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社還是 asang？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傳統地景的考古學研究

研究論文 考古人類學刊‧第 97 期‧頁 1-58‧2022 DOI: 10.6152/jaa.202212_(97).0001

舊社還是 asang？

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傳統地景的考古學研究

鄭玠甫

摘要

本研究以拉庫拉庫溪流域的布農族傳統領域為例，探討舊社考古學的理論與

方法。過往山區的原住民舊社調查，很多都是以家屋分布為研究範圍，較少

討論原住民與其周遭地景的互動。本研究以歷史考古學方法整合、分析與詮

釋近年來在拉庫拉庫溪流域進行的地景考古學調查成果。藉由這樣的分析，

我說明以地景考古學為框架執行之田野研究，可提供舊社調查不同的面向。

其次，透過評估研究區域考古學與文獻資料的異同，本文反思舊社一詞所隱

含的社會意義。再者，我以布農族 asang（部落）的概念解釋考古學區域調查

成果，並闡述布農族的社會關係如何體現於其傳統地景中。

關鍵詞：布農族，拉庫拉庫溪流域，舊社考古學，地景考古學，歷史考古學，

考古學區域調查，遙測技術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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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97: 1-58‧2022

“Former Indigenous Settlement” or “Asang”?

The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he Bunun Traditional

Landscape in the Lakulaku River Basin

Chieh-fu Jeff Cheng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raditional territory of the Bunun group in the Lakulaku River Basin and explores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jiushe（舊社，former indigenous settlement）archaeology”, a sub-discipline of Taiwan archaeology investigating indigenous settlements in the mountains abandoned in the 1930s, 40s and 50s. In the past, jius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rimarily discussed the structures and distribution of stone-slab houses of the former settlements, focusing les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and their landscape. I applied the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method to integrate and interpret textural, oral,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gathered by a landscape archaeological project conducted in the Lakulaku River Basin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the analysis, I illustrate that field research conduct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landscape archaeology can provide unique insights for jiushe study. By evaluat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archa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of the research area, this article reflects on the social meaning implied by the term jiushe. Furthermore, I applied the Bunun concept of “asang”, meaning tribe or settlement, to interpret the results of regional survey and discuss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Bunun settlements represented in the landscape.

Keywords: Bunun group, Lakulaku River Basin, jiushe archaeology, landscape archaeology, historical archaeology, regional survey, remote-sensing

 Postdoctoral Research Associ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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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玠甫‧舊社還是 asang？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傳統地景的考古學研究

一、前言

臺灣山區原住民舊社考古學的研究中，聚落模式分析是一個重要且成熟的傳統。此

類研究主要針對排灣族和魯凱族所屬舊社，探討聚落人群的社會關係。相對於以家屋分

布範圍進行之聚落模式分析，我以拉庫拉庫溪流域為例，說明地景考古學可作為研究框

架來整合多元技術進行舊社研究。此外，本研究以歷史考古學方法，整合、分析並詮釋

文獻資料、口傳資料，與近年來本區域的考古學調查成果，1 探討集團移住之前，布農

族人與周遭環境的互動。

根據分析成果，本研究首先從民族誌與個人田野經驗出發，解釋山區環境對布農族

來說，不只是維持生計所需的空間，而是富含社會意義的地景。其次，我以 Kasin（佳

心）、Qasivanan（喀西帕南）、Asang-daingaz（阿桑來戛）與 Masisan（馬西桑）等 asang

部落）2 的區域調查為例（圖一），說明地景考古學取向設計的田野工作，以及遙測技

術為舊社研究帶來的不同面向。另外，藉由整理研究區域的歷史地圖與文獻資料，將其

與考古學區域調查的成果比對，本研究評估殖民者撰寫之資料可能存有的偏見（bias），

並反思舊社考古學中的「社」一詞所隱含的意義。再者，我以 asang 概念來理解考古學

區域調查的成果，提出布農族部落與地景的多元層次樣貌。最後，藉由分析拉庫拉庫溪

下游幾個 asang 在地景中的空間關係，闡述社會關係如何被體現於布農族傳統地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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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拉庫拉庫溪流域考古學區域調查地點（作者繪）

二、地景考古學框架下的舊社研究

（一） 舊社考古學的聚落研究傳統

本研究以考古學方法考察布農族的遺跡與遺構，此類針對原住民廢棄 3 部落的研

究，在臺灣屬舊社考古學範疇。「舊社」一詞與學術研究的連結始於日治時期，當時的

民族誌，如《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即以舊社指稱口傳中已無記憶的原住民聚

落舊址（吳佰祿 2005：1-2）。此外，鹿野忠雄（1955：95-96）曾在布農族郡大社舊址，

以及鄒族 Yuyio 和 Yingiana 舊社進行初步發掘、宮原敦（1936）曾於 1933 及 1935 年，

發掘東部太麻里流域的四個排灣族舊社遺址。

戰後有盛清沂（1962、1963）將北海岸、宜蘭地區金屬器時代晚期文化稱為「舊社

類型」。在這裡，舊社指的是與當代原住民具類緣關係的考古學「文化類型」。而將舊

社視為考古學的獨立研究課題，則可追溯到黃士強與劉益昌（1980）的《全省重要史蹟

勘查與整修建議──考古遺址與舊社部分》。在這個普查報告中，考古遺址為年代從數

萬年前至數百年前不等，由於時代久遠，需要發掘工作以瞭解內部的遺物與遺跡；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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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指山區原住民遷離後的部落舊址：

山胞 4 舊社過去無人調查過。……推想山區的舊社數目應很多。但它們保存

的情形要視其所用的建材而定。在中、北部的阿泰雅、賽夏，東部的阿美、

雅美等族，房屋都是用木、竹、藤等建造的。他們遷離之後的舊社、房屋很

快即腐朽倒塌，久則蕩然無存，而南部的排灣、魯凱等族用石板建屋，他們

所留下的舊社也都是石屋。屋內的樑柱係用木材，年久朽毀致屋頂塌落，但

牆壁等仍保留在原處。（ibid.: 2）

考量廢棄年代與遺存性質的差異，黃士強與劉益昌將考古遺址與原住民舊社區分為

個別主題。後人承襲這樣的視角，舊社考古學儼然成為臺灣考古學中的一個專門課題，

即便部分考古遺址與舊社實為臺灣南島民族一脈相承的文化發展（鄭玠甫 2020：90-

91）。如今史前晚期的考古文化與當代原住民的類緣關係研究，或者是原住民文物的溯

源，皆被視為廣義的舊社考古學（參見吳佰祿 2005；郭素秋 2018、2019；陳光祖 2015；

陳瑪玲 2004；劉益昌 2006），但對於「山區原住民廢棄部落」的關懷，始終為此項研

究的重心。

由於較晚近才廢棄，山區原住民舊社若有砌石房舍，通常遺構的保存狀況尚可。相

對於需要大規模發掘，才有辦法確認住居範圍的史前遺址，考古學家藉由對舊社各遺構

的測繪與紀錄，在田野工作的初期，即界定舊社的範圍，並對其內涵取得一定的瞭解。

資料特性的使然，許多考古學家以房舍分布範圍為尺度，考察舊社的社會與文化。他們

同意 Willey（1953: 1）的定義，將聚落模式（settlement pattern）視為人類在地景中安身

立命的策略。房舍與其他建築物的安排，反映周遭的自然環境，並提供居民技術水準，

以及該文化社會機制的線索。舊社考古學家也承襲張光直對於聚落中房舍的關注，採取

他在“Study of Neolithic Social Grouping: Examples from the New World”一文中的研究方

法，從聚落布局來討論舊社內部的社群關係（張光直 1988；Chang 1958）。5

早期應用聚落模式分析的舊社考古學工作，研究對象多為恆春半島山區的石板屋聚

落。此類排灣族舊社由於廢棄的時間較早，口傳與歷史資料相對缺乏。例如李匡悌（2011）

在四林格山與萬里得山石板屋遺址的調查，關注聚落與自然生態變異因素間的互動關

係。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師生，則是從不同面向來探究 Saqacengalj 舊社的聚落模式，

包括陳瑪玲（2004）討論聚落房舍的個別結構與分布、慶昭蓉（2005）進行土壤化學分

析以判別遺址中某些活動的執行區域、杜美慧（2006）考察遺址的形成過程、蔡佩穎

（ 2007 ） 透 過 群 集 分 析 解 釋 房 舍 結 構 的 空 間 配 置 ， 以 及 吳 牧 錞 以 地 理 資 訊 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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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分析舊社過去道路的聯結與聚落內部的活動區域

（吳牧錞 2013；Wu 2015）。

聚落模式分析亦被應用於較為晚期才廢棄的山區舊社，這些舊社流傳有較多的口傳

與歷史資料，可與考古學的調查成果比對，此類工作有周書屹（2010）對排灣族舊來義

部落的家族與族群遷移史的分析、林文傑（2018）對排灣族 Tjuvetskadan（老七佳）舊

社的聚落型構的長時限研究，以及劉崇宇（2021）對魯凱 Kucapungane（好茶）舊社的

空間形構法則分析。

聚落模式分析在舊社考古學的應用，主要以房舍分布範圍為考察區域，分析個別房

舍的結構、房舍於聚落中的分布，以及聚落公共活動空間及內部道路等資料，辨別出舊

社中不同層次的社群團體。藉由前述資料的空間分析，並整合口傳與歷史資料（若有的

話），考察聚落中個別社群團體的發展、互動與整體運作，進而討論該聚落的建立、擴

張與變遷。由於學者們累積的長期工作成果，此研究進路日臻成熟，在相關舊社有許多

應用。

然而聚落模式分析所考察的山區舊社，主要歸屬於有大規模聚落，以階序社會著稱

的排灣族和魯凱族。然而，還有許多未經研究的山區舊社，歸屬於與排灣族、魯凱族聚

落規模和社會關係上差異較大的族群，且這些舊社的聚落界線亦不如前例明顯。此時，

便須輔以更具規模空間尺度的研究框架來進行考察。例如布農族的部落，就被馬淵東一

描述為「缺乏清楚界線地域與組織」（Mabuchi 1951: 47，轉引自黃應貴 1992）。且根

據日治時期的調查，花蓮港廳布農族的一個蕃社平均僅有 15.1 戶，人口 128.1 人；每戶

平均人口 8.48 人（岡田謙 1942：188）。

另外，我們也必須思考，舊社居民的生活領域，不會只限於房舍。住居以外的地方，

與居民社會和文化之間的關聯，是要以怎麼樣的概念來定義與理解？例如布農族的生活

領域，就包括了建地、旱田與獵場等三種土地類型（黃應貴 1995：78-80），而那些山

田燒墾與狩獵所需的「非居住用空間」，是要用何種方法來考察？民族地理學家如官大

偉（2017），乃是藉由口傳與歷史文獻的比對，從空間關係中整理出泰雅族的土地知識，

提出該族群與河流相互鑲嵌之人文生態系統「概念」。但對於以「物質文化」為研究專

長的考古學家來說，我認為地景考古學是一個適宜的框架，來考察舊社居民與其周遭環

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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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景概念與地景考古學的多元性

