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道教的「三清」神譜與越南母道教(Đạo Mẫu)的「四府聖母」信仰,表面上分屬兩個語言、兩個民族、兩種宗教氣質迥異的世界:前者以元始天尊、靈寶天尊、道德天尊三位抽象的宇宙性天尊為最高,神格幾乎不具人格、不可附身、由受籙道士以章表科儀奉事;後者以柳杏聖母(Liễu Hạnh)為實際崇拜核心,把宇宙劃為天、地、水、嶽四府,由能歌善舞、可被身體扮演、能附身降臨的母性神格統轄,並以「上同」(lên đồng)附身儀式為宗教生活的核心。然而,當我們把兩套神譜的「骨架」並置

## 摘要 銅鏡，於中國物質文化史中佔有極為特殊的位置。它既是日常梳妝的器物，也是溝通幽冥、辟邪鎮宅、星象通神的法器。從齊家文化的小型素面銅鏡開始，歷經商周禮制化的「鑑」，到戰國山字鏡、漢代博局鏡、四神規矩鏡、六朝神獸鏡、隋唐二十八宿鏡與五嶽真形鏡，銅鏡並未只是工藝的演變，而是承載了中國人對「光」「象」「天」「鬼」之認識的逐步加深。本文以「道教法器」為切入點，分八章系統考察銅鏡在道教神學中的地位、其與墓葬制度、星象信仰、神仙觀念、煉丹理論及辟邪實踐的交織。 本文主張：銅鏡

## 摘要 道教神譜是中國宗教史上最為龐大複雜的神明體系之一，其分類邏輯橫跨天界、人間與冥界，貫穿經典文本、國家祀典與民間實踐三個維度。本報告以「道教神明分部比較」為核心問題意識，聚焦於三大分類實踐——天界官僚體系、地方神明譜系與民間祀典制度——的歷史形成、結構特徵與互動關係，試圖建構一套涵蓋「來源論」（先天神／後天神）、「位階論」（品秩／仙班）、「職能論」（功能性／司法／勸善）與「空間論」（天界／地方／冥界）的多維比較模型。 在研究方法上，本報告綜合運用文獻考證、經典詮

## 摘要 祭祀，是中華文明處理「人與超越者」「生者與死者」關係的核心制度。自三代以降，這套制度沿著兩條既交涉又分流的脈絡發展：一條是以宗法血緣為骨幹、由儒家經典加以理論化與倫理化的「禮制祭祀」，落實於家祠的公媽奉祀、宗祠的合族祭祖，以及孔廟的國家釋奠；另一條是以齋醮科儀為形式、由道教加以神學化與宇宙論化的「科儀祭祀」，落實於醮壇的祈福、黃籙齋的度亡，以及對亡魂與祖先的薦拔超昇。本報告以「家祠、宗祠、孔廟、文昌祠」四個祭祀空間為觀察座標，系統比較道教與儒家在祭祀對象、主祭資

## 摘要 本研究以「養老」為線索，重構道教傳統中針對高齡身體、長壽期盼與生命末期的一整套儀式制度。長期以來，道教研究多聚焦於齋醮、度亡、補運、安龍謝土等核心壇場儀軌，而把壽誕醮典、做壽科儀視為民俗附屬，缺乏系統性的制度化考察。本文回到《北斗本命延生真經》《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文昌孝經》《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以及閩臺道壇手抄科本所構成的文本網絡，主張「壽誕醮典—做壽科儀—北斗祈壽—家屋拜斗—臨終助念」共同構成一個由公共醮場延伸至私人廳堂、再延伸至長照與安寧現場

## 摘要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左承天門鴟尾上出現一卷黃帛，朝廷奉為「天書」，隨即大赦改元；同年四月、六月，大內功德閣與泰山醴泉亭又相繼有天書之記。此後十餘年間，東封泰山、西祀汾陰、朝謁亳州太清宮、營建玉清昭應宮、奉聖祖、立天慶等節、詔天下置天慶觀，構成一連串以天書為起點的國家禮制措置。真宗身後，天書於乾興元年（1022）九月奉命從葬，玉清昭應宮於天聖七年（1029）六月遭雷火，朝廷詔天下不復繕修；然而天慶觀並未隨之撤廢，南宋平江府與臨安府的天慶觀仍奉聖祖

