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青城山位於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南，自東漢以降即為中國道教史上極具地標意義的聖山。它既被尊為「天師道祖庭」、五斗米道發祥地之一，又是唐宋時期杜光庭等大師形塑「青城派」的重要根據地，更在清初康熙年間經陳清覺一系而成為全真龍門派碧洞宗的祖庭。本文嘗試以「層累結構」（layered structure）為方法論框架，重新審視青城山道教的歷史形成——它並非由單一教派一脈相承，而是在不同歷史階段，由不同教派、不同政治勢力、不同知識社群層層累積而成的複合宗教景觀。 學界對青城山

# 摘要 《太平經》「承負」說長期被學界定位為道教獨特的宗教報應觀念，然而這一視角僅揭示了其宗教倫理維度，卻遮蔽了更為深層的規範結構。本文主張，「承負」說不僅是一套宗教報應理論，更是一套將道德責任與血緣關係緊密綁定的「家族法學」結構——它以血緣為連帶紐帶，以代際為時間框架，以家族為責任單位，構成了一套完整的規範體系。本文從經文分析、思想史、漢代律令、比較法學、宗教比較五個維度展開研究，試圖回答一個核心問題：承負說如何在宗教語言的包裹下，建構出一套具有法學邏輯的家族責任制度？

## 摘要 新加坡道教總會（Taoist Federation, Singapore）成立於一九九〇年，是迄今星洲唯一具全國代表性的道教組織。其誕生並非偶然，而是十九世紀以來閩、粵移民攜香渡海、依方言群（幫）結社建廟的長程歷史與二十世紀後期國家治理、城市重建、宗教統計重組三股力量交會的產物。本報告以「組織建構—教育推廣—東南亞網絡」三條軸線，系統考察總會自一九九〇年成立至當代三十餘年間的制度演化，並將其置於閩粵道法跨海離散的大傳統中加以定位。 在組織建構上，本報告依新加坡

# 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地區道教考——以從江、黎平、雷山的法師傳統與道教互動 ## 摘要 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處貴州東南部，是長江支流清水江與珠江支流都柳江上游的交錯地帶，也是苗族、侗族、漢族、瑤族等族群長期共居的山地社會。自明清以來，隨著衛所設置、移民遷徙與商道開闢，以正一道為核心的漢傳道教儀式傳統沿著河流、驛道與集市逐步滲入苗疆與侗鄉，並與當地原有的鬼師、祭師、薩歲崇拜、鼓社信仰等原生宗教體系發生深度融合。本報告以從江、黎平、雷山三縣為核心個案，透過文獻梳理、已有田

## 摘要 在漢人的宗教世界裡，最常被信眾掛在嘴邊的一個字是「靈」。一座廟「靈不靈」，幾乎是民眾決定要不要去拜、要不要捐錢、要不要把孩子託付給神明的唯一判準。本文以「靈驗」（ling／efficacy）為核心範疇，嘗試以宗教社會學與經濟人類學的眼光，重新檢視一個看似神秘、實則高度有序的現象：廟宇之間如何形成事實上的「靈驗排名」、香火為何盛衰更替、而信眾又依據什麼樣的邏輯在眾神與眾廟之間做出選擇。 全文的論證分兩個層次推進。在第一個層次，我們承認漢人民間信仰確實展現出某種「

## 摘要 二十世紀的東亞與東南亞,出現了人類宗教史上罕見的一場實驗:由掌握國家機器的政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無神論」為意識形態前提,試圖以行政、教育、法律與運動式動員的綜合手段,從一個社會的肌理中根除宗教。中國大陸、越南、北韓三個社會主義政體,先後將無神論寫入黨綱與國家治理邏輯,並在不同強度上對道教及與道教相關的民間信仰展開壓制。然而,半個多世紀過去,宗教不僅沒有消亡,反而以多種隱蔽、變形、嵌入世俗生活的方式存續下來。本報告即以「道教在無神論社會的存續」為主軸,聚焦

