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學

敦煌學

概述

敦煌學是一門以中國甘肅敦煌地區為研究對象的綜合性學術領域，研究範圍涵蓋宗教、文學、語言、藝術、考古、科技、建築等多個學科。其中與道教最為相關者，為敦煌莫高窟所發現之藏經洞文獻與文物。「敦煌學」一詞一般認為由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於1925年首創，英文稱為「Tunhuangology」或「Dunhuangology」。陳寅恪曾高度評價此學科之重要性，稱其為「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敦煌學已成為國際漢學研究的重要分支，涉及漢語言文字學、絲路文化交流、少數民族語言、中國古代宗教等多個研究領域。

歷史淵源

藏經洞之發現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道士王圓籙在清理洞窟流沙時，偶然發現一間封閉已久之小石室，內藏數以萬計之經卷與文書。此即震驚世界的「藏經洞」發現，為敦煌學之濫觴。

文物流散與國際關注

1907年，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Aurel Stein）首次將藏經洞文物秘密運往西方，其助手蔣孝琬在此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後法國學者保羅·伯希和（Paul Pelliot）、俄國學者鄂登堡（Semyon Oldenburg）、日本學者橘瑞超等相繼前來，從王道士手中取得大批珍貴文物，導致大量敦煌文物流散海外。1914年，鄂登堡更掠走第263窟之多塊壁畫。此事件史稱「敦煌劫餘」。

中國學者之貢獻

1909年，羅振玉發表〈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現之原始〉及〈莫高窟石室秘錄〉二文，刊載於《東方雜誌》，為中國敦煌學研究之始。羅振玉、王國維、蔣斧、王仁俊、劉師培等學者相繼投入研究。陳寅恪在為陳垣編《敦煌劫餘錄》所作序文中提出著名論斷：「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究問題，為此時代學術之潮流。」

學術組織之建立

1983年8月15日，「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於蘭州寧臥莊賓館成立，第一屆理事會共60人，推舉季羨林為會長，唐長孺、段文杰、沙比提、黃文煥、寧可等為副會長。該學會之成立標誌著中國敦煌學研究邁入組織化、系統化之新階段。

主要內容

研究範圍

敦煌學之研究領域極為廣泛，主要包括：

• 宗教研究：涵蓋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文獻，其中敦煌出土之道教經典（如《老子道德經》寫本、《太平經》殘卷等）為道教研究之珍貴資料
• 語言文字：涉及漢字演變研究，以及吐火羅語、塞語、粟特語、犍陀羅語、大夏語等絲路民族語言
• 文學作品：包括唐五代歌辭、俗賦、白話詩、話本等俗文學作品，以及《秦婦吟》等失傳已久之詩作
• 藝術考古：莫高窟壁畫、彩塑之藝術風格與製作技法研究
• 歷史文書：戶籍、契約、書狀等社會經濟文書

敦煌之地理與文化意義

敦煌位於絲綢之路咽喉要道，自古為東西方商旅、使者、僧侶之必經之地。歷代不同民族如月氏、匈奴、鮮卑、吐蕃、回鶻、蒙古等皆曾在此留下足跡。此種多元文化匯聚之特性，使敦煌文書成為研究絲路沿線各民族文化之寶庫。

藏經洞文書之特徵

藏經洞文書以手寫卷軸為主，另有梵篋裝、經折裝、蝴蝶裝、冊子裝及單頁等多種形式。內容除佛教典籍外，亦包括道教、儒家經典及大量俗文學作品。其中部分道教文書對於了解道教在絲路地區之傳播與發展具有重要價值。

日本敦煌學研究

1909年，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於《朝日新聞》發表〈敦煌石室發見物〉一文，被視為日本敦煌學研究之開端。1950年，石濱純太郎成立「西域文化研究會」，集結日本學界精英，編纂六卷本《西域文化研究》。藤枝晃對吐蕃及歸義軍時期敦煌歷史之研究尤为深入。1980年起，日本開始編纂《講座敦煌》，至1992年完成九卷出版。1981年藤枝晃於西北師範學院演講時所言「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或稱「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雖或有偏頗，亦反映日本學界在該領域之深厚積累。

