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教

景教

概述

景教是唐代正式傳入中國的基督教聶斯托留派（Nestorian Christianity），亦即現今所稱的東方亞述教會。景教之名取「光明」之意，為其在華傳播時的自稱，亦有「波斯經教」、「大秦教」等別稱。景教被視為最早進入中國的基督教派，其在華傳播歷史可追溯至公元七世紀，並與中國傳統文化深度交融，形成獨具特色的中國化景教形態，對漢學研究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景教在中國的傳播歷程可分為三期：唐代為初傳與興盛期，歷時約二百餘年；元代為復甦期，因色目人大量來華而再度繁榮；明代中葉後漸趨消亡。景教在華傳播期間，大量吸收佛教、道教及儒家的宗教術語與概念，其經典的本土化程度之深，在基督教東傳史上堪稱特例。

歷史淵源

起源與分裂

景教起源於今日敘利亞地區，由出生於安條克的敘利亞教士聶斯托留（Nestorius，約386-451年）於公元428年至431年間創立。聶斯托留曾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其神學主張圍繞耶穌基督「神人兩性結合」的基督論問題，提出「基督二性連接說」，認為耶穌為「二位二性的結合」，並主張聖母瑪利亞僅生育耶穌肉體，而非授予耶穌神性，因此反對將其地位進一步提升。

此立場引發亞歷山大宗主教奚利爾（Cyril of Alexandria）的猛烈抨擊。431年，以弗所公會議召開後，聶斯托留被裁定為異端，革除主教職務，驅逐出教會。435年，更被東羅馬帝國皇帝逐出國境，最終客死埃及。然而追隨者並未放棄，遂往美索不達米亞、波斯、印度及遠東等地區傳教。

498年，聶斯托留派正式脫離東正教會，更名為「迦爾底教會」，又稱「阿述教會」，以中亞地區為中心進行宣教。

伊斯蘭時期的發展

632年，伊斯蘭教指引的阿拉伯帝國（大食）吞併波斯。在762年前後，聶斯托留派主教獲得阿拉伯哈里發的信任與保護，遂將根據地從波斯遷移至巴格達（今伊拉克首都），一時盛極一時。至六世紀末，聶派已流行於康居及突厥等中亞地區。

傳入中國

關於景教入華的具體時間，學界存在不同看法。據《敦煌景教寫本》殘卷所載，景教可能於六世紀初便已進入北魏洛陽一帶。然而，較為確切的歷史記載見於《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唐貞觀九年（635年），大秦國（大泰）有大德阿羅本（Abraham）攜帶經書抵達長安，由歷史名相房玄齡迎接，並獲唐太宗李世民接見。太宗批准教徒在長安興建廟寺，初稱「波斯寺」，後更名為「羅馬寺」、「大秦寺」。高宗時，賜號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並下詔於諸州建景寺。此後景教在中國順利發展約一百五十年，與祆教及摩尼教並稱「唐代三夷教」。

武后執政期間，景教曾受佛教及道教僧尼道士攻擊，幸有景教教士集資於洛陽建「大周萬國頌德天樞」，並得教士阿羅撼將景教教義佛化，方得繼續發展。

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後，景教徒伊斯協助中興大臣郭子儀平亂有功，後被賜紫衣袈裟，景教勢力因而復振。

會昌滅佛與衰落

845年，唐武宗會昌年間爆發滅佛浪潮，逾萬間佛寺被毀，史稱「會昌滅佛」。雖然滅佛主要針對佛教，但同時波及祆教、景教及摩尼教等其他外來宗教。景教當時總信徒約三千人，在滅佛後趨於式微。

景教衰亡的主要原因在於其傳播過度依賴帝王和貴族庇護，信奉者又多為胡人，缺乏深厚的本土群眾基礎。然而，景教在唐代並未完全絕跡。據阿拉伯人蘇萊曼·塔吉爾《中國印度見聞錄》載，878年至888年間，黃巢之變時，廣州仍有大量景教徒存在。

元代復甦

元朝建立後，大量色目人來華，景教信徒人數回升。馬可波羅及中世紀西方學者指出，當時中國內地和蒙古地區存在許多景教小團體，特別是蒙古克烈、汪古、乃蠻三部族皆信奉景教，其信徒多為突厥遺民。

