

回報時，他就在勅諭中指示多鐸曰：「各處文武軍民盡令薙髮，儻有不從，以軍 法從事。」23 亦即，江陰等地所接到的薙髮令，應是多鐸甫接到此一命令後就 雷厲風行的結果。

多爾袞為貫徹此事，六月十六日又諭禮部曰：

向來薙髮之制不即令畫一，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 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畫一， 終屬二心，不幾為異國之人乎！此事無俟朕言，想天下臣民亦必自知 也。自今佈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 限旬日，盡令薙髮。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 置重罪。若規避惜髮，巧辭爭辨，決不輕貸。該地方文武各官皆當嚴 行察驗。若有復為此事瀆進章奏，欲將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 隨本朝制度者，殺無赦。其衣帽裝束，許從容更易，悉從本朝制度， 不得違異。24

19 《清世祖實錄》，卷 5，頁 6-7。 20 計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點校，《明季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標點本），頁

225；談遷著，張宗祥校點，《國榷》（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標點本），卷 104，頁 6216。 21 此一效率極高，因崇禎皇帝在北京自縊的確切消息，約需二十五天才傳至南京。參見《清世 祖實錄》，卷 16，頁 13；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國立 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頁 192。

22 《多爾袞攝政日記》（北平：故宮博物院，1933，《文獻叢書》排印本），頁 1。 23 《清世祖實錄》，卷 17，頁 2；關孝廉等譯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中冊，頁

74-75。

24 《清世祖實錄》，卷 17，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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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日，再於頒赦之詔書中指出：

兹金陵既定，即宜傳檄江南各省地方速令歸附。仍立與限期，近者一 月，遠者三月，各取薙髮投順遵依文冊彙奏，若果負固不服，方可加 兵。25

屢次公開強調此一薙髮政策不容改變。

隨著大局的底定，清廷也於七月初重申易服之令，聲稱先前因恐「物價騰貴， 一時措置維艱」，才暫未嚴求軍民改易衣冠。26 這些強迫漢人薙髮改服的動作， 原先或主要欲判別順逆，但此時卻成為滿漢兩文化傳統角力的衝突點，27 清王 朝視之為精神征服的政治符號，違制者往往處斬，並有效造成薙髮與留髮漢人之 間的嚴重摩擦。28 漢人則將此事與個人自尊及民族尊嚴糾葛在一塊，遂激發江 南地區風起雲湧的抗爭，不僅因此延緩了清王朝統一中國的時間，蓄髮和剪辮更 貫穿有清一代成為反抗滿清統治的標誌。29

江陰很不幸因薙髮衝突而成為滿清入主中原時立威儆猴的首要對象。為瞭解

乙酉慘案確否發生，或許我們可先從《八旗通志》中清朝官員參與此役的情形略 作判斷。據統計，共有 39 名官員在進攻江陰時殉死或立功，其中滿洲正紅旗的 吳納哈賴、色勒布、達魯哈三人中砲陣亡，蒙古鑲白旗的沙門在登城時戰歿，滿 洲鑲黃旗的塔納爾岱和顧納岱，於火砲擊塌處先登。至於漢軍立功的 31 名官員， 無一戰死，中有 25 名因督放紅夷砲有功而晉階。30 知火砲在江陰之役扮演相當 重要的角色，以漢人為主的烏真超哈砲兵，尤其立功厥偉，而滿、蒙八旗則主要 擔任近接攻堅的任務。

25 《清世祖實錄》，卷 17，頁 10-11。 26 《清世祖實錄》，卷 19，頁 4-5。 27 有稱該政策的主要用意一直只是為了辨別順逆，亦有學者批評此舉是出於滿洲貴族狹隘的民 族私利和落後的文化觀念。然而，這些看法或均過於單純和偏頗。參見邊家珍、李自然，〈試 論清初滿洲貴族推行“剃髮易服＂政策的主旨〉，《黑龍江民族叢刊》，1998 年第 4 期，頁 63-65；陳生璽，《明清易代史獨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增訂本），頁 262-311； 林麗月，〈萬髮俱齊：網巾與明代社會文化的幾個面向〉，《臺大歷史學報》，第 33 期(2004)， 頁 133-160。

28 薙頭令初期在城市中施行較徹底，如蘇州於閏六月十二日一天之內即執行完畢，崑山於十三 日召各鄉紳會議，是日午後，即關閉各城門，不論軍民，一概淨髮，但卻因此導致「有髮者 不得城行，削髮者不得下鄉，見者共殺之」。清朝官員觸犯此忌的下場往往極慘，如貴為大 學士的陳名夏遭絞死的原因之一，是他嘗對人宣稱：「只須留頭髮、復衣冠，天下即太平。」。 參見《清世祖實錄》，卷 82，頁 1、9；方裕謹編，〈順治朝薙髮案〉，《歷史檔案》，1982 年第 1 期，頁 7-18、84；佚名，《研堂見聞雜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痛史》鉛 印本），頁 6-8。

29 馮爾康，〈清初的剃髮與易衣冠：兼論民族關係史研究內容〉，《史學集刊》，1985 年第 2 期，頁 32-42；林麗月，〈故國衣冠：鼎革易服與明清之際的遺民心態〉，《臺灣師大歷史 學報》，第 30 期(2002)，頁 39-56；侯傑、胡偉，〈剃髮‧蓄髮‧剪髮：清代辮髮的身體政 治史研究〉，《學術月刊》，2005 年第 10 期，頁 79-88。

30 參見鄂爾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紀昀等，《欽定八旗通志》（臺北：學生書局，景印 嘉慶四年刊本）。對八旗制度的研究而言，《八旗通志初集》有開創之功，《欽定八旗通志》 有補闕拾遺之效，但後者並非前者的續貂，兩書可互為參校。參見趙德貴，〈兩部《八旗通 志》比較研究〉，《滿族研究》，2005 年第 3 期，頁 7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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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七日，清軍自松江解到火砲百位，並收民家的食鍋鑄為鐵彈。31 二 十日，貝勒博洛親自領軍，開始以砲分攻各城門，每間隔六尺（一尺約合 31 cm） 置砲一門。32 當時紅夷砲的施放多由漢軍之章京親自管理，為避免砲手受到鳥 銃或三眼銃的攻擊，會用藤牌遮掩清洗砲管和裝填彈藥的過程。33 祝純嘏在《江 上孤忠錄》中嘗詳細描述操作之過程曰：

貝勒舁砲君山下，放砲者用竹棧包泥，而蔽伏其側，俟砲發，放者即 抹去砲中藥矣，盛藥再砲，連珠不絕。城上欲擊放砲者，鐵子遇竹簍 軟泥即止，不能傷。後又移砲近城，放砲者豫掘地穴，塞兩耳，燃火 即伏穴中，蓋恐震破膽死也。34

即清軍將砲運至北門外君山的制高點處，並用竹片編織成盛土的簍子，內置軟

泥，以有效阻隔火銃所發射的鉛子。攻擊時，先將砲移至掩體後，次以羊毛製之

洗銃箒將前次發射所殘留的砂石抹去，以免出彈時損壞銃管內壁，再以裝藥鍬盛

取並置入適量火藥，接著用撞藥杖將其塞緊於銃管尾端，再放入合口實心砲彈或 殺傷人用的碎片。35

七月二十九日，清軍又以南京和鎮江解到的百門火砲攻城，每五、六步置一 砲，齊發猛擊，一晝夜用去火藥 15,000 斤（1 斤 = 597g = 1.32 lb；約數千發）。 36 八月二十日，再從水路自南京解到大砲二十四位，這些砲較前更大，每舟只 載一位，仍收沿城民家的鐵器以鑄砲彈，又築土籠，以避矢石。二十一日，博洛

為集中火力，令人將總數達二百餘門之砲盡徙至花家壩，專打東北城。由於雙方 以火砲互轟，「百里內外惟聞砲聲，如萬雷俱發，兩邊人馬死傷無數」。37 是 日，雨勢甚急，遂用牛皮帳護砲裝藥。午刻，以百餘門砲齊放，祥符寺後的城牆 遂被擊塌，清軍即從此處攻入並陷城。38

據前所述，清軍有效動用逾兩百門砲（或多為紅夷火砲）攻城，應是江陰城 破的關鍵，而南京最後解到的 24 門大砲，可能居功更偉。前述文獻有稱這幾門 砲的鐵子重 13 斤，但亦有作 20 斤者。查 20 斤重的實心鐵球，直徑約為 14.3 cm， 由於當時的鑄造精度欠佳，故為避免卡彈，至少也得要內徑在 15 cm 以上之紅夷 砲才可使用此種彈子，而此類巨砲或要到清末才出現於中國。39 至於 13 斤（約 合 17 lb）之鐵彈，直徑約為 12.4 cm，此恰可納入清軍當時所擁有最好之「神威 大將軍」的砲管中，該型砲的內徑為 13-13.5 cm。40 又，明人張佳圖稱清軍是以

31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25。 32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50。 33 關孝廉等譯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中冊，頁 201。 34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26-27。 35 孫元化，《西法神機》（北京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藏康熙元年刊本，原撰於天啟年

間），卷下，頁 15-16。

36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52、74。 37 七峰樵道人，《海角遺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景印清鈔本，原或成書於順治間），

卷 2，頁 28。

38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32-33、54、75、110-111。 39 成東、鍾少異，《中國古代兵器圖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頁 240-241、261-264。 40 當時西方火砲通常所採取的遊隙值（windage，指砲管內徑與彈徑的差值）為 0.25"。參見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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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將軍」陷城的，41 因疑志在必得的清軍當時乃將最精銳的「神威大將軍」 砲隊調至江陰。這批鐵心銅體砲乃清朝於崇德八年十二月命投降之漢人工匠在錦 州鑄成，共 35 門，現存的四門重 3,600-4,000 斤，砲長 264-305 cm，其抗膛壓能 力與製造成本均遠較同時代其他火砲優越。42

清軍之所以費時兩個多月始攻下江陰，乃因初期並未掌握火力之絕對優勢。

由於該城的牆垣甚堅，城垛傾塌時亦立能修固，故屢攻不下。當時邑人取出前兵 備道徐世蔭、曾化龍和張調鼎所製造或窖藏的武器，43 共有火藥三百甕、鉛丸 和鐵子千石、火砲百位、鳥銃千杆等。44 閻應元安排眾人輪班守城，其制曰：

城門用大木塞斷，派十人守一垛。卯時，喊殺一聲；午時，再派十人， 喊殺一聲；酉時，仍換前十人，隨宿。夜半，再換後十人更番，週而 復始。城下設十堞廠，日夕輪換，安息燒煮……十人小旂一面，百人 大旗一面、紅夷砲一座。45

依照《江陰縣志》的記載，明末該城城牆的周長近 1,400 丈，而每丈平均有垛（堞） 一個，46 知守城者共約 28,000 人，分兩班，而如每百人一砲，約需 140 門紅夷 砲，此與前述所稱城中擁有的數目尚稱相近。47

知在這場長達 80 天的攻防戰中，雙方均動用大量火器，清軍經幾度自松江、

鎮江和南京等地解來共兩百多門砲後，終於擁有壓制性火力。尤其，24 門「神 威大將軍」更是威力十足。事實上，以當時明朝城牆的結構，或無從抵禦眾砲的 齊轟。48

有關乙酉江陰之役的研究，也可幫助我們較具體理解清軍席捲中原的策略。

當多鐸征服江南時，許多中高階的明朝官員均消極地繳印棄職而去，49 也有不

F. G. Hogg, Artillery: Its Origin, Heyday and Decline (London: C. Hurst, 1970), pp. 265-269.

41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171。 42 黃一農，〈紅夷大砲與皇太極創立的八旗漢軍〉，《歷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頁 74-105。 史學界常誤以明清之際的中國火砲只停留在模仿抄襲歐洲的層次，參見 Keith Krause, Arms and the State: Patterns of Military Production and Trad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48-52; Nicola Di Cosmo, "Did Guns Matter? Firearms and the Qing Formation," in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ed. Lynn A. Stru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pp. 121-166.

