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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張融傳

《南史·張融傳》並非道教經典，乃唐代李延壽所撰《南史》中的人物傳記條目，所記為南朝齊名士張融之生平、仕履、言行、文學與風神。若依道藏分類而言，此條目不屬「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正一」任何一類，因其本質是史學文獻而非道經；然若從道教思想史與中古宗教文化之交會觀察，張融傳所呈現的崇自然、尚玄遠、輕名教、重性靈之取向，與魏晉以來道家哲學、後世道教文化之精神氣質頗多相通，故歷來常為研究南朝三教互動的重要材料。就其學術地位而論，此傳價值不僅在於保存張融其人之史實，更在於提供南朝士大夫精神結構的典型切片。張融以才思、書法、清談式言辭與不羈行止見稱，其形象在《南史》中被高度凝縮為「狂而有才」「奇而有骨」的一類名士代表。這類人物在中古中國的文化史上，往往是儒、道、佛三種價值並置而互相滲透的節點，故《南史·張融傳》雖非道教文獻，卻可作為理解道家思想如何滲入文人士大夫日常人格的重要旁證。從文獻性質看，這條目屬於正史列傳中的人物敘述，與道教經典的「經、訣、誥、戒、籙」體系不同；但其敘事中對張融臨終遺命的記載——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極具象徵性，將儒、道、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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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張融傳

概述

就其學術地位而論，此傳價值不僅在於保存張融其人之史實，更在於提供南朝士大夫精神結構的典型切片。張融以才思、書法、清談式言辭與不羈行止見稱，其形象在《南史》中被高度凝縮為「狂而有才」「奇而有骨」的一類名士代表。這類人物在中古中國的文化史上，往往是儒、道、佛三種價值並置而互相滲透的節點，故《南史·張融傳》雖非道教文獻，卻可作為理解道家思想如何滲入文人士大夫日常人格的重要旁證。

從文獻性質看，這條目屬於正史列傳中的人物敘述，與道教經典的「經、訣、誥、戒、籙」體系不同；但其敘事中對張融臨終遺命的記載——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極具象徵性，將儒、道、佛三教置於同一臨終場景之內，映照南朝晚期知識人兼容並蓄的宗教心態。此一片段常被後世用來討論「三教合流」之初步形態，以及文人如何以個人生命史完成思想整合。

若以道教學的眼光再加一層觀照，張融並無明確的齋醮修持、神仙服氣或內外丹法實踐記錄，亦非某一宗派的制度性成員；然而他所展現的「不拘俗格」與「任真率性」，卻與道教文化中重視自然、反對矯飾的精神相契。故此傳雖無具體神譜、科儀與教義條文，卻能作為「道教精神的文人化表現」之一例，具有跨學科的參考價值。

成書背景

《南史》為唐代史家李延壽所撰，成書於唐顯慶年間前後，旨在合編南朝宋、齊、梁、陳四史，補其分散、重複與敘事體例不一之弊。李延壽在撰史時大量承襲前代實錄與正史材料，並以較為凝鍊、文學化的筆法重編列傳，使人物性格與時代風氣更為鮮明。《南史·張融傳》即屬此種編纂策略下的產物：它既保存了張融在南齊史料中的核心事蹟，也在語言節奏上加強其「風流奇特」的名士面貌。

就原始來源而言，張融事蹟主要出於《南齊書·張融傳》，《南史》多有沿用與整併。南朝齊代正值士人文化高度發展之時，玄學遺風、清談傳統、佛教興盛與道家思想滲透並行，故張融的形象並非孤立個案，而是特定文化生態下的典型代表。李延壽在轉錄此類人物時，往往保留其語錄、軼事與臨終安排，讓後人得以透過少量文字，窺見一整套精神氣候。

版本流傳方面，《南史》今本主要依宋元以降校勘系統通行，後世常與《南齊書》互校參證。張融條目在不同傳本中大旨相近，少數文字異同多屬傳抄與校刻之差，對理解其核心意義影響不大。若進一步追索其思想史材料，近代學者亦多由《南齊書》《南史》、張融文集殘篇及相關碑誌互證，討論其與道教、佛教交涉的脈絡。所引張融遺命「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尤為流傳甚廣，常見於佛教史、三教關係史與南朝士人研究之中。