## 摘要 「法教」作為中國南方民間宗教的重要傳統，長期以來與制度化道教保持著既融合又區隔的複雜關係。本文以儀式分類、神靈觀念與地方宗教邊界為三大核心視角，系統考察法教與道教制度的歷史互動與當代實踐。全文分八章展開論述：首先追溯「法教」一詞從先秦世俗語義到唐宋宗教專稱、再到明清民間法派自稱的歷史演變，揭示閭山派、梅山派、茅山派等地方教派在閩粵地區的地理分佈與傳播脈絡；其次分析「神功」概念在華南民間宗教中的意涵，探討神功體系如何融合祭祀、科儀、戲曲、宴請等要素，並與道教正一派

## 摘要 本文以越南漢喃寫本傳統中的兩部核心道經——《高上玉皇本行集經》（越南常題作《玉皇經》、《玉皇救劫真經》）與《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三官經》）——為研究對象，討論其在越南本土的版本系譜、譯經策略、口傳轉寫與經懺實踐。研究材料來自越南河內漢喃研究院（Viện Nghiên cứu Hán Nôm，越南社科院屬，地址河內市棟多郡鄧進東街183號）的寫本與刻本藏品、越南國家圖書館漢喃寶庫線上資料庫（hannom.nlv.gov.vn）、臺灣中央研究院

## 摘要 道教作為中國本土宗教，其典籍體系龐雜、神譜層級繁複、儀式制度與物質文化相互糾纏，構成一組極具數位人文開發潛力卻又極難結構化的知識對象。《道藏》自明代《正統道藏》《萬曆續道藏》以降，歷經《道藏輯要》《藏外道書》及當代《中華道藏》的整理，逐漸形成可全文檢索的數位語料基礎；然而，如何從這些文言文、儀軌文書與神話敘事中自動抽取「實體—關係—屬性」，並進一步建構可推理、可驗證、可持續維護的道教神譜本體，仍是數位人文與道教研究交叉領域的核心難題。本文以「道教知識圖譜建構」為

## 摘要 本文以「物質宗教」（Material Religion）為理論視角，考察道教神像在閩臺廟宇空間中的物質形態、製作工藝、儀式賦靈與當代修復，試圖回答一個被中文學界長期忽略的核心問題：當我們談論「神像」時，我們到底在談論一塊木頭、一層金漆、一道科儀、一段香火，還是一個由物質與信仰共構的「他者主體」？傳統道教神像研究多半被切割成兩個彼此不通氣的領域——一邊是美術史學者眼中的造像風格、年代分期、流派譜系，另一邊則是宗教學者眼中的科儀文本、靈力觀念、香火傳承。本文主張，金

# 元代永樂宮三清殿朝元圖壁畫考——馬君祥、朱好古一脈與全真道神譜的圖像系統 ## 摘要 元代山西永樂宮（大純陽萬壽宮）三清殿《朝元圖》壁畫，繪製於泰定二年（一三二五），全壁總面積四〇三．三四平方公尺，存神祇圖像二八六尊（一說二九〇尊），是現存規模最大、神格體系最完整、藝術水準最高的元代道教壁畫遺存。本文以「畫派傳承—神譜結構—圖像識別—保護史」四個層面為經，以「文獻考訂—實物比對—工藝技法—思想史定位」四個層面為緯，重新檢視這一座以全真道為制度背景、以平陽畫派為藝術載體

## 摘要 北極星與北斗七星自古即為東亞文明圈中至為核心的天文信仰對象，其神格化過程橫跨中國、日本與朝鮮半島，並在道教與佛教密教兩大宗教傳統中形成既相互獨立又彼此滲透的複雜面貌。本文以《玄天上帝與尊星王、北辰妙見菩薩關聯考》為題，聚焦宋元時期（約公元十世紀至十四世紀）這一神格交融的關鍵歷史階段，通過系統梳理《正統道藏》及《大正藏》中的相關經文、儀軌與圖像文獻，並參酌中日韓三國學術研究成果，試圖釐清玄天上帝（真武大帝）、尊星王與北辰妙見菩薩三者之間的源流關係、神格對應與跨文化

## 摘要 「九皇爺」（閩南語 Kew Ong Yah／Kew Ong Yeah，又作九皇大帝、Nine Emperor Gods）信仰，是東南亞華人世界最盛大、最具身體展演張力，也最富神學謎題的民間信仰之一。每年農曆九月初一至初九，自泰國南部的普吉、董裡，到馬來西亞檳城、安邦、太平、北海，再至新加坡後港，數以十萬計的信眾披白衣、繫黃帶、九日茹素，迎接九位「自星界循水路下降」的皇帝神；過火、上刀梯、滾油、長矛穿頰的乩童苦行與焚送龍舟的送神高潮，使這一信仰在當代成為跨族群的觀

