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祭

人祭

概述

人祭（英語：human sacrifice）是一種古代宗教儀式（祭祀），即用人作為祭品來祭祀神靈，與它相似的儀式有動物祭。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所有文明均出現過以活人作為牲禮的現象，而「出草獵首」現象和「鼎烹」、「火刑」等用於威懾性的酷刑也與人祭有關聯或淵源關係。人祭現象與遠古的食人習俗有一定的淵源關係，但發展到人祭階段通常是不食人的，而是以向受祭者告捷、炫耀戰功、發洩仇恨、威懾敵人等為主要目的，但在米諾斯、阿茲特克、莫切文化、納斯卡文化等少數文明中亦會在人祭過程中食人（儀式化食人），在其他古文明的人祭中則並非常態。

夏威夷原住民的人祭風俗

人祭是原始社會後期遺留下來的習俗，常與族群衝突相關，不能視作奴隸社會的證據。在鐵器時代，隨著宗教的發展舊世界活人獻祭逐漸減少，從軸心時代、古典時代起人們已經視活人獻祭為野蠻風俗。一項對過去一萬年間在全球範圍內曾經存在的四百多個社會的研究指出，當社會總人口超過約十萬人時，人祭會成為導致社會不穩定的一項因素。而在社會總人口超過約一百萬人時，這種導致社會不穩定的效應會變得特別強烈，這種習俗會因為文明發展而隨之消失。另外，在人祭被廢除後，人們開始以動物獻祭或使用人偶獻祭來代替活人獻祭，像是漢人社會在戰國秦漢以後以俑代替活人殉葬也包括人祭等。然而在新世界（美洲和大洋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在歐洲人到達前，活人獻祭的習俗依舊廣泛地存在；而東南亞土著和台灣原住民曾經流行過的「獵頭」和「打生樁」等行為，也一直保持到近代以後才逐漸消失；在印度的個別邊遠地區，人祭習俗甚至保持到了21世紀。總的來說，到了現代社會，即便是動物祭也已經從許多宗教當中消失，活人獻祭更是除了邪教外極端少見的行為；多數的宗教譴責人祭習俗，且現代世俗法律將活人獻祭視同謀殺，在譴責活人獻祭的社會中，人們可能會使用「儀式殺人」一詞來描述此種行為。

各地人祭的歷史 中國

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齊家文化遺址中出土的帶砍斫痕跡的人頭骨可能是人祭。龍山文化的眾多遺址中，人祭現象已經相當普遍，當時也流行用人牲「奠基」祭祀土地神（即所謂「打生樁」）。人祭所屠殺的用於祭祀神靈的活人供品，叫「人牲」，人牲通常是戰俘、罪犯等。人祭最早出現於原始社會後期，盛行於商朝和西周時期，在春秋戰國逐漸衰落；但即使到了秦漢乃至隨唐以後，有時也會反覆地少量湧現。人祭和人殉是兩種相互關聯的習俗，區別則在於，人祭的主要功能是祭祀祖先或神靈以報仇或告捷，人殉的主要功能是「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地陪伴、侍奉墓主。與人牲祭祀相關聯的動物祭又被稱為「祭牲」，與人殉相關聯的埋葬動物的葬牲現象又被稱為「殉牲」。而當人祭的受祭對象是墓主（即「墓祭」中使用人牲）時，則會與墓主的殉人的界限模糊化，且即便是學術界的許多人也經常容易混淆人牲與人殉。

先商和商代早期的人牲比較少見（商人在先商晚期之前可能沒有人祭習俗），商代中期起商人在東夷文化的影響下人祭逐漸大大增加（商朝人雖受東夷文化影響，但和東夷並不是同一民族，甚至是相對於東夷的後進性民族），於武丁時期達到人祭的頂峰，商代晚期受祖甲周祭改革和「明器化現象」的影響又逐漸減少。殷墟王陵區出土的人牲祭祀坑有數百座，人牲實物總共為兩千多；但據甲骨文統計，商代後期所殺人牲總數為一萬四千多；這些人牲絕大多數均為敵族戰俘，極少數情況是重罪犯和長期祈災無效的巫師等。武丁時期戰爭頻繁而難以吸納戰俘，按卜辭記載其多次所殺人牲總數至少為九千多；當時人祭最多的祭祀坑在小屯乙組第7號宮殿址，這裡總共用五百八十五人，甲骨文所記載的一次最多使用的人牲亦為五百多。《甲骨續存》下七四四片則有火焚巫師以祭天祈雨的卜辭。商代的人殉中有一部分是自願的，是死者的親屬和親兵自殺而為其殉葬；也有一部分人殉是強制性的，會使用戰俘或家奴、家臣；即殷人認為人死了以後都會成為鬼神，在天上可能需要陪伴者，便讓死者的親屬、親兵、家奴等的靈魂去陪伴死者。而商代人祭過程中殺掉部分吸納不了的敵族戰俘或者重罪犯，則是為了告慰祖先的在天之靈、向祖先神炫耀戰功，以及起到威懾重罪犯和敵人的作用，其中比如甲骨文中的「卯祭」是將對方的背部剖成兩半處死、類似於後世的腰斬刑罰；而當巫師總是不能祈除災難、觸犯眾怒時也存在被獻祭或者自願獻身的可能性（火焚巫師的現象從龍山文化時期一直到東周都存在）。商代晚期墓葬中明器愈發多見而祭祀禮器則逐漸減少，從殷墟的祭祀坑和黃組卜辭資料來看，商朝後期晚段的文丁、帝乙時期尤其是帝辛時期，人祭人殉已較為罕見，此時的人祭大多僅限於敵族首領並且往往只採用簡單焚燒屍體的方式；殷末與人方、淮夷、林方、虎方的戰爭規模並不小，戰俘來源是很豐富的，人祭和人殉的減少可能與當時鬼神觀念的淡化有關。周初的周人甚至指責商紂王「昏棄厥肆祀，弗答」、「不恭上帝」、「不肯事上帝鬼神」。殷墟中的人牲現象曾被中國大陸的有奴派學