43 此三人分別於崇禎六年、十年和十五年先後出任兵備道。參見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

陰縣志》（《中國方志叢書》景印道光二十年刊本），卷 11，頁 82-84。

44 徐鼒批評此數曰：「一邑存貯安得如許之多，疑是當日虛聲傳令如此，而記事者因之。」然 因當時火器已相當普遍，此一數目尚在合理範圍，否則，很難理解江陰竟可防守如此之久。 倒是溫睿臨將千杆鳥銃記成佛郎機，此一數量的佛郎機確非一縣所能擁有。參見徐鼒，《小 腆紀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咸豐十一年刊本），卷 10，頁 37；溫睿臨，《南疆繹史》（臺北：文海出版社，《明清史料彙編》景印道光十年活字印本）， 列傳，卷 20，頁 1。

45 此據祝純嘏之《江上孤忠錄》，有文獻稱每垛平時一人，戰時兩人，該防禦方式或過於單薄；

參見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20、46、108。 46 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卷 1，頁 6、9。 47 此段參見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10、19-21。 48 當時城牆東南北各傾塌數十丈。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卷 1，頁 6。 49 以江陰為例，參將張宿、學使（正四品）朱國昌、兵備道副使（正四品）馬鳴霆、海防同知 （正五品）程于古、知縣（正七品）林之驥、縣丞（正八品）胡廷棟均逸去，只剩下職銜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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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郡邑父母官選擇投降，並獲授原官或改調他官，多鐸還起用許多原先不曾出仕 的貢生或舉人，總共奏授了巡撫以下官員 373 名。50 如清軍進入南京後，即命 劉光斗安撫常州、鎮江兩府，並索取各縣的戶口、糧役冊。劉氏，常州武進人， 天啟五年 (1625) 進士，崇禎朝曾任河南道御史，因貪污被降為大理丞。51 此外， 豫王亦劄委宗灝（崇禎十六年進士）任常州知州。查順治年間常州共委任九名知

州，其中六位乃遼東漢人（均無科名），其餘則有兩名進士和一名舉人。至於同 知、通判、推官和知縣等職缺，共有 67 人次擔任，其中 56 人獲有進士、舉人或 貢生等功名（多為前明所得），6 人來自遼東（4 人為貢生）。52 知清朝入關之 初，在地方層級乃大量起用其較信賴的漢軍（許多人可能具備滿漢文的溝通能力）

擔任知州，並提拔貢生以上的投誠明朝士紳出任同知以下的職缺，透過此一「以 漢治漢」的策略鞏固其統治。

在軍事上，清朝則以投降明軍為先導，並藉此引發漢人之間的矛盾與仇殺。

事實上，幾次大屠殺多是由李成棟等降將帶頭的。由於中國內地許多城池頗為堅

固，攻城時更重用漢軍中的砲兵，查《八旗通志初集‧勳臣傳》中記有康熙以前 共 179 名八旗漢軍世襲官員的功績，其中至少有 45 名明確指出他們曾以督放紅 夷砲立功，53 比例超過 1/4，此功在八旗滿洲和蒙古當中則較少見。

三、民間對江陰之變史事的塑造

江陰城破後的死難人數，各文獻中的差距頗大（見表一）：從徐遵湯〈義城

賦〉所稱的萬餘人，到沈濤《江上遺聞》中所稱：「城內外殉節被難者，且數十 萬矣！」一般估計則在五、六萬至十萬人之間。由於許重熙 (c. 1592-1661) 指稱 當閻應元被眾人推舉守城時，「城中兵不滿千，戶才及萬……令戶出一男子乘 城」，若以平常時期每戶平均五、六人計，54 即使再加上入城避難之人，因江 陰縣城的面積僅約 1.2 平方公里，55 估計全城人數應僅數萬，其中且少有專業軍

低的主簿（正九品）莫士英、典史（未入流）陳明遇、訓導（未入流）馮厚敦等人留守。參 見徐華根，《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6、40、118；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 卷 11，頁 84-85、卷 20，頁 24。

50 《清世祖實錄》，卷 19，頁 4；關孝廉等譯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中冊，頁

72、138-139、164-165、205-233。 51 計六奇，《明季南略》，頁 226。 52 于琨修，陳玉璂纂，《常州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康熙

三十四年刊本），卷 13，頁 43-45、卷 14，頁 65-68。

53 鄂爾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 218-219。 54 依照崇禎六年的統計，江陰全縣有 51,407 戶、235,460 口。參見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 《江陰縣志》，卷 4，頁 4；Ping-ti Ho（何炳棣）,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10.

55 明末之江陰城近乎一長寬比為 1.15:1 的長方形（見圖一），因城牆周長為 1,400 丈，知其面 積約合 1.2 平方公里。查今日香港十八區當中人口密度最高的觀塘區，高樓林立，每平方公 里亦不過約 5 萬人，當時以平面建築為主的江陰城，應無法容納較此更稠密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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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56 因疑祝純嘏「合鄉兵二十餘萬人與在城民兵，分保而守」之說，或有誇 大之嫌。57

清軍從八月二十一日開始屠城，至二十三日出榜安民，58 滿城封刀。據說 城內僅僧印白等大小五十三人，因躲在觀音寺天花板內或井、塔等處而倖存，有 的文獻更稱全城僅餘僧十八人。59 季承禹《澄江守城紀事》中有云：

清軍於江陰城外一帶地方，每村落鐵騎飛來，逼各家獻寶，推跌老者， 擲死少者，擄掠壯者。水行扯船，陸行挑行李，稍不如意，兵棍交加。 其十歲上下男女，掠賣甚夥。其二十內外略有姿色婦女，擄去者尤多， 略不遂意，殺棄河干。跟隨不上，槍刺路旁。美人塵土，飲泣吞聲。 甚至四、五歲孩童，槍挑毯玩，以為美觀。將領恨江陰打仗三月，殺 傷無數，故不禁約。師行帶至山東、山西、關外遼東、盛京去者甚多， 至河南，陝西者略少。各省義士，聞出陣人帶江陰人歸。無不集看， 咨嗟送食。至所掠去之人，或不服水土而亡，或不得其所而死，或脫 逃而歸者，間亦有之。60

知除城中居民被殺害外，城外大小男婦亦屢遭擄掠。時人有稱屠戮不僅在城中，

「並及城外三、四十里俱盡」，以致翌年正月朔，闔城百姓「無一不披麻」，迄 順治三年劉景綽知縣事時，仍是「四野蕭然」。61

有些文獻指稱清軍屠城時曾自我設限，如《明季雜抄》中稱當時不殺十二、

三歲以下的童子，道光《江陰縣志》則謂「薙髮者不戮，從東門出者不禁」，並

指出閻應元的家屬均「安然無所株連」，以「印證」其「我朝如天之仁，豈三代 以下所可及」之說。62

56 江陰為長江出海門戶，故明末共編制有官兵兩千多名，分屬楊舍營、江陰營、參將營、標營、

遊巡營和靖氛營。參見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卷 6，頁 2-3。

57 此段參見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20、36。 58 此或因李成棟奉命於八月二十四日還師協攻金山。參見溫睿臨，《南疆繹史》，列傳，卷 20，

頁 10。

59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35、90。 60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58。 61 《吳城日記》，頁 221；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卷 15，頁 31；徐華根編，

《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114。

62 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卷 28，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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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涉及江陰之役的各主要文獻（大致依時間先後順序排列）。63

文獻名

和眾乘城略 （乘城紀略）

(cid:138) 作者生平/出版資料 (cid:138) 該文獻中重要記事

(cid:138) 閻應元，字麗亨，通州人。

江陰節義略

(cid:138) 張佳圖，字以修，號止庵，明廩貢生，圍城之前在江陰。

江陰城守紀事 （江陰守城紀 事、江陰城守 紀略、江陰城 守記、江陰守 城記）

海角遺編

江陰記略

甲乙事案

弘光實錄鈔

義城賦

萬骨塋記

薛諧孟先生筆 記

閻公死守孤城 狀

(cid:138) 許重熙(c. 1592-1661)，字子洽，江陰人，萬曆三十九年(1611)為邑諸生。 (cid:138) 七王駕雲梯攻城時遭斬首。清兵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 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末引野史氏（祝純嘏）曰：時人有「八 十日戴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萬人同心死義，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語，此應為後人所加。

(cid:138) 作者號七峰樵道人，此書為順治間刊本。 (cid:138) 劉良佐軍在攻江陰時「傷折幾盡」，清軍前後共被殺死五、六萬，鄉兵死

者亦不下十餘萬。64

(cid:138) 此文收入《明季雜抄》一書，末缺，作者和成書時間不詳。65 完整之文亦 收入計六奇《明季南略》，但篇名作〈江陰續記〉，題為「難民口述」。 (cid:138) 八月初六日，七王駕雲梯攻城時遭斬首。城破後大殺三天，只十二、三歲

童子不殺。

(cid:138) 文秉(1609-1669)，字蓀符，自號竺塢遺民，長洲人。66 (cid:138) 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梨洲，餘姚人。是書序於順治十五年。 (cid:138) 殺魚皮萬餘人，城破時，空無人，「典史與其勇士暮津大江而去」。67 (cid:138) 徐遵湯，字仲昭，江陰人，崇禎元年副貢生。68 (cid:138) 守城軍民效死者萬餘人。

(cid:138) 徐德求，江陰人，此文約撰於順治三年。 (cid:138) 城中死者六萬七千餘人，歿於郊野者又七萬五千有奇。

(cid:138) 薛寀，字諧孟，崇禎三年進士，明亡為僧。 (cid:138) 閏六月十三日，其子繼貞報稱江陰義民有眾四十萬人，並盡誅常州所遣之 兵；七月，聞知江陰大小二十餘戰皆奏奇捷；八月，傳說有童子和女人自 雲端顯威助戰。69

(cid:138) 黃晞，字子心，江陰人，卒於康熙前期，其父毓祺以抗清死於獄。 (cid:138) 此文參據《和眾乘城略》，內稱：「彼中自言，攻江陰前後發兵二十四萬， 城下死者六萬七千有奇，巷戰死者七千有奇，名王、騎將不與焉。」、「蔽 遮半壁，緩錢塘南下之師，捍閩廣新造之國。」

天香閣隨筆

(cid:138) 李寄(1619-1690)，字介立，江陰人。江陰之變時他居住在城外。

澤枯庵記

(cid:138) 沙張白，字介人，諸生，與王士禛(1634-1711)、魏裔介(1616-1686)、王崇

簡(1602-1678)等名士相往還。70

(cid:138) 男婦老幼自盡或被戮者十餘萬人，僧印白葬二萬七千餘屍骨於澤枯庵旁。

63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426-430、656-666；徐 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1-213；臺北國家圖書館之「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 (http://ccs.ncl.edu.tw/rbookhtml/rbookhtml/nclrbook.htm)、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之「中國古籍善 本書目聯合導航系統」(http://202.96.31.45:8080/guJiDirIndex/)、京都大學之「日本所藏中文 古籍數據庫」(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detail)。 64 七峰樵道人，《海角遺編》，卷 1，頁 25、卷 2，頁 27-28。 65 佚名，《明季雜抄》（北京：線裝書局，《稀見明史史籍輯存》景印清鈔本），頁 540-551。 66 文秉，《甲乙事案》（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清鈔本），卷下，頁 101-102。 67 黃宗羲，《弘光實錄鈔》（《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三年鈔本，成書於順治十五年），卷

4，頁 20-21。

68 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卷 17，頁 14。 69 薛寀，《薛諧孟先生筆記》，下冊，頁 2、4、6-7。 70 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卷 17，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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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涉及江陰之役的各主要文獻（續）。

文獻名

明季南略

(cid:138) 作者生平/出版資料 (cid:138) 該文獻中重要記事

(cid:138) 計六奇(1622-?)，字用賓，無錫人。是書成於康熙十年，但直至嘉慶、道光 間才刊行。包含〈江陰紀略〉和〈江陰續記〉二文，前者文末摘引野史氏 之言，應為後人所加。

江陰起義諸臣 傳

(cid:138) 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番禺人。此文收入《皇明四朝成仁錄》。71 (cid:138) 清軍在圍城時，有數千人同三名總兵及許定國戰死，城陷後，遂「盡屠之」。

明末忠烈紀實 (cid:138) 徐秉義(1633-1711)，崑山人，康熙十二年進士。

(cid:138) 傷大兵萬餘。

閻典史傳

(cid:138) 邵長蘅(1637-1704)，字子湘，武進人。邵氏幼時嘗聞閻應元事，但未能記 憶，五十年後，因在友人家見〈閻公死守孤城狀〉，故為閻氏作傳。 (cid:138) 大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

有奇。城中死者，無慮六、七萬。

明江陰縣典史 閻應元傳

(cid:138) 邵廷采(1648-1711)，字念魯，又字允斯，餘姚人。傳中提及邵長蘅的〈閻

典史傳〉。

(cid:138) 大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

有奇。城中死者，亦五、六萬。

康熙江陰縣志 (cid:138) 龔之怡、沈清世修，陳芝英、朱廷鋐纂，康熙二十三年刊行。

(cid:138) 城陷後盡屠城中民，大約六萬七千人三日內死焉。

澄江守城紀事 （乙酉紀事、 季文石紀事、 平定江陰日 記）

(cid:138) 季承禹(1625-?)，字文石，江陰人，城破時逃出。此一鈔本現藏於上海市歷 史文獻圖書館，中有「雍正間青暘戚氏於守城營守備衙內取出七棺，遷葬 祖塋」之小註，末亦有一段康熙三十年曹禾之按語，不知是否後人在抄寫 時所加？72 惟因趙曦明《江上孤忠錄》所摘引季文石《紀事》的內容較詳 盡，疑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所藏為節本。

(cid:138) 閏六月二十三日，薛王被詐降之人以砲炸死。閏六月二十四日，八王中砲 死。閏六月二十六日，二都督（七王）駕雲梯攻城時，被斷喉斬首。

義史

忠義錄

(cid:138) 作者及出版時間不詳。

(cid:138) 朱溶，字若始，華亭人。其父朱岳目睹明清之際抗運致命諸人之事，欲作 傳而因病不果，故遺命朱溶為之。作者曾親赴江陰，採訪地方父老，此書 前六卷悉記明季死節之士，收入閻應元、馮厚敦、戚勳、黃毓祺四傳。73 (cid:138) 先後斬級一萬，滿兵獨死者甚多。清兵挫敗失氣，自入山海關以來所未有

也。

明弘光江陰殉 難實跡

(cid:138) 題為李維漢著，此一不分卷鈔本現藏上海圖書館。由於高觀瀾《江陰忠義 恩旌錄》中收錄雍正七年(1729)季惟漢的〈重建澤枯庵記〉，74 因疑上海之 本或因避諱而改作者為形音相近的「李維漢」。

風鶴遺聞

(cid:138) 見於金武祥光緒十七年(1891)重刻趙曦明《江上孤忠錄》序，似已佚，作者

和成書時間不詳。75

明史稿

(cid:138) 王鴻緒(1645-1723)，字季友，別號橫雲山人，華亭人。雍正元年，進呈《明

史稿》310 卷。

(cid:138) 指出閻應元、陳明遇、戚勲、馮厚敦、夏維新、王華、呂九韶、許用等人

於城破時殉節。76

71 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

出版社，1996），第 3 冊，頁 719-720。

72 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卷 17，頁 18。 73 朱溶，《忠義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明清遺書五種》標點本），頁 581-582。 74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201-202。 75 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卷 17，頁 27-28。 76 王鴻緒等撰，《橫雲山人集（明史稿）》（《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康熙刻增修本），列傳，