## 摘要 在以上座部佛教（Theravada）為信仰主體的泰國與緬甸，數以百計的華人寺廟在同一座殿堂之內，把道教神明、漢傳佛教菩薩、閩粵鄉土神祇、乃至婆羅門教與在地精靈一併供奉。媽祖與觀音同龕、玄天上帝與關聖帝君並列、九皇大帝的香爐旁安著本頭公的神位——這種「兼祀」（co-enshrinement）並非偶然的拼湊，而是一套穩定運作了一兩百年的宗教秩序。本報告以泰國、緬甸華人寺廟兼祀道教神明的現象為核心，探討道教信仰如何在南傳佛教的社會生態中存續、被接納，並與之共存，從而構

## 摘要 在道教與閩臺法教的儀式現場，真正承擔驅邪、押煞、量度、證盟之力的，往往不是抽象的神名或經咒，而是一件件具體可握、可揮、可懸的器物。本文以「民俗物質學」（material study of folk religion；對接西方學界 material religion 取徑）為視角，選取三件最能體現漢人辟邪宇宙觀的器物——**法尺（含天蓬尺）、桃木劍、銅錢劍**——作為交叉觀察的座標，追問三組彼此勾連的問題：其一，這三件器物的辟邪效力，在古典文獻與民俗信仰中各自奠基

# 永樂宮三清殿壁畫神仙服飾的紋樣學——十二章紋、雲氣紋與元代道教服色制度的視覺人類學 ## 摘要 永樂宮三清殿《朝元圖》壁畫（元泰定二年，1325年）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為完整的道教宮觀壁畫，總面積達403.34平方米，描繪近三百位道教神仙朝拜元始天尊的盛大場面。本研究以壁畫中神仙服飾的紋樣系統為核心對象，綜合運用紋樣學、服飾史與視覺人類學的交叉方法，探討十二章紋、雲氣紋與元代道教服色制度在宗教圖像中的視覺建構機制。 本研究的主要問題意識在於：道教神仙服飾並非畫

## 摘要 道教法器是「法」與「器」相互生成的特殊物質：未經敕法之前，它只是一段桃木、一塊棗節、一爐銅錫；唯有經過道士的擇材、雕鑄、書符、開光、敕令之後，它才從「器物」轉化為承載神聖權能的「法器」。本報告以天蓬尺、七星劍、五雷令（令牌）三件道壇核心法器為對象，嘗試重建其「鑄造工藝史」，並以福建、廣東兩地法器作坊的師承脈絡為考察軸線。 長期以來，道教學界對法器的研究偏重於儀式功能、星象象徵與經典源流，對於其背後的金屬鑄造、木質雕作、選材擇日、工匠師承等「工藝層面」幾乎付之闕

## 摘要 元代（1271–1368）是中國宗教壁畫藝術的巔峰時期，晉南與陝東地區因全真教的興盛與地方經濟的繁榮，留下了規模空前的寺觀壁畫遺存。山西芮城永樂宮三清殿《朝元圖》以近四百平方米的恢宏篇幅、二百九十餘位神祇的嚴整配置，被視為世界現存規模最大的古代道教壁畫群；山西稷山青龍寺腰殿與後殿壁畫則以佛、道、儒三教合一的水陸畫形式，展現了元代社會宗教融合的特殊面貌。兩者雖宗教屬性不同，卻在粉本傳承、線描技法、色彩系統上呈現出驚人的一致性，指向同一批活躍於晉南地區的職業畫工班子

## 摘要 本文以明代武當山玄天上帝（真武）造像為核心，整合永樂朝（一四○三至一四二四）至嘉靖朝（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一百四十餘年間的宮廷匠作史料、現存實物、道教經典與儀範文獻，重建「玄帝像」的政治神學脈絡、圖像規範來源、製作技術譜系與祭祀儀軌定位。 本文主張：永樂朝在武當山所立之玄帝銅鑄鎏金造像，雖長期被民間以「真武神，永樂像」一句話化約為朱棣本人之神化投射，但若回到《玄天上帝啟聖錄》、《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大明玄天上帝瑞應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