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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像

造像是以雕刻、鑄造、泥塑、繪畫、織繡等方式製作宗教形象的活動。在道教中，造像對象包括天尊、聖真與諸天星斗，並與供養禮拜、繫心存想及功德觀念相聯繫；佛教造像則有佛、菩薩等形象及不同的三聖組合。道教造像常見於宮觀、壇場、洞天名山與民間廟宇，對象亦包括三清、四御、護法神將與地方神祇。造像與奉祀可涉及擇地、開光、安神、上供等儀式環節，寄寓神靈藉像體接受奉祀的信仰觀念。民間神像與節慶、廟會及迎神賽會相聯繫，也承載護國、祈福、禳災與超薦等宗教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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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像

摘要

造像是以雕刻、鑄造、泥塑、繪畫、織繡等方式製作宗教形象的活動。在道教中，造像對象包括天尊、聖真與諸天星斗，並與供養禮拜、繫心存想及功德觀念相聯繫；佛教造像則有佛、菩薩等形象及不同的三聖組合。^註道教造像常見於宮觀、壇場、洞天名山與民間廟宇，對象亦包括三清、四御、護法神將與地方神祇。造像與奉祀可涉及擇地、開光、安神、上供等儀式環節，寄寓神靈藉像體接受奉祀的信仰觀念。民間神像與節慶、廟會及迎神賽會相聯繫，也承載護國、祈福、禳災與超薦等宗教訴求。

歷史發展

北朝道教造像受到佛教造像活動的影響，早期造像碑常帶佛教元素，並流行佛道混合造像碑。西魏、北周的關中地區，同時存在佛道合刻與純道教造像，形式包括造像碑、石窟與龕像等，其中以造像碑為主。^註就更廣泛的中國造像傳統而言，其歷史早於道教成熟，並與上古祭祀、祖先崇拜及官式禮儀相關。

北魏太和二十年（496）的道民姚伯多造像碑，是有紀年的道教造像碑例；太和二十三年（499）又有男官傅某造四面像與劉文朗造像碑。北周建德元年（572）的李元海造元始天尊像採四面道像配置；隋開皇十九年（599）的道民劉子達造四面老君像碑，也在四面均刻道像。這些作品與佛道混合造像碑並存，呈現不同的崇奉配置。^註

道教窟龕造像在北朝晚期出現，早期規模較小。隋代巴蜀窟龕多為單尊主像或一主二脅侍，唐代則見五尊、七尊、九尊等組合，常見天尊、老君、女真與護法等題材，也開始出現三清神像。唐宋巴蜀盛行佛道混合造像；金元全真派興起後，山西出現龍山石窟等道教窟龕造像。^註

楊倫財將其整理的十三通山西中古道教造像碑分為三個階段：北魏晚期出現佛道混合碑；北朝晚期至唐初以體量較大的扁體碑為主，多為四面造像，供養人題名與題記占較多碑面；唐初至中期則以單面小龕式碑為主，常用尖拱龕與三身造像組合。^註

材料與形式

《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二〈造像品〉列出十八種造像方法，包括寶玉雕刻，金、銀、銅、鐵、錫鑞鑄造，以及香材雕刻、織造、刺繡、泥塑、夾紵、素畫、壁畫、鑿龕、刻石與建碑等；末項又列印紙範泥、雕牙剸木、聚雪畫灰等做法。經文不限定單一尺度或數量，並將發心造像與得福相連。^註

北朝至隋唐的道教造像，常見造像碑、單獨造像與窟龕造像。造像碑可在一面、兩面、三面或四面開龕，龕內雕刻主尊與脅侍，碑上並刻發願文、捐造者姓名、籍貫或官職，有些另刻供養人像。單獨造像中，既有由背屏式造像發展的形式，也有參照金屬、泥、木塑像而形成的石質圓雕。^註

現存古代老子、老君造像以石刻為大宗，主要包括造像碑與石窟造像。宮觀內的造像多有因戰亂、火災而亡佚者，少數遺存也常經重塑、重妝。宮觀造像與石窟、碑像的分類並非互斥，部分造像碑原置於宮觀，唐宋元時期的某些石窟造像亦屬宮觀造像的一種。^註明清時期，道觀內的主尊、配祀與殿宇佈局趨於定型。道教造像的材料與形式還包括木雕、泥塑、彩繪、金屬鑄像及紙糊臨時像等。宮觀正殿多用長期供奉之像，科儀法事則可能設臨時壇像。

崇奉對象與圖像

北朝道教造像碑的主尊常見太上老君，也有皇老君等五方五老尊神，北朝後期又見無上天尊。題記僅稱老君或天尊者，主尊身份須按個別材料判斷。山西中古道教造像碑所見崇奉對象主要有太上老君、元始天尊與五老，其中五老與運城中條山的地域信仰有關；不同主尊的造型未必有明顯差別，辨識時須結合題記尊名與發願文所化用的經典。^註

老子、老君像的服飾、坐姿、法器與脅侍配置，因時代與地域而有差異。泉州清源山老君岩像呈半趺斜倚姿，露頂禿髮，設三足憑几，兩側未雕弟子、真人、天王等儀衛，與正襟危坐、戴冠及具蓮臺華座的老君圖式有所不同。^註

佛教三聖造像包括西方三聖、東方三聖與華嚴三聖等母題。華嚴三聖以毗盧遮那佛、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為組合，文殊與普賢通常分別配以青獅、白象。長江流域相關遺存以上游川渝等地較多，其中上游地區有考證的造像年代自中唐至南宋；中游江西通天巖有北宋造像，下游杭州飛來峰則有宋、元作品。^註