## 摘要 十三世紀的歐亞大陸，因蒙古的崛起而被重新編織進一張橫跨草原、綠洲、農耕帝國與海洋的巨網。在這張網的中心，是一個以「長生天（Köke Möngke Tengri，蔚藍永恆之天）」為最高信仰、以薩滿（böge）為通神中介、以翁滾（önggön）為祖靈寄體的草原宗教傳統；而在它所征服與招撫的諸文明之中，金、元易代的華北，正孕育著一支自我標榜「全其本真」、融攝三教、以內丹性命雙修為宗的新道教——全真道。本報告以「翁滾／薩滿」與「全真道」為兩條主軸，考察道教與蒙古薩滿教在

# 馬來西亞吉隆坡道教廟宇譜系考——關帝廟、天后宮、仙四師爺廟與華人會館宗教 ## 摘要 吉隆坡是一座由華人錫礦工在十九世紀中葉「踩著泥濘」開闢出來的城市，而最早替這座城市奠定精神秩序的，不是衙署、不是學堂，而是廟宇。本報告以吉隆坡三座具代表性的華人廟宇——仙四師爺廟（Sin Sze Si Ya Temple）、吉隆坡關帝廟（雪隆廣肇會館關帝廟）、樂聖嶺天后宮（Thean Hou Temple）——為核心個案，輔以大伯公、九皇爺及各方言群守護神的信仰版圖，系統地梳理吉隆坡

## 摘要 粵北地區（梅州、河源、清遠）是廣東客家人聚居的核心區域，也是客家道教與廣府道教交錯滲透的過渡帶。本報告以「方言宗教」為切入點，綜合地方志、宮觀碑刻、科儀文本、田野訪談與當代廟宇公開資訊，考察梅州、河源、清遠三地客家道教的歷史層累、法派分佈、儀式實踐、物質文化，以及其與廣府道教在語言媒介、神譜偏好、法器制度、喪葬與醮典組織上的差異。研究發現：第一，粵北客家道教以正一派火居道士與民間法師（師公、觋公）為主體，全真道影響相對薄弱，與珠三角以宮觀為中心、全真與正一並重的

## 摘要 潮汕地區位於粵東沿海，北倚蓮花山脈，南臨南海，是閩、粵兩省文化交匯的樞紐。自宋代以降，道教正一派、地方法師傳統與民間信仰在此交錯滲透，形成兼具官方祀典、宗族祭祀、民間醮儀與僑鄉網絡特性的複合宗教生態。本報告以汕頭、潮州、揭陽三市為核心田野範圍，輔以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與越南等東南亞潮汕僑社的跨域連結，探討「潮汕道教法派」的歷史源流、儀式實踐、器物制度與當代變遷。 研究問題聚焦於三個層次：其一，潮汕道教是否存在可辨識的地方法派譜系？其與閩南道教、客家法師、廣府

## 摘要 廣西壯族自治區位於中國南疆，地處雲貴高原東南緣與南海北岸之間，西接雲南，東連廣東，南臨北部灣，北倚湖南、貴州，自古即為漢、壯、瑤、苗、侗、仫佬、毛南、京等多民族雜居之地。論及廣西的宗教景觀，過往學界往往以「邊陲」「化外」視之，或將其歸入「南方少數民族民間信仰」的籠統範疇，未能彰顯其作為道教南傳之重要結點、漢俗與駱越—僚—俍諸古族信仰交涉之熔爐、以及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之宗教中介的多重面相。本文以「廣西道教」為核心問題意識，試圖整合三個地理—文化軸線：其一，桂北—桂

## 摘要 在漢人民間社會中，道士並非單純的宗教修行者，而是一種以家族為單位、世代相承的「職業」。本報告以閩南（福建泉漳、粵東饒平）與臺灣的火居正一派道壇為對象，把「父傳子」這一傳承形態當作一個制度研究的客體，追問三個彼此相扣的問題：道法、科儀知識與壇號這類無形資產，憑什麼能在血緣之內被繼承？當血緣供給不足時，家族用哪些策略補位？又是哪一套儀式與文書系統，把私相授受的血緣事實「升級」為神界官僚與人間社會都承認的「法統」？ 報告指出，火居道（正一派散居道士，可婚、居家、平日

