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東北地區（遼寧、吉林、黑龍江）在清代以前並非道教核心傳播區，然而自清初以降，伴隨「闖關東」移民潮的規模性湧入，以全真龍門派為主體的道教信仰、宮觀建築與儀式實踐逐漸在遼東、吉黑等地扎根，形成具有區域特色的東北道教版圖。本報告以吉林省長春市與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為雙核心個案，輔以吉林市玄帝觀、玉皇閣，瀋陽太清宮、千山無量觀等關鍵參照，系統考察清代至民國時期東北全真道宮觀的興建、傳承、制度變遷與移民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並對當代宮觀復興與道教中國化脈絡下的延續問題進行討論。

## 摘要 雲南自唐宋以來即為漢藏、漢彝、漢白、漢納西等多重族群與宗教傳統交匯之邊地。漢族正一、全真二派道教自元明之際以軍屯、商旅、流寓三途進入雲南，先以昆明為樞紐，建立圓通山、太和宮、龍泉觀、真慶觀、金殿等宮觀體系；再向滇西、滇西北擴散，與大理白族本主信仰、麗江納西族東巴教、楚雄彝族畢摩傳統、迪慶藏族苯教與藏傳佛教構成多層次的互動關係。本研究以「廟宇—儀式—神譜—文本—在地祭司」五個分析層面，重新檢視雲南漢族道教廟宇與少數民族宗教之間的互動模式，並嘗試提出三條互動軸線：第

## 摘要 道教法印作為溝通人神、召役鬼神、傳承法脈的核心法器，其材質選擇從來不是單純的工藝決定，而是一套深植於道教宇宙觀、政治象徵學與身體技術的宗教判斷。本文以「物質宗教研究」（Material Religion）為理論視角，聚焦銅印、木印、石印三種主要材質，探討不同物質如何承載並強化「印信即權威」的宗教邏輯。 研究發現，銅印因其「色紅而性純、傳之久而文足重」的物理特性，成為宮觀官方道教與朝廷賜印的首選，象徵永恆不壞的制度權威；木印（尤以桃木、雷擊棗木為上）則因其蘊含「

## 摘要 銅鏡，於中國物質文化史中佔有極為特殊的位置。它既是日常梳妝的器物，也是溝通幽冥、辟邪鎮宅、星象通神的法器。從齊家文化的小型素面銅鏡開始，歷經商周禮制化的「鑑」，到戰國山字鏡、漢代博局鏡、四神規矩鏡、六朝神獸鏡、隋唐二十八宿鏡與五嶽真形鏡，銅鏡並未只是工藝的演變，而是承載了中國人對「光」「象」「天」「鬼」之認識的逐步加深。本文以「道教法器」為切入點，分八章系統考察銅鏡在道教神學中的地位、其與墓葬制度、星象信仰、神仙觀念、煉丹理論及辟邪實踐的交織。 本文主張：銅鏡

## 摘要 「青詞」是道教齋醮中向神明陳述祈願的文書名稱，在中國文學史與政治史上又以嘉靖朝「青詞宰相」的負面形象廣為人知。一般敘述往往把這兩面接成一條直線：起於唐代道教，盛於宋代文人，墮於明代諂媚，衰於清代。本文追問的是，同一個文類名稱底下，撰者、受文者與「代言」的意義在不同時代如何轉換，而現存材料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撐這些判斷。 材料方面，本文以一手原文為主據：杜佑《通典》卷五十三的太清宮記事、李肇《翰林志》的翰林用紙規定及其在《玉海》卷六十四、《野客叢書》卷八中的轉引異

## 摘要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處嶺南，既是中原王朝南向經略的咽喉，也是壯、瑤、苗、侗、仫佬等多民族交錯聚居的文化走廊。長期以來，道教作為中國本土宗教，隨著移民、軍屯、商道與官方祭祀體系進入廣西，並在山川洞窟、城鎮街衢與濱海港口中留下大量宮觀、祠廟與碑刻遺存。然而，與江西龍虎山、湖北武當山、四川青城山等道教核心區相比，廣西道教的研究長期處於「邊緣敘事」狀態：一方面，地方志與民族誌中大量關於「道公」「師公」「香火廟」的記載尚未被系統梳理；另一方面，壯族的「麽教」、瑤族的「度戒」與

