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德

義德

概述

義德，JP（Charles Montague Ede，1864年10月7日—1925年5月22日），香港保險業商人，1908年至1924年間任廣州於仁保險公司總司理，曾於1911年、1913年和1924年三度暫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另在1922年和1924年兩度暫任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位於九龍塘的花園城市，最先由義德主持下於1920年代開發。

義德在1884年至1924年間任職於於仁保險，在1908年出任總司理前，曾先後在香港、上海、華北和日本橫濱各地的分行任職，在華期間，他曾經在1900年至1902年、以及在1903年至1904年，兩度出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此外又嘗任兩江總督和四川督軍的私人顧問。

義德在1908年出任於仁保險總司理後定居香港，在港期間曾參與創辦香港大學，是港大的創校校董之一。他在香港最為後人熟知的事蹟，是在1920年代於九龍塘主持建造英式花園城市。工程在1922年展開，目標投放300萬港元，在80英畝土地上建造約250所花園洋房和其他像遊樂場和學校的配套設施。然而，工程在義德於1925年病逝後陷入困難，最後經港府和富商何東爵士等人出資介入下，工程才於1930年竣工。港府後來為紀念義德對開發九龍塘立下的貢獻，把區內一條道路命名為義德道。

生平 早年生涯 山頂酒店（圖左）的土地原本由義德的叔父N·J·義德擁有

義德祖籍英格蘭康沃爾郡，1864年10月7日生於鄂圖曼帝國（今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堡），父母分別是愛德華·法蘭西斯·義德（Edward Francis Ede）和瑪麗·克拉奇利（Mary Crutchley）。義德少時居於君士坦丁堡，在家中排行第二的他有一名兄長和一名胞妹，他的兄長名愛德華·霍恩比·義德（Edward Hornby Ede）曾於威爾斯卡迪夫任執業律師，其子哈羅德·史丹利·義德（Harold Stanley Ede，1895年－1990年）是藝術收藏家，嘗任英國倫敦泰特美術館副館長。義德的胞妹莫德·卡羅琳·義德（Maud Caroline Ede，1875年－1960年）是畫家和作家，1908年於瑞士盧加諾嫁給美國詩人和藝術史學家腓特烈·莫蒂默·克拉普（Frederick Mortimer Clapp，1879年－1969年），克拉普夫婦後來定居紐約。

義德的父親是律師出身，曾受僱於美國紐約的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負責在近東一帶監督公司的保險業務。義德另有一位名叫納撒尼爾·約瑟·義德（Nathaniel Joseph Ede）的叔父，這位叔父在香港生活，1871年至1899年間出任廣州於仁保險公司（The Union Insurance Society of Canton）總司理，曾獲香港政府奉委為潔淨局紳。義德的叔父早年在山頂爐峰峽建有大宅，大宅土地後來於1880年售出，並改建成為山頂酒店，也就是山頂廣場的前身。

保險業務 位於中環的於仁行

與他的父親和叔父一樣，義德很早便選擇投身保險業界，他在1884年3月遠赴遠東，加入叔父任職的廣州於仁保險公司，當時他年僅19歲。廣州於仁保險公司在1835年於廣州成立，但早於1841年香港開埠時，便已經把總部遷到香港，因此於仁保險實際上是一所以香港為基地的英資船務保險公司。雖然叔父是於仁保險的總司理，但義德仍舊從低做起，先後在香港、上海、華北和日本橫濱各地的分行任職，後來成為上海的分行司理。

在1908年，義德前往澳洲巡視業務後，獲董事會通過返回香港出任總司理一職，一任16年，至1924年6月才因病請辭。在總司理任內，義德積極擴充公司的業務，新設的分行遍及東京、漢口、天津、印尼泗水、孟買、雪梨、阿德萊德、布里斯本、珀斯、奧克蘭、威靈頓、基督城、溫哥華、多倫多、布宜諾斯艾利斯、開羅和約翰尼斯堡等地。在1911年，他又促成於仁保險與另一保險行保家行（North China Insurance Company）合併；後來又在1915年與上海泰安火險行（China Fire Insurance Company）合併，使公司的規模不斷擴大。

