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宜甫

概述

馬鈺（1123年6月15日—1185年1月25日），原名從義，字宜甫，後改名鈺，字玄寶，號丹陽子，山東寧海州牟平縣人，金朝道士，道教全真教第二代掌教，王重陽（1113-1170）七個主要弟子（全真七子）之一。元世祖封號「丹陽抱一無為真人」，元武宗加封「丹陽抱一無為普化真君」。

生平

馬鈺，寧海人，生於金太祖天輔七年（九月金太宗改元天會元年）癸卯五月二十日（1123年6月15日）。馬鈺原為寧海巨富，號馬半州，後娶孫忠顯之女孫富春（即孫不二，1113-1183）為妻，生三子，依次名曰庭珍、庭瑞、庭珪。通經史，輕財重義。

金世宗大定十二月二十二日（1185年1月25日），重陽仙誕，馬鈺於萊陽縣遊仙宮致醮完畢後端坐而逝。

入道

1167年馬鈺初遇師父王重陽。重陽自關中東遊傳教，扺寧海州牟平縣城，兩人一見如故，談玄論道，馬鈺遂邀王重陽到自家居住，馬鈺與孫富春夫婦皆待以師禮，擇地建庵，二人講道於庵中。庵名「全真」，「全真」教之名源於此。

1168年初馬鈺決心辭家學道。王重陽多方勸喻馬鈺離家去鄉學道，馬鈺初因家資廣貯，妻子愛深，不能遽從。但他擔心自己短命早亡，終於決心出家，以期積累功行，証得仙位。他獲王重陽訓名為馬鈺，號丹陽子，與孫氏離婚，分財產給三子，隨王重陽舉紙旗上街市行乞。

馬鈺此後追隨重陽隱居、傳教及西行。他與王重陽、同門丘處機(1141-1229)、譚處端(1119-1185)、王處一(1141-1217)三人先到寧海州崑嵛山煙霞洞隱居，修道半年，期間郝大通(1134-1213)亦加入師門。其後隨王重陽在寧海、登州、萊州三州普化百姓，期間馬妻孫不二（原名富春）、同鄉劉處玄(1145-1203)亦拜師出家。1169年，馬鈺與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隨師西行，欲至關中王重陽故居，至開封，王重陽無法繼續西行，1170年初升化。

掌教 馬鈺

馬鈺為王重陽指定繼承人，掌管其他弟子，繼續發展其教。馬鈺當下發願，要弘揚師教，傳遍各地。

馬鈺等四弟子先處理王重陽後事。他們暫葬師父於開封，西行入關至終南劉蔣村，與王重陽昔日道友、門人和玉蟾(?-1170)、李靈陽、劉通微、嚴處常(1111-1183)、史處厚(1102-1174)相見，修治葬所。馬鈺曾到長安乞錢，以為遷葬籌資。期間前妻孫不二前來相見，似仍有夫妻舊情，馬鈺說「休要隨予」，此後二人東西遠別，天各一方。

1172年，四子把王重陽遷葬於劉蔣村其故庵，前後居喪守服超過三年。馬鈺與師弟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分途發展教門。1174年八月，四子於鄠縣真武堂月夜論志，馬說「鬥貧」，譚說「鬥是」，劉說「鬥志」，丘說「鬥閑」，從此分赴四方修練傳道。馬鈺作為全真教掌門，坐鎮劉蔣村祖庵，是為全真教祖庭，隱居四年。1178-1180年西遊，到隴山（今陝西西部）、華亭（今甘肅）、隴州傳教，化度門人百餘人。

1182年馬鈺為官府所迫還鄉。他原想終身不離開關中，但當時金朝加強管理釋、道，下令遣送道人各還本鄉，1181年馬鈺收到遣返牒，不得已東歸寧海，關中教事交給丘處機主持。（丘處機得隴州官民共同狀保，得以留在當地。）

馬鈺回鄉後繼續布教。他與劉處玄、王處一重聚，在文登縣一帶行化作醮，有漁戶受感化，焚燒漁網不再殺生。1183年逝於萊陽縣迎仙宮（一說遊仙宮）。劉處玄請身在洛陽的譚處端主教，為第三任掌門。

思想

王重陽過世時，馬鈺發三願：「一願欲將師父《全真集》印行，二願欲與師父守服三年，三願勸十方父母捨俗修仙」，要弘揚師教，傳遍各地。

馬鈺堅持守貧，粗衣淡食，手不拈錢，夜常露宿。他精神解脫，不以苦為苦，反而以出家前的舒適生活為苦。為人作醮，不按傳統醮儀發壇請神作法，而是登壇內觀，將本師王重陽作為神祇祈禱。