主要結構

《南史·張融傳》在體例上屬列傳，整體可依人物生命史與性格展現分為若干段落。若按經文實際敘事脈絡整理，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一、出身與早年：記其字、籍貫、少時才學與氣質，為全傳定調。二、仕宦與歷任：敘其出入官場、與當時權臣及皇室的關係。三、才藝與名聲：重點寫其文章、書法、言辭與特立獨行之處。四、奇行與評價：以君臣、士友評語，凸顯其「不可多得」之特質。五、晚年與臨終：以遺命作結，將其思想世界收束於三教並列之場景。

若按傳文材料的層次看，張融傳的敘事重心不在政治成就，而在「人格風貌」與「文化象徵」。其文本內部常以短句、評語、軼事串聯，形成近似人物小品的結構，而非長篇履歷式記述。這種寫法使張融不只是南齊一位官員，而成為南朝名士精神的化身。

就篇章層面而言，此傳雖然無道藏經卷之分卷系統，但可視為一篇「以行狀示人格，以遺言見思想」的史傳文本。其結尾特別重要，因為臨終遺命不只是生平的收束，也是價值觀的總結；因此張融傳的結構，實際上以「生平軼事」承接到「精神象徵」，形成由外而內的書寫層次。

核心思想

第一，張融傳所呈現的核心精神，是南朝士人對「自然」與「真率」的推崇。傳中屢見其不拘常法、舉止異於流俗，這種人格特徵在傳統儒家眼中或屬放達，在玄學與道家視域中則可被理解為「任真」「率性」。其思想底色與《老子》所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相近，亦與魏晉名士以個體生命超越禮法束縛的趨勢一致。

第二，張融傳也強調「才」與「異」的並存。張融之所以被史家著錄，不僅因其言行出眾，更因其在書法、文辭上確有可觀之才。南朝文化尤其重視才情與風骨，張融自謂書法之語，正顯示其並不把自己放在模仿者位置，而是將個人創造視為一種藝術自足。這種自我標舉，在道家文化中可視為對「成法」的超越，也反映中古文人對「法度」與「神采」之間張力的敏銳意識。

第三，從宗教思想史角度看，此傳最值得注意的是三教並觀。張融臨終所執四書，將《孝經》置於儒家倫理系統之中，將《老子》歸入道家玄思，而《小品經》《法華經》則分別代表佛教般若與大乘法華傳統。此並非簡單拼貼，而是表明他在生命最後階段，將倫理、玄理與解脫論視作可以同時安置的思想資源。這種姿態正是南朝士大夫宗教認識的一大特色。

第四，張融傳在更廣義上顯示了「人格即思想」的中古敘事方式。史家不以抽象義理寫張融，而以行事、語錄、臨終處置來顯其世界觀。這種書寫方式使張融的生命本身成為一種「文本」，其意義不在於完成某一宗教教條，而在於展現一種可供後人想像、評議與引用的文化型態。就此而言，張融既是史人物，也是思想史中的象徵性案例。

重要段落（原文對照白話）

1. 出身與總評

原文：「融字思光，吳郡吳縣人也。風止詭越，為時所稱。」

白話：張融字思光，是吳郡吳縣人。他舉止風度奇特超常，因此為當時人所稱許。

此段以極簡筆法定下全傳基調。「風止詭越」不是單指外在怪誕，而是其整體氣質與常人不同，顯示史家有意將他塑造成南朝名士中的異格人物。

2. 少年才學

原文：「融少好學，善屬文，工草隸，特達不群。」

白話：張融年少時就喜歡學習，擅長寫文章，精於草書和隸書，才能卓越而不流於凡俗。

此句寫其才學與書藝，將「好學」「善文」「工書」三者合而為一，顯示南朝士人評價人物時，文學與藝術能力本即不可分割。其「特達不群」，亦是後文一切異行的根源。

3. 書法自負

原文：「融嘗自謂：『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白話：張融曾經自己說：「我並不是遺憾我沒有王羲之、王獻之那樣的法度，我也遺憾王羲之、王獻之沒有我的法度。」

此語最能見其自信與創造意識。所謂「二王」是書法史上的典範，張融敢以「二王無臣法」自許，表現出中古文人少有的個體主體性。就史學筆法看，此句亦是傳主人格最鮮明的標誌。

