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攻

非攻

概述

墨家系列條目

人物

戰國：墨子、禽滑釐、耕柱子、胡非子

鉅子

孟勝、田讓、腹䵍

著作

《墨子》、《墨辯》

思想

兼愛 尚賢 天志 非命 節用 非攻 尚同 明鬼 非樂 節葬

分類 · 語錄 · 文庫 閱論編

非攻，墨家思想之一。墨子反對戰爭的行為，並認為這行為為人們帶來災害。他先把大國攻小國的行為定義為「攻」，而攻就是屬於「不義」。但墨子亦並非盲目反對戰爭，如武王伐紂他就認為是「誅」，誅就屬於義了。

論殺是不仁不義的行為

墨子以偷竊作喻，若有人偷竊桃李，大家都會對他作出指責，官府都會對他處罰，因為這是一種損人利己的行為，這是不仁。若偷雞和豬，罪行也更嚴重；若去到搶奪別人的衣服和戈劍，罪行就更大了，這時候就會遭到天下的君子指責。同樣地，殺一人是不義的行為，那麼殺十人就是十倍的不義，若殺百人就更加是百倍的不義。當出現這種情況時，天下的君子都必定會指責他，更遑論攻一個國家了。

戰爭帶來勞民傷財

墨子認為，國家發動戰爭會讓百姓帶來損失。例如春天無法耕種，秋天無法收割，如此一來冬天百姓就要捱餓了。而且戰爭時百姓居處都是不安定的，士兵陣亡又會導致人亡家破，流離失所，鬼神又會因此喪失後代祭祀。

墨子又痛斥貪圖戰勝的名譽和利益而發動戰爭的國君，他認為攻佔一個城池，需要動用精銳的軍隊，死傷必以數萬數千計算。縱使成功攻佔一座城池，土地有餘但百姓是不足的，讓士兵送死加重全國上下的禍患去爭奪一座虛城，不是治國的良策。

墨子救宋

一次，公輸班給楚國造了雲梯，準備攻打宋國，墨子得知後立即從魯國趕到楚國勸說公輸盤。墨子認為楚國有的是土地而缺少的是民眾，以缺少的民眾去爭奪不缺少的土地是不智的行為，並且宋國也沒有錯的地方，不可稱作有智慧。 公輸盤拿不下主意，因此替墨子引見了楚王。墨子看見楚王後便以一個穿著華麗衣服的人去偷竊粗布衣的人；有華麗車子的人去偷竊破車子去作喻，楚王依舊堅持，因此把公輸盤也召來。墨子便解下衣帶當作城池，以竹片當作機械。公輸盤不斷設下攻城的方法，墨子又不斷的守著城池。最後公輸盤把攻城的方法耗盡了，然而墨子守城的方法仍然未盡使出。最後，公輸盤說道：「我已有方法對付你，但我不說。」墨子也回應：「我知道你想怎樣做，但我也不說。」楚王未明於是詢問究竟，墨子則說：「他只不過想把我殺掉，把我殺後宋國就守不住，但是我已安排了學生禽滑釐到宋國守著，等待楚軍的到來。」因此，楚國就擱置了攻宋的計劃。

參見 墨子 墨家 明鬼 天志 兼愛 參考文獻

來源

• 非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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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淵源

「非攻」原出於先秦墨家思想，意指反對無義戰爭、主張止戰弭兵。其思想背景在於春秋戰國之際諸侯爭霸、征伐頻仍，社會對兵禍與民生凋敝的反思日益加深。墨子以「兼愛」「尚同」為其倫理與政治基礎，進而提出「非攻」，批判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之不義行為。及至漢魏以降，道教在吸納多元思想的過程中，逐漸將止戈息武、慈和不殺等觀念融入教義實踐，並與《太平經》所強調的和平秩序、陰陽調和之理相互會通。唐宋以後，隨著齋醮科儀與救度觀念發展，道教對兵燹、疫厲與群體災變的關懷更加明顯，「非攻」遂不僅是政治倫理上的反戰主張，亦成為護生、息災、祈安等宗教實踐的思想資源。此一觀念在道教史上，體現出由先秦諸子到宗教傳統之間的義理轉化與文化融攝。

主要內容

「非攻」為道家、墨家思想交涉中常被討論的議題，亦可見於道教語境對兵革、爭伐與人為強制之反思。其核心在於反對以攻伐爭勝解決天下紛爭，主張抑制好戰之心、減少武力介入，以順應自然、保全生民。就道教思想而言，非攻並非僅屬政治策略，而是與無為、柔弱、不爭等觀念相通；認為過度競逐與暴力擴張將破壞天地之和、耗傷人命，終致亂極而返。相關論述在《道德經》所見「不爭」精神，以及後世道教勸善、戒殺文本中多有呼應，尤強調君主與治者宜以清靜、節用、寡欲化導民俗，而非倚恃武力。故「非攻」在道教中可理解為一種以止兵息爭、護生息民為旨趣的倫理與治道原則。

相關典籍

《墨子》〈非攻〉諸篇為「非攻」思想最主要的典籍依據，集中論述兼愛、交相利與反對無義戰爭之理據，主張攻伐他國不合天志、民利與道德秩序，對後世道教有關止戈、貴生與護生之觀念，具有重要參照意義。其後，《淮南子》與《抱朴子》雖非專門論兵，然多承繼先秦兩漢反戰與全生思想，將兵戈視為違逆自然、耗損生民之舉，與道家尚柔、無為之旨互有會通。道教經籍中，如《太平經》尤重「安民」「去殺」之說，將息兵止戰視為致太平的重要條件；部分齋醮科儀與勸善文獻亦常援引止惡去殺之義，將不興兵戎、保全眾生納入修道與積功累德的實踐脈絡。上述典籍共同構成「非攻」在道教思想中由政治倫理轉化為濟世護生理念的文本基礎。

文化影響

「非攻」作為先秦思想中反戰與止爭的重要命題，對後世道教文化的影響，主要不在於形成單一教義條文，而在於滲入道教對「清靜」「慈儉」與「以柔克剛」之倫理理解。道教吸收其抑制攻伐、重視生民安寧的精神，並將之轉化為修身與治世的價值取向，特別強調去除爭競、減少兵戈，以順應天道自然。歷代道教文獻與科儀實踐中，亦常見祈求息兵止亂、保民安境之意涵，顯示其與「非攻」所代表的和平觀念相互呼應。另一方面，隨著道教進入地方社會，其濟世功能使「非攻」不僅是政治倫理，更被詮釋為護生、止殺與化解衝突的實踐原則，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和平想像與道德秩序建構，具有持續性的文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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