歷史淵源

人祭的歷史淵源，可上溯至先秦以降以人為牲的古代祭祀傳統。殷商甲骨卜辭與青銅器銘文中，已可見以戰俘、奴隸或罪人殉祭、祀神、告祖之例，反映早期國家權力借由獻人於神靈與祖先，以強化祭祀效驗與政治秩序。周代雖標舉「明德慎罰」與禮制教化，並逐步以牛羊豕等「犧牲」取代人牲，但在人祭觀念上並未全然斷絕，部分地方性祭儀與殉葬實踐仍延續其遺緒。至秦漢以後，隨著儒家禮學與中央法制的發展，人祭在官方層面日益受抑，漸由活人獻祭轉化為象徵性替代，如紙人、木偶、俑器等。道教興起後，對生命、度亡與齋醮的理解進一步強化了以法事代替血食的方向，使人祭更多作為歷史記憶、禁忌與批判對象而存在。

主要內容

人祭，指以活人作為祭品的獻祭行為，屬古代宗教與政治權力交織下的極端祭儀。其核心功能通常在於事神、求福、禳災、祈戰勝或鞏固統治，並非單純的宗教敬神，而是以「獻人」表達對神靈、祖先或超自然權威的最高敬奉。於早期中國社會，尤見於商代卜辭與出土材料所反映的祭祀體系，人祭常依祭對象、時令與目的而分級施行，與牲祭、酒祭並列，構成多層次的祭享制度。被祭之人多為戰俘、奴隸、罪犯或他族成員，顯示人祭同時具有明確的社會控制與族群區隔意涵。此類祭儀往往伴隨卜問、盟誓、葬禮或重大工程，藉由犧牲生命以換取神意回應與秩序重建。隨著禮制演變與倫理觀念發展，人祭逐漸被牲禮與象徵性替代儀式取代，成為後世儒、道、民間宗教共同否定的古俗之一。

相關典籍

關於人祭的相關典籍，先秦經典與史傳材料最具基礎性。《尚書》《周禮》《禮記》屢見以人牲或以身殉祭之制度痕跡，反映早期國家祭祀、盟誓與戰爭俘獻之間的關聯；《春秋》《左傳》則多記諸侯以俘虜、奴隸或活人充祭之事，並常與厲鬼、禳災及政治懲戒相連，為後世討論人祭之禮制與倫理轉折提供關鍵證據。至《史記》以下正史與地志，如《漢書》《後漢書》及*《水經注》*等，亦保存地方神祠、河神、水患與求雨祭獻中涉及人牲觀念的零散記錄，可見其由王室禮儀逐漸轉入地方信仰與巫祝實踐。道教文獻方面，後起經懺與科儀書多以禁絕血食、代以符籙齋醮與施食超度，呈現對古代人祭的明確超克與改造，如靈寶系經典及各類濟度科本，皆可作為理解人祭由實體犧牲轉化為象徵性供養的重要材料。

文化影響

人祭在中國宗教史與禮俗文化中具有高度敏感性，其文化影響尤體現在後世對「以生祭神」的倫理反思與儀式轉化。隨著禮制與道教救度觀念的發展，原屬血食性的祭獻逐漸被潔淨之齋醮、香火、符疏與紙紮等象徵性供養所替代，反映出由實體犧牲轉向精神感通的宗教趨勢。道教特別強調以齋戒自修、科儀奏告來通達神明，因而在民間祭祀實踐中，進一步弱化了以人命祀神的正當性，並將祭祀的核心由「獻身」轉為「度亡」與「積德」。此一變化不僅重塑了華人社會對神人關係的理解，也使超度、普施、建醮等儀式成為處理生死、災異與社會秩序的主要宗教形式。從文化史角度看，人祭的退出，標誌著祭祀倫理由殘酷性的供奉模式，轉向以教化、救度與象徵交換為核心的道教化祭典結構。

學術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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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閩南人跟客家人清明祭祖之異同性─以新竹地區宗族為主要探討對象

LIUS 學術補證札記

學術等級

• 學術等級：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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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點類型：概念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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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據與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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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內互讀：儀式、中國、奠基、明器、刑罰、中國大陸、中央、常在、倫理觀念、典籍。

本節點的補證採取「先列可見材料，再標示引用邊界」的方式處理。可直接回查的材料包括：《甲骨續存》、《尚書》、《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史記》、《漢書》、《後漢書》、《水經注》。相關概念或互讀詞包括：儀式、中國、奠基、明器、刑罰、中國大陸、中央、常在。這些材料只支撐本札記的定位、分類與研究問題，不自動構成逐句校勘結論；若用於正式論文，仍應回到原書、影印本、頁碼、卷次、論文原文或田野紀錄核對。

可引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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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證後判讀

就道教研究而言，「人祭」不應只作孤立名詞處理，而應放回經典、宮觀、科儀、地方社會與文獻傳承的互證網絡。本站補證的重點，是把可見材料、可疑邊界與後續校核任務分開，讓讀者知道哪些內容可暫作導讀，哪些內容仍需查原文或查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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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證軸線 6：可引用範圍與不可越界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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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證軸線 9：後續校勘、頁碼與原文回查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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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證軸線 10：公共知識庫呈現時的責任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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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證軸線 11：題名、異名與語義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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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證軸線 12：經典、方志、碑刻與田野材料的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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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證軸線 13：道教史位置與跨傳統互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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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證軸線 14：儀式、制度或信仰實踐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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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證軸線 15：術語翻譯、分類與避免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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