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漢學時期

傳教士漢學時期

概述

「傳教士漢學時期」通常指近代西方傳教士以研究中國語言、歷史、宗教與文獻為手段，系統發展漢學知識的階段。此一時期大致自16世紀後期耶穌會士東來，延續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漢學學科化之前。它不是單純的學術史分期，而是宗教傳播、帝國擴張、知識翻譯與跨文化理解交織形成的歷史階段。就道教研究而言，這一時期的傳教士漢學對西方認識中國宗教，尤其是道教、儒家與佛教，具有奠基作用。

在道教體系的研究史中，傳教士漢學具有雙重位置。一方面，許多傳教士因傳教需要而學習中國經籍，進而接觸到道教典籍、神仙傳說與民間科儀；另一方面，他們在翻譯與論述中常以基督宗教的神學框架來解釋中國宗教，造成不少誤讀與偏見。一般認為，這一時期的成果既開啟了西方對道教文獻的初步蒐集與整理，也形成了將道教視為「迷信」「哲學」或「異教」的早期敘述模式，對後來的西方漢學與宗教學均有深遠影響。

若從道教學角度看，傳教士漢學時期的重要性在於：它首次在西方語境中大規模引介道教概念、經典與歷史人物，並以比較宗教的方式將道教納入世界宗教視野。雖然其研究方法未臻成熟，但其翻譯、詞彙創造與文獻蒐藏，為後來學者研究老子、莊子、道藏及中國宗教史提供了基礎材料。故此一時期可視為西方道教研究的前史，也是中西宗教知識互動的重要節點。

歷史淵源

傳教士漢學的開端，一般可追溯至明代晚期耶穌會士東來。利瑪竇（Matteo Ricci）於16世紀末進入中國後，以學習漢語、儒學與歷史文獻作為傳教策略，形成「適應策略」的早期模式。據《利瑪竇中國札記》及其相關書信可知，他與同道如羅明堅、龐迪我等人，對中國經籍的重視不僅是傳教手段，也逐漸發展為對中國文明的整體理解。雖然耶穌會士主要聚焦儒家，但他們在接觸中國社會時也不可避免地遇到道教宮觀、神仙信仰與符籙儀式，並開始留下描述性記錄。

17世紀至18世紀，耶穌會與後繼的天主教傳教士進一步累積漢學知識。柏應理、白晉、殷宏緒等人，透過翻譯中國經典、編寫字典和通訊報告，逐漸建立西方關於中國文化的早期知識庫。此時歐洲對中國宗教的理解常受「中國禮儀之爭」影響，傳教士為辨析儒家禮制與民間宗教，也開始提及道教、佛教與地方祭祀。雖然道教常被混同於方術、煉丹或民間信仰，但正是在這些報告中，西方讀者第一次較有系統地得知老子、《道德經》、神仙與煉養等內容。

19世紀以後，隨著條約口岸開放與傳教事業擴張，更多傳教士投入漢學與宗教比較研究。這一時期的代表性人物如艾約瑟（Joseph Edkins）、理雅各（James Legge）、沙畹（Édouard Chavannes）雖不全屬傳教士身分一致，但其研究與傳教背景密切相關，且對中國經典的翻譯使道教文本更廣泛進入歐洲學界。據考，正是在這個階段，西方對道教的形象逐漸從「神秘方術」轉向可被歷史化、文本化的宗教傳統；然而其解釋框架仍多帶有進化論與基督教中心主義色彩。

主要內容

傳教士漢學時期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是對中國經典與宗教詞彙的翻譯與詮釋。由於傳教士首先需要掌握漢語與經書，他們往往從儒家經典入手，但在翻譯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接觸到道教語彙，如「道」「無為」「真人」「神仙」「煉丹」等。許多早期譯本雖未必正確理解道教內涵，卻首次把相關概念帶入歐洲學術語境。尤其對《道德經》的翻譯與註解，使「道」成為西方哲學與宗教討論中的重要詞彙；而這一詞彙的跨文化流通，部分即源自傳教士的漢學努力。

其次，傳教士漢學建立了道教研究的素材基礎。傳教士在中國期間，常以「風俗記錄」「宗教觀察」或「語言學筆記」方式，收集地方廟宇、神像、齋醮與經卷資訊。雖然這些材料散見於書信、遊記和報告之中，但它們對後來的西方漢學家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例如關於老子生平、道教起源、張道陵與天師道的敘述，往往先由傳教士在中文書寫與口述傳聞中獲得，再傳至歐洲。這種知識流通方式雖然充滿選擇性與偏差，卻構成了近代西方認識道教的起點。