本研究中所論述的地景並非單指自然環境，而是強調其為人類與自然環境互動的產

物。藉由人類活動、信仰與價值觀，社群團體（communities）將「物理的空間」（physical

space）轉化成「具有意義的地點」（meaningful place）（Taçon 1999: 34）。地景考古學

包含許多異質性的研究，但總歸來說，是以物質文化的角度，探究人類空間層面（spatial

dimension）的活動、人類社群與地形空間（geographic space）連結的歷程，以及人們如

何藉由文化實踐（cultural practice），利用、建構並轉化空間，並改變地景的外觀與意義

（Parcero-Oubiña et al. 2014: 4379）。考古學的地景研究，並非只是將地景當作比遺址更

大範圍的研究單位（unit），而是將其視為研究的核心（David and Thomas 2008: 27），

強調地景的社會與象徵層面，注重其如何被人類認知（perceived）、經驗（experienced）

與脈絡化（contextualized）（Knapp and Ashmore 1999: 1）。這樣的研究角度，可以從空

間、時間、生態，以及認知脈絡探討人類與所處環境的互動（Anschuetz et al. 2001: 164）。

自學科發展以來，考古學對人類所處的空間，一直存有高度的興趣；然學科對地景

的概念，以及討論的議題會隨著時代與思潮更迭（Knapp and Ashmore 1999: 1）。考古

學對地景的相關研究，至少可追溯到 1920 年代（Stoddard and Zubrow 1999: 686）。1940

與 1950 年代時，區域聚落模式的研究，可被視為地景考古學的基礎。例如 Willey（1953）

在祕魯 Virú Valley 的區域研究，是聚落模式對周遭自然環境的反應。此種類型的分析，

對聚落以外空間的討論，要不是將其視為背景值，或看作是文化決定的要素，地景本身

始終不是研究的主題（Knapp and Ashmore 1999）。1960 與 1970 年代左右開始，由於新

考古學與環境考古學在美國的興盛，關心空間層面的研究漸增。這些過程學派的工作注

重方法學，常借鏡其他學科的理論——如新地理學，以及方法——如區位分析（locational

analysis）與集域分析（catchment analysis）等。這些實證主義者（positivist）的觀點將地

景等同於自然環境，因此為中性且可被量測與分析；此階段地景考古學的研究主要關心

人類在環境中的適應，以及經濟層面的議題（Ashmore 2004; Knapp and Ashmore 1999;

Parcero-Oubiña et al. 2014: 4381）。

由於與日俱增的區域型研究，考古學家對「遺址」以外範圍的人類活動遺存產生更

多興趣，發展出 siteless archaeology、off-site archaeology 與 distributional archaeology 等

用詞（Cherry 1983; Cherry et al. 1988, 1991; Dunnell 1992; Dunnell and Dancy 1983; Ebert

1992; Foley 1981; Rossignol and Wandsnider 1992）。為了不被遺址這個名詞給侷限，學

者如 Cherry 等人（1991: 22）甚至改以 places of special interest 來指稱其研究的基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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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此類研究進路，增進對過往不被定義為遺址、地景中較為零星的人類活動痕跡

（diffuse human remains），如田野系統、工坊與道路，或者是古代游居者活動遺存的關

注，提供考古學家對人類與地景互動產生之複雜與微妙（subtle）現象的討論基礎（Knapp

and Ashmore 1999: 2）。

隨著後過程學派的興盛，1990 年代開始，實證主義者將地景等同於自然環境的概

念、以生態或經濟為主的分析受到挑戰。在英國，考古學家援引其他的社會理論來理解

地景，例如結構馬克思主義（structural Marxism）、現象學（phenomenology）與實踐理

論（practice theory）等。他們認為地景為社會與文化所建構的產物，從物質與觀念層面

來塑造、管理、挪用與規範；並強調即便在單一區域，對區域中不同的人群，或者是不

同時期於此區域居住的人群來說，地景與人群的聯結，以及其被賦予的意義都可能有所

不同。這些聯結與意義可能僅流傳於先人的記憶中而難以得知，但也有機會從地景中紀

念碑、遺跡、岩畫與其他現象的位置與分布來考察和詮釋（Ashmore 2004: 259; Parcero-

Oubiña et al. 2014: 4381）。

地景考古學理論與方法的討論在 1990 年代達到高峰（Parcero-Oubiña et al. 2014:

4382），Anschuetz 等人（Anschuetz et al. 2001）分析 1990 年代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 Annual Meeting 的摘要，發現學者們對地景一詞的定義與應用並不一致。地

景概念的歧異各自有其立論基礎，以過程學派與後過程學派對實證主義觀點認同與否所

產生的歧見最深；然也因為地景概念的多樣性，以及將地景考古學視為綜合體（synthesis）

的態度，地景考古學提供了一個可以接納或整合不同研究方法的框架（Anschuetz et al.

2001; Ashmore 2004: 259; Knapp and Ashmore 1999: 2; Parcero-Oubiña et al. 2014: 4381;

Stoddart 2000）。

考古學因為有研究跨時空人類活動的長處，使得本學科對地景的考察，較其他社會

科學深刻。地景考古學作為框架，可容納多元研究的特色，幫助考古學家與原住民社群

團體互動。因為地景研究關懷的是人類與其所處環境的互動歷程，這提供了關於社群團

體如何與土地建立與再建立聯繫的跨文化比較機會。而這樣的框架由於可以納入社群團

體 的 習 俗 與 知 識 ， 有 助 於 考 古 學 家 對 土 地 使 用 權 、 資 源 利 用 與 文 化 遺 產 的 認 識

（Anschuetz et al. 2001: 159, 163）。

近 年 來 ， 許 多 科 學 技 術 也 被 整 合 於 地 景 考 古 學 的 框 架 中 ， 如 地 質 考 古 學

（geoarchaeology）的環境科學分析（Parcero-Oubiña et al. 2014: 4382）。以 David 與 Thomas

（2008）編輯的 Handbook of Landscape Archaeology 為例，總計 65 篇論文中就有 24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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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此類技術的應用。此外，在 GIS 與電子運算考古學更加普及的情況下，遙測科技

（remote-sensing）被廣泛運用於地景考古學研究，其中衛星影像（satellite images）、空

載光達（airborne LiDAR）與照相測量法（photogrammetry）的應用，提供更有效率的方

法來取得地形與遺構資訊，協助考古學家規劃大範圍區域的田野或數位調查，以進行人

群和地景關聯的討論（參見 Mlekuž 2013; Parcak 2017; Richards-Rissetto 2017）。

在臺灣，吳牧錞將地景考古學應用於舊社研究，他以 GIS 分析中排灣族來義部落與

南排灣族高士部落的遷移史，討論排灣族在地景中移動的意義，以及其與祖源的連結

（Wu 2019）。此外，也有蔡世華（2021）結合民族誌資料和 GIS 分析，探討 Tjuvetskadan

舊社農耕遺留分布與環境資源的關係，以及農業地景背後的社會架構。地景概念在臺灣

山區原住民舊社考古學的應用，目前仍處於起步階段，在方法和理論的發展上，還有許

多空間可以擴展。正如前文所回顧，當代的地景考古學是一個容納多元立論基礎、研究

議題、科學技術，以及原住民傳統知識的研究架構。在接下來的段落中，我將以拉庫拉

庫溪流域為例，說明地景概念如何應用於舊社研究，包括使用多元方法如區域調查和遙

測技術，以及對於田野資料的詮釋等。

三、研究案例：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的傳統地景

（一） 研究區域介紹與早期相關研究

布農族傳統上居住於中央山脈的中南段，他們可分為六個部族群：Takbanuaz（巒社

群）、Takitudu（卓社群）、Takibakha（卡社群）、Takivatan（丹社群）、Isbukun（郡

社群）與 Tapukul（蘭社群）。傳說布農族在進入山區之前，曾居住於西部平原。至少

在十七世紀初時，他們已經在中央山脈以西，玉山以北的區域定居。在濁水溪上游的郡

大溪、巒大溪、丹大溪與卡社溪的山林間，布農族確立了部族與氏族組織的基礎。在十

八世紀初時，為尋求新的耕地與獵場，巒社群與郡社群的部分成員向東跨越中央山脈，

移動至拉庫拉庫溪流域建立新部落。其後大致沿溪往中、下游擴散至整個流域，最終又

再移動至今日的高雄、臺東等地（海樹兒‧犮剌拉菲 2006：81-128；馬淵東一 2014[1953]：

125-155）。根據 1930 年代的資料，拉庫拉庫溪流域有十二個布農族蕃社，共 126 戶，

人口為 1434 人（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2016[1935-1938]：128-129）。

在拉庫拉庫溪流域的拓殖，是馬淵東一（2014[1953]：145）所謂「布農族大移動時

代」的開始，亦為該族群之所以能夠在中央山脈取得遼闊領域的關鍵。拉庫拉庫溪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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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今日的花蓮縣卓溪鄉，北側有米亞桑溪、馬霍拉斯溪、馬嘎次托溪與塔洛木溪等支

流；南側有闊闊斯溪、依霍霍爾溪與黃麻溪等支流。拉庫拉庫溪流域的源頭來自本區域

西側中央山脈的秀姑巒山（3860 公尺），流域北邊有馬博拉斯山（3785 公尺）、馬利

加南山東峰、玉里山至卓溪山的稜線，南邊為新康山（3331 公尺）、北可可爾博山至大

里仙山的稜線。整個溪流從西北往東南奔流，於花東縱谷平原與秀姑巒溪匯合。整個流

域約 400 平方公里，為一個有三面高山稜線環繞，高度從西北邊往東南邊遞減的半封閉

區域（圖二）。

圖二 拉庫拉庫溪流域的地理環境（作者繪）

十九世紀末期，開始有外來殖民勢力進入拉庫拉庫溪流域，如清帝國於 1875 年在

北岸建立連接南投與花蓮的「中路」（林一宏 2015[2005]；施添福 1999；陳仲玉 1984；

楊南郡、王素娥 1987、1989）。以及日本帝國在 1909 年於 Masisan、Asang-daingaz、

Dadahun 與 Qasivanan 等部落建立的警官駐在所；其後他們更於 1921 年建設穿越拉庫拉

庫溪南岸的「八通關越道路」以及沿線的警察駐在所（林一宏 2001；陳仲玉 1984；楊

南郡、王素娥 1987、1989）。日本帝國於 1935 年時進行「集團移住計畫」，有系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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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拉庫拉庫溪流域的布農族人遷移至花東縱谷西側的山腳。戰後，延續日本政府政策，

國民政府實行「山地平地化」。布農族持續被隔絕於拉庫拉庫溪流域之外，而本區域在

1985 年玉山國家公園成立後，便歸屬南安站所管理至今（黃俊銘等 1999：16-18）。

集團移住造成布農族長期與原鄉疏離，先人過去在拉庫拉庫溪流域的足跡——道

路、家屋、工寮與耕地逐漸荒廢。除了少數耆老，大多數族人已不清楚老家的確切位置。

拉庫拉庫溪流域早期的舊部落調查，大多是在耆老的協助下進行，例如 1990 年代末中

原大學建築學系在 Miyasang、Talunas、Masisan、Apulan、Asang-daingaz、Dadahun、Saiku、

Kuskus、Qasivanan 與 Kasin 等部落，記錄了舊建築群 55 處，建築（構造）物 284 筆（林

一宏、顏亮平 2000；黃俊銘等 1999）。另有布農族學者 Salizan Takisvilainan（沙力浪‧

達岌斯菲芝萊蘭，漢名：趙聰義）藉由訪談與實地調查，討論拉庫拉庫溪流域地名從布

農語、日語到漢語的轉變，分析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在本區域的權力關係（趙聰義 2008）；

以及 Lumaf Tanapima（漢名：江冠榮）從建築學的角度考察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部落

的選址（江冠榮 2008、2014）。本區域早期的舊社考古學研究，也是在耆老帶領下，與

族人至 Kasin 部落的周遭進行尋根暨考古學調查（陳光祖、鄭玠甫 2015；鄭玠甫 2020）。

（二） 地景概念下的舊社考古學研究——取向與方法

2017-2021 年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協同中央研究

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與卓溪鄉布農族社群，在拉庫拉庫

溪流域進行一系列的舊社調查計畫，6 涵蓋 Kasin、Qasivanan、Asang-daingaz 與 Masisan

等地。這些工作考察布農族人的住居與周遭空間，關懷先人與地景的關係。除了廣泛蒐

集研究區域相關文獻，並進行耆老訪談外，在田野工作的執行上以地景考古學為框架，

整合不同類型的研究方法，如考古學區域調查、遙測科技應用，以及 GIS 分析與原住民

文化活動參與（尋根）（林圭偵等 2018、2020、2021）。

前述的文化活動參與，符合臺灣民族考古學研究的部分作法。臺灣最早的考古學工

作者亦為優秀的民族學工作者，這些日本學者的研究很多在於連結史前遺存與當代南島

民族的關係，由於其大量使用民族學資料，形成臺灣考古學重視民族學的基礎；而舊社

考古學的發展，亦有承續這樣的傳統（陳伯楨 2009），如陳玉美（1995、1996）在蘭嶼

進行的一系列雅美族 7 物質文化研究、吳意琳（2003）在太魯閣族 Skadang 舊社的家屋

研究，以及鐘國風（2013）在阿美族東昌村的調查。拉庫拉庫溪流域的文化參與，尤其

是傳統知識的學習過程，也十分接近 Tilley（1994）主張考古學家以自己的身體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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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ily experience）作為媒介來理解先人與地景的關係。