元代景教與天主教合稱「也里可溫」（arkagun），享有免兵役和免稅的特權。1277年至1282年間，馬·薛里吉思任鎮江府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在鎮江建立六所景教寺，在杭州建立一所。泉州則是當時中國南方景教的中心。

元代著名景教人物包括：教師掃馬（曾奉命出使至歐洲）及出生於大都的畏吾兒裔大公牧首馬·雅八阿羅訶三世（擔任景教首席主教）。

明清以降

明朝取代元朝後，景教再度衰微，但仍存續約兩個世紀，直到十六世紀天主教傳教士展開中國傳教工作後，景教徒數目才隨之銳減。此後，景教在中國的傳播基本終結，直至2010年，東方亞述教會主教才再度造訪中國。

主要內容

中國化的宗教術語

景教在中國傳播時，大量借用佛教、道教及儒家的宗教術語，形成獨具特色的本土化神學語言：

景教稱謂	原義	所指對象
天尊	道教術語	聖父
移鼠、景尊、彌施訶	彌賽亞之異譯	聖子耶穌
涼風	—	聖靈
末艷	—	聖母瑪利亞
皇父阿羅訶	叙利亚文音譯	上帝耶和華
盧訶寧俱沙	叙利亚文音譯	聖靈
烏梨師斂	—	耶路撒冷
啟真經	—	啟示錄
明泰法王、盧珈法王、摩距辭法王、瑜罕難法王	—	馬太、路加、馬可、約翰

此外，教堂稱「伽藍」或「寺」，教士稱「比丘」或「僧」，大主教稱「大法王」，《四福音書》作者皆以「法王」稱之。

經典與教義特徵

景教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中，產生了多部重要的漢文景教經典，包括：

• 《序聽迷詩所經》
• 《志玄安樂經》
•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
• 《崇一天經》（一神論）

其中《志玄安樂經》按儒家經典《中庸》的格式撰寫，滲入「無為」、「清淨」等中國哲學概念，經文云：「無動無欲，則不求不為。無求無為，則能清能淨。能清能淨，則能晤能証。能晤能証，則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樂緣。」

組織制度

景教教會組織在中世紀已奠定跨亞洲大陸的發展基礎。八世紀末提摩太一世主教長在位時，為使教會內部組織更加清晰、行政更加穩定，遂將主教團和總主教的上層結構重新組合，分設：

• 內部都主教：負責教會內部行政事務，聽命於主教長，主教長去世後負責統理選舉新主教長事宜。
• 宣教都主教（對外都主教）：負責對外宣教事務，因地處偏遠，選舉主教長時不具投票權。

蒙古統治時期，沿絲綢之路設置五個都主教處：哈烈、撒馬兒汗、喀什加爾、阿力麻里、納加夫。忽必烈統治期間，在北京另設都主教處。

景教教務制度規定：教務總管不得食肉；大總管、總主教、主教可以娶妻；教務大總管由館長三人中相互選舉產生。

齋戒制度

景教設有八種齋日：

1. 四旬齋
2. 聖徒齋
3. 聖母遷移齋
4. 也里牙齋
5. 通訊節齋
6. 尼尼微齋
7. 聖母齋
8. 介齋日

相關典籍

景教在華流傳過程中留下了豐富的文獻遺產，主要包括：

•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唐建中二年（781年）立，碑文以1780個漢字書寫，附有敘利亞文，是研究唐代景教最重要的文物。1625年出土於西安。
• 《景教三威蒙度讚》：敦煌出土景教寫本之一。
• 《尊經》：敦煌出土景教寫本。
• 《序聽迷詩所經》：敦煌出土景教經典。
• 《志玄安樂經》：敦煌出土景教經典。
• 《荷勒克拉斯的市集》（The Bazaar of Heracleides）：聶斯托留本人著作，1539年被敘利亞教士發現，是了解原始景教神學的重要文獻。

重要文物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1625年（明天啟五年）出土於西安，碑額雕有十字架，正面書寫「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以1780個漢字及數十字敘利亞文組成。此碑是研究景教在華傳播的核心文物，現存於西安碑林博物館。

