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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全真道

金元全真道是金代由王重陽創立、並在金元時期發展的道教教派，亦稱全真教、全真道。其教義與實踐重視三教會通、心性修養、性命雙修及住庵清修。全真道在金元北方形成重要教團，並透過傳教活動與宮觀建設，將影響擴展至中原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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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全真道

摘要

金元全真道是金代由王重陽創立、並在金元時期發展的道教教派，亦稱全真教、全真道。其教義與實踐重視三教會通、心性修養、性命雙修及住庵清修。全真道在金元北方形成重要教團，並透過傳教活動與宮觀建設，將影響擴展至中原以外。^註

歷史淵源與教團發展

王重陽於金大定七年至九年（1167—1169）自陝西前往山東，在崑嵛山收丘處機為徒，其後以全真堂為傳道基地；攜弟子西行至汴（今開封）的途中，已吸引相當數量的信眾。他的主要弟子為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合稱全真七子。^註

王重陽之後，七子繼續傳教。第二任掌教馬鈺居於陝西劉蔣村祖庭時，吸引遠近慕道者前來參訪，並於大定二十一年（1181）返回山東傳道。^註

1222年，丘處機西行覲見成吉思汗，談論養生與治政，提出敬天愛民的主張。金與蒙古交戰期間，不少宮觀為取得庇護而自請歸入全真名下，使列在全真名下的宮觀數量增加。蒙古宗王亦禮遇全真道士，邀請其設齋建醮、超度戰亂死者與安撫民眾。^註

尹志平的宗教活動涉及山東中部、燕京與山西，包括傳道、立觀、度人及顯揚祖師等活動。1238年，他將全真掌教之位讓予李志常，此後仍在山西傳教。^註

1258年發生佛道論爭。應裕康在《金元全真道士詞研究》的序文中，將此次論爭視為全真道由盛轉衰的轉折，並把衝突與宗教間的排他性、全真思想偏重儒家理學等因素聯繫起來。^註

全真道的發展延續至明清。鄭素春認為，明太祖從人倫教化的角度推重正一道，相對輕視出家清修的全真道，影響了全真道在明代的發展；清代則又出現王常月推動的全真道中興。^註

地域傳播與宮觀建設

全真道在金代創立不久即傳入東北遼西一帶。郝大通、王處一、馬鈺弟子劉真一與丘處機弟子于通清等，都曾到東北弘道。汪桂平概括當地早期的發展，認為已創建宮觀數百處、收度門徒數千人，為蒙元時期的繁榮奠定基礎。^註

蒙元初期，全真掌教與高道的外地活動多與汗廷徵召有關。宋道安、李志常等人在阿不罕山（今科布多東南）建立棲霞觀，窩闊台汗駐蹕的和林也設有全真道院。全真掌教與高道的活動範圍，並及於遼寧、甘肅、寧夏、四川等地。^註

南方宮觀中，江西宜黃的鄒廷佐於元仁宗皇慶年間（1312—1313）建長春觀，延請金志陽住持。金志陽亦曾到龍虎山，應先天觀住持之邀居於蓬萊庵，後命弟子建天瑞庵。元末，余希聖的弟子彭致中主持江西崇仁仙遊山的昭清觀。廣西臨桂的全真觀則有1276年由全真道士重修的記錄。^註

全真一詞在南方的使用範圍也有所變化。鄭素春以薩都剌所記吳山紫陽庵丁姓夫妻的修道事蹟為例，指出元代南方已有人將棄俗修道者泛稱為全真，其用法不限於嚴格的宗派稱呼。^註

教義與修持

全真道以道為本，兼採儒、佛，提倡三教合一。王重陽重視識心見性、除情去欲、住庵修行與苦己利人，並以性命雙修結合心性修養與身體煉養。其教說著重內在修養，但也包含精、氣、神的修煉。^註

王重陽所論心性工夫，包括澄心去欲、收視返聽與無思無慮的靜坐，多數相關論述不要求存想特定形象。然而，《重陽真人金關玉鎖訣》亦記有存想身中神、仙境與靈物的做法，反映其修持兼採多種道教身心技術。^註

全真道亦與清微、淨明忠孝等道派相互涵攝，並與重視煉養的南宗融合，使其修持內容在與其他道派的交流中有所發展。^註

儀式與教團制度

全真道重視內煉，也將道教儀式納入教團生活。甘雪松指出，以王重陽與全真七子為代表的創始人物，在創教初期即參與、舉行齋醮，並將儀式納入修行體系與教團制度；王重陽還以畫符、符水為信眾服務。這一儀式觀強調以內煉為基礎，配合外在法事。^註

在朝廷支持下，全真道與太一道、正一道、玄教等教派的法師同壇舉行齋醮。甘雪松以金籙大齋、周天大醮為例，指出部分由全真道主持的法會有上千名高功法師參與。全真道亦傳授上清、正一經籙，其清規相關文獻被收入《正統道藏》，呈現對既有道教傳統的繼承。^註

文學與文化影響

王重陽與全真七子皆能文善詞，金元全真道士並以詞宣揚教義、啟迪人心。陳宏銘在《金元全真道士詞研究》中，將傳道說教、三教合一、內丹修煉，以及唱和贈寄、示授、雲遊乞化與隱居生活，列為其詞作的主要內容特色。^註

陳宏銘歸納的形式特色，包括語言淺白俚俗、重視音樂性、以道家語改換詞調名稱，以及使用藏頭拆字、白描、鋪敘等手法。他並將全真道士詞的價值，歸納為補充全真教史料、修補《詞律》《詞譜》，以及有助於理解宋詞與元曲的關係。其研究亦討論道士詞與雜劇中的道士劇、小說中的仙道故事，在題材與思想觀念上的聯繫。^註

學界研究

對全真道的歷史性質，陳垣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將早期全真道理解為新興的隱修會，認為其與舊道教關係不深。孫克寬則把教派興起與金代北方戰亂、民眾尋求佛老庇護的背景聯繫起來；錢穆將全真初創時的遺民忠憤與後來的慈悲救度，理解為相貫通的精神發展。^註

心性與內丹研究方面，張廣保《金元全真道內丹心性學》比較全真心性論與儒家理學、佛教禪學的異同。對儒、佛影響的比重，學者有不同判斷：應裕康在《金元全真道士詞研究》的序文中，強調程顥、程頤的理學對全真修行的影響，認為其理論基礎在於理學而非禪學；其他研究則重視禪宗及儒家心性論的作用。〈全真道祖師王重陽的真性思想與儒、佛會通〉將真性理解為人類共通的本初性靈，據此說明全真教義會通儒、佛的方式。^註

倫理研究亦關注修道與社會實踐的關係。郭中華在金元全真詩詞研究中，透過部分尹志平詩詞討論仁義觀念的實踐。周立升對早期全真龍門派倫理思想的研究，則認為踐行儒家倫理規範是提升修道的一條路徑，並有助於道教的社會化及全真道的傳播。^註

出處

本條目引用 9 種資料，點開查看

鄭素春,〈金元全真道中原地區以外的傳教活動〉,2010。
〈全真道王重陽的「身心觀」研究〉
陳宏銘,〈金元全真道士詞研究〉
汪桂平,〈金代全真道初傳東北考〉,2012。
師光陽,〈尹志平道教教育思想研究〉,2021。
〈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道教儀式」線上課程紀要(第10—12講)〉,2021。
吳華鋒,〈隴東道教史研究〉,2025。
趙衛東,〈全真道「五祖」、「七真」的形成過程〉
鄭素春,〈全真道祖師王重陽的真性思想與儒、佛會通〉,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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