卷 153，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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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涉及江陰之役的各主要文獻（續）。

文獻名

江上孤忠錄

江上遺聞（守 城遺事）

江陰守城死事 諸人傳

(cid:138) 作者生平/出版資料 (cid:138) 該文獻中重要記事 (cid:138) 趙曦明(1705-1787)，字敬夫，江陰人，諸生。77 是書或成於雍、乾間，一 直無刻本流傳。道光十五年(1835)，龔元鐸自友人朱清黼處得見此書，「其 言頗冗雜，不可讀，乃纂而輯之，以備觀覽」；翌年，是書首度刊刻。78 稍 後，亦收入在道光三十年錢熙輔補輯的《藝海珠塵．癸集》、光緒間金武 祥輯刊的《粟香室叢書》、民國二年(1913)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的《痛史》 等叢書中。但因先前在傳鈔時或多所畏忌，作者名有時被改繫作黃明曦， 忌諱之文句亦往往被刪去。相較之下，《痛史》本或較接近原貌。79 書中 摘引〈閻公死守孤城狀〉、《義史》、《（澄江守城）紀事》、《江上遺 聞》、《乘城紀略》、《甲乙事實》、《備覽》等。

(cid:138) 七月初九日，七王駕雲梯攻城時，喉部中槍死。初十日，二都督駕雲梯攻 城時，被鉤斷喉管死。十二日，八王被詐降之人以砲炸死。十三日，薛王 被詐降之人以砲炸死。二十九日，十王中砲死。清兵至城下者二十四萬， 攻城死者六萬七千有奇，巷戰死者七千有奇，通計清兵死事不下七萬五千 有奇，而吾邑之殉節被難者，且十萬矣！

(cid:138) 沈濤，字次山或宏呂，江陰人，乾隆二年(1737)進士，曾任邑中暨陽書院山

長。80 是書摘引《義史》、〈閻公死守孤城狀〉、《和眾乘城略》。 (cid:138) 大兵至城下者二十四萬，攻城死者六萬七千有奇，巷戰死者七千有奇，名 王騎將不與。蓋計我朝死事者，不下七萬五千有奇；而吾邑城內外殉節被 難者，且數十萬矣。

(cid:138) 李天根《爝火錄》的引用書目中出現此書，作者及成書時間不詳。81

爝火錄

(cid:138) 李天根，字大木，江陰人。是書成於乾隆十三年，摘引《江上遺聞》、《海

角遺編》、《義史》、《和眾乘城略》、〈閻公死守孤城狀〉。

(cid:138) 前後共計殺死北兵五、六萬，鄉兵死者亦不下數萬。

御批歷代通鑑 輯覽

欽定勝朝殉節 諸臣錄

(cid:138) 乾隆三十三年，傅恆(?-1770)等奉敕撰。 (cid:138) 指出閻應元、陳明遇、戚勲、許用等人於城破時殉節。82 (cid:138) 乾隆五十四年，舒赫德(1710-1777)等奉敕撰。 (cid:138) 指出閻應元、陳明遇、戚勲、馮厚敦、潘文先、夏維新、王華、呂九韶、

許用等人於城破時殉節。83

鹿樵紀聞

(cid:138) 題為婁東梅村野史所撰，有疑此即號梅村之吳偉業(1609-1671)，然因卷中

敘及鄭克塽被滅一事，而吳氏卒於前，知作者另有其人。84

(cid:138) 江陰城破時，丁壯在城者，戰死已十之六七，空壁而已。

77 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卷 17，頁 27-28。 78 陳思修，繆荃孫纂，《江陰縣續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民國十年刊本），卷 20，頁

10。

79 查清代方志中未見黃氏其人，但趙曦明小傳則見於道光《江陰縣志》。參見陳思修，繆荃孫 纂，《江陰縣續志》，卷 20，頁 10；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卷 17，頁 27-28；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頁 658-659。

80 黃明曦，《江上孤忠錄》（成都：巴蜀書社，《中國野史集成》景印光緒十七年刊本）。 81 李天根撰，倉修良、魏得良點校，《爝火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乾隆十三年

成書），頁 999。

82 傅恆等，《御批歷代通鑑輯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乾

隆三十三年成書），卷 117，頁 11-13。

83 舒赫德等撰，《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頁 7、卷 4，

頁 16、卷 6，頁 30、卷 9，頁 10、卷 10，頁 16-19。

84 梅村野史，《鹿樵紀聞》（《痛史》鉛印本），卷上，頁 22-26、卷中，頁 7；Lynn A. Struve, The Ming-Qing Conflict, 1619-1683: A Historiography and Source Guide (Ann Arbor, Michigan: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Inc., 1998), pp. 35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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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涉及江陰之役的各主要文獻（續完）。

文獻名

江上孤忠錄 （江上愚忠 錄、愚忠錄、 江陰城守紀）

(cid:138) 作者生平/出版資料 (cid:138) 該文獻中重要記事 (cid:138) 書首前序題為「康熙乙未孟冬月，長洲慕廬氏韓菼謹識」，此應屬借名，85 因韓菼(1637-1704)卒於康熙五十四年乙未歲之前 11 年，且序中有「江頭片 壤，沾國家深仁厚澤，百有餘年矣」、「聖朝寬大，國史褒忠，近復微臣 錫以通諡，市民許以祠祭」等文句，知是書的撰寫上限應為乾隆四十一年， 當時為籠絡民心，給予乙酉江陰殉義諸人通諡或允其入祀。上海圖書館有 一部署名為祝純嘏的《江上愚忠錄》鈔本，內容與《江陰城守紀》基本相 同，僅書中所有「慕廬氏」的按語均作「野史氏」，徐華根先生因疑此書 之名原應為「江上愚忠錄」，乃祝純嘏所撰。86 祝氏，字岵斯，號芸堂， 一號野史氏，江陰人，乾隆五十六年諸生，約卒於道光六年至八年間。87 查 南陽市圖書館藏有清人胡慕椿所輯《野史愴見録》鈔本八種，其中即包含 祝氏的《江上愚忠錄》。此外，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愚忠録》鈔本一卷， 吉林大學圖書館亦有《愚忠録》和《後録》鈔本各一卷。然因中國國家圖 書館所藏胡慕椿編《鄉國紀變》鈔本中，亦收入此書，但書名作「江上孤 忠録」，再加上民國方志中亦稱此書之名為「江上孤忠録」，筆者因疑後 人或為與趙曦明的同名著作相區隔，故改稱為「江上愚忠錄」。88 內文提 及《（江上）遺聞》、《（乘城）紀略》。又祝氏《孤忠後錄》一卷，乃 記順治四年江陰貢生黃毓祺謀復常州，死金陵獄事。

(cid:138) 七月十一日，七王駕雲梯攻城時，喉部中槍死。十二日，二都督駕雲梯攻 城時，被鉤斷喉管死。十四日，薛王被詐降者以砲炸死。廿九日，十王中 砲死。城破時城內死者九萬七千餘，城外死者七萬五千餘。

沙山弔閻典史 故居

小腆紀傳

(cid:138) 趙翼(1727-1814)，字耘松，號甌北，常州陽湖縣人。 (cid:138) 此詩作於嘉慶二年(1802)，原注有「屠城時死者十三萬餘人」句。89 (cid:138) 徐鼒(1810-1862)，字彝舟，號亦才，六合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此書由

其子在他卒後補完。

江陰忠義恩旌 錄

江陰忠義錄

(cid:138) 高觀瀾，江陰人。同治十三年(1874)刊本，凡六卷，現藏上海圖書館。 (cid:138) 包含一百多位殉義者的姓名和事跡。 (cid:138) 此書序刊於光緒四年，凡十四卷，現藏東洋文庫和上海圖書館，或是當時

為因應季念詒修纂《江陰縣志》之需要而蒐集整理出的。

85 Frederic Wakeman, "Localism and Loyalism during the Ch'ing Conquest of Kiangnan: The

Tragedy of Chiang-yin,"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s. Frederic Wakeman & Carolyn Gran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 43-85 (especially p. 57)； 顧誠，《南明史》，頁 235。

86 在韓菼死前不久刊刻的二十八卷詩文集中，並未見與鼎革慘事相關之內容。此外，民初由成 都昌福公司刊行的《滿清野史五編》中收有《滿清入關暴政》，其卷一即同此書。參見徐華 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5；韓菼（借名），《滿清入關暴政》（《中國野史集成》 景印民國初年鉛印本）；韓菼，《有懷堂文稿．詩稿》（臺南：莊嚴出版公司，《四庫全書 存目叢書》景印康熙四十二年刊本）。

87 因志中稱其既歿逾年，學政朱方增為文表其墓，而朱氏乃於道光七至九年任江蘇學政。參見 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卷 18，頁 25；《清宣宗實錄》，卷 131，頁 42、 卷 155，頁 27。

88 如原書名即作「江上愚忠錄」，則很難解釋為何部分版本會出現「江上孤忠錄」之名。參見

陳思修，繆荃孫纂，《江陰縣續志》，卷 20，頁 33。

89 趙翼，《甌北集》（《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嘉慶十七年刊本），卷 44，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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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撰寫《爝火錄》聞世的江陰人李天根，有許多戚屬死於此變。康熙三十四 年 (1695) 左右，年約十七、八歲的天根曾回江陰歸省先人墳墓，並自邑人聽聞 相關史事且過訪古跡。其父還嘗告知他，乙酉殉難家屬之一的黃晞「曾主余家」。 據天根的調查，其家族在此變中的遭遇甚慘，稱：

吾族城居者闔門俱死，獨曾祖考奉山府君諱國綱、祖考爵一府君諱世 卿、叔祖德一公諱世芳，作客荊湘，不與共難。曾叔祖張四公諱國維， 躬耕南門外十里之南閘，倖存。曾祖妣羅孺人母家一門七十餘口俱被 害，只遺孺人弟一人。事平，奉三府君，以故園荒蕪不可居，因遷於 錫。90

從此一具體案例，亦可稍窺當時死事的慘烈。

徐德求記稱僧印白於順治三年募得三畝三分地，拾葬二萬七千餘具乙酉之變

的無主遺骸，名之為萬骨塋，地在距祝塘鎮三里處之邱家巷。十八年，邑人在其

旁建澤枯庵，按時作佛事。又，順治二年起擔任縣丞的卞化龍，亦在雙牌鎮、藥 師殿旁、南城外、蔡涇鎮等處設七處羅屍墩，葬乙酉死事之人。91 知江陰屠城 時，慘死者應頗多。

黃宗羲成書於順治十五年的《弘光實錄鈔》，在「江陰建義，閻典史主之」

條下記曰：

閻某不知何許人也……豫王發其魚皮萬餘人，使降將劉良佐將之，直 薄城下……已而，開門搏戰，離鄉聚伏皆應之，殺魚皮無存者。豫王 大怒，自將以圍江陰。典史曰：「江陰小邑也，北兵乃圍我，我何以 逞？」聚江陰人而哭，江陰人各率其妻子至督學署中，閉而焚之，火 三日夜不息，北兵疑不敢攻。是時，三面皆北兵，截大江，典史與其 勇士暮津大江而去。北兵入城，空無人，驚歎者久之，或曰典史已死 於亂兵。92

指稱許多邑人在督學署中引火自焚，待清兵入城時，典史閻氏已率兵渡江潛逃，

城中空無一人。由於此書在記先前發生的揚州和嘉定以及稍後發生的涇縣（在安 徽）等事件時，均直稱北兵屠城，93 卻於事發十多年後仍不知江陰之變的詳情 以及閻應元之名，且當時黃氏正在浙東魯王陣營中，94 理不應對江南時事如此 陌生，疑他很可能蓄意誇大做為小人物之閻氏的神勇，並營造清兵慘敗的形象。

至於清軍的傷亡人數，各方估計亦有頗大差距。由表一的整理，知許重熙和

黃晞等人，或首先提及清軍在此役中共動員二十四萬大軍圍城，陣亡七萬五千有 奇；此說後被邵長蘅 (1637-1704)、邵廷采 (1648-1711)、趙曦明 (1705-1787)、

90 李天根，《爝火錄》，頁 568。 91 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卷 1，頁 38、卷 21，頁 4、卷 23，頁 15-16。 92 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卷 4，頁 20-21。 93 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卷 4，頁 9-24。 94 徐定寶，《黃宗羲年譜》（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頁 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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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濤、祝純嘏諸人沿用。然而，年代較早的黃宗羲 (1610-1695)、屈大均 (1630-1696)、徐秉義 (1633-1711) 或朱溶，則稱清軍陣亡僅數千人至萬餘人。

清季，魏源 (1794-1857) 對乙酉江陰之變的清軍參戰人數和傷亡情形，曾有 相當精闢的批評，稱： (1) 當時浙東魯王、徽寧金聲以及太湖盧象觀之師，均 對南京虎視眈眈，況松江、嘉定和吳江等處義兵四起，故清朝不可能盡調大軍攻

擊江陰，「且江陰彈丸僻處，人眾食寡，王師但以數千分扼要港，塞斷糧艘，城 中即可坐困，何煩傾國二十餘萬之師死傷山積」。 (2) 「圍城兵數亦斷不及紀 載十分之二，乃文士鋪張，快其筆舌，並譏史可法之守揚州，不及一典史守江陰。」 95 由於當時除了八旗滿洲的吳納哈賴、色勒布、達魯哈三人在攻堅時中砲陣亡， 以及八旗蒙古的沙門在登城時戰歿外，以督放紅夷砲為主的漢軍官員無一戰死， 知清軍的戰略乃以圍困為主，故傷亡萬餘人或是相對較合理的估計。