杭州飛來峰青林洞第五龕為北宋華嚴三聖摩崖浮雕，第三龕則為元代作品。第三龕的文殊與普賢均坐蓮臺，未配青獅、白象，其華嚴三聖的組合由龕下題記得到確認，反映同一造像母題可以採用不同的形象配置。^註

河北曲陽北齊至隋代的雙觀音像，兼有兩尊姿態相同與左右對稱的配置。隋開皇二十年（600）的張萇仁造像，同時具有袈裟坐姿、托蓮與菱形透雕等因素，因而產生雙佛或雙菩薩的辨識問題。有關曲陽雙身造像的研究，將它與同時期作品比較，認為其結合了雙佛、雙觀音與雙思惟三類造型，顯示不同圖式之間存在相互影響。^註

經典規範與宗教意義

《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造像品〉以至真本無形色而能應變顯身為前提，說明描摹聖容是使修行者繫心存想的方法。其所列造像對象，先有無上法王元始天尊、太上虛皇玉晨大道、高上老子太一天尊，再及三清聖真、諸天星斗與隨感應而現的聖真形相。該書開篇又將造像寫經、供養禮拜、燒香明燈、齋戒軌儀等並列為應循科條的修行事項。^註

《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把造立真像列為救護解厄的首項功德，認為觀像能使人產生念想，進而得到真靈降接。同經將造像寫經、布施經像與福報相連，也將不願為造像、寫經、供養而布施列入慳貪之行；其所舉功德事例還包括縫裁旛像、洗飾尊像等，將製作、供養與維護形像納入宗教實踐。^註

《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濟苦經》將安立宮觀、安置天尊形像、旛花圍繞與持續燃燈列為功德，呈現造像與宮觀供奉的聯繫。《太上靈寶天尊說延壽妙經》則將寫經造像與福祿延年相連，表達其延壽祈福的宗教意義。^註

社會組織與文化生活

西魏、北周關中的道教造像發願，既可表達對大道的崇敬及成道的願望，也可為皇帝、天下、先人與親屬祈願。同時期佛教造像的參與者包括官員、僧侶與平民，組織形式有個人、合家、集團與義邑。〈杜照賢造像記〉所見義邑由官方主導，〈趙富洛等二十八人造像記〉則由民間主導；義邑與一般集團造像的差別，在於具有邑主、像主等職務與組織結構。^註

河北曲陽修德寺出土的造像題記，保存了為亡父母、亡夫、亡女及現存眷屬發願的記錄，願望包括平安、無病長壽、往生與成佛。隋仁壽三年，楊貴和妻劉長媚為已故子女造像，願亡者生西方妙樂國土，並將皇帝與家親眷屬納入祈願。^註

部分造像群並置佛、道、儒三教形象。大足石篆山石窟分設老君、三世佛與孔子等窟龕，捐資者嚴遜本人為禮佛居士；大足妙高山第二號窟則將太上老君、釋迦與孔子置於同窟，呈現三教造像分窟並列與合窟供奉的不同形式。^註

繪印神祇形象亦與歲時生活相連。《夢粱錄》卷六記錄歲末紙馬鋪印製鍾馗、財馬、回頭馬等贈送主顧，並記除夕家戶更換門神、懸掛鍾馗、祭祀祖先，備香花供物以祈新歲平安。^註

歷史上的爭議

武則天時，李嶠曾反對在白司馬阪營造大像，主張將現有的十七萬餘貫造像錢改用於救濟貧戶，以減輕飢寒與勞役。張廷珪亦從邊防、府庫與人力的需求進諫，並以救苦厄、滅諸相等佛教觀念質疑工程。關於進諫結果，《資治通鑑》卷二〇七記太后罷役，並召見嘉勉張廷珪；《冊府元龜》所記李嶠上疏，則稱未獲採納。^註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所載姚崇遺令，主張佛教以清淨慈悲為本，批評以寫經造像求福，告誡子孫勿追薦冥福，也勿延請效法僧人逐利的道士入家。《近思錄》亦收錄對喪禮中飯僧設道場、捨經造像、建塔廟以求除罪升天的批評。^註

出處

本條目引用 17 種資料，點開查看

張翔,〈中國長江流域的華嚴三聖造像研究〉,2015
《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　維基文庫原文
《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　維基文庫原文
耿紀朋,〈道教三清圖像源流考辨〉,2022
王曉鵬,〈西魏、北周關中道教信仰團體研究——以造像記爲中心〉,2022
高喆,〈唐宋元時期道教石刻老子/老君造像研究——以泉州清源山石刻老子像爲中心〉,2020
楊倫財,〈山西中古時期道教造像碑研究〉,2024
〈文創設計?——試論河北曲陽「雙身」造像〉,載〈佛・緣-河北曲陽白石佛教造像藝術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數位本影像頁 216–216
〈文創設計?——試論河北曲陽「雙身」造像〉,載〈佛・緣-河北曲陽白石佛教造像藝術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數位本影像頁 223–225
《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濟苦經》　維基文庫原文
《太上靈寶天尊說延壽妙經》　維基文庫原文
杜正宇,〈亂世與義邑:西魏大統十三年〈杜照賢造像記〉考釋〉
〈河北曲陽修德寺出土造像所反映之歷史現象的觀察〉,載〈佛・緣-河北曲陽白石佛教造像藝術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數位本影像頁 141–142
吳自牧,《夢粱錄》,卷06　維基文庫原文
司馬光,《資治通鑑》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07　維基文庫原文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12　維基文庫原文
《冊府元龜》
朱熹,《近思錄》,卷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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