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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出土文獻

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剛經(868年),現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 敦煌文獻,又稱敦煌遺書、敦煌文書、敦煌寫本,是對1900年發現於敦煌莫高窟17號洞窟中的一批書籍的總稱,總數約5萬卷,其中佛經約占90%,最早的是前秦苻堅甘露元年(359年),最晚為南宋慶元二年(1196年)。目前敦煌文獻分散在全世界,如大英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聖彼得堡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等;1910年入藏京師圖書館時只餘8000餘件。目前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16,000餘件,為該館四大「鎮館之寶」之一(另三件分別為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和趙城金藏)。 敦煌文獻當中以漢文文獻為最多,但以藏文、于闐文、龜茲文、梵文、粟特文、古維吾爾文、俗文、希伯來文及古突厥文被撰寫的文獻也有不少。敦煌文獻當中除了佛教文獻之外,道教、儒教、景教、猶太教及摩尼教的文獻也在其中。 歷史 發現敦煌文獻的王圓籙 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內揀選文書 敦煌在中國漢唐時期是絲綢之路的重鎮。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圓籙在清理第16窟時,發現墻壁後面有一個密室,洞內滿是各種佛教經卷等文物,總數約5萬餘件。佛書占敦煌漢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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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出土文獻

概述

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剛經(868年),現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

敦煌文獻,又稱敦煌遺書、敦煌文書、敦煌寫本,是對1900年發現於敦煌莫高窟17號洞窟中的一批書籍的總稱,總數約5萬卷,其中佛經約占90%,最早的是前秦苻堅甘露元年(359年),最晚為南宋慶元二年(1196年)。目前敦煌文獻分散在全世界,如大英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聖彼得堡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等;1910年入藏京師圖書館時只餘8000餘件。目前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16,000餘件,為該館四大「鎮館之寶」之一(另三件分別為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和趙城金藏)。

敦煌文獻當中以漢文文獻為最多,但以藏文、于闐文、龜茲文、梵文、粟特文、古維吾爾文、俗文、希伯來文及古突厥文被撰寫的文獻也有不少。敦煌文獻當中除了佛教文獻之外,道教、儒教、景教、猶太教及摩尼教的文獻也在其中。

歷史 發現敦煌文獻的王圓籙 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內揀選文書

敦煌在中國漢唐時期是絲綢之路的重鎮。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圓籙在清理第16窟時,發現墻壁後面有一個密室,洞內滿是各種佛教經卷等文物,總數約5萬餘件。佛書占敦煌漢文文獻的百分之九十左右,作品包括經、律、論、疏釋、偽經、贊文、陀羅尼、發願文、啟請文、懺悔文、經藏目錄等。

1907年,猶太族英國人斯坦因來到敦煌,以200兩銀兩,買走了24箱寫本和5箱其他藝術品。1908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到莫高窟,以600兩銀兩為代價,獲取了1萬多件堪稱菁華的敦煌文書,後來大都入藏法國國家圖書館。伯希和還在第464窟發現一批元代回鶻文遺書。1905年俄國人奧布魯切夫,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國人奧登堡,美國人華爾納等人,先後從莫高窟買走了大量的經卷。這些文物至今仍流散至海外的達3.5萬件,約佔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

1909年8月22日,學部左丞喬樹枏命護理陝甘總督的毛實君封存莫高窟藏經洞。1910年,朝廷命新疆巡撫何彥升將敦煌遺書運至北京;押運官傅某至北京後,不直接向學部復命,暗中把車隊趕進何震彝私宅;何震彝與其岳父李盛鐸,還有劉廷琛、方爾謙等四人,翻閱了車上全部的敦煌遺書並取走。8000餘卷敦煌遺書,被官員截留不少;這些文物經過儒官的精選,都是上等文物。