文化影響

敦煌學之發展對以下領域產生深遠影響：

絲路學研究：敦煌文書為絲綢之路沿線文化交流研究提供第一手資料 2. 少數民族語言學：多種已失傳或瀕危語言之文書，對比較語言學研究意義重大 3. 中國俗文學研究：大量俗文學作品之發現，豐富了中國文學史之內涵 4. 宗教傳播研究：佛教、道教等宗教文獻之出土，促進了宗教史研究 5. 藝術史研究：莫高窟藝術遺產之系統整理，推動了佛教藝術史與中外藝術交流研究

敦煌文書之發現被列為「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界四大發現」之一，與殷墟甲骨文、居延漢簡、明清故宮檔案並稱。

相關典籍

敦煌學所依據者，並非單一典籍，而是以敦煌藏經洞出土之寫卷、絹畫、文書及其後續整理刊本為核心，並參照各國所藏敦煌文獻目錄、影印本與釋錄成果，如《敦煌遺書》諸編、《敦煌寶藏》等。研究中亦常比對《道藏》傳本、佛典大藏系統、地方志與正史，以辨析文本來源、流傳脈絡及時代層次。就道教研究而言，敦煌出土之道經、符書、齋法、科儀與牒疏，與傳世《道藏》及相關抄本互有參證之功，尤可補正經典異文、校勘訛誤，並重建中古道教文本在民間與宮觀之傳布情形。故敦煌學之相關典籍，實為一套兼具文獻學、校勘學與宗教史意義之綜合材料。

著名研究者簡介

早期研究者（1900-1910年代）： 斯坦因（英）、蔣孝琬、伯希和（法）、羅振玉、王國維、蔣斧、王仁俊、劉師培、內藤湖南（日本）

中期研究者（1920-1950年代）： 劉復、向達、王重民、姜亮夫、于道泉、王慶菽、饒宗頤、鄭阿財

來源

• 維基百科：敦煌學（https://zh.wikipedia.org/wiki/敦煌學）
• 國際敦煌項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網站

學術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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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學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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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大學敦煌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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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校對記錄

• 2026-04-22 格式校正：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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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4-29 誤報排除：「敦煌學」一詞一般認為由石濱純太郎於1925年首創，這一說法有誤；相關表述在學界通常與內藤湖南、石濱純太郎等人的使用與推廣有關，不能簡單定為1925年首創。
• 2026-04-29 確認錯誤：1907年斯坦因前往敦煌並攜出文物屬實，但「其助手蔣孝琬在此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缺乏公認史實支撐，且易造成人物關係誤導。 → 正確：1907年斯坦因赴敦煌並攜出藏經洞文物屬實；但“其助手蔣孝琬在此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缺乏通行史實支持，易造成關係誤導。
• 2026-04-29 確認錯誤：鄂登堡1914年「掠走第263窟之多塊壁畫」不符合常見史實表述；鄂登堡主要是進行敦煌調查與搜集文獻，將莫高窟整窟壁畫「掠走」的說法明顯不當。 → 正確：鄂登堡1914年在敦煌的活動主要是調查、攝影與搜集文獻材料；“掠走第263窟之多塊壁畫”屬不當且過度誇張的表述。
• 2026-04-29 確認錯誤：將羅振玉1909年刊文稱為「中國敦煌學研究之始」過於絕對。中國學者對敦煌文獻的早期研究起點可追溯到更早的發現與接觸，羅振玉是重要開端人物之一，但不宜簡化為唯一的「始」。 → 正確：羅振玉1909年發表相關敦煌文獻文章，常被視為中國敦煌學研究的重要開端之一，但“為中國敦煌學研究之始”過於絕對。
• 2026-04-29 「敦煌之地理與文化意義」段落中把「月氏」列為在敦煌留下足跡的歷代民族，容易造成時代錯置；月氏與敦煌地區的關聯主要在早期西遷前後，並非作為敦煌歷代實際統治或長期活動民族的典型表述。
• 2026-04-29 「敦煌文獻目錄、影印本與釋錄成果，如《敦煌遺書》諸編、《敦煌寶藏》等」作為例舉大致可，但將《敦煌寶藏》直接列為核心依據略顯不精確；它是編輯整理的影印資料集，不是學術上通稱的基礎「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