4. 皇帝評價

原文：「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白話：齊高帝說：「這樣的人不可以沒有一個，但也不能有第二個。」

此評語極具概括力。一方面肯定張融的獨一無二，另一方面也暗含其性格過於峭拔，不宜複製。這種帝王評價在史傳中常用以總結人物定位，讓張融成為「可貴而難以再得」的特例。

5. 臨終遺命

原文：「臨終，命左右曰：『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

白話：他臨終時吩咐身邊的人說：「左手拿著《孝經》和《老子》，右手拿著《小品經》和《法華經》。」

此段是全傳思想意義最強之處。四部經典分別代表儒、道、佛三種傳統，張融以左右手並執，象徵其生命最終並未偏於一端，而是將諸家思想作為整體來面對死亡。這是南朝三教融通的生動例證。

6. 以儒攝身、以道安神

原文：「左手執《孝經》《老子》。」

白話：左手拿著《孝經》和《老子》。

此處雖簡短，卻有深義。《孝經》重倫理根本，《老子》重返本歸真，二者並列，顯示張融並非以「反儒」為道，而是在儒家倫理中保留道家超越性。若以道教文化理解，《老子》後來被奉為道教核心經典之一，與太上老君信仰傳統相關，但此處屬後設闡釋，非張融本人直接言說，故宜標為思想脈絡上的連結，待考其直接宗教歸屬。

7. 以佛觀空、以經證心

原文：「右手執《小品》《法華經》。」

白話：右手拿著《小品經》和《法華經》。

《小品般若經》偏重空義，《法華經》則為大乘圓教重經。二者並列，既見張融對佛教經典的重視，也顯示南朝佛學在士人階層中的滲透。此處並非求神降福之類宗教行為，而是以經典作為精神依託，與釋迦牟尼所代表的佛教聖者傳統形成文化上的呼應。

8. 名士與三教交會

原文綜合其意，可見於全傳末段精神：以四經並陳，收束一生。

白話：他臨終以四部經書安排自己，等於用儒、道、佛三家來整理自己的一生。

此段雖為釋義而非逐字原文，但其思想是全傳的總結。張融的生命並未被某一宗派完全規定，而是呈現出南朝士人常見的「兼收並蓄」格局，這也使他成為研究三教融合的重要個案。

學術評價

學界一般認為，《南史·張融傳》最重要的價值，在於它以極少文字塑造出一個高度典型化的南朝名士形象。張融並非以軍功、政績或制度貢獻著稱，而是以其書法、辯才、奇行與末後遺命，成為士人文化與宗教文化交會的一個焦點。從人物史學角度看，這種寫法使其傳記具有很強的文學性；從思想史角度看，則使之成為觀察南朝精神結構的珍貴窗口。

從道教文化史而言，張融雖非道士，亦未留下明確道教修持記錄，但其「輕禮法、貴自然」的姿態，正可視為道家精神在世俗士大夫中的一種外化。尤其《老子》在其臨終遺命中居於關鍵位置，顯示道家經典已不僅是哲學文本，也逐漸成為文人安頓生命的精神資源。此種現象對理解道教思想如何經由文學與士人生活進入社會層面，極具啟發性。

從佛教與三教關係研究看，張融傳常被引用來說明南朝「不排他」的宗教氣氛。其遺命並置佛典與儒、道經典，顯示當時上層士人往往不以單一信仰為唯一標準，而傾向在不同傳統中擇取可資自我安置的思想資源。此種精神，既非嚴格意義上的宗派皈依，也不屬純粹哲學折衷，而是中古中國特有的文化整合方式，值得在宗教史與文化史中反覆檢視。

若需進一步校勘與精讀，宜以《南齊書·張融傳》與《南史》互證，並參考張融文字殘存材料、南朝佛教史研究及三教互動研究文獻。關於「門世奉佛、舅氏奉道」之說，屬後世學者據旁證所作推斷，並非《南史》原文直述，使用時宜標明待考。整體而言，《南史·張融傳》是一則以人物史方式呈現南朝宗教文化複雜性的經典材料，其史料性、文學性與思想史意義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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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4-19 [pinyin-translator] 翻譯標題：nan_shi_zhang_rong_zhuan → 南史·張融傳（來源：h1）
2026-04-19 [paper-meta-fixer] 修復 1 條學術專區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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