## 摘要 新疆地處歐亞大陸內陸，自漢代以降即為中原王朝經營西域的前沿，也是絲綢之路上多元宗教交會的地帶。道教作為漢族社會重要的本土宗教傳統，其隨軍屯、民屯、流放、商貿與移民而進入新疆的過程，構成理解清代至民國邊疆社會文化形塑的重要線索。本文以烏魯木齊、伊犁、哈密三地漢族道教廟宇為核心案例，探討廟宇創建、神祇配置、碑刻文獻、法器制度與地方社會網絡之間的互動關係，並分析維吾爾族、回族社會與道教廟宇在空間毗鄰、儀式交錯與文化區隔中的複雜接觸。研究方法結合地方志、寺廟碑刻、田野調

## 摘要 本報告以「道教與中國公益慈善」為主軸，聚焦中國道教協會（以下簡稱「中國道協」）及各級地方道教協會在扶貧、教育、醫療三大領域的公益實踐，試圖在經典文本、歷史傳統、制度設計與當代案例的多重交疊中，呈現道教慈善作為中國社會公益傳統之一條重要脈絡的整體圖像。研究發現，道教公益慈善並非單純的「捐輸行為」，而是一套以「道」為本體、以「齊同慈愛、濟世利人」為倫理核心、以宮觀與道協為組織載體、以扶貧濟困、助學興教、施醫贈藥為實踐形式的綜合性社會服務體系。 從文本源頭看，《道德

## 摘要 道教飲食禁忌是中國宗教醫學與身體技術交會的核心議題。本文以「五葷」（五辛）與「三厭」兩組禁忌為樞紐，從經典源流、傳統醫學、營養人類學與當代實踐四個維度，探討道教素食制度如何將「吃」轉化為一種修身、齋戒與社會區分的技術。研究發現：第一，「五葷」在道教文獻中並非單一固定名單，而是隨流派與時代呈現「韭、薤、蒜、蕓薹、胡荽」或「蔥、韭、蒜、薤、葫荽」等變體，其共同特徵在於辛臭、昏神、伐性，並被認為會擾亂胎氣、驅神引鬼。第二，「三厭」（雁、犬、烏魚／黑魚）的禁忌主要建立在

## 摘要 長江三峽地區自古是巴楚文化交匯、道教傳播與民間信仰層累的重要廊道。本文以重慶市轄下的涪陵、萬州、巫山三個沿江節點為核心，考察其道教廟宇的歷史層積、法派傳承、器物制度，以及三峽工程與大規模移民對宗教空間造成的斷裂與重建。研究方法結合地方志、碑刻、政府宗教事務公開資料、學術論文與田野報導，試圖在「國家—地方—宮觀—信眾」的多層視角下，理解三峽庫區道教如何從傳統沿江廟宇網絡，轉型為移民後的離散型宗教社群。 涪陵的北山道院、點易洞與程朱理學傳統相疊合，展現了道教與儒學

在道教龐大的神譜之中，居於頂端、統攝一切的並非單一至上神，而是一組三位一體的尊神——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合稱「三清」。這一神格結構的成立，並非某位教主一時的創制，而是自漢代老子神化、六朝上清與靈寶經教的啟示、南朝道士的判教與譜系整理，直到唐宋制度化與圖像定型，前後歷經六、七百年逐步累積、競爭與整合的產物。本文以宗教史與文獻學的視角，考察「三清」信仰如何從先秦兩漢的至上神想像、太一與三一的思維底層，經由老君中心與元始中心兩套宇宙論的張力，最終凝定為道教最高