為了凸顯江陰之變的慘烈，許多文獻不僅誇大清軍的圍城及陣亡人數，更塑

造許多典範人物或傳奇事跡，下文即略舉數例試說明之。

1. 于氏拒為清縣令執役自殺

全祖望《鮚埼亭集》在毛聚奎傳中記稱，乙酉之亂時，有于某在江陰縣衙執

役，見新縣官湖州李某，諦視良久後，嘆曰：「世乃有如此官人，吾不可以為之 役。」遂歸而縊，96 于氏很可能是對縣令的薙髮有意見。查清初首位到任的知 縣是方亨（河南人）；順治三年，劉景綽（四川內江人）任；四年，改李長秀（直 隸玉田人）；並無所謂的「湖州李某」！97

2. 以青苗令清兵滑墮淹死

沈濤《江上遺聞》、祝純嘏《江上孤忠錄》、李天根《爝火錄》以及乾隆《江

陰縣志》均稱：閏六月初八日，清兵派王良率水師五百航經雙橋時，有田夫對之

辱罵，兵士怒，欲擒斬，田夫群拔青苗擲船上，結果士卒因泥滑「大半墮水死」。 98 且不提青苗可否令數百名軍士均滑落水中，若欲將輕飄飄的青苗擲上船，只 可能在極近距離，此時，清軍的弓箭和火銃不可能派不上用場！此一記事並不見

於許重熙〈江陰城守紀事〉、季承禹《澄江守城紀事》或趙曦明《江上孤忠錄》

等稍早的文獻。王良其人其事最早見於計六奇《明季南略》，但只稱：「王良率

兵三百人，大半居民。行至湖橋，遇江陰鄉兵被圍，俱跪云獻刀，悉殺之……」 99 完全未言及拔青苗擲船上一事。

3. 城中遣人至清營偷砲

95 魏源，《聖武記》（《續修四庫全書》景印道光刊本），卷 12，頁 18-19。 96 詹海雲，《全祖望《鮚埼亭集》校注》（臺北：國立編譯館，2003），第 2 冊，頁 638。 97 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卷 12，頁 1。 98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12、43、93-94、120。 99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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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曦明《江上孤忠錄》、沈濤《江上遺聞》、祝純嘏《江上孤忠錄》、李天

根《爝火錄》等文獻稱：閏六月，江陰城中密遣一人至清營偵查時，見彼「列砲

森嚴」，乃伺機將砲「盡投之水」，並「以一砲覆命」。由於火砲動輒數百斤以 上，傾一人之力實不可能搬動，故顯出自附會。100 查此事並不見於許重熙〈江 陰城守紀事〉、季承禹《澄江守城紀事》或計六奇《明季南略》等稍早的文獻。

4. 竹簍納彈與草人借箭

黃宗羲在《弘光實錄鈔》中記曰：

閻某不知何許人也……典史乃戶賦竹器，盛木棉浸水，夜半潛懸睥 睨。北兵用西洋砲擊城，鉛彈累累入竹器。101

指稱閻應元命人準備滿盛浸水木棉之竹器，並借夜色掩護懸於女牆（即「睥睨」）

之上，當清軍以西洋砲擊城時，許多砲彈因此被網羅入竹器。此說明顯受「草人

借箭」典故之影響，然以砲彈所承受火藥爆炸之巨大動量，實不可能在發射途中

被納入竹器。黃氏此說未見後人引錄，倒是在邵長蘅的〈閻典史傳〉中開始出現

「草人借箭」的事跡，指稱由於城中嚴重缺矢，閻應元乃命百姓於黑夜束草人， 披軍士服，做出城攻擊狀，結果獲箭頗多，此事亦未見於較早之文獻。102

5. 湯三老兒掮砲殺十王

據祝純嘏的《江上孤忠錄》，閻應元於七月二十九日命耳聾但力大的湯三老

兒，掮一大砲，閻氏親自對準十王，燃放後，「火路一條，十王、四將暨二百四 十人齊隨火滅。惟有黃傘一把在半天圓轉，一腳連靴自上而下。」103 惟人力所 能掮抬的火砲或在百斤左右，其制近乎明末朝鮮軍中所用的黃字銃筒，104 內徑 約 6 cm，長 90 cm，但如此之砲很難從肩上瞄準，也頂多只可能殺傷數人！倒是 今人胡山源 (1897-1988) 在其《江陰義民別傳》中，替湯三老兒寫了一篇約五千 字的長傳。105

6. 清軍名王騎將戰死江陰

野史中屢稱清軍在圍江陰時有「三王」和「十八將（亦有作八將或九將）」

戰死。許重熙、計六奇稱七王在駕雲梯攻城時遭斬首；黃晞則稱清朝有數位「名

王、騎將」陣亡；季承禹指薛王、八王、七王（二都督）死於此役；趙曦明沿季 說，但將七王與二都督視為兩人；祝純嘏則稱薛王、七王、十王和二都督戰死。 106

100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14、43、69。 101 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卷 4，頁 20-21。 102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20、45-46、71、96、121、128-129、149、153、161。 103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29。 104 趙仁福，《韓國古火器圖鑑》（漢城：大韓公論社，1974），頁 25。 105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279-289。 106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29、83、91；昭槤，《嘯亭雜錄》，（《續修四庫全 書》景印清抄本，成書於嘉慶十九或二十年），卷 10，頁 591；魏源，《聖武記》，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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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隨多鐸南征的宗室大臣，有多羅承澤郡王碩塞（太宗第五子）、多羅貝勒

尼堪（太祖長子禇英之第三子）、多羅貝勒博洛（太祖第七子阿巴泰之第三子）、

固山貝子吞齊（或作屯齊，顯祖第三子舒爾哈齊第四子圖倫之次子）、固山貝子

尚善（舒爾哈齊第八子篇古之次子）、輔國公杜爾祜（禇英長子杜度之長子）、

輔國公特爾祜（禇英長子杜度之第三子）、輔國公杜嫩（或作杜努文，禇英長子

杜度之第六子）、固山額真拜尹圖（或作拜音圖，顯祖第五子巴雅喇之第三子）、

三等鎮國將軍兵部尚書韓岱（或作漢岱，顯祖次子穆爾哈齊之第五子）等，他們

均小多鐸一或兩輩。此外，多鐸轄下還有兩漢人異姓王孔有德和耿仲明。然而， 以上諸人並無一在進攻江陰城時戰死，107 其中尼堪、博洛、韓岱和孔有德確定 曾親預江陰之役。108

至於將領部分，僅知吳納哈賴、色勒布、達魯哈、沙門等四名戰歿。屈大均

指稱清廷曾派降將許定國圍攻江陰，許氏並因此陣亡。查《清史稿》，許定國於

崇禎間任山西總兵官；順治二年，殺南明總兵高傑降清，豫親王命其從征，後隨 多鐸凱旋返京；三年，卒。109 顯然，屈大均的敘述失實，又由於許定國並未入 忠烈或功勳傳中，知其在江陰之役中並無特殊戰功。

禮親王昭槤 (1776-1829) 在其著名筆記《嘯亭雜錄》中，有〈江陰口談之誣〉 一條，指出野史中所謂「閻公守城時，大兵屢為所敗，至於三王九將，盡被所害」，

純屬子虛，因當時並無親藩或大將戰死，實乃邑人欲彰其功，故意張大其詞。他

並抨擊累官至禮部侍郎的劉星煒（字映榆，號圃三，武進人，乾隆十三年進士）

在其〈祀閻典史〉文中有「遂使南頓舊臣，幾傷賈復，濠梁諸將，先殞花雲」等 語，亦沿此誤。110 魏源也批評稱：「徧考史館滿漢諸臣傳，從無一死於江陰城 下之人。若果沒王事，如定南王、敬謹親王之殉楚、粵，則賞延奕世，入祠立傳， 久炳日星，何得佚其姓氏？」111 惜乎近人多不注意昭槤或魏源之說，一再以訛 傳訛，終至流於無稽。

季承禹在《澄江守城紀事》書末有云：

康熙三十年，大吏曹禾告假歸，曾謂友曰：「康熙初修國史，追恤江 陰陣亡三王、十八將，上嘆曰：『古斗大之城，喪我七省之兵。我將 來亦望如是。敬服！敬服！』」112

頁 18。

107 有趣的是，民間亦誤傳八王至蘇州時，乘舟過橋，卻遭落下的欄石壓死。參見顧公燮著，甘 蘭經等點校，《丹午筆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乾隆間成書），頁 55；薛寀， 《薛諧孟先生筆記》，下冊，頁 3-4。

108 《清世祖實錄》，卷 21，頁 3-6、卷 44，頁 4；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1976 年點校本），卷 161-162、卷 216，頁 8970、卷 217，頁 9010；紀昀等，《欽定八旗通 志》，卷 132，頁 6-8；鄂爾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 133，頁 3593-3596、卷 135，頁 3617-3621、卷 137，頁 3645、卷 138，頁 3649-3650、卷 139，頁 3663-3673。

109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 248，頁 9659-9660。 110 昭槤，《嘯亭雜錄》，卷 10，頁 591。 111 魏源，《聖武記》，卷 12，頁 18-19。 112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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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禾，字頌嘉，江陰人，康熙三年進士，累遷至國子監祭酒，曾參預《明史》的 修纂。王士禛評其詩為都門十子之首，其父璣嘗贈地以安葬閻應元之父母。113 前 引之按語明顯與史實不合，很可能是後人在抄寫時所加，目的在借用江陰名士曹 禾之口以補強書中大敗滿人之說。

7. 清軍攻城時所見神跡

許重熙在〈江陰城守紀事〉中，稱清軍攻城時嘗見神光四起，有緋衣或女將 協助城守；並稱城陷時有紅光一縷起土橋，直射城西。此或流於傳說，故文秉 (1609-1669)《甲乙事案》中的許多內容雖源出許文，但對前述近乎神話般的描述， 則以嚴肅之史筆加以刪削，且具體指出：「二十一日午時，祥符寺後城傾，清兵

從煙雨溷雜中潛踰入城，開門納師。」並將許氏所稱清軍損卒纍纍且城中人人死 節的描述刪除。114

8. 許用之母自扼其喉而絕

夏維新的玄孫敬渠 (1705-1787) 為戚勳撰有〈擬明中書舍人戚公傳〉，其中

提及許用之母在城破時欲投井，但發現其中已塞滿殉死之人，遂「自扼其喉而 絕」。115 此一死法過於離奇，查明人張佳圖的《江陰節義略》，稱許用全家十 餘人是「積薪，抱母足，焚死」。116

9. 王三薙前世仇家之髮

計六奇《明季南略》所收〈江陰續記〉一文中有一故事曰：清兵屠城三日中

均是「晨出殺人，暮則歸營」，有一人夜半欲逃出城，遇陰間之神逐一點生死簿，

得知己在前世曾殺王三，故今世該王三殺他，自思大數難逃，遂主動往清軍營中

往覓王三，王三獲知前緣後，對曰：「前世汝殺我，今世我殺你，冤冤相報幾時

休，吾與汝解了結罷。」遂抽刀割截其髮，並付令旗一面，呼之速去。原注並稱： 「江陰舉人薛嘉祉曾與吾述此事。」117 此一神話巧妙將薙髮之舉結合在內，惟 方志中並無邑人薛嘉祉中舉的紀錄。類似以釋、道兩家天命與輪迴之說演義屠城 故事的方式，亦屢見於相關文獻。118

10. 陳二郎布毒藥於飲水被殺

李定夷 (1890-1963) 於民國六年刊行的《明清兩代軼聞大觀》中，收入〈江 陰童子〉乙則，稱清軍大屠江陰時，有一名八、九歲的童子倖存，名陳二郎，傳

說是前典史明遇之姪，故匿身世，因乖巧惹人憐愛，被滿將收養為義子。後與先

113 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卷 17，頁 18、卷 25，頁 67-68。 114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37-39；文秉，《甲乙事案》，卷下，頁 101-102。 115 夏子沐編，《浣玉軒集》（南京圖書館藏光緒十六年刊本），卷 2，頁 14。感謝中正大學王

瓊玲教授提供此一材料。

116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171。 117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112-113。 118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78、113-114、20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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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熟識的藥肆老人合作，暗布毒藥於飲水中，令「滿營將士咸病痘症，死亡者踵 相接，滿將與童子亦病」，後被發現，遭「寸磔其屍」。119 由於痘症（通常指 天花）的感染不容易透過在飲水中下藥來達成，且此一故事未見於先前文獻，疑 此應是近人附會出的。胡山源在其《江陰義民別傳》中，也替陳二郎立了傳。120

11. 趙懷玉暨海島上五百壯士自殺

方志中提及趙懷玉曾率五百人成功自江陰突圍以求救，後城破，趙氏遂為 僧，率五百人居海島煮鹽自給，清廷派人招降時，趙氏與五百人皆自殺。121 此 舉與情理不合，顯然源出《史記》中「田橫暨五百義士」的故事：劉邦稱帝後，

齊王田橫懼誅，率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後被迫隨漢使至洛陽，於途中自刎， 島上五百壯士聞此噩耗，亦皆自殺。122

12. 黃晞之妻周氏六度自殺

黃晞，字子心（有作子新、仔薪），江陰人，其父毓祺 (1589-1649) 在乙酉 江陰之變時舉兵行塘，與城內相呼應，城破時逸去。順治四年，起兵海上，謀復 常州，事敗遁走，兩子大湛（晞之原名123）、大洪被捕。歷十閱月，晞獲釋歸。 旋又因毓祺使用明朝官印鈐蓋往來書信而牽連被逮，稍後，毓祺死於南京獄，兩 子俱被沒入旗下為奴。124