經過一連串的擴充，於仁保險的公司資本由1915年的400萬港元，大幅增加至1919年的200萬英鎊。至於在公司總資產淨值方面，也由1908年的只有100萬英鎊，增長至1924年的超過500萬英鎊，成為當時全球數一數二的船務保險公司之一。於仁保險的總部本設於中環皇后行（今香港文華東方酒店），在1921年，義德購入畢打街一座五層高商業大廈作為於仁保險總部，大廈遂改稱為於仁行（現址為遮打大廈）。

公職生涯 義德曾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 義德曾參與創辦香港大學，並且是創校校董之一 義德在1922年9月為九龍塘的花園城市開發計劃立下的奠基石，位於雅息士道休憩花園一隅 九龍塘多實街仍保留著當初花園城市的

來源

• 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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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淵源

「義德」一語在道教思想中，兼具倫理規範與修持旨趣，其歷史淵源可上溯至先秦儒、道兩家對「義」與「德」的不同詮釋，而後於兩漢以降逐漸匯入宗教道教的教義結構。早期道家重「德」之自然流行，視德為順應道體、涵養生命之根本；至漢末道教興起，因應民間信仰與經典化需求，遂將傳統倫理中的「義」納入神聖秩序，使之與「德」並列，成為衡量修道者品行與濟世行為的重要標準。魏晉南北朝以後，隨著齋醮科儀、戒律制度及善功觀念發展，義德不僅指向個人內在修養，亦延伸為扶危濟困、護國安民與積累功德的實踐原則。唐宋以降，道教在與儒佛互動中更強化其倫理面向，義德遂成為連結道門清修與社會責任的重要概念。

主要內容

「義德」在道教思想與教團倫理中，主要指合於天道與人倫的正當行為規範，兼具「義」之公正、合宜與「德」之內在修養、感化力量。其意涵不僅關涉個人品行，更延伸至修道者與社群之間的關係，強調以誠敬、守信、濟物、利人為實踐核心。道教經典多將德行視為感通神明、涵養性命的重要基礎，故「義德」亦可理解為修持者在日常生活中落實道德自覺，使言行不失其分、處事不違其理。歷代道教宮觀與科儀傳統中，亦常以勸善、積德、扶危濟困等方式體現此一價值，將抽象倫理轉化為可操作的宗教實踐。故「義德」並非單純外在規約，而是兼具倫理性、宗教性與修養論意義之核心概念。

相關典籍

「義德」一詞在道教典籍中多與修身、濟世與積善觀念相互貫通，相關論述見於《道德真經》所衍生之注疏系統及後世戒律、勸善類文獻。《太上感應篇》以善惡報應闡發倫理秩序，尤重推己及人、扶危濟困之德行，與義之實踐密切相關；《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及諸靈寶科儀文獻，亦常將「忠孝仁義」納入齋醮與度亡的道德框架，顯示義德不僅屬於個人品行，亦為宗教行持之基礎。至於《抱朴子》內外篇及《雲笈七籤》所收修真與養生材料，則多從齊志清心、去私存公的角度論及德行積累，認為有德者方可感通神明、保全道業。後世《道藏》所錄戒經與功過格，更將義德具體化為濟人利物、守信不欺、臨難不苟之行為準則，形成道教倫理中兼具宗教性與社會性的實踐脈絡。

文化影響

「義德」作為道教倫理與社會實踐的重要概念，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德秩序建構具有深遠影響。其核心在於將「義」所指涉的合宜行事、公共責任，與「德」所強調的內在修養、感化作用相互貫通，使個人倫理不僅止於內心自持，亦延伸至家國關係與社會互動之中。歷代道教在科儀、戒律與勸善實踐中，常以義德作為衡量修道者品行與宗教正當性的準則，進而促成道教倫理與儒家仁義觀念的互補與交融。尤在民間信仰與地方社會中，義德亦常被轉化為濟世、積善、守信與扶危的價值語彙，影響善書、勸善團體及地方公益活動的形成。此一概念不僅彰顯道教重視修身以致治世的思想取向，亦反映中國宗教文化中倫理實踐與神聖秩序相互滲透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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