# 明清福建建陽書坊道書刊刻考——玄天上帝報應録三茅真君靈應録孤本流通網絡 ## 摘要 本文以明清時期福建建陽書坊所刊刻的兩部道教靈驗記類孤本——《玄天上帝報應録》與《三茅真君靈應録》——為核心研究對象，從書籍史、宗教史與文獻學的三重視角，考察其刊刻背景、文本性質、神學脈絡以及跨地域的孤本流通網絡。建陽書坊自宋代以來即為中國三大刻書中心之一，至明代達於極盛，所刊圖書遍及經史子集、通俗小說、醫卜雜著與宗教文獻。在道教出版領域，建陽書坊以面向市井大眾的通俗化、插圖化策略，刊刻

## 摘要 本文以越南漢喃寫本傳統中的兩部核心道經——《高上玉皇本行集經》（越南常題作《玉皇經》、《玉皇救劫真經》）與《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三官經》）——為研究對象，討論其在越南本土的版本系譜、譯經策略、口傳轉寫與經懺實踐。研究材料來自越南河內漢喃研究院（Viện Nghiên cứu Hán Nôm，越南社科院屬，地址河內市棟多郡鄧進東街183號）的寫本與刻本藏品、越南國家圖書館漢喃寶庫線上資料庫（hannom.nlv.gov.vn）、臺灣中央研究院

## 摘要 道士是漢人社會延續逾千年的儀式專家，但在當代的學術視野裡，他們最常被當作「經典的持有者」「科儀的演行者」或「思想史的注腳」來研究，而極少被當作一群實實在在的**勞動者**來理解。本報告嘗試把分析的焦點，從道士「唸了什麼經、行了什麼科」，轉移到道士「一年工作幾天、一場法事得多少酬勞、在社會上被看成什麼人」這三件最樸素卻最被忽略的事情上。換言之，本文以**勞動社會學（sociology of labour）**與**宗教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

## 摘要 道教是中國本土宗教體系中,女性參與最深、地位最為獨特的傳統之一。自東漢天師道創立之初,女性即以「祭酒」、「治頭」之名與男性共領教團;魏晉以降,《上清經》系神啟敘事中,女仙、女真之地位幾乎與男仙比肩,西王母、九華真妃、紫微元君、魏華存夫人等被尊為傳法宗祖。唐代是女性道教史的鼎盛期,「女冠」一詞自此固定為制度性身分,玉真公主、金仙公主等皇族女性入道使女冠隊伍躋身朝廷核心,李冶、魚玄機、元淳等女冠詩人留下大量自傳性文本,敦煌寫本《瑤池新詠集》與洛陽出土墓誌構成今日研究

## 摘要 道教作為中國本土宗教，其典籍體系龐雜、神譜層級繁複、儀式制度與物質文化相互糾纏，構成一組極具數位人文開發潛力卻又極難結構化的知識對象。《道藏》自明代《正統道藏》《萬曆續道藏》以降，歷經《道藏輯要》《藏外道書》及當代《中華道藏》的整理，逐漸形成可全文檢索的數位語料基礎；然而，如何從這些文言文、儀軌文書與神話敘事中自動抽取「實體—關係—屬性」，並進一步建構可推理、可驗證、可持續維護的道教神譜本體，仍是數位人文與道教研究交叉領域的核心難題。本文以「道教知識圖譜建構」為

## 摘要 本報告以道教核心觀念「成仙」為樞紐，探討後人類主義（posthumanism）思潮中 AI 意識、賽博格（cyborg）身體改造與數位永生（digital immortality）等議題，如何與道教傳統形成跨時代、跨文化、跨物質形態的對話。道教「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的理想，並非單純追求壽命延長，而是透過修煉、服食、符籙、科儀與內丹等技術路徑，重塑人與宇宙、身體與精神、個體與集體的關係。後人類主義則在基因工程、神經科技、人工智慧與資訊網絡的脈絡下，質疑「人」的邊