基於史語所在 2017-2021 年間的調查，本研究應用歷史考古學方法 8，整合當時取

得之田野調查成果、口傳與文獻資料，並對這些不同層次的資料進行更深化的詮釋與分

析。歷史考古學對於考古資料與文獻資料的處理有其獨特的見解，強調研究者須認知殖

民者文獻可能會存有偏見（Lawrence and Shepherd 2006），若文獻與考古資料有所差異，

須明白我們研究的現象往往不只是單一故事（Joyce 2006: 48-49）。對於不同層次的處

理，歷史考古學家 Beaudry（2017），提供了一個同時處理文獻與考古資料的方法，值

得舊社研究者參考。她認為曾存在同一個時空環境的文獻與考古學資料，對於被研究的

人群來說，都有特殊意義。研究者必須承認資料之間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這並

非將資料看成等同的資料型式，而是在整合考古學、文書、影像、地圖、口傳 9 等不同

類型的資料時，要能夠先分別進行評估與批判性分析（critical analysis）後再行詮釋，為

Beaudry（ibid.: 277）所謂的“text-excavation”。

藉由歷史考古學對研究資料的整合、詮釋與分析，我得以在下一個段落中，討論拉

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地景被賦之意義，介紹地景考古學架構下的多元研究方法對舊社考

察的助益，評估文獻與考古資料的異同，進而提出以布農族概念理解考古資料的可行性

並論述布農族社會關係與地景關聯。

（三） 研究成果與討論

1. 拉庫拉庫溪流域的布農族地景與意義

布農族對山區環境的熟悉，反映於其語言中。拉庫拉庫溪流域的地形高度差異大，

故林相豐富，涵蓋了冷溫區針葉林（2500-3000 公尺）、暖溫帶山地針葉林（1500-2500

公尺）、暖溫帶山地闊葉林（700-1500 公尺）與亞熱帶山地闊葉林（700 公尺以下）。

布農族對他們的山，也依照高度變化有不同的稱呼：ibus 是山的頂端、libus daingaz 是

有杉木跟松樹的地方、libus 為原生林或森林，而 simuq 則是會有獵場或山豬之處（趙聰

義 2008：59-60）。山區的資源與地貌，是布農族地名命名的根據之一。例如位於拉庫

拉庫溪北岸的 Talunas 部落，在漢人的文獻中為大崙坑社。布農語中 talunas 是「細竹」

的意思，這個部落就是以細竹多而聞名。類似邏輯以豐富產物命名的還有很多石灰的

Apulan、很多蜂蜜的 Vavanu、很多熊的 Tutumaz。此外，也有山區地貌來命名的地點，

如 Masubol 為有狹窄溪谷的地方、Masisan 為山背之處等（ibid.: 53-59）。

12

鄭玠甫‧舊社還是 asang？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傳統地景的考古學研究

布農族的傳統命名方式，顯示山區環境中資源與地貌對他們的重要性。然而社群團

體與其環境不僅是資源和地貌上的連結。他們在地景中的活動、信仰與價值觀，會賦予

空間特殊的意義（Taçon 1999: 34）。土地所被附加的「意義」，有些以「物質」為媒介

刻畫於地景上，如建築物、紀念碑與岩畫等；藉由分析這些媒介的位置與分布，考古學

家可以推測地景背後的意義。但也有些時候，過去地景的意義只在記憶或口語中流傳，

這對考古學家來說相對棘手（Ashmore 2004: 259）。

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地景的意義，即是流傳於記憶與口語之中，但也不是所有的

山林特徵或地點，都具有特殊意義。如同 Salizan Takisvilainan 所觀察，本區域大多數山

的名稱，只是來自周遭的 asang，如喀西帕南山的山名，就是取自 Qasivanan 部落。此類

山名最初是以最接近的部落稱之，方便標示山的位置，久而久之就習慣以此為山的名字。

但某些山會有直接的命名，如 Maqudas（秀姑巒山）為老人山，以及 Sikan（新康山）為

最高的山，因為它們與發祥地、聖地、禁忌地還有儀式相關（趙聰義 2008：97-98）。

若非有 Salizan Takisvilainan 的報導，一般人無從得知那些地點被賦予何樣的意義。所幸

過去流傳對地景的認知，還有部分存留於當代族人的記憶中。但是這些記憶，無法單純

地從訪談中取得。參與布農族的文化活動，讓我有機會理解過去地景的意義。

援引現象學（phenomenology）理論，Tilley（1994）主張研究者的身體經驗是理解

先人與地景關係的媒介。藉著在研究區域中來回走動，他描述新石器時期紀念物

（monument）群與周遭地形（稜線、山丘、谷地與溪流等）的關係；並以自身的感官和

經 驗 ， 探 討 紀 念 物 群 與 周 遭 地 景 在 過 去 如 何 被 人 群 相 遇 （ encountered ） 與 理 解

（understood）。Tilley 關於身體經驗、移動與地景之間關係的論述，與我長期和布農族

人入山的體驗不謀而合。

「尋根」是指當代原住民在集團移住多年之後，回到祖居地探訪的行動。一些研究

都曾提到，布農族的尋根結合身體經驗、體驗先人在山林中生活的特性（e.g. 吳培華

2005；林文玲 2013；林靖修、范毅軍 2012；謝博剛 2020）。我曾多次與族人到拉庫拉

庫溪流域的深處尋根或者進行山野工作，亦是從走路、搭營、生火、煮飯、取水等身體

經驗中，學習布農族的山林知識（鄭玠甫 2020）。在這些經驗中，我注意到當以布農族

為主體的登山隊群抵達「有地名的地方」10，或者是經過可遠眺有地名的地方時，耆老

總是會讓隊伍休息，並解釋該地的地名源由，以及與其相關的家族或歷史事件（若有的

話）；傍晚在營地休息時，耆老還會不厭其煩地重複白天說過的故事。即便與族人的上

山次數有限，某些地名跟背後的故事我也曾多次聽聞，對於頻繁上山的族人來說，這些

13

考古人類學刊‧第 97 期‧頁 1-58‧2022

故事更是耳熟能詳。

舉例來說，阿桑來戛山前有一處名叫 Kunaha 的地方。這裡杜鵑樹的根系與落葉讓

地面踩踏起來很有彈性，故為其名。此地位於稜線上，展望良好之處，是經過阿桑來戛

山前固定休息的地方。每到此地，耆老都會指著對面稜線下方的 Tungangan，說那邊是

Tanapima 氏族的故居。其後，他們會講解該家族的成員，以及此家屋所處位置的特別處

——包夾於兩個懸崖間，並驚嘆於老人家住居選址的智慧。關於 Kunaha、Tungangan，

或者是其他地名源由與意義的故事族繁不及備載；11 但相同的是，這些故事都展現出—

—地景不只是人群生存的背景值，藉由對地點的命名與相關論述的流傳，地景被布農人

賦予社會與文化的意義，如同海樹兒‧犮剌拉菲（2018：81）觀察：「傳統布農族的部

落地名，除了作為地理上居住空間的識別符號外，亦反映了當地人文的歷史淵源」。

很多地名的源由與意義，必須要結合口傳與人群的感官才能完全意會。例如在

Kunaha 的時候，我們會從該處地形提供的廣闊視野，以及踩踏地面的感受，來理解耆老

的故事。這種結合感官經驗——包括視覺、觸覺、聽覺甚至是味覺——才能體會的地景

意義，是無法在平地部落進行的訪談中得知。百年前的布農族人，應該也是這樣藉由言

語與身體經驗，將地景的意義流傳於記憶之中。然在被移居至淺山近百年之後，當代布

農族人關於地景意義的記憶已逐漸消逝，他們唯有藉著尋根活動，以及活動中產生的身

體經驗，一點一滴地尋回過去祖先與地景的連結。

2. 地景考古學取向的舊部落區域調查

拉庫拉庫溪流域舊部落較早期的研究，主要關注於家屋型態的討論，較少著墨於其

他類型的遺構（e.g. 江冠榮 2008、2014；黃俊銘等 1999）。早期在 Kasin 部落進行的

考古學研究（2014-2015 年），雖已使用 GIS 整理布農族遺構的空間資訊，但該調查主

要還是以家屋型態的紀錄為主，以評估在該區域進行舊社考古學的可行性（陳光祖、鄭

玠甫 2015）。為補足過去研究的未竟之處，史語所於 2017-2021 年在巒社群部落 Kasin、

Qasivanan 和 Asang-daingaz，以及郡社群部落 Masisan 所進行的研究（圖一）（林圭偵

等 2018、2020、2021），採取地景考古學取向的區域調查，旨在理解布農族家屋叢集以

外的空間。

規劃偏遠山區的考古學田野調查時，除了研究的問題意識與目的外，也必須考量研

究區域的易達性和補給方便性。早期在 Kasin 部落周遭的考古學調查，即注意到本區域

除了家屋外，還有大量的非住居型遺構，例如耕地的存在，且認知到這些遺構是理解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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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玠甫‧舊社還是 asang？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傳統地景的考古學研究

居以外生活空間的關鍵（陳光祖、鄭玠甫 2015；鄭玠甫 2020）。基於 Kasin 周遭區域

已有的認識，還有該地的易達性與補給方便性，12 史語所於該區域進行的區域調查導入

off-site archaeology 概念，劃定 Kasin 部落周遭的範圍（以下稱「佳心區域」13）（圖三），

執行須投入大量人力與物力的系統性調查（systematic survey）。根據口傳與歷史資料，

佳心區域內有 Kasin 與 Hahavi 兩部落，但狀態與規模未明，系統性調查的目的，即是取

得研究區域內布農族部落與周遭地景的物質文化資料。

圖三 佳心區域的系統性調查範圍。 左：底圖為正射影像。右：紅色區塊為超過 60 度，無法徒手通過之區域（作者繪）

考量山區地形與植被條件下的能見度，佳心區域系統性調查設定以 25 公尺間隔

（interval）的穿越線（transact line），進行涵蓋全區域的密集調查（intensive survey），

14 調查地圖以空載光達取得之 1 平方公尺解析度數值地形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製成，15 標示出超過 60 度以上的陡坡。調查的路線會避開這些懸崖，或者是穿

越這些懸崖才能抵達的區域。16 實際調查時，五至六名調查人員使用 GPS 導航於調查

地圖上設定的控制點，以比肩的方式各自循指定的穿越線前進。行進期間注意視域內（左

右 25 公尺）的砌石遺構或其他人為對地景的更動，17 並記錄其座標、影像、特徵與尺

寸等參數。

系統性調查共記錄有 798 個，廣布佳心區域的布農族遺構與現象，除了一處查無任

何遺構或現象（圖四）。分析該處地形地貌，除發現有崩塌的堆積區邊界外，18 且該處

植被種類單一，多是災害發生後會率先生長的「先驅物種」——九芎。19 因此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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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該區域為新近崩塌地，而原有的布農族遺構被掩埋於土石之下。系統性調查所記錄

的遺構與特殊現象，依照本研究區分的遺構與現象類別繪製成分布圖（圖五）。

圖四 系統性調查記錄之布農族遺構與現象，紅色區域為超過 60 度的懸崖， 橢圓標示的地方為新近崩塌地（作者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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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佳心區域系統性調查成果圖（作者繪）

