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學
玄學是魏晉時期興起,以《老子》《莊子》《周易》為主要研討典籍,並會通儒、道思想的哲學思潮。其核心論題包括有無、本末、名教與自然,以及言與意的關係。玄學家透過經典注解與清談展開論辯,其思想與方法也影響道教教義的建構及佛教義理的詮釋。
玄學
摘要
玄學是魏晉時期興起,以《老子》《莊子》《周易》為主要研討典籍,並會通儒、道思想的哲學思潮。其核心論題包括有無、本末、名教與自然,以及言與意的關係。玄學家透過經典注解與清談展開論辯,其思想與方法也影響道教教義的建構及佛教義理的詮釋。註
名稱
玄學之名的玄取自《老子》第一章末句,具有幽深、玄遠之意。玄學家重視的《老子》《莊子》《周易》合稱三玄。玄學又有新道學之稱,馮友蘭則以新道家稱之,著眼於它對先秦道家思想的承接與發展。註
歷史發展
東漢末年的政治動盪與政權更迭,是玄學形成的歷史背景。漢魏之際,學術討論逐漸由兩漢經學的章句訓詁轉向名理辨析與義理思辨,士人也開始同時詮釋儒、道兩家的典籍。李宗定指出,東漢末期名教在現實中的異化,使士人重新思考其意義,推動諸子學與自由隱逸風氣的興起,三玄遂逐漸成為當時的新學。註
曹魏正始玄學的代表人物包括夏侯玄、何晏與王弼;其後的竹林玄學以嵇康、阮籍等為代表。西晉時期,王衍、樂廣、裴頠、郭象等延續有無及名教與自然的論辯,形成不同的理論取向。至東晉,張湛的《列子注》成為玄學後期的重要思想資料。註
漢魏之際的才性清議與官吏選拔密切相關,魏晉玄理清談則以名士的哲理思辨為主要內容,並講究修辭與談辯技巧。清談的起源與範圍仍有不同界定。唐翼明將其先聲追溯至漢末太學的遊談之風,但認為漢末談論尚未完全具備魏晉清談的特點;對《管輅別傳》所記管輅十五歲時與單子春的談論,他則認為其陰陽哲理內容與談論形式已具有典型清談的特徵。註
內容與思想
玄學討論有無、本末、體用、一多、動靜等範疇,也涉及生死、聖人是否有情、聲音是否具有哀樂等問題。名教與自然之辨是其中的重要主題:自然指事物本然如此的性質,也包括人的純真天性;名教則指人倫綱常、等級秩序及維護這些秩序的仁義禮樂等準則。這一論辯既關乎社會秩序,也涉及個體生命與自由。註
何晏、王弼的貴無論以無為有的根本,並以自然說明名教的依據。王弼在《老子注》中將無視為本、有視為末,認為萬物以有為存在形式,而有之所以成立,以無為根本;要保全有,便須返回其根本。他又以無說明萬物的統一性,其注解因此著重貫通經典的整體義理,而不限於字句疏解。註
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竹林玄學,更重視自然天性、個體生命與精神自由。嵇康在《難自然好學論》中批評仁義禮樂等名教倫理,將其視為純樸狀態衰落後的產物,並反對以功名利祿束縛人的身心。阮籍則強調人的自然本性,重視養生、保全形體與避免傷害。這些思想將對名教的批判,與順應本性、保全生命的生活理想聯繫起來。註
西晉玄學對貴無論提出不同回應。裴頠在《崇有論》中批評貴無,藉崇有維護名教;王衍、樂廣則延續貴無論並調和儒、道。向秀、郭象的獨化論另以名教即自然處理兩者的關係。郭象在《莊子注》中以萬物各自存在、各自變化的方式說明獨化,使名教與自然的關係得到不同於名教出於自然或排斥名教的解釋。註
言意之辨討論言辭、象與意念之間的關係,也影響玄學家的經典詮釋。荀粲主張言象不盡意,王弼的注解方法強調得象忘言、得意忘象,歐陽建則提出言盡意論。郭象、張湛等人亦有不同的言意論述。因此,言不盡意雖是玄學中的重要立場,仍不足以概括所有參與這一論辯者的主張。註
張湛主要生活於東晉,生卒年月未詳。劉俐琳對《列子注》的分析,將其中理的意涵區分為物理與至理:物理是個別事物各具的差別性規定,至理則是萬物生存、變化的普遍根據與必然性。依這一解讀,從認識物理進而通達至理,也是張湛說明聖人境界及區別聖凡的重要方式。註
經典與注釋
玄學的理論多透過經典注釋呈現,代表著作包括王弼《老子注》《周易注》、郭象《莊子注》及張湛《列子注》。玄學家也運用重新詮釋的老莊思想,注解《論語》《周易》等儒家典籍,促成儒道兼綜的思想格局。王弼《老子注》以貴無思想貫通全書,是義理詮釋取向的重要例子。註
郭象《莊子注》對後世注《莊子》的傳統影響深遠,陸德明的《莊子》音義以郭注為主,成玄英的疏解亦以郭注為據。張湛《列子注》問世後,後世傳行的《列子》多以此本為祖本。魏晉清談及注《莊子》的活動,也見於《世說新語》《晉書》等記載。註
影響
玄學的儒道會通論述,為道教義理的建構提供了思想資源。李宗定指出,早期道教已有治身與治國合一、吸收儒家道德及治世主張的傳統;玄學進一步為儒道關係建立本體與方法上的論述。葛洪《抱朴子》提出道本儒末,以本末架構安排儒道關係,並強調行善積德的修道方法。李宗定將其理解為吸收玄學理論、同時落實道教成仙目的的一種儒道會通方式。註
魏晉僧人透過與名士清談參與士人文化,也促進玄學與佛學的交流。支道林以般若學解釋《莊子·逍遙游》,提出有別於既有解釋的見解,成為玄佛交涉的重要例子。佛學也借用《老子》《莊子》的名詞與概念展開論述,並反過來豐富玄學的討論內容。註
佛經漢譯亦呈現與三玄語彙的聯繫。谷川理宣在1990年的研究中指出,《無量壽經》使用了不少魏晉三玄之學的古典用語;相關語詞包括自然、無為、虛無等。這些譯語反映佛教經典在漢語表達中,與中國既有思想語言相互接觸的情形。註