泉州景教文物群

福建泉州曾出土大量景教文物，包括：

• 1940年：漢文、敘利亞文也里可溫碑
• 1941年：回紇文景教徒墓碑
• 1943年、1946年：敘利亞文景教墓碑
• 1946年：景教徒墓檔垛石
• 1948年：八思巴文景教碑
• 1953年：奉使波斯碑
• 1975年：景教徒拱形墓碑
• 1984年：管理泉州路也里可溫碑

其他重要發現

• 敦煌莫高窟景教寫本與壁畫
• 新疆高昌景教寺院壁畫（《棕枝主日》壁畫）
• 北京房山三盆山十字寺的敘利亞文大理石雕十字架
• 四川成都送仙橋景教遺址
• 揚州、新疆霍城、杭州等地的景教文物

文化影響

宗教交流史上的意義

景教作為最早傳入中國的基督教派，在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其在華傳播過程中展現出的高度本土化適應能力，為後世宗教傳播提供了重要的參照模式。景教大量借用佛教、道教及儒家的宗教術語與哲學概念，成功將基督教神學思想轉化為中國士大夫和普通民眾能夠理解的語言。

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景教在唐代宮廷和貴族階層中具有一定影響力。據碑文記載，唐太宗、高宗、玄宗等皇帝皆曾支持景教傳播，在宮廷設壇講道、供奉先王遺像。景教教士阿羅撼更參與武則天時期的「大周萬國頌德天樞」建造工程，顯示景教已深度融入唐代政治文化生活。

景教對中國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建築、藝術等方面。元代在大都（北京）、甘肅、新疆、浙江、江蘇、福建等地皆建有景教寺，這些建築融合了中西方建築藝術特色。

與佛道的互動

景教與佛教、道教的互動關係十分複雜。唐代景教吸收大量佛教術語，如以「法王」稱呼福音書作者、以「伽藍」稱呼教堂等。同時，景教經典《志玄安樂經》亦吸收道家「無為」、「清淨」的概念，顯示出道教思想的影響。

然而，景教與佛道之間也存在競爭關係。武后時期，景教曾遭受佛教和道教僧尼道士的攻擊；會昌滅佛期間，景教更受到波及而衰微。

現代學術價值

景教研究是漢學研究中的重要領域。19世紀以來，敦煌莫高窟、甘肅、新疆、福建泉州等地相繼出土大量景教文物，為研究唐代至元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中國學者林悟殊、朱謙之等人在景教研究方面皆有重要貢獻。

辯誣與歷史平反

1539年宗教改革時期，神學家馬丁·路德在《宗教會議及教會論》中明確主張聶斯托留並非異端。20世紀以來，隨著聶斯托留本人著作《荷勒克拉斯的市集》被重新發現，其學說再次受到神學家廣泛探討。

1994年，東方亞述教會與天主教會簽署《在天主教會與東方亞述教會之間的共同基督論聲明》，正式達成解除兩派彼此嫌隙的協議，標誌著歷史上的「異端」裁定終獲平反。

來源

• 維基百科：景教（https://zh.wikipedia.org/wiki/景教）
• 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 林悟殊：《中古三夷教辨證》（北京：中華書局，2005）
• 朱謙之：《中國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校對記錄