本地的布農族先人習於利用石材來構築生活所需之設施，其中的「家屋」與「工寮」，

歸類為「住居型遺構」。此類遺構背靠山坡，地面被剷平為建築地基。遺構留存的狀況

各異，但大致來說，梁柱與室內的木板隔間多已腐蝕殆盡，石板或茅草屋頂也隨之坍塌，

僅存三至四面石牆。牆面砌石部分可能已傾倒於地表上，加上有草本植物、落葉與腐植

土覆蓋室內空間，在未經清整的情況下，僅能從一些指標來判定發現的住居型遺構可能

為家屋或工寮 20（圖六）：例如家屋室內的空間較大、左右兩側可能會有火塘（三石灶），

地面可能有寢台遺構與落下的屋頂石板。此外，家屋的前方可能會有前庭。系統性調查

發現的住居型遺構在佳心區域的兩處形成叢集，KS-1 與 HH-1（圖七），推測 KS-1 為

口傳資料中 Kasin 部落的住居核心 21，HH-1 為 Hahavi 部落的住居核心。然值得注意的

是，KS-1 與 HH-1 以外的地方，仍有家屋零星分布，這代表佳心區域的某些布農族家戶

為離群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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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家屋遺構（上）、家屋室內空間靠牆的火塘（下左）、 工寮遺構（下右）（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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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佳心區域住居型遺構分布，其中的兩個叢集，KS-1 與 HH-1（作者繪）

「耕地遺構」、「工作平台遺構」以及「長形地上砌石結構」歸類為「非住居型遺

構」。耕地遺構（圖八）是陡坡上以石頭堆疊出種植旱作的平面空間，其個體規模不大，

平面的深度小於 2 公尺，寬度多小於 4 公尺。由於此類遺構的數量龐大且範圍甚廣，調

查時以「叢集」為單位來記錄之。其後使用 QGIS 環域分析（buffer）的功能，將耕地遺

構叢集的座標點位增加半徑 50 公尺的緩衝區，22 模擬佳心區域中曾作為耕地的範圍（見

圖五）。工作平台（圖八）的結構與砌石耕地類似，但平面空間更大，規模最大者有 7x16

公尺；其往往以單一個體出現，鄰近耕地遺構叢集，推測為耕作時整理工具或作物的地

方。長形地上砌石結構（圖八）是立於地表上的線性石牆，其走向有時會配合山勢稍微

轉折，但方向大致與等高線垂直。推測是布農族人在整地時，將多餘的石頭集中堆放而

成。此類遺構寬度介於 0.6 至 1.2 公尺，高度介於 0.5 至 0.9 公尺；長度多元，記錄到最

短的有 15 公尺，最長者達 96 公尺。

除了一般會注意到的砌石遺構，系統性調查也記錄其他種類的「人為對地景的更

動」，如先人刻意種植的竹叢（圖八）。在佳心區域，發現竹叢的地方，附近會有布農

族家屋或工寮。作為植物資源，竹子的成長速度快，可做柴火與取水容器。此外，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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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家屋旁也發現有桃子、柚子與山胡桃樹。

圖八 竹叢（上）、長形地上砌石結構（下左）、工作平台（下中）、 耕地遺構（下右）（作者攝）

以佳心區域的系統性調查的成果為基礎，史語所在 Qasivanan、Asang-daingaz 與

Masisan 等路程偏遠、補給不易，且保存狀況不明的部落進行之區域調查，則是著重於

應用遙測科技，配合田野研究來記錄部落住居核心的樣貌，以進行跨部落的地景研究（圖

九 G）。郭素秋等人（2017）在文樂部落的研究証實，空載光達取得之高精度 DEM 在

進行加值後，可用於辨識排灣族聚落的位置與規模。Qasivanan、Asang-daingaz 與 Masisan

的區域研究，即沿用郭素秋等人的方法，以 QGIS 對各調查區域 DEM 進行坡度分析

（slope analysis），將各網格的坡度高低以不同明亮度的黑色顯示，坡度較高者為白色，

坡度較低者為黑色。在這樣的設定下，住居型遺構的訊號應為山坡中異常平緩的區塊（黑

色色塊）。配合坡度分析、歷史地圖與口傳資料的判讀，可事先推測各舊部落的住居核

心的可能位置與範圍（圖九 A、C、E）。

其後至預判區域進行的田野調查，記錄該處布農族住居型遺構的座標、影像與特徵

參數。調查的結果顯示：遙測、口傳與歷史資料在整合後，提供的部落住居核心位置與

範圍的判別相當準確（見圖九 A、C、E 與 B、D、F 比較）。此外，在 Qasivanan、Asang-

daingaz 與 Masisan 住居核心進行的田野工作成果顯示，拉庫拉庫溪流域的舊部落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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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玠甫‧舊社還是 asang？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傳統地景的考古學研究

種迥異的聚落模式。巒社群 Qasivanan 與 Asang-daingaz 部落的住居核心，QV-1 與 AD-

1，規模較大，集中於一處坐落於山坡上成層排列，家屋出入口大致面對同一方向（圖

九 B、D）。而另一方面，郡社群 Masisan 部落的住居核心則是規模較小，家屋座向較

無方向性，分散於四處小尾稜上，分別為 MS-1、MS-2、MS-3 與 MS-4（圖九 F）。

總歸來說，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舊部落的區域調查，提供山區舊社考古學兩個新

面向：其一、過去舊社研究較少著墨於聚落以外的空間，然而人群的生活場域並不侷限

於住居範圍。本研究所執行的系統性調查，可作為研究原住民山田燒墾之參考。其二、

本研究整合遙測、口傳與歷史資料，預判舊部落住居核心樣貌的方法，未來應可發展成

一套舊社數位調查（digital survey）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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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Qasivanan、Asang-daingaz 與 Masisan 部落區域調查成果。 A、C、E 圖為坡度分析結果，以及綜合口傳、歷史資料後推測之部落住居核心範圍； B、D、F 則為田野調查後，所記錄之布農族家屋遺構分布（作者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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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殖民者的紀錄──歷史地圖與文獻在舊社考古學的應用與侷限

文獻紀錄對於北美的歷史考古學家來說，是重要的參考資料。但這些資料主要來自

歐洲殖民者，其對於原住民、非洲奴隸或者亞洲移工的紀錄，往往會存有偏見，需謹慎

解讀（Wilkie 2006）。臺灣原住民舊部落的文史研究，許多部分須仰賴官方的地圖與文

獻。歷史地圖的空間資料，是田野調查的依據（e.g. 黃俊銘等 1999；鄭安睎 2019；本

研究），在經過 GIS 處理後，還可用於建構原住民族的數位人文資料庫（郭俊麟 2018）。

而歷史文獻，尤其是日治時期的官方普查資料，則提供原住民部落集團移住前的各項紀

錄。這些資料固然珍貴，然其作為殖民者紀錄的本質，內容是否會如實反映部落的原本

樣貌？為了要探究這個問題，以下篇幅對研究區域內的歷史與考古學資料進行評估。

根據考古學區域調查，拉庫拉庫溪下游的黃麻溪東、西兩岸，有 KS-1、HH-1 與 QV-

1，分別為 Kasin、Hahavi 與 Qasivanan 部落的住居核心；塔洛木溪東岸，則有 AD-1，

是 Asang-daingaz 部落住居核心；拉庫拉庫溪上游支流馬霍拉斯溪東岸，則有 MS-1、

MS-2、MS-3 與 MS-4，為 Masisan 部落的居住核心。1911 年測繪，1923 年出版的《蕃

地地形圖》之〈打訓社〉（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 1923）、1924 年出版之《三十

萬分一臺灣全圖》（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1924），以及推測繪於 1930 年代的《花蓮港廳

管內圖》（不著撰人 不著年代），都提供了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蕃社」的空間資

訊，可以與考古學區域調查的成果比對。然必須注意的是，這些地圖中「社」的定義不

盡相同。

《三十萬分一臺灣全圖》與《蕃地地形圖》之〈打訓社〉中，社以「單一斜線色塊」

為圖例，代表的是「聚落社」，標示布農族部落中住居的位置（圖十 A）。以〈打訓社〉

為例，區域調查中記錄部落住居核心 KS-1、HH-1、QV-1 與 AD-1（圖十 B），與該圖

標示的カシン社、ハビ社、カシバナ社與アサンライガ社位置相符（圖十 C）。這說明

了《蕃地地形圖》提供的聚落社的位置資訊相當精準，極具參考價值。但另一方面，佳

心區域進行的系統性調查顯示，KS-1 與 HH-1 以外的地方，仍有家屋存在（圖七），這

代表《蕃地地形圖》，並沒有精確到記錄離群居住的布農族家戶。另外，Masisan 部落

的區域調查顯示，該部落的住居核心 MS-1、MS-2、MS-3 與 MS-4（圖十 D），分布於

四個小稜線上。然《蕃地地形圖》只是將マシサン社標示為一個點，於 MS-2 的位置（圖

十 E），這說明聚落社的「圖例」，在某些例子中，並沒有反映該部落住居核心分散的

狀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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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A：《蕃地地形圖》之〈打訓社〉局部，社以「單一斜線色塊」為圖例； B：Kasin、Qasivanan 與 Hahavi 部落居住核心；D：Masisan 部落居住核心； C、E：歷史地圖中聚落社與考古學區域調查成果比對（作者繪）

至於《花蓮港廳管內圖》所標示的「社」，則是指日本政府認定下的蕃社行政區範

圍，而非單一部落，是為「行政區社」。以管內圖中的カシバナ社為例（圖十一），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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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玠甫‧舊社還是 asang？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傳統地景的考古學研究

個行政區社的範圍，就涵蓋了 Kasin、Hahavi 與 Qasivanan 三個獨立運作的部落（KS-1、

HH-1 與 QV-1）。根據口傳資料，這幾個部落關係良好，Kasin 與 Qasivanan 的居民甚

至時常在慶典時互動。但就系譜而言，Kasin 主要由 Istasipal 氏族的成員組成，而

Qasivanan 主要為 Naqaisulan 氏族組成。在部落生計與運作上，Kasin、Qasivanan 與

Hahavi，應為各自獨立且互不分屬，但其卻被日本人劃分為一個カシバナ社方便管理。

圖十一 《花蓮港廳管內圖》局部，カシバナ社是一個範圍， 涵蓋了 Kasin、Qasivanan 與 Hahavi 部落

拉庫拉庫溪流域被劃分出 14 個這樣的行政區社，其範圍為殖民者根據自己對部落

關係與地景的理解，以自然環境為界線，武斷劃出的多邊形，為的是方便自己的統治。

行政區社範圍內的部落雖然有一定的社會關係，但不能將其視為具有同質性的人群單

位。如同 Salizan Takisvilainan 所述：

……日本以自己的文化邏輯，進行行政區域的劃分，以整齊劃一的線條將拉

庫拉庫溪流域，劃分成具有秩序的空間，以凸顯日本欲藉其「文明開化」思

想與技術，訓服拉庫拉庫溪流域這塊土地。藉由近代西方的知識系譜，把布

農族為拉庫拉庫溪流域做行政區域的劃分，是一種知識馴化的過程。（趙聰

義 200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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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社的定義與範圍，扣連到我們對歷史文獻的理解。1931 年進行的普查彙編資

料《高砂族調查書第五編蕃社概況迷信》，記錄理蕃政策下，特別行政區域蕃社的位置、

地勢、氣候及集團居住概況、沿革、原居地、形成年代、當時戶數與人口、遷居動機以

及與他社之關係（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2011[1938]）。該文獻的資料固然珍貴，但

