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2020年6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香港國安法》或《國安法》）正式公布實施，標誌著香港自1997年回歸以來政治環境最劇烈的制度性轉折。該法以「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四類罪行為規制核心，並在2024年3月23日《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即《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生效後，進一步將國家安全網絡擴展至叛國、煽動、竊取國家機密、境外干預等範疇。對於長期以「濟世度人」「清靜無為

## 摘要 唐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一說開元二十五年，待考），玄宗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並崇玄學，置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子》，每年準明經例考試，是為道舉。這套制度在通論性論述中常被簡化為「國家設立培養道士的學校」，而現存材料所支持的，較可能是另一種圖像：崇玄學是國家學制中一所「官秩、蔭第同國子」的官學，道舉是文官選舉體系中一個「舉送、課試如明經」的科目；其生徒為俗家的官宦子弟，及第之後的出口在吏部銓選與州縣職事，與道士名籍的取得與管理分屬兩套平行而少有

重玄學是唐代道教義理成熟期最具思辨密度的一股思想潮流，其名取自《道德經》首章「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以「重玄」（雙重之玄、遣之又遣）為解經與修證的核心方法。它一方面承接魏晉玄學有無之辨的餘緒，另一方面深受佛教中觀學「雙非」「四句破」邏輯的浸潤，最終在成玄英、李榮等初唐道士的《道德經》註疏中形成一套獨特的心性哲學：以「雙遣」對治有無兩執，以「又玄」遣蕩對「遣」本身的滯著，導向「境智雙泯」「動寂一如」的無滯之境。本文嘗試在來源可考的範圍內，梳理重玄學的名義與源流、關鍵人物與文本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