• 2026-05-02 格式校正：1 段
• 2026-05-04 確認錯誤：聶斯托留派並非「498年正式脫離東正教會」，且當時也不存在現代意義的「東正教會」作為可被其脫離的對象；其後的教會發展主要是在波斯境內形成東方教會傳統。 → 正確：聂斯托留派（东方教会）在5世纪以弗所会议后与罗马帝国教会分裂，但498年并非脱离东正教会；当时东西教会尚未分裂，东方教会独立发展形成自己的传统。
• 2026-05-04 確認錯誤：「632年，伊斯蘭教指引的阿拉伯帝國（大食）吞併波斯」年份明顯錯誤；阿拉伯征服波斯主要發生在7世紀中葉，非632年。 → 正確：阿拉伯征服波斯主要发生在7世纪中叶（637-651年），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帝国尚未开始大规模吞并波斯。
• 2026-05-04 確認錯誤：「至六世紀末，聶派已流行於康居及突厥等中亞地區」與前文時間線不合；前文在此處講的是7世紀後的伊斯蘭時期，卻突然跳回6世紀末，且表述像是在承接632年之後的敘事。 → 正確：前文叙述7世纪后伊斯兰时期事件，突然插入6世纪末的景教传播，时间线错乱，且康居突厥地区景教流行约在7-8世纪。
• 2026-05-04 誤報排除：阿羅本入唐的接待者寫成房玄齡不對，現存主流史料通常記為由唐太宗接見，並非由房玄齡「迎接」。
• 2026-05-04 確認錯誤：唐代景教寺名的演變有誤或混淆；「波斯寺、羅馬寺、大秦寺」這種遞進說法不準確，常見說法是唐廷允其在長安建寺，後稱大秦寺，並非確定有「羅馬寺」此一標準名稱。 → 正確：景教寺初称波斯寺，后改大秦寺，并无标准‘罗马寺’一名；‘波斯寺→罗马寺→大秦寺’的递进说法不准确。
• 2026-05-04 確認錯誤：「阿羅撼將景教教義佛化」中的人物名稱不明且疑似誤植；常見相關人物是阿羅本，而非阿羅撼。 → 正確：应为阿罗本，景教入唐核心人物，并非‘阿罗撼’。
• 2026-05-04 誤報排除：「景教徒伊斯協助中興大臣郭子儀平亂有功」缺乏可靠史實對應，且人物關係可疑；安史之亂時與郭子儀相關的景教人物並非此名廣為確證。
• 2026-05-04 確認錯誤：「聶斯托留派總信徒約三千人」數字缺乏可證性，且若作為會昌滅佛後景教總人口描述過於武斷。 → 正確：会昌灭佛后景教信众数量缺乏可靠史料支撑，‘约三千人’属推测性数据，不宜作为定论。
• 2026-05-04 誤報排除：「也里可溫」的拼寫與定義有誤；一般是「也里可溫（erkegün/arkagun）」與基督徒相關稱呼，但不宜簡化成「景教與天主教合稱」，因元代也里可溫並非僅指景教和天主教。
• 2026-05-04 誤報排除：「泉州則是當時中國南方景教的中心」過度斷言；泉州確有相關遺存，但稱其為整個南方景教中心缺乏直接定論。
• 2026-05-04 確認錯誤：「明朝取代元朝後，景教再度衰微，但仍存續約兩個世紀」前後矛盾；若從1368年算起，兩個世紀後已到16世紀末，而前文又說「直到十六世紀天主教傳教士展開中國傳教工作後，景教徒數目才隨之銳減」，時間銜接不嚴整。 → 正確：明朝1368年建立，若存续两个世纪则约至16世纪末，与‘直到16世纪天主教传教后景教锐减’时间线衔接不严密，存在矛盾。
• 2026-05-04 確認錯誤：將「末艷」列為聖母瑪利亞稱謂，以及多個對應表中如「天尊＝聖父」「涼風＝聖靈」等屬高度可疑或不夠準確的轉寫與對應，容易誤導。 → 正確：景教文献中‘末艶’确指圣母玛利亚，但‘凉风’对应圣灵、‘天尊’对应圣父等用语并非标准翻译，存在混淆风险。
• 2026-05-04 確認錯誤：「烏梨師斂＝耶路撒冷」與「盧訶寧俱沙＝聖靈」等對應明顯可疑，至少不是通行、可直接斷定的標準對譯，屬張冠李戴風險。 → 正確：‘乌梨师敛’音译自叙利亚文耶路撒冷，‘卢诃宁俱沙’可能指圣灵，但此类对应并非通行标准，直接断定易误导。
• 2026-05-04 確認錯誤：《荷勒克拉斯的市集》一書被說成「1539年被敘利亞教士發現」不準確；該書的再發現與現代研究史描述更複雜，且年份與發現者表述可疑。 → 正確：《荷勒克拉斯的市集》的再发现与研究者及年份存疑，1539年被叙利亚教士发现一说缺乏可靠出处。
• 2026-05-04 確認錯誤：「1625年出土於西安」應為「1625年被發現」而非考古意義上的出土；這是明顯不恰當的事件描述。 → 正確：景教碑于1625年（明天启五年）在西安被发现，系农民挖土发现，并非考古发掘意义上的‘出土’，应用‘发现’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