須注意其所記錄的拉庫拉庫溪流域蕃社為行政區社。

以カシバナ社資訊為例，蕃社概況提到該社於三處形成集團，根據其對於地點的描

述，應指 Kasin、Hahavi 與 Qasivanan 部落（KS-1、HH-1 與 QV-1），因此可以說蕃社

概況所指稱的カシバナ社是行政區社而非聚落社。正如前文所提，這三個部落雖屬同一

官方行政區，彼此間具有社會關係，在空間上有一定間隔且部落為獨立運作。然在蕃社

概況中，所記錄關於カシバナ社沿革的描述，如遷入本社的源由、居於此地的氏族、後

來部落分離、分裂與合併的情況，以及與他社的關係等（ibid.: 487），明顯將三個部落

的資訊混為一談。這樣的結果，可能歸因於殖民者對布農族人的認識不足，又或者是官

方紀錄針對不同主題資料的取捨？但無論如何，在這個例子中，殖民者的文獻的確提供

了與事實有所偏差的原住民紀錄。

臺灣大學農學院圖書館所發現，總計 272 冊的《蕃人所要地調査書》，資料同樣是

來自 1930 年代進行的普查。每冊大多為一個蕃社的調查紀錄，但也有同時記錄數個部

落的例子（吳密察 2017）。其中的カシバナ社分冊，則是記錄了 Qasivanan 與 Kasin 兩

部落的資訊（QV-1 與 KS-1），前者被稱作是カシバナ社的「主社」，後者則是カシバ

ナ的「小社」カシン社。相較《高砂族調查書第五編蕃社概況》，《蕃人所要地調査書》

提供的部落資訊更為豐富，包括：位置及地勢、面積、土壤、沿革、儲蓄、派遣、民生、

衛生、水利與產業。此外，其對於各部落狀況資訊的描述也較前者精準，尤其在部落沿

革的部分，本書明確交代了 Qasivanan 與 Kasin 的各自發展（蕃人所要地調查第一班 不

著年代）。但可惜的是，《蕃人所要地調査書》的一些分冊可能已佚失，至少在國立臺

灣大學圖書館中，就找不到アサンライガ社的分冊。

歷史地圖與文獻在拉庫拉庫溪流域的研究中，提供許多關於布農族部落的第一手資

料，然這些以蕃社為「單位」（聚落社或行政區社）的紀錄，的確與考古學調查的成果

有若干差異，而我們要怎麼樣看待這些異同？詹素娟（2003）考察以社為「單位」稱呼

原住民的地域與人群組織，追溯到陳第的〈東番記〉：「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種類

甚蕃，別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無酋長，子女多者眾雄之，聽其號令」。其後明

鄭時期的紀錄，以至於清代官方文書，社都是原住民的地域與人群組織的專屬稱號；《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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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玠甫‧舊社還是 asang？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傳統地景的考古學研究

水廳志》之所謂「稱社者，番居也；稱堡者，民居也」。詹素娟認為，清代社的意義不

只是「番居」，「在清初國家對人民的稅收中，原住民的部分係以陸餉為主，即一般所

指的『番餉』；番餉的繳納，概以『社』為徵收單位，所以又稱『社餉』」（ibid.: 123）。

因此社「有超過自然村的複雜內涵，且顯然與國家統治有密切關係，其影響更及於後世」

（ibid.: 121）。

十七世紀之前，臺灣的南島民族與外界的接觸相對零星。然而在殖民者抵達後，本

島的地域與人群組織，被定義為番社（或蕃社）並納入稅收體系之際，某種程度已成為

殖民帝國的邊陲。其後通過軍事手段如隘勇線與理蕃道路的設立（參見鄭安睎 2021），

這些社或早或晚被列入官方地圖與文獻中，24 成為殖民帝國的一部份。以社為名的原住

民地域與人群組織，在殖民主義的衝擊下，其原有的社會組織、物質文化與價值觀，多

少產生不可逆轉的改變。

意識到舊「社」一詞所隱含的歷史、社會與政治意義，當考古學家進行的舊社考古

學工作，將社視為「研究單位」的同時，應該也要反思：以舊社稱呼金屬器晚期，還未

受到殖民主義影響的考古學文化是否合適？歷史地圖，無論是寫意山水的清地圖，或者

是精準測量的日本等高線地圖，是否有如實呈現舊社的聚落型態？其提供的空間資訊會

不會限狹我們對原住民人群團體的理解？歷史文獻中關於舊社的紀錄，是否基於殖民者

統治的考量，或者是對被殖民者的認識不足，提供了具有偏見的資料？若盡信歷史地圖

及文獻中的空間及其它資料，來探討原住民的族群發展，研究成果是否有系統性偏差之

虞？基於前述反思，在接下來的段落中，我將以前述 Beaudry（2017: 277）的 text-

excavation 方法來整合、分析與詮釋地景概念研究下的不同層次資料：包括區域調查成

果、歷史地圖與文獻資料，以及口傳資料中族人對地景的認知，來討論拉庫拉庫溪流域

過去部落與地景的樣貌。

4. 布農族的 asang 與周遭地景的多元層次

正如前面段落所指出，考古學區域調查成果，無法全然用歷史地圖與文獻中的社來

理解。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的部落與地景，必須要從他們“asang”的概念來領略。asang

在布農語中代表生活圈的中心、基地、活動棲息地、聚落地與古老根據地等，如 bahusaz

tu asang 為蜂窩，pais tu asang 為敵人聚落。asang 與當代原住民慣用的「部落」，都可

用於稱呼祖居地的老家，或是現在居住的村落及社區。然而，移住政策下形成的近代部

落，與山上 asang 的概念還是有本質上的差異。asang 具有某某「中心」的意義，為層

次性的概念。在不同時空下，會有不同的名稱與範疇。此外，受到外在政治因素影響時，

27

考古人類學刊‧第 97 期‧頁 1-58‧2022

會產生移動。asang 是以地域及血緣為基礎組成的政治組織，也是最基本的自治單位，

其通常為同 siduh（氏族）的家族成員組成。25 新 asang 的建立，通常是由舊 asang 的若

干分子，因開發新獵場，而去建立新的住居中心，其後有同一親族系統陸續加入。當族

人從原來的 asang 移居它處時，他們會稱原居地為 mai’asang，在這裡 mai 的詞根為過

去、舊的、古老的等意思（海樹兒‧犮剌拉菲 2018：68-86）。

十八世紀初，東遷至拉庫拉庫溪流域建立新 asang 的布農族人，有時會沿用南投原

鄉已經有的部落名。如郡社群向東越過中央山脈建立的第一個部落叫 Miaasang，以及巒

社群東遷的大本營叫 Asang-daingaz26，都是原鄉已有的地名。以字義來說，Miaasang 與

Asang-daingaz 這兩個部落名都可譯作「祖居地」，可見它們在拉庫拉庫溪流域的地位，

以及其與原鄉的連結（趙聰義 2008：14、36-38）。

布農族人的生活空間，有幾個不同的土地層次。黃應貴（1995：78-80）指出，東埔

布農族人的土地可區分為三種：蓋房子用的 kat-asagan（建地）、耕種用的 kaihoman（旱

田）與狩獵用的 hanubag（獵場）。這三種土地可能會重疊，而不互相排斥。Salizan

Takisvilainan 討論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的生活空間，則是將土地區分為 asang（住地）、

quma（耕地）與 qanupan（獵場）（沙力浪‧達岌斯菲芝萊蘭、林宏益 2021：28-43）。

雖然使用的詞彙有些差異，黃應貴與 Salizan Takisvilainan 都指出布農族土地的三種層

次。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我會以「住居核心」、「耕地」與「獵場」，來討論布農族 asang

與地景中，由中心向外的三種土地層次，配合口傳與歷史資料，理解佳心區域不同類型

砌石遺構（家屋、工寮、耕地遺構、工作平台遺構、長形地上砌石結構）間的關係。

拉庫拉庫溪流域 asang 與地景的第一個層次是住居核心，正如前面段落所解釋，佳

心區域系統性記錄了兩個家屋與工寮的叢集，KS-1 與 HH-1，分別為 Kasin 與 Hahavi 等

asang 的住居核心（如圖七）。住居核心是為族人生活起居的地方，lumah（家屋）的所

在。asang 之所以成立，乃是經過 kalumah（建屋）與 minhumis（生活）的過程（海樹

兒‧犮剌拉菲 2006：45）。

根據耆老高忠義的觀察，拉庫拉庫溪流域的家屋在針葉林區、混合林區，以及闊葉

林區有不同的結構。在中高海拔地區，家屋的牆以石塊或石板疊砌而成，若採得到石板

則優先選擇石板。家屋屋頂的材質為石板或檜木樹皮，較高海拔的地方因石材取得不易，

會以樹皮 lapat 為主。至於低海拔的地方，例如瓦拉米以下一帶，則會以芒草來做屋頂，

將白芒密集重複堆疊即具有防滲水效果。27 耆老林傳興早年在佳心駐在所與山風駐在所

一帶，曾見過以茅草做為屋頂的家屋。28

28

鄭玠甫‧舊社還是 asang？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傳統地景的考古學研究

家屋的門口會設有前庭，用於曬小米或其他東西。家屋的內部以木板隔間，每個隔

間就是一對夫妻睡的地方，小孩子跟父母一起，直到結婚之後才可以睡在另一個隔間。

木頭隔間每隔一年會換新，舊的會用來當柴燒。29 家屋的火塘（baning）一般有兩個，

標準的作法是用三個石頭做成三石灶，選擇的石頭含有石英而比較硬，因此不能在上面

灑水，不然會爆裂。家屋內的火不會滅，若真需要滅火，方式是把炭挖出來。30

建築學者林宏益基於耆老訪談以及考古學家屋測繪的成果，31 歸納出拉庫拉庫溪流

域布農族家屋的建築特徵：屋頂可能為石板或茅草材質，屋外具有前庭。室內空間有墓

葬，兩側靠牆處有火塘，火塘以地面埋設長形石塊為界邊，下凹約 10 公分。此外，屋

內以木構做為隔間，設有寢台（sapalan）與小米倉（pattilasan）（沙力浪‧達岌斯菲芝

萊蘭、林宏益 2021：96-110）。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家屋的內部空間，與關華山（2010：

207-270）統整的其他地區布農族傳統家屋特徵並無顯著差異。

除了生活起居外，族人也會在 asang 的住居核心豢養家畜家禽。耆老林啟南就提到

家屋附近會有豬舍、雞舍與羊舍。32 耆老高忠義則是說家屋旁邊會有 taluqan，一個較

小、斜面的房子。taluqan 與家屋共用牆壁，可以是儲藏室也可以用來養牲畜。33 根據

《蕃人所要地調査書》的統計，カシバナ社在 1932 年（昭和七年）時，就飼育有豬 41

隻、羊 2 隻，以及雞 210 隻（蕃人所要地調查第一班 不著年代）。

基於對濁水溪、卡社溪、丹大溪、郡大溪與陳有蘭溪流域布農族社群的調查，《蕃

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中，是這樣描述布農族人的住居：「布農人的住屋都建於地勢險

峻，瀕臨溪谷，外敵不易入侵的半山腰處。因採取大家族制，房屋大多分散，少有聚落，

即使有最多也不過三、四家」（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2008[1919]：99）。與

