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昫

劉昫

劉昫（887—946），字耀遠，五代至後晉史學家、宰相，主要以奉敕修撰《舊唐書》而聞名。其人出身五代亂世，歷仕後唐、後晉等朝，在政治與學術上皆有一定地位。雖非道教人物，劉昫因參與正史編修，保存了大量與道教、方術、神仙及唐代宗教制度相關的材料，對後世道教史研究具有間接而重要的意義。

劉昫的名字多與《舊唐書》連在一起。《舊唐書》成書於後晉天福年間，為重修唐代歷史之官方成果，內容涉及唐代宮廷禮制、方士活動、道教儀式與宗教政策，因而成為研究唐代道教的重要文獻來源之一。劉昫本人雖不以宗教著稱，但其史學工作保存了大量相關資訊。

歷史淵源

劉昫生於唐末亂世，歷經五代更替，先後在多個政權中任職，後至後晉時參與修史。當時新朝需要建立合法性，編修前代正史成為重要政治工程。劉昫奉命領銜《舊唐書》修撰，匯集舊唐實錄、國史及諸家資料，形成較為完整的唐代紀傳體史書。

由於唐代是道教發展極盛的時期，帝王尊奉老子、設立崇玄學、舉行齋醮、冊封道教神真等事皆屢見史籍，因此《舊唐書》對道教史、道教制度與相關人物記錄頗多。劉昫作為該書編修者之一，其史學選擇與材料整理，直接影響後世對唐代道教的理解。

主要內容

劉昫最重要的歷史功績，是主修《舊唐書》。此書分本紀、志、列傳等體例，兼具政治、制度與文化記述。其中〈禮儀志〉、〈經籍志〉、〈禮樂志〉以及涉及方技、隱逸、僧道等類別的篇章，保存了大量唐代宗教制度資料。道教在唐代的宮廷禮制、國家祭祀與經教傳播，皆可從中得見。

劉昫本人並未留下專門的道教著述，但其修史工作的重要性，在於他所整理的史料使後人得以追索唐代道教發展脈絡。例如唐代皇室奉道、李唐與老子之關係敘述、道士受召入宮、祠祀名山大川、道經編纂與官修等內容，皆可透過《舊唐書》得到基本認識。因此，劉昫雖非道士，卻是道教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史料中介人物。

相關典籍

與劉昫直接相關的典籍首先是《舊唐書》。此外，後人常將其與歐陽修、宋祁所修《新唐書》對讀，以辨析唐代宗教史材料的異同。由於《舊唐書》多保留原始史料痕跡，故在道教研究中常被視為較接近唐代實況的文獻之一。

若擴及道教史材料，則《唐會要》、《資治通鑑》、杜佑《通典》、《道藏》中保存的唐代文獻，以及唐人碑誌、詔令、道經目錄等，皆可與《舊唐書》互證。劉昫之名因此常出現在宗教史、制度史與文獻學研究的註釋系統中。

文化影響

劉昫對道教的文化影響，主要體現在史料保存而非教義創發。若無《舊唐書》，唐代道教的宮廷化、制度化與社會滲透情況，許多細節將難以重建。其編修成果使後世學者能從官方史書中看到道教與帝國政治的互動，並進一步理解唐代宗教多元格局。

在更廣泛的文化層面，劉昫代表了五代至宋初史學承前啟後的一環。透過官方史書的編成，唐代道教、佛教與儒學之間的關係被固定為可供後世引用的歷史敘述。對道教百科而言，劉昫的重要性不在於其個人信仰，而在於他所完成的史料工作，深刻影響了後世對道教歷史的認知方式。

學術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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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5-06 確認錯誤：《舊唐書》並非成於後晉天福年間，而是後晉高祖石敬瑭下詔修撰、於後晉開運二年（945）左右完成；文中將成書時間直接寫成「後晉天福年間」雖不算大錯，但表述過於籠統且容易造成年份認知偏差。 → 正確：《舊唐書》由後晉下詔修撰，劉昫等奉命主持，約於後晉開運二年（945）修成；若僅寫「後晉天福年間」則表述偏籠統，易造成成書時間理解不精確。
• 2026-05-06 確認錯誤：文中稱劉昫「主修《舊唐書》」並說其「奉命領銜《舊唐書》修撰」過於簡化，容易造成他是唯一主編的印象；實際上《舊唐書》為多位學者共同修撰，劉昫是主持者之一。 → 正確：劉昫確為《舊唐書》修撰的主持者/領銜者之一，但《舊唐書》並非由他一人獨力完成，而是多位學者共同修撰。
• 2026-05-06 確認錯誤：《舊唐書》的體例敘述有明顯錯誤：文中列出「禮儀志、經籍志、禮樂志」等，但《舊唐書》志書中並沒有《禮樂志》，而是有《音樂志》；此外「僧道等類別的篇章」表述也不準確，應是列傳中的相關門類而非獨立篇章。 → 正確：《舊唐書》志書中有《音樂志》，並非《禮樂志》；另外「僧道」相關內容主要見於列傳等門類，將其說成獨立篇章不準確。
• 2026-05-06 確認錯誤：《舊唐書》保存道教材料固然正確，但「較接近唐代實況」的說法過於絕對；《舊唐書》成書於五代，且多取材自唐代實錄與舊國史，並不能直接等同於「接近實況」而無需辨析。此屬明顯不嚴謹但非硬性錯誤。 → 正確：《舊唐書》因保存大量唐代史料，常被用作研究唐代與道教的重要文獻，但若稱其『較接近唐代實況』，屬概括性判斷，需結合成書時代與史料來源加以辨析，不能視為嚴格意義上的硬性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