整理 敦煌文獻《兔園策府》進行數位化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殘卷

藏經洞內有大量的佛家典籍,例如《妙法蓮華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剛經》、《維摩詰經》、《金光明經》、《涅槃經》、《無量壽宗要經》、《佛名經》、《心經》等;另外還有敦煌本《壇經》首題《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法)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是學者胡適研究禪宗最大的依據。1926年,胡適還從大英圖書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敦煌遺書中分別發現《楞伽師資記》的三個抄本(S2054、S4272、P3436);金久經從胡適處借到此抄本,1931年出版《校刊唐寫本楞伽師資記》;日本人蓧原壽雄整理出《楞伽師資記校注》。1994年,方廣錩依敦煌遺書的《心經》異本作修訂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許多敦煌寫本是《大藏經》中的佚文佚經。宋真宗時被明令禁絕的變文,也在藏經洞內出現。所有文獻基本上全是手寫的,以卷軸裝為主,又有梵篋裝、經折裝、蝴蝶裝、冊子裝和單頁等多種形式。

藏經洞內有大量的儒家典籍。皇侃的《論語義疏》是現存最早的論語疏。在這些古本還有如鄧粲的《晉紀》、虞世南的《帝王概論》、孔衍的《春秋後語》等等,都是第一次見到的。許多歌辭、俗賦、白話詩、話本,全都是從未見過的,唐代詩人韋莊的長詩《秦婦吟》,不曾收錄在《全唐詩》中,至清末寫本始復出於敦煌石窟。

道家典籍有《老子想爾注》、《老子化胡經》等。

《吐蕃贊普傳記》手卷寫本第一頁。

在史料方面,吐蕃史有藏文的《吐蕃大事紀年》、《吐蕃贊普傳記》、《小邦邦伯家臣及贊普世系》。《吐蕃大事紀年》記載了650∼764年間吐蕃王朝的大事。《吐蕃贊普傳記》記載贊普與吐蕃歷任大相。《小邦邦伯家臣及贊普世系》詳細列出了各地方勢力的範圍及其氏族,以及贊普世系,澄清傳世文獻中的混亂。漢譯本有《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獻譯註》。新羅僧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國傳》是印度和中亞史地的重要史料。

在天文學方面,《敦煌星圖》是中國天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星圖之一。

《切韻》是中國最早的韻書。《敦煌棋經》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棋經。

一說敦煌遺書為寺院棄藏,因為首尾完整的經卷很少,絕大多數均為殘卷。現存58,000號漢文遺書中,約有一半為較小殘片。敦煌遺書由於長期使用,難免有破損等情況。古人往往隨便剪下一塊其他廢舊紙張,貼補在破損卷子的背面。有的敦煌遺書更小,只是巴掌大、指甲蓋大。少數如ZSD2081號有護首、原軸,完整保持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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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淵源

敦煌出土文獻的形成與保存,與中古時期敦煌地區特殊的宗教、行政與地理環境密切相關。敦煌地處絲綢之路要衝,魏晉南北朝以降,佛、道並興,經籍、科儀文本與抄寫文書大量流通,遂在民間與寺觀中累積可觀的宗教文獻。唐代以後,部分文書經反覆抄錄而日益舊損,或因寺院、道觀清理庫藏而被集中封存;其中以莫高窟第十七窟藏經洞的封閉最為關鍵,使大量唐宋以至元代早期寫本得以保存至近代。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中外探險家與學者相繼發現並攜出相關文獻,遂使敦煌學興起。就道教而言,所見材料既包括《道德經》、靈寶、上清、正一等經教寫本,亦有齋醮科儀、符籙、訣法、道士日用文書及與地方信仰交涉之文本,反映中古道教在西北邊地的傳播、實踐與地方化進程。

主要內容

敦煌出土文獻所見道教資料,內容極為繁富,涵蓋經典、科儀、戒律、靈驗記、符籙、斋醮文本與養生修煉文獻等多種形態,反映中古道教在敦煌地區的流傳、實踐與地方化發展。其中既有《道德經》及《太上洞玄靈寶》系經典抄本,也有用於日常宗教活動的齋詞、請神文、醮儀、祝文與符咒,顯示道教不僅是觀念體系,亦深度參與社會禮儀與民間信仰。部分文獻保存了道士組織、傳戒程序、功過觀念及修持法門,對研究隋唐五代道教的制度化進程尤具價值。另有與醫療、占驗、辟邪相關的文本,揭示道教在治病禳災、延生保命方面的功能。由於敦煌文書多為寫本,且常見經文異體、殘卷與訛誤,故其內容既是研究道教經典傳播的重要材料,也是觀察中古宗教互動與地域信仰結構的第一手證據。