馬鈺詩文輯為《漸悟集》、《洞玄金玉集》。

地位

馬鈺與同門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七人（即「七真」）是王重陽的主要門人，其中馬、譚、劉、丘是最親近的嫡傳弟子。王重陽將馬比作弟，譚比作姪，劉、丘比作兒子，臨終時說馬鈺「已得道」，指定為繼承人。

馬鈺在全真教內地位尊崇，受劉處玄、丘處機等一眾師弟尊為師叔。他升化於迎仙宮後，仙蛻一直被秘藏，以防陝西等地信徒竊取，之後幾次遷移，被藏在迎仙宮，不為人所知。1306年，大都長春宮主席常志清得知其事，翌年重葬仙蛻於迎仙宮，並建殿造像以誌。

金庸小說中的馬鈺

由於其師弟丘處機熱衷和江南七怪的十八年之約比試賭局，馬鈺苦勸一頭熱的丘處機不成，便親自遠赴大漠教導郭靖兩年上乘玄門內功心法及絕頂輕功『金雁功』，希望丘處機失敗而回頭潛心修道。後來與江南七怪合力擊退「鐵屍

歷史淵源

馬宜甫為元代道士，其生平事跡見於元末以降道教文獻與地方志記載。據現存資料推知，馬氏出身於北方道教傳承較盛之區，早年即入道門，後以修持與講經傳法見稱，並與全真教系統有密切關聯。元代中後期，朝廷對道教多有旌表，宮觀興建與道士受籙之制亦漸完備，馬宜甫即活動於此一制度與信仰並行的時代背景之中。其名之得以傳世，主要與主持宮觀、弘揚科儀及參與地方宗教事務有關，反映出元代道士不僅是宗教實踐者，亦常兼具社會教化與地方信仰整合的角色。後世對其記述雖不如張、丘諸大家詳備，然由零散碑銘與志書可見，馬宜甫在區域道教史上具有承先啟後之意義，為元代道教地方化與教團化發展的一個典型例證。

主要內容

馬宜甫，生平事蹟見載較少，然在道教文獻與地方宗教傳承中，常被視為兼具道法實踐與經典傳述意義的人物。相關記錄多將其與科儀、符籙、齋醮或戒律傳授相聯，顯示其活動重心可能在民間道法與教派傳承之間。其名號偶見於道書序跋、壇牒、法本題名或地方志材料，反映其在特定區域宗教網絡中的影響。由於現存資料零散，學界多需依據同時代文本互證其時代背景、師承脈絡與法脈定位。整體而言，馬宜甫之重要性不僅在於個人事功，更在於他所折射出的道教在地方社會中的實踐形態，以及經由口傳、書寫與儀式所構成的知識傳遞機制。

相關典籍

馬宜甫見於元代道教文獻者，以《道藏》所收相關科儀、靈驗與傳記材料為主要依據。其名多與全真教內部的法脈傳承、齋醮實踐及地方道觀活動相互參照，故研究上往往需並讀《道藏》諸本及後出地方志、碑刻材料，以辨其行事與時代背景。若干道書與宮觀志錄保存其法事、修持或應驗事蹟，提供其在元明之際道教社群中的位置線索；而文集、題記與碑銘則可補充其與師承、宮觀、施主之關係。由於現存記載多零散且書寫目的各異，相關典籍之運用宜採互證方法，避免僅據單一文本便斷定其生平全貌。

文化影響

馬宜甫作為元代全真道系譜中具代表性的道士，其文化影響主要體現在經典傳承、道教組織與文人互動三個層面。就經典傳承而言，馬宜甫承續全真內丹與戒律並重的修持傳統，參與道書整理與教法流布，對後世全真教內部的修行規範與宗派記憶具有鞏固作用。就道教組織而言，他所代表的地方性道士群體與宮觀體系，反映元代道教由師承、壇場與地域網絡交織而成的運作模式，對南北道教交流及地方信仰整合皆有一定推動。就文化互動而言，馬宜甫所處時代道士常與士大夫往還，其形象兼具宗教權威與文化中介功能，有助於提升全真道在知識階層中的可見度，並促成道教思想與元代儒釋文化的對話。整體而言，馬宜甫的歷史意義不僅在於個人道行，更在於其所嵌入的全真道文化傳播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