黃晞的繼妻周氏 (1623-1650) 在聽聞其夫即將北徙時曾絕食，但不死。周氏 於是投水，被救起。因聽聞服金屑能速死，遂取釵鐶磨成粉末，服三錢仍不死。

疑金不純，晞之友乃取其妻之指環磨粉，再服又不死。待應訊時，暗懷利刃，當

庭抽刀自刺喉部，本擬發喪，不料夜半時喉間竟發聲，知州因群情洶洶，故釋歸。

然按察使強令追逮，周氏遂自經於家。據邵長蘅的說法，周氏尋死六次的事跡乃

出自黃晞在獄中為其妻所寫的行狀，而具體內容則是由晞之表兄弟董西來所轉 述。125 查康熙《常州府志》，直指周氏在知州面前引刀自殺身亡，126 不知可能 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的黃晞，127 曾 否渲染其妻之事跡？

119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203-204。 120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339-348。 121 陳思修，繆荃孫纂，《江陰縣續志》，卷 26，頁 8-9。 122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點校本），卷 94，頁 2648-2649。 123 黃毓祺的從子大澳後亦更名覺，或均是為擺脫黃案的陰影。參見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 《江陰縣志》，卷 16，頁 63-64；陳思修，繆荃孫纂，《江陰縣續志》，卷 25，頁 15。 124 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卷 16，頁 47-48；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 事》，頁 61-66；邵長蘅，《青門賸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印《邵青門全集》康熙 三十八年序刊本），卷 6，頁 26-29；沈善洪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1994），第 10.冊，頁 415-416；黃大洪，《子聲詩稿》（天津圖書館藏《江陰黃氏家 乘》民國間鈔本），頁 1。

125 梅有孑，〈黃烈婦五死詩并紀略〉，收入黃晞，《子心詩稿》（《江陰黃氏家乘》鈔本），

附錄，無頁碼；邵長蘅，《青門賸稿》，卷 6，頁 26-29。

126 于琨修，陳玉璂纂，《常州府志》，卷 26，頁 37。 127 周氏幾度自殺的過程均被形容為「又不死」，此一徘徊在死生之間的重複性描述是 PTSD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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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年餘，僧紹元傾貲募金，間關數千里將黃晞贖回。128 晞在贈紹元之詩中

有云：

與君赤腳踏松影，風輕子落摧琅玕（農按：琅玕乃指縱橫散亂貌）。悲歌 痛飲君不嫌，喉間吐出槎枒（槎枒乃形容瘦骨嶙峋）肝。飢鴞攫取覆巢 子，束手就縛空哀歎……魯連誓欲開邯鄲，崎嶇歷盡生厭棄……北風 怒號不到耳……靜聽華鯨吼夜闌。129

文句中充塞著無力回天的怨懟與消沈。晞卒於康熙前期，年七十餘。黃氏後人在

此事件的陰影下，多憤世嫉俗、抑鬱寡歡，如毓祺的侄孫安雅於鼎革之後，「敝

衣破帽，戚戚不自得」，「抱不可一世之才，踽踽涼涼，甘老死而不悔」；安雅 之子黃復，「每談及乙酉事，則慘然神瘁」。130

除了前述之傳奇軼事外，不同時代的作者也會增補相關內容。如民初通俗作 家也是鴛鴦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趙煥亭 (1877-1951)，曾撰《明末痛史演義》 六卷四十六回，記述明朝在崇禎以後瓦解的史事，其中有三千餘字涉及乙酉江陰 之變主角閻應元的事跡，內容多與野史雷同。131 但他具體寫出諸生許用在該年 中秋節前夕所譜〈五更轉〉的一折歌詞為：

頭顱兒，報吾皇；馬革兒，誓疆場。漢家乾淨土，月子照光光。好男 兒，氣飛揚，便血濺孤城，一搭兒與存亡。不見那松江人，刀缺鋩； 紹興人，半段鎗；嘉定人，賠了女兒還折娘。大家快打狼，忙！忙！ 忙！132

此一當時用來激勵圍城中民心士氣的樂府，先前文獻有的未提及歌詞，有的詞意 欠明，有的則指稱為鄉民所撰。

查清初季承禹《澄江守城紀事》中記其詞為：

宜興人，還似一條槍；無錫人，折了一股香；靖江人，忙跪沙灘上； 常州人，不經打，既獻女兒又獻娘。惟我江陰人，死守七十有五日， 一個沒投降。133

其中「折了一股香」乃諷刺清兵一到，無錫人毫無抵抗就焚香投降。134 邑人趙 曦明於乾隆前半葉所撰的《江上孤忠錄》中作：

者在回憶創傷時的特徵；參見 Lynn A. Struve, "Confucian PTSD: Reading Trauma in a Chinese Youngster's Memoir of 1653," History and Memory, vol. 16, no. 2 (2004), pp. 14-31.

128 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卷 16，頁 48、卷 21，頁 4-5。 129 黃晞，《子心詩稿》，頁 9。 130 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卷 18，頁 18-19。 131 趙煥亭，《明末痛史演義》（上海：益新書社，1936），卷 5-6。 132 趙煥亭，《明末痛史演義》，卷 5，頁 117。 133 徐華根，《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88。 134 六月初二日，無錫選貢士王玉汝等具肉一百擔、麵一百擔、羊三頭，以迎清兵。因傳聞清兵 惡門神，城中各家遂洗去，改粘「大清萬歲」於門上。參見計六奇，《明季南略》，頁 231； 七峰樵道人，《海角遺編》，卷 2，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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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興人，一管槍；無錫人，團團一股香；靖江人，跪在沙灘上；常州 人，獻了女兒又獻娘；江陰人，打仗八十日，寧死不投降。135

並謂城破之後，有數萬武進人和數百靖江人先後至江陰城內搶劫。136 至於乾隆 後半葉時人祝純嘏的《江上孤忠錄》，則作：

宜興人，一把槍；無錫人，團團一股香；靖江人，連忙跪在沙灘上； 常州人，獻了女兒又獻娘；江陰人，打仗八十餘日，寧死不投降。137

知清代邑人乃借〈五更轉〉以對比或調侃其他地區人民在鼎革時的表現，而靖江 或常州（府治在武進）人，更可能因曾趁火打劫而成為被諷刺的主要對象。

籍隸河北玉田的趙煥亭在修改歌詞時，或有意刪去「跪在沙灘」之言，並將

「獻了女兒又獻娘」改成「賠了女兒還折娘」，以淡化言辭所可能造成的傷害，

且不知是否為減少與鄰近地區的矛盾，更將原先邑人揶揄的宜興、無錫、靖江和 常州人（均與江陰同屬常州府），改成距離較遠的松江、紹興和嘉定？

江陰之役除了保存明代的忠義之氣外，黃晞更將閻氏的功績往上拔昇，他在

〈閻公死守孤城狀〉中有「蔽遮半壁，緩錢塘南下之師，捍閩廣新造之國」句， 認為此役還暫緩清軍長趨浙閩，讓在福建監國的隆武帝以及稍後在廣東成立的永

曆朝廷能有喘息的機會，惟此說或屬過譽。然而，朱溶在《忠義錄》中所稱「清

兵挫敗失氣，自入山海關以來所未有也」、「應元等之精忠大誼，殆與唐睢陽（農 按：指「安史之亂」時死守睢陽的張巡）並烈矣」，138 則或屬實。

清中葉以後，江南地區的知識份子對江陰之變仍多所關注，如史學家趙翼（常 州陽湖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年輕時有〈題閻典史祠〉詠史七律，其中有云：

明季雖多殉節臣，乙酉之變殊少人。 將帥降旛蚤竪壘，公卿款表先趨塵。 高門王謝獻城亟，盛名巢由拜路頻。 何哉節烈奇男子，乃出區區一典史。139

他於七十六歲時又作〈沙山弔閻典史故居〉曰：

十三萬命繫君身，那得山村做隱淪（原注：屠城時死者十三萬餘人）。 報國豈論官最小，逆天弗顧運維新。 斷頭巴郡無降將，嚼齒睢陽至食人。 今日經過投袂處，百年猶覺膽輪囷。140

凸顯無顯赫地位的閻氏，足令明亡時亟亟於投降或汲汲於出仕的眾人愧煞。

此外，都嶟（字湘帆，海寧人，道光元年恩科舉人141）有弔閻應元詩曰：

135 徐華根，《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53-54。 136 此事亦見於沈濤的《江上遺聞》。參見徐華根，《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59、77。 137 徐華根，《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32。 138 朱溶，《忠義錄》，頁 579-580。 139 王謝原為六朝望族王、謝兩氏的併稱，此指王公貴戚；巢由原為堯時隱士巢父和許由的併稱，

用以指隱居不仕者。參見趙翼，《甌北集》，卷 1，頁 9-10。

140 趙翼，《甌北集》，卷 44，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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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間有此奇男子，奇男子誰一典史。 甘受砲打誓不降，十萬軍民同日死。 孤城斗大鯁喉舌，死氣陰森冒雨雪。 百攻百禦歷七旬，倉廩已空雀鼠絕。 壞雲壓山山為傾，蹈刃如飴無一生。 可憐芙蓉好城郭，白晝鬼火寒冥冥。 嗚呼！ 兩京大官戀爵士，如公之官何足數。 讀史數公同調人，萬梅花下一閣部（農按：指衣冠葬於梅花嶺的史可法）。 142

夏塽（字子俊，江寧人，道光十五年舉人）亦有書明末佚事詩數首，其一云：

陳典史，如母慈。閻典史，如嚴師。 江陰死守八十日，萬家併命無所悲。 卵石不敵心已知，殘民奮臂將何為？ 開門突鬬奇兵奇，雷火不爇孤延眉。 白虹一道森旌旗，男兒死耳安足辭。 城頭秋苦月如水，五更轉曲哀歌起。 兩公大笑刀光裏，浴血裹創人似蟻。 短兵巷戰鼓聲死，十萬人頭躍向天。 冤血平沈三百里，帝曰頑民真義士。 吁嗟乎！好男子！吁嗟乎！兩典史！143

將陳明遇和閻應元兩典史的形象鮮明地往下延伸，並將閻氏與史可法相提並論。

四、清廷對江陰之變態度的轉變

清初官方史料之所以故意忽視江陰之役，或為維護其攻堅時一貫予人摧枯拉

朽的形象，故諱言傷亡慘重的事實。清廷對明季殉節諸臣的態度，原本因滿漢之

間的緊張關係而相當敏感。但在《明史》冗長的修纂過程中，此一態度逐漸從貶 抑、逃避轉向懷柔，且開始建構出一套信心十足的嚴整論說體系。

順治二年，清朝下詔纂修明史，但直到康熙十七年才算正式展開此一工作。 四十一年，萬斯同 (1638-1702)、徐元文等纂修之《明史》稿本 416 卷進呈，但 「上覽之不悅，命交內閣細看」。四十八年，王鴻緒 (1645-1723) 續修《明史》； 雍正元年，進呈並刊行稿本 310 卷，此即《橫雲山人集（明史稿）》。雍正元年， 又開館三修《明史》，以徐元夢 (1655-1741)、張廷玉 (1672-1755) 為總裁。乾 隆四年，張廷玉上呈《明史》武英殿本 336 卷，十月，大學士鄂爾泰等奏請按舊

141 鄒存淦纂，《修川小志》（上海：上海書店，《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景印清鈔本），

卷上，頁 18-19。

142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203。 143 方濬師，《蕉軒隨錄》（《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同治十一年刊本），卷 12，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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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頒發《明史》，准坊間翻刻，正式刊行，此即目前通行之中華書局點校本所據。 四十年，再詔修明史，五十四年，全書勘定成，併入《四庫全書》。144

清廷對南明諸王的歷史評價在乾隆三十一年出現一個重要轉折：五月，諭旨

指出福王、唐王、桂王均為朱明子孫，不應被貶斥為偽政權。三十三年，修《御

批歷代通鑑輯覽》時，更將明亡時間從先前的崇禎十七年正式下移至弘光元年，

認為若非福王（即弘光帝）孱弱荒淫，中國有可能如宋高宗時形成南北分立。四

十年十月，復命史官在《輯覽》中「銓敘唐、桂二王本末，別為附錄卷尾」，將

隆武與永曆朝視為明室遺緒。此一替南明政權正名的重大改變，為緊接著表彰忠 於南明之人掃清了障礙。145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命予明季殉節諸臣諡典，諭旨有云：

崇獎忠貞，所以風勵臣節。然自昔累朝嬗代，於勝國死事之臣，罕有 錄予易名者。惟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景 文等二十人，特恩賜諡……至若史可法之支撐殘局，力矢孤忠，終蹈 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謇諤，抵觸僉壬，及遭際時 艱，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為褒揚所當及……凡諸臣事蹟之具 於《明史》及《通鑑輯覽》者，宜各徵考姓名，仍其故官，予以諡號， 一準世祖時例行。146

乾隆帝宣稱自古罕有賜諡前朝死事之臣者，但其真正目的應不只是為「崇獎忠

貞」、「風勵臣節」，更希望能籠絡漢人，並強化君臣之義，故指示賜諡予在《明

史》及《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中有明確事跡的明末殉義臣民，而史可法、劉宗周、 黃道周等更被拔舉至「一代完人」的崇高位階。

但另一方面，為了打擊明末政權的正統性，乾隆帝又於四十一年正月命議諡

前明靖難殉節諸臣，稱：「永樂一藩臣耳，乃犯順稱兵，陰謀篡奪……殘刻性成， 淫刑以逞，屠戮之慘，極於瓜蔓牽連，殆非人理。」147 極詆明成祖的帝位是篡 奪而來，間接支持崇禎和南明諸帝被瓜代的正當性。