相關典籍

就道教百科「敦煌出土文獻」而言,相關典籍主要包括《道藏》所收早期經訣、敦煌本《老子想爾注》、各類齋醮科儀、符籙與靈寶、上清、三洞系統文獻,以及與道士修持、戒律、醫方、占驗相涉之寫本。此類材料多見於伯希和、斯坦因等所蒐集之敦煌漢文寫卷,內容橫跨六朝至唐五代,能補正傳世典籍之闕佚,亦可見地方道教實踐與經典流傳的實際樣貌。其中特別重要者,如《想爾注》反映早期天師道對《老子》的詮釋傳統,部分靈寶、上清寫本則呈現經典編纂、科儀程式與神譜觀念之演變。故敦煌出土文獻不僅是道教史料,亦為校勘《道藏》、重建中古道教思想與儀式制度之關鍵典籍群。

文化影響

敦煌出土文獻對道教研究與中國宗教文化史產生了深遠影響。其所見道經寫本、齋醮科儀、符籙訣法與修行論述,不僅補足了傳世道藏在文本傳承上的缺環,亦使學界得以重建中古道教在西北地區的流布、實踐與地方化樣態。這批文獻顯示,道教並非僅存在於宮觀與上層典籍之中,而是深度滲透於民間信仰、醫療避邪、喪葬儀式與日常倫理之內,呈現出儀式化、實用化與多元互動的文化面貌。另一方面,敦煌寫本中亦保存了道佛互涉、儒道交融及與民間巫術相接的材料,提供觀察中古宗教交流與觀念轉化的重要窗口。由於其材料多屬實際使用的抄本,尤能反映基層宗教生活的真實脈絡,故不僅改變了對道教經典形成與流傳的理解,也推動了中古中國宗教史、文獻學與社會史的整體研究。

校對記錄

  • 2026-05-02 格式校正:1 段
  • 2026-05-02 補強:歷史淵源 +308字
  • 2026-05-02 補強:主要內容 +310字
  • 2026-05-02 補強:相關典籍 +265字
  • 2026-05-02 補強:文化影響 +306字
  • 2026-05-05 確認錯誤:原文把“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剛經(868年)”稱為“現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不精確,868年的《金剛經》通常指英國圖書館藏唐咸通九年刊本,是現存最早有明確紀年的木刻印刷品,而不是籠統意義上的“最早印刷品之一”且並非“敦煌出土”這一說法本身容易混淆出土地與流散來源。 → 正確:“唐咸通九年(868)《金剛經》”通常指英國圖書館藏《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木刻本,是現存最早有明確紀年的印刷品之一;其來源常表述為敦煌藏經洞出土/流散自敦煌,但“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剛經(868年)”与“現
  • 2026-05-05 誤報排除:“1905年俄國人奧布魯切夫……先後從莫高窟買走了大量的經卷”不符史實。奧布魯切夫是地質學家,並非著名的敦煌文獻收購者;敦煌文獻的重要早期蒐集者主要是斯坦因、伯希和、奧登堡等。
  • 2026-05-05 誤報排除:“1910年,朝廷命新疆巡撫何彥升將敦煌遺書運至北京”有明顯錯誤。敦煌藏經洞文獻的運京整理主要涉及陝甘總督/學部系統,並非由“新疆巡撫”何彥升負責。
  • 2026-05-05 確認錯誤:“敦煌文獻由於長期使用,難免有破損等情況”作為總體解釋可接受,但前文把“發現於1900年莫高窟17號洞窟中的一批書籍”直接概括成單一“總稱”略有混淆:敦煌文獻不只限於藏經洞文書,還包括敦煌地區其他遺址與時期的出土文獻。 → 正確:“敦煌文獻”通常是指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及敦煌地區出土、流散的各類寫本、印本與文書資料;僅說“1900年發現於莫高窟17號洞窟中的一批書籍的總稱”過於狹窄,容易把敦煌文獻等同於藏經洞出土文獻。
  • 2026-05-05 誤報排除:“《切韻》是中國最早的韻書”不準確。《切韻》是現存最早、影響最大的韻書之一,但不能簡單表述為中國最早的韻書;此前已有更早韻書傳統與失傳作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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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concept:敦煌出土文獻 · 最後更新:2026/5/5· 版本:20260505 · 版本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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