## 摘要 「道教」與「民間信仰」之間是否存在一條清晰的範疇邊界，是中國宗教研究自二十世紀中葉以來反覆爭辯而至今未決的根本問題。社會學家楊慶堃（C. K. Yang, 1911–1999）於一九六一年出版的《中國社會中的宗教》（*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以「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與「擴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的二分，為這一問題提供了至今最具影響力的分析語彙：前者擁有獨立的神學、

## 摘要 道教作為漢人文化最深層的信仰底色，隨著一個半世紀以來的華人移民，悄然渡過太平洋，在加拿大西岸的溫哥華與東岸的多倫多落地生根。然而，相對於華人基督教會與漢傳佛教叢林在北美已積累相當研究，「加拿大華人道教」始終是一塊學術上少人深耕的田地。本報告嘗試以鼎稔道學館所承之劉厝派道法二門法脈為立足點，將散見於移民史、廟宇檔案、會館志書、政府遺址指定文件與宗教社會學論著中的零星線索，編織成一幅較完整的圖像。 本報告辨識出華人新移民帶入加拿大的三條道教與民間信仰線索：其一為*

# 印尼雅加達、泗水道教廟宇考——金德院、福安寺與印尼華人在排華事件後的宗教重建 ## 摘要 印尼是中國本土之外華人人口最多的國度之一，自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經營巴達維亞（Batavia，今雅加達）以來，閩粵移民便將原鄉的神明、香火與儀式一併載渡南洋，於港埠市鎮立廟奉祀，形成綿延三百餘年的華人廟宇（馬來／印尼語 *klenteng*）傳統。然而，印尼華人的宗教生命史，並非一條平順累積的香火長河，而是一部反覆經歷「毀滅—倖存—重建」的韌性史。本文以雅加達現存最古

## 摘要 新加坡開埠兩百年來，華人廟宇從一座座濱海的亞答神龕，逐步演變為今日受成文法規範、列入國家古蹟、年報送審的法律實體。本文以三座最具代表性的古廟——福建幫的天福宮、潮州幫的粵海清廟、廣客兩幫共祀的福德祠——為個案，考察一個常被信仰史與建築史略過的問題：這些「道教廟」究竟是依何種法律身分而存在、又如何在百餘年間從「無法人之地」走向「法人化」？ 本文主張，新加坡華人廟宇的法人化並非一次性的立法事件，而是一條橫跨殖民與後殖民兩個時代、由三股力量交織推動的長程過程。其一是

## 摘要 「泰山府君祭」是日本平安時代（794–1185）陰陽道最具代表性的國家祭祀之一，由陰陽師安倍晴明於永祚元年（989）為一條天皇正式創制，此後近千年間持續施行於日本朝廷與貴族社會，成為東亞宗教文化交流史上極具特色的儀式個案。本文以陰陽道文書《調伏書》為核心文獻，結閤中古中國冥府觀唸的演變脈絡，系統考察泰山府君祭的道教淵源與東傳路徑，揭示這一儀式如何在中國本土信仰、道教齋醮、唐代密教與日本陰陽道等多重宗教傳統的交匯中形成，並在平安時代貴族社會中完成其本土化與制度化。

# 湘中師道與梅山教的儀式民族誌——翻壇倒峒、張五郎獵神信仰與巫覡「王化」過程考 ## 摘要 湖南中部——雪峰山東麓、資水中上游的新化、安化、冷水江一帶，即宋人所稱之「梅山」——雖自北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章惇「開梅山」即被籍戶置縣、編入版籍，卻在當代儀式民族誌的分佈圖上長期缺席。本專題以此「地理的不對稱」為問題起點，追問一個在帝國「王化」史上如此之早即被納入版圖、卻在宗教民族誌上如此之晚才被看見的內陸師道傳統，究竟承載了怎樣的巫、道疊合結構，以及國家的編戶置縣、正一