## 摘要 當代中國道教面臨的結構性挑戰之一，是信眾與宗教職育人員的年齡結構持續偏高，而城市青年對道教文化卻呈現出另一種「文化消費式」的興趣回暖。本文以「道學體驗營」「道家養生班」「漢服道服」三種近年最為活躍的青年接觸道教之途徑為主軸，結合制度史、物質文化史與當代宗教行銷研究的視角，探討道教如何在保持宗教主體性的前提下，透過教育體驗、養生實踐與服飾符號三條路徑，對青年世代進行「去陌生化」與「再神聖化」的雙重建構。 研究發現，道學體驗營並非單純的旅遊或宗教佈道，而是道教界自

## 摘要 2020年6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香港國安法》或《國安法》）正式公布實施，標誌著香港自1997年回歸以來政治環境最劇烈的制度性轉折。該法以「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四類罪行為規制核心，並在2024年3月23日《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即《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生效後，進一步將國家安全網絡擴展至叛國、煽動、竊取國家機密、境外干預等範疇。對於長期以「濟世度人」「清靜無為

## 摘要 「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自二〇一五年中共中央統戰工作會議正式提出以來，已成為當代中國宗教治理的最高總綱，並在二〇一六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二〇一七年中共十九大報告與二〇二一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中層層加固，最終透過二〇一七年修訂、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施行的《宗教事務條例》取得法律承載。在五大宗教（佛、道、伊斯蘭、天主、基督）統一部署的框架下，道教作為唯一被公認「土生土長」於中國的制度性宗教，其「中國化」的政策內涵與其他四教截然不同：對一個本就「最中國」的宗教談中國化，

# 元代永樂宮三清殿朝元圖壁畫考——馬君祥、朱好古一脈與全真道神譜的圖像系統 ## 摘要 元代山西永樂宮（大純陽萬壽宮）三清殿《朝元圖》壁畫，繪製於泰定二年（一三二五），全壁總面積四〇三．三四平方公尺，存神祇圖像二八六尊（一說二九〇尊），是現存規模最大、神格體系最完整、藝術水準最高的元代道教壁畫遺存。本文以「畫派傳承—神譜結構—圖像識別—保護史」四個層面為經，以「文獻考訂—實物比對—工藝技法—思想史定位」四個層面為緯，重新檢視這一座以全真道為制度背景、以平陽畫派為藝術載體

## 摘要 成都平原自秦漢以來即為西南政治、經濟與宗教重心，而成都城內的宮觀祠廟群更在清代以後經歷了大規模的重建、合併與功能轉型。本文以青羊宮、二仙庵與文殊院為核心案例，透過碑刻、方志、宮觀志、經版實物與當代田野調查資料，探討清代以來成都都市宗教空間的形成機制、制度網絡與物質文化。研究指出，青羊宮自唐代「玄中觀」到清康熙年間（1667–1671）的重建，確立了其「川西第一道觀」的地位；二仙庵則於康熙三十四年（1695）由四川按察使趙良璧創建、陳清覺開山，成為全真龍門派碧洞宗

## 摘要 青城山位於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南，自東漢以降即為中國道教史上極具地標意義的聖山。它既被尊為「天師道祖庭」、五斗米道發祥地之一，又是唐宋時期杜光庭等大師形塑「青城派」的重要根據地，更在清初康熙年間經陳清覺一系而成為全真龍門派碧洞宗的祖庭。本文嘗試以「層累結構」（layered structure）為方法論框架，重新審視青城山道教的歷史形成——它並非由單一教派一脈相承，而是在不同歷史階段，由不同教派、不同政治勢力、不同知識社群層層累積而成的複合宗教景觀。 學界對青城山

## 摘要 新加坡道教總會（Taoist Federation, Singapore）成立於一九九〇年，是迄今星洲唯一具全國代表性的道教組織。其誕生並非偶然，而是十九世紀以來閩、粵移民攜香渡海、依方言群（幫）結社建廟的長程歷史與二十世紀後期國家治理、城市重建、宗教統計重組三股力量交會的產物。本報告以「組織建構—教育推廣—東南亞網絡」三條軸線，系統考察總會自一九九〇年成立至當代三十餘年間的制度演化，並將其置於閩粵道法跨海離散的大傳統中加以定位。 在組織建構上，本報告依新加坡