位於南投的 asang 相比，拉庫拉庫溪下游巒社群部落 Kasin、Qasivanan 與 Asang-daingaz

的住居核心，KS-1、QV-1 與 AD-1，顯然較具有規模，且為集中分布。這些部落的住居

核心建立於山坡，家屋與工寮的背牆倚靠山壁，地基為刨除土石後建立。建築大致面朝

同一方向，成排以階梯狀分布（如圖九 B、D）。但另一方面，郡社群部落 Masisan 的

住居核心分散於四處，MS-1、MS-2、MS-3 與 MS-4（如圖九 F）。這樣的聚落模式，與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記錄的住居特徵較為接近。同樣是位於拉庫拉庫溪流域的

asang，Kasin、Qasivanan 與 Asang-daingaz，呈現出與 Masisan 迥異的聚落模式，這要歸

因於部落對所處環境的適應，或者是郡社群與巒社群在建立 asang 的住居上有不同的傳

統？還需要後續更廣泛的研究來解答。

拉庫拉庫溪流域 asang 與地景的第二個層次是耕地，是布農族人施行山田燒墾的地

29

考古人類學刊‧第 97 期‧頁 1-58‧2022

方，佳心區域系統性調查中耕地遺構分布的範圍（如圖五）。傳說布農族人在拉庫拉庫

溪流域找尋新的 asang 時，會在一處播下小米，隔一段時間小米若能自然長大，才會在

該處建立新的家園。根據田中元次郎（1913）的報導，布農族人在新闢開墾林地時會先

採伐小樹，再把大樹的樹枝切掉令其枯死。之後放火將樹枝與蔓草燒灼殆盡，以開闢成

田地。若是在茅草地，則是先除茅草再放火。也有不除茅草直接放火的，然此時只有地

上的雜草被燒掉，不過之後茅草也會自然地停止生長而逐漸枯死，其後再放火全部燒掉。

茅草茂盛的地方，耕作前有時會需要放好幾輪火。34

出生於 Qasivanan 的耆老黃泰山（Bisazu Naqesulan）回憶，耕地離家屋很近，但也

有遠的，即使是對面的地方，有能力就可以去燒山耕作。當時老人家耕作（maquun）會

種小米、地瓜、南瓜及豆類。開墾（paiqunan）過，播種（pinangan）完了的耕地，燒完

木頭（paluqu in lukis）後，如果有樹苗自己長出來不能殺掉，要照顧它，之後會回來成

為森林，土地才會肥沃。他小時候的老家旁邊就有休耕地（simuk），休耕地會種一些豆

類作物。以前在山上小米一年只有一穫，所以耕地旁會種一些豆類，地瓜、南瓜、芋頭

或玉米也可以。35

根據《蕃人所要地調査書》的紀錄，カシバナ社的旱作面積約有 40 甲，主要位於

テテペン溪（現今黃麻溪）右岸的山腰處，另一處於テテペン溪左岸的保留地，為カシ

バナ社本社蕃人耕作的地方（蕃人所要地調查第一班 不著年代）。文中所提的「テテ

ペン溪右岸的山腰處」，應指佳心系統性調查的範圍內，Kasin 部落，KS-1 周遭的耕地

（如圖五）。《蕃人所要地調査書》又指出這些旱田連耕一、二年會休耕五至十年。主

要作物為小米、玉米、黍、地瓜、小芋頭與稗，其中耕種小米的面積就佔一半以上。此

外，豆類、花生、香蕉、橘子、苧麻及白蘿蔔、白菜、馬鈴薯等蔬菜類，各少量種植。

關於輪耕方面，因為種植的種類很多，開墾第一年，主要耕種玉米或是小米，第二年主

要耕種小米或是地瓜。第一年若種植玉米，黍、小芋頭，或者二者進行間作，第二年雖

耕種小米，但耕種前或是之後立即扦插地瓜為其慣例。第一年種植小米的話，會影響土

壤肥瘠，因此為一年作，隔年再種植。然後，一年之間，地瓜、黍、小芋頭、稗等進行

間作種植，地瓜於小米播種後立刻扦插，小米收割後，地瓜變成唯一耕種的農作物，於

年內採收。地瓜、黍、小芋頭、稗等兩種混合耕種為其慣例。第二年也能耕作的大致上

以地瓜為主要農作物，小芋頭為間作（ibid.）。

布農族人新開墾耕地時除了焚山外，也會整地。他們會在陡坡，將石頭集中在一起

形成駁坎（qutun），駁坎與駁坎之間為種植作物的空間，一排一排的駁坎形成階梯

30

鄭玠甫‧舊社還是 asang？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傳統地景的考古學研究

（qansal）。這些 qutun 現在還大量留存著，是系統性調查中記錄的耕地遺構。如前面

段落提到，我用 QGIS 環域分析的功能，將耕地遺構叢集的座標點位增加半徑 50 公尺

的緩衝區，來模擬佳心區域曾作為耕地的範圍（如圖五）。

從空間關係來看，佳心地區的住居核心與耕地間並沒有空白區域，合乎耆老黃泰山

「耕地與住居緊鄰」的說法。根據《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的紀錄，布農族耕地的界

線，通常以道路、山頂或溪谷區別（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2008[1919]：111）。

佳心區域周遭受地形阻隔，北面為拉庫拉庫溪谷，西面為黃麻溪谷，東面跟南面都有難

以穿越，超過 60 度的大範圍陡坡。整體來說，佳心區域範圍內的耕地遺構相當連續且

密集分布，中間並無緩衝區來分隔不同的耕地區塊。

耕地遺構之間不時穿插有工作平台，是族人整理工具和作物的地方。由於耕地範圍

廣大，在離住居核心較遠的地方，布農人會建有工寮（taluhan）。耆老林水源解釋，工

寮是在外工作休息的地方，晚上還是要回到家裡睡覺。36 耆老林啓南則提到工寮是單邊

單斜的屋頂，屋頂可能是茅草或石板，有些離家較遠的工寮，在牆邊會設立火塘，怕煮

飯要來回去家裡很麻煩，但近一點的工寮就不會有。37 綜合文獻與口傳資料，佳心區域

的旱田在連耕一、二年之後，會休耕五至十年。故可推測，系統性調查所記錄之耕地範

圍，理應包含數塊不同時期耕作的旱田。但由於缺乏相關口傳資料，且耕地遺構間並沒

有明顯緩衝區，我們無從得知各旱田的範圍與使用次序。

拉庫拉庫溪流域 asang 與地景的第三個層次是獵場，布農族人遷移至新 asang 的原

因，就包含獵 cici（獵獲物），所謂 iska isa cici hai iska dip amin!（獵獲物走到哪裡，也

跟到哪裡）。而新 asang 的建立，通常是因為舊 asang 的若干分子要開發新獵場，才去

建立新的居住中心（海樹兒‧犮剌拉菲 2006：105、2018：68-86）。即便傳統布農人主

要的食物來自旱田的收成，獸肉所占的比率極小，但獸肉的分配與贈與和其社會關係相

互連結，打獵對布農人來說有重要意義（馬淵東一 2017[1974]a）。38

訪問祖居地於拉庫拉庫溪流域的布農族耆老，他們說布農族獵場會依著自然環境地

勢起伏，如山稜或河流來區分，並強調不同的獵場屬於不同氏族，不可以越界，別人也

不可以越界到我們的獵場。39 耆老高健雄就具體提到，他的氏族 Tanapima 與 Tansikian

氏族是最早來到拉庫拉庫溪流域拓殖的巒社群人士，為本區域的 taimi-dalaq（土地擁有

者），在 Istasipal 還沒來到 Kasin 前，那邊是 Tansikian 開發的新獵場。也因為 Tanapima

與 Tansikian 的 taimi-dalaq 身分，以前其他家族很重視把獵物的後腿分給這兩個氏族的

人。40

31

考古人類學刊‧第 97 期‧頁 1-58‧2022

吳培華早期在東埔村進行狩獵文化研究，整理陳有蘭溪與沙里仙溪流域獵場的所有

權與分布，歸納出布農族獵場所有權及使用權和氏族的關聯，其報導與拉庫拉庫溪流域

耆老的說法大致相同：

布農族人的獵區，大致以其舊部落的原居地為中心，獵區範圍通常位於住家

附近，以住家為中心，但其範圍有時可以廣到一個星期路程的距離。傳統的

獵區以天然的溪流、稜線、山峰作為界線，大部分的稜線、山峰都有名字，

溪流則無。獵區所有權通常搭有獵寮，到自己的獵區打獵也會以獵寮為根據

地，晚上出去打獵，白天回到獵寮休息。關於獵區範圍的界線，布農族人有

嚴格的規定，嚴格禁止進入別人的獵區打獵，到現在還是一樣，除非是獵區

的主人答應或帶著你進入。就算是正在追逐獵物，一旦獵物跑到別人的獵區，

就不能再追了……布農族的傳統獵區畫分，郡社群有郡社群的獵區，氏族有

氏族的獵區，亞氏族有亞氏族的獵區，相對應於各個層次的氏族組織都有其

相應的獵區範圍。獵區畫分完全貼近氏族的劃分，獵區的認同等同於氏族的

認同，獵區可以說是布農族氏族組織外辨別人群關係的一項標誌。（吳培華

2005：47-48）

綜合歷史地圖、文獻、口傳資料，以及佳心區域的系統性調查，我們可以勾勒出 asang

與周遭地景多元層次的樣貌：核心為族人生活起居與養殖牲畜的住居，往外接連的是在

陡坡上建立的耕地。實體遺構的空間分布，呈現了住居核心與耕地的樣貌及規模。至於

獵場，雖不具實體遺構，但從口傳資料可以得知，其範圍超過耕地，以溪流、稜線、山

峰為界線。獵場為氏族或亞氏族共有，在使用上受到社會組織的嚴格規範。

5. 地景的社會構成——布農族的 siduh、asang 與社會網絡

對於住在 asang 的人來說，他們的生活領域以住居核心、耕地與獵場向外擴展，自

成一格。Salizan Takisvilainan 注意到，一個 asang 周遭會有一系列關於「行路與狩獵」

的地名。這種類型的地名包括：patihaulan 是視野良好的地方、ansaqanan 是背負重物休

息再出發之地（類似有台階以便背負重物的地方）、patqazaman 是休息站、qasivanan41

是守望站、kaitinian 是守住路口（動物流動之地方），angkuisan 是窄路地區。根據各別

環境，每一個 asang 從核心向外——往耕地、獵場以至於其他部落的路程上，會有幾個

專屬於自己部落的行路與狩獵地名。例如，出發去打獵的第一個休息站，或者是狩獵回

程到家前的鳴槍處可能是 patihaulan，因為那裡視野良好；而第二個休息站可能為

ansaqananan，因為此地適宜下重裝休息（趙聰義 2008：78-79）。Salizan Takisvilainan

32

鄭玠甫‧舊社還是 asang？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傳統地景的考古學研究

所繪製的部落地名與路徑示意圖（圖十二），即呈現出各個 asang，如何以住居為中心

來定義部落周遭的地景。

圖十二 Salizan Takisvilainan 繪製之部落地名與路徑示意圖 （趙聰義 2008：78，圖 5-5）（作者重繪）

的確，這些分布於不同區域、生計獨立的 asang，對其周遭的地景有自己專屬的詮

釋。但如同前面段落所描述，這些 asang 仍同屬於一個布農族地景，共享拉庫拉庫溪流

域的地名，以及背後的意義。究竟這些處於同一地景中 asang 的社會關係為何？我們要

如何在地景中察覺？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我首先簡單說明布農族的 siduh（氏族）概

念。

布農族的 siduh 有不同層次，當族人在不同的語境中討論到 siduh 時，會有不同概

念。不同層次的氏族概念會有相對應的親疏關係、集體意識及功能意義。學術上通常以

小氏族、中氏族、大氏族或者是亞氏族、氏族、聯族稱呼之（海樹兒‧犮剌拉菲 2018：

56-57）。基本上，小氏族構成中氏族，有一些中氏族構成更少數的大氏族。小、中與大

氏族各有其機能，關係到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互助、祭祀，以及婚姻方面。氏族的

異同與否，幾乎能左右布農族人日常生活的運作（馬淵東一 2014[1953]：57）。

Siduh 是布農族社會關係的骨幹，一個 asang，即為其最小單位——小氏族的成員所

組成。42 正如前面段落提到，布農族藉由不斷地遷移並建立新 asang，在中央山脈取得

33

考古人類學刊‧第 97 期‧頁 1-58‧2022

遼闊的領域。至於遷移的動力，主要是因為部落人口自然增長後，以至於食糧不足，需

要尋求新的耕地與獵場（馬淵東一 2014[1953]：145-147）。43 除了生計因素外，黃應貴

（1992：10-14）亦主張，布農族強調並鼓勵個人須表現自己的能力，因此一個成員要不

在部落中爭取證明個人能力的機會，或者遷出另尋地點建立新部落，地域組織因應個人

間的競爭而不斷分裂。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由單一 siduh 成員組成的 asang，在經過一定時間的發展後，人