## 摘要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湖廣總督張之洞在《勸學篇·外篇·設學第三》中提出以天下寺觀「什取之七以改學堂，留什之三以處僧道」的著名方案；同年七月十日，康有為上〈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學堂摺〉，主張除列入國家祀典者外，全國書院、寺廟一律改為學堂，光緒帝當日即頒上諭、沿用其措辭。這一連串動作，後世統稱為「廟產興學」（或曰「毀廟辦學」）。它表面上是一場教育近代化運動，實質上卻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宗教財產再分配，並由此開啟了近代中國「宗教」（zongjiao）與「迷信

## 摘要 在閩南與臺灣的漢人社會裡，幾乎沒有一種宗教物品像金紙、銀紙這樣，一面是滲透到日常生活肌理的尋常之物——廟口、灶腳、墓前、騎樓金爐，隨處可見；一面又承載著極為精密的分類秩序——哪一種紙燒給哪一位神、哪一種紙送給祖先、哪一種紙打發孤魂，絲毫不可錯亂。它是「最不被當一回事」卻又「最不能弄錯」的物。本報告以分類人類學（the anthropology of classification）為主軸，整合物質文化研究與道教神學考辨，系統梳理閩臺金銀紙的品項體系（天公金、太極金

## 摘要 在臺灣與閩南的漢人民間信仰世界裡，「頭家爐主」是一套看似瑣碎卻無所不在的制度：每逢神明聖誕或年度祭典，地方社群在神前擲筊，由連續聖筊最多者出任「爐主」，捧奉神明香爐回家供養一年，再由次多者出任若干「頭家」，協理收取丁口錢、籌辦演戲酬神、籌組進香遶境。一年期滿，香爐再度於神前易主。這套以「年」為節拍、以「擲筊」為機制、以「香爐」為信物的輪值制度，長期被視為民俗細節而少受理論性的對待。本報告主張：頭家爐主制度其實是漢人地方社會「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

## 摘要 在以上座部佛教（Theravada）為信仰主體的泰國與緬甸，數以百計的華人寺廟在同一座殿堂之內，把道教神明、漢傳佛教菩薩、閩粵鄉土神祇、乃至婆羅門教與在地精靈一併供奉。媽祖與觀音同龕、玄天上帝與關聖帝君並列、九皇大帝的香爐旁安著本頭公的神位——這種「兼祀」（co-enshrinement）並非偶然的拼湊，而是一套穩定運作了一兩百年的宗教秩序。本報告以泰國、緬甸華人寺廟兼祀道教神明的現象為核心，探討道教信仰如何在南傳佛教的社會生態中存續、被接納，並與之共存，從而構

## 摘要 馬來西亞華人道教，是漢語世界海外宗教史中極為獨特而又長期被學界主流低估的一支。從十七世紀馬六甲青雲亭碑刻所留下的「甲必丹」題名，到十九世紀檳城龍山堂邱公司在喬治市核心地段豎立的閩南宗祠群，再到二十世紀末吉隆坡樂聖嶺天后宮在現代都市中重塑出南洋媽祖信仰新樣態，這條跨越三百餘年的祭祀脈絡，既不是中國閩粵原鄉法派的簡單複製，也不是徹底被馬來西亞國族敘事吸納的「本土化」遺產。它是在殖民、移民、會館、義塚、私會黨、抗日、獨立建國、伊斯蘭化、城市化以及全球華人網絡這一連串重

## 摘要 海南島作為中國最南端的省級行政區，自漢武帝元封元年（西元前 110 年）置珠崖、儋耳二郡以來，便處於華夏文明南緣與南島語族文化北線交匯的張力場中。本文以「島嶼宗教景觀」（island religious landscape）為分析框架，重新檢視海南道教在閩南、潮汕移民宗教傳統與本土火山瓊神信仰夾擊下的歷史形構與當代變貌，並以海口、文昌、瓊海三地作為主要田野節點，旁及五指山黎族苗族山地宗教，試圖回答一個長期被中原中心史學忽略的問題：海南道教究竟是「中原道教在邊陲的