## 摘要 本研究以「宗教法律」為切入點，重新檢視二十世紀至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大陸、香港、臺灣三地的道教在政教關係上所經歷的制度變遷。道教作為中國本土宗教，其千年來與帝國政權之間的關係，原本即在「祭祀國家—禮典體系—師徒授受」的三重結構中運作；然而自一九一一年中華民國成立以降，政教分離原則、社團法人制度、宗教自由的人權話語逐步取代了帝制下的禮典模式，道教必須以「宗教團體」這一全新的法律身份，重新組織自身，並向國家權力提交可被識別與管理的組織形式。在此一過程之中，三個華人社會分

## 摘要 二十世紀的東亞與東南亞,出現了人類宗教史上罕見的一場實驗:由掌握國家機器的政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無神論」為意識形態前提,試圖以行政、教育、法律與運動式動員的綜合手段,從一個社會的肌理中根除宗教。中國大陸、越南、北韓三個社會主義政體,先後將無神論寫入黨綱與國家治理邏輯,並在不同強度上對道教及與道教相關的民間信仰展開壓制。然而,半個多世紀過去,宗教不僅沒有消亡,反而以多種隱蔽、變形、嵌入世俗生活的方式存續下來。本報告即以「道教在無神論社會的存續」為主軸,聚焦

## 摘要 道教是中國本土最重要的制度性宗教，然而長久以來，「道士如何被造就」這一問題，卻一直被籠罩在「口傳心授」「師徒秘傳」的迷霧之中，較少被放到組織社會學的顯微鏡下檢視。本報告以「教育機構」為切入點，把焦點從道教的「教義內容」轉向道教的「人才再生產機制」，追問三組相互扣連的問題：道教的宗教專業人員（道士、法師、宮觀執事、宗教學者）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機構裡、依循什麼樣的課程、由什麼樣的師資養成出來的？這套養成機制在二十世紀以降，如何從傳統的「師徒—家傳」模式，逐步分化出「道

## 摘要 十三世紀的歐亞大陸，因蒙古的崛起而被重新編織進一張橫跨草原、綠洲、農耕帝國與海洋的巨網。在這張網的中心，是一個以「長生天（Köke Möngke Tengri，蔚藍永恆之天）」為最高信仰、以薩滿（böge）為通神中介、以翁滾（önggön）為祖靈寄體的草原宗教傳統；而在它所征服與招撫的諸文明之中，金、元易代的華北，正孕育著一支自我標榜「全其本真」、融攝三教、以內丹性命雙修為宗的新道教——全真道。本報告以「翁滾／薩滿」與「全真道」為兩條主軸，考察道教與蒙古薩滿教在

## 摘要 在臺灣民間口語與部分通俗論述中，常見將道教神職人員排列為「大法師、小法師、夥居道士、火居道士」一類由高至低的階梯，彷彿這四個名詞是同一條等級線上的四個刻度。本報告指出：這種「四階並列」的列舉，其實是一種**範疇的混淆**（category mistake）——它把分屬不同制度面向的概念硬塞進單一階梯，以致既說不清「大、小」之別究竟以何為據，也說不清「夥居」與「火居」到底是不是兩種人。 本報告的核心論點有三。其一，**「夥居道士」與「火居道士」是同一名詞的異寫*

## 摘要 在漢人民間社會中，道士並非單純的宗教修行者，而是一種以家族為單位、世代相承的「職業」。本報告以閩南（福建泉漳、粵東饒平）與臺灣的火居正一派道壇為對象，把「父傳子」這一傳承形態當作一個制度研究的客體，追問三個彼此相扣的問題：道法、科儀知識與壇號這類無形資產，憑什麼能在血緣之內被繼承？當血緣供給不足時，家族用哪些策略補位？又是哪一套儀式與文書系統，把私相授受的血緣事實「升級」為神界官僚與人間社會都承認的「法統」？ 報告指出，火居道（正一派散居道士，可婚、居家、平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