口成長而需要更多的耕地與獵場，於是 siduh 的部分成員移動到其他區域建立新 asang。

其後那個新 asang 也因為同樣因素，部分成員再去開拓更新的領域。新舊 asang 之間的

成員，由於彼此的 siduh 關係，理應保持彼此之間的互動。在這樣的情況下，siduh 與

asang 隨著時間更迭而分裂與擴展，布農族以 siduh 為基礎的社會關係，也跟著延展成

網絡，擴展於地域之中。但布農族的移動不只是單純從舊居地往新居地遷移，他們亦有

在已建立 asang 間移動的傾向。如同馬淵東一觀察，布農族人之所以可以在廣大地景中

持續且反覆地移動，某種程度是仰賴他們部落間穩固的社會關係：

……雖然布農族展現的分布範圍相當廣泛，但其部族仍未分裂，因為他們的

地理知識也廣泛地被延續保持著。雖然在上述的大移動後，仍有數次由舊居

地移住新居地的小規模移動，偶爾也有幾次反方向的小移動，不能否認這些

移動有助於他們獲得遠隔地方的地理知識。所以應注意，部族間必須有聯繫，

彼此間維持著某種秩序，才能使這種連續的小規模移動，擴及到較大的範圍，

其中，甚至須留意其氏族組織的社會性、政治性功能。（粗體字為作者強調）

（馬淵東一 2017[1974]c：229）

綜合前述資料，我們可以推測，布農族的 siduh 制度與規範，隨著新 asang 的建立，

以及新、舊 asang 間的人群移動，在地景中展延且變得更加綿密與複雜。這也是為什麼

馬淵東一（2014[1953]：58-63；2017[1974]b）認為傳述遷移史的「系譜」對布農族人十

分重要，因為它被認可為歷史知識，是解決土地紛爭的證據。

與地域結合的 siduh 關係，在布農族的領域中，組成了一個以 asang 為節點的社會

網絡。葉高華（2016）將《高砂族調查書第五編蕃社概況迷信》中，1930 年代布農族各

蕃社與它社親密關係的文字敘述，轉化為社會網絡矩陣，並進行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分析成果轉繪而成的圖像（ibid.: 133，圖五）顯示，集團移住前的

布農族有一個跨越數個流域的社會網絡，大致可區分為「台中州蕃社」、「花蓮港廳蕃

社」，以及「台東廳和高雄州蕃社」的三大集團。其中花蓮港廳，也就是拉庫拉庫溪流

34

鄭玠甫‧舊社還是 asang？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傳統地景的考古學研究

域的蕃社群，居間串聯了其他兩大集團。

葉高華的社會網絡研究，展現出布農族整體社會關係的大致樣貌。但如同我在前面

段落中提到，《蕃社概況》乃是以「聚落社」為單位，記錄拉庫拉庫溪流域的蕃社資料。

至少在カシバナ社的例子中，就把 Kasin、Qasivanan 與 Hahavi 等三個獨立 asang 的資

訊混為一談。因此《蕃社概況》中記錄的蕃社間親密關係，在細節上不足以應用於本文

所要探討的現象——asang 間社會關係在地景中的呈現。Salizan Takisvilainan 結合民族

誌資料與耆老訪談，44 對拉庫拉庫溪流域下游幾個巒社群部落，Kasin、Qasivanan、Asang-

daingaz 與 Apulan（圖十三 A）所進行的沿革考證，提供了本研究地景空間分析的基礎

資料。

Salizan Takisvilainan 指出 Tanapima 以及與其同為中氏族的 Tansikian，是最先遷到

拉庫拉庫溪流域的巒社群氏族。他們在（拉庫拉庫溪）北岸的支流，塔洛木溪以東建立

了 Asang-daingaz，成為這個區域的 taimi-dalaq，也就是土地擁有者。後來 Tanapima 留

在北岸，甚至往更北到太平溪流域發展，Tansikian 則遷移到南岸。其後有同為巒社群的

Naqesulan 與 Istasipal 氏族跟著來到拉庫拉庫溪下游，他們與 Tanapima 和 Tansikian 的

大氏族不同，因此可以 mapasiza（聯姻），成為 mavala（姻親）互相照顧。Naqesulan 在

南岸支流黃麻溪的西邊建立 Qasivanan，Istasipal 則在塔洛木溪的西邊建立了 Apulan。之

後有部分 Istasipal 人士，跟隨 Naqesulan 到拉庫拉庫溪南岸，但他們是在黃麻溪的東邊

建立 Kasin。此外，也有 Is-sinkonan 氏族落腳於已建立的 Asang-daingaz。至此，屬於同

一個中氏族的 Naqesulan、Is-sinkonan 與 Istasipal，組成了 Kasin、Qasivanan、Asang-daingaz

與 Apulan 等部落。而其中同位於南岸的 Kasin 與 Qasivanan 形成一個祭祀圈，但也會邀

請部分北岸的中氏族成員來參與各項活動（沙力浪‧達岌斯菲芝萊蘭、林宏益 2021：

48-57）。如同老家位於 Qasivanan 的耆老黃泰山解釋：45 位於 Qasivanan 的 Naqesulan

是與位於 Kasin 的 Istasipal 是一起的，雖然 Kasin、Qasivanan、Asang-daingaz 看起來很

遠，但是結婚、祭典如射耳祭、誇功宴都會一同參與，三天前就會把訊息傳出去，三天

後大家都會過來。

Salizan Takisvilainan 說明了拉庫拉庫溪下游的巒社群 asang，Kasin、Qasivanan、

Asang-daingaz 與 Apulan，是如何基於 siduh 與 mavala 關係，承先啟後地建立。而這些

asang 的社會關係，是以什麼樣的型態，呈現地景之中？Tilley 開啟的考古學「能見度」

（visibility）討論，值得我們參考。他行走於英國 Cranborne Chase 地區新石器時期「長

墳」（long barrows）遺構群之間，親身觀察各遺構與周遭地景的關係，並注意到這些紀

35

考古人類學刊‧第 97 期‧頁 1-58‧2022

念物，是被「刻意」建立於互相看得見的地方（Tilley 1994: 156-166）。在 GIS 技術逐

漸普及後，這種能見度的討論已成考古學探討地景中人工建物社會文化意義的重要工具

（Bongers et al. 2012; Garcia 2013; Llobera 2001; Supernant 2014）。人工建物間的「互見

度」（intervisibility），則提供了研究者量化資料，來評估這些建物的意義（Garcia 2013;

Rua et al. 2013; Smith and Cochrane 2011; Wheatley and Gillings 2000）。整合互見度所繪

製出的「能見網絡」（visibility networks），近年來也與考古學的社會網絡研究結合

（Brughmans and Brandes 2017）。

在臺灣，吳牧錞以能見度討論中排灣來義部落，以及南排灣高士部落的遷移史。排

灣族的聚落，在經過一段時間的使用後，會廢棄並於它處建立新聚落。因此在地景中，

同時會存有多個同源的廢棄聚落。吳牧錞利用 GIS，分別對來義與高士部落的早、晚期

聚落位置進行視域分析（viewshed analysis），模擬各早、晚期聚落中人群的可視範圍。

能見度分析的結果顯示，中排灣與南排灣創建新聚落地點的抉擇，以及聚落面對的方向，

有相當的差異。在來義，新創立的聚落總是看得到前一個廢棄的聚落。而在高士，新舊

聚落彼此間看不到，但都同樣背對具有神聖意義的高士佛山。吳牧錞藉由文獻與口傳資

料的爬梳，說明即便兩地排灣族人創建新聚落的方式不同，但背後的邏輯、體現於地景

中的記憶，皆反映排灣族對祖源的重視（Wu 2019）。

我將能見度的分析應用於布農族 asang 空間關係的探索，以 20 平方公尺解析度

DEM 為高程，使用 QGIS 設定 Kasin、Qasivanan、Asang-daingaz 與 Apulan 住居核心的

中心點進行視域分析。46 在觀測高度設定為 1.7 公尺，視野距離設定為五公里的情況下，

模擬前述各部落人群，於被稜線溪谷繚繞地形下的可視範圍。分析的結果顯示，Apulan

與 Asang-daingaz 互視、Apulan 與 Kasin 互視，以及 Qasivanan 與 Kasin 互視（圖十三

B、C、D、E）。若將四個 asang 視域分析的結果疊加，則可以發現 Kasin、Qasivanan、

Asang-daingaz 與 Apulan 四個部落，形成一個能見網絡（圖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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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A：Kasin、Qasivanan、Asang-daingaz 與 Apulan 部落住居核心相對位置； B：Apulan 住居核心視域；C：Asang-daingaz 住居核心視域； D：Qasivanan 住居核心視域；E：Kasin 住居核心視域（作者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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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Kasin、Qasivanan、Asang-daingaz 與 Apulan 部落住居核心間的能見網絡 （作者繪）

拉庫拉庫溪流域的山形陡峭，溪谷深刻且轉折。除稜線上樹木疏密處視野較佳外，

其他地方較容易受到山稜阻礙，可視的範圍與角度有限。本區域布農族 asang 建立於山

坡而非稜線，先天視域條件不佳。但在這個情況下，Kasin、Qasivanan、Asang-daingaz

與 Apulan 各自的互見度，以及其整體形成的能見網絡，都說明布農族人在創建新部落

時，的確有將新、舊部落間的視線（line-of-sight）連結納為選址的考量。47

地景常被考古學家視為記憶的實體化（materialization of memory），記錄社會與個

人的歷史（Knapp and Ashmore 1999: 13）。因此地景為理解過去社會的關鍵，但不只是

檢視住宅區域、公眾區域、或其它活動的空間，而是對整體地景概念的考察。除了為人

類活動的地點外，地景是由社會所構成（socially constituted）在規範文化關係上扮演重

要的角色（Ashmore 1991; Layton 1995: 229; Schmidt 1997）。在拉庫拉庫溪流域，地景

體現了布農族的社會關係。氏族的分支與擴散，是巒社群最早能夠在拉庫拉庫溪流域拓

殖的關鍵；後續其他來到拉庫拉庫溪流域的氏族，則是仰賴姻親關係在此地茁壯。因此，

布農族人建立新 asang 時，會選擇看得到自己氏族與姻親所屬 asang 的地點，以方便彼

此的聯繫，並藉由婚宴、射耳祭等共同活動來深化原本就存在的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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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玠甫‧舊社還是 asang？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傳統地景的考古學研究

布農族人與其周遭地景的關聯，架構於他們的社會關係。一方面，族人透過氏族的

分支與姻親的締結，成功擴展他們的領域。考古學的資料顯示，布農族人的社會關係被

構築、實踐與體現於拉庫拉庫溪流域的地景中。另一方面，藉由本研究對民族誌資料的

解讀，布農族人在地景中的移動不是絕對自由的——誰能夠到哪裡移居或狩獵，48 受到

社會關係（氏族與姻親）的支配，與土地獵場的所有權和使用權有關。

布農族社會關係與地景空間的扣連，透過氏族發展的歷史——系譜，藉由口傳流傳

於記憶中；系譜除記錄人與人的關係，也記錄了布農族土地與部落的變遷，是個人與其

所處空間連結的關鍵。malastapang（報戰功）是射耳祭或婚宴會進行的儀式，圍成一圈

的布農族男人在誇耀自己的戰功前，會先報出自己父系與母系氏族。我們可以想像，當

一個族人在跨 asang 與跨氏族的祭祀圈活動中報戰功，強調自己的父系與母系氏族時，

除了加深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外，49 也是將個人的身分（identity），置身於由 siduh 與 mavala