有關佛教心性思想的研究,將僧肇、道生視為玄學影響隋唐佛教的重要中介。依這一解釋,隋唐佛教所接受的老莊與玄學思想,經過玄學家及受玄學影響的學僧重新詮釋,並由僧肇、道生以佛學理路改造相關問題,進而參與中國佛教心性論的形成。註
隋唐重玄學承接魏晉玄學對道之本體意義的思考,並吸收佛教中觀的雙遣雙非方法。成玄英、李榮等人進一步以理說明道,使悟理契道成為修道論的重要內容。劉雪梅在2004年的研究中認為,重玄學雖借用中觀方法,仍維持道家追問萬物之本的崇本立場,並由此繼續建構道本論。註
林東毅在2025年的研究中指出,唐代重玄思想的論述逐漸由道體轉向心體,宋代亦延續這一思想資源。他以南宋趙實庵《老子解》為例,分析其遣除名相、探求心性與入道的詮釋。相關研究也注意陳摶、陳景元及宋代內丹修性論中的重玄思想,因而對重玄學入宋後即告消失的說法提出不同理解。註
玄學也影響魏晉時期的文學與藝術,涉及詩歌、書法、繪畫等領域的審美取向。
近現代用語
1923年2月,張君勱在清華大學發表題為人生觀的演講,批評科學萬能的思想傾向。地質學家丁文江將其人生觀哲學斥為玄學,隨後引發科玄論戰。這場論爭使玄學一詞進入關於科學與人生觀關係的公共討論。註
在部分近現代文獻中,玄學亦用作風水、命理、占卜等術數與神秘學問的稱呼,掌相、子平八字與風水等知識均曾被納入這一用語範圍。八字命理以出生年、月、日、時配合天干、地支記錄出生資料並論命;擇日則用於祭祀、婚姻、建築、工商及喪葬等活動。在臺灣,擇日常向地理師或擇日館諮詢。註
此類術數還包括面相、占星術、紫微斗數、姓名學、求籤與測字等類型。
學界研究
玄學的學派歸屬有不同分類,研究者或將其歸入儒家,或歸入道家,也有視為自成一家者。許抗生主張將玄學歸於道家,理由是它雖融合儒道,仍以道家思想居主導地位。這一分類問題也反映玄學兼具儒道典籍依據與會通取向的特性。註
湯用彤在1940年的〈魏晉玄學流別略論〉中,以宇宙論與本體論的區分概括漢魏之際的學術轉變,從本體論角度系統研究玄學。他於1938至1947年間寫成、發表的九篇文章,在1957年結集為《魏晉玄學論稿》,對玄學的思想淵源、方法、派別及其與佛學的關係等研究方向產生重要影響。註
王弼思想中的宇宙生成論述如何與本體論相聯繫,是當代詮釋的重要分歧。有些解讀以生成論轉向本體論概括王弼的思想,不將宇宙論發言納入其正式理論結構;另一些解讀承認其中的宇宙論成分,但又分別認為它與本體論相容或存在矛盾。這些不同立場影響對王弼貴無論性質的理解。註
張湛在玄學史上的地位亦有不同評價。容肇祖肯定《列子注》融合佛學與老莊思想的成果,將張湛視為玄學的後起之秀;馮友蘭則以玄學的邏輯方法與精神解放取向為衡量,認為張湛偏重宇宙生成的說明,與主流玄學有所距離,因而將其思想置於玄學發展的尾聲。註
玄學清談也受到無益於時政的批評,並有清談誤國的說法。對其政治意義,馬良懷將魏晉視為權威思想崩潰與重建的時期,認為名教與自然之辨涉及社會秩序及思想權威的重新安排。江榮海則認為,當時主流的政治指導思想仍是儒學,但玄學中的人物品評因關乎仕途,對現實政治產生了間接影響。註
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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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遂良道家經典的法譯研究〉,上海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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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燦山,〈清代內丹家李涵虛「玄關一竅」的義旨〉,第十屆近現代中國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新變與融攝」,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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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勳,〈《世說新語》儒釋道思想探析〉,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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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東毅,〈宋代趙實庵《老子解》的重玄學心性思想探析〉,《興大人文學報》第75期,2025年9月,頁68–100;引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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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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