查萬斯同等撰的《明史》中，並無在江陰死節的閻應元等人之小傳。倒是《明

史稿》列傳中記稱：

應元，字麗亨，順天通州人。崇禎中，為江陰典史……以功遷英德主 簿，道阻不赴，寓居江陰。明年五月，南京亡，列城皆下。閏六月朔， 諸生許用倡言城守，遠近應者數萬人。典史陳明遇主兵，用徽人邵康 公為將……戰失利，大兵逼城下……明遇乃請應元入城，屬以兵事。 大兵力攻城，應元守甚固……及松江破，大兵來益眾，四圍發大砲， 城中死傷無算，固守自如。八月二十一日，大兵從祥符寺後城入，眾

144 黃愛平，〈《明史》纂修與清初史學：兼論萬斯同、王鴻緒在《明史》纂修中的作用〉，《清 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頁 83-93；喬治忠、楊艷秋，〈《四庫全書》本《明史》發覆〉， 《清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頁 67-73、124。

145 姜勝利，《清人明史學探研》（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頁 87-102。 146 《清高宗實錄》，卷 996，頁 17-20。 147 《清高宗實錄》，卷 1000，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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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巷戰，男婦投池井皆滿。明遇、用皆舉家自焚。應元赴水被曳出， 死之。訓導馮厚敦……冠帶縊於明倫堂……其邑人城破殉難者：中書 舍人戚勳，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呂九韶……。

此內容亦大致見於後出的武英殿本和《四庫全書》本。148

乾隆五十四年，《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成書，更將清廷對明季殉節臣民的

評價推至顛峰，其編輯之體例為：

凡立身始末卓然可傳，而又取義成仁、搘拄名教者，各予專諡，共三 十三人。若平生無大表見，而慷慨致命、矢死靡他者，彙為通諡：其 較著者曰忠烈，共一百二十四人；曰忠節，共一百二十二人；其次曰 烈愍，共三百七十七人；曰節愍，共八百八十二人。至於微官末秩、 諸生韋布及山樵市隱，名姓無徵，不能一一議諡者，並祀於所在忠義 祠，共二千二百四十九人。

然因事隔約一個半世紀，許多人和事多已模糊，而中國社會對祖先和家族的名譽 又十分重視，可以想見當時應有不少人嘗試關說或影響此一議諡名單。

查乾隆四十一年欽定的九名「勝朝殉節」者（表二），均屬生員以上的社會

階層，其中閻應元、陳明遇、戚勲、馮厚敦、許用等人的殉義事跡頗著。然而， 江陰訓導潘文先、舉人夏維新以及諸生王華、呂九韶曾否自殺，卻頗值得推敲。

表二：《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所載江陰之役殉義的明朝官民

人名 籍貫

殉義事跡

閻應元

通州 初為江陰典史，以禦海賊功遷廣東英徳主簿，未赴。南 京破，率江陰人守城，竭力捍禦者三月。大兵入城，眾 猶巷戰，應元赴水被執，不屈死，賜諡忠烈。

出處

卷 2，頁 7

陳明遇

上虞 江陰典史，一名選，與前任閻應元守城三月，比破，闔

卷 4，頁 16

門赴火死，賜諡烈愍。

戚勲

江陰 文華殿中書舍人，守城力不支，令妻妾及女先縊，舉火

卷 4，頁 16

自焚死，賜諡烈愍。

馮厚敦

金壇 江陰訓導，城破，冠帶自縊於明倫堂，妻王氏及娣結袵

卷 6，頁 30

投井死，賜諡節愍。

潘文先

丹徒 江陰訓導，罷官後大兵破城，與訓導馮厚敦同死，入祀

卷 9，頁 10

忠義祠。

夏維新

江陰 舉人，縣城破，自刎死，入祀忠義祠。

王華

江陰 生員，縣城破，自刎死，入祀忠義祠。

呂九韶

武進 生員，在江陰，會城破，自刎死，入祀忠義祠。

卷 10，頁 16

卷 10，頁 18

卷 10，頁 18

許用

江陰 生員，南京破，倡言守江陰城，與英德主簿閻應元堅守

卷 10，頁 19

三月，城破，舉家自焚死，入祀忠義祠。

148 萬斯同等撰，《明史》（《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鈔本）；王鴻緒等撰，《橫雲山人集（明 史稿）》，列傳，卷 153，頁 8-9；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點校 本），卷 277，頁 7100-7101；張廷玉等撰，《明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77，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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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地方文獻中的記載，夏維新雖亦協助城守，但前後的表現均不佳。初，

清朝派遣的縣令方亨到任時，百姓因薙頭事與之起嚴重衝突，夏氏曾為方亨救

解，後方氏還派遣維新家人出城向清朝乞師，事敗被捉。當江陰決定拒守時，夏

維新及諸生章經世、王華奉派管糧餉，厲行配給制，後夏、王二人因剋扣立功者 之賞銀被處死。149

康熙二十二年《江陰縣志》中雖提到閻應元、陳明遇、馮厚敦、戚勲、許用

等人死節，但完全未言及潘文先和呂九韶二人。該志中並稱：「舊任守備陳瑞之、

知縣方亨、主簿莫士英、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尹吉等俱於七月圍城中先死。」 150 其中陳、方、莫、尹等人均因通敵或犯事而在城守過程中被邑人下獄或處死， 151 疑夏維新及王華或亦如此。

徐秉義的《明末忠烈紀實》，似最早提及呂九韶於城破時自殺，惟未及潘文

先其人其事，對夏維新和王華，則僅稱兩人「皆死」，而未說明何時及如何死。 152 朱溶《忠義錄》中提及王華和呂九韶自殺殉國，但無潘文先和夏維新事跡。153 惟在雍正元年王鴻緒進呈的《明史稿》、乾隆十三年成書之《爝火錄》和徐鼒 (1810-1862)《小腆紀傳》等稍後之著述中，均稱夏維新、王華和呂九韶是在城破 時自刎死。154

王鴻緒在徐元文任明史館監修總裁官的任內，被引為纂修官，康熙二十一 年，升為總裁。155 而徐元文之兄，即是撰寫《明末忠烈紀實》的徐秉義。疑王 鴻緒所進呈的《明史稿》，因欲新增入許多涉及弘光、隆武、永曆三朝的材料， 故可能參考了秉義的相關著作，但略作改動。

夏維新等人之所以獲得「入祀忠義祠」的官方評價，或與其後人的介入攸關。

乾隆元年，夏敬渠因胞叔宗瀾受國子監祭酒楊名時 (1661-1737) 拔擢為該監監 丞，入都從楊氏遊。楊名時，江陰人，康熙三十年進士，少時附讀於夏氏私塾， 是敬渠祖父敦仁的好友兼同學，曾在庶吉士散館後授檢討，充明史纂修官。156 楊 氏去世時，敬渠還協助料理喪事。夏氏也與大學士徐元夢（充明史總裁）、孫嘉 淦 (1683-1753) 和高斌 (1683-1755) 有往來。乾隆五年，徐元夢曾贈匾為夏母暖 壽；敬渠七十歲時，和碩怡親王弘曉也嘗贈匾祝賀。157 疑夏家之人或先透過曾 充明史纂修官的同鄉楊名時，在雍正元年進呈的《明史稿》中納入夏維新的「殉

149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29、42、46、71、86。 150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126。 151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40-44。 152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157。 153 朱溶，《忠義錄》，頁 581-582。 154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101、146、162。 15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第 2 冊，頁 858。 156 錢儀吉，《碑傳集》（臺北：明文書局，《清代傳記叢刊》景印光緒十九年刊本），卷 24，

頁 3。

157 夏敬渠與名宦和權貴間的往來，參見王瓊玲，《夏敬渠與野叟曝言考論》（臺北：臺灣學生

書局，2005），頁 21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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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事跡，158 並成功利用豐厚的人脈網絡，讓其於乾隆四十一年入祀忠義祠。 而與夏維新共事並有同樣遭遇的王華，或因此攀緣入祀。

夏敬渠嘗撰〈擬明中書舍人戚公傳〉，表彰戚勳的忠節，其中稱：「閏六月

辛酉朔，舉人夏維新、諸生許用、王華、呂九韶糾眾守城。」將維新列在最前，

並稱其在城破時自刎死。事實上，歷來各文獻中多稱城守之事是由許用倡議，且 完全不見其他三人之名！159 敬渠撰此文的另一用意應是間接「坐實」維新在乙 酉江陰之變的「功績」。

現存文獻中對潘文先和呂九韶在城守過程的表現，亦完全付諸闕如。若士紳

階層是當時清朝表彰的必要條件，則應仍有不少人符合，如兵部主事沈鼎科、把

總顧叔薦、兵道中軍戚京、以及張龍文等數十名諸生，均於城陷時戰死或自殺， 且許多人都有事跡留存，160 因疑潘、呂二人的入祀，也是其後人運作的結果。

自武英殿本《明史》於乾隆四年刊行之後，因獲得官方明確的正面評價，故 此後許多江蘇學政（公署本在宜興，萬曆間移駐江陰161）及江陰父母官對乙酉殉 義的邑人均十分重視（見表三）。道光十七年，通州知州李宣範亦替閻應元在其 家鄉創建「閻忠烈公祠」。162 除此之外，方志中還簡述了數十位未經旌表之殉 難者的事跡。163

158 《江陰夏氏宗譜》中亦替前人所稱夏維新因剋扣賞銀被處死一事辯駁；參見王瓊玲，《夏敬

渠與野叟曝言考論》，頁 31-32。

159 夏子沐編，《浣玉軒集》，卷 2，頁 12-14；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8、41、

80、92、103、119、128、152、156、160、186。

160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126、157、171-173、191-196。 161 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卷 28，頁 1。 162 高建勳修，王維珍纂，《通州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新修方志叢刊》景印光緒五年

刊本），卷 2，頁 38。

163 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卷 7，頁 13-57、卷 15，頁 15-16、卷 16，頁 46-48、 卷 20，頁 24-26、卷 28，頁 26-27；盧思誠、馮壽鏡修，季念貽、夏煒如纂，《江陰縣志》 （《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光緒四年刊本），卷 7，頁 13-36、卷 12，頁 13-38；陳思修，繆 荃孫纂，《江陰縣續志》，卷 8，頁 14-15；《清宣宗實錄》，卷 125，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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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清廷對乙酉江陰之役殉明者的態度。164

官職 姓名 任期

相關事跡或所撰寫的文獻

江陰知縣 蔡澍 雍正十三年 至乾隆九年

江陰知縣 劉新翰 乾隆九年 至十三年

乾隆八年，撰〈閻陳二公祠記〉，以閻應元殉節之地的 棲霞庵（東城前湖之南）為專祠，譽二人「材最良、官 最卑、忠最著」，乃「孔孟所稱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

醵金為閻陳二公祠置田，令春秋祀事弗替。

江蘇學政 雷鋐 乾隆十六年

醵金為閻陳二公祠置田，令春秋祀事弗替。

至十八年

江陰知縣 汪邦憲 乾隆廿二年

至三十年

江陰知縣 蕭瑾 嘉慶十七年 至道光三年

江蘇學政 湯金釗 嘉慶廿一年

至廿二年

江蘇巡撫 陶澍 道光五年

至十年

江陰知縣 葉維庚 道光七年

至八年

江蘇學政 朱方增 道光七年

至九年

乾隆二十九年，撤原棲霞庵中佛像，移閻應元、陳明遇 兩公之像於後殿，並增祀馮厚敦像，更名「三公祠」。

乾隆四十一年，予閻應元、陳明遇、馮厚敦、戚勲四人 通諡，潘文先等五人入祀忠義孝悌祠（在學宮內）。

乾隆五十三年，名宦祠（在文廟櫺星門東）中祀閻應元、 陳明遇、馮厚敦。

嘉慶二十五年，從士紳之請捐廉致祭三公祠。

撰〈三公祠記〉，稱閻應元、陳明遇、馮厚敦等人「雖 未知其仁，然而忠矣，可以愧後世為人臣而有二心者」。

道光六年，陶氏上殉義紳民事跡於朝，翌年，得旨追旌 士民邵康公等以及婦女金黃氏等 183 名，165 陶氏復允替 經後嗣舉報的倪紹祖等 75 人建立公祠。

道光七年，允七十餘位乙酉殉義婦女入祀節孝祠（在學 宮東）。

道光八年，葉氏與學政朱方增將乙酉之變同殉紳民祔祀 於三公祠，並勒石紀念。

撰〈三公祠祔祀殉義紳民記〉，並令邵康公等 138 人和 倪紹祖等 75 人祔祀於三公祠。

江蘇學政 白鎔 道光十年 至十一年

道光十八年，應邑人之請於北京撰〈戚烈愍公祠記〉， 指戚勳「死事最烈」。

江蘇學政 廖鴻荃 道光十二年

至十三年

道光十三年，撰〈重修節孝祠記〉，該祠有七十餘位乙 酉殉義婦女入祀。

江陰知縣 陳延恩 道光十八年

道光十九年，將戚勳入祀鄉賢祠（在文廟櫺星門西）。

至廿一年

江陰知縣 汪坤厚 同治六年

集貲重修三公祠，並撰〈重建三公祠碑記〉。

至八年

江陰知縣 李超瓊 光緒廿四年

至廿五年

捐俸修祠並撰〈新建獎義祠記〉，稱：「江陰以忠義聞 天下，乙酉之役尤足震動一時」。

164 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卷 7，頁 13-57、卷 15，頁 15-16、卷 16，頁 46-48、 卷 20，頁 75-77、卷 30，頁 26-27；盧思誠、馮壽鏡修，季念貽、夏煒如纂，《江陰縣志》， 卷 7，頁 13-57、卷 12，頁 13-38；陳思修，繆荃孫纂，《江陰縣續志》，卷 8，頁 14-15。 各職官之任期乃查閱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中之《清實錄》 (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ftmsw3)。