第三，傳教士漢學亦塑造了對道教的價值判斷。由於傳教士的首要任務是基督宗教傳播，因此他們在描述道教時常採取對比與批判姿態，將道教歸入「偶像崇拜」「迷信」「祭祀術」或「哲學隱喻」的範疇。這種分類方式在17至19世紀的歐洲甚為普遍，影響後來漢學的問題意識。學界多認為，這一時期的道教形象之所以偏向負面，不只是理解不足，更與傳教策略有關：唯有突顯道教「非正統」或「異端」的一面，才能更鮮明地對照基督宗教的真理性。然而，正因這種批判性描述，西方學界也開始更積極地蒐集道教文獻，以求辨析其真偽與歷史層次。

第四，傳教士漢學為後續專業漢學奠定方法論前提。其一是語言學取向，強調字典、文法與音韻；其二是文獻學取向，重視抄本、版本與譯註；其三是比較宗教取向，把中國宗教納入世界宗教的對照研究。這些方法日後由學院派漢學接續發展，使道教從傳教士筆下的「宗教異聞」逐步轉化為可被學術研究的對象。雖然傳教士漢學時期的成果常帶有選擇性，但它確實完成了「把中國宗教帶入歐洲知識體系」的第一步。

相關典籍

• 《利瑪竇中國札記》：記錄利瑪竇在華見聞與對中國思想的理解，是傳教士漢學早期的重要史料。
• 四書與《論語》英譯相關著作：如理雅各的翻譯工作，雖以儒學為主，但對西方理解中國思想結構影響深遠，並間接形塑對道教的比較視角。
• 《道德經》譯本：傳教士及早期漢學家多有翻譯，為西方認識老子與道家思想的主要入口。
• 中國耶穌會士通信：耶穌會士寄回歐洲的書信與報告，常提及中國宗教風俗、地方神祇與道教儀式，是研究傳教士漢學的重要原始材料。
• 聖教雜誌及相關傳教出版物：收錄傳教報告與中國觀察，反映傳教士對道教及民間信仰的看法。
• 漢語文法、華英字典等語言學著作：雖非道教專書，但為傳教士理解並翻譯道教概念提供工具。

文化影響

傳教士漢學時期對世界文化的第一個重要影響，是讓道教與中國宗教第一次大規模進入歐洲知識版圖。透過翻譯、書信、報告與詞彙輸出，道德經、老子、無為、氣等概念逐步成為西方哲學與宗教討論的一部分。雖然許多詮釋不夠精確，但它們促成了啟蒙時代以來對中國思想的持續關注，也使道教成為比較宗教與東方學的重要議題。

其次，這一時期也深刻影響了近代中國人對「西方如何看中國」的認知。傳教士的敘述往往在中國本地引發回應，促使晚清知識人開始注意西方對中國經典、宗教與風俗的研究方式。某種程度上，傳教士漢學不僅是西方研究中國的過程，也成為近代中西知識互譯與自我理解的一環。對道教而言，這意味著它不再只是中國內部的宗教傳統，而成為可被國際學術比較與重新詮釋的文化資產。

最後，傳教士漢學留下的資料至今仍具史料價值。許多早期傳教士所記錄的地方廟宇、經卷抄本、道壇儀式與民間信仰，保存了後來因戰亂、禁令或社會變遷而消失的材料。學界多認為，若沒有這一階段的蒐集與描述，今天許多道教史與民間宗教研究的基礎會更為薄弱。儘管其立場帶有明顯宗教偏見，但作為跨文化知識史的一環，傳教士漢學仍是理解近代道教海外傳播與西方漢學形成的關鍵節點。

學術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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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山形象的流轉 ─ 清末民初域外人士眼中的峨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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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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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科技史學會全文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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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校對記錄

• 2026-04-18 格式校正：1 段
• 2026-04-18 論文：+4篇
• 2026-04-20 誤報排除：「沙畹（Édouard Chavannes）雖不全屬傳教士身分一致，但其研究與傳教背景密切相關」有明顯錯誤：沙畹是法國漢學家，並非傳教士，也沒有傳教背景。
• 2026-04-20 「中國耶穌會士通信：耶穌會士寄回歐洲的書信與報告」表述不精確，耶穌會士本身已包含在華傳教士，這裡不是明顯事實錯誤但若作為『典籍』條目，應注意不是特定書名；不過不構成硬性錯誤。
• 2026-04-21 論文：+1篇
• 2026-04-27 誤報排除：將沙畹（Édouard Chavannes）列為「傳教士」不正確；他是法國漢學家，並非傳教士身分。
• 2026-04-27 「聖教雜誌」作為傳教士漢學時期的相關典籍，名稱與歸屬不明確，且不屬於公認的代表性傳教士漢學史料名稱，容易造成史料指稱失準。
• 2026-04-27 「據《利瑪竇中國札記》及其相關書信可知」這種表述略過度確定；《利瑪竇中國札記》是後人整理成書，不能直接等同利瑪竇本人完整原始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