## 摘要 當人們談論「海外道教」時，目光多半投向北美與東南亞；澳大利亞——這片在十九世紀中葉因黃金而被廣東移民稱為「新金山」（New Gold Mountain，相對於舊金山 San Francisco）的南方大陸——卻長期被置於視野邊緣。然而正是在這片土地上，保存著一批極為珍貴的華人廟宇遺存：南墨爾本的四邑會館關帝廟（See Yup Temple）被公認為澳洲現存最古老、且持續運作的華人廟宇；維多利亞金礦重鎮本迪戈（Bendigo）的關帝廟，門額題「大金山廟」，是金礦時

## 摘要 當代臺灣的宗教地景，常被概括為「廟宇密度世界第一」的單一意象；然而在一萬二千餘座登記寺廟與更龐大的未登記神壇、家家戶戶的神明廳與公媽龕之間，存在著一道極少被正面理論化的結構裂縫。本報告以「場域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fields）」為核心問題意識，主張當代臺灣漢人道教與民間信仰並非鐵板一塊的「民間宗教」，而是至少分化為三個運作邏輯互異的次場域：以地域共同體為基礎、具義務性與公共性的「公廟」；以父系家戶為單位、具封閉性與世襲性的「公媽廳（家戶祖

## 摘要 本研究以「西藏漢族道教與佛苯道交涉」為核心命題，重新檢視從吐蕃時期到民國末年，在拉薩、日喀則、昌都、亞東等藏地核心區域內，漢族民間信仰、道教科儀傳統與藏傳佛教、苯教（Bon）之間長達一千三百餘年的接觸、互滲、競爭與在地化過程。長期以來，西藏宗教史研究受到兩種典範的擠壓：其一是以印藏佛教為主軸的傳統佛學史敘述，將藏地宗教景觀化約為「印度佛教在喜馬拉雅的延伸」，視漢地因素為偶然的政治附庸；其二是以「苯教＝薩滿底層」為預設的宗教學典範，將苯教化約為前佛教時期的本土巫教

## 摘要 越南南部的西貢—堤岸（Sài Gòn–Chợ Lớn，今胡志明市第五、第六郡一帶）是中南半島規模最大的華人聚落，自十七世紀末明遺民南渡、十八世紀閩粵移民相繼湧入以來，逐步形成以「籍貫—方言幫群」為單位的社會組織。這一組織在物質與信仰層面的最高結晶，便是遍佈堤岸街衢的「會館」（Hội quán）。會館既是同鄉互助與商業協調的社會機構，又是供奉鄉土神祇的祭祀中心；「會館即廟、廟即會館」三位一體，構成了海外華人宗教生活的典型樣態。 本報告以堤岸三座最具代表性的會館廟

## 摘要 「全世界究竟有多少道教徒？」這個看似基礎的問題，是當代宗教人口統計學中最棘手的難題之一。本文以當代臺灣、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四個華人社會為對象，系統性地比較其官方人口普查、學術抽樣調查與宗教機構登記三套數據體系，試圖回答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為什麼道教信徒「數不清」？這個「數不清」本身，又揭示了華人宗教什麼樣的結構特質？ 四地構成了一組難得的「自然實驗」。其中臺灣與香港的官方人口普查**不設宗教題**，道教信徒人數只能仰賴抽樣調查與機構自報來推估；馬來西亞與新加

## 摘要 明代是道教正一派籙階制度從「諸派並立」走向「歸於天師」的關鍵轉型期。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年間確立正一道為國家道教正統，第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獲封「大真人」，龍虎山天師府成為全國授籙的唯一合法中心。在這一制度背景下，明初寧王朱權編纂的《天皇至道太清玉冊》（正統九年，1444年成書）系統梳理了正一諸品法籙、天界官制品秩與人間法職的對應關係，被學界譽為「明代道教制度的百科全書」。然而，這部中央類書所呈現的「理想型」籙階—法職對照體系，在多大程度上被地方壇門實際奉行？地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