165 《清宣宗實錄》，卷 125，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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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蘇學政姚文田於嘉慶年間為江陰題了「忠義之邦」四字，166 方志中也屢 屢強調江陰素以節義著稱，並以乙酉之變為主要論據，如順治十六年鄭成功與張

煌言會師圍江寧，大江南北四府、三州、二十四縣相率反正，然負責江陰城守的

清兵備道胡亶卻堅守未降，聲稱：「若輩知以孤城抗大兵三月者，乃江陰耶！若

欲下江陰，江陰未易下，而四面之兵已斷汝歸路矣！」明軍竟然「聞語色動，遽 揮船去」。167 光緒《江陰縣志》中亦稱：

邦之以忠義名也，由來久矣！順治乙酉，以彈丸下邑抗拒六師，至九 死而不悔……歲庚申，金陵營潰，驍將死綏，狂寇突圍，丹陽以下， 咸遭蹂躪。邑西首倡民團，鳩集鄉民，禦賊於未犯之前，東南鄉聞風 興起，遏賊於已犯之後……不顧身家，不顧性命……何哉？我國家厚 澤深仁，涵濡樂育，有以激發其性天耳！168

指出咸豐十年庚申歲太平軍擊潰清朝江南大營時，江陰紳民曾自發起來捍衛家

園。這些官書積極將江陰之變抽離出滿漢民族矛盾的包袱，而轉型成衛國衛民的 忠義形象。

五、江陰之役在世界軍事史的地位

江陰之役雖然是一段痛史，但在血肉模糊的過程中，卻也將它推上軍事史的

世界舞台，而自歐洲傳華的紅夷大砲即扮演重要角色。此種新式火器歷經中國工 匠二十多年的技術磨合，亦挾著世界最高品質的聲勢介入江陰的慘劇。

查明朝自萬曆四十七年薩爾滸之役大敗之後，即在協理京營戎政黃克纘 (1550-1634) 的主導下，聘請曾在馬尼拉協助西班牙人鑄砲的閩籍工匠仿鑄西洋 火砲，但這批品質不佳的「呂宋大銅砲」，並未能在天啟元年的瀋遼之役中力挽 狂瀾。接著，天主教士大夫徐光啟 (1562-1633) 嘗試直接自澳門引進西洋製大砲 和銃師，揭開近代中國學習西方物質文明的第一課。169

至崇禎年間，除了從沿海歐洲沈船打撈的西洋大砲外，170 閩粵兩地亦擁有 量產此種新型武器的能力。如兩廣總督王尊德為抵禦海寇，嘗向澳門當局借用大 小銃 20 門，經以其中四門鐵鑄大銃為樣品，於崇禎三年二月雇工鑄成 200 門紅 夷大銃，旋即將其中重 2,700 斤者 10 門及重 2,000 斤者 40 門解京；同月，福建

166 此四字於道光二十三年修城時，被刻石置於南城門額。抗戰期間遭日軍砲火擊中，僅餘的「忠 邦」二字後被移置於中山公園南大門亭子內，該亭便稱為忠邦亭。現亭中的「忠邦」兩字則 是 1986 年按摹本重刻的。鏵耕，〈守城見證忠義街〉，收入 http://www.wxrb.com/wwh/cjyh/cjyh_02_0607.htm.

167 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卷 15，頁 17。 168 盧思誠、馮壽鏡修，季念貽、夏煒如纂，《江陰縣志》，卷 29，頁 1。 169 黃一農，〈明末薩爾滸之役的潰敗與西洋火砲的引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審稿中。

170 黃一農，〈歐洲沉船與明末傳華的西洋大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5

本，第 3 分(2004)，頁 57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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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撫熊文燦亦發解紅夷二號砲（略輕於 1,000 斤，內徑約 8 cm）120 門。171 而 王尊德因戎事攸關，嘗刻有《大銃事宜》一冊送呈兵部，內及發射的法則，其所 遣之解銃官劉宇亦曾帶有精於點放火器的兵士 20 名，且其所派由守備白如璋統 領之一千二百餘名援兵中，亦包含熟諳點放的澳眾 20 人，172 知當時明朝的部隊 已漸有能力鑄造和操作紅夷大砲。

明朝引進紅夷大砲的努力，在崇禎三年出任登萊巡撫的孫元化手中達到高

潮。奉天主教的孫元化推薦教中好友王徵 (1571-1644) 為遼海監軍道，加上原已 在其麾下的奉教將領張燾，形成一支教會色彩頗重的領導階層。他們聘用來自澳

門的二十八名銃師擔任軍事顧問，協助訓練出明軍戰力最強的火砲部隊。但不幸

孫元化屬下的孔有德部於四年閏十一月在吳橋叛變，並於六年四月浮海從鎮江堡

（臨鴨綠江出海口）登陸投降後金。此變不僅令滿洲人獲得大量精良的西洋火

器，而且得到由葡籍軍事顧問所直接傳授的鑄砲煉藥技術，以及瞄準的知識與儀 具，促使明與後金在軍事力量上呈現明顯消長。173

孔有德叛軍的加入，令清軍得以很快建立全世界最大的專業砲兵部隊（以漢

人為主），更與以滿、蒙人為主的八旗步、騎兵密切搭配，在鼎革之際形成一支

幾乎無堅不摧的勁旅。皇太極有意無意間將關外逐城圍打的戰役，變成其軍中

滿、蒙、漢三民族以及步、騎、砲三兵種熟練彼此協同作戰的演習。事實上，清

軍崇德年間在關外每場戰役中所能動員的紅夷大砲均超過明軍，並已擁有攻城時

所需的優勢火力，何況，滿、蒙步騎兵的衝撞力和戰鬥力更遠非明軍所及。順治

元年四月，多爾袞統率滿洲、蒙古兵近十萬人，以及約四萬多人的漢兵，攜帶約 百門西洋火砲，其中包含 35 門世界最高品質之鐵心銅體的「神威大將軍」，聲 砲起行，入關爭奪大明江山。174

雖然紅夷大砲動輒幾百至數千斤，本難於長途搬運或拉至城牆之上，但因歐 洲發明的起重滑輪已於明末經由耶穌會士傳至中國，175 再加上江南地區地勢平 坦，且水路交通四通八達，故笨重的大砲常可透過船隻方便地運到戰場，176 甚 至移到制高點俯放，177 遂使得火砲在清朝征服江南的攻城戰中發揮極大的攻堅 和震撼作用。

171 汪楫等，《崇禎長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7，景印舊鈔本），卷 31，

頁 24、35。

172 汪楫等，《崇禎長編》，卷 32，頁 2；徐光啟撰，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4），頁 298-303。

173 黃一農，〈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 67 本，第 4 分(1996)，頁 911-966。

174 黃一農，〈紅夷大砲與明清戰爭：以火砲測準技術之演變為例〉，《清華學報》，新 26 卷，

第 1 期(1996)，頁 31-70；黃一農，〈紅夷大砲與皇太極創立的八旗漢軍〉。

175 如明末廣東官員鄧士亮在打撈沿海歐洲沉船中的大銃時，即已使用滑輪（名為天車或滑車）；

參見黃一農，〈歐洲沉船與明末傳華的西洋大砲〉。

176 如順治二年五月，固山額真準塔率軍前往睢州時，即是將砲置於船上；參見關孝廉等譯編，

《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中冊，頁 87。

177 湯若望授，焦勗纂，《火攻挈要》（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景印道光間《海

山仙館叢書》本，原序刊於崇禎十六年），卷中，頁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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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接戰雙方所動員的砲數常相當龐大，如順治二年六月，清軍攻克淮安前 後，就擄獲紅夷砲 120 門。178 然因火砲的發射速率和準確度欠佳，且每發射數 次後，還需暫歇並加以冷卻，179 故用於野戰傷敵的效率尚不太高，但在攻、守 城時，如運用得當，威力往往頗大，此因中國傳統的城牆結構尚無法因應此種新

型武器的轟擊。尤其，清軍所掌握的紅夷大砲，多被用做隨軍之攻銃，而非分散

置於各個城池上的守銃；此故，當清軍攻堅時往往在短時間內集中優勢火力，遂

不斷在各地（如錦州、塔山、杏山、中後所、前屯衛、真定、潞安、太原、潼關、 揚州、淮安等）上演破垣陷城的戲碼。180

在江陰城破之際，清軍動員了兩百多門砲，其中應多為紅夷型；至於守方， 也擁有約百門口徑較小的紅夷砲。下文即以三十年戰爭 (The Thirty Years' War) 和英國內戰 (English Civil War) 做為個案，就其規模加以對比。

三十年戰爭發生於 1618-1648 年間，原是一場基督新教與天主舊教間的宗教 戰爭，但最後則演變成歐洲各國間的政治角力，其中由神聖羅馬帝國的主將蒂利 (Johann Tserclaes Tilly, 1559-1632) 與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 (Gustavus II Adolphus, r. 1611-1632) 在 Breitenfeld (1631) 所爆發的會戰影響最深遠。雙方各 動員約 4 萬人上下，先以火砲相互轟擊數小時後才接戰。古斯塔夫二世的砲兵除 裝備攻城用及野戰用的大砲（發射 24 lb, 12 lb, 6 lb 砲彈）外，各軍團還配有發射 3 lb 砲彈的輕型銅砲（因砲身變短，故重僅 138 kg，可隨步兵迅速移動）。181 瑞 典軍不僅砲數較多，還將定量火藥預置於木匣中，故其發射速率可達敵方之三 倍。由於蒂利軍所攜帶的 26 門大砲（大多發射 24 lb 砲彈，每門得配置 20 匹馬） 移動不易，故在部隊轉進時全遭敵軍擄獲，並被倒轉方向，令蒂利的部隊在群砲 轟擊下損失慘重。據估計，此役中蒂利軍共陣亡 7,000 人，另有 6,000 人受傷或 遭俘虜，瑞典軍則僅傷亡 2,100 人。在此被西方學界視為近世第一場大戰的事件 之後，古斯塔夫二世立刻成為新教世界的英雄。182

翌年，古斯塔夫進軍天主教聯盟的大本營巴伐利亞 (Bavaria)，遂與神聖羅 馬帝國的瓦倫斯坦 (Albrecht von Wallenstein, 1583-1634) 在 Lützen 發生會戰。 此役乃三十年戰爭的高峰，瑞典軍動員約 18,000 人，除裝備 20 門較大的野戰砲

178 《清世祖實錄》，卷 17，頁 6-7。 179 通常每小時發射 8 發，每 40 發後必須冷卻 1 小時，以避免膛炸。又，根據實測，同一門半 蛇銃(demi-culverin)，在幾近相同條件下自約 1,000 m 處發射時，彈著點或有近 4 m 的誤差。 參見 William Eldred, The Gvnners Glasse (London: Robert Boydel, 1646), pp. 70-72, 164-165; H. W. L. Hime, "The Field Artillery of the Great Rebellion: Its Nature and Us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Artillery Institution, vol. 6 (1870), pp. 1-20.

180 韋慶遠，〈清王朝的締建與紅衣大砲的轟鳴〉，收入氏著，《明清史新析》（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 348-371；《清世祖實錄》，卷 2，頁 6、卷 2，頁 8、卷 4，頁 5。 181 Richard Brzezinski, The Army of Gustavus Adolphus 2: Cavalry (London: Osprey Publishing Ltd.,

1993), pp. 19-20.

182 Theodore Ayrault Dodge, Gustavus Adolphus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 Co.,

1895), pp. 257-271; Russell F. Weigley, The Age of Battles: The Quest for Decisive Warfare from Breitenfeld to Waterloo (Bloomin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9-23; Fuller, J. F. C.,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ir Influence upon History, Volume II: From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to Waterloo (London: BCA, 2003), pp. 4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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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射 24 lb 和 12 lb 砲彈），各軍團還配有 40 門可發射 3 lb 砲彈的輕型砲。敵 軍則有 20,000 人、各式火砲約 60 門（至少包含 9 門 24 lb 砲、6 門 12 lb 砲、4 門 6 lb 砲）。古斯塔夫在激戰中中彈斃命，惟秘不宣布，瑞典軍隊繼續猛攻，斃 傷瓦倫斯坦軍隊約數千人，擄獲其所有火砲，並迫其撤出萊比錫 (Leipzig)。瑞 典軍隊損失約 6,000 人，雖取得戰略性勝利，保證了供應線的暢通，但卻也喪失 了「近代戰爭之父」古斯塔夫二世。183

至於英國內戰，則是 1642-1651 年間由議會派 (Parliamentarians) 與保皇派 (Royalists) 所掀起的一系列武裝衝突及政治鬥爭，其中規模最大的一場戰役發生 在 Marston Moor (1644)。議會派與蘇格蘭的聯軍在此役共有 19,000-20,000 名步 兵、8,700 名騎兵、30-40 門野戰砲，這些砲主要是發射 9-12 lb 鐵彈的半蛇銃，184 長約 10-11 ft，內徑 4.25-4.5 in，2,300-3,600 lb，需三名砲手 (gunners)、四名傔 伴（matrosses；意指砲手之助手）以及七、八頭牛操作；此外，還擁有 88 門輕 型的 frames 銅砲（管長約 3 ft，發射 3 lb 鐵彈）。185 保皇派則配置 12,000 名步 兵、6,000 名騎兵以及 16 門火砲，其中有少數幾門可能比半蛇銃大，砲種相當分 散。186 此一僅持續三小時的戰役，保皇派將士傷亡約三分之一，終結了英王查 理一世 (Charles I, r. 1625-1649) 對英格蘭北部的控制。

江陰之役所使用的 24 門「神威大將軍」的形制略大於前述之半蛇銃，但鐵 心銅體的特殊設計令其抗膛壓的能力應較佳，雖其內徑小於發射 24 lb 砲彈的半 鴆銃 (demi-cannon)，但不論是江陰之役的參戰或死傷人數，以及所動用的火砲 數量或噸數，均不亞於 Breitenfeld (1631)、Lützen (1632) 或 Marston Moor (1644) 之役。這些火砲除清朝入關前利用漢人工匠在遼東鑄造者外，絕大多數均是俘獲

自明軍，令清軍建置出全世界最強大的專業砲兵部隊。綜前所述，在世界戰爭史 上沒沒無名的江陰之役應可入列十七世紀前半葉陸地上最大砲戰之一。187 而新 崛起的大清帝國，其武備應也可躋身世界各主要火藥帝國 (gunpowder empires) 之間。188

183 Richard Brzezinski, Lützen, 1632: Climax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London: Osprey Publishing

Ltd., 2001), pp. 19-88.