構築而成的拉庫拉庫溪流域的地景空間中。

四、結語

即便在十八世紀初時，布農族人已熟習山居生活。跨越中央山脈，來到遙遠的拉庫

拉庫溪流域尋求耕地與獵場，還是會有需要適應的地方。例如巒社群布農族人初次從海

拔 1000 公尺以上的「原鄉」離開時，選擇的是直線距離 40 公里以外，海拔只有 700 公

尺左右的 Asang-daingaz。不過這些在拉庫拉庫溪建立 asang 的布農族人，有一套承襲自

老家的方法，來適應不熟悉的山區。他們在掌握山區的地貌與資源後，將其作為地名命

名的依據。即便可取得的石材多少有差異，他們以類似的工法，在山坡地建立與原鄉結

構相仿的家屋。在住居之外，他們用石頭堆起一層一層的田野系統進行山田燒墾。工寮

被建立於離住居稍遠的地方，是工作或打獵休息的地方。他們規劃的獵場，以稜線、溪

谷等自然地貌為界線，使用上遵守先來後到的規矩。

但布農族不只是把在老家習得的山林知識帶到拉庫拉庫溪流域，他們也把原本的社

會關係延伸至此。新部落的建立基於氏族的壯大與分裂，姻親的連結為人群創建或遷移

至新部落的助力。布農族在山區的領域，是氏族與姻親關係在地域中擴展的結果。新、

舊部落之間的聯繫——看得見彼此石板屋頂縫中升起的裊裊炊煙——成為部落選址時

的考量因素，而布農族的社會關係就這樣被刻印於地景之上。

遠程的移動，例如從原鄉到拉庫拉庫溪流域的拓殖，讓布農族的社會關係，發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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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流域的網絡。短程而經常性的移動，則是加強小區域社會網絡的連結，例如同一個祭

祀圈中，分屬不同部落的居民藉由射耳祭、婚禮與誇功宴等活動進行面對面的聯繫。布

農族社會關係網絡，從十七世紀初期的玉山以北、中央山脈以西的區域開始，在擴展、

強化、再擴展與再強化的過程中，透過於拉庫拉庫溪流域的發展，最終遍布於中央山脈

的中南段。氏族與姻親關係在地景中擴展的進程，結合地景的意義，流傳於布農族人的

記憶之中。

地景始終是考古學研究的重心，因為人類的歷史關乎其如何生存於世界上。地景的

概念曾隨著學科的典範轉移，甚至產生歧異。但如今學者們普遍同意地景概念的多元性，

以及其包容不同研究層次與方法的特性（Anschuetz et al. 2001; Ashmore 2008: 259; Knapp

and Ashmore 1999: 2; Parcero-Oubiña et al. 2014: 4381; Stoddart 2000）。在這個研究中，

我以地景考古學為框架，應用歷史考古學方法整合並詮釋考古學、口傳與文獻資料等不

同面向資料，討論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與周遭環境的互動。我從地名源由的口傳資料，

探究環境與資源被賦予的社會與文化意義。我解釋地景概念下設計的區域性調查，如何

為舊社考古學帶來不同面向的研究。我以布農族 asang 的概念，理解考古學系統性調查

成果，討論 asang 與地景的層次。最後，我從 asang 的空間關係，檢視布農族的地景與

社會的構成。

經過前述討論，我們得以回歸本文最初的命題——舊社還是 asang？藉由歷史考古

學研究方法，本研究評估不同層次資料的異同，說明以 asang（部落）為研究概念，確

實強化考古學對布農族相關田野資料的詮釋，深化對布農族先人與地景關係的理解。

「社」是殖民者對原住民地域與人群組織的定義，以舊社為名的考古學固有其學術史脈

絡，在研究主題的稱呼上亦具其方便性。但考古學家必須反思該詞的歷史、社會與政治

意義，認知將其作為研究單位的侷限性。相對於與殖民主義關聯的「社」字，當代原住

民普遍用來指自己或先人居住地的「部落」50，也許更適合作為考古學研究主題的名稱

（如舊部落考古學），因其可能較接近原住民對過去聚落的認知？亦或是作為考古學去

殖民化（decolonizing archaeology）的實踐？51 本文作為一個拋磚引玉式的嘗試，期待學

界與原住民後裔有更進一步的討論。

對於拉庫拉庫溪流域的布農族傳統地景，我們已有初步認識。然而，還有許多議題

值得更深入的討論：例如區域調查的結果顯示，空載光達取得之高精度 DEM 在加值後，

可判別部落住居核心的位置與規模。若應用遙測技術對拉庫拉庫溪流域的未知部落進行

數位調查，可將取得的資料應用於聚落模式分析，或者是將互見度、能見網路的研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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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玠甫‧舊社還是 asang？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傳統地景的考古學研究

伸至整個流域。其次，我們現在假設，asang 間的互見度有利於彼此的聯繫。根據耆老

訪談，這樣的聯繫會藉由喊聲來達成。然而當代拉庫拉庫溪流域的地貌已與百年前大大

不同，52 若要進一步討論這個議題，則需要發展出一套兼具實證與模擬的研究方法來比

對。還有，我們已知布農族的社會關係——asang 與 asang 的連結——乃是建構於地景

之中。而當外來殖民者如清帝國與日本帝國進入拉庫拉庫溪流域，甚至建立軍事道路與

設施後，對布農族的社會關係造成怎麼樣的實體或概念上的影響？要如何從地景考古學

的角度，考察這些殖民主義下人群互動的現象？這些問題都相當有趣，但可惜已超過本

文討論的範疇，暫且留待個人後續的研究闡明。

致謝

感謝匿名審查人與責任編輯給予本文的建議；感謝林圭偵、陳玉茹、廖泫銘、張智

傑、陳孟莉、陳光祖、楊承勳等人，以及林水源、黃泰山、高忠義、胡春櫻、高新興、

張緯忠、黃利明、李志宏與其他布農族好友們在研究過程中的幫助；感謝黃鐘、徐嘉君

提供的地質學與植物學諮詢；感謝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在 DEM 取得的協助；還有

感謝 Salizan Takisvilainan 給予本文的建議，但文責由作者自負。謹以本文紀念考古學家

吳培華博士（1976-2021）。

附註

1. 本文所討論的考古學資料，主要來自花蓮縣文化局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執行之「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佳心舊社調查研究暨 GIS 故事地圖建置計畫

（2017-2018 年）」、「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佳心部落與喀西帕南部落調查研究暨

GIS 故事地圖建置計畫（2019-2020 年）」，以及「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阿桑來戛

部落與馬西桑部落調查計畫（2020-2021 年）」。計畫主持人為林圭偵助研究員，本

文作者在這一系列計畫中負責研究規劃、田野執行與資料分析。

2. 布農語的 asang 可翻譯成「部落」，然 asang 富含的意義更深，參見後文討論。

3. 本文「廢棄」一詞的使用並不是指原住民「放棄」舊部落，而是描述部落不再被使

用的「狀態」。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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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山胞一詞於 1994 年正名為臺灣原住民族。

5. 關於聚落模式的介紹，可參見李匡悌（2011）與陳瑪玲（2004）文章。

6. 計畫名稱、執行年度與作者在計畫中角色參見附註 1。

7. 雅美族一稱為官方用法，民間亦有以達悟族稱蘭嶼的原住民。

8. 本文所指之歷史考古學，並不僅止於研究歷史時期遺址的考古學，而是為一組專精

於考察晚近五百年歷史的研究方法（參見 Hicks and Beaudry 2006）。

9. 影像、地圖與口傳資料在 Beaudry 的討論中被視為廣義的文獻。

10. 有地名的地方包括部落所在地或一般地點，地名的源由，可能與地貌、地區資源，

或者是曾於該處居住的氏族有關。

11. 關於 Tungangan 的故事我就聽過三次，兩次在 Kunaha，一次在 Tungangan。

12. Kasin 部落所在的區域有登山步道可達，距登山口約二小時路程，亦有國家公園所

建立之佳心休憩區可作營地與工作站。

13. 布農族人口頭上稱佳心休憩區的周遭區域為「佳心」，範圍內包含了 Kasin 與 Hahavi

兩個部落，本研究即設定此範圍進行系統性調查。為避免名詞混淆，系統性調查設

定之範圍以中文「佳心區域」來稱呼。本文若提到布農族的部落名，會以布農族語

的羅馬拼音來表示。

14. 走在樹林中肉眼可視範圍約在 25 公尺左右，因此設定為穿越線的間隔距離。

15. 本研究使用之空載光達取得之 1 平方公尺解析度 DEM，取得自內政部地政司。

16. 超過 60 度的陡坡，無法在不使用器材的狀況下徒手穿越。此外，人為活動不太可能

在這樣的地形中進行。

17. 系統性調查以 Places of Special Interest 為單位，記錄地景中砌石遺構以及其他考古

學現象。

18. 黃鐘個人通訊，2022 年 4 月 4 日。

19. 徐嘉君個人通訊，2022 年 3 月 8 日。

20. 有些工寮緊鄰家屋，有共用牆，也可稱之為家屋附屬建物。

21. 住居核心指的是布農族部落中的房舍集中處。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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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調查時記錄到的耕地遺構叢集大多超過半徑 50 公尺之範圍。

23. 作圖者亦有可能為符合地圖之主題而刻意簡化細節。

24. 新武呂溪上游迄關山、內本鹿地區，為日本殖民者地圖《蕃地地形圖》最後一塊空

白，被認為是當時日人尚未能實際統治該地區的布農族人的證據（參見謝博剛

2020：71-72）。

25. 佐山融吉於 20 世紀初的紀錄，亦有提到布農族部落以單一 siduh 組成的原則（臺灣

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2008[1919]）。

26. daingaz 在布農語中為大的意思，Asang-daingaz 字面上也可說是大部落或大聚落。

27. 訪談參見林圭偵等（2018：150-159）。

28. 訪談參見林圭偵等（2018：217-222）。

29. 耆老張國興、余清山訪談，參見林圭偵等（2018：169-171、178-182）。

30. 耆老高忠義訪談，參見林圭偵等（2018：150-159）。

31. Istasipal 家屋清整過程與測繪結果參見林圭偵等（2018：71-75）、鄭玠甫（2020）。

32. 訪談參見林圭偵等（2018：183-187）。

33. 訪談參見林圭偵等（2018：150-159）。

34. 丘其謙（1966）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七——布農族卡社群的社會組

織》中，也有對布農族山田燒墾的詳細報導。

35. 訪談參見林圭偵等（2018：174-177）。

36. 訪談參見林圭偵等（2018：134-142）。

37. 訪談參見林圭偵等（2018：183-187）。

38. 馬淵東一所指稱之獸肉包含獵物與家畜。

39. 訪談耆老賴金德、黃順利與陳振耀，參見林圭偵等（2018：213-216、223-231）。

40. 訪談參見林圭偵等（2018：234-238）。

41. 此 qasivanan 為一般地名，並非指 Qasivanan 部落。

42. 原則上，一個 asang 以同一個小氏族的家族成員為原則，除少數因為姻親關係，出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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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非親族關係共聚一部落的情況（海樹兒‧犮剌拉菲 2008：77-80）。

43. 海樹兒‧犮剌拉菲（2008：71-81）整理《高砂族調查書第五編蕃社概況》資料，提

出布農族人離開舊居地的原因，其中以對耕地與獵場的需求為大宗。

44. Salizan Takisvilainan 所援引的民族誌資料來自馬淵東一；口傳資料，部分來自其協

同參與，2017-2021 年史語所在拉庫拉庫溪流域進行的布農族舊部落區域調查。

45. 訪談參見林圭偵等（2018：174-177）。

46. Apulan 的聚落核心範圍是根據歷史地圖、過往調查資料與空載光達 DEM 坡度分析

推測而來。

47. 過往關於布農族部落選址的討論（e.g. 江冠榮 2008、2014；海樹兒‧犮剌拉菲 2006：

98-108），並沒有提到過視線關係為部落選址之因素。

48. 如前文所提，氏族之所以可以遷移到新部落，是因為該地有其親族或姻親。另外，

不同的獵場屬於不同氏族，不可以越界到別人的獵場。

49. 海樹兒‧犮剌拉菲（2006：56）觀察，當代布農族人對話中對 siduh 的討論，通常是

在找尋或強化彼此間的關係。

50. 部落一詞亦為外來概念，但在原住民族群的使用脈絡中，可能還是比舊社更為接近

母語中，過去居住地的概念，如布農族的部落之於 asang。

51. 關於考古學去殖民化的討論，可參見鄭玠甫（2020）文章。

52. 例如過去住居旁的耕地如今已覆滿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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