184 中西火砲名稱之對譯乃參考孫元化，《西法神機》，卷下，頁 22-23；O. F. G. Hogg, English

Artillery 1326-1716 (London: Royal Artillery Institution, 1963), p. 27.

185 Hogg, English Artillery 1326-1716, pp. 26-29, 58; Stuart Reid, Scots Armi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 The Army of the Covenant 1639-51 (Essex, UK: Partizan Press, 1988), p. 26, plates 9 & 10.

186 此段參見 Peter Young, Marston Moor 1644: The Campaign and the Battle (Gloucestershire, UK: The Windrush Press, 1997), pp. 58, 70, 90, 99; John Barratt, Cavaliers: The Royalist Army at War, 1642-1646 (Gloucestershire, UK: Sutton Publishing Ltd., 2000), pp. 58-61.

187 參見 R. Ernest Dupuy & Trevor N. Dupuy, The Harper Encyclopedia of Military Histor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3, 4th ed.), pp. 571-665; Charles Phillips & Alan Axelrod, Encyclopedia of Wars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05), vol. 2, pp. 715-724; Tony Jaques, Dictionary of Battles and Sieges: A Guide to 8500 Battles from Antiquity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Victoria, Australia: The Miegunyah Press, 2006), p. xxxv.

188 William H. McNeill, The Age of Gunpowder Empires 1450-1800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89), pp.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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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結論

乙酉江陰之變是清朝征服明朝初期所發生的眾多慘劇之一，或因地方人士有

效抗拒勢如破竹的清軍長達八十一日，且令其傷亡慘重，以致官方史書長期隱晦

其事。相對地，城破後數萬人遭屠殺的巨大創傷，令邑人不斷暗地書寫或流傳這

段痛史，甚而不斷創造抗清人物或加添諸人事跡。隨著清政權的穩固與漢化，官

修的《明史》開始正對江陰事件，乾隆帝更下詔表彰前明忠義，讓已習於接受清

廷統治和籠絡的漢人社會，全然拋棄華夷之辨的反清情緒，甘將江陰殉明之人的

事跡被收編在君臣之義的大纛下。而有力人士甚至在這過程中嘗試操弄運作或偽

造史事，冀求自己的先人能獲諡或入祠。此故，當張若溎於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奏

請應再擴大訪查相關事跡時，諭旨即曰：「稽諸文獻無徴之餘，必致真偽混淆，

轉不足以昭傳信，且恐有司詢訪，不免於吏胥軰藉端滋擾里閭，更非朕軫卹遺忠 之本意。」189

江陰之變主角閻應元在中國近代史的地位遠遜於在揚州殉明的史可法，事實

上，入清兩百餘年來，除了部分歷史工作者或江陰地方人士外，少有人知其名姓

與事跡。乾隆帝給予史可法「忠正」之專諡，並譽其為「一代完人」，大幅拉抬

了史氏的歷史地位。而「慷慨致命、矢死靡他」的閻應元，雖嘗獲清初遺民侯方 域 (1618-1654) 評價曰：

乙酉，師南下。時江北四大藩鎮，其三解甲降，二藩更隨豫王為前導， 江南將相握兵者，亦或竄或降，而江陰尉閻應元獨固守城八十日，不 屈死。190

卻因「平生無大表見」（主要或因他僅為典史小吏），僅與其他 123 人通諡為「忠 烈」。

然而，在邑人述說此一歷史事件的過程中，閻應元的形象反而愈後愈鮮明： 如在許重熙 (c. 1592-1661) 的《江陰城守紀事》中，僅見「偉軀幹，面蒼黑，微 髭」之簡單描述，但在趙曦明 (1705-1787)《江上孤忠錄》中，則稱：「閻公巡 城，一人執大刀以從，眾望見以為天人。蓋公軀幹豐碩，雙眉卓豎，目細長曲， 面赤有鬚，頗類關聖。」191 又，在屈大均 (1630-1696) 和朱溶的著述中，指稱 城破時有佚名者留下「三個月戴髮守城，存明朝十七代人物；八萬眾同心出陣， 戰江陰四百里山河」或「八十日帶髮守城，完末吏一生忠孝；六萬人同心死難，

存大明百里江山」之動人聯句，但在趙曦明等較晚出的書中，卻將此事硬繫於閻

應元，指城破時，閻氏在東城的角樓上題有「八十日帶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 物；六萬人同心死義，存大明三百里江山」句！192

189 舒赫德等撰，《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上諭，頁 1-7。 190 侯方域，《壯悔堂文集》（《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順治刻增修本），卷 5，頁 29。 191 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38、51。 192 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第 3 冊，頁 719-720；朱溶，《忠義錄》，頁 58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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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廷之所以未對閻應元大力揄揚的主因之一，恐是因他曾抗運致命，令清軍

損傷慘重，故不願加以凸顯，避免百姓引為表率。至於未能積極有效抗清的史可 法，193 反而被塑造成忠君之典範，並特意淡化其事跡中涉及夷夏之防的成分。194 如果當時閻應元亦是當朝一品大學士，其歷史地位恐要遠超過史可法！

自義和團拳亂以及八國聯軍後，江陰之變的歷史定位再度轉型，類似《陸沈 叢書》的出版物開始挑戰清朝統治的正當性，195 「江陰八十一日」遂與較出名 的「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被排滿人士並列為「明末三慘」，以印證「驅逐

韃虜，恢復中華」的正當性。二十世紀著名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章炳麟（字太炎， 1869-1936），在日本主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時，嘗撰寫〈討滿洲檄〉(1907) 一文，列出清朝統治者的十四大罪狀，其第四條即是：「南畿有揚州之屠、嘉定

之屠、江陰之屠，浙江有嘉興之屠、金華之屠，廣東有廣州之屠，復有大同故將， 仗義反正，城陷之後，丁壯悉誅。」196

民國十六年完稿的《清史稿》中，只在李率泰傳中略提及江陰之變，稱：「典

史閻應元拒守，督兵攻破之」，該書對「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亦均只提 到史可法和侯峒曾個人的死難，完全未及屠城之事。197 此或因《清史稿》的撰 者多為滿清遺老，其故國情結很深，以致修史的立場明顯偏向清王朝。

研究「明末三慘」，也不能不讓人想起二次大戰期間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

不知當時日人曾否從清初的歷史汲取經驗，試圖以此等慘絕人寰的行動瓦解中國

人的抵抗意志？近年，江陰之變又有了新的時代意義：邵長蘅的〈閻典史傳〉一 文，不僅被收入極受歡迎的《古文觀止新編》，198 更被選入中國大陸的文科教 材，視之為愛國主義教育的一部分。

史學界現雖少有人針對清入關初期的屠城事件進行專題研究，199 但有趣的 是，網路上最近卻因「揚州十日」的真偽而吵的沸沸揚揚。有一名為朱志泊者先 匿名於 2005 年 12 月在網上發表〈《揚州十日記》證訛〉，認為該書作者王秀楚

193 南明史專家顧誠(1934-2003)對史、閻二人的評價為：「綜觀史可法的一生，在整個崇禎年間 並沒有多少值得稱讚的業績……作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錯誤，導致武將竊 取“定策”之功，大權旁落；作為軍事家，他以堂堂督師閣部的身分經營江北將近一年，耗費 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卻一籌莫展，毫無作為。直到清軍主力南下，他所節制的將領 絕大多數倒戈投降，變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勁旅，史可法馭將無能由此可見。即以揚州戰役而 言，史可法也沒有組織有效的抵抗……不到一天揚州即告失守。史可法作為南明江淮重兵的 統帥，其見識和才具實在平凡得很。比起江陰縣區區典史閻應元、陳明遇率領城中百姓奮勇 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參見顧誠，《南明史》，頁 184-185。

194 黃克武，〈史可法與近代中國記憶與認同的變遷〉，收入李國祁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編輯小

組編，《近代國家的應變與圖新》（臺北：唐山出版社，2006），頁 55-82。

195 Struve, The Ming-Qing Conflict, p. 72. 196 章炳麟，《太炎文錄初編》（杭州：浙江圖書館，1917-1919，《章氏叢書》刊本），卷 2，

頁 51。

197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 218，頁 9036、卷 243，頁 9591、卷 273，頁 10027。 198 錢伯城主編，《古文觀止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 1299-1314。 199 可查索「中國期刊網：文史哲專輯」(http://cnki.csis.com.tw:8080/id.jsp?id=001)、「中華民國

期刊論文索引 WWW 版」 (http://fx.hyweb.com.tw/cgi-bin/ncl3web/hypage51?HYPAGE=Home.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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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親歷其事，故其內容頗不可信。200 稍後，朱氏更在《揚州史志》發表〈《揚 州十日記》是偽書〉一文，201 此說引發眾人的嚴詞抨擊，其中以朱宗宙的〈關 於《揚州十日記》〉以及劉立人、湯杰、顧一平的〈《揚州十日記》不是偽書〉 為最，指出縱使該書有部分記述錯誤，亦非偽書。202 有署名 "lovesue" 者，則 發表〈《揚州十日記》是日本人偽造的〉長文，除支持朱志泊之說，並進一步指 出此書是日人偽造，意圖瓦解和分裂中國。203

查《揚州十日記》乃研究該屠城慘案最主要的史料，此書確是近代在日本重 新發現，經由清末留日學生抄回，曾是革命黨人推動排滿思潮的重要號角。204 惟 因該書早在文政十一年 (1828) 即已在日本刊傳，205 乾隆五十三年 (1788)，更 已列入「軍機處奏准全毀書目」，206 該陰謀說顯然過於穿鑿。我們從網路上兩 造論辯的字裡行間，仍可明顯感受滿漢和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尚在今日中國社會 的某些角落發酵，有能力主導歷史發展的政治人物能不慎乎！

由於乙酉江陰或揚州之變的人物評價和歷史記憶常隨時代／政權更迭，當人

們慨嘆「歷史對他（閻應元）一直吝嗇得很……同是與城同殉的南明英烈，史可

法死後封忠烈公，名垂青史，揚州廣儲門外的梅花嶺更是成了歷代仁人志士朝覲

的聖壇，而閻應元的光芒卻要黯淡得多」、「史可法死後，他的形象不但不是唐 王、不是乾隆，也已經不是史可法自己所可以決定的」時，207 期許目前正在進 行的本世紀中國重大文化項目━━「清史纂修工程」，在面對類似課題時，應有

足夠企圖心超越《明史》或《清史稿》的編纂水平，回歸歷史的真實面，而不致 迷失在正史與野史或史實與傳說的角力當中！

丁亥中秋，完稿於風城脈望齋。

200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2005/12/200512091524.shtml. 201 朱志泊，〈《揚州十日記》是偽書〉，《揚州史志》，2006 年第 1 期，頁 25-30。 202 朱宗宙，〈關於《揚州十日記》〉，《揚州史志》，2006 年第 2 期，頁 57-59。 203 參見 lovesue，〈《揚州十日記》是日本人偽造的〉(http://bbs.tiexue.net/post_1999489_1.html)。 204 魯迅於 1920 年 10 月 10 日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頭髮的故事〉，文中指出辛亥革命前， 革命黨人曾大量翻印清代王秀楚《揚州十日記》及朱子素《嘉定屠城記略》，爲推翻清王朝 作輿論準備。參見魯迅，《吶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原刊於 1922 年），頁 58-59；Peter Zarrow, "Historical Trauma: Anti-Manchuism and Memories of Atrocity in Late Qing China," History and Memory, vol. 16, no. 2 (2004), pp. 67-107.

205 此據京都大學之「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 206 書名作《揚州十日錄》，並注稱：「不知何人所撰」；姚覲元，《禁書總目》（《續修四庫

全書》景印乾隆間刊本），頁 26。

207 夏堅勇，〈寂寞的小石灣〉，收入氏著，《湮沒的輝煌》（臺北：爾雅出版社，2000），頁

1-22；黃克武，〈史可法與近代中國記憶與認同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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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trocity of Jiangjin (1645): A Historical Fact or a Legend?

Yi-Long HUANG

Academian, Academia Sinica &

Distinguished Chair Professor,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battle of Jiangjin (1645) could possibly be the largest artillery battle on lan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venteenth-century world. It is also one of the three

best-known accounts of atrocities in the Ming-Qing conflict, along with the massacres

of Yangzhou and Jiading. However, much to our surprise, this incident is only seen in

private records written by mostly local people, and could not be found in early-Qing official historical records such as the Neiguoshiyuan manwen dang (Manchu Records of Palace Historiographic Academy) or Qing shilu (Qing Veritable Records). An attempt is made here to search for the cause of the entirely different attitude to this

incident in official history and private history. In addition, the author also wishes to

discuss how a historian should make his or her best effort to rediscover the historical

fact through both historical records and legends.

Keywords: atrocity of Jiangyin, artillery, military history